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人民難諒解怕出去受辱 二批喜有我從此做新人

縫紉機的「多面手」 杜聿明被特赦後，戰犯改造所縫紉組的工作就落到我和王澤浚、董益三身上。董有肺結核，長年服藥飲牛奶，是輕量級的勞動力。我和王是屬於重量級的，所以，累一點的活就得由我倆擔任。董身體雖不好，但干細活卻比我和王要仔細得多，開挖衣領和上衣領這類工作就由他包了。過去杜聿明擔任縫紉組長時，真可以稱得上是「多面手」。不論粗活細活他都能幹，連大衣都能剪裁。特別是修理縫紉機非常內行，我曾專門向他學習修機器。他走後，我就把修理縫紉機的活包下來。雖然只有幾部老掉大牙、年齡和我們都差不多，甚至還可能是我們的「老大哥」的機器，但修修整整，還可以對付對付。機器畢竟是機器，比用手一針一針去縫總要快得多。 有天上午，我和王澤浚正在檢查縫紉機，一位管理員走進來問我們會不會修理縫紉機？我說一般小毛病我們還能修，如果缺零件就沒有辦法配製。他說有位住在附近的幹部，家裡有一部和我們一樣的舊縫紉機，前幾天因老是斷線、跳針，他們拆開檢查，怎麼也沒法裝好，想要我們去幫他們檢修一下。我們一聽都不約而同地滿口答應了。因為能出去走走總是最令人高興的好事。 小姑娘如臨大敵 當管理員把我們領到附近那位幹部家中時，他夫婦倆正要出門上班去。看到我們去了，便把我們讓進他們的一間不太大的客房，一部英國勝家公司的老縫紉機已拆開，零件也用報紙包好了。我連忙問：缺不缺少零件？當聽到回答一顆螺絲釘都不缺，只是安裝不上去時，我便答應儘量修好。他夫婦倆去上班，管理員也只叮囑一句：「不要急，慢慢修，等會兒我再來接你們。」說完他也走了。 這時，這個家中只留下一個20來歲的小姑娘站在門口。她看了一下，馬上急急忙忙跑進廚房，我還以為她是去給我們弄什麼吃的東西，沒想到她進去後又急匆匆跑出來，只見她手中拿了一根三尺來長用來擀麵條的擀麵杖。我總是愛從好的方面看問題，又以為她也準備到客房來邊看我們修機器邊擀麵條給我們吃。等我和王澤浚把機器從牆角抬到房中，回頭一看，那個小姑娘不但沒有進來而是兩手緊緊地握著擀麵杖像打棒球的守門員一樣，站在門外。我忍不住撲哧一笑，她更驚慌，幾乎弄得手足無措。不知是什麼靈感啟發她，還是把我們鎖在房內安全些，只見她一個箭步，「嘭」的一聲把門關上，朝外似乎有門扣，也很快聽到扣上了。估計她認為這樣就萬無一失了。我和王澤浚相對一笑，也不再做聲便動手修機器。 今天應當說老實話了，本來只需要半小時就可以幹完的活，我們卻慢騰騰地在磨洋工。我剛把機頭裝上，準備加點油就可以試車，王澤浚把手在我肩上一拍，我抬頭一看，他一語不發，只用嘴向旁邊的沙發呶一下。不用問，這是叫我坐上去休息。好久不坐沙發，坐上去之後，雖然比我過去家裡使用的外國進口貨差得太多，但比我們天天坐的小馬扎和硬板凳卻舒適多了。我坐下之後便閉目養神，也就是在回味過去坐在自己家裡沙發上的一些往事，兒女繞膝承歡，妻子的笑窩紅透…… 正當我進入沉思的時候，突然感到伸得很遠的腳尖被踢了一下。我忙睜眼一看，原來是王澤浚手中端了兩杯熱氣騰騰的茶站在我面前，我趕忙站起來把茶接過去，小聲問他：「怎麼有茶？」他又把嘴向旁邊小桌子一呶，我一看上面不但擺有熱水瓶，還有茶杯和茶葉罐。我真佩服他比我機靈，他一進來就發現這些東西了。 他把茶杯一放，又滿口四川話：「格老子，急他幹啥子，老子們也來安逸安逸嘛。」說完向沙發上靠，像是一個戰場上的勝利者一樣，滿面春風，把左腿向右腿上一撂，這可能是戰犯們的最高級的享受了。 茶喝了兩杯後，我們又繼續工作。正當準備用放在衣車旁的破布條試驗一下時，門突然打開。那個小姑娘很迅速地把兩大碗上面堆了些肉片、青菜的飯向門口地板上一放，小聲小氣地說了一聲：「吃飯！」