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選 · 史記選序例

漢朝司馬遷所作的《史記》是中國二千年來最偉大的歷史名著，而且其中有許多篇也是文學名篇。因為司馬遷具有豐富的社會實踐、比較進步的歷史觀點和高度的文學修養，所以他能夠審擇史料，創設體例，刻畫人物，把先秦以來多方面的史實和他當代社會各階層的形形色色的動態如實地反映出來，寫成這樣一部完密豐富的「通史」。更因這部書有完密的體例，可以妥帖地安排多方面的史實，於是就被由漢朝到清朝的許多歷史家所接受和取法，無形中便規定了他們寫歷史的範式。另一方面，又因這書的內容豐富燦爛，生動地塑造了各種類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社會的複雜生活。於是就被後來歷代的文學作家奉為典範，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莫大的影響。 司馬遷字子長，公元前一四五年（漢景帝劉啟中五年丙申歲）誕生於馮翊夏陽縣（今陝西省韓城縣）。六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1]，他就隨父進京（長安），住在茂陵地方（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開始學習。到十歲時，便能誦讀古書。二十歲後開始旅行。他自己說：「二十而南遊江、淮（今江蘇省、安徽省一帶），上會稽，探禹穴（在今浙江省紹興縣）。窺九疑（在今湖南省道縣），浮於沅、湘（今湖南省境）。北涉汶、泗（今山東省境），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今山東省鄒縣的嶧山）。厄困鄱、薛（俱魯地）、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過梁、楚（約當今江蘇、安徽、河南三省交界一帶地）以歸。於是遷仕為郎。」[2]他的政治生活開始了。以後或因奉使出差，或因陪從封禪，或因採訪史跡，他依然有旅行的機會，於是他的遊蹤便愈遠愈廣。從《史記》的許多篇「論贊」中他自己報道的行蹤看，除了今福建、廣東一帶沒有到過外，其它長城以南各省的境界差不多他都涉歷過；尤其是江、淮下游一帶，他往來經過的次數更多。因此，當時人煙最為稠密、文物最為豐富地區的社會狀態，他便得到了仔細的觀察，親切的調查。 公元前一一〇年（漢武帝劉徹元封元年），司馬談死於周南（今河南省洛陽市）。過了三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開始搜集史料，準備寫作，那時他正三十八歲。他一方面把國家圖書館保藏下來的古籍加以編排和整理[3]；一方面訪問交遊朋好，或親身實地調查來重加訂正或補充。這樣積累加工，到公元前一〇四年（劉徹太初元年）他四十二歲時，於是醞釀成熟，便著手寫作這部前無古人的《史記》[4]。過了五年（公元前九九年，劉徹天漢二年），他四十七歲，為了李陵敗降匈奴的事說了幾句直話，觸怒了劉徹，以為他有意誹謗李廣利[5]，替李陵開脫，便把他下在牢里，而且處以腐刑（閹割）。他受了這樣慘毒的酷刑，在獄中還是繼續不斷地寫作。到公元前九六年（劉徹太始元年），他被赦出獄，劉徹又任命他為中書令。中書令是皇帝親近的秘書，地位比太史令為高，可是那時大都用宦者來充任，不免受到侮弄，所以他每每自傷，以為「身為閨閣之臣」[6]，很是痛憤。但為了要完成這部偉大的著作，他只得「隱忍苟活」，「故且從俗浮湛（沉），與時俯仰」[7]，仍舊繼續寫作了五六年，直到公元前九一年（劉徹征和二年）他五十五歲上，全書方才完成。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此後雖略有增修，到明年他五十六歲那年便成絕筆。後來怎樣，竟沒有確切的事跡可資佐證，所以他的卒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考定它。 在司馬遷之前，中國的歷史著作已經很多。除了那些早就散佚的古史不必指數外，到現在還流傳通行的，已有以年代為次的「編年史」如《春秋》，以地域為限的「國別史」如《國語》、《國策》，以文告檔卷形式保存下來的「政治史」如《尚書》，以記述各派思想流別並加以批判的「學術史」如《莊子》的《天下篇》和《荀子》的《非十二子篇》等等。但在當時，還沒有人能夠科學地編排整理，產生一部完整的「中國史」。