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三十九
慶祝大會散場之後，當天夜裡克雷莫夫就搭乘順路汽車來到史達林格勒發電站。
這天夜裡發電站的景象顯得十分悽慘。昨天德軍重轟炸機剛剛轟炸過發電站。炸得到處是大坑，掀起一堆一堆的土塊。車間的窗玻璃一塊也沒有了，有的車間震塌了，三層的辦公大樓也炸得不成樣子。
油變壓器煙氣騰騰地燃燒著，懶洋洋地冒著牙齒似的不高的火焰。
擔任門衛的一個喬治亞小伙子領著克雷莫夫在院子裡走著，院子裡有火光照耀著。克雷莫夫發現，在抽菸的門衛小伙子的手指頭打著哆嗦。重型炸彈不僅炸得石頭樓房倒塌、燃燒，炸得人心裡也亂了，也燃燒起來。
克雷莫夫自從得到前來別克托夫鎮的命令那一刻起，就想著和斯皮里多諾夫見面的事。也許葉尼婭在這兒，在史達林格勒發電站？也許，斯皮里多諾夫知道她的下落，也許他還收到過她的信，她在信的結尾寫著：「您是不是知道克雷莫夫的什麼情形？」他又激動又高興。也許斯皮里多諾夫會說：「葉尼婭一直在想您呢。」也許他會說：「您要知道，她老是在哭呢。」從早晨起，他就急不可待地要上史達林格勒發電站來。他很希望在白天來看看斯皮里多諾夫，哪怕待幾分鐘也好。但是他還是控制住自己，上六十四集團軍指揮所去了，雖然集團軍政治處一位指導員小聲提醒過他：「您這會兒不必急著去見軍委委員。他今天一早就喝醉了。」
果然不錯，克雷莫夫不該急著去見將軍，而沒有在白天來看斯皮里多諾夫。他坐在地下指揮所等待接見的時候，聽到軍委委員在膠合板隔壁那邊向打字員口述給友鄰集團軍司令崔可夫的祝賀信。
他在慷慨激昂地口述著：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
將軍口述到這裡，哭了起來，並且又抽搭著重複了好幾遍：
「好戰士，好朋友，好戰士，好朋友……」
接著他厲聲問道：
「你打的是什麼？」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女打字員念道。
看樣子，軍委委員覺得她的平淡的語調很不合適，於是糾正她，用高亢的聲音說：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
他又動了感情，嘟噥起來：「好戰士，好朋友，好戰士，好朋友……」
後來將軍憋住淚水，又厲聲問：
「你打的是什麼？」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女打字員說。
克雷莫夫明白了，不必急著見他了。
此刻院子裡的火光很不明亮，照不清道路，倒是把道路弄得混亂了，似乎這火是從地下鑽出來的；也許是大地本身在燃燒——這低低的火焰是這樣潮濕，這樣沉重。他們走到發電站站長的地下指揮所跟前。落在不遠處的炸彈炸起一座座高高的土丘，隱隱約約有一條還沒有踩實的小路通向指揮所入口。門衛小伙子說：「您來得很巧，今天過節。」
克雷莫夫心裡想，他想說的話不能當著別人的面對斯皮里多諾夫說，不能當著別人的面問。他讓門衛小伙子把站長叫到外面來，就說方面軍司令部有一個政委來了。等到剩下他一個人，他激動起來，怎麼也鎮定不下來。
「這是怎麼了？」他在心裡說。「我以為已經斷了呢。難道戰爭也不能把感情沖乾淨？我這是幹什麼？」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要不然就完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但是沒有力氣走，沒有力氣離開。
斯皮里多諾夫從地下指揮所走了出來。
「同志，有何事見教？」他用不高興的口氣說。
克雷莫夫問道：
「斯捷潘·費多羅維奇，不認識我啦？」
斯皮里多諾夫忐忑不安地說：
「這是誰呀？」
他盯著克雷莫夫的臉，忽然叫了起來：
「尼古拉，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維奇！」
他使出猛勁兒用雙臂摟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尼古拉，我的好兄弟。」他說著，鼻子酸了。
