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的教訓 · 八 民族主義：是福是禍？

1 在那些追蹤了前文論證的讀者看來，本章的標題似乎多餘；從已經討論過的內容必定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民族主義對人類來說只是禍，沒有福。另一方面，在某些有批評思維的人看來，那種被人罵為禍害的民族主義，不過是對真正的民族主義憑空臆造的漫畫式諷刺，而真正的民族主義對目前發展階段的人類來說，只有福，沒有禍。 關於後面這個觀點，我們不妨坦率地承認，很大程度依賴於術語的定義。我們完全知道，儘管我們認真努力說得準確，避免模稜兩可，但我們自己也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詞來指稱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曾用它來指稱一個實際的歷史過程，亦即確立民族群體作為政治單位的過程，從部落和帝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制度的過程。我們還用同一個詞來描述一種當代的大眾信仰，也就是相信你自己的民族群體和民族國家有著固有價值和卓越之處，以至於需要你把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的忠誠奉獻給它，並特別給予它最高的宗教崇拜。 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民族主義究竟是禍是福，我們不想發表意見。我們讀過不少歷史，足以讓我們變得膽怯——即便不是謙卑的話——對巨大的和長期持續的歷史過程，不敢作出道德判斷，或者不敢以其為基礎進行哲學思考。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民族主義，是巨大的和長期持續的，為它感到遺憾和對它加以責難，對我們來說純粹是學術消遣；就算我們願意，我們也不可能把它撤銷；我們肯定不可能把所有那些五花八門的因素——個人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推倒重來，而如今這些因素在過去許多個世紀裡已經無可挽回地把城邦、封建國家和帝國轉變成了民族國家。這種民族主義不是讚揚或責怪的恰當主體；它只是一個事實，而且是一個不應該祝福或詛咒的事實，就像人有兩條腿、地球圍繞太陽轉這樣的事實一樣。 但作為一種信念的民族主義，則屬於另外的類別。對於每一個善於思考的人來說——只有徹頭徹尾的宿命論者除外——批評這種民族主義就像批評其他任何流行信條一樣合適，比方說基督教、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們的後代來說，重要的是：我們判斷一切活著的、正在生長的樹，都應當根據它們結出的果實；就算合我們的口味，任何一棵樹，只要結出惡果，就應當設法把它砍倒，或者至少是要在這棵樹上嫁接善果。正是針對作為一種當代流行信念的民族主義，我們才提出這個問題：它究竟是禍是福？回到本章的第一段話，我們將會毫不猶豫地斷言：根據它所結出的不寬容、軍國主義和戰爭的果實來判斷，我們已經指出的那種作為一種信念的民族主義是邪惡的，應當予以詛咒的——並且要加以救治。 當然，還是有這樣的可能：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詞——就像某些作者那樣——來表示「健康有益的民族愛國主義」，來描述民族生活中並不激發戰爭、軍國主義和不寬容的某些規誡和實踐。但是我們不要通過言辭上的詭辯來迴避這個問題。只要承認存在一種失控而無恥的民族主義，它會結出惡果，是一種禍，我們就會很高興地承認，可能有一種溫和友善的民族主義，它會大量結出善果，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慰藉和祝福。 儘管對於認為我們「漫畫式誇張」民族主義的指控，我們都應當堅持不懈地作「無罪」辯護，並始終帶著清白的良心，但我們樂意承認，我們對民族主義信仰和工作的闡述，到目前為止幾乎完全只涉及它惡的一面。公正而公平的做法是，在我們結束這項研究之前，我們應當問自己：民族主義是不是有——或者說是不是能獲得——善的一面？即使迄今為止所討論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禍，是不是可以對它進行改革，使之成為一種福？ 2 我們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很可能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今天的民族主義，正如我們已經勞心費力地解釋的那樣，是一種新奇的、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但它的根遠遠延伸到了過去。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民族群體的成分——與人的棲息地一同擴張，比任何成文歷史還要古老。原始部落是民族群體，古代城邦在民族群體之內發展，古代帝國囊括民族群體，中世紀文化區包含民族群體，現代國家是用民族群體建造起來的。在人類經驗中，民族群體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意識無處不在，十分普遍，一直如此，而且十之八九還會繼續如此。因為，民族群體和民族意識是群居性的兩個方面，對人類來說是一種十分自然的、而且連續不斷地在人類身上產生效力的本能，或諸多本能的綜合體。就像任何本能一樣，群居性也可以加以控制和引導，但不可能被壓制；儘管民族群體的群居性可以轉變為階級或種族的群居性，但這樣的事件可能性甚小。 千百年來，民族群體是人類群居性的一種恆久不變的表達，這使得我們對於在公元20世紀用其他形式的群居性取而代之的機會不可能感到樂觀。它承載了人民大眾太過珍貴的感情、願望和情緒。正如范亨訥普教授所指出的：「事實依舊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某種觀念、情緒和願望的組合構成了一個特殊的現象，我們稱之為民族群體；這一現象不可能通過任何論證或任何程序予以消除，哪怕是通過經濟藉口和經濟成就也不能。直接的觀察結論證明，只要自由選擇得到確保，物質條件達到正常標準，經濟利益便會屈從於情感。愛情是這樣，民族主義亦復如是；情感排在第一位，只有在一次打擊之後，你才會試著對它進行理性思考……只有對民族群體的贅生物，有意識的控制才可以發揮作用。」[1] 據大多數研究這個課題的當代學者說，民族意識不僅是自然的和本能的，而且是有價值的和有用的，應當促進，而不是壓制。即便我們能做到，我們也不要希望擺脫它。用約翰·奧克史密斯先生的話說，民族愛國主義「不僅作為一種民族情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作為一種理性信仰也是有道理的」[2]。