史料與史學 · 考古發現與歷史研究

這次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辦的「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可以說是解放以來內容最豐富的一次歷史文物展覽會。 在這次展覽會中展出的文物共有三千七百餘件，全部都是新近在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的。以地域而論，北自松花江，南迄珠江，東自黃海邊緣，西迄甘肅走廊地帶，幾乎全國各地都有文物出土。以時間而論，上自舊石器時代，下迄明代，幾乎是貫通歷史的全時代。以文物的種類而論，自石器、骨器、陶器、青銅器，以至漆器、瓷器、玉器、金銀琉璃器等，幾乎無所不有。像這樣一個展覽會，當然要在我們面前展開一幅具體、生動而又複雜的歷史畫面。 毫無疑問，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而又是新近出土的各種各樣的歷史文物，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會提供極其豐富的新的資料。也是毫無可疑的，這些新的文物將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問題給以補充、訂正，甚至要向中國的歷史學家提出新的歷史問題。 我以最大的興趣參觀了這次展覽會。現在我把參觀這個展覽會的印象寫在下面。 首先我想說到的是四川資陽出土的人類頭骨。這個頭骨化石是被發現在第四紀更新統地層中，它和周口店山頂洞人是出現於同一地質時期，但它的頭骨構造和山頂洞人的頭骨構造很不相同。這箇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頭骨化石在四川的發現，對於我來說，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因為我在過去對於中國人類的起源曾經作過這樣一個推論，即中國最初的人類是出現於華北靠近內蒙古一帶的地方。我的這種推論的根據是過去在中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如中國猿人、河套人、山頂洞人都是發現在北方。同時在中國發現的舊石器遺址也都在北方。現在，在四川發現了資陽人，我過去的推論就要重新考慮了。 資陽人的發現，不僅對中國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分布提出了新的問題，對舊石器時代人類體質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問題。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資陽人應該安排在什麼地方？這就是向人類學家提出的新問題。 其次值得重視的是山西汾城縣 [1]丁村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全國各地普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據展覽會說明書上報告，華北區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共有四十多處，其中三十六處在山西，分布在自黃河北岸越中條山向北沿汾河上溯至太原義井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也遍布華東各省，四年來在華東各省發現的達七十處以上。中南區也清理了五個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四川綿陽縣石塘鄉邊堆山，在甘肅永登縣紅沙溝口，都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遺址。此外，在松江省依蘭縣 [2]發現了倭肯哈達洞穴的新石器文化。汾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普遍全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毫無疑問，將使中國原始社會的歷史從地下放出更大的光輝。 舊石器時代遺址，過去的發現很少，在山西境內的發現還是第一次。新石器時代遺址，過去也發現的不多，大抵都在中國北部，在中國南部發現的只有香港附近的泊寮洲 [3]、廣東海豐和浙江良渚等幾個地方。這次在華東、中南和西南各地普遍發現，也是新創的記錄。即因石器時代遺址在南方發現很少，就使人們發生一種錯覺，以為直至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南部還是一片沒有人煙的荒原。我過去曾根據極其薄弱的證據企圖證明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南部已有人類的活動。我說在舊石器時代末期或新石器時代初期有一種南方系統的文化分作兩支由中國的南部向北發展，一支沿東南海岸北進，另一支由西南山嶽地帶北進。現在看起來，我的這種推論是有被證實的希望。