這次在瓦礫堆中的見面使克雷莫夫十分感動。他感覺到斯皮里多諾夫在哭。還是那樣，還是那樣……他從斯皮里多諾夫的信任和高興中感覺出自己和葉尼婭一家的親近，又在這種親近中重新衡量了自己內心的痛苦。為什麼，為什麼她要走，為什麼帶給他這樣大的痛苦？她怎麼能這樣做？
斯皮里多諾夫說：
「都是戰爭，戰爭毀了我的一切。我的瑪露霞死了。」
他說起薇拉，說她在幾天以前終於離開發電站，上伏爾加左岸去了。他說：
「她真是個傻孩子。」
「她丈夫在哪兒？」克雷莫夫問道。
「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是一個殲擊機飛行員。」
克雷莫夫再也憋不住，問道：
「葉尼婭怎麼樣，還活著嗎，在哪兒？」
「活著，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看著克雷莫夫，又說：
「這可是最要緊的：活著！」
「是的，是的，當然，這是最要緊的。」克雷莫夫說。
可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什麼是最要緊的。他只知道自己心裡還非常痛苦。他知道，和葉尼婭有關的一切，都會引起他的痛苦。不論他聽說她心情愉快，無牽無掛，不論他聽說她心情痛苦，遭遇不幸，他都一樣難受。
斯皮里多諾夫說了說弗拉基米羅芙娜的情形，又說了說謝廖沙的情形、柳德米拉的情形，克雷莫夫只是不住地點頭，小聲嘟噥著說：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尼古拉，咱們走，」斯皮里多諾夫說，「上我家裡去。我現在沒有別的家了。就這兒是我的家。」
油燈的亮光照不亮擺滿了床鋪、櫥櫃、電話機、玻璃瓶和一袋袋麵粉的地下指揮所。在貼牆的板凳、床鋪、箱子上坐的都是人。在窒悶的空氣中迴響著嗡嗡的說話聲。
斯皮里多諾夫給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飯盒蓋子裡斟滿酒精。大家都安靜下來，用一種特別的目光注視著他。這種目光深沉而嚴肅，毫無擔心的意味，只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著在座的人的臉，心裡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這兒。最好也給他斟一杯。」可是格列科夫已經飲完了他應該喝的酒。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里多諾夫端著酒杯站了起來，克雷莫夫心想：「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里亞欣那樣發表長篇大論了。」
可是斯皮里多諾夫拿酒杯在空中畫了一個「8」字形，說：
「來吧，夥計們，乾杯。祝大家節日快樂。」
玻璃杯叮噹響，鐵茶缸叮噹響，乾杯的人哼哧著，還把頭直搖晃。
這兒有各種各樣的人，國家在戰前把他們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沒有聚在一起飲過酒，沒有互相拍過肩膀，沒有說：「喂，你聽著，我來對你說說。」但是在這裡，在炸毀的發電站和燃燒的土地下面，卻產生了純正的兄弟情誼，為了這種情誼不惜犧牲生命。擔任夜間打更的一個白髮老頭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兒，在革命前察里津的一家法國工廠里，小伙子們很喜歡這支歌兒。
他唱得很清脆，很響亮，依然是年輕時候的聲音，因為他自己也覺得年輕時的聲音太陌生，所以他聽著自己的聲音露出好笑和驚訝的神氣，就好像在聽別人唱。
還有一個黑頭髮的老頭子，把眉頭皺得緊緊的，很認真地聽著這支傾訴愛情和愛的痛苦的歌兒。
是的，能聽到歌聲是很愉快的，這樣的美好而可怕的時刻，像這樣把站長、戰地麵包房的駝夫、更夫、門衛，將加爾梅克人、俄羅斯人、喬治亞人聯結成一體的時刻，是令人愉快的。
那個黑頭髮老頭子等到老更夫把傾訴愛情的歌兒一唱完，又皺了皺深鎖的眉頭，慢慢地、無腔無調地唱了起來：
我們要打倒舊世界，把舊世界的灰燼從我們的腳上抖乾淨……
黨委書記大笑起來，搖晃起腦袋，斯皮里多諾夫也邊笑邊搖頭。克雷莫夫也笑了笑，向斯皮里多諾夫問道：
