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奮進 · 梁漱溟先生簡介
梁漱溟先生，原名煥鼎，字壽銘，廣西桂林人，1893年生於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順天中學畢業後任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編輯兼記者。1916年任南北統一內閣司法總長秘書。1917年10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1924年辭離北大，赴山東主持曹州中學高中部。1928年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並接辦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與梁仲華等人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8年訪問延安。1939年參與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等商定將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並赴香港創辦其機關報《光明報》，任社長。香港淪陷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務。1946年作為民盟的代表參加政協會議，是年再訪延安，並以民盟秘書長身份，參與「第三方面」人士國共調停活動。1947年退出民盟後，創辦勉仁文學院，從事講學與著述。1950年初應邀來北京，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80年後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國文化書院發展基金會主席等職。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於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後又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後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由於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宿願。新中國建立後，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儘管如此，梁先生那種「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愛國初衷和為之奮鬥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們稱道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先生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一起，堅決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權」的主張。他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挑起「黨爭」、破壞抗戰，憂心如焚。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梁先生髮起參與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又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報》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對國民黨當局「民有痛癢務掩之，士有氣節必摧之」的獨裁專制極為不滿，斷然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操辦的所謂「憲政實施協進會」。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積極參加了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為爭取國內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總部委託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發表《李聞案調查報告》、《李聞被殺真相》，旗幟鮮明，義正詞嚴地痛斥國民黨特務的暴行。他激憤地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裡等著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強暴，表現出崇高的氣節。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絕參與國民黨策劃的假和談，在重慶等待解放，1955年，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歸來歡聚」，使「祖國統一達到完整無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並沒有妨礙他在爭取獨立、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梁先生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後，他為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莊嚴宣布：「我已經認定跟著共產黨走了。」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產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對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先生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相併提，並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四人幫」猖獗一時，萬馬齊喑的境況下，梁先生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對我們黨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先生是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在半個多世紀裡，他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著作，主要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論文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我的自學小史》、《中國文化要義》等。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重新活躍於學術舞台，完成了50年前著手的《人心與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論文集》等。他還參與創辦中國文化書院並親自為學員授課、答疑，接待來訪的國際著名學者。梁先生為弘揚民族文化，擴展中外文化交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