我和王澤浚一看便很生氣，理也不理。小姑娘可能是站在外面窗縫裡偷看過，她以為沒有給我們拿筷子，所以沒有吃，她哪會知道我們認為這是對我們侮辱了。所以她第二次又把門打開，又是那麼迅速地把筷子插在飯碗上，說也不說又把門反鎖上了。 受到了客人般款待 經過我們試車的結果，連我都感到滿意，修理得非常好，不但不斷線而且針距很均勻。我正高高興興地把幾條破布都試過後，門突然又開了，這回是這一對幹部一同下班回來了。我才發覺，我們整整在這裡磨了半天了。我正感到有點難為情時，他們一看到地上擺著兩碗飯一動未動，便在責備那個小姑娘。女的馬上進來告訴我們，他們走時關照那個小姑娘多做點飯菜等我們回來一道吃，沒有想到這個鄉下剛來的人不懂事，所以先把飯端來放在地上。雖然當幹部的不可能對犯人明確講對不起而有失身份的話，但話里卻已表達了一些歉意，我們也很滿足了。當她一看我在布條上縫的線條那麼筆直，針距很適合一般縫衣服時用的，便連連稱讚，不但把機器調理好，還說我能縫得這麼直，真有一套。我有點受寵若驚，也只好敷衍謙虛幾句。男的便邀我們去客房後邊一間小飯廳吃飯。 按照女主人說的，他們關照那個小姑娘多做的飯菜，我們一看，原來只是一小碗素菜炒肉片和一小碗炒雞蛋，外加一大碗蘿蔔白菜混合炒的素菜，不過這在當時一切都定量配給時能這樣慷慨招待我們就很不錯了。按我和王的飯量，這點東西只夠我們中一個人吃，但我們雖然成了犯人還是愛面子怕失身份，都十分克制不敢多吃。主人再殷勤，我們還是很客氣。 我從這個家庭的住房、布置等方面估計，男主人可能是一位處長或副處長一級的幹部。在邊吃邊談中，我便問起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紅星公社勞動的情況，因為我們只知道他們已去紅星勞動，具體情況不太清楚。他便簡單地告訴我們，這些人現在是在勞動鍛煉，表現得很好，社員也很歡迎他們……我一聽到「鍛煉」兩個字，以為這和「學習」的意義差不多，那就是說他們現在是去公社學習勞動，將來便是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當時才40多歲，正是身強力壯的時候，認為只要能自由自在地去勞動便心滿意足了。當時可能連那位幹部也沒有估計到，在京特赦人員勞動鍛煉一年之後，周恩來總理會親自安排這些人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讓這些過去拿慣槍桿子的手去拿筆桿子，而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拿鋤頭與泥巴打交道呢。 群眾並不理解 我和王澤浚兩個都只吃一個半飽便把碗放下了，當然他們也早已吃完。男主人便告訴我們，可以自己回去，不用等人來接，以免耽誤我們睡午覺。我們便告辭從原路返回監獄去。路上我看到兩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在路邊玩，我一下又想到自己的孩子離開我的時候都是這麼大，便走過去想摸摸他們的頭。當我的手剛伸出去離那個男孩還有半尺時，從附近地里突然傳來一聲很粗暴的女人吼聲：「你幹什麼？」我連忙把手縮回，王澤浚馬上把我一拉，兩人趕快朝前走。那兩個孩子卻把小手向我們招著。正在地里勞動的那位中年農婦跑到馬路上一手摟住一個孩子，好像怕我們搶走似的。 我一看到這種情景，不但心裡一涼，而且鼻子也為之一酸。我把牙齒緊緊一咬，跟著王急匆匆趕回去。我們一路進去，通過五層鐵門都沒有被攔阻。因為我們穿得那一身黑色舊的中式衣褲，警衛一看就知道我們是那裡面的犯人。當然，那位農村婦女也是因為我們那身衣服而不准我撫摸她的孩子，可能是怕被犯人摸一下要晦氣。