「這位老頭兒大概以前是孟什維克吧？」
斯皮里多諾夫完全了解安德列耶夫的情況，他當然也可以對克雷莫夫說一說，但他怕的是尼古拉耶夫聽到，而且純樸的兄弟情感也暫時消退了，於是斯皮里多諾夫打斷歌聲，喊道：
「巴維爾·安德列耶維奇，離題太遠啦！」
安德列耶夫馬上就不唱了，看了看，然後說：
「我還以為沒有離題呢。迷糊啦。」
擔任門衛的喬治亞小伙子讓克雷莫夫看了看他的脫了皮的手。
「這是挖我的好朋友弄成這樣的，他叫謝廖沙·沃羅比約夫。」他的一雙黑眼睛亮起來。他喘著粗氣，就像尖聲喊叫似的說：「我喜歡謝廖沙，比親兄弟還親。」
老更夫已經喝醉了，滿臉是汗，纏著黨委書記尼古拉耶夫說：
「喂，你還是聽我說，馬庫拉澤說他喜歡謝廖沙·沃羅比約夫，比親兄弟還親，這算什麼！你可知道，我以前在煤礦里幹活兒，東家有多麼喜歡我，多麼看得起我。他和我一塊兒喝酒，我唱歌給他聽。他當面對我說，你雖然是普通礦工，可是我拿你當親兄弟看待。我們常在一塊兒聊天，在一塊兒吃飯。」
「那是一個喬治亞人吧？」尼古拉耶夫問道。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喬治亞人。東家姓沃斯克列辛斯基，所有的礦都是他的。你可知道他多麼看得起我呀。他有百萬家產，可是為人真不壞。你懂嗎？」
尼古拉耶夫和克雷莫夫交換了一下眼色，兩個人都很幽默地擠了擠眼睛，搖了搖頭。
「嘿，」尼古拉耶夫說，「這話不錯。活到老，學到老嘛。」
「那你就學學吧。」老頭子沒有聽出嘲笑意味，就認真地說。
這天晚上過得格外好。到了很晚的時候，等到大家都開始走了，斯皮里多諾夫對克雷莫夫說：
「尼古拉，不要穿大衣，別走了，在我這兒睡吧。」
他不慌不忙地給克雷莫夫鋪床，一面考慮著底下鋪什麼：被子，棉衣，還是防雨布？克雷莫夫走出地下室，望著輕輕晃動的火焰，在黑暗中站了一會兒，又回到地下室里，可是斯皮里多諾夫還在給他鋪床。
等克雷莫夫脫了靴子，躺下來，斯皮里多諾夫問道：
「怎麼樣，還舒服嗎？」
他撫摩了一下克雷莫夫的頭，親熱地、醉醺醺地笑了笑。
克雷莫夫看到上面燃燒著的火焰，不知為什麼想起了一九二四年一月為列寧送葬的時候，夜裡在志願隊伍里燃起的篝火。留在地下室里過夜的人好像都已經睡著了，漆黑漆黑的，什麼也看不見。
克雷莫夫睜著眼睛躺著，沒有注意黑暗，他想著，想著，回憶著……
那是冰天雪地的嚴寒的日子。受難教堂頂上是黑沉沉的冬日天空，許許多多的人頭戴皮帽、布瓊尼式軍帽，身穿軍大衣和皮夾克。受難廣場忽然變成一片白，那是千萬張紙，是政府的通告。
用農民的雪橇把列寧的屍體從哥爾克運往火車站。雪橇的滑鐵哧哧響著，馬匹打著響鼻。跟在棺材後面的是頭戴毛皮圓帽、扎著灰頭巾的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妹妹安娜和瑪利亞，他的好友們，哥爾克村的農民。在農村，為善良的腦力勞動者，為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和農藝師送葬，往往就是這樣。
哥爾克村的列寧住宅靜悄悄的。壁爐的瓷磚閃著亮光，在鋪了白色被單的床邊有一架小櫥，小櫥里擺滿了帶標籤的小瓶，散發著各種各樣的藥味。一位穿白衣的上了年紀的女醫生走進空空的房間裡。她依然習慣性地踮著腳走路。女醫生從床邊走過，撿起凳子上的一段小繩子和捆在上面的一小片報紙，睡在椅子上的一隻小貓聽到玩具的熟悉的沙沙聲，很快地抬起頭來，看了看空空的床，便又打著呵欠躺下了。
走在棺材後面的親人和親近的同志們懷念著死者。兩位妹妹回想著那個淺色頭髮的男孩，他的性子很執拗，有時愛譏笑人，對人要求很苛刻，但是他心腸是好的，他很愛媽媽和弟弟妹妹們。
妻子回憶著：在蘇黎世，列寧蹲在地上，和女房東的小孫女季莉說話兒。女房東帶著很可笑的瑞士口音用俄語說：「你們應該生幾個孩子啦。」他帶著幽默的神氣，很快地朝上面看了看克魯普斯卡婭。
「狄納莫」廠的工人來到哥爾克，列寧出去迎接他們，一時忘了自己的病，想說話，可是像訴苦一樣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擺了擺手；工人們站在他周圍，看到他在哭，也都哭了。還有那臨終時的目光，好像是恐懼，好像有苦要訴說，很像小孩子看著媽媽的目光。
遠處出現了車站的建築物，機車和高聳的煙囪在雪地里顯得分外黑。
