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所有權 · 第三節 第三級的社會性
也許讀者沒有忘記我在第三章中對分工和專長所作的論述。
人與人之間，才幹和才能的總和是相等的，他們的本性也總是相似的。我們大家生來，都是詩人、數學家、哲學家、藝術家、工匠或農夫，但我們的天賦並不相等；在社會上的人與人之間，或者在同一個人身上的機能與機能之間，存在著千差萬別。我們曾經說過，相同的機能之間的這種程度上的差異，在某些方面這種才幹的出眾，是我們社會的基礎。大自然把智慧和天才分配得這樣經濟和這樣慷慨，使社會的機構永遠不必擔心特殊才幹的過多或缺乏，並且使每個勞動者在致力於他的職務時總能熟練地利用所有他的同行的工作成就和發明創造。由於大自然的這種樸素的和聰明的布置，勞動者在他的工作中不是孤立的；在他和他的同類在情感上聯合起來以前，他是通過思想和他們相溝通的，所以對他來說，愛是從智慧中產生出來的。
在禽獸社會，這一點並不如此。在每一種類中，所有個別禽獸的有限稟賦在項目上、甚至在程度上（當這些稟賦不屬於本能時）都是相等的。每一個禽獸都會做其他鳥獸所做的事情，並且做得和它們一樣好，例如尋覓食物、逃避敵害、挖掘洞穴、構築鳥巢等等。當任何一個動物是自由的和健全的時候，它不希望也不需要鄰居的援助，而後者則同樣也是獨立的。
那些群居著的禽獸在一起生活時，並不交流思想，也不作親密的交談：大家都做著同樣的事情，什麼也不用學習，什麼也不用記牢，它們彼此看著，互相感覺著，互相發生接觸，但彼此根本沒有深入的了解。人與人不斷地交換意見和感情、產品和勞務。在社會生活中所學習到的和實行的一切對他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這個數量龐大的產品和觀念中，每個人單獨生產的和獲得的東西不過是滄海一粟。人如果不為社會工作就不成其為人；而社會則是依靠它的各部分的力量的平衡與和諧才得以維持的。
禽獸的社會是簡單的；人的社會是複雜的。人和人、禽獸和禽獸都通過相同的本能聯合起來；但是人的聯合方式與禽獸有所不同；也就是這種不同的聯合方式造成道德方面的全部差別。
我在通過那些把所有權當作社會基礎的法律本身的精神和政治經濟學說明了——也許說得太多了——既不能用占用的先後也不能用才幹、勞力、經營和才能等等的優劣來證明地位的不平等是正當的。但是，地位的平等雖然是天然權利、自由、生產規律、天賦能力和社會原理本身等等的必然後果，卻並不把社會感情的發展限制在借方和貸方的範圍以內。仁慈和愛的精神可以遠遠地超出這個範圍；當經濟已經達到它的平衡時，人類的心靈就可以開始受益於它自己的正義感，而同情心也可以在它的無限的情感中充分發揮出來。
於是社會感情就會獲得一種因人而異的新的特徵：在強者的心中，這就是在樂善好施以後而感到的愉快的心情；在相等的人們之間，這就是坦率和懇切的友誼；在弱者心中，則是那種欽佩和感恩的幸福感。
具有卓越的體力、才幹或勇氣的人知道他現有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社會，如果沒有社會，他就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會；他知道社會像目前這樣把他看作社會成員中最次的一員時，也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但他同時也不會不意識到他的力量和偉大之處；他對人類自願表示崇敬，他承認自己只是造物主的一個工具——只有造物主才值得讚嘆和崇拜——我說，正是這種感情和意志的同時的表白，正是這種對上帝的真誠崇敬，使人與眾不同，使它不斷向上，把他提高到禽獸所無法達到的那種社會道德的高度。赫克里斯為了希臘的安全消滅了許多怪獸並懲罰了許多強盜，奧爾菲斯教育了粗野和凶蠻的皮拉斯基人，這兩個人對他們的工作都不要任何報酬，我們在這裡看到詩歌所創造的最高貴的形象，看到正義和德性的最崇高的表現。