她也絕對想不到，今天想要我們摸也找不到我們，而只能在我們乘坐的汽車飛馳而過時，讓孩子們站到路邊去。這種變化之大，真是使人感慨萬分。 當我們順利地走到第六道鐵門，也就是進我們住的那一幢大樓對外的鐵門時，才是鎖著的。我便輕輕叫著：「管理員開門」！值班的那位管理員也正是送我們去的那位，他一邊笑嘻嘻地開門，一邊問我們修好了沒有？當我們告訴他不但修好了而且飯也吃過了，他便要我們趕快回到組裡睡午覺。我上床後哪裡能睡得著啊！幹部和管理員都對我們很信任，而那位小姑娘拿著擀麵杖守在門口的那緊張嚴肅的臉和那位農婦憤怒的吼聲，一直在我腦子裡盤旋著。我們將來即使得到自由，幹部對我們雖好，而群眾會原諒我們嗎？與其出去受辱，像剛才的嘴臉和吼聲，看了聽了實在不好受，還不如一輩子就在監獄裡過下去算了。 「可憐天下戰犯心」 第二天，只有我和王澤浚兩人在縫紉組那間小房間裡，我便和他談到昨天他的感受怎樣。他把大腿一拍：「當強盜是搶東西的罪，當小偷是偷竊罪，當戰犯是打敗仗罪……」我急忙阻止他不要再說下去，他還是唉聲嘆氣把一切都歸之於「打了敗仗」。兩人的心裡話一抖開，便沒完沒止。我最難過的是妻離子散，大陸上沒有一個親人。我又輕聲哼著過去在牢中那首「妻離兒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盡頭」時，他一向不作詩填詞而是滿口「格老子」、「龜兒子」，但在聽了我念出那首詩之後，突然也念出：「可憐天下戰犯心。」這真和《紅樓夢》中的薛蟠一樣，在一連串粗野的詩句中，也能念出：「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使人感到十分有味。他念完這一妙句之後還把兩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搖動：「我們究竟有什麼罪啊！我們……」他的聲音一向很大，這時更加激動，聲音就更大了，我連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讓他再嚷下去。雖然第二句還沒出口，經我一捂，他的兩隻睜得圓圓的眼睛卻滾出幾粒淚珠。我也把頭低了下來，默默相對而坐，誰也不願再說出一句話來。 打從那次以後，我對有沒有再次特赦以及今後如何等，便越來越不願去多考慮。只存著聽天由命，因為怕群眾不諒解，在新社會中做不起人。 第二批特赦 天下事常常有這種情況，你越是急著等待它，它偏偏不來。而你不再去想它時，它卻會突然間出現。我一生就遇到過不少這樣的事。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國務院第105次會議公報，說第二批特赦戰犯的名單已送交人大常委會去審議了。這一喜訊傳來，我又有點興奮了。但一想到第一批特赦人員都是高級軍官，他們和解放軍在戰場上是明槍明炮對著幹，沒有直接的個人利害衝突。我過去是長期干特務工作，被我逮捕、殺害、迫害過的雖不是千千萬萬，但為數也是很可觀的。遠的不說，僅1949年在昆明，我就主持逮捕過近500人，而現在正在政府中負重要責任的許多人中我也迫害過，有的甚至打罵過，還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我在重慶時，被幾位烈士的家屬抓著我「生要人，死要屍」的情景還可能隨時發生。所以，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沒有干特務的，別處特赦的也沒有干特務的，我便肯定第二批不會有我。