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序跋集 · 序跋集
《第二個狒狒》引
我自己想，這世界，我是太拙劣的一人吧。凡是別的人所知的我都不知，凡是一個二十歲傻子也能做的事我都不能。到這人海中，我正如一個從另外的什麼國度里爬過來的人。為我計，仍然去當那每月七塊三毛錢的勤務兵，於我還合宜點。但如今，是想要轉去也不能了。最近我們的大王，就又為了別的大王的壓迫而帶了隊伍走去，縱要轉去，恐怕再去找那原有名額也無從找了。以一個只適宜於當七塊三毛錢的勤務兵的人來寫小說，當然是我與藝術兩面的不幸！
我真不敢回想，回想使我覺得可哀。一個人，孤孤單單，穿了一件吊鐘似的短衫，走到文廟前去看號兵吹號玩的生活，是怎樣一種生活呀！拿了副官長長長的牙骨煙杆，隨到一匹飛跑著的花馬後面追著，大街上橫衝直撞，那又是怎樣一種生活呀！然而，我在這類寂寞可傷的生活中，居然長大起來了。把軍籍的名塗抹後，來到北京。因為窮，學著人寫一點小說之類，謄好後，另紙加上謙卑的書信，送到這家那家報館去，以每千字五毛左右的報酬來養活著自己，我一年來是如此度過的。
未來的生活又包圍了我。回頭既不能，寫五毛錢或一塊錢一千字的文章，因為病，也不大容易寫出了，因此，我才想起把這些稿子胡亂的匯攏來，再賣一次。
所謂藝術，那隻合讓那類文豪、准文豪、名士、准名士等人去談。關於藝術以及類乎藝術這類話語，我是一點也不懂得的。我只是用一種很笨的、異常不藝術的文字，捉螢火那樣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閃過的逝去的一切，這是我創作的方法。
方法既如此，所謂狹，當然不能免，但我所能給人的，只是這樣一點點東西，平凡生活的一面，雖然在大人們看來是太狹，比之於雖豐富而全不給人的，或許要稍好點吧。
在此，我應感謝幫助此書出版的朋友們——已死或猶生的，尤其是兩個長眠了的朋友，給我的力量頗多。他們的無端滅亡，使我對生存感到更深的寂寞與哀愁，因此才下決心脫離兵籍，到北京來，寫成此書。否則，這時也許我還在那隊伍中作小兵吧。
因了寫《第二個狒狒》同《棉鞋》，我曾在一個地方，受了一批類乎狒狒的英雄嘲弄過，且口上的拳頭是似乎捏上了。而我咧，卻那麼裝成老實不知的對付過去。為紀念各樣不中用的我在這世界上所受的痛苦與迫害，我把這書名叫作《第二個狒狒》。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作於北京新窄而霉小齋
冰季同我
今年春天，一個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有個小孩子快要到上海了，介紹他來找你。
我心想，我是頂無趣味的一個人，找我作什麼？我就先作一種估計，計算若果人來了，我同他說些什麼話。我照例是在說話一方面缺少天才，而且常常陷到窘迫中使到我這裡來的人感到失望的。慢慢的也有主意了，就是不許朋友只來一次，必定是到了一次還想再來，這樣仿佛便是我的勝利。
不久，人真到了我住處了，一對大眼睛同一個高鼻樑，是他的特點。瘦，也是這孩子的特點。年紀青青的就這樣瘦，據說是害胃病，很使我吃驚，因為我在二十歲以前雖然不肥，每天走一百里路是常事，並且餓了一些日子也不作興害病什麼。他到底是「城裡人」，生活好，養嬌了。
我們亂說了一陣話，我要走了。聽到外面落雨，因為最初寫信來我是告他坐公共汽車的，我就說，你不要坐公共汽車，叫人力車去好了。他說他有汽車在門外等候。他出了門，到後就上到那汽車前面司機位置處去，說「我會開車呢」，很歡喜樣子，把車開動，回家去了。
我才明白了他病的原因。年青人，在完美的家庭中，過著好日子，若要肥，使臉團團如月餅，也是容易事。冰季聰明，有思想，所以瘦了。