許許多多民族群體和民族意識的捍衛者提出兩個主要論點來支持他們的立場：首先，民族群體擁有巨大的精神價值，因為它抵禦了物質主義的普世主義；其次，民族群體擁有很高的文化價值。第一個論點最雄辯、最令人信服的倡導者無疑是阿爾弗雷德·齊默恩先生，我們不妨用他自己的話恰當地展示他的論點： 事實上，正確地看，民族主義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教育概念。它對自尊是一種保護，抵禦著物質主義的普世主義的潛在進攻。它是欠發達的弱小民族手裡的彈弓，抵抗著物質進步這個巨人歌利亞。……民族主義之惡是沙文主義，我們當中總是有一些善良的自由主義者準備好對沙文主義的彰顯伸出警告的手指。國際主義之惡是個性的衰落和徹底消失，終結於一種類型的性格和社會生活——善良的保守主義者本能地痛恨它，但很少有足夠的耐心來描述它。幸運的是，我們有馬克·賽克斯先生。他是個政治寫作者，有一種特殊的天賦：把他的憎惡裹在他生動活潑的描述性作品中；在他關於近東的著作中，英國讀者可以找到一些精神墮落的最佳實例（可能與來自其他大陸——尤其是美洲大陸——的實例不相上下）——這種墮落髮生在那些追求「進步」和普世主義的人的身上，他們失去了與自己的自然精神遺產的聯繫。……在落後和弱小民族當中，最緊迫的任務莫過於明智地促進民族主義，維護民族傳統和共同生活，作為一所培養品格和自尊的學校。[3] 正是對於這個關於無根之人的問題，民族群體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對於這些人來說，民族群體是一種社會力量，能夠維護他們與過去的聯繫，讓更高生活的火花和無可替代的自尊在他們身上保持活躍——如果沒有這些，一切宣稱的美好理想都只是發出響聲的銅管樂器或叮噹作響的鐃鈸。它是一種能夠做到這些事情的力量，因為它的吸引力是本能的和普遍的……民族群體不只是一種信條、學說或行為規則，它是一種本能的歸屬；它喚起一種氛圍：一些珍貴的記憶，消失的父母和朋友，古老的習俗，敬畏，家園，以及一種生命短暫、轉瞬即逝的感覺。這種氛圍，作為古往今來代復一代的聯繫紐帶，向後和向前延伸。「人們可以改換他們的衣服，他們的政見，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宗教，他們的哲學，」一位猶太裔美國作家說，「他們不可能改換他們的祖先。猶太人、波蘭人或盎格魯-撒克遜人，要想不再是猶太人、波蘭人或盎格魯-撒克遜人，就只能不再存在。」[4] 齊默恩先生的結論是：「通向國際主義之路經過民族主義，不是通過把人們降低到灰色模糊的普世主義，而是通過訴諸各民族集體遺產中最好的成分。」[5] 或許，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表述民族主義是抵禦精神墮落的一種保護這個論點，那就是簡單地說：「博愛始於家門。」有的人愛一般意義上的人，而鄙視個體的人，我們有理由不信任這樣的人——他們空談太多自己對人類的責任，以至於沒有時間幫隔壁鄰居的忙。民族群體可能是一個足夠明確、範圍有限的領域；在這裡，個人可以訓練自己運用某些長處——這些長處可以直接服務於身邊的同伴，而從長遠來看也有助於種族的利益。同樣也有可能，正如齊默恩先生所暗示的那樣，民族群體是抵禦物質侵犯的一種精神保護——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越來越多地鼓勵所謂「落後」民族，並使之能夠終吉他們所遭受的經濟剝削，最終會拯救整個世界，使之免於淪為資本與勞工衝突的戰場。 關於民族群體的文化價值，過去一百年里人們有過大量著述。這一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透支和誇大了。文學家，甚至還有學者，經常陷入這樣一個錯誤：將一種獨特文化的構成歸因於民族群體——把它歸因於國際性宗教的影響，或者世界性的工業技術革命，可能更恰當一些。但是，在酌情考慮錯誤和誇大之後，我們還是要承認，古往今來，民族群體一直是人類差異的偉大保存者；這些差異體現在建築、文學、雕塑、繪畫藝術、音樂、舞蹈以及人類文明的一切審美表現上，還體現在豐富著人類存在的思維方式上，以及美化著人類生活的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上。對於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儲藏，幾個有自我意識的民族群體毫無疑問做出過、而且至今還在做出重要的特殊貢獻；還有一點也毫無疑問，由於做出貢獻的民族群體之間過去和現在的文化競爭，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儲藏變得更加巨大。 此外，我們當中有些人喜歡差異和對比，而我——僅就我而言——由衷地贊同那些對單調乏味的一致性前景深感厭惡的人：從紐約到新加坡、從赫爾辛基到瓦爾帕萊索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文學藝術千篇一律。我並不樂意希望看到，我在國內已經習以為常的每個文明的標誌，都可以在法國、荷蘭、俄羅斯、土耳其、印度、阿比西尼亞和日本，如同拍照一樣複製出來。我一點也不喜歡絕對的統一，如果一邊是一致性，另一邊是當今這個時代某些普世主義商人所說的「無效率」，那麼，我的贊成票可以計在「無效率」的那一邊。尤其是今天，當工業革命到處摧毀地方色彩，與在歐洲和美洲一樣，在亞洲、非洲堆起同樣的磚塊和鋼筋水泥，當世界各地的酒店以同樣的方式端上從開胃小菜到咖啡都一模一樣的正餐，當人們普遍穿著同樣醜陋的服飾行頭，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民族主義依然在堅持，依然在履行它令人愉快、有益健康的職能——鼓勵文明和文化上一些至少是次要的差別——這的確令人欣慰。 鑒於民族主義的文化和精神價值，鑒於其本能的和普遍的特徵，那麼，宣揚普世主義和帝國主義取代民族主義似乎就不僅僅是毫無意義的烏托邦幻想了，而且是徹頭徹尾的執迷不悟和判斷錯誤。某種類型的國際主義或許是可欲的和可獲得的，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民族群體之友們的意見，並用現有民族群體、甚至是現有民族主義的積木，來搭建我們未來的國際主義，那麼，我們應該要理性、務實一些。 民族群體的品質和特性，構成了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為什麼很有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的一個理由。另一個理由是當代民族國家政治制度的活力。不像民族意識，這一制度既不是本能的，也不是永恆的。它主要是現代的發明創造，明顯是當今時代的一種時尚。在整個錯綜複雜的人類歷史上，它的出現是如此偶然，以至於我們不可能像對待民族群體那樣，以同樣程度的信念，斷言只要人性依然不變，它就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是，當代民族國家在紮根歷史、深入人性上所欠缺的，在其分枝廣泛、花繁葉茂上得到了補償。