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十八
維佳 [17] ，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裡，雖然我在戰線這邊，在圍了鐵蒺藜的猶太人隔離區里。你的回信我是永遠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後一些日子的情形，帶著這種希望我會更輕鬆地離開人世。
維佳呀，真正了解人是很難的……七月七日，德國人進了城。在市公園裡，無線電在廣播最新的消息，我給病人看完病以後從門診部出來，站下來聽一聽，女播音員在用烏克蘭語播送一篇評論戰事的文章。我聽到遠處的槍聲，接著就有一些人從公園裡跑過去，我便朝家裡走去，感到驚訝不解，為什麼我沒有聽到空襲警報笛聲。我忽然看到一輛坦克，並且有人喊：『德國佬打進來啦！』
我說：「別製造慌亂！」前一天我還去找過市蘇維埃秘書，問他什麼時候撤離，他生氣地說：「這事兒還早得很，我們連名冊還沒造呢。」總而言之，是德國人來了。整個夜裡，鄰居們互相串來串去，最安靜的是我和小孩子們。我打定主意：大家怎樣，我就怎樣。起初我很害怕，知道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多麼想再看你一眼，吻吻你那額頭和眼睛，可是後來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這是幸運。天快亮的時候，我睡著了。等我醒來，感到非常苦惱。我在自己的屋裡，在自己的被窩裡，可是感到自己猶如身在異國，孤孤單單，舉目無親。在蘇維埃政權年代裡我忘記了自己是猶太人，這天早晨，又使我想了起來。德國人站在汽車上到處大喊大叫：「打倒猶太佬！」
接著，有些鄰居也叫我想起這一點。門房的老婆站在我窗前對一位女鄰居說：「謝天謝地，這一下猶太佬完啦。」這是怎麼回事兒呀？她的兒子娶的還是猶太女人，這個老奶奶常常去看兒子，還對我誇過她的孫子呢。
還有一個女鄰居，是個寡婦，有一個六歲的女兒阿列娜，一雙很美的藍眼睛，過去我在給你的信里提到過的；她來到我這裡，對我說：『安娜·謝苗諾芙娜，請您把東西搬出去，今天晚上我搬到你屋裡來。』『好，我搬到你屋裡去。』『不，您搬到廚房後面那個小貯藏室里去。』
我沒有同意。那個小貯藏室既沒有窗戶，又沒有爐子。
我上門診所去了。等我回來，一看：我的房門被砸開了，東西被扔到小貯藏室里。女鄰居對我說：「我把沙發床留在我這兒了，反正您的新房間放不下。」
很奇怪，她還是職業學校畢業的，她去世的丈夫是一位會計，是一個很好、很老實的人。她說：「您是黑人口了。」那口氣好像是在說：這對她是有利的。可是她的阿列娜整個晚上都坐在我這兒，我給她講故事。這是我的新居，她不肯回去睡覺，是媽媽把她抱走的。後來，我們的診所又開了，我和另一位猶太醫生被解職了。我要求付給我本月的工資，可是新的所長對我說：「您在蘇維埃政權下乾的，讓史達林付給您工資吧，您可以寫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護士瑪露霞摟住我，小聲哭起來：「天啊，您怎麼辦呀，你們怎麼辦呀。」特卡喬夫大夫也握了握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幸災樂禍，還是憐憫一個要死的渾身癩皮的老貓，那目光使人受不了。沒想到我會有這一天。
有很多人使我吃驚。不光是沒有知識、沒有文化、得罪過的人。就像一位退休的七十五歲的老教師，過去常常問起你，要我轉達他的問候，說你是「我們的光榮」。可是在這些可恨的日子裡，他一見到我就轉過臉去，連招呼也不打了。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在警備司令部召開的大會上說：「空氣清潔了，沒有大蒜氣味了。」他幹嗎要這樣，這些話有損他的聲譽。在那次大會上，有多少人在誹謗猶太人啊……不過，維佳，你自然會想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參加那次大會。很多人沒有去。你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從沙皇時代起，反猶太主義是跟「米哈伊爾天使長同盟」的克瓦斯愛國主義聯繫著的。在這兒我看到，那些叫喊把猶太人趕出俄羅斯的人，在德國人面前低聲下氣，奴顏婢膝，隨時準備以三十個德國銀幣的代價把俄羅斯賣掉。郊區有些壞人來搶房子，搶衣服被褥；當年霍亂暴動時有些人殺死醫生，大概就是這樣的。有一些沒骨氣的人，對一切壞事都唯唯稱是，生怕有人懷疑他們反對當局。
朋友們不斷跑來報告消息，他們的眼睛像瘋子的眼睛，人好像在迷迷糊糊的說胡話的狀態中。出現了一句很奇怪的常用語：「轉藏東西。」似乎藏在鄰居家要保險些。我覺得轉藏東西就像做遊戲。