我很為我自己主意滿意的是，冰季過了約莫六天，又到了我的住處。是白天，坐的很久，我們有空暇談到許多新事情，談到做文章，他告我在北京，他也常常做。我有一個頂不好的脾氣，就是一聽到別人說在寫小說，總就把別人引為「同志」，以為必須多寫，用工作苦惱自己，用工作求完全，才是生活的意義。這話照例也同他說了。我要他在去國以前寫點來，日子縱少，也不妨寫。他答應我，到後又走了。這樣諾諾唯唯答應了我，回去打哈哈說我是呆子的大約就很有人，理由是這些人似乎全很「聰明」，有「天才」，所以對於我的主張加以嘲弄了。但冰季聰明是與那些聰明天才兩樣的，他居然相信了我的話，用呆氣力寫文章，一個月內陸陸續續就送了十來篇短篇小說來。這集子，便是我從那一些小說中選出來的。
他許可我有在字句組織上加以修改的權利。照他的意思去做，文章會較完全一點，因為在文字組織上，我或者因習慣的緣故可以斟酌取捨，使好處更見到完全。但到後我是一字不動，付印了。我以為應當讓冰季去發現自己的疏忽處才是。我把我的作品永遠放在「訓練自己達到將來更完全」的一個口號上面，如今讓冰季也用了這口號，去向將來努力。我們把作品集印一本書的目的，是留下了某一段工作，供自己在「思想」「技術」方面有一個修正的機會，不是為了成名。創作的意識是應當維持到自我懌悅，不應當維持到另外希望上面。因為最初的邁步，看到缺點，我們才知道對於那缺點彌補的必需。我因這緣故也就印了些書。
這集子，我以為這只是冰季用文字解釋生活參與人生的第一步，對於世譽這樣東西，不必要得到它的幫助。我希望他能繼續走上他自己能走的路，不怠惰，不自足，不固於一隅。
他現在只是十八歲，我在十八歲時住在湖南一個小縣分，還沒有讀報紙的機會，每天就只能穿了一件大到不相稱的棉軍服到河邊去看來去船隻，或者爬上城垛去採取懸到雉堞外野生的刺梨，比較起來冰季是太幸福了。不過關於對世情的觀察，冰季雖處到與我完全不同的一種境界中，卻並不與我兩樣。或者這基於氣質，他愛妄想，愛……我可以從他許多地方發現我過去的精神，在另一方面而我缺少的是他的聰明；我在他那樣年齡時，對於一切是沒有這樣驚人的理解的。
他據說不久就要到海船上消磨一些歲月去了。依我想，家裡的老人對於他自然是總象很不放心，就是他，也似乎缺少把自己跌進一個陌生世界裡去明白一切的勇氣。冰季應當乘到年青時知道生活以外的事，應當去經驗同體會，海上一切將使他偉大，再過八年，到我這樣年紀時，我猜想他必定能夠寫得出許多好文章。
這裡寫的一點文字，放在冰季第一個著作集前面，算是我對於冰季的人及他小說的感想與希望。
一九二九年秋末作
《生命的沫》題記
近來記憶力的衰退，常常使我自己發大驚訝。盈昂把這個本子寄來，仿佛才明白去年已經寫過這樣多文章，印到各種雜誌上。盈昂的瑣碎趣味，使我非常感動。從這小本上我才能記起四年來已經寫過十三本集子，全因為急於要錢，在一個最不體面的行市下賣去了。我去年鼻血特別流得多，脾氣也特別壞。到今年，人變成為中年人，蕭條中更缺少生趣了。看到上面某幾篇文章，我的血，母親的病，幼妹的淚，都仿佛尚在眼前。今年還是血，還是淚，文章沒有了。力的衰頹，生命的迸散，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腐爛與滅亡，喑啞不敢作聲。
在寂寞里我也自慰過，「還是春天，無望無助的做點事情，把自己放在一個沉默里過日子，抓到這寂寞，再來作新的邁步。什麼是將來，可以不必過問，不用打算。」可是到了連昨日做的事也不能保留到記憶上，我覺得工作的無聊可憐了。春天是無用的，在放蕩里如今換到夏天了。
我總是糟塌自己卑視自己，一切道德標準在我面前皆失去了拘束，一切尊敬皆完全無用，一切愛憎皆與人相反，所以從無一時滿意過我的世界同我的文章。在我一切作品上，因為產生動機與結果完全沒有了自己，我總不讓有機會給我自己作第二次閱讀（看到它們不是使我紅臉就是使我生氣）。我願意回返到「說故事的故事」那種生活上去。我總是夢到坐一隻小船，在船上打點小牌，罵罵野話，過著兵士的日子。我歡喜同「會明」那種人抬一籮米到溪里去淘，我極其高興把一支筆畫出那鄉村典型的臉同心，如象《道師與道場》那種據說猥褻缺少端倪的故事。我的朋友上司就是「參軍」一流人物。我的故事就是《龍朱》同《菜園》，在那上面我解釋到我生活和愛憎。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學的世界，我太與那些愚暗，粗野，新犁過的土地同冰冷的槍接近熟習，我所懂的太與都會離遠了。把我的世界，介紹給都會中人，使一些日裡吃肉晚上睡覺的人生出驚訝，從那種驚訝里，我正如得到許多不相稱的侮辱。用附屬於紳士意義下養成的趣味，接受了我的作品的這件事，我是時時刻刻放在心上，不能忘記的。