自我犧牲的愉快是形容不出的。
如果我把人類社會和古希臘的悲劇相比，那麼我會說，高尚思想和偉大精神的隊伍按照向左舞曲的節奏跳舞，卑微的群眾則按照向右舞曲的節奏跳舞。這些群眾擔負著艱苦而平凡的工作，但由於他們的人數和他們職務的和諧安排而具有無限的力量，這些人執行著別人所作出的計劃。他們受別人的領導，他們卻並沒有對別人欠下什麼恩情；可是他們欽佩這些人並且儘量地歌頌和讚美他們。
感激的心情使人們充滿著敬慕和熱忱。
但是平等使我內心感到喜悅。仁慈可以退化為淫暴，欽佩可以退化為屈從。友誼則是平等的產物。啊，我的朋友們，但願我能夠毫不爭勝地、毫無光榮地同你們生活在一起；但願平等把我們團結起來，由命運來指定我們的地位。但願我在去世的時候不知道你們之中誰是我最應該敬重的人！
在人們的兒女的心中，友誼是珍貴的。
寬宏大量、感激（這裡我所指的只是從欽佩一種高超力量的心情中產生的感激）和友情是單一感情的三種不同的色調，我把這種感情叫做社會的公道或社會的相稱性。①公道不會改變正義：但是後者始終把公道作為基礎而加上敬重的心情，從而在人的身上形成一種第三級的社會性。由於公道的作用，當我們幫助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弱者並使他們成為我們的平等者時，當我們公正地給與強者以感謝和尊敬而不致使我們成為他們的奴隸時，當我們為了即使是根據交換的權利從我們的鄰人、朋友和同輩接受任何東西而向他們致意時，我們就立刻感到這是我們的義務，同時也是我們的快樂。公道是被理智和正義提高到理想境界的社會性；它的最普通的表現就是謙恭或彬彬有禮；在某些民族中，這種態度僅僅由它本身就差不多概括了一切社會義務。
①我這裡所說的公道就是拉丁人所說的人道（humanitas），即人所獨有的那種社會性。對於一切人都那麼溫和而可親的人道，知道怎樣不讓任何人感到羞辱而把等級、德性和才能區別開來：這就是社會同情和普遍的愛的合理分配。
可是，這種感情在禽獸身上是找不到的；它們愛戀、互相親昵並且表示出某些特殊的好感，但它們不懂得尊敬，在它們中間既看不到慷慨的行為，又看不到欽佩的表示，也看不到禮貌。
這種感情不是從智慧中產生出來的，因為智慧從事估計、核算和衡量，但並不發生愛的感覺，它雖能看到，但沒有感情。正義是社會本能和思考的混合產物，同樣地，公道是正義和趣味的混合產物，我的意思是說它是我們的辨別能力和理想化能力的混合產物。
這個產物——第三和最後一級的人類社會性——是由我們那種複雜的聯合方式決定的；在這種方式中，不平等，或者說得更恰當些，能力上的差異以及那種本質上趨向於使勞動者孤立起來的職務上的專門化，要求一種更積極的社會性。
所以在實行保護的同時起壓迫作用的力量是可惡的；所以把藝術的驚人創作和最粗糙的工業產品等量齊觀的愚蠢無知會引起無法形容的鄙棄；所以那種自鳴得意地說「我已經給你代價了，我絲毫不欠你的了」的傲慢庸人是非常討厭的。
社會性、正義、公道，這就是本能在它的三種不同程度上的確切的定義，這個本能使我們和同類交往，它的具體的表現是可以用下列公式來說明的：對自然財富和勞動產品有平等享受的權利。
這三種不同程度的社會性互相支持並互為因果：沒有正義，公道是不能存在的；沒有正義，社會生活是一種謬誤。事實上，如果我為了酬報才幹而把一個人的產品拿來給與另一個人，從而不公正地剝奪前者，我就沒有給與他的才幹以應有的尊重；如果在社會生活中我分給自己的一份東西比分給我的夥伴的為多，那我們就不是真正的夥伴。正義是在分配那種可以衡量的具體東西時表現出來的社會性；公道是帶有欽佩和敬意的正義，而欽佩和敬意是無法計量的。
根據這一點，可以作出下列幾項推論：