很快就貼出勒令猶太人搬遷的通告。只准許帶十五公斤的東西。牆上到處張貼著黃色的通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六時以前，所有居民必須遷往老城區。」不搬遷者，格殺勿論。
於是，維佳，我也準備搬遷了。我帶了一個枕頭、幾件衣服、你送給我的一個碗、一把調羹、一把小刀、兩個碟子。一個人不也夠了嗎？我又帶了幾樣醫療器械。帶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有去世的媽媽和達維德舅舅的照片，還有你和爸爸睡在一起的那張照片，帶了普希金選集、都德的《磨坊書簡》、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還帶了一本契訶夫的小說集，裡面有《沒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這兩篇，這樣，我的籃子就裝滿了。在這屋頂下，我給你寫過多少信，夜晚在這裡哭過多少回呀，現在我可以對你說說我的孤單了。
我向房子告別，向小園告別，在樹下坐了幾分鐘，又向鄰居告別。有些人實在奇怪。兩個女鄰居就當著我的面爭論起誰要我的椅子，誰要我的書桌，等我跟她們告別，兩個人都哭了起來。我懇求巴桑柯家的人，如果戰後你來打聽我的情況，請他們對你說詳細一點兒，他們也答應了。最使我感動的是看家狗托比克，最後一個晚上它跟我特別親熱。
以後你要是來了，好好喂喂它，感謝它對我這樣一個老婆子的親熱情誼。
等我收拾好了，就想：我怎麼能把網籃提到老城呢？這時候，我的病人舒金來了。他平時愁眉苦臉，我之前覺得他是一個硬心腸的人。他幫我提東西，給了我三百盧布，並說每星期要給我送一次麵包。他在印刷廠工作，因為眼病沒有讓他上前線。戰前他在我那裡看過病。以前如果有人要我說說哪些人心腸好，富有同情心，我會說出幾十個名字，可是說不到他。你要知道，維佳，他來過以後，我才又感到自己是一個人，就是說，拿我當人待的不光是看院子的狗呢。
他對我說，市印刷廠里正在印通令：禁止猶太人在人行道上走；猶太人必須在胸前佩戴六角星黃色標記；猶太人不得乘車乘船，不能到澡堂洗澡，不能上醫院、電影院，不准買黃油、雞蛋、牛奶、水果、白麵包、肉、除土豆以外的所有蔬菜；在市場上買東西只准許在傍晚六點以後，即在農民漸漸離開市場的時候。老城區圍上鐵蒺藜，不准外出，只能在監押下進行強制性勞動。如發現猶太人藏在俄羅斯人家裡，罪同窩藏游擊隊，對窩藏者處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農村的一位老漢，他從附近一個丘得諾夫鎮上來。他親眼看見，當地所有的猶太人都帶著包袱和提包被趕進了樹林，槍聲和悽慘的叫喊聲在樹林裡響了一整天。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回來。住在舒金丈人家裡的德國人夜裡很晚才回來，都喝得醉醺醺的，接著又喝到天亮。又喝又唱，還當著老頭子的面分那些胸針、戒指、手鐲。我不知道，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還是也在等待著我們的厄運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紀猶太隔離區的一路上，多麼傷心啊。我在城市裡走著，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我們先是走在空蕩蕩的蠟燭街上。但是等我們來到尼科爾街上，就看到幾百個人前往那被詛咒的隔離區。因為許許多多白包袱、白枕頭，一條街都變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攙著。馬爾古里斯大夫癱瘓的老父親由兩個人抬著。一個年輕人抱著老母親，妻子和幾個孩子背著包袱跟在後面。食品雜貨店經理戈爾頓是個胖子，走得氣喘吁吁，穿著皮領大衣，臉上的汗直往下流。有一個年輕人使我吃驚：他沒有帶東西，頭抬得高高的，面前拿著打開的一本書，臉上是一副傲視一切和鎮定的神氣。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嚇瘋了的人啊。