司馬遷獨能融會貫通，扛起這樣的重任，其主要原因在他具有創造義例的識力。他首先掌握了他那時代里所認為歷史上的政治中心人物，所以他把黃帝以次一直到他當代的帝王，編成《五帝本紀》等十二篇[8]。這些「本紀」固然詳載帝王的事跡，可是同一時代社會上發生的重大變化也就有計劃地編排進去，把綱領貫穿起來，基本上成為有系統的編年大事記。其次把「並時異世，年差不明」[9]的事跡，仿周代譜牒的體制，編成《三代世表》等十篇。於是歷代傳遞相及的世系，列國間交涉糾紛的關係，主要職官的更迭等等繁複混淆的事項都給這縱橫交織的表格排列得頭緒分明，眉目清疏了。又次，創立《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等八篇。這些「書」，記述的是所謂「朝章國典」，其實舉凡天文、地理、政治、經濟、風俗、藝術等等都把它們分門別類，寫成了各種類型的專業史。或者這樣說，他已為後世的專業史塑造了適當的雛型。再次，創編了《吳太伯世家》等「世家」三十篇。把春秋、戰國和漢初主要王侯、外戚的傳世本末寫成了各個不同的國別史[10]。最後是《伯夷列傳》等人物傳記七十篇[11]，總稱「列傳」。這些列傳，基本上是描寫各個人物生活的「專傳」。但也有些業績相連，彼此有關的人物，便寫成了敘述多人的「合傳」[12]。還有些人，或者行事的作風相類似，或者品質的氣味差不多，只要有一節可記的，不問他們是否同時或者異代，便「以類相從」地作成了若干篇「類傳」[13]。此外對於當時的外國或者國內的少數民族，也適當地安排在有關各篇列傳的前後，說明他們同漢民族如何打交道、如何發生關係的始末情由[14]。每篇的末了，又大都附有「論贊」。論贊的作用，多半是引據異聞來補充流傳的史實，或者根據實地調查來辟去相傳的謬說，絕不像後世人作史論那樣的任意翻案或者故作苛論。這樣就表現了他自己的立場和看法，顯示了負責的精神。 司馬遷《史記》的成就，不僅表現在他創設的體例上，尤其表現在他的工作態度上。他有豐富的社會實踐和進步的歷史觀點，自然就認明了自己的寫作責任，端正了自己的工作態度。他入手之初，廣泛地徵求當時流傳的史料，加以甄擇，先編成基本的記錄，隨時把他得自交遊之間互談訪問的異聞口說來參訂這記錄的異同。又趁著遊歷的便利，到處親自調查，把原來記錄的材料互相比對，改正了不少書本上的錯誤。這樣他就切切實實地做到了「考文征獻」的工夫，揭露了民生疾苦的根源，提高了著作本身的傳信價值。總之，他的《太史公書》務在崇實斥偽，對一切虛偽失真的把戲，始終作無情的鬥爭。如本紀一類，基本上是記載帝王發號施令的，他因為看到秦亡漢興的五年之間，實際上領導當時各支起義的力量來推翻暴秦王朝的是項羽，他便在《秦始皇本紀》和《高祖本紀》之間創立了《項羽本紀》。又看到劉邦死後，他的兒子劉盈承繼了帝位，但一切實權都由劉邦的妻子呂雉掌握，劉盈只擁有一個虛名，他便乾脆立了個《呂太后本紀》，書中竟找不到「孝惠本紀」的名色。他這樣做，明明是「不以成敗論人」，不肯屈辱了為領導起義鬥爭而失敗的英雄[15]；明明是不偏輕婦女，所以不非難女主臨朝，反而說「高后以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16]呢！這是何等的識力[17]！同時他為要分別是非，對於當時統治階級的醜惡也就秉筆直書，毫無隱飾地盡情揭發。帝王如劉徹的迷信求仙和貪功生事[18]；將相大臣如公孫弘等人的巧詐逢迎[19]，張湯、杜周等人的貪污殘酷[20]，竇嬰、田蚡等人的傾軋陷害[21]；王室子孫如燕王定國和齊厲王次景等人的荒淫亂倫[22]：都給它如實地反映了，遺留下深刻的譏諷和譴責。當時因為得罪了統治階級，就有人說這部著作是「謗書」，這正證明了他鬥爭性的強烈，所以有這樣擁護正義的態度，表達了人民的呼聲。此外，他對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如儒生、遊俠、農民、商人以至醫、卜、星、相等等各方面的生活狀況也同樣地看待，利用種種類傳的方式，都給以廣泛的、比較全面的敘述[23]。該同情的寄與同情，該批判的予以批判，真是愛憎分明，使後世的讀者仿佛親自接觸到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引起「善善惡惡」的共鳴。 綜觀《史記》的各體，「紀」是年代的標準，「傳」是人物的動態，「世家」是紀傳合體的國別史，「表」和「書」是貫穿事跡演化的總線索。它們之間互相關合著，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紀」和「傳」更是構成全書的經緯線。