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二十二
團政委皮沃瓦羅夫來到衛生營狹小的地下室里，看到情況很不好——傷員們都橫七豎八地躺著。他在衛生營里沒有見到克雷莫夫，昨天夜裡把他送到左岸去了。
「他怎麼一去就受傷了呢？」皮沃瓦羅夫想道。「也許是他不走運，也許是他走運。」
皮沃瓦羅夫同時很想做個決定，該不該把生病的團長送進衛生營。他好不容易回到團部掩蔽所（他在路上差一點被德軍的迫擊炮打死），對士兵格魯什科夫說，衛生營里沒有任何條件為病人治病。到處是成堆的血糊糊的紗布、繃帶、棉花，走到跟前都害怕。格魯什科夫聽到政委這樣說，就說：
「當然嘛，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所里總要好些。」
「是啊，」政委點頭說，「在那兒簡直就分不清，誰是團長，誰是士兵，大家都躺在地上。」
於是，按軍銜應該躺在地上的格魯什科夫說：「是啊，這怎麼像話呀。」
「團長說什麼了嗎？」皮沃瓦羅夫問。
「沒有，」格魯什科夫搖了搖手，「政委同志，他哪兒還能說什麼，給他送去妻子的來信，信還放在那兒，他連看也沒看。」
「你說什麼？」皮沃瓦羅夫說。「他病成這樣啦！連信也不看，這事兒真可怕。」
他把信拿起來，在手裡掂量掂量，把信拿到別廖茲金面前，一本正經地用提醒的口吻說：
「別廖茲金同志，您的夫人來的信。」
等了一會兒，又換了另外一種口氣說：
「老兄，這是你妻子的信呀，你難道不明白嗎，嗯？」
但是別廖茲金沒有明白。
他的臉通紅通紅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亮晶晶地、茫然地望著皮沃瓦羅夫。
這一天，戰爭帶著一股頑強的勁頭撞擊著生病的團長的掩蔽所。從夜裡起，幾乎所有的電話聯繫都中斷了，偏偏別廖茲金掩蔽所里的電話一直很正常，各處都通過這條線打來電話：接通師部，接通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和古爾耶夫師的一位團長通話，還有別廖茲金手下的營長鮑丘法羅夫和德爾金。掩蔽所里一直有人來來往往，門不停地吱扭著，格魯什科夫掛在門口的帆布不停地呼呼啦響。從清早起，人們就惶惶不安，等待著。這一天與往常不同，大炮懶洋洋地發射著，飛機稀稀拉拉、漫無目的地胡亂扔著炸彈，正因為這樣，很多人產生了極其苦惱的認識，認定德國人要發動突擊了。這一苦惱的認識同樣折磨著崔可夫和團政委皮沃瓦羅夫，同樣折磨著「6-1」樓房裡的人，折磨著一大早就在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煙囪旁邊喝酒為自己過生日的一名步兵排排長。
每次在別廖茲金的掩蔽所里談起有趣的事或者特別可笑的事的時候，大家都要回頭看看團長：難道他連這都聽不見嗎？
連長赫連諾夫因為夜裡傷了風，用沙啞的嗓子對皮沃瓦羅夫說，黎明前他從他的地下指揮所里走出來，蹲在石頭上，聽聽德國佬有沒有什麼動靜。忽然空中響起又生氣又發狠的聲音：
「唉，赫連 [10] ，怎麼連燈也不點？」
赫連諾夫愣了一會兒：這是誰在天上喚他呀？他害怕了。後來才弄清楚，這是小飛機飛行員關了馬達，在頭頂上滑翔，看樣子是想給「6-1」樓房空投食品，看到沒亮出標誌就生氣了。
在掩蔽所里的人都回頭看了看別廖茲金，看他是不是笑了。但是只有格魯什科夫覺得，在病人那像玻璃球一樣發亮的眼睛裡似乎出現了一點生氣。吃午飯的時間到了，掩蔽所里空了。別廖茲金靜靜地躺著，格魯什科夫在嘆氣：別廖茲金躺在那裡，旁邊就是盼了很久的信。皮沃瓦羅夫和接替已犧牲的科申科夫的新的少校參謀長去吃飯了，喝美味的甜菜湯和好酒。
炊事員已經請格魯什科夫喝過這種很好喝的甜菜湯了。可是當家的團長卻什麼也不吃，只是用茶缸餵他幾口水……
格魯什科夫打開信，徑直走到床邊，清清楚楚地、慢慢地低聲念道：
「你好，我的親愛的萬尼亞，你好，我的心肝兒，你好，我心愛的。」
格魯什科夫皺起眉頭，繼續念信上的話。
他為昏迷中的團長念妻子的信。已經由軍事檢查機關檢查人員看過的這封信充滿柔情蜜意，充滿惆悵之情。這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有資格看，那就是別廖茲金。
當別廖茲金轉過頭來並且說「給我」，又伸過手來的時候，格魯什科夫並沒有覺得十分驚訝。