近來民族國家的生長是如此茁壯蓬勃，以至於沒有一個人能在一天之內把這棵大樹砍倒。我們如今完全生活在它的樹蔭下，以至於大概也沒有一個人希望砍倒它。 那些導致民族國家逐步發展的因素依然在發揮作用；政治統一給一個說共同語言的民族帶來的方便和好處依然很明顯。對各國政府來說，用單一的語言處理它的事務肯定是一種方便和好處，很難看出，在一個由很多五花八門的民族群體構成的國家，我們傾心以待的政治民主怎麼能有利地施行。一直存活到1918年的老哈布斯堡帝國是一個雄辯的證據，證明了政治民主與民族分裂的不相容性。很難想像，全民正規教育——我們如今一視同仁地把我們的信任寄託於它和政治民主——在一個多語言的帝國如何迅速有效地確保。要實現全民識字和人民主權的當代理想，民族國家遠比這個世界所知道的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更加合適。 民族國家的另一個力量之源屬於經濟環境。正是新興的民族國家，最充分地利用了16世紀的商業和金融革命，以及年代更近的工業革命；在今天，普通的製造商、商人、銀行家、農場主和工人都指望民族國家對經濟加以引導和控制。很有可能，到最後，工業主義的國際主義方面，甚至普世主義方面，將會壓倒性地凌駕於其民族主義方面之上，而且，接下來，世界範圍的經濟發展將會超過和擺脫像民族國家這樣一種約束和限制的政治制度，不過至少在我看來，這樣一種發展似乎很遙遠。當代勞工運動不是普世性的，而且，它只是在一個純精神的意義上才是國際性的；在思想和行動上，它基本上是民族性的。即便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儘管有國際性的計劃和普世性的口號，但它本質上是民族性的：它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傳播它的學說；它與民族主義者合作，一起摧毀帝國；當它登上政治權力的寶座時——就像在俄國那樣——它就會提升、而不是貶低民族國家。布爾什維克俄國只不過提供了國家主義的一個最近的和最極端的實例——它追隨民族國家，光榮地擴大了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務，不只是對於今天的大眾教育和政治民主，而且對於明天的社會化趨勢和經濟平等主義，也是如此。 此外，在當今這個時代，各種各樣的愛國主義所聚焦的，正是民族國家。某種性質或種類的愛國主義自史前時期以來就一直是人類的標誌。它始終是一種有著巨大力量和強度的情感因素。事實上，它是忠誠的一個方面，是那種備受珍視的人類屬性的一個方面；正是這一屬性，使人類的群居性變得更加便利，並把人的生活和存在社會化了。正常人一直忠誠於、而且無疑還會一直忠誠於自身之外的某個東西或某個人。愛國主義就像性一樣，很容易濫用，但它對種族的生命來說是必須的，它能夠激發最美好的情感和最高貴的行為。 在現代，愛國主義這一巨大的生命和情感的力量應當完全被民族國家占用——這既是讚頌民族國家當前的吸引力，也是頌揚它未來威力的預兆。民族愛國主義可能比地方愛國主義更具人為性；可能需要想像力的巨大延伸，才能讓你愛一個距離你的出生地三千英里之遙的地區，就像愛你的故土家園一樣。但是很明顯，現代人的想像力可以極大地延伸，人為性不是對抗有效性的最終證據。事實把這樣一個觀點強加給了我們：愛國家如今意味著愛所有臣服於這個民族國家的土地，愛國家體制如今表示愛這個民族國家的政府，愛你的同胞如今指的是愛這個民族國家的所有公民同胞。一言以蔽之，在我們這個時代，愛國主義已經成了忠誠於民族群體和民族國家的同義詞。這種愛國主義的極致是一個終極證據，證明了民族主義不可能——即便它應該——馬上廢除；而且，正相反，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將來還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 3 在民族群體原始的流行原則中，在現代民族國家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中，民族主義已經牢固地確立，不可能被馬上擊退或徹底擊潰。然而，除非我們沉著鎮靜地期望看到一個變得更加糟糕的世界，否則我們就應當熱切地期望民族主義的某種緩和。因為在當今的民族主義中，存在著嚴重的濫用，除非予以消除或補救，否則幾乎可以肯定，這種濫用會讓各個民族群體和各個民族國家陷入瘋狂和毀滅。 民族主義中有一些惡，很多批評者都承認這一點。萊基和阿克頓勳爵都成長於自由主義的傳統，都在19世紀第三個二十五年里著述，都引人注目地為遼闊帝國有益的教化影響辯護，害怕一個分裂為碎片式民族國家的世界所導致的「狹隘思維」和不寬容；如果說，他們當中一個人主要是害怕大英帝國出現一次民族主義的解體，那麼另一個人的主要動機則是出於民族主義對奧匈帝國的威脅；兩個人都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一項危險的、破壞性的原則，將會讓帝國變得不可能，把政府降低到荒唐的程度，最後以普遍的混亂而告終。然而，今天的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強調的是另外一些惡，其中一些與萊基和阿克頓勳爵所發現的惡直接針鋒相對。現如今，最讓人擔憂的，不是政府的削弱，而是政府不恰當的加強，不是帝國主義的終結，而是帝國主義的產生，不是普遍的混亂，而是一連串的國際戰爭，高度組織化，高度有效率，越來越具有毀滅性。 然而，那些在我們稱之為民族主義的整個複合體中覺察到這些惡的當代批評者並不同意把這些惡主要與複合體的確切部分聯繫在一起。西德尼·布魯克斯先生認為，戰爭——民族主義最大的禍害——是民族群體與愛國主義聯姻的結果。「愛國主義或民族群體，」他說，「從來都不曾比今天更加頑固和猜忌……對那些相信一個普遍和平的時代正在到來、並為此夢想、為此工作的人，我要說：『民族主義，這裡面有敵人。』……和平與愛國主義之間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矛盾。……通過不斷侵蝕和消滅民族情感，並因此用博愛共存取代愛國主義，或藉助道德價值、判斷和人類本能的轉變——舍此別無他途——普遍和平可能作為世界範圍的專制主義的結果而出現。」[6]另一方面，約翰·奧克史密斯先生堅持認為：「說民族主義是戰爭的原因是對術語的公然濫用；那是有病的和墮落的民族主義。它是驕傲、野心、自私和過度的權力欲。和平與愛國主義之間的所謂矛盾並不存在；存在的是激情與自製之間、瘋狂與理性之間、智慧與愚蠢之間的永恆矛盾。」[7] 與奧克史密斯先生針鋒相對、但與布魯克斯也略有不同的是，J.M.羅伯遜先生和諾曼·安吉爾先生認為，民族情感的根源在於一切民族間的敵意。他們一個聲稱這種情感純粹是一種幻覺，另一個認為它是一種缺乏控制的非理性本能。托斯丹·凡勃倫先生和J.A.霍布森先生把民族愛國主義與戰爭的經濟原因聯繫在一起，認為它被用作一種理想主義的偽裝，來掩蓋經濟帝國主義的發展，以及促進特定階級和特定人員的私利。 然而，齊默恩先生頌揚民族情感，讚美某種類型的民族愛國主義，然後主張：只有當它完全脫離國家並局限於社會和教育領域時，民族群體才是一項安全而明智的原則。J.L.