正因為經緯關合，所以能夠分別安排組織，「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作者的當代）」，「拾遺補藝」，「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24]，寫成了這樣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奠定了作史的範式，一直被後來歷代史家所尊奉，稱做「紀傳體」。那些承襲紀傳體的作品，不論以朝代的興亡為限斷的如後漢班固的《漢書》一直到清朝張廷玉的《明史》等；或者以某一個時代的特徵為限斷的如唐朝李延壽的《南史》、《北史》，宋朝薛居正的《五代史》和歐陽修的《五代史記》（世稱《新五代史》）等；或者專記同時並立政府的如晉朝陳壽的《三國志》：大都遵循他的成規，跳不出他的範圍。雖他們的作品，編次盡有出入[25]，名目盡有改變[26]，門類盡有短缺[27]，但「紀」和「傳」都絕無例外地沿襲下來的。所以我們對歷代逐漸結集攏來的「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乃至「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紀傳體的史書，都管它叫「正史」，在從前中國史學界中最占首要的地位，而《史記》乃是這些正史的開山祖師。那些正史以外的「汗牛充棟」的紀傳體的「別史」，實在也都是由《史記》派生出來的。 「史記」一詞本只是泛指一般史籍的公名[28]，所以司馬遷的書在當時只稱《太史公書》，班固把它記錄在《漢書·藝文志》里，便直寫「《太史公》百三十篇」。就是後漢時應劭的《風俗通義》和荀悅的《漢紀》提到這書也只稱它為「太史公記」，並沒有把「史記」的名詞專門隸屬給司馬遷。直到唐朝編撰《隋書》，才正式把「《史記》一百三十卷」列為「史部」中的頭一部，下注「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而且把劉宋裴駰、徐野民和梁鄒誕生三家的釋解音訓之作也接連並載了「《史記》八十卷」、「《史記音義》十二卷」、「《史記音》三卷」三大項。於是「史記」之名便由公名演化為專名，而「太史公」三字也就跟司馬遷的名字結合起來，三者之間便成為不可分割的專用品了。即此一端，很可想見他在中國史學界起了如何的示範作用。 上面說的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上的不朽偉績。至於他在中國文學界發生的巨大影響，更因為他的寫作方法具有高度的現實主義。他自幼誦讀古代的典籍，接受了歷史上傳統的豐富的知識。後來他遊歷名山大川，深入社會，又接觸到多方面的事物，體驗了各階層的生活。所以他能夠抓住社會上各色各樣的典型人物，予以盡情的刻畫和生動的描寫[29]。同時他能夠衝破當時文壇上的陳腐習套，吸收了人民口邊的新鮮活潑的語言，充實了自己的寫作技巧。所以他把古籍中「佶屈聱牙」的文字大膽地改寫為平直易解的詞句，跟各地的方言土話並列起來[30]，同樣地供他驅遣。並且有意揚棄了當時流行極盛的辭賦之流的駢偶形式，擴大了長短相錯的散文領域，因而創造了乾淨利落優美獨特的風格。凡是經他筆端塑造的人物，都成了有血有肉，充分表現個性的活人。他描寫每一個人的說話或者幾個人的對話都刻畫得那麼聲口宛然，維妙維肖地恰合其人的身份和性格，而且曲折細緻地表達了當時的場面和氣氛。如《項羽本紀》寫項梁的會稽起義；寫項羽的鉅鹿大戰；寫樊噲的鴻門闖宴；寫項王的垓下突圍。《陳涉世家》寫大澤鄉的起義；寫陳涉舊友的愿樸。《留侯世家》寫圯上老人的約會；寫漢王席前的借箸劃策；寫設計搬弄四皓。《陳丞相世家》寫陳平的去楚奔漢和還金辭漢；寫周勃的被詰受窘和陳平的相機答辯。《孫子吳起列傳》寫孫武吳宮教戰；寫孫臏馬陵道破殺龐涓；寫吳起的矜名使氣和受讒奔楚。《商君列傳》寫衛鞅入秦遊說，與廷臣爭辯；寫變法之令的推行；寫趙良的勸諷。《平原君虞卿列傳》寫平原君的矯情殺妾；寫毛遂自薦，幾句話把楚王說服，因而歃血定盟；寫公孫龍夜見平原君，阻止他的貪功受封；寫虞卿、樓緩的斗計。《魏公子列傳》寫信陵君夷門執轡，神色愈恭；寫侯嬴教公子竊符救趙：寫朱亥椎殺晉鄙；寫公子在趙與博徒、賣漿者交遊，引起平原君的愧悔；寫公子終因毛、薛二公的一言，翻然覺悟，立即歸魏應付國難。《范睢蔡澤列傳》寫偽張祿逃死入秦，取得秦王的信任，封侯拜相；寫須賈使秦受騙，受到不堪的陵辱，終因贈袍在先，僅免一死；寫平原君的留秦被脅和魏齊的投奔無路：寫蔡澤公開宣言，竟奪占了范睢的相位。