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二十四
葉尼婭在貼滿五顏六色的偽裝紙條的大劇院附近下了無軌電車，走上庫茲涅茨橋，經過美術基金會展覽館，戰前這兒曾經展出她熟悉的一些畫家的作品，也展覽過她的作品，可是她現在從這裡走過，甚至都沒有想起來。
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她的生活就像茨岡人玩的紙牌。一下子就變出了莫斯科。
她老遠就看到盧比揚卡那座牢固的大樓，黑灰色花崗岩石牆。
「你好，尼古拉。」她在心裡說。也許克雷莫夫已經感覺出她走近了，十分激動，卻不知道為什麼激動。
舊的命運成為她的新命運。似乎已經永遠成為過去的，又成為她的未來。
寬敞的新接待室帶有明亮的朝街玻璃窗，現在關閉著，仍然在老接待室里接待探望者。
她走進骯髒的院子，順著一面舊牆朝半開著的接待室的門走去。接待室里一切都顯得十分平常：桌子上有許多墨水印子，牆邊擺著一張張木沙發，帶有木板窗台的一個個小窗戶，小窗戶便是查詢處。
似乎那座俯瞰盧比揚卡廣場、斯列津巷、福爾卡索夫巷、小盧比揚卡的多層的石頭大樓和這個小小的辦公室沒有什麼聯繫。
接待室里的人很多，都是探望親人的，多數是婦女，在各個窗口站著隊，有的坐在沙發上，有一個老頭子戴著厚玻璃眼鏡在桌上填寫一張表。葉尼婭看著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張張的臉，心想，他們所有的人的眼神、嘴的形態有很多相同之處，她如果在電車上、在大街上碰到這樣的人，就會猜到是上庫茲涅茨橋24號來的。
她向一名年輕的值班人員打聽。這人穿著紅軍服裝，不知為什麼卻不像紅軍。他問葉尼婭：「你是第一次來吧？」然後指了指牆上開的小窗戶。葉尼婭站進隊伍，手裡拿著身份證，她的手掌和手指頭都緊張得出了汗。站在她前面的一個戴圓帽的婦女小聲說：
「如果在內部監獄沒有，就要去馬特羅斯·濟什納，然後去布特爾斯克，不過那裡是在一定的日子按字母順序接待的，然後上列弗爾托夫軍事監獄，然後再到這兒來。我尋找兒子找了一個半月了。您上軍事檢察院去過嗎？」
隊伍移動得很快，葉尼婭心想，這不是好事，大概回答都是敷衍了事，很簡短。但是，等到一個穿得很講究的上了年紀的婦女走到窗口，卻停頓了很久。大家小聲傳說著，值班人員親自問情況去了，因為在電話里說不詳細。那個婦女半側身朝著隊伍站著，眯著眼睛，那表情似乎在說，她在這兒也不認為自己和這群可憐的被捕者的親屬是平等的。
不一會兒，隊伍又動起來。有一個年輕女子在離開窗口的時候，小聲說：
「回答只有一句：不准送東西。」
旁邊一個女子對葉尼婭解釋說：
「這就是說，偵訊還沒有結束。」
「那能不能見面呢？」葉尼婭問道。
「唉，您怎麼啦！」那女子說，並且笑了笑葉尼婭的天真。
葉尼婭從來沒有想到，人的脊背這樣善於表情，這樣明顯地表達出人的精神狀態。快要走到窗口的人們，不知為什麼很特別地伸長了脖子，他們的脊背，連同那聳起的肩膀，那繃緊的肩胛骨，好像是在叫，在哭，在抽搭。
等到葉尼婭前面只有六個人了，小窗戶啪的一聲關上了，說是休息二十分鐘。站隊的人在沙發上和椅子上坐下來。
這裡有母親，有妻子；有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是一位工程師，他的妻子是對外文化協會的翻譯，現在在監獄裡；有一名女中學生，她的媽媽被捕了，她的爸爸在一九三七年就被判處剝奪十年通信自由；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是鄰居領她來的，她是來打聽兒子的消息；有一位外國女子，不大會說俄語，她是一名德國共產黨員的妻子，身穿方格的外國大衣，手裡提著一個花布提包，眼睛完全像俄羅斯老奶奶的眼睛。
這裡有俄羅斯人，有亞美尼亞人，有烏克蘭人，有猶太人，還有莫斯科郊區集體農莊的一名女莊員。在桌子上填表的那個老頭子是季米里亞澤夫學院的教師，他上中學的孫子被捕了，顯然是因為在晚會上說錯了話。
在這二十分鐘裡，葉尼婭聽到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值班員很好……在布特爾監獄不收罐頭食品，一定要送大蔥和大蒜——治壞血病……在這裡，上星期三有一個人拿到了證件，在布特爾監獄關了他三年，一次也沒有審問過，就放了……從被捕到進勞改營，一般要過一年左右……不能送好東西；在克拉斯諾普列斯寧羈押監獄，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刑事犯見什麼東西搶什麼東西……不久前這兒來過一個婦女，她的老頭子是一個很大的設計師，老頭子被捕了，原來他在年輕時和一個女子有過短時間的關係，生了個男孩子，他一直付給她孩子的贍養費，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那孩子，等那孩子長大成人，在前線上跑到德國人那邊去了，所以設計師被判了十年徒刑，因為他是祖國叛徒的父親……大部分是依據58-10條定罪進來的。反革命宣傳罪，主要是因為瞎扯，隨便發表議論……就在五一節前被捕了，一般在節日前抓人抓得特別多……這裡來過一個婦女，有一個偵訊官往家裡給她打電話，她忽然聽到丈夫的聲音……
說也奇怪，葉尼婭在這內部監獄的接待室里，倒是比在姐姐家洗過澡以後心裡鎮定些，輕鬆些。
有的婦女送的東西被收下，臉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個人用壓得低低的聲音在旁邊說：
「他們說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況。都是胡亂說的。他們對一個婦女說，『你丈夫活著，在幹活兒呢。』可是她第二次來，還是那個值班的回答她說：『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終於小窗戶裡面的人抬起眼睛看著葉尼婭了。這是一張普普通通的辦事人員的臉，也許他昨天還在消防隊辦公室里工作，明天，如果上級有命令，他又會到授獎科填報表了。
「我想打聽一個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維奇。」葉尼婭說。她覺得，就連不認識她的人都會察覺，她說話的聲音變了。
「什麼時候被捕的？」值班人員問。
「在十一月里。」她回答說。
值班人員交給她一張查詢表，說：
「您填好，交給我，不用再排隊。明天來聽回話。」
他在給她表的時候，又看了她一眼，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辦事員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員的精明和搜索的目光了。
她開始填表，手指頭哆嗦著，就像剛才坐在這椅子上的那個季米里亞澤夫學院的老頭子。
在和被捕人關係一欄內她寫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筆劃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後，坐到沙發上，把身份證放進手提包。她從手提包的這一格又換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幾次，她明白了，她是不願意離開這些站隊的人。
此時此刻她只希望一點：讓克雷莫夫知道她在這裡，知道她為了他已經扔掉一切，看他來了。
但願他能知道她在這兒，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著，暮靄漸漸濃了。她這一生一大半是在這座城市裡度過的。但是舉行畫展的日子，看戲、下飯館、別墅休養、聽交響樂的日子離開她太遠了，似乎她沒有過過那種日子。史達林格勒，古比雪夫，諾維科夫那好看的、有時她覺得英俊無比的臉已成為過去。剩下的只有庫茲涅茨橋24號的接待室，她覺得她好像是在一個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