我愛悅的一切還是存在，它們使我靈魂安寧。我的身體卻為都市生活揪著，不能掙扎。兩面的認識給我大量的苦惱，這衝突，這不調和的生命，使我永遠同幸福分手了。《元宵》上的雷士先生，實在相宜的生活，便是坐自己的房裡數數對牆的蜂窩過日子，因為這才是一個農村長大的人轉到都市中生活當然的事。我的生活方面的慘敗，是我分內的事，不遁避，不悔。坐在房間裡，我的耳朵里永遠響的是拉船人聲音，狗叫聲，牛角聲音。一出門，遇到的是生長在上海農民文學家同革命文學家，預備到××飯店去攜手赴席，這時我臉上有笑容了。我是從另外一個地方來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習慣，形成現在的自己的。朋友們明白這個，也就不太擔心到我的生活，以為簡直不行；也就不會誤用好意，以為一個婦人就可以把我醫好了。
把這個集子題上《生命的沫》，盈昂或者同意。今年來，生命沉靜了，生活轉到深秋，澄清見底，所以這種泡沫為自己見到時，在晚春的藍天燠陽里覺得有灰色的冬的暗淡。
一九三〇年四月廿四日題
《秋之淪落》序
使文字努力方向，由於「詞藻的摹擬」，轉到「言語的親切」，小朋友中有幾個人把這種意見保留，因此在創作時得到很多方便，居然寫了很多非常樸實美麗文章。
使創作態度由於「熱情的自炫」，「感慨的無從節制」，「急於小成」，「取法乎一般標準」，而轉到「沉默的努力」，「安詳的注意」，「勇於寫作而怯於發表」，極力使文字成為「自己的言語」，這一點，朋友中同意於我的是更多了的。
在這兩件事情上，同意於我意見的這幾個朋友，將來的成就，我想在中國新文學上一定有非常的影響。
李連萃君是一群新起作家中最有力量的一個。半年來我們在一處過了些日子，便寫成了這《秋之淪落》短篇集。我希望連萃的成就，並不只是這樣一本書，他自己也不應該以此為自足。朋友們人各願以傻子自居，在創作上來努力，十年，或二十年……失敗了，重新再來，跌下了，又復爬起，所以第一步並不得到完全成功，那是無害的。我們要走到的也許是一生沒有機會達到的地方，我們將忍受一種寂寞，用「將來」慰藉「現在」。「巧於自炫」不是我們從事文學者的正當態度，連萃是願意接受我這個意見的。這是起始，不是終結，我們應得把一切屬於一個「天才」的氣分除去，把整個生活安置到那上面去，才會使自己滿意。
一個學剃頭的孩子，能擔了小小的有桅杆臉盆的擔子，獨自向大街走去，他需兩年的學習。這不過是把一把小鋼刀磨快，在那油膩膩的髒布條上反覆盪了十次八次，再來按到一個愚蠢人的腦袋，沙沙沙刮光的一件事罷了，還需要兩年！若果我們對文學還不缺少興味，願意從事創作，他總得想到自己做的事比剃頭師傅工作稍難一點。文學的意義，不只是替人刮頭挖耳，自己得錢吃飯了事，他許可有一個奢侈的欲望，比一般人所得友誼與敬愛還多。他還許可在他那工作上，希望工作成為一種翻騰社會搖動信仰的力。他可以從那效率上，證實自己比別人更堅實存在到世界上。但那不是一些「天才」做得好的事，創作不需要聰明與敏捷，卻不可缺少虔誠持久的一點信心。他要認識世界上一切事物，懂得一切環境所形成的人的脾氣，因為冷靜而又帶一點呆神氣去看一切，他那努力的嚴肅同宗教並不相差很遠。他明白的不只是人的愛憎，物件也有那特殊性格！還應得知道，最細微地方也是最平凡地方，骯髒的愚蠢的兵，狡猾壞透了的小偷，一匹馬疲倦了的姿態，一個蜂子受傷後的悲鳴，一片鳥羽，一個破墨水瓶，使平常人的眼不注意到的，一個創作者卻不單是有興味去看，他還有用鼻子去分彆氣味，用手撫觸感覺堅弱，用耳辨別音響高低的種種事情可作。他不會厭倦這些東西，他永遠不至於厭倦！創作不是描寫「眼」見的狀態，是當前「一切官能的感覺的回憶」。因為有生活各方面的認識，才能有動人的作品產生。連萃的作品，是已經能把眼睛所及的那世界的一面，加以樸素的描繪使成為故事了的，時間將使他漸次成長，因為他現在還年青得很。