《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的完璧歸趙；寫澠池會上秦王被脅擊缻；寫廉頗的覺悟謝罪和他晚境的頹唐；寫趙奢的用兵和閼與取勝；寫李牧的守邊卻敵。《田單列傳》寫田單的智略和火牛破燕；寫田法章與太史嬓的女兒自由戀愛；寫王蠋的守節不屈。《刺客列傳》寫專諸的刺殺王僚；寫豫讓的漆身吞炭；寫聶政的剝面抉眼和他姊姊的哭屍明志；寫荊軻的悲歌慷慨，提匕首入秦，當廷把住秦王的袖子，出匕首揕他；寫高漸離的逃難擊築和矐目行刺。《淮陰侯列傳》寫韓信的胯下受辱和登壇拜將；寫他的拔幟破趙和囊沙破楚；寫武涉、蒯通對他的遊說；寫劉邦偽游雲夢，韓信在陳受縛：又寫他後來被人出賣，在鍾室就戮。《季布欒布列傳》寫季布的逃難受髡，躲在朱家家裡為奴；寫曹丘生的面折季布；寫欒布的冒死哭祭彭越。《張釋之馮唐列傳》寫釋之執法公平，不肯為皇帝的一言而枉殺無辜；寫馮唐因皇帝問他邊將的人材，伸雪了雲中守魏尚的冤屈。《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竇嬰、田蚡的爭權傾軋：寫灌夫、籍福等人的從中挑撥；寫後來為了灌夫罵座，逼到竇、田二人在太后面前互相攻訐，連皇帝也無可奈何。《李將軍列傳》寫李廣的善射；寫霸陵尉的醉態；寫李廣的治軍，不拘拘於文書條教而士卒愛戴；寫他被匈奴擒住，在半途奪馬逃回；寫他深入敵境酣戰，吏士皆無人色，而他意氣自如；又寫他勇略冠絕一時，終因不得大將軍衛青的歡心而被逼自殺。《汲鄭列傳》寫汲黯的憨直，他不畏強御，面折朝臣的虛詐和貪酷，對皇帝、大將軍也不為少屈；寫鄭當時結交好客，唯恐不及，而一朝失勢，賓客便驟見冷落。《遊俠列傳》寫朱家、郭解的仗義行俠，都是脫人於厄而不求知，救人於難而不望報，終因包庇了許多被迫害者而遭到統治者的嫉忌，郭解便因此被夷滅。《滑稽列傳》寫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喻；寫優孟「賤人貴馬」的諷諫；寫優旃「漆城難得蔭室」的譏刺[31]。凡此種種，他都用多種多樣的寫法，描畫出各各不同的境界。於是許多已經過去的歷史竟變成了活潑生動的故事，讀起來仿佛看了許多幅動人的圖畫，或者像看了許多出動人的戲劇。對那些可愛可憎的人物，忽而喜，忽而怒；對那些悲壯激烈的情節，真是可泣可歌。遇到十分緊張的場面和十分熱烈的氣氛時，更能使讀它的人被吸住在字裡行間，不但覺到「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而且真有「共呼吸、同生死」的感覺呢。 正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具有這樣偉大的感染力量，他的影響便在中國文學史蔚成了一脈相傳的散文主流。唐朝的韓愈為要從當時盛行的駢偶文體中求得解放，他便用全力提倡散文[32]，造成了一時的風氣，表現了巨大的成績。人家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33]，其實他和他的同志們所追求的最高目標也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後來的宋、元諸大家，明七子和清朝的桐城、陽湖諸派的所謂「古文」，都只是這一股主流中所起的波瀾。其它如清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那樣類型的所謂「筆記小說」，也都是接受了《史記》的影響的。就是外國小說的初期翻譯，也還是利用了這傳統的散文，尤其是林紓。他們所以要這樣追求摹仿，正因為《史記》那樣的散文在當時是最適於通行的緣故。 基於同樣的理由，《史記》中保留下來的許多生動活潑的故事，都成了人民喜見樂聞的東西。明朝余邵魚的《列國志傳》[34]和甄偉的《西漢通俗演義》等小說，其中絕大部分是取材於《史記》的。直到現在，南北各地說評話的藝人，在各種場合把它分頭開講，仍舊吸引著不可計數的廣大聽眾。至於戲劇的搬演，尤其是「源遠流長」，自元、明以來不少的「雜劇」和「傳奇」也都採取《史記》的故事做他們編演的藍本。現在最通行習見的雜劇結集如明朝臧懋循刻印的《元曲選》，傳奇結集如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閣傳刻的《六十種曲》，其中已有取材《史記》的作品十一種[35]，其它刊本流傳的還沒有一一悉數呢。