斯托克斯指出，齊默恩先生是作為一個猶太人在寫作，心裡裝著猶太人的問題，隨後補充道：「畢竟，愛爾蘭人和印度人從穆勒和馬志尼那裡得到的慰藉比從馬克思和齊默恩教授那裡得到的更多。對於阻止歐洲戰爭，饒勒斯的理性民族主義比德國社會主義者理論上的反民族主義貢獻更大。如果我們的國家太大，就讓我們試著讓它們變得更小一些；如果它們太過自豪，就讓我們試著刺痛它們的傲慢。但任何人如果試圖無視民族主義者所宣稱的真理，都將一無所獲，這個真理就是：政治邊界必須主要由相關居民的願望和偏好來決定。」齊默恩先生對民族群體的讚揚我們或許會認可，但對我們來說，更難同意他所提議的民族群體與政治分離是切實可行的。在斷言民族主義之惡源自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上，他可能是對的——G.洛斯·狄金森先生和伯特蘭·羅素先生簡明有力的著作傾向於證明他的觀點——但民族國家是今天的一個事實，就像民族群體這個更古老的事實一樣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我們多麼渴望把民族群體局限於教育和社會的領域，我們根本不可能做到。民族群體在政治和經濟中；總而言之，它如今和現代國家——民族國家——的存在理由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 我們用不著進一步追蹤這些批評者的觀點了。更多地介紹他們的著作中提出的問題，只會讓我們偏離我們的主要探索——民族主義的惡和濫用——而陷入一項令人困惑的、非常次要的研究：這些惡與濫用的確切來源。眼下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民族主義是民族群體、民族國家和民族愛國主義的複合體。對我們的思考方式來說，這些成分沒有一項本身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好的或壞的；每個成分都可以讓它發揮好的作用，也都容易被濫用。從本質上說，今天賦予這項或那項成分——或許是所有三項——以邪惡外表的，是它們在民族主義的這個新三位一體中的密切關聯。認識不到這個事實，大概是一個最貌似有理的解釋——這解釋了最近論述這個主題的批評者和學者之間的分歧。民族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發揮影響的民族群體、民族國家和民族愛國主義的複合體——是嚴重的濫用和罪惡的不可分割的來源。 概括起來，這些嚴重的罪惡和濫用是什麼呢？首先是排外和狹隘的精神，民族國家通過國立中小學、國家軍隊和國家新聞媒體的教育，通過民族愛國主義的社會壓力，在其公民當中反覆灌輸這樣一個幻想：他們自成一個世界，自給自足。民族國家還向他們宣揚：他們是一個被揀選的民族，一個特殊的民族；比起他們作為人類所擁有的東西，他們應當更加珍視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群體所擁有的東西。這種排外和狹隘的精神，之所以茁壯成長，靠的是——反過來也養育了——一種荒唐可笑的自鳴得意，一種很危險的無知，以及一種毫無批判力的驕傲；只有——如果真有什麼方法的話——痛揍一頓，才能減少這種驕傲。 其次，民族主義鼓勵千篇一律。它規定了民族的藝術模式、民族的思想規範和民族的行為準則，而且它預期每個民族國家的所有居民都會遵守這些。個體差異，階級差異，宗教差異，都同樣被認為是不幸的；有天才的個人是可疑的，尤其是如果他的天才表現在批評民族一致性上的話。如果說，民族群體對於阻止整個世界淪為單調乏味的千篇一律有所貢獻，那麼，民族主義在一個民族群體之內做了更多的工作，用它自己的單調灰色覆蓋地方色彩。 第三，民族主義增強了平民大眾的順從。作為接受國民培養和畢生民族主義教育的結果，他們往往很少質疑他們的民族、國家、政府或他們所生活其中的經濟環境的幸運特徵。只要有一位領袖就民族愛國主義事業向他們發出呼籲，他們就準備毫不懷疑地、堅定不移地追隨這位領袖，著手進行他決心要做的任何事情。打著民族權利、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名號，他們願意放棄他們自己的個人權利，犧牲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拋棄他們自己的個人尊嚴。他們樂意以本民族自由的名義剝奪本國公民的自由，奪走其他民族群體的自由。他們有著最高程度的意願去相信民族主義的宣傳，而且這種相信的意願使得他們很容易受到此類宣傳的欺騙，從而支持帝國主義和戰爭。 第四，當前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把民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戰爭和備戰上。戰爭是一個民族群體的這樣一項歷史傳統：在當前條件下，民族國家盡最大努力讓它在其公民的頭腦和心靈里依然保持活躍。在民族的先賢祠里，軍事英雄高居於科學、藝術和學術英雄之上。棒球、板球或麻將可能是某個特定民族的全民遊戲，但是，民族戰鬥則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主義者最大、最好的運動。人民為了這場偉大的戰鬥運動受到的訓練越多，他們就越是神化軍人；越是珍視對祖先英武勇猛的記憶，他們也就越不願意投入時間和思考，用於社會改革和持久和平的準備工作。眾所周知，民眾對某個教育或經濟問題的興趣，在遭遇民族主義軍事「防禦」的火熱激情時，總是多麼迅速地消失得無蹤無影。 從上文提到的民族主義總體上的惡與濫用，便得出了前面幾章詳細討論過的那些具體的惡與濫用——不寬容、軍國主義和戰爭——的推動力。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完全可以重新組織這幾章的材料，從中推導出民族主義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宗惡，分別是沙文主義、帝國主義和不寬容。 對同胞不寬容的態度和行為；深信本民族的帝國使命，而以犧牲其他民族、尤其是落後民族的利益為代價；動輒挑釁並擊倒其他民族的習慣；對過去的戰爭津津樂道、念念不忘，熱火朝天地為未來的戰爭作準備，無視當下的國內問題；樂意被自封的愛國者領導和指引；對於在思想或行動上不同於本國同胞感到缺乏自信甚或是恐慌；由於對別人的全然無知和對自己及本民族的過度自豪而導致的排外和狹隘的精神：這些全都是當代民族主義普遍盛行的方面。如果民族主義不在這些方面有所弱化，它對子孫後代將絕對是一個禍害。 4 民族主義的適當弱化是可欲的——也是可行的。事實上，為了這個目的，今日世界的某些力量正在發揮作用，或者可以讓它們發揮作用——儘管對於這些力量可能多麼容易或迅速地抵消那些構建和維持民族主義的力量，我們千萬不要太過樂觀。尤其是，我們千萬不要如此不可救藥地樂觀，以至於想當然地認為，只要藉助盲目的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毋需我們有意識的努力或引導，就可以實現最可欲的民族主義的弱化。 