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哲思錄 · 政治與文學

一 法西斯老闆慕索里尼被民眾捉住時，對那個圍困他的一群義大利人民說：「你放了我，擁護我，我保可以給你們一個嶄新的羅馬帝國。」話說得很動人，但是大家不相信，他就完了。若相信，他就可以在擁戴中重新爬起。至於那個大帝國，過三年五載，能不能實現，那另是一問題。到時，他可以說，因如此如彼不能實現，照例有話可說。並且事實上也不會有人會去追問這個預言的兌現。 這是政治。政治藝術就在這點上，權變第一。世界歷史上就有許多政治家偉人，在大群人民中，或較小一群的議員中，用各種預約，得到個人成功，無害其為偉大。羅斯福和共和黨要人競選總統時，史塔林和人競爭黨書記時，都不免要有那麼一手。現代社會，不僅容許一個政治家對本國人如此說點謊話，若對於另一國家時，似乎還容許說更多的謊話！縱橫捭闔之術，是一個政治家的本錢，也是一個外交家的本錢。 可是，說這個話的若是一個作家，比如說，下巴頦生有長長的鬍子那一位托爾斯泰吧，在沙皇向人民宣稱德惠，大家都信以為真時，他卻向俄羅斯人說：「列位，擁護我，愛我，投我一票，信託，跟我走，我明年寫一部《戰爭與和平》給你們。」大家卻會考慮一會兒，不大相信。也許會有人那麼說：「托爾斯泰伯爵，你最好還是先寫出來，我們再擁護吧。」萬一時間已到了二十世紀，俄國政治社會組織已變了，說話的是高爾基，人民客氣一點，也許會說：「高爾基先生，我很相信你的話，要寫可一定要有你上次出版的那本好！」相信也是有條件的。他曾經寫過幾本書，取得人民信託，得到成功。這事，到中國也怕差不多。因為這是文學。 文學家不能空口說謊。任何偉大文學家，賣了預約的書，必得到時出版。而讀者又還有權利和自由來批評這個作品好壞，批評得好不好，意見不受作者拘束。一個政治家，受無理攻擊，他會起訴，會壓迫出版者關門歇業，會派軍警將人捉去殺頭。一個作家呢，他只笑笑。因為，一個人的演說，或一千個人的吶喊鼓譟，可以推翻尼羅王的政權，或一個帝國，可不聞有一篇批評或一堆不可靠文壇消息把托爾斯泰葬送。 二 若有人認為，作家的筆必由政黨調遣，那無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卻極簡單，這是兩種工作。從政治家或偉人看，一千人進軍羅馬，即可產生一個帝國。從作家看，他那個四千字的小說或一首詩，實在只有他的頭腦和手才能產生。一個帝國固然偉大，然而說到經久時，有時又似乎還敵不過一首七言詩。文學作家歸入宣傳部做職員，這是現代政治的悲劇。引引俄國事例統治管理來駁我的，回過頭來看看那個自由一些國家的成就。我們作家不是在爭「自由」，爭「民主」？文學上的自由和民主，絕不是去掉那邊限制讓我再來統治。民主在任何一時的解釋，都包含一個自由競爭的原則，用成就和讀者對面、和歷史對面的原則。並且政黨要領袖，要擁護，而且容許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實的手段做宣傳，爭取或鞏固地位。文學的民主卻不需要也不容許這些。文學涉於創作。沒有什麼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權利，剛用筆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競爭，而且永遠也在競爭中。這種競爭儘管十分不同，正由於不同，即帶來進步。真的進步是由此而來，不是由競選…… 三 這一個月來，因我寫了點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筆名先生當作題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後，得到許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兩類：一是少數熟人的，總說爭不了事，這和國家情形一樣，還是聽命掃蕩吧；一是陌生人和讀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實上幫手怕也不少，怎不來個筆戰？我得謝謝這些朋友的好意，並謝謝給我把批判文章寄來的兩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場，站地步，而又觀點正確。且於雄赳赳之中還保留點點客氣，又會斷章取義不求甚解地附會其詞，若配合什麼會的舉行，可以說絕妙宣傳。這一來，沈從文簡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說，又像是沈從文早就落伍而倒多日了。極奇怪的倒是我什麼時候又起來過？因為照我記憶所及，民十五年時剛學習執筆，就被一夥在北平的什麼社員倒過，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團體指定一某兄由檢討而揚棄過，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這檢討是什麼意義。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軍戰戰。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遠距離掃蕩。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離掃蕩。一共約二十年光景，次數不為不多，而且照例是團體性，再加上一堆文壇消息，不可謂不實力雄厚。我這一面呢，照理說，老是居於劣勢。真不免讓那些好朋友代為擔心！不過，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過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做了官，或做了商。更有意義的，是其中有兩個還做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評能力，且寫過批評集的。我倒很希望他們還有興致，再來批判我新寫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筆了。我還是我，原來無從屬，單人獨馬用這支筆來寫點小說，從學習討經驗，求有以自見，現在還是如此。