偉大列寧的戰友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雪橇後面走著，鬍子上凍結了白霜，他們漫不經心地看著一個穿著長大衣和軟筒皮靴的黑臉膛的有麻子的人。他們常常帶著嘲笑和容忍的神氣打量他那高加索人的裝束。史達林如果知趣的話，他就不應該上哥爾克來，因為在這兒聚會的是偉大列寧的親屬和最親近的朋友。他們卻沒有想到，正是這個人將成為列寧的繼承人，他會把他們所有的人，包括最親密的戰友，統統打翻，甚至不准列寧的妻子繼承列寧的遺產。
列寧的真理不在布哈林、雷科夫和季諾維也夫手裡。也不在托洛茨基手裡。他們都錯了。他們誰也不能成為列寧事業的繼承人。不過，就是列寧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知道、不明白，列寧的事業會成為史達林的事業。
一部農村的木架子雪橇拖著一個解決了俄羅斯、歐洲、亞洲和全人類命運的人的屍體去車站的那一天，已經過去將近二十年了。
克雷莫夫的思想總是縈繞著那個時候，他回憶著一九二四年一月里那些嚴寒的日子，夜間篝火的噼啪聲，克里姆林宮外掛著冰雪的牆，千萬張痛哭的臉，撕心裂腑的工廠汽笛聲，站在木台上宣讀告人民書的葉甫多基莫夫的宏亮的聲音，緊緊靠在一起的一堆人抬著棺材走向倉促釘成的木頭陵墓的情景。
克雷莫夫走上鋪了地毯的工會大廈的台階，看到旁邊的一面面大鏡子都披了黑紅兩色的綢帶，充滿松針氣味的暖和的空氣中迴蕩著哀樂聲。他走進大廳，看到他在斯莫爾尼宮和老廣場的主席台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人都垂著頭。後來，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在工會大廈看到這些垂著的頭。大概這些後來被定為罪犯的人聽著維辛斯基那冷酷而響亮的聲音，會想起當年他們跟在雪橇後面，站在列寧的棺材旁邊，聽著哀樂的情景。
為什麼在慶祝革命節的時候，在史達林格勒發電站忽然想起那年一月里的一些日子？幾十個和列寧一起締造布爾什維克黨的人竟成了奸細，成了外國間諜收買的代理人，只有一個人，雖然一直在黨內不占重要地位也不是著名理論家，卻成為黨的事業的救星，成為真理的化身，他們怎麼會承認呢？
最好別想這一切。但是這天夜裡克雷莫夫偏偏想著這一切。他們怎麼會承認？我為什麼不說話？克雷莫夫心想，我不說話，是沒有膽量說：「我不相信布哈林是破壞者、兇手、奸細。」而且在表決時我還舉了手。以後又簽了名。以後又作報告，寫文章。我自己覺得我的義憤是發自內心的。那時我的懷疑和焦慮哪兒去了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兒？一個人有兩種意識嗎？還是一個人就是兩個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意識？怎麼理解呢？不過這種情況是常見的，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這樣。
格列科夫說出了很多人心裡暗暗感覺到的問題，這些問題秘藏在心底，使人憂慮，引人關心，有時對克雷莫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這秘藏的問題一說出來，克雷莫夫就覺得有惡意和敵意，就想把格列科夫壓倒和制服。如果必要的話，他還會毫不猶豫地把格列科夫槍斃。
普里亞欣卻用官腔官調的冷漠語調說話，他代表國家又談完成計劃的百分比，又談糧食交售，又談各種各樣的任務。克雷莫夫聽到這官氣十足的、毫無熱誠的話，見到說這話的官氣十足、毫無熱誠的人，一向十分反感，十分討厭，但是他和這些人步調一致，他們現在是他的上級同志。列寧的事業造就了史達林，列寧的事業通過這些人，通過國家得到體現。克雷莫夫願意毫不猶豫地為這事業的榮譽獻出自己的生命。
就連老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也不例外。他從來沒有為他相信忠於革命的一些人說過話，沒有維護過他們。他什麼也不說。他究竟為什麼不說話呢？