我們在馬路上走著，許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陣子我跟馬爾古里斯一家人走在一起，聽到一些婦女同情的嘆息聲。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爾頓，雖然他的樣子很可怕，並不可笑。我看到許多熟悉的臉。有些人輕輕向我點頭，跟我告別，有些人轉過臉去。我覺得，在人群中沒有完全平靜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災樂禍的，但是有幾次我也看到哭紅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兩種人。一種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猶太男人和裹了毛頭巾的女人。另一種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裝的人。女人穿著淡顏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著繡花的烏克蘭襯衫。我覺得，似乎太陽也不再為走在馬路上的猶太人發光了，似乎他們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裡。
在隔離區入口處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別，他給我指了指鐵絲網邊一塊地方，說以後給我送東西就在那兒會面。
你可知道，維佳，我進了鐵絲網，是什麼樣的感覺？原以為，我會十分害怕的。其實不然，在這種牲口圈裡我心裡倒是輕快些。決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奴性。不是。決不是。周圍都是跟我相同命運的人，在隔離區里我不需要像馬一樣在馬路上走，沒有惡意的目光，熟識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在這牲口圈裡，大家都帶著法西斯強加給我們的標記，因此在這裡這種標記並不多麼刺我的心。在這兒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難的人。因此我輕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內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土坯房裡。施佩林有兩個成年的女兒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兒子。我有時看著這孩子痩瘦的小臉和憂傷的大眼睛，看了很久。他叫尤拉，可是有兩次我喊他維佳，他給我糾正：「我是尤拉，不是維佳。」
人的性格多麼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歲的年紀依然充滿了精力。他弄到褥墊、煤油、一大車劈柴。夜裡又弄來一袋麵粉、半袋豆角。他不論弄到什麼，都十分高興，就像一個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掛起壁毯。他一再地說：「沒什麼，沒什麼，咱們能挨過去。要緊的是準備些吃的和燒的。」
他對我說，應當在隔離區辦學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語，每節課報酬一碟子菜湯。我答應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鮑莉索芙娜常常嘆氣：「全完啦，咱們完啦。」可是一面這樣，一面監視著大女兒柳芭，防備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塊麵包送給別人。柳芭是一個善良而可愛的姑娘。媽媽喜歡的小女兒阿莉婭卻壞到了頂點：又厲害，又多疑，又小氣；常常罵父親，罵姐姐。戰爭前夕她從莫斯科到這兒來探親，就待在這兒沒有走。
我的天，這周圍多麼窮啊！要是有人說猶太人有錢，說猶太人總是攢著錢準備過災難的日子，那就請他上我們舊城區來看看吧！災難的日子來了，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災難了。要知道，在老城裡不光是帶著十五公斤東西搬來的人，這兒還有長久的住戶，有老匠人，有工人，有護士。他們住得多擁擠呀！吃得多麼壞呀！更叫人難以想像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爛爛的土坯房！
維堅卡 [18] ，我在這兒看到很多壞人——這些人又貪婪，又狡猾，甚至時時刻刻準備出賣一切投靠敵人。這兒有一個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從波蘭一個小城來到我們這裡的。他戴著袖章，常常跟德國人一起進行搜查，參加審訊，和烏克蘭警察一起喝酒，他們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錢，要東西。我見過他兩次。這人高高的個兒，非常漂亮，穿著講究的奶油色西裝，就連縫在胸前的黃色六角星，也顯得像黃黃的菊花。