有一種觀念在某些地方一直很流行，這就是認為人類完全不必對降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負責，並把功勞——尤其是責任——記在不同對象的名下：天意，上帝，大自然，命運，進步，或者（公元1926年的模式）嬰兒情結。與這一普遍時尚相一致的是，一些飽學之士大量談到自然進化和不可避免的進步：藉助這個過程，一個部落自動進化成一個城邦；接下來，一個城邦自動進化成一個民族國家；也是藉助這個過程，而且同樣是不可避免地，民族國家必定會進化成一個世界國家；整個進化過程是一種穩定向前和向上的進步。例如，諾維科夫教授武斷地宣稱：「部落、國家和民族是三種主要的社會進化程度……當我們稱之為知識精英或社會大腦的那個特殊器官完全被區分出來時，當它恰當地履行移交給它的職責時，我們便發現自己就在一個民族群體的面前。」[8]諾維科夫教授的形上學被J.霍蘭·羅斯教授帶向了一個樂觀的結論——即便不完全合乎邏輯；據他說，「民族本能」在得到充分「滿足」之後，便開始衰老和萎縮，而那個民族主義已經耗空的「社會大腦」則由此重新裝載「國際主義」[9]。所有這些，可能都是真的；所有這些，也可能都是廢話。誰知道呢？就算有進步的「自然法」控制著人類社會的變化，我們怎麼知道它所產生的就是諾維科夫和羅斯所指出的那種順序呢？有沒有同樣充分的證據，證明弗朗茨·格里帕澤所提出的那種變化順序：「從人性，到民族性，再到獸性」？關於人類不可避免的進步，我壯起膽子充其量只敢說：如果我們變成宿命論者並悠閒地袖手旁觀的話，民族性或許會導致獸性；如果我們努力嘗試，我們或許可以讓民族主義成為通向國際主義的一塊墊腳石。 幾乎不用懷疑，工業革命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力量，可以用來弱化民族主義——只要我們有這樣的想法。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最近，就在我們的學校、軍隊和媒體反覆灌輸這樣一個觀念——人類可以分解為一些由自給自足的民族所組成的小戰鬥群體——的歷史時期，一場意義深遠的經濟變革讓我們所有人都擁有了蒸汽船、蒸汽機車、電動機、汽油發動機、汽車、電報、電話和無線電收音機。伴隨著大規模機器生產、龐大的世界貿易和國際金融，這些東西出現得如此普遍，如此迫近，以至於我們很少有人充分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這個問題的真相是，工業革命奠定了世界公民的經濟基礎。它如今要求我們——除非我們消亡，除非我們摧毀一切工業和貿易——把我們的政治上層建築與它的經濟基礎協調起來，把我們的民族國家觀念與世界公民的要求協調起來。 誠然，工業革命一直被民族主義所利用；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它一直是民族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它如今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可以越來越多地被國際主義所利用，應當被證明是弱化民族主義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在現有的經濟條件下，沒有哪個民族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沒有哪個民族國家可以不依賴於世界的其餘部分而真正獨立自主。過去一百年里，地球已經被鐵軌、銅線和電流所捆綁和收縮，正迅速縮小；到如今，一個加利福尼亞人與歐洲、亞洲和非洲做生意，比18世紀一個新英格蘭人與一個弗吉尼亞人交往起來更加容易，也更加必不可少。事實上，地球已經收縮得如此之小，以至於孩子們都可以對付它；而且，如果我們打算指導我們的子女，把在他們一生中對謀生來說可能最有用的東西教給他們，那我們就應該教會他們懂得：所有國家、所有民族和所有種族在經濟上是互相依賴的。把這個教給20世紀的孩子們，比起教會18世紀的孩子們在他們各自不同的地區認識民族的統一和團結，算不上什麼壯舉。 工業革命不僅為商品和資本、而且為觀念創造了世界性的市場。從來不曾有哪個觀念是一個民族群體的專有財產。觀念始終有這樣一個趨勢：不管你走到哪裡，它們都會伴隨著你；不管你和誰接觸，它們都會影響他。特別是現在，地球已經被電報和電話線所環繞，到處都撒滿了書籍和報紙，觀念的傳播前所未有。 這一事實意味著大多數觀念——在民族主義的教育體系下，它們看來是某個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實際上是人類的共同財產。例如，美國人說起話來依舊仿佛他們是世界上惟一理解並踐行政治民主的民族，儘管法國人、英國人、芬蘭人、荷蘭人及其他大多數民族群體都提出了同樣的主張——這個說法就其一般應用而言是真的，但就其獨家專有的方面而言是荒謬的。因為，一般而言，政治民主如今在全世界都被人們理解和讚美。它幾乎和共和主義的觀念、自由的觀念以及平等的觀念是一樣的。 宗教觀念與此類似。工業革命在加速一般觀念傳播的同時，特別促進了宗教觀念的傳播，在迄今為止聞所未聞的規模上刺激了傳教事業。完全很有可能，世界幾大宗教體系能夠在下一代重新扮演它們的歷史性角色：凝聚民族群體，強化人類精神上的兄弟友愛。 科學也發揮了建設性的統一作用。在我們這個工業時代，把實驗科學和應用科學局限於任何特定的民族群體都是不可能的。第一艘成功的蒸汽船由一個愛爾蘭血統的美國人發明，第一部電話由一個蘇格蘭血統的美國人發明，第一架成功的飛機由兩個英格蘭血統的美國人發明，但如今飛機、電話和蒸汽船在所有文明國家發揮作用。汽油發動機在德國被發明，最早在法國用於馬車，但如今美國製造的汽車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美國人知道，或者認為他們知道，生殖細胞是什麼，而且大多數美國人似乎都很喜歡收音機；他們對前者的認識要感謝一個法國科學家，而對後者的享受要歸功於一個義大利人。政治民族主義有過一次美好的、富有成果的中斷：不久前，一些美國女人購買極其昂貴的鐳，並為了科學的目的把它送給一位正在法國生活並為人類而努力工作的著名波蘭女人。傳授科學，這會成為狹隘民族主義的一劑解毒藥；當科學被這樣對待時，就它為幾個民族國家的消亡和毀滅打造引擎而言，它可能被證明不是那麼有用，但幾乎可以肯定，它將被證明對整個人類更是一種賜福。 工業革命不僅極大地加速了商品的國際運輸，而且還加速了世界範圍的觀念交流——科學、宗教、哲學、經濟和政治的觀念。它創造了民族之間和個人之間新的相互依賴。它同時提供了弱化民族主義的必要性和手段。必要性沒有被完全無視，手段也沒有被完全忽略。在過去一百年里，有大量已經活躍起來和正在變得活躍的國際合作——事實上太多了，多到沒法在這裡詳細列舉的程度。稍微提及幾項就足夠了。 民族國家的聯合行動正變得越來越盛行。三十個國家組成了國際電報聯盟（1875年）；二十三個國家採納了關於共同使用公制度量衡的協定（1875年）；六十個國家加入了1878年創立的萬國郵政聯盟，總部設在伯爾尼；五個國家組成了管理可互換貨幣的拉丁貨幣同盟（1865年）；十九個國家批准了使專利法標準化的1883年的《伯爾尼公約》；十五個國家簽署了1887年的《伯爾尼公約》，規定了幾乎統一的版權法。