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 《盛世危言》導讀
在2000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歷來崇尚「重農輕商」、「重農抑商」的經濟觀念。在這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大國里，人們習慣的經濟生活方式是自行生產、自行消費。人民以溫飽自足，以安定為福。豐衣足食可謂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高要求，而達到這一要求的手段無外是勤力農事，獎勵農業和減除一切浪費及奢侈。工商活動歷來都被認為是占據生產人口，妨礙農業生產，促成浪費奢侈的無益行為。因此，長期以來，受到輕視甚至壓抑。直到近代初期，這種思想觀念及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仍未有動搖、改變。
第一、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通商口岸，中國人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多，1862年清政府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是為處理外交事務而專門設置的。在當時的外交事務中，商務是最多、最主要的。國際形勢的迅速變化，客觀上已使商務問題上升到重要國策的顯赫地位。
但是，一個2000多年中素來輕商、抑商的國度，不可能一下子在思想觀念上重視商務問題。《天津條約》簽訂後，咸豐皇帝曾有意以全免關稅為條件，來換取「公使駐京」的要求，這一事例很鮮明地反映出清政府對商務的無知和輕視，而對自己的政權威嚴的何等看重。總之，辦商務的目的不在於通商獲利本身，而完全是政府外交上的一種制衡手段，其最終目的只在於維護統治，包括政治秩序及經濟秩序等等。
在這時候，只有少數人開始漸漸認識到商務的重要性，並有志在中國真正倡導發展工商業。這些人大多是處於洋務運動重要位置上的官員，身居通商口岸、接近商業競爭戰場，經常與外商接觸的督撫或知識分子。例如，長期在上海英國教會所辦「墨海書館」中工作，而且遊歷過英、法、俄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王韜；長期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並出任清朝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的薛福成；留學法國，亦任李鴻章幕僚的馬建忠，等等。
這些人在他們的著作論述中，已不同程度地提到或論及「重商」的問題。
然而，對於重視商務，發展工商業這一問題，在文字上進行全面系統論述，而且再三修訂，不斷增補，形成較完整思想的，要算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它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倡導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商求富，以富求強思想的著作。
1842年7 月，即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之前一月，鄭觀應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雍陌鄉的一個士紳之家。香山縣離廣州不遠，與香港隔水相望，在鴉片戰爭前，這裡的居民就有不少與外國資本家打交道，其中經商致富的人就較多。鴉片戰爭後，香山人充當外國洋行買辦的人越來越多，因而香山縣有「買辦故鄉」之稱。在鄭觀應的家族和親朋中，就有不少在上海等地做買辦。這樣的家鄉環境和家族關係，促使鄭觀應在17歲參加縣試失敗後，就拋棄歷代讀書人科舉仕途的傳統模式，而走上了「赴滬學賈」的道路。
在此後的歲月中，鄭觀應先後在英國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擔任過買辦，又自己經營貿易、投資輪船公司，還擔任過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等重要職務。列身於外國洋行、官僚企業的激烈競爭之中，他辛勤經營、日夜操勞，積累了豐富的商務知識和經驗教訓。
另一方面，他還不忘「學習英文，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盛世危言》卷八），並把自己救時救國，抵制侵略的思想主張，著述成書，以廣流傳。
1873年，鄭觀應寫成《救時揭要》一書，這時，作者的認識還主要表現在對外國侵略者的義憤上，他控訴侵略者販賣中國人出洋為奴的罪惡，揭露資本主義侵略中國權利、賤踏華民的行徑，也初步提及保衛商民、收回權利的主張。
1880年，鄭觀應又完成《易言》一書，如果說《盛世危言》反映了作者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感性認識的話，那麼在《易言》里，這些感性的認識得到了理性的上升。鄭觀應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初步系統化的論述，提出了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色彩的思想體系。這就是：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由於這種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升華，作者自已把《易言》稱為《救時揭要》的續篇。
由於時代的變化，鄭觀應經歷的不斷豐富，他對事物的認識也更為深刻、更加全面，這使得他又不滿意於《易言》，而在其基礎上修訂增擴，於1894年編成《盛世危言》。從《救時揭要》到《易言》到《盛世危言》，反映了鄭觀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從早期雛形到成熟體系的演變發展，也體現了中國近代「重商」思想從產生、發展到基本完善的成長過程。
《盛世危言》的版本很多，在1894年出版了第一版後的六年中，又先後再版過增補修訂本20多種，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書。
其書名有《盛世危言》、《盛世危言續編》、《盛世危言增訂新編》等，卷數也多次更動，有五卷本、三卷本、十四卷本、四卷本、八卷本等。
這些版本不一定都是經過鄭觀應手定和同意的，據專家分析考定，其中經作者手定、能代表他思想發展變化的，是1894年的五卷本、1895年的增訂新編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增訂新編八卷本。
現在，我們參互這三個本子，來看看作者是怎樣闡述他的思想的。鄭觀應說：
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後編。自序》）
這裡，鄭觀應很有層次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盛世危言》的思想綱領。
當時，有「商戰」和「兵戰」兩種口號，鄭觀應明確指出，要抵抗外國侵略者，「商戰重於兵戰」，兵戰固然不可忽視，但它是「末」，商戰才是真正重要的，是「本」。要進行商戰，必須有大量豐富而價廉物美的商品進入市場與外國資本主義競爭，而這需要有強大的工業做後盾。因此，鄭觀應極為主張中國要發展自己的近代工業，以達到「有功以翼商」的目的。