不過，我還想對你說說別的事。我以往從來沒感到自己是猶太人，我從小就生活在俄羅斯朋友的圈子裡，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的全俄代表大會上，我同觀劇的代表一起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萬尼亞舅舅》流下眼淚。當年，維堅卡，當我還是一個十四歲女孩子的時候，我們家要動身遷往南美洲。我對爸爸說：「我決不離開俄羅斯，要不然我就投河。」所以我就沒有走。
在這災難的日子裡，我心中充滿了對猶太民族的母愛。以前我從不曾有過這種愛。好孩子，我覺得這種愛就像我對你的愛。我常常上病人家裡去，小小的屋子裡往往擠著幾十個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婦。我習慣在人的眼睛裡尋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內障症候。現在我不能那樣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裡我看到的只是心靈的反映。維堅卡呀，都是美好的心靈！這是悲哀而善良，苦難而樂觀，屈從於強權壓制而又超越了強權的心靈。維佳，這是多麼剛強的心靈！
你要知道，有些老頭子、老奶奶多麼關心地向我問到你呀。有些人多麼熱心地安慰我，雖然我從來沒有對他們訴過苦，雖然他們的境遇比我更慘。
有時我覺得，不是我去給人治病，而是好心的人民這個醫生在醫治我的心靈。為了酬謝我的治療，他們送給我一塊麵包、幾個蔥頭或者一把豆角，這是多麼令人感動。
維堅卡，你要知道，這決不是出診費！有一次，一個老工人攥住我的手，一面往我的小包里塞幾個土豆，一面說：『唉，唉，大夫，請您原諒。』我的眼裡湧出了淚水。這裡面有一種純潔、善良、可親的東西，我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
我不想安慰你，說我現在過得很好；我的心並沒有痛得撕裂成碎片，你可能會感到吃驚。但是你不要太難受，不要以為我挨餓，這段時間我還從來沒有挨過餓。還有，我也不感覺自己是孤獨的。
這兒的人究竟怎樣呢？好也好得使我吃驚，壞也壞得使我吃驚。人與人大不相同，雖然都經歷著同樣的命運。電閃雷鳴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想方設法儘量躲避大雨，但是你要知道，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一樣。而且躲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施佩林大夫相信，對猶太人的迫害是暫時的，是戰爭時期的事。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少的。我看到，一些人越是樂觀，器量越小，越是自私。如果在吃飯時候有人來了，阿莉婭和她媽媽都要趕緊把吃的東西藏起來。
施佩林對我態度很好，尤其因為我吃得很少，我帶回來的東西總是吃不了。但是我決定離開他們，跟他們在一起很不舒服。我要另找安身的地方。一個人越是悲傷，越不指望活下去，就越是大方、善良，心腸越好。
那些命定要死的窮人、白鐵匠、裁縫們，比起那些千方百計積攢吃食兒的人，要高尚得多，慷慨得多，也聰明得多。那些年紀輕輕的女教員、古怪的老教師和象棋高手施皮爾貝格、文靜本分的圖書館女管理員、比小孩子還無用然而一直幻想製造土手榴彈把隔離區武裝起來的工程師萊維奇，他們都是些多麼古怪、多麼不實際、多麼可愛、多麼悲傷、多麼善良的人啊。
在這兒我看出來，希望幾乎永遠跟理智沒有什麼聯繫，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覺得，希望出自本能。
維佳，人總是滿懷希望地活著，就好像今後還要活很多很多年。無法知道這是愚蠢還是聰明，不過情形就是這樣。我也服從這一規律。這裡也有兩個婦女從鎮上來，也對我說了我的朋友舒金對我說的事。附近的德國人見到猶太人就殺，也不憐惜老弱婦孺。德國人和警察常常乘汽車來，抓幾十名男子去挖土溝，過兩三天，德國人把猶太人趕到土溝邊，開槍屠殺，一個不留。城市周圍的村鎮到處出現這種掩埋猶太人的丘墳。
隔壁住著一個從波蘭來的姑娘。她說，在波蘭經常殺人，猶太人被殺得一個不留，只是在華沙、羅茲和拉多姆的幾個隔離區里還有一些猶太人。我把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們集中在這裡，不是為了像保護比亞沃維扎密林區的歐洲野牛一樣把我們保護起來，而是為了便於宰殺。根據計劃，再過一兩個星期就輪到我們了。可是，你要知道，我雖然知道是這樣，還是繼續為病人看眼睛，並且說：「如果按時用藥水洗眼睛，過兩三個星期就會好的。」我還在觀察著一個老頭子的眼睛，過半年到一年就可以為他摘除白內障了。