這些是19世紀下半葉為了經濟目的而聯合行動的實例。此前和之後，有一個由外交代表組成的團隊持續不斷地活動；其成就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許多多國際條約的談判——這些條約控制著商業、入籍和引渡，偶爾規定了爭端的仲裁。 歐洲強國當中還發展出了一種「協同行動」。儘管一直是非正式的，而且有時候由於戰爭及國內民族主義的其他影響而無所作為，但它通過強調國家之間的利益，通過試圖防止戰爭或減輕戰爭痛苦，而履行了很有價值的服務。因此，列強的代表和土耳其的代表為了結束克里米亞戰爭而開會，簽署了所謂《巴黎宣言》——為的是保護戰爭時期中立國的貿易——還授權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管理多瑙河下游的航行。1864年，列強在日內瓦簽署了一份公約，依據這一協議組建了國際紅十字會，在所有歐洲國家設立分支機構，有一面國際性的會旗。1882年，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克拉拉·巴頓的熱情和幹勁，美國批准了《日內瓦公約》；後來，土耳其和日本都成立了紅十字會的本地分支機構，不過它們的會旗略有修改，以迎合其非基督教人口的宗教顧慮。 為了停戰，歐洲協同行動的原則被反覆援引。1878年，為了防止俄土戰爭引發一場規模更加龐大的戰爭；1885～1886年，為了恢復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之間的和平；1897年，為了阻止土耳其侵略希臘。正是在協同行動的庇護下，巴爾幹國家1913年在倫敦起草了它們與土耳其之間的條約，建立了自治的阿爾巴尼亞公國。東南歐並不是列強協同行動的惟一場地。在中非和中國，所有國家的貿易自由得到了國際協定的保護。中非被友好地分割了，其中部建立了共同擔保的剛果自由邦。在中國，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內的列強，在一次鎮壓義和團叛亂的遠征中聯合了起來。 與此同時，1881年，美國國務卿詹姆斯·G.布萊恩邀請新世界幾個獨立國家參加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會議，「目的是考量和討論防止美洲各國之間爆發戰爭的方法」。這次會議由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而被推遲到1889年秋天舉行，會議起草了一份強制仲裁一切爭端的計劃，不管爭端的緣由是什麼。它不能應用的惟一例外是這樣一種情況：在對任何當事國的裁決中危及它的獨立；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仲裁儘管對受到這種裁決影響的國家是可選的，但對它的對手卻是有約束力的。這項計劃並沒有得到普遍批准，但起草這項計劃的會議被證明是一系列會議的先驅——1901年在墨西哥城，1906年在里約熱內盧，1910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等等——它們所起到的作用是強調了美洲共和國渴望共同的和平發展，鞏固了泛美團結的情感。阿根廷和智利在1902年締結了一份解決它們之間一切爭端的仲裁條約，共同在其安第斯山脈邊境的高山頂上建造了一尊雄偉的基督雕像。 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舉行了兩次更全面的國際會議：在前一次會議上，有二十六個國家派出代表；在後一次會議上，有四十四個國家參加——這一次幾乎是整個世界了。海牙會議沒能裁減軍備，也沒能「讓普遍和平的偉大理念戰勝麻煩和紛爭的成分」[10]，但它們建立了國際法庭，國家之間的紛爭可以提交到國際法庭，並起草了在未來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國際行為的準則。 遠比歐洲協同行動、泛美會議和海牙會議更進一步的，是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它的成立主要是通過伍德羅·威爾遜的手段。國際聯盟如今囊括了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國家，作為一個精密複雜的有機體，直接而持續地採取行動，在日內瓦有一個永久性的總部和秘書處，有一個很小的經常開會的理事會，有每年一次的年度大會，有一個永久性的國際法庭，有一個國際勞工署，有大量的國際委員會。國際聯盟並沒有實現其最樂觀的支持者的所有希望；它沒有裁減國家軍備、確立共同安全，也沒有終結戰爭或戰爭威脅。但它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協調許許多多的國際機構，培訓官員團隊從國際的立場、而不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看待問題，使各國代表習慣於定期聚在一起開會，自由地表達他們的觀點，聽取別人的意見，頻繁地展開合作；一言以蔽之，國際聯盟促進了國際合作的精神。一旦雷雨雲和黑暗籠罩了地平線，制止戰爭的大洪水對國際聯盟來說或許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但它通過增強國際意識和國際良心，通過為國際主義的大眾教育提供明確的手段和機會，從而完成了一項更偉大、更實際——儘管不那麼惹人注目——的工作。 近來，在政府行動的直接領域之外，一系列群眾性的國際運動提供了弱化極端民族主義的手段和機會。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問題和利益的國際特徵得到了強調，不僅被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所強調，而且還被一些國際組織所強調：各合作協會、工會和互助會。類似地，一些熱忱認真的民主鼓吹者成立了各國議會聯盟，並安排了它的定期會議；婦女投票權和女性主義的煽動者舉行了國際婦女大會。宗教感覺到了普遍的推動：上百個互有分歧的教派和抱持上千種個人觀點的新教基督徒在世界大會上濟濟一堂，達成了在他們各個地方團體和全國性團體之間分割異教徒地區以利於傳教的友好協議；天主教基督徒從未忘記其信仰的普世傳統，在羅馬及別的地方，為了五花八門的目的，舉行了數不清的國際會議，而且，自1881年之後，他們舉辦了一連串的聖體大會，吸引了大量來自四面八方的神職人員和世俗信徒，一會兒到巴黎，一會兒到倫敦，一會兒到耶路撒冷，一會兒到蒙特婁，一會兒到阿姆斯特丹，一會兒到芝加哥；甚至計劃並實際召開了一次世界宗教會議。 為了學術的進步，不顧語言、傳統和政治主權的國界，人們計劃和討論並且做成了很多事情。有一些定期舉行的著名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醫生和法學家們的國際會議。有不同國家的大學和中小學之間的教授和學者在交換。全球範圍內有一個穩定發展的有意識的知識興趣共同體，其產物被幸運地描述為「國際思維」[11]。 