當11月20日劉少奇主席再次頒布特赦戰爭罪犯的命令公布後，許多人都狂歡跳躍，紛紛寫詩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感激和希望，我呢，只是寫下三首《西江月》，其中有這麼幾句：「個個歡天喜地，人人喜笑顏開，有無特赦正疑猜，喜訊出人意料。」「何用擔心著急，只需條件全齊，請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 究竟要什麼條件才得特赦，誰也說不清楚。「改惡從善」四個字太簡單了。我估計像我這樣仇人滿全國的人是不會輪到的。所以我的那首詞中末一句：「肯定有他有你。」而就是沒有我。我當時認為我有自知之明，也作好沒有我的思想準備。 感愧交集重新做人 同年11月27日剛吃完早飯，管理員把我和另外七名重量級的強勞力叫了出去，布置在監獄外的一座禮堂兼飯堂。這些久經世故的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在布置特赦大會的會場。因為第一批特赦時曾這樣布置過一次，講台上面安放幾把椅子，擺上幾盆花。當管理員要我把一盆20多斤重的菊花盆從花房中搬出來的時候，我不知是分了心還是有點緊張，一不當心，踩在一塊石頭上，連人帶盆摔倒了。管理員急忙跑過來把我扶起，連聲問摔傷了沒有？我一邊說沒有摔傷，一邊指著摔壞了的花盆說這個摔壞了怎麼辦？管理員不但不責備我，還安慰我說，只要人沒有摔傷就很好，花多一盆少一盆有什麼關係。他叫我就地坐下不要再動，還準備去找醫生給我看一下。我說沒有事可以繼續勞動。他無論如何不讓我再搬東西，並且拿一張條凳讓我坐下休息。我自己也有點納悶，我過去見過不少大風大浪，也直接和指揮部下殺過人，出生入死的驚險事沒有少遇到過。我素以沉著聞名，今天怎麼會這麼慌慌張張，是不是十年監獄生活使自己變成這樣？當我正在胡思亂想時，禮堂已布置好了，只是還沒有掛上紅布對聯和橫幅，但基本上能肯定這就是特赦用的會場了。 管理員走過來叫我和他們七人一同回去時，還不停問我是否能走動，要不要人攙扶？我笑著說完全沒事了，他才如釋重負一樣，大大噓了一口氣。平日我們在勞動中有碰摔時，管理員雖也很關心地問問我們，也叫醫生護士給檢查，但卻沒有今天這樣焦急。這雖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推測一下。那天晚上，我又有點失眠，誰不希望能早日得到自由，儘管我考慮到許多不可能，也怕在新社會受歧視受侮辱不好過，但總還是希望第二批能有自己。 1960年11月28日上午，我們全體列隊進入昨天布置好的禮堂，講台上的橫幅和兩邊的對聯，完全和第一批特赦時使用的一個樣。我估計是準備長期使用的，它有「特赦戰爭罪犯大會」而沒有寫出是第幾批，所以可以一直用下去，也說明了不是一次兩次可以赦完。 我默默地坐在隊伍的中間，閉著眼睛，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念這次特赦名單：李仙洲、范漢傑、羅歷戎……每念到一個人的時候，我的心總是情不自禁地緊張一下。而當念到我的時候，我反而好像是在叫別人一樣，一動不動地坐著。法官只好再念一遍。管理員趕快走過來，輕聲告訴我：「是在叫你的名字，快出來走到台上去。」我才如同大夢初醒一樣，站起來走上台去。這時的心情我實在形容不出，寫多了也沒有必要，因為用四個字也可以概括了。那就是「感愧交集」！ 當法官授給我一張16開道林紙精印的「特赦通知書」的時候，我只是感到，從此以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公民了，按照我們一貫的說法，是已做新人了。我想大喊一聲，但沒有能喊出來，今天，我再補喊一下：「我做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