我還在教尤拉法語，為他的發音不準傷腦筋。
在這裡，德國兵常常撞進來搶東西，哨兵為了尋開心，常常在鐵絲網外面開槍向孩子們射擊，越來越多的人斷言，我們的厄運隨時會來到。
誰知，至今人們還活著。甚至不久前我們這兒還舉行過婚禮。聽到幾十種傳聞。有時，來一位鄰居，高興得喘著粗氣說，我軍轉入反攻啦，德國佬跑啦。有時會飛來消息，說蘇聯政府和丘吉爾向希特勒提出了最後通牒，希特勒下令不要殺猶太人。有時又有消息說，要用猶太人交換德國戰俘。
實在說，哪兒也沒有像隔離區里這樣多的期望。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事情的主旨、起因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解救猶太人。多麼富有想像力的期望呀！
這些期望的來源都是一個，即求生的本能，這種本能不顧一切地否認那些一定要我們死絕的可怕的兆頭。就像我，望著眼前的一切，就不相信：難道我們都是判了死刑在等死的人嗎？理髮匠、鞋匠、裁縫、醫生、修爐匠，都在幹活兒嘛。甚至還開設了小小的產科醫院，說確切一點兒，是接生小屋。人們還在洗衣服，曬衣服，做飯，孩子們從九月六日起又上學了，做媽媽的又向老師打聽孩子的分數了。
施皮爾貝格老頭兒把幾本書送去裝訂。施佩林家的阿莉婭每天早晨做早操，臨睡前都要卷頭髮，跟爸爸爭吵，向爸爸要兩塊夏裝衣料。
我從早到晚都很忙，又看病，又教課，縫補衣服，洗衣服，準備過冬，往夾大衣里填棉花絮。我聽著一件件猶太人遭殃的事：我熟識的一位法律顧問的妻子，因為給孩子買了一個鴨蛋，被打得失去知覺；藥劑師西羅達的小孩子想從鐵絲網下面鑽出去，撿滾出去的皮球，哨兵開槍打穿了他的肩膀。然後是一個又一個的傳聞。
終於傳聞不再是傳聞了。今天德國人趕著八十名年輕男子去幹活兒，據說是挖土豆。於是有些人非常高興，以為可以帶幾個土豆給家裡人吃了。但我知道挖的是什麼樣的土豆。維佳，隔離區的夜晚是很特別的時間。孩子，你該記得，我常常教你對我說實話，兒子總是應該對媽媽說實話的。但是，媽媽也應該對兒子說實話。維佳，別以為你媽媽是剛強的人。我是軟弱的人。我怕疼，一坐到牙科的椅子上就打哆嗦。小時候怕打雷，怕黑。老來我怕生病，怕孤獨，怕我病了不能工作，成為你的負擔，是你讓我有這種感覺。我怕打仗。維佳，現在每天夜裡我都很害怕，怕得心裡直發冷。死神在等待著我。我很想向你呼救。
過去你是孩子的時候，常常跑到我跟前要我保護。現在，在我脆弱無力的時刻，多麼想把頭藏到你的膝蓋上，讓你這個又聰明又有力的兒子掩護我，保護我。維佳，我不是意志剛強的人，我很軟弱。常常想到自殺。但我不知道，是軟弱，是剛強，還是渺茫的期望，使我沒有死。
不過，不說了。我一睡著了就做夢。常常夢見去世的媽媽，跟媽媽說話。昨夜我夢見薩沙·沙波什尼科夫，夢見當年跟他一起住在巴黎的情景。但是我一次也沒有夢見你，雖然我時時想著你，特別是在恐怖不安的時候。這會兒我醒來，忽然看到這頂棚，想起德國人在我們的國土上，我變成了麻風病人，就覺得我並沒有醒，而是睡著了，在做夢。
可是過了幾分鐘，就聽見阿莉婭和柳芭爭論該誰去挑水，聽見有人在說，昨天夜裡德國人在附近一條街上把一個老漢的頭打穿了。
一個熟識的師範學校女學生來找我，要我去給人看病。原來，她掩護著一位肩膀受傷、又燒傷了一隻眼睛的中尉。這個可愛的、痛苦不堪的小伙子說的是口音很重的伏爾加土話。昨天夜裡他鑽進鐵絲網，在隔離區里找到了藏身之地。他的眼睛傷得不重，經過我治療，就不會化膿了。他講打仗，講我們的軍隊撤退，使我難過起來。他想休息幾天之後，就穿過前線到那邊去。有好幾個小伙子要跟他一塊兒去，其中一個就是我的學生尤拉。啊，維克托，我要是能跟他們一塊兒走該多好呀！我能為這個小伙子出一點力，實在高興，覺得就好像我自己也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
一些人給他送來土豆、麵包、豆角，有一個老奶奶還給他打了一雙毛線襪。
今天一整天都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中。昨天晚上阿莉婭通過她的俄羅斯女友弄到一個在醫院死去的俄羅斯年輕姑娘的身份證。到夜裡阿莉婭就要走了。今天，一個熟識的農民從鐵絲網外面路過，我們聽他說，被派去挖土豆的猶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離城四俄里的地方，靠近飛機場，就在去羅曼諾夫鎮的路上。維克托，你記住這個地方，將來你可以在那兒找到合葬的墳墓，媽媽就在那裡面。
就連施佩林也全明白了。他一整天臉色煞白煞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著，慌亂地問我：「有技術的人是不是有希望活下來？」確實有人說，在有些鎮上，一些好的裁縫、鞋匠、醫生沒有被殺害。