目前京劇經常演出的節目中，如《鼎盛春秋》中的《文昭關》、《魚腸劍》，《八義圖》中的《鬧朝撲犬》、《搜孤救孤》，《將相和》中的《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千金記》中的《鴻門宴》、《霸王別姬》等戲，沒有一出不被廣大人民所喜愛，而受到絕大多數觀眾的擁護。像這樣上好的劇本，就說是根據司馬遷的原著而改編的，也並不過分。其它如《屈原》、《棠棣之花》等話劇，《信陵公子》、《虎符記》等京、越劇，以及各處地方戲和先後編印的童話如《連城璧》、《河伯娶婦》等等，取材於《史記》的還多著呢。這不是它遺留在中國文藝界的莫大影響麼！ 公元十世紀四十年代（五代中葉）以來，中國雕版刷印的風氣逐漸展開，刻書傳布的作坊便成為當時新興的事業。起初只見於官家和寺院，後來私人也有的經營了。各種圖書的傳刻，大都看它們本身的質量和社會的需要而決定它們流布的廣狹，有些是一度刻印之後，絕未重刻再版的；也有些是輾轉傳刻，到現在還保留著若干不同的版本的。《史記》這書屬於後一類，所以它從鈔寫以至雕版刷印，流傳的本子極多。就內容說，有單刻白文的[36]，有附刻注文的[37]，有加刻評點的[38]；從形式說，有版口大小不一的，有行款疏密不同的。不但數出來不勝其煩，就是數得出的也頗有已經遺佚或者僅存孤本而成為古董的。現在最容易見到而流行最普通的《史記》，還是那些歷來為了結集叢書而編刻進去的本子，如明朝嘉靖、萬曆時代南北監所刻的《廿一史》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所刻的《十七史》本，清朝乾隆時武英殿官刻的《二十四史》本[39]，光緒時江寧、蘇州、揚州、杭州、武昌官書局合刻的《二十四史》本[40]。 對於《史記》的注釋和考訂，從漢朝起一直到最近，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人在那裡做過工夫的，也有未經傳刻的稿本，也有單刻別行的專著和附刻在各家文集裡邊的散篇。最易接觸到而且比較完整的注釋也只就是那些附刻在《史記》一起的三家注[41]。上面述及的南北監本和殿本都附有三家注，汲古閣本和局本都只有《集解》而沒有《索隱》和《正義》。但汲古閣於刻行《十七史》之外卻又單刻了《史記索隱》三十卷。清朝同治時，張文虎便根據汲古本的《集解》，單刻本的《索隱》，明王延喆刻本《史記》的《正義》，並羅列了他所及見的舊刻古本、時本和別人的校本十四種，校成一個一百三十卷的新本子，當時便由金陵書局刻版印行。同時又另外刻印了他的《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這《札記》說明了各本字面上的異同及其所以去取的原由，前面並列舉了所據各本的目錄。後來日本人瀧川龜太郎（資言）便用這個校刻本為底，再根據他國內傳鈔的材料補出了《正義》若干則，又根據中國清朝人的考訂成說，偶也採取近人的著作和他國內學人的考訂所得，作成《史記會注考證》十冊。這一個選本，便從張文虎的校本里採錄下來的白文。 這個選本的目的，在於試向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介紹這部祖國文學遺產的名著，同時提供一個便於誦讀的本子。因此，只選了描寫生動而故事性較強的記敘文二十篇[42]，凡是「表」、「志」和其它偏重年代、世系或議論的「紀」、「傳」概從割捨。為要保持原來的面目，入選的各篇都照錄全文，不加刪節；篇次的前後也悉照原本的順序。但移寫的形式卻照現今的慣例每篇都分段提行，施以標點[43]。 校勘古書是批判接受文化遺產的第一步工作。因為傳本中語句的「異」「同」固然要引起解釋的糾紛，就是字面的「正」「訛」也會影響到意義的分歧，所以歷來嚴謹的學者往往對古書的校勘是不憚煩瑣，不避迂拙地幹著的。這一選本的任務雖沒有搞校勘專業的必要，但為了幫助批判接受加一點力，乘便向讀者提供幾條校勘的例子，想來也不是多餘的。因此，把手頭容易得到的覆刻宋蜀大字本（簡稱蜀本）、覆刻百衲宋本（簡稱百衲本）、影印南宋黃善夫刻本（簡稱黃本）、原刻汲古閣《十七史》本（簡稱汲古本）和日本排印的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本（簡稱會注本）來跟采定的張校本互相對勘，凡文字的異同正訛，一一隨手作成「校記」若干則[44]，散附在各篇的注釋之中。 這一選本，為了便於誦讀，凡各篇中涉及的音讀、字義、語彙、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和彼此牽涉的事件必須互相闡明的地方，都作成簡單的注釋，跟校記併合起來，總稱「校釋」。