再拿那個誠實可愛的小伙子科洛斯科夫來說。他是高級新聞訓練班的學員，克雷莫夫當時給他們講過課。科洛斯科夫是從農村里來的，他對克雷莫夫說了不少集體化的情況，說區裡有些壞蛋，看中了誰家的房子或者果園就把誰劃成富農。他說到農村的飢餓，說到怎樣殘忍地把所有的糧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他說起農村里一個很好的老頭子，為了救活老伴和小孫女，自己走上絕路，他說到這裡還哭了。可是不久克雷莫夫就在牆報上看到科洛斯科夫寫的文章，說富農把糧食埋到地里，說富農對新生政權懷著刻骨的仇恨。
這個真正動情地哭過的科洛斯科夫為什麼這樣寫？莫斯托夫斯科伊為什麼不說話？難道僅僅因為膽小怕事？克雷莫夫有多少次心口不一啊。但是當他說和寫的時候，卻覺得他正是這樣想的，他也相信他說的正是他所想的。有時候他對自己說：「有什麼辦法呢，這是革命需要的呀。」
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有過，有過，什麼都有過。克雷莫夫沒有好好維護自己的朋友，儘管他相信他們是無罪的。有時他不說話，有時他說幾句含含糊糊的話，有時更壞些：他說話，而且說的不是含糊話。有時把他傳到黨委去，到區委，到市委，到州委，有時把他傳到保安機關，向他詢問他熟悉的一些人、一些黨員的情況。他從來沒有誣陷過朋友，從來不曾誹謗什麼人，他沒有寫過密報，沒有告過人……
且住，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敵人。對待敵人克雷莫夫是從來不客氣的，從來不憐憫的。
但是為什麼他和被鎮壓的同志的家屬們斷絕關係呢？他不再上他們家去，不再給他們打電話；不過，他在大街上遇到被鎮壓的同志家裡的人，從來不曾轉到另一邊人行道上去，而是依然和他們打招呼。
可是更有一些不同的人，這些人通常是老婦人，家庭女工，黨外的平民，常常通過他們往勞改營里送東西，從勞改營里發出來的信也寫他們的地址，他們不知為什麼卻不怕。有時這些老婦人，這些家庭女工和沒有文化的保姆，充滿了宗教觀念，她們收養被捕的父母留下的孤兒，免得這些孩子進收容所和保育院。可是黨員們卻害怕沾到這些孤兒，就像怕火一樣。難道這些老婦人，這些平民，這些沒有文化的保姆比列寧式的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清白，更有骨氣？
人能夠戰勝恐怖，所以小孩子能夠在黑暗中走路，士兵能夠投入戰鬥，一個小伙子可以前進，可以在高空跳傘。
可是有一種恐怖卻很特殊，很厲害，千千萬萬人都不能戰勝這種恐怖；這就是在莫斯科的灰暗的冬日天空，用不祥的、變幻莫測的紅色字母寫出的恐怖——國家恐怖……
不對，不對！恐怖本身不能起這樣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義擺脫了道德，藉口為了未來，證明今天的偽君子、告密者、兩面三刀的人是正確的，還要宣傳，為什麼一個人為了人民的幸福應該把無罪的人推入陷坑。這股勢力叫人不要理睬進入勞改營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義。這股勢力還在說，如果一個妻子不揭發自己的清白無辜的丈夫，就必須離開孩子，在勞改營里關十年，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勢力與死亡的恐怖、對刑訊的恐懼、感受到遠方勞改營氣息的人的痛苦結成了聯盟。以前人們走向革命的時候，知道等待著自己的是監獄、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無家可歸、斷頭台。
而現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為了換取對革命的忠誠，換取對偉大目標的信仰，今天要付出的是優厚的待遇、克里姆林宮的酒宴、人民委員的任命書、專用汽車、療養證、國際車廂。
「尼古拉，你沒有睡嗎？」斯皮里多諾夫在黑暗中問道。
克雷莫夫回答說：
「差不多睡著啦，正要睡呢。」
「噢，對不起，我不打攪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