1．雖然我們能夠在各種可能的程度上隨意對一個人比對另一個人表示更多的敬意，我們給與他的東西卻不應超過他應得的一份公共財富，因為維持正義的責任對我們的拘束力高於維持公道的責任，第一種責任永遠應當放在第二種的前面。有這樣一個被古人稱道的女人，當一個暴君強迫她在殺死她的兄弟和殺死她的丈夫之間進行選擇時，她就犧牲了後者，其理由是：她可以再找一個丈夫而無法再得到一個兄弟；可是我說，這個女人在遵從她的公道感的時候背棄了正義並做了一件壞事，因為夫婦關係比姊弟關係更為密切，並且因為鄰人的生命不屬於我們所有。
根據同樣的原則，在立法上，不能藉口才幹的不相等而容許工資的不平等，因為財富的公正分配是經濟的職能而不是表示熱情的手段。
最後，關於贈與、遺囑和繼承，社會須同時照顧到個人的情感和社會本身的權利，它永遠不應當容許愛和偏愛來破壞正義。雖然社會樂於相信，在工作中長期和他父親合作的兒子比別人更有能力繼續經營業務，相信那個在事業的繁忙中突然死亡的公民由於他對自己工作的天然愛好而最適宜指定他的繼承人；雖然被幾個人指定為繼承人的人容許在不同的遺產上享有選擇權——可是社會不能容忍任何一種資本和事業集中在一個人的手裡，也不能容許任何對於勞動的襲斷和侵占行為。①
①正義和公道從來就沒有得到理解：
「假定須在阿契里斯和埃傑克斯之間分配從敵人那裡得來的十二個戰利品。如果這兩個人是平等的，他們各自應得的部分就應當在數學上是相等的：阿契里斯得到六個，埃傑克斯也是六個。如果我們繼續按照這個數學上的平等辦理，那麼色西提斯也就可以得到和阿契里斯相等的一份，這將是非常不合乎正義和令人發生反感的。要避免這種非正義的現象，就應當比較那些人的價值，並按照他們的價值給與他們應得的一份。讓我們假定阿契里斯的價值比埃傑克斯高出一倍：前者應得的份額將是八，後者將是四。那就不是數學上的平等，而是比例上的平等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公平分配就是這種功績的比較，合理的計算（rationum）；它是按照幾何學的比例進行的」（杜利埃：《按照法典上的次序講解的法國民法》）。
阿契里斯和埃傑克斯是不是合伙人呢？整個問題就在這裡。如果阿契里斯和埃傑克斯不但不是合伙人，而且他們本人都是給雇用他們的阿伽門農效勞的，那麼亞里士多德的方法就無可非議：使喚奴隸的主人可以允許，誰做了雙倍的苦役，誰就可以得到雙份燒酒的配給。這是專制主義的法律，這是奴役制的權利。但是如果埃傑克斯和阿契里斯是合伙人的話，他們就是平等的。無論阿契里斯的力量抵得過四個人，埃傑克斯只抵得過兩個人，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埃傑克斯永遠可以反駁說他是自由的；如果阿契里斯可以力敵四人，五個人就可以把他殺死；最後還可以說，埃傑克斯本人在效勞的時候所冒的危險和阿契里斯一樣大。同樣的論證對於色西提斯也是適用的：如果他不會打仗，就讓他當炊事員、採購員或膳食管理員；如果他一無所長，就讓他住進救濟院。在任何情形下不能對他施加暴力或強迫他遵守法律。
人必須生活在兩種狀態的任何一種狀態中：在社會中或在社會之外。在社會中，地位必需是平等的，只有各人所能得到的受人尊敬和重視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在社會之外，人就很像一種原料、一種資本化的工具，並且往往是一件笨重而無用的家具。
