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並不是苟活：魯迅傳 · 讀後記

在新舊轉變期中的一個文化工作，社會改革者如魯迅先生，我們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如眾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筆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強有力的佐證。但是，關於這方面，僅只從作者自身是不夠的，因之有渴求同時代有關係者的闡發。 許季茀先生是魯迅先生的同鄉、同學。而又從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時見面，長期同就職於教育部，同執教於各地，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在這種彌足珍貴的情誼之下，我敢於請求許先生寫回憶，諒來不是冒昧的。 他們兩位是知交，個性卻大不相同。閒嘗體察，他們在侃侃暢談的時候，也會見解略異。首先必是魯迅先生繃起面孔沉默著。但過不多時，彼此又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地談起來了。不但和許先生如此，有時遇見別的老友齊壽山邵銘之先生等也會有此情狀的。奇怪的是齊、邵先生等也和許先生一樣，稍稍沉默之後又歡快地交談了。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季茀他們對於我的行動，儘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就這樣，他們的友誼互相堅守信賴。就這樣，魯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認為生平有幾個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時也會聽見魯迅先生批評許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偽善者的假裝所蒙蔽：他相信這人是好的，結果卻會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對他。因此時常為許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魯迅先生的話。因為在女師大風潮發生的時候，堅持擁護楊蔭榆暗暗反對許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權術威脅那些畢業與快畢業的女中學生，不得不擁護楊蔭榆，使轉眼之間，從女中轉入女師大的同學態度為之丕變；使整個學生團體立刻分裂為二。 然而許先生的忠厚卻贏得魯迅先生的友情。不，他們互相的忠厚，真誠地遇見了。許先生一生朋友中，畢竟還有魯迅先生其人在內，因此又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操心是過於仁慈了。只要把握著這份友情，其餘何足道呢？他們像友愛的親兄弟般相處，同仇敵愾，一見於對章士釗的暴謬，再見於廣東中山大學的辭職，無患得患失之心，惟大義懍然是見，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磽薄之秋，到此頑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盪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於初師畢業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學，而被經濟限制了，轉而投入女師大，因此幸運地得在許先生當校長時濫充一學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約定，凡北大有學術講演，女師大學生可以儘量參加，而所有教師，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師大學生的程度無形提高了。這都是由於許先生苦心孤詣的布置。然而擋不住一些擁護女人長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學校一年之後許先生辭職了。隨著北大派的教員也陸續解聘。繼之而來的是不孚眾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錦繡滿身、以文憑為增飾聲價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然而在千辛萬苦、半工半讀的自覺青年卻覺得是無比的打擊。因之風潮一發生，就堅不可拔。而許先生那時也自覺系鈴解鈴，非己莫屬，不忍袖手旁觀，毅然在師生共同維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臨時學校里擔任職務，直至學校恢復，才始讓賢而退。說到這裡，我記起許先生說：「魯迅對人，多喜歡給予綽號。」確是不錯。我的脾氣，平常是不大奔走師長之門的。但為了學校的事情，需要預備些官樣文章如寫呈文之類，我們是不大內行的，有時就迫得跑到魯迅先生府上去請教。一進門，耳邊常聽說「害馬來了」。四顧又沒有旁人，有時許先生卻在坐微笑。真弄得莫名其妙。後來聽的次數多起來，才猜出是在給我起的綽號。原來楊蔭榆把六個學生自治會的職員開除了，理由大約說是：「以免害群。」於是我們便成了害群之馬。直到現在，還在社會做「害馬」。 回憶是不輕的沉痛。幸而許先生能在沉痛中淘淨出一些真材實料，為我輩後生小子所不知不見，值得珍貴，而也給熱心研究這一時代一個文化巨人的一點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罷，也彌足珍視的了。除了許先生，我們還能找到第二個人肯如此寫出嗎？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許先生來信一定要囑我寫篇序。他是我的校長，是嚴師，我不敢，也不配寫序的。卻又不能重違師命，為讀後記。 許廣平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