假如江西、湖南的新石器文化是屬於南方的文化系統，則新的資料對於我的推論是作了有力的補充，即南方系統的新石器文化不僅是分作兩支向北發展，而且是全面地向北推進。 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資料，據展覽會說明書所載，在淮安青蓮崗發現了與河南彩陶相似的彩陶片，在河南禹城白沙水庫工地、在甘肅永登、在山西臨汾都發現了彩陶。此外在淮河流域發現了標準黑陶。這些新的發現，對於彩陶與黑陶兩種文化的分布，提出了新的資料。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臨汾遺址中與彩陶同地發現白陶（無花紋），這對於過去認為白陶是殷人獨有的文化的說法提出了異議。 由於石器文化發現很少，中國原始社會的歷史直到現在還是隱蔽在神話與傳說之中，把這一段歷史從神話與傳說中洗刷出來是很有必要的，雖然這一段歷史是屬於太古時代。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太古時代』在一切情況之下，對於所有未來的世代來說，總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因為它建立了全部往後更高發展的基礎，因為它的出發點是人從動物分離出來，而它的內容則是克服將來集體的人們所永遠不會再遇到的那些困難。」[4] 第三，說到新發現的殷代文物。解放以來，在河南輝縣琉璃閣（此會未展出），在鄭州二里崗，在陝西岐山縣青化鎮，在安徽、山東境內都發現了殷代文化，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輝縣琉璃閣和鄭州二里崗兩個殷代文化遺址。輝縣琉璃閣遺址有殷代早期的灰土坑，也有殷代晚期的墓葬。在這裡出土的文物中值得注意的是殷代早期的文物，如石器和稍加磨製的骨角器、具有不整齊的鑽鑿的卜骨、留有製造過程中留下來的繩印紋的陶器和銅箭頭等等。陶塤（一種樂器）也在這裡初次出土。在安陽殷墟還有骨制、石制的塤出土。這些文物對於早期的殷代歷史研究提供了一些資料。鄭州二里崗遺址有殷文化層，也有殷以前的黑陶文化層。在這裡出土的殷代遺物有字骨、黑色陶器、帶釉陶器，這種帶釉陶器質堅、火候高，簡直有些類似最原始的瓷器。此外在岐山縣青化鎮出土的殷代遺物有玉刀、銅尊等銅器。安徽、山東所發現的殷代文化與安陽殷墟的遺物十分近似。 這些遺址和遺物對殷代歷史提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呢？我以為首先是擴大了我們對殷代文化的領域的觀點。過去我們一提到殷代就只想到安陽殷墟，對於殷墟以外毫無所知。現在我們至少已經知道除了安陽殷墟以外，還有輝縣的琉璃閣、鄭州的二里崗也曾經是殷代文化繁榮之地。 此外是對殷代早期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至少提供了新的線索。過去我們對殷代的知識，由於資料的限制，只是限於盤庚遷殷以後；對盤庚以前的殷代歷史，還是傳說中的一點知識。現在雖材料不多，但輝縣和鄭州二里崗的發現卻給我們一個啟示，即殷代早期的史料是可以在河南、山東境內找到的。鄭州遺址發現與殷文化層相疊的黑陶文化層，這雖然不能證明黑陶與殷文化有直接的承襲關係，至少可以說它們是有某種交替關係。 由於殷墟發掘和甲骨文字的通讀，中國的史學家對於殷代歷史的研究過去是比較有成績的。但也應該承認，由於資料的限制和研究方法的陳舊，對於殷代歷史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以地域而論，只是限於安陽一地；以時間而論，只是限於盤庚以後。因此，在過去的基礎上，結合新發現的文物對殷代歷史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成為中國歷史學家今後的任務。殷代歷史的究明是重要的，因為殷代歷史發展的過程就是中國私有財產和奴隸制國家成立和發展的過程，這種過程的究明對於後來的封建社會歷史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第四，說到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新出土的文物。西周和春秋時代的歷史文物，解放以後出土不多，只有洛陽白馬寺工地發現的二十幾座古墓有一部分是屬於西周和戰國時代的。此外在河南陝縣發現了一些春秋時代的銅器。戰國時代的文物發現很多。在河南洛陽、輝縣（此會未展出），在湖南長沙，在山西河津，在遼東鞍山，在熱河興隆 [5]以及中南區的治淮工程中到處都有發現。其中值得重視的是長沙、輝縣、鞍山和興隆的發現。 長沙發現了戰國時代的漆器、木俑、竹蓆、竹簡、船和車的模型、縑製品、雕花木板、金錠等等。其中竹簡是首次發現。 輝縣發現的戰國時代的遺物中有刻紋細緻的銅器，有仿銅器花紋圖案的彩繪陶器，有各種兵器，錯金鑲玉嵌珠以及鏤花金銀片等精巧的工藝品，還有戰國時代的一塊祭肉至今未腐。更重要的是在這裡的固圍村戰國墓中發現的大批戰國時代的鐵制生產工具，其中有犁、、鋤、斧、鏟、鑿、刀、匕首等。 鞍山的戰國遺址中也出土了大批刀幣和鐵制農具。 更重要的是熱河興隆的發現。在熱河興隆的古代冶銅遺址附近發現了戰國時有字的鑄造生產工具的鐵范八十七件，重一百九十餘公斤，其中有鑄造鋤、斧、、鐮、鑿、車器等生產工具的鐵范。 