隨著人民大眾有了一定的國際思維，有可能在政治上把各個民族群體聯合起來——即使這樣聯合起來的民族群體有相當的民族意識，擁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這種事情在最近一百年的國際結盟中得到了證明——法國和義大利的同盟，義大利和德國的同盟，英國和日本的同盟；最引人注目的，或許是最近法國與比利時和波蘭的同盟，以及當代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小協約國」。不過，這些同盟和協約國終究在持續時間上很有限，並局限於非常具體的目標。它們建立在臨時性的特殊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之上，締結條約的都是一些有可能廢除條約的主權國家。現代聯邦制提供了更緊密、更有效的政治國際主義的例證。 美國根據1787年的憲法組成了一個緊密的聯盟，根據1871年和1919年的憲法組成的德意志帝國同樣也是如此。在這兩個實例中，每個組成邦在保留了很多權力和相當威望的同時，在繼續要求其居民特定的愛國主義的同時，也把很大的權力、主要的威望及其居民最高的愛國主義交給了聯邦政府。有人可能反對：這兩個實例未免離題萬里，因為它們都是共同民族群體組成的國家，通過組成一個聯邦制國家，它們的人民不過是創造了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但對政治聯邦主義的另外某些實例，就不可能提出這樣的反對了。 瑞士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實例，由三個民族群體組成了一個成功的政治聯邦；各州在民族上是同質的，日耳曼人、法蘭西人或義大利人；各州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民族傳統和民族愛國主義；各州都有地方自治的自由法案；但是所有這些州都結合在瑞士憲法之下，把它們捆綁在一起的聯繫紐帶不僅有助於促進它們的共同利益，而且還有助於通過所有州的國際主義，弱化它們各自的民族主義；有一種瑞士愛國主義，它是日耳曼民族主義、法蘭西民族主義和義大利民族主義的一劑鎮靜藥。加拿大是同樣性質的緊密國際聯邦的另一個明顯實例；加拿大大多數行省就民族性而言是英國人占絕大多數，不過有一個大省是法國人；但是，與魁北克的法蘭西民族主義和——比方說——安大略的英格蘭民族主義和諧並存的是共同的加拿大愛國主義。南非聯邦也是由兩個民族——英國人與荷蘭人——組成的聯邦，各有一部民族自治法案，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但有共同的南非愛國主義。事實上，整個大英帝國，就其相關的自治領而言，就是一個由不同的民族群體和民族國家組成的聯邦；在這個聯邦中，有分歧的地方差異和民族差異與統一的愛國主義要求並不完全相容。 我們能不能從這裡得到國際聯盟未來發展的一個線索呢？我們能不能從這裡得到把現有政治制度與世界的經濟和精神需要協調起來的最切實可行的手段呢？我們能不能從這裡得到用國際主義取代民族主義、並因此弱化民族主義最有希望的手段呢？ 5 一定不要把上一代民眾和政府的「國際主義」與「普世主義」混為一談。古代哲學家和18世紀理性主義者所理解的普世主義，帶有譴責地方和民族差別及愛國主義的意思；其理想的世界國家的組成單位是個人或社會階層，而不是民族群體或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國際主義預設了下面這樣的先決條件：個人主要忠誠於他的民族國家，珍視他的民族語言和民族傳統，內心懷有熱烈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者的目標是用民族的板塊建造他的世界國家。而且，不管對於普世主義和國際主義各自的理想價值有著怎樣的學術思考，作為民族主義的可能的和可欲的解毒藥，吸引當前這一代務實的現實主義者的，正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從民族主義到普世主義，就是從一條熟路出發，沿著相反的方向，走向一條陌生的、布滿荊棘的路。從民族主義到國際主義，不過是在現代世界正在走的那條路上轉一個明顯的彎而已。 所以，讓我們繼續做我們各自民族國家的愛國公民。讓我們珍視我們的民族語言、民族傳統和民族理想。只是，讓我們清楚地認識並坦率地承認，當代民族主義存在缺陷，讓我們真誠地努力，通過結合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通過對所有其他民族真誠而理性的尊重讓我們的民族忠誠變得溫和，來補救這些缺陷。正如深受尊敬的約翰·華生教授引人注目地表述的那樣：「忠誠的感情必須升華為這樣一種形式的愛國主義：它把對國家最強烈的愛與公正對待其他國家的渴望結合了起來。人們有足夠多的事要做，而不必把感情浪費在對外國公民的敵意上；那些獻身於人類並因此對本國切身問題漠不關心的人，不要指望他們過上真正有活力的生活。把對國家的熱愛與對人類事業的奉獻結合起來，才是真正的理想；自私的愛國主義和不具體的博愛主義都只能導致對切身職責的疏忽。」[12] 藉助有益的國際主義弱化無知、自誇和不寬容的民族主義，不會受到我們的自我意識之外的力量的影響。國際思維不是從天而降的雨露，溫柔而平等地落在公正者和不公正者的身上。只有通過各民族和民族國家內部的逐步教育才能獲得它。正如19世紀的大眾教育往往會服務於民族主義一樣，只要我們願意，也可以讓20世紀的大眾教育服務於國際主義的目的。我們在學校里、媒體上和講壇上接受的教育當然是越多越好，但它的目標必須是旨在戰勝排外，並且教導互相理解和共同合作——這樣一種教育爭取克服順從，培養批評精神，鼓勵獨立判斷。每個才智之士都應召集起來，成為這種更新的理想教育的旗手。 我們首先必須認識什麼是民族主義，什麼是國際主義。接下來，我們必須獲取大量可靠的信息，不僅有關於我們自己國家的信息，而且還有關於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的信息。在了解之後，我們必須學會理解、同情、尊重和寬容。尤其是，我們必須警惕，不要無意中促成削弱有利於國際主義的任何力量、因素或手段——不管它是世界性宗教，是國際勞工運動，還是人員、商品和觀念的普遍交流。當我們自己獲得了這樣的知識素養和這樣的思維習慣時，接下來，我希望，我們應當樂意並熱情地向我們的同胞宣講這些，盡個人和集體的一份責任，使之成為我們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歸根到底，幾乎一切都有賴於我們的國立學校，尤其是國立學校內的社會科學教育。因為在我們的民族性之上，在一切民族性之上，還有人性——儘管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人忘記了這一點；而人性正是社會科學的材料。地理學描述了人的棲息地。心理學處理的是人的精神過程和人的行為。經濟學關注人的謀生方式。公民學處理人的政治制度，社會學處理人的社會制度。歷史學講述人類曾經思考、言說和做過什麼。