這序只寫下這點關於創作枝節的話，為這書作者留下一個紀念。我們的作品，全是稚弱，那也無妨，只有我們的信念可以使作品強壯，超越旁人。說這樣話，連萃或許不至於因此而自餒，那就好了。
一九三〇年十月於新窄而霉齋
《雪》序
我在最近一個論文裡，曾說到中國十年來的創作小說，為一種詼諧趣味所支配，如何留下了不良的結果。
諷刺與詼諧，使許多作品用小丑神氣存在，這是稍前時代一種極不幸的事情。我對這種文學態度，我尋了一個名稱，便是「白相文學態度」。白相文學態度到今日是否完全消滅，此後是否還將繼續存在，全不能知道。由於白相文學態度產生的作品，不能完美，缺少健康，走入邪路，那是無可否認的。
新的趨勢是從另一個方向著手的。如果我們還能注意或高興去注意二年來幾個為國人所最留心的作家，以及其各樣作品，便會覺得我所提到的一切，不至於與事實怎樣悖謬。
新的趨勢意見極不一致，然而卻能一致同詼諧漸漸離遠了。因社會意識嚴肅了自己的心情，寫了一些新的作品的胡也頻君，作品到近年來為最可注意的一個。新的作風在另一面便是不詼諧。丁玲作品不詼諧。茅盾作品不詼諧。施蟄存作品不詼諧。巴金作品不詼諧。以筆名沉櫻、小鈴寫了極多美麗短篇小說的新的女作家陳女士，也是不詼諧的。（將筆放肆刻薄到作品中人物，先一時成為作家權利的事，近年來乃似乎成為了作家一種忌諱，平常人看來覺得極古怪。）自從含著一點兒放蕩，一點兒任性，小氣的不莊重的趣味，為一個新來的時代帶走後，上述諸人作品的影響，糾正了無數讀者對文學作品的不莊重觀念，同時也就給一些新的無名作家一點啟示，給他們引出一條更適宜於創作的道路。由寫作的兒戲態度轉成嚴肅，認為是文學創作一個必然的條件時，無論是普羅作者，或是民族主義文學者，否認這個問題全不可能。雖到了一九三〇年，在北方，還有《駱駝草》產生，以趣味作「寫作自由」的護身衣甲，但這趣味的刊物旋即消滅，使人忘記。在南方，有些時髦刊物，創作趣味，也無從證明已認真了一點；然而整個的趨勢，則以文學附麗於「生存鬥爭」和「民族意識」上，使創作擺脫了膚淺的諷刺，拘束到「不兒戲」情形中，成為必然的要求了。
這新的寫作態度，還沒有使什麼人作品偉大起來的事實，卻已令人敬視它的存在。這個非白相文學態度，最好的影響，是可以堅實許多新從事於寫作而名字還極陌生的作家的。他們要這樣才有更好的成就，才有更可希望的前途。他們不論為何種文學主義所拘束，皆較之受不良趣味所拘束為害較少。我同時留心這件事，注意到那些以誠實嚴肅態度創作的人，在年青朋友中，高植君便是我所發現的一個。他的努力和耐心，是我在所有朋友中最難見到的。把文學當成一種事業，他有勇氣使他凝眸最遠的一方，不為目前任何失敗所挫折，也不為小小成就而眩目。他在每一作品中皆承認自己的失敗，然而失敗卻不能妨礙他取新的姿勢向前。他用的是最傻的也正是最誠實可愛的方法來寫作小說。在平時，便留心到一切事情，任何瑣碎的現象，皆不缺少注意的興味，任何生活都願意領會。在任何情形下，他皆不忘記他的創作！這樣試驗了又去作那樣試驗，寬泛的人生經驗，所觸著的是那麼少，卻只想像一切皆可在他手下以藝術的形式重現，「他不自信當前月亮的全圓，卻相信終可以由他手下產生一個正圓的月，」他那可愛的傻處，正是一個藝術家必需的性格。依我想，這性格應當為年輕作家一種最好的德性。
他的第一個集子聽說已經付印了，我能在這集子的讀者前面說出我的喜悅，實在比作者還覺得高興。因為作者是並不以這個作品限制了自己的成就，而我卻為了朋友這態度，而期待著第二個集子的印行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作
《群鴉集》附記 1