這些新出土的文物說明了戰國時代中國工藝製作的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度的水平。特別是大批鐵制生產工具的發現，更是有力地說明了鐵制的生產工具的使用在戰國時已經極為普遍。尤其是遼東鞍山發現鐵制農具和熱河興隆發現鑄造生產工具的鐵范，更說明了當時的鐵制生產工具已經不僅普遍應用於當時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而且也應用於當時中原以外的邊遠地方了。我們知道，從鐵制生產工具的發明到普遍使用，需要一段時間；從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的普遍使用到某些邊遠地方的使用，又需要一段時間；從邊遠地方的使用到自己的製造乃至大規模的製造，又需要一段時間。因而熱河興隆發現的八十七件鑄造生產工具的鐵范的出現，應該是鐵制生產工具在中原普遍使用很久以後的事情。從而也暗示了中國鐵器的發明和應用是很早的。 由於考古發現不多，資料不足，關於西周、春秋、戰國的歷史，特別是關於西周的社會性質，一直到現在，在中國歷史學家之間還沒有一致的意見，有的說是奴隸社會，有的說是封建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這就需要更多的地下發現提出實證，也要更深入更謹慎地研究《詩經》、金文及其他有關的古典文獻。我在十幾年前曾經主張過西周是封建社會，我當然希望新的考古發現能夠確切地證實我的主張；但也許我的主張在新的考古發現之前被否定。因此，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在科學面前堅持自己的主觀成見，在科學面前應該服從真理。 第五，兩漢的文物，解放以來發現最多。在洛陽西北發現的五百多座古墓，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漢墓。僅僅從二百四十六個墓葬的清理中，就出土了漢代文物一萬六千餘件。此外在河南輝縣、禹縣，在陝西長安，在甘肅古浪，在湖南長沙，在廣東廣州，在四川成都，在熱河興隆，在遼東鞍山等地，到處都有發現。 在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各種各樣的東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漢代的生產工具。生產工具，各地都有發現。例如在洛陽發現了漢制的鏟、鋤、錛、犁、斧。在輝縣琉璃閣漢墓中發現了鐵刀，在河南白沙水庫發現了漢鐵鏟，在陝西長安發現了漢鐵制的鐮、鋸、剪、錐、杴、鑿、斧，在甘肅古浪黑松驛發現了漢鐵制的鏵、斧、錛、鋤，在遼東鞍山發現了漢代的鐵鋤。此外在熱河興隆古採礦坑井附近發現了漢刻字銅塊七件，刻有東若干西若干字樣，有的加刻「二年」兩字，現存的最大數字是「東十六」、「西六十」，這很可能是當時熱河東西兩煉銅廠煉出來的原料。除了這些鐵制的生產工具外，最重要的是洛陽出土的各種農產物的標本，其中現存的有谷、黍、稷、薏仁、粱、稻、穀子（小米）等七種，沒有實物而僅在貯存穀物的陶器上留有名字的有麻、粟、稻米、大麥、小麥、大豆、小豆、黍粟、粱米、麴個、白米等十一種。這些遺物和穀物名稱的發現，具體地說明了漢代農作物的種類。除農產品以外，在寶成鐵路南段出土了漢代陶製水田明器，在洛陽出土了漢代灌溉設置的模型。這些都對於漢代農業生產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資料。 其次是有關工藝方面的文物，如各種各樣的銅器、繪文陶器、漆器、絲織物等。特別是漆器和絲織物傳播的範圍非常廣泛，東至遼東，西至新疆，北至內蒙古，南至廣東。這就說明漢代的文化對當時國內各族人民起了極大的啟蒙作用。 又次是反映漢代人民生活的各種殉葬的陶製的明器，如房屋、爐灶、水井、豬圈、牛車等。此外有各種日用器皿，其中記有年代的洛陽出土漢初平元年的朱書陶罐，甘肅古浪出土的刻有「大司農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銘文的銅斛。此外有廣州出土的仿葫蘆器、陶匏和一個木船的模型，木船左右各五槳，中有重樓。這些同是屬於漢代的東西，各地製作的形式大同小異，反映出時代的共同性，也反映出濃厚的地方色彩。 此外還有很多藝術品，如畫像石、空心磚、墓壁彩畫以及繪有花紋的陶器等等。成都出土的畫像磚，刻有山水、人物、雜技、房屋、車馬、花鳥、宴會、採蓮等各種不同的寫生畫。望都東關外出土的漢墓壁畫，繪有人物，人物衣文的畫法似乎已應用了簡單的渲染。沂南出土的畫像石刻有居舍、百戲、祭祀等圖畫。這些雕刻或繪畫反映了當時藝術的風格和內容，也反映了當時人民的生活。 出土的漢代文物是豐富的，它們簡直可以再現漢代人民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乃至藝術生活，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過去研究漢代的歷史幾乎完全依靠文獻上的史料，因而說來說去總是帶著抽象的性質，有了這些發現，就可以使漢代的歷史從紙上浮凸出來了。 最後，說到漢以後的文物。自六朝歷隋、唐、宋、元以至明代的展出品中，主要的是藝術品，如陶俑、雕塑、壁畫、飾物等等。 這裡展出的陶俑甚多，其中引人注意的有西安草場坡出土的北魏陶俑。