到晚上施佩林還是找來一個砌爐子的老頭子，在牆上打了一個隱蔽的洞，收藏糧食和鹽。晚上我和尤拉一起讀《磨坊書簡》。你該記得，咱們一起讀我最喜歡的那篇《老人們》，那時候咱們互相看看，大笑起來，兩個人都笑出了眼淚。然後我給尤拉指定後天要上的功課。需要這樣。但是，我看著他那悲戚的臉，看著他抄寫語法章節的手指頭，我的心情多麼沉重啊。
這樣的孩子有多少呀。聰明的眼睛，黑黑的鬈髮，在他們當中，應該有未來的學者、物理學家、醫學教授、音樂家，也許還有詩人。
我看著他們每天早晨去上學，那種嚴肅的樣子，完全不像孩子，瞪得大大的眼睛裡流露著悲哀的神氣。有時候他們也玩起來，打打架，哈哈大笑一陣子，然而並不因此就感到快活些，倒是更覺得可怕。
大家都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但是這些孩子又怎樣呢？他們再也不能成為音樂家、鞋匠和裁縫了。昨天夜裡，我心裡非常明晰，可以想像得到，這個由長髯飄飄、心事重重的老大爺和嘮嘮叨叨、做得一手好甜餅的老大娘構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切婚嫁習俗、民諺俚語、節日歡笑，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戰爭過後生活又會沸騰起來，可是我們不會再出現了，我們消失了，就像當年的阿茲特克人一樣。
向我們報告挖墳消息的那個農民還告訴我們，昨天夜裡他老婆哭著說：「他們又做裁縫又掌鞋，又制皮子又修鐘錶，又開藥鋪賣藥……把他們全殺了，以後怎麼辦呀。」
我還清楚地想像到，將來有人從廢墟旁路過，可能會說：「你該記得，這兒住過猶太人，住過修爐匠鮑魯赫；禮拜六晚上他的老婆子常常坐在長凳子上，孩子們就在她的身邊玩兒。」另一個人會說：「在那棵老梨樹下面常常有一位女醫生，我忘記她姓什麼了，她給我治過眼睛，她幹完活兒以後，總是搬一張藤椅，坐在那兒看書。」會是這樣的，維佳。
就好像一陣可怕的氣息從臉上吹過，大家都感到死期近了。
維堅卡，我想告訴你……不，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維堅卡，我這封信就要寫完了，就要拿到鐵絲網跟前，交給我的朋友。要給這封信收尾可是不容易的，因為這是我和你最後一次談話，等我送出這封信以後，就要準備永遠離開你，你再也無法知道我死前的情形了。這是我最後的告別。在永遠分離之前，在告別的時候，我該對你說點什麼呢？在這些日子裡，正如在一生中一樣，你是我的慰藉。每天夜裡我都想起你，想起你小時候的衣服、你最初讀的一些小書，想起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學的第一天，我一個勁兒地在回想，從你生下來的日子到最後一次收到你的信息，六月三十日的那封電報。我一合上眼睛，就覺得似乎你在保護著我，攔擋著即將來臨的災難。等我一想起周圍發生的情況，又覺得慶幸，因為你不在我身邊，免於劫難。
維佳，我總是孤身一人。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難過得哭起來。可是這一點誰也不知道。一想到我還能對你說說我的一生，就感到快慰。我要說說，為什麼我和你爸爸離婚，為什麼很多年來我一個人生活。我還常常想，等維佳知道了他的媽媽犯過錯誤，做過不理智的事，曾經爭風吃醋，曾經跟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會感到吃驚的。但是等不到跟你好好說一說，就要孤單單地了結此生了，這是我的命運。有時我覺得，我不應該離你這樣遠，我太愛你了，我以為，我這樣愛你，就應該跟你在一起安享晚年。有時我又覺得，我不應該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太愛你了。
好啦，最後……祝你永遠幸福，跟你所愛的人、你周圍的人、比媽媽更親近的人在一起，永遠幸福！永別了！街上傳來婦女們的哭聲、警察的喝罵聲，可是我看著這一頁頁的書信，就覺得我被保護了，這苦難深重的可怕世界奈何不了我了。我怎麼能結束這封信啊？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結束？哪兒有人類語言，能夠表達我對你的愛？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額頭、頭髮。你要記住，在幸福的日子裡，在痛苦的時候，都有母愛伴隨著你，任何人不能把母愛殺死。我的好維佳……這就是媽媽給你最後一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活下去，活下去，永遠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