信上一行行的字在哆嗦著的粗大的手指頭中間哆嗦著：
「……萬尼亞，這裡很美，萬尼亞，太想念你了。柳芭老是問，為什麼爸爸不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住在湖邊，房子裡很暖和，房東有奶牛，有奶喝。我們有你寄來的錢。我早晨出門去，寒冷的水裡漂著黃的、紅的楓葉，周圍已經到處是雪了，顯得水特別藍，天也特別藍，樹葉黃的格外黃，紅的格外紅。柳芭還問：你為什麼哭？萬尼亞，萬尼亞，我的親愛的，謝謝你，因為你的一切，謝謝你，因為你的一切，一切，因為你的善良。我為什麼哭，怎麼解釋呢？我哭，因為我活著。我哭，因為斯拉瓦不在了，我卻活著，很難受。我哭，因為你活著，我很幸福。我哭，因為我想起媽媽和姐妹們。我哭，因為我看到了早晨的陽光，因為周圍這樣美，而我和所有的人都這樣痛苦。萬尼亞，萬尼亞，我的親愛的，我心愛的……」
頭腦一個勁兒在打轉，周圍一切都在打轉，手指在哆嗦，信和灼熱的空氣一起在哆嗦。
「格魯什科夫，」別廖茲金說，「今天一定要給我治好（塔瑪拉可不希望他生病）。怎麼樣，開水爐子沒有打壞吧？」
「開水爐子好好兒的。一天怎麼能給您治好呀？您發燒有四十度，一下子怎麼能好起來？」
幾名士兵轟隆轟隆地把一個空汽油桶滾進了掩蔽所里。往桶里倒了半桶熱騰騰的渾濁的河水。水是用鍋子和帆布桶往裡倒的。格魯什科夫幫別廖茲金脫光衣服，把他扶到桶邊。
「中校同志，太燙啦，」格魯什科夫摸了摸桶外面，馬上把手抽回來，說，「會把您燙壞的。我叫過政委同志，他在師長那兒開會呢，咱們最好等政委同志來。」
「等他幹什麼？」
「如果您出什麼事兒，我就自殺。我也許自個兒下不了手，那就請政委皮沃瓦羅夫同志向我開槍。」
「來，幫我下去。」
「請原諒，至少我要把參謀長叫來。」
「嗯。」別廖茲金說。雖然這一聲又短又沙啞的「嗯」出自一個脫得光光的、勉強站得住的人之口，但是格魯什科夫不再犟了。別廖茲金爬進水裡之後，哼哼起來，又哎喲又亂動，格魯什科夫看著他，也哼哼起來，圍著桶轉起圈子。
「就像在產科醫院裡啦。」不知為什麼他這樣想道。
別廖茲金昏迷了一會兒，軍事上的擔心和生病的發燒在迷糊狀態中攪在了一起。忽然心不動了，不亂跳了，滾燙的水也不那樣燙得難受。後來他清醒過來，對格魯什科夫說：
「要把地上的水掃一掃。」
但是格魯什科夫沒有看到桶里的水漫出來。團長通紅的臉開始變白了，嘴半張開，剃得光光的頭上冒出老大的汗珠子，格魯什科夫覺得汗珠子好像是藍色的。別廖茲金又開始昏迷，但是等格魯什科夫試圖把他拖出來時，他清清楚楚地說：
「還不到時候。」
他咳嗽起來。等到一陣咳嗽過去，別廖茲金不等喘過氣來就說：
「再加一些開水。」
他終於從水裡爬了出來。格魯什科夫看著他，心裡非常不是滋味。他幫別廖茲金擦乾身子，躺到床上，蓋上被子和軍大衣，然後又把掩蔽所里所有的一切破舊的東西，如雨衣、棉襖、棉褲，全都蓋上去。
等到皮沃瓦羅夫回來，掩蔽所里已經收拾好了。只是空氣中還有濕乎乎的像澡堂里的氣味。別廖茲金靜靜地躺著，睡著了。皮沃瓦羅夫在他身邊站了一會兒。
「他的臉色很好，」皮沃瓦羅夫想道，「他倒是沒寫過揭發材料。」
這一整天他惴惴不安，因為他想起他在五年前揭發過和他一起上過兩年大學的同學什梅廖夫。今天，出現了這種不祥的、使人苦惱難受的寂靜狀態的時候，什麼樣亂七八糟的事都浮現在頭腦里，什梅廖夫也浮現在頭腦里，他仿佛看到：什梅廖夫臉上帶著又可憐又痛苦的表情，側眼望著，聽著大會上宣讀他的好朋友皮沃瓦羅夫寫的揭發材料。
夜裡十二點左右，崔可夫打來電話，沒有通過師長，而是直接打到駐守在拖拉機廠的團里，因為他很為這個團擔心：偵察隊多次報告，說德軍的坦克和步兵一個勁兒往這一地區集中。
「喂，你們那裡怎麼樣？」他很焦急地說。「你們團究竟是誰在指揮？巴秋克告訴我，說團長害了什麼肺炎，要把他送到左岸去。」
一個沙啞的聲音回答說：
「這個團是我在指揮，我是別廖茲金中校。是有一點兒傷風，不過現在好了。」
「我聽到啦，」崔可夫好像有些幸災樂禍地說，「你沙啞得厲害呢，德國佬就要給你喝點兒熱牛奶啦，已經準備好了，你要注意，他們就要給你來一下子啦。」
「懂了，一號同志。」別廖茲金說。
「啊，懂啦，」崔可夫帶著嚇唬口吻說，「那你就注意，如果想後退，那我就給你糖拌生蛋黃，不比德國佬的牛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