北魏的陶俑除了各種生活用品以外，出現了馬上奏樂的騎士、披甲的馬和歌手。咸陽底張灣出土的北周陶俑，也有騎士和披甲的馬。這類陶俑的出現，反映出好戰的而又是愛好音樂的鮮卑人的生活。隋墓中出現了貼金的武士俑。唐墓中出現了游山俑群，其中有男有女，或坐或立。這都是陶俑中首次發現的。此外在濟南祝店元墓出土的陶俑中出現了色目人，這也是稀有的。 在展出的雕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河北曲陽修德寺廢墟附近發掘出來的自北魏至唐的石造像（共有二千二百餘件），這些石造像大部分都把頭打去了。有人懷疑是被古董商人切下盜賣了。但這批石造像是埋在遼文化層下面的，如果盜賣，必須翻動遼文化層，而遼文化層沒有翻動。這批石造像之被斬首，我想可能是在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即毀天下佛寺的那年，因為這裡的石造像都是會昌五年以前的。在石造像中，還有北京市區內的唐墓中出土的五尊獸首人身的十二辰石刻像，也是罕見的藝術品。 在展出的壁畫中，最有意義的是河南禹縣出土的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趙大翁墓的壁畫。這幅壁畫的主題是描繪趙大翁夫婦的地主生活。其中有一幅描繪趙大翁夫婦接受佃農的貢物，其中有獻酒的，有獻錢的，也有獻布帛的。另一幅描繪趙大翁家中的一個少婦在查點從農民剝削而來的金錠，在桌上、在地下到處是金錠，可以說是「金銀滿堂」。還有一幅描繪一個少婦梳妝，在她的旁邊有四個侍女侍立，手裡都拿著梳妝用的東西。這幾幅壁畫很生動地表現出北宋時的地主生活，也表現出當時的農民被迫把自己的生產物獻給地主的情形。還有在四川明墓中發現的色彩鮮艷的建築彩畫，對建築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資料。 此外在展出品中，有各地出土的六朝青瓷，唐長安故城含元殿遺址附近出土的三彩釉陶女俑，洛陽出土的唐三彩陶器，各地出土的宋瓷，北京附近董四墓村明嬪妃墓出土的赤金器皿和首飾，吉林敦化牛頂山古渤海國貞惠公主墓出土的陶瓶鎏金飾物碎片和金環等。這些都表現出各時代的工藝品的特色。 自漢以後的展出品雖然主要的是藝術品，但藝術品的本身就是歷史產物。一定的歷史時代的藝術反映出一定歷史時代的藝術家的思想活動，而藝術家的思想活動又是生根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之中，生根於社會存在之中，因而它就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怎樣從藝術品中找出社會生活的反映，這就是我們的任務。自然，從這些藝術品的題材風格找出藝術自己發展的道路，也是必要的。 沒有疑問，這次展出的歷史文物，對中國的史學家將引起極大的興趣。問題就是要進行研究，只有通過細緻的研究，即把個別的文物聯繫到它在地下的存在狀況，聯繫到與它同時出土的其他文物進行研究，才能通過這些文物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僅僅靠展覽會中的一度瀏覽，是不能作出任何結論的。 偉大的國家經濟建設替中國的考古事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現在已經不是幾個人、幾十個人在某一遺址打探溝，而是成千成萬的勞動人民為了奠定基本建設的基地而大規模地翻動祖國的地層。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兩個遺址和墓葬的發掘問題，而是數以百計的遺址、數以千計乃至一萬以上的古代墓葬的發掘問題。現在我們的考古學工作者再不會徘徊於古代文化廢墟，望著荒煙蔓草、斷碑殘碣發出浩嘆，而是怎樣制定計劃、組織力量去進行調查發掘，而是怎樣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與業務水平去進行整理研究。現在我們的文物工作者已經不是坐在冷清清的文化宮殿「抱殘守缺」，而是以極大的努力把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在越來越大的展覽會中「推陳出新」。現在我們的歷史研究工作者也不應望著考古的發現視若無睹，以為自己的責任只是咬文弄字、尋章摘句；而是要以更大的努力不斷地向考古發現吸收知識去豐富中國的歷史，補充和訂正中國的歷史，把考古的發現應用到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中去，使這些發現成為對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歷史教育的教材。 考古事業的新時代來了，我們將以最大的注意迎接新的發現。 （《光明日報》1954年5月20日） * * * [1]. 1954年與襄陵縣合併為襄汾縣。 [2]. 1954年後，屬黑龍江省。 [3]. 亦稱舶寮島，今稱南丫島。 [4].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119頁。 [5]. 1956年後，屬河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