鄭觀應認識到西方近代工業採用先進的機器技術，使勞動生產率比手工作坊成十倍、百倍的提高，這是西方資本主義致富的根本道路。因此，他十分重視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主張引進先進的機器裝備。
工商業發達的又一重要條件是新式的交通運輸和電訊設備，它能降低商品運費，及時了解商業行情。鄭觀應十分重視近代航運、鐵路、電報等事業，在書中，他對發展這些行業的意義和方法，進行了一一說明。
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又必須具備動力、原材料等，對此，鄭觀應提倡大力發展煤炭、金屬的採掘和冶煉等工業。此外，還要自辦銀行，解決生產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資本的快速周轉。
應該說，鄭觀應的「商戰」理論，對工業發展的生產和疏通的全過程都有了較全面的考慮和相應的論述。儘管從現在看來，他的論述不免有粗淺和錯陋之處，但在當時，對於一個素缺工商傳統和基礎的國家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啟動」，是具有推動意義的。
與此相關，鄭觀應還論述了教育、思想觀念、政治體制等問題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重要性。由於工廠、礦務、交通運輸、銀行等在中國都是新的行業，要把它們辦好，很重要的一條是要有足夠的新式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借才異域」，不僅工薪高，增加了產品成本，而且受人挾制。因此，鄭觀應把創辦學校、培養新式人才，看作商戰的重要一環。
鄭觀應指出，傳統社會「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只是與「小農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社會相適應的思想，而今的社會正處在「各國兼併，各圖利己，借商以強國，借兵以工商」的局勢（《盛世危言。商務》）。
中國要富強，必須徹底改變「輕商」的錯誤思想觀念。而且，為民改變工商業者的地位，清政府應效法西方國家，設立商部綜理商務，親近商民，傾聽他們的意見，而不再把他們「目為市儈」。
發展工商業，還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作保證。鄭觀應在《易言》中，已提出實行君民共主的議政制，在《盛世危言》中，發展為明確地提出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這反映了他在承認君權前提下的資產階級民主要求。
綜上所述，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為基本決策，以創辦學校，培養新式人才，改革政治體制為輔助保證，而達到「攘外」救國的目的，這就是鄭觀應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
《盛世危言》的刊行問世，正值甲午戰爭民族危機嚴重和資產階級維新思潮日益高漲之時，它所宣傳的「富強救國」思想，在廣大知識分子中引起強烈反響，加之鄭觀應本人在官私商界的傑出才幹和較高威望，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視和推廣。禮部尚書孫鼐、安徽巡撫鄧華熙，都曾向光緒推薦此書，光緒讀後為該書加了朱批，命總理衙門印刷2000部分發給屬臣閱讀。鄭觀應自己排印了500本，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國各省書坊翻刻印售的，竟達十多萬冊之多。這種情形真可以說形成了一股《盛世危言》熱。
我們來看看當時人對《盛世危言》的評論：
「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湖廣總督張之洞《盛世危言增補統編。序》，「於中西利弊透闢無遺，皆可施諸實事。」——安徽巡撫鄧華熙《上光緒帝薦書》。
「倘能從此啟悟，轉移全局，公之功豈不偉哉！」——洋務實業家盛宣懷《致鄭觀應函》。
「所載中外各事，中華人近以該書作南針，邇來場中考試常出該書所序時務為題目。」——《新聞日報》1897年3 月2 日。
「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翰林院編修蔡元培《雜紀》。
鄭觀應本人對此書也很自負，他認為如果清政府能「採擇施行，認真舉辦，於大局不無裨益」（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則我國二十一行省百姓，無不感激」（鄭觀應《致英博士李提摩太書》，以上六條引文，均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第四章）。
《盛世危言》對戊戌維新有直接的影響，康有為在多次上清帝書中提出的變法方針，如經濟上運行「富國之法」——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養民之法」——務農、勸工、惠商、恤貧；政治上提倡開議院，文教上提倡改革科舉制度，學習西方科技等等，正是繼承並發展了《盛世危言》的思想。
孫中山的早年思想，也與《盛世危言》有密切關係，孫中山是鄭觀應的同鄉後輩，據說他在香港雅麗士醫校學習時就曾與鄭觀應通過信，「研討改革時政意見」（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26年組織史》第14頁），光緒20年（1894年）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提出改良主義綱領：「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 頁）這段話從內容到文字，與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里的說法，幾乎沒有多大差別。
鄭觀應及其同時代的工商業者，也許永遠不會忘記1903年這個不尋常的年月，這一年，清政府成立商部，這真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自秦王統一中國二千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專門設立機構，實行保護商人、獎勵工商的政策。
重視工商業終於成為國家的基本經濟政策。由於商部的成立，接著頒訂了《公司法》（1903），及《破產法》（1906年），各大城市相繼成立商會，於是，保護工商業在中國逐漸成為合法化和合理化。1906年10月8 日，清朝商部頒布《勛商章程》，規定按投資現代企業資金數額的多少，分別依次封子爵一、二、三等，男爵一、二、三等，以及四、五、六等卿，三、四、五品銜等。中國歷史上的爵位向來多封賜予有軍功的人，而清代漢人封爵尤為不易。
如今，投資興辦新式企業竟可封爵，這不能不說明當時政府看重商務、獎勵投資的誠心。可是，此時清政府民心已失，社會一切均不穩定，幾年來，辛亥革命結束了大清帝國的命運，清朝重商的措施已經太晚了，因而不可能發生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