所有這些社會科學，與之密切相關的基本上都不是法國人、英國人或美國人，而是人，是人類的個體成員。科學、宗教、藝術和學問，以及一切觀念，都是人類的共同遺產，而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他們的信息和他們的興趣僅僅局限於只和狹隘民族主義相容的問題和解釋，那麼，他們就是最優秀人類遺產的不肖弟子。在民族主義與人類之間的任何鬥爭中，那些真正進步主義的教師，那些對民族主義大獲全勝的可怕命運有所洞察的教師，必定會站在人類的一邊，必定會得到而且應該得到那些有智慧、有見識和有善意的公民同胞的鼓勵和積極幫助。 我們應該敏銳地感覺到民族主義已經給人類造成的破壞，並清楚地預見到不受控制的民族主義最終所帶來的可怕後果，以至於如果我們想到，學校的課程，尤其是社會科學，將被用來進一步強化和促進民族主義的話，我們就該極力主張把一切社會科學從學校教育中驅逐出去。作為一個絕望的忠告，我們應該會希望更進一步：徹底關閉學校。一個民族，與其教會它仇恨和消滅其他民族，倒不如讓它目不識丁為好。 但是，我們尚未走到絕境——不得不做出這樣一個悲哀的選擇。希望依然存在；我要再說一遍，最大的希望在於教育。事實上，即便是現在，民族主義的力量與人性的力量之間就已經開始一場偉大的賽跑；這場賽跑將會持續接下來的一兩代人，雙方奔向各自的目標：毀滅與拯救。在這場賽跑中，學校扮演了一個至高無上的角色，因為賽跑者們正是在學校里接受訓練。有了經濟國際主義和知識互相依賴的幫助，有了對工業革命在世界地理學、世界經濟學、世界公民學和世界歷史學等領域的影響的恰當關注，有了對在相同方向上發揮作用的一切宗教、社會和政治機構的合理寬容，尤其是，有了明智正直的公民嚴肅認真、始終如一的支持，我相信，社會科學的教師們應當能夠履行他們的英勇職責，為這場賽跑培養代表人類、奔向拯救的參賽者。這將是一場艱難的賽跑；鹿死誰手，勝負難料。但正是對其結果的懷疑，可能點燃我們的想像力——要想贏得這場賽跑，必須訴諸我們的理性。 6 敦促弱化民族主義、傳播國際主義，並不是反對愛國主義。相反，它是淨化和提升真正的愛國主義。因為我們應當永遠記住，正是公共政策的批評者，而不是盲目的信徒，才可能被對故國家園真正的熱愛所激勵，被真正的愛國主義所激勵。愛國主義是對一個人的國家的熱愛；而且，正如我們早先已經指出的那樣，對一個人的國家的熱愛是人類原始忠誠感的一種特別自然而崇高的表達。 民族主義部分程度上是對國家的熱愛，但主要是別的東西。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本民族的自豪和自誇的思維習慣，伴隨著對其他民族的傲慢或敵意；民族主義承認，一個國家的個體公民可能犯錯，但它堅持認為，一個人的民族群體或民族國家始終是對的。民族主義要麼無知而有偏見，要麼殘忍而猜忌；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它都是某種形式的躁狂症，是一種延伸了的和誇大了的自我中心主義，很容易辨認出它自私自利、不寬容和沙文主義的症狀，很容易看出它所患上的誇大妄想。民族主義是不自然的，遠不是崇高的；一言以蔽之，它是勢利的愛國主義。 另一方面，真正的愛國主義涉及謙讓。如果我們真正熱愛我們的國家，我們就應當在國家面前俯首自謙，為國家效勞，以謙卑的方式盡心竭力，給國家帶來人類所有的福祉和希望，促進本國一切公民的快樂和幸福。我們應當致力於在精神上、智性上和物質上改進我們的國家，致力於讓它成為本國同胞適宜居住的家園，以至於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意願在思想、言辭或行為上去攻擊其他國家。如果我們在足夠程度上擁有謙虛的美德，我們就應當最終學會這樣一個偉大而神聖的秘密：我們配不上我們的國家，沒有人配得上他所熱愛的東西。當那個時代到來時，我們將真正理解持久和平的基礎；接下來我們將有真正的同情，不僅同情我們的本族同胞，而且一視同仁地同情遠方的外國人和我們門內的陌生人。民族主義，當它成為最純潔的愛國主義的同義詞時，它將被證明是獨一無二的人類之福和世界之福。 * * * [1] A.范亨訥普：《民族群體的比較研究》，第一卷（1922），第12～13章。此處並非逐字翻譯，已根據我們目前的目的做了改編，但我們確信沒有損害作者原意。 [2] 《種族與民族》（Race and Nationality，1919），第116頁。 [3] A.E.齊默恩：《民族與政府》（1919），第53～54頁。 [4] A.E.齊默恩：「真假民族主義」，同上引書，第77～78頁。他在文中給出的引文來自霍勒斯·M.卡倫的文章「民主對大熔爐」，載紐約《民族》（Nation）雜誌，卷c，第220頁（1915年2月25日）。後來，莫里斯·巴雷斯在他的作品中充分發展了相同的主題，而且是以法語散文特有的清晰和優美。特別可參看《無根之人》（Les Déracinés，1897）、《民族主義的現場與學說》（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1902）、《法國人的友誼》（Les Amitiés Françaises，1903）、《科萊特·博伊多施》（Colette Baudoche，1909）、《萊茵河的妖怪》（Le Génie du Rhin，1921）。 [5] 齊默恩：同前引書，第85頁。 [6] 「普世和平之夢」，載《哈珀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第133卷，第862～869頁（1916年11月）。就這個問題而言，還可參看約翰·奧克史密斯：《種族與民族》（1999），第261～269頁；J.M.羅伯遜：《愛國主義與帝國》（Patriotism and Empire，1899）和《國家的進化》（Evolution of States，1912）；諾曼·安吉爾：《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1914）；托斯丹·凡勃倫：《和平的性質及持久和平的條件研究》（1916）；J.A.霍布森：「敞開的門」，載C.R.巴克斯頓編《邁向持久的和解》（1916）；A.E.齊默恩：《民族與政府》（1919）；J.L.斯托克斯：《愛國主義與超級大國》（Patriotism and the Super-State，1920），第62～69頁；GL狄金森：「持久和平的基礎」，載C.R.巴克斯頓編《邁向持久的和解》（1916）。 [7] 同上引書，第269頁。 [8] 《國際政治》（La Politique Interationale，1886），第25頁。 [9] 《現代史中的民族主義》（1916），第十篇講稿，尤其是第200～202頁。 [10] 這句話出自沙皇尼古拉二世為召集第一次海牙會議而頒發的敕令。 [11] N.M.巴特勒：《國際思維》（The International Mind，1912）。 [12] 《和平與戰爭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Peace and War，1919），第2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