這些校釋，用〔1〕、〔2〕、〔3〕……號碼分系在白文中每一需要說明的逗號或句號旁邊，然後把這些校釋的條文順次總錄在每篇的後面，以備讀者的參考。 校釋的條文，當然儘量使用語體，但也有難以表達而不得不採用淺近文言的。音讀一般都用直音，但也有難覓恰當的字面而變例用「讀某字某聲（分別四聲）」或偶采切音的。解釋字義，大都利用習熟的連語，但有時也不得不仍取舊時的形式而寫作「某，某也」；「某某，某某貌」。又為了進一步了解古書的異體字，有時也不避生僻，引用一些異文，以資比對。地名的考釋，一以今地為歸結，凡遇名稱疆界有變動的地方，都根據內務部編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和最近區劃變動的情況來改定它；也有彼此關涉必須搞清楚它的沿革的，也就不避煩瑣地加以說明。人名只詳簡歷，但關涉較廣的人物而並無他的傳記入選的，敘述也略為加詳，並且註明《史記》本書中有他的傳，以便讀者需要時的考索。官名只說明它當時的職掌，但有涉及階位、祿秩等等必須前後參照的，也詳予敘述。器物名只能隨順舊注，加以今釋，無法跟現制比附的，不敢穿鑿。 以上所述，可以說是編者著手編寫校釋工作時自定的凡例。 最後，應該鄭重向讀者聲明：這一選本，雖經本所「中國古代文學組」同人的幫助，使編者及時修正了不少欠妥的地方。但其它生硬難化，甚至還有紕漏之處，都該由編者個人負責，竭誠請求讀者的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王伯祥序於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本年正值司馬遷誕生二千一百年紀念。 * * * [1] 掌理編寫國史的史官。 [2]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3] 《自序》：「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4] 《史記》在當時只叫做《太史公書》或直叫《太史公》。 [5] 李廣利是劉徹寵姬李夫人的哥哥，當時為貳師將軍，是李陵的主帥，後來他也投降了匈奴。 [6]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引他的《報益州刺史任安書》。 [7]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引他的《報益州刺史任安書》。 [8] 他這樣做，當然受的歷史上的時代局限性，但他只認識實際上的政治中心人物，並不被「正統」觀念所支配。所以十二本紀之中，就包括了當時一般人所忽視的草澤英雄如項羽和臨朝稱制的女主如呂后。 [9] 《太史公自序》。 [10] 《孔子世家》和《陳涉世家》是特例。 [11] 七十篇的末了一篇就是《太史公自序》。 [12] 如《范睢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等。 [13] 如《刺客列傳》、《滑稽列傳》、《貨殖列傳》等。 [14] 如《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等。 [15] 《史記》把陳涉列為世家，也是同樣的理由。 [16] 《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後面的論贊。 [17] 後世史家，首推班固，他已被「正統」的觀念困住了，寫作《漢書》的時候，就把項羽次在陳涉之後，同降為列傳，而且直斥其名，竟標做《陳勝項籍傳》。至於呂后，他雖不敢顯加貶損，但在《呂后紀》的前面一定要生硬地插入了短短的一篇《惠帝紀》，粉飾一下「政有所歸」。其它的史官更不用說了。 [18] 見《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和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 [19] 見《史記》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偃列傳》。 [20] 見《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 [21] 見《史記》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 [22] 見《史記》卷五十一《荊燕世家》和卷五十二《齊悼惠王世家》。 [23] 在當時的社會，醫、卜、星、相等人號稱雜流。尤其是遊俠、貨殖兩類的人物，似乎都不被人家器重的，司馬遷獨能看出他們在社會發展上的地位，特地寫成《遊俠列傳》和《貨殖列傳》。有人稱讚他這樣做是千古卓識，實在不是過情之譽。 [24] 都是《自序》里的話。 [25] 序次先後的位置，各史都略有移動。 [26] 《漢書》改「書」為「志」，《晉書》改「世家」為「載記」，《新五代史》改「志」為「考」。 [27] 《漢書》無「世家」，《後漢書》、《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都無「表」「志」和「世家」（今本《後漢書》的「志」是梁朝劉昭補上的。編者按：今本《後漢書》的「志」實為晉司馬彪所作《續漢書》的「志」，有宋朝劉昭注），《晉書》、《宋書》、《魏書》、《南齊書》、《隋書》、《唐書》、《五代史》都無「表」和「世家」，《新五代史》也無「表」，《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都無「世家」。 [28] 《太史公自序》述他父親司馬談的話有「史記放絕」語，《周本紀》有「太史伯陽讀史記」語，《十二諸侯年表序》有「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詞」語，《陳杞世家》有「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語，《老莊申韓列傳》有「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語等，而漢初有些摹仿司馬遷而作的書也大多稱為「史記」。 [29] 在司馬遷以前，沒有專寫個人的傳記。他獨能窺見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體，若把它分系在「以事為綱」的記載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壞了這個整體，無異支解了這個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寫傳記。就這一點看，可以說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第一個發現「典型人物」的人。 [30] 《史記》用方言土話是有一定的成功的。但也增加了後人理解的困難。例如「夥頤」一詞，他是用來摹擬土話的聲口的，後來讀史的人就泥住在字面上，發生了紛歧的解釋。 [31] 《滑稽列傳》尚有東方朔、東郭先生、王先生、西門豹的故事，都是褚少孫補進去的，並不是司馬遷的原文。詳見後面《滑稽列傳》的校釋。 [32] 那時的古文運動，其實只是排斥駢文，提倡散文。 [33] 見宋蘇軾《韓文公廟碑》。 [34] 現在最流行的是清朝蔡元放的評定本《東周列國志》。 [35] 《元曲選》中有李壽卿的《伍員吹簫》，鄭廷玉的《楚昭王疎者下船》，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無名氏的《龐涓夜走馬陵道》、《凍蘇秦衣錦還鄉》，高文秀的《須賈誶范叔》，尚仲賢的《漢高皇濯足氣英布》，無名氏的《隨何賺風魔蒯通》等八種。《六十種曲》中有梁辰魚的《浣紗記》，徐元的《八義記》，沈采的《千金記》等三種。 [36] 只有正文，沒有註解的，叫白文。 [37] 註解的多寡詳略並不一律。 [38] 評論的見解和點刻的分量也各不相同。 [39] 通稱「殿本」，後來許多翻刻和石印的《二十四史》乃至近年開明書店編印的《二十五史》，都出於此本。 [40] 通稱「五局合刻本」，或者簡稱「局本」，其中的《史記》就是江寧書局照汲古閣傳本刻印的。 [41] 這三家是劉宋裴駰的《集解》，唐朝司馬貞的《索隱》和張守節的《正義》。許多古注大多包含在《集解》內。 [42] 就是前面舉例所及的《項羽本紀》以至《滑稽列傳》等二十篇。 [43] 古書的傳刻，大多每篇自為起迄，連書不斷；很少見分清段落，圈斷句讀的。 [44] 從前刻書，往往整篇連寫，偶有提行另起，也並不一律。校到的各本，就很多是這樣的，在校記中逐一指出，俾讀者可以想見原書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