2．公道、正義和社會關係，對於一個活著的生物來說，只能存在於個別同類的相對關係中：它們不能發生在一個種類和另一個種類之間，例如狼對山羊，山羊對人，人對上帝，更加不可能的是上帝對人。把正義、公道和愛賦與最高的上帝，這是徹頭徹尾的人神同形說；我們所給與上帝的一些性格上的形容詞如正義的、仁慈的、哀矜的等等，應該從我們的祈禱辭句中刪去。上帝只有在和另一個上帝相對比時才能被當作正義的、公道的和慈善的。可是上帝是唯一的和單獨的；因此他不能有像慈善、公道和正義這樣一些社會情感。我們能否說牧羊人以正義對待他的羊和狗呢？不能；如果他想在一隻六個月的羔羊身上剪下一隻兩歲的牡羊一樣多的羊毛，如果他要求一隻小狗像一隻兇猛的老狗那樣去看護羊群，人們不會說他不合乎正義，而會說他發瘋。這是因為在人和禽獸是沒有社會關係的，雖然其間可能產生情感。人喜愛禽獸，把它們當作東西，也可以說是把它們當作一些有感覺的東西，而不把它們當作人。所以，哲學在從對上帝的觀念中把迷信歸諸上帝的人類情慾刪去以後，還須從其中把我們那些由於深厚的敬意而賦與上帝的德性一併刪去。①
①在男女之間可能發生愛情、熱戀、習慣上的關係等等；但是不存在真正的社會關係。男人和女人不能結為夥伴。性別的不同在他們之間設置一道障壁，像族類的不同在鳥獸之間設置一道障壁一樣。所以，我不但很不贊成現今的所謂婦女解放運動，而且如果沒有其他的抉擇，我寧可傾向於把婦女禁閉起來。
婦女的權利以及她和男子的關係還有待於明確，夫妻的立法和民事關係的立法都須重新加以規定。
如果上帝下降到地球上來和我們住在一起，除非他變得像我們一樣，我們是不能愛他的；除非他生產一些東西，我們是什麼也不能給他的；除非他能證明我們犯了錯誤，我們是不會聽從他的；除非他能表現他的威力，我們是不會崇拜他的。我們天性的一切法則，無論是感情上的、經濟上的和智慧上的，將使我們不像我們對待其他的人那樣對待他，這就是說，將不按照理智、正義和公道來對待他。由此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上帝希望有一天和人直接發生接觸，他就應該變成人。
再說，如果君王是上帝的形象和他的意志的執行者，那麼，除非他們同意像我們這樣勞動，同我們和睦相處，按照他們消費的比例從事生產，用道理說服他們的臣民，做出了不起的大事，他們才能從我們這裡得到愛戴、財富、服從和榮譽。而且，如果像有人那樣主張過的，君王只是國家的公務人員，那麼我們就須看他們本人是否和藹可親，來衡量我們應該對他表示怎樣的愛戴；看他們的命令是否明智，來衡量我們對他們的服從義務；根據除以公民人數的社會生產量的總額來計算他們的王室費用。
所以，無論法律學、政治經濟學和心理學都同意承認平等的定律。權利和義務、才幹和勞動應得的報酬、情誼和熱忱的發生，都是事先按照一種不變的標準規定好的，都是取決於數字和平衡的。地位的平等是社會的法則；普遍的團結一致是這個法則的保障。
由於我們的七情六慾和無知，地位的平等從來就沒有得到實現；但是我們對於這條定律的反抗使得它的必要性愈來愈明顯了。這一點歷史永久可以作證，歷史事實的發展會給我們揭示出來。社會是從一個等式走向另一個等式的。在經濟學家的心目中，一些帝國的革命有時只表現為可以互相簡化的代數數字的約算，有時則只是由不可避免的時間作用引起的未知數的發見。數字是歷史的命運。沒有疑義，人類的進步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是，在使各個民族動盪不安的許多隱秘的原因中，沒有再比無產階級反對所有權的周期性爆發更加有力、更加經常、更加容易辨認了。在人口增多的條件下，通過排斥和侵占而起著作用的所有權曾經是產生一切革命的根源和決定性的原因。當宗教戰爭和征服戰爭沒有發展到消滅各種族的程度時，它們不過是一些偶然的混亂，很快就依靠民族生活的完全數學式的進步過程恢復過來。社會的衰頹和滅亡是由所有權所具有的積累力量造成的。