想起來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為在我自己，對工作態度二十年變得似乎極少，但批判的筆卻換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簡單，我很惱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幫態度，有時近於拆台，我的意見又近於不喝彩，而我的寫作恰恰又「都要不得」。這個批語，且可能是從不看我作品的人說的。這也正見出中國文壇的一鱗一爪。什麼文壇？不過是現代政治下一個縮影罷了。只見有集團的獨霸企業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處，即有野心文壇獨霸企圖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處，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產生個委員，或部長，更多些人還可以產生個羅馬帝國，可是一首七言絕句呢，卻要一個人用腦子來產生的。文壇中，不僅有作者，也還有個讀者。不僅有讀標語而感動十分的人，也還有拈斤簸兩把作品從文學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歡喜開會的作家，也有不歡喜出風頭的作家。我們不是說要「民主」嗎？這裡就正有個民主，一面應容許相異，不同，而又能以個人為單位，競爭表現，在運動規則內爭表現。不過，這種民主制度對某一些人當然就不大順利，因之掃蕩隨來。所以分析起來，這雄赳赳中其實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個戰爭中有懦怯一樣，不敢單獨接受工作正面所課的責任，於是出以集團攻擊。文字既然不過一種工具，那麼，涉及批判，什麼話不好說？所以話說得險而狠，可以說是必要的。不過既有二十年低頭從事不做官的作者，也自然還有不信官的讀者。所以文壇到底又還有點民主，雖然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掃蕩者的文章，倒要附於被掃蕩者集中，方能存在，是無可奈何的。記得《益世報·文學周刊》第一期上，編者即有個聲明，刊物是對報紙、對讀者、對作者要有個交代，不用作個人利益企圖和熱鬧筆戰時，所以現在還是要守住這個原則。我只說說批判者文章中串貫不來處和錯誤原因。 …… 偉大作品的產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地去做。 文學者的態度 這是個很文雅莊嚴的題目，我卻只預備援引出一個近在身邊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經管廚房的大司務老景。假若一個文學者的態度，對於他那份事業也還有些關係，這大司務的態度，我以為真值得注意。 我家中大司務老景是這樣一個人。 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家業：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自行車。都親手料理得十分乾淨。他對於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目，他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於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說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他所認的字夠念點淺近書籍，故做事以外，他就讀點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見他那麼健康和氣，負責做人，皆極其稱讚他。 有一天，朋友××問他：「老景，你為什麼凡事在行到這樣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說：「××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應當明白寫在書本上的一切，做廚子的也就應當明白擱在廚房裡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覺得奇怪，反把我當成個怪人！」 「你字寫得那麼好，簡直寫得比我還好。」 「我用了錢，得記下個賬單兒，不會寫字可不配做廚子！字原來就是應用的東西，我寫字也不過能夠應用罷了。」 「但你還會看書。」 朋友××以為這一來，廚子可不會否認他自己的特長了。誰知老景卻說：「××先生，這同您炒雞子一樣，玩玩的，不值得說！」 ××是個神經敏感的人，想起了這句話里一定隱藏了什麼尖尖的東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麼一下。「做廚子的能讀書，並不出奇，只有讀書拿筆桿兒的先生們，一放下筆，隨便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廚房去炒一碟雞子，就大驚小怪，自以為曠世奇才！」 那大司務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臉，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這樣一種幽默。其實不然，他並不懂得這些空靈字眼兒，他無須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點兒小小的窘，意思還想強詞奪理地那麼說：「我們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書本。你卻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實，你若不能稱為怪人，我就想稱呼你為……」他大約記起「天才」兩個字，但他並不說下去，因為怕再說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強地笑笑，只說，「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發開了。 別人都稱讚我家中這個大司務，以為是個「怪人」，我可不能同意這種稱呼。這個大司務，明白他份上應明白的事情，盡過他職務上應盡的責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懶，做過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畫自贊；因為小小疏忽把事做錯了時，也不帶著懷才不遇委屈牢騷的神氣。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個捲筒魚，一個芥藍菜，一個四季豆，一個……告給他：「大司務，你今天這菜做得好。」他不過笑笑而已。間或一樣菜味道弄差了，或無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還只是笑笑。說好他不覺得可驕，說壞他不惱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夠如此，就只因為他對於工作盡他那份職業的尊嚴。他自己以為自己毫不奇怪，別人也就不應當再派他成為一個怪人了。 不過，假若世界上這種人算不得是個怪人，那另外還有一種人，就使我們覺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現在的文學家。這些人古怪處倒並不是他們本身如何與人不同，卻只是他們在習氣中如何把身份行為變得異常的古怪。 弄文學的同「名士風度」發生關係，當在魏晉之間，去吋較遠，似乎還無所聞。魏晉以後，能文之士，除開奏議賦頌，原來就在向帝王討好，或指陳政治得失有所主張，把文章看得較嚴重外，其他寫作態度，便莫不帶一種玩票、白相的神氣。或做官不大如意，才執筆雕飾文字，有所抒寫，或良辰佳節，湊興幫閒，才做所謂吮毫鋪素的事業。晉人寫的小說，多預備做文章時稱引典故之用，或為茶餘酒後閒談之用，如現存《博物》《述異》《世說》《笑林》之類。唐人作小說認真了一些，然而每個篇章便莫不依然為遊戲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學的地位雖同時下風氣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從一般人看來，就並不怎樣看得起它。照多數作家自己看來，也還只算一種副業。一切別的事業，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經裝模作樣地做下去，但一提到寫作，則不過是隨興而發的一種工作而已。倘若少數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認真莊嚴到發痴，忘懷了一切，來完成他那篇小說，那些短詩，那幕戲劇，第一個肯定他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過去觀念與時代習氣皆使從事文學者如票友與白相人。文學的票友與白相人雖那麼多，這些人對於作品的珍視，卻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這些人，某一時節捲起白襯衫袖口，到廚房裡去炒就一碟嫩雞子，完事以後得意的神氣，是我們所容易見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雞子，在他們自己看來，總那麼使他們感到自滿與矜持。關於烹調，本是大司務做的專門職業，先生們偶爾一做，帶著孩子們，心情覺得十分愉快，並不怎麼出奇。至於研究文學的，研究了多年以後，同時再來寫點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對於自己作品做出「我居然也寫了那麼一篇東西！」的神氣，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這一類人，若在作品中發生過了類乎「把菜收回，重新另做」的情形時，由於羞惱所做出的各種事情，有時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為文學者皆因歷史相沿習慣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而造成的文人脾氣，始終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發日子，他的工作興味的熱忱，既不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須從另外一個人方面取得讚賞和鼓勵。他工作好壞的標準，便由人而定，不歸自己。他又像過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對於自己作品價值有何認識。結果就成了這種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遠受一般近在身邊的庸俗鑑賞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絕不會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輝。他若不欲在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這群人面前失敗，他便只好擱筆，從此不再寫什麼作品了。倘若他還是一種自以為很有天才而又懷了驕氣的人呢，則既不能從一般鑑賞者方面滿足他那點成功的期望，就只能從少數帶著糊塗的阿諛讚美中，消磨他的每個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種聰明不足滑跳有餘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頭上。因這委屈，既無法從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見的機會，他必常常想方設法不使自己長受委屈；或者自己寫出很好的批評，揄揚吹噓，或別出奇計，力圖出名，或對於權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頌揚。總而言之，則這種人登龍有術。