以中古時代的弗洛倫斯①為例，它是商人和經紀人的共和國，經常被它的有名的教皇黨和保王黨的派別所分裂，這些派別歸根到柢不過是互相鬥爭的老百姓和貴族地主；弗洛倫斯在銀行家的統治下終於因債台高築而趨於滅亡②。以古代羅馬為例，從它誕生時起，它就被高利貸所吞噬，但是只要當時的世界有工作給那些可怕的勞動者做，它總是繁榮的，它在一段生息的期間以後總要發生內戰而流血，當這個民族的最後一點道德感連同它向來的活力一起喪失時，它就枯竭得奄奄一息了。迦太基是個商業和金融城市，它不斷地被國內的競爭所分裂。泰爾、西頓、耶路撒冷、尼尼微和巴比倫，也是由於商業競爭和像我們今天所說的市場恐慌而先後崩潰的。如果人民、如果法蘭西不用一種突然發出的宏大聲音宣布廢除所有權的統治，上述那些著名的實例還不足以清楚地表明有怎樣的命運在等待著現代國家嗎？
①弗洛倫斯，義大利城市名，中古及文藝復興時代為一城市國家。——譯者
②米歇萊在法蘭西學院說過：「科斯姆·德·美第奇的保險柜就是埋葬弗洛倫斯的自由的墳墓。」
我的工作應當到此為止。我已證明了窮人的權利，我已指出了富人的霸占行為。我要求審判；判決的執行與我無關。如果有人想把一種不合法的特權延長几年而強辯說：僅僅說明平等是不夠的，還必須組織平等，尤其是必須和平地建立平等，那麼我就有權答覆：被壓迫者的福利比大臣們所感到的困難更為重要。地位平等是公共經濟和法制所依據的一條自然法。勞動權和平均分配財富的原則不應當由於權力機關的憂慮不安而讓步。無產者沒有權利容忍法律的矛盾，更不必說忍受政府的錯誤了。相反地，民事和行政權力卻有責任在政治和財富平等的基礎上自行改組。已知的禍害應當加以譴責並摧毀。立法者不能藉口對於必須建立起來的秩序的無知而袒護一種明顯的罪惡。權利的歸還是不能拖延的。正義，正義；權利的確認；無產者地位的恢復：法官們和總裁們，當這些事情完成以後，你們可以注意你們的警察機關並為共和國提供一個政府！
此外，我不相信我的讀者中會有人來責備我只知道破壞而不懂得建設。在說明平等原則時，我已奠定了社會結構的基礎。我還做過更多的事情。我曾舉例說明在解決政治和立法問題時應當遵循的步驟。就這門科學本身來說，我承認我至多只知道它的原理，並且目前我也不知道有誰能夠自以為比我了解得更深切。許多人在叫嚷：「如果你們上我這裡來，我願意使你們了解真理！」這些人把他們所抱有的意見和熱烈的信念當作真理，而這種東西一般說來並不是真理。社會的科學像一切人類科學那樣，將永遠是不完全的。它所包括的那些問題的深度和多樣性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只是勉強達到了這門科學的開端階段：其證據就是我們還沒有超出體系的階段，並且我們曾不斷地把表決中的多數的權威來代替事實。某一個語言學會以多數表決的方式決定了一些語言學的問題；如果我們議會辯論的結果不是這樣有害，那麼那些辯論甚至會是更加可笑的。在我們現今的時代，真正的政論家的任務是迫使那些大言不慚的人和江湖派啞口無言，使公眾習慣於要求證明，而不滿足於一些教條和綱領。在討論這門科學以前，必須明確它的目標，找出它的方法和原理。必須從它的場地上清除掉使它礙手礙腳的偏見。這應該是十九世紀的使命。
就我來說，我已宣誓效忠於我的破壞工作，我將翻遍廢墟和垃圾來不斷地追求真理。我討厭那種半途而廢的做法；並且不必由我來提出保證，人們可以相信，既然我敢舉起手來推翻聖櫃，我就不會僅以推掉櫃蓋而感到滿足。必須把那些庇護罪惡的聖堂的秘密揭露出來，粉碎舊聯盟的會議桌，並把過去為人信仰的一切東西徹底清除掉。人們曾經給我們制定了一個憲章，它是全部政治學的概要，二十種立法的象徵；人們曾經撰寫了一部法典，它是一個戰勝者的驕傲，古代智慧的總結。哦，這個憲章和這部法典的條文將一條不留；現在正是博學人士選擇他們的途徑並準備建設的時候了。
但是，既然一個被摧毀了的謬誤必然包含著一個相反的真理，我在結束這篇論文以前，就不得不去解決政治學上的首要問題，也就是所有的人都關心的問題：
所有權廢除之後，社會將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呢？是不是共產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