章克標先生在他一本書中所列舉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來，對於各種事業，從比較上皆證明這個民族已十分落後，然而對於十年來的新興國語文學，卻似乎還常有一部分年輕人懷了最大的希望，皆以為這個民族的組織力、道德性與勇敢誠樸精神，正在崩潰和腐爛，在這腐爛崩潰過程中，必然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這種偉大文學作品，一面記錄了這時代廣泛苦悶的姿態，一面也就將顯示出民族復興的健康與快樂生機。然而，現在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實占作家中的最多數。這類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屬於「要成功」，就屬於「自以為成功」或「設計成功」。想從這三類作家希望什麼紀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種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學作家支持著所謂文壇的場面，一面卻是一群教授，各抱著不現實願望。教俄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還缺少托爾斯泰，教英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無莎士比亞，教德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不能來個歌德。把這兩種人兩相對照起來時，總使人覺得極可憐，也極可笑。實則作者的態度，若永遠是票友與白相人態度，則教授們研究的成績，也將同他們的埋怨一樣，對於中國文學理想的偉大作品的產生，事實上便毫無幫助。 偉大作品的產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地去做。作家的態度，若皆能夠同我家大司務態度一樣，一切規規矩矩，凡屬他應明白的社會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時那一個問題因為空間而發生的兩地價值相差處，得失互異處，他也看得極其清楚。此外「道德」「社會思想」「政治傾向」「戀愛觀念」，凡屬於這一類名詞，在各個階級，各種時間，各種環境裡，它的伸縮性，也必須了解而且承認它。著手寫作時，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務一樣，不大在乎讀者的毀譽，做得好並不自滿驕人，做差了又仍然照著本分繼續工作下去。必須要有這種精神，就是帶他到偉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們對於中國文學還懷了一分希望，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學家態度的改變。那大司務處世做人的態度，就正是文學家最足模範的態度。他應明白得極多，故不拘束自己，卻敢到各種生活里去認識生活，這是一件事。他應覺得他事業的尊嚴，故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快樂，不因一般毀譽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與進退，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處處依然還像一個平常人，極其誠實，不造謠說謊，知道羞恥，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學不是賭博，不適宜隨便下注投機取巧，也明白文學不是補藥，不適宜單靠宣傳從事漁利，這又是一件事。一個廚子知道了許多事，做過了許多菜，他自己就從不覺得他是個怪人，且真擔心被人當他是個怪人。一個作家，稍稍能夠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筆來，把它寫出，卻常常自以為稀奇。既以為稀奇，便常常誇大狂放，不只想與一般平常人不同，並且還與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節制產生生活的藝術，他們則以放蕩不羈為灑脫；平常人以遊手好閒為罪過，他們則以終日閒談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績上努力，他們則在作品宣傳上努力。這類人，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誌，在北京則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這類人，雖附庸風雅，實際上卻與平庸為緣。從這類人成績上有所期待，教授們的埋怨，便也只好永遠成為市聲之一種。這一代的埋怨，留給後一代教授學習去了。 已經成了名的文學者，或在北京教書，或在上海賦閒，教書的大約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賦閒的則每禮拜必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列席。希望他們同我家大司務老景那麼守定他的事業，尊重他的事業，大約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現在可希望的，卻是那些或為自己，或為社會，預備終身從事於文學，在文學方面有所憧憬與信仰，想從這份工作上結實硬朗，弄出點成績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態度作為一種參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顯出紀念碑似的驚人成績，那成績的基礎，就得建築在這種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也帶點兒呆氣的性格上。 假若這種屬於人類的性格，在文學者方面卻為習氣掃蕩無餘了，那麼，從事文學的年輕人，就極力先去學習培養它，得到它；必須得到它，再來從事文學的寫作。 所謂有禮貌的世界者，乃把一切維持到一種不很忠實的『面子』下頭之謂：懂怎樣去使人顧全到你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