寫詩不是一件容易事，由我只會寫點小說的人看來，寫一首詩是應當比寫一個故事困難許多的。一首好詩不僅僅是字面的眩目同落腳的湊韻。一個大詩人，把他得意的作品，用最謙卑的態度，說是全由於無意中作成，適合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解釋，實在也沒有什麼不應當的。睥睨天地，領悟人生，逆溯過去，遐想未來，看到那一點倏然即逝的光影，用有數的字，寫成一句兩句。從自己一個國家所遺留的無數成績上看來，我們就會明白好詩可是真不易得的。雄赳赳的或是悅目驚心的字句，奇僻的或幽杳的趣味，作者以為十分偉大艱難引為自得的作品，在歷史上還是常常使人容易忘卻的。於一百字或多或少的篇章上，裝飾情緒，點綴詞藻，能夠文字光輝眩目，略有新意，便復沾沾自喜，這種誇誕的嗜好，雖不一定是人類最可嗤的行為，然而習氣這樣事，卻常把我們這一時代的詩人引導到一條邪僻的道路上去子。從這方面走去，頹廢的詩人，英雄的詩人，還有什麼詩人的各樣名分，都如天空中降下的雨點，灑在許多人的身上，粘附不去，將來怎麼樣，那真很難知道。但這些詩人的趣味，可以憑一個有力的人，一本書，一聲呼喊，一群善於經營的新出版業者，帶到天國也帶到墳墓里去，卻大致是事實。因為他們本來沒有目的，入時便是他們的結論。我是有鄉下老習氣具保守性格的人，卻不歡喜這種詩人，也正如我不歡喜這類文人一樣。
詩人同他的詩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便是平淡樸實。他的詩，不是為了安置辭藻而有的。他寫詩，他的詩即或表現到一種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滅的光輝，他也並不以為自己不是一個人。他不會常常不忘記把自己的身分位置到什麼高處去，他除了作品以外用不著表示自己有什麼與人不同。他不高傲，但也並不卑微。他不必十分時髦，但也不必十分頑固。詩人不必是聖人，但也不一定就是無賴。古希臘對神的愛憎解釋，與人沒有什麼不同，詩人同我們平常人或不會懸隔多少。一個詩人他其所以偉大不同平常人處，不應當是他生活一面的離奇，卻應當是他作品所表現的完美。他若是一個年輕人，他的弱點或長處，雖不能與一般人完全相同，仍然是會同我們差不了多少。他的憂鬱，假若說，他是不缺少年青人的憂鬱的，他一定得喊出那難受的苦處，吐出那悶在心上的一團，讓我們明白，給我們領會，使我們動搖，要我們莫忘記，他用的手段，沒有比用誠實為再好的手段了。
中國十年來新詩在試驗中，最先的提倡者胡適、周作人先生等，是注意到這一點的。大家皆承認詩的生命不在費辭，形式又拘束了發展，所以幾個對於舊詩學養有素的人，如沈尹默、錢玄同、俞平伯等，在當時，皆不缺少勇氣毅然棄去所得唐宋詩人的華麗典則，卻努力試作「駕馭口語」的白話新詩。沈俞等人的失敗，以及近來在作品中具回頭擁抱破瓮的興致，皆並不能作為新詩駕馭口語企圖的失敗。郭沫若，使詩誇誕豪華，徐志摩使詩艷麗濃郁，那形式，卻多數是以口語作成的。然而到近日為止，尚能遵守最初去華存實目的，而達到詩為口語白描最高意境的作者，卻數不出什麼人了。從稍稍過去年輕的詩人中找尋，在南方，僅饒子離一人。在北方則除了馮君培，已經沒有什麼人敢那樣寫詩且能寫成那樣好詩的。
但棄絕一切新舊詞藻摒除一切新舊形式，把詩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時期文學革命的主張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語寫時，寫得居然極好，如今卻有卞之琳這本新詩。作新詩的幾個較年輕朋友中，如劉宇，如夢家，各人的成就，皆有超越過去若干詩人的樣子，然而當我把詩的趣味，放在新詩最初提出那一個方向上去時，我以為之琳有幾首詩，達到了一個另外的高點，使我覺得更歡喜了。運用平常的文字，寫出平常人的情感，因為手段的高，寫出難言的美。詩的藝術第一條件若說是文字的選擇，之琳在這方面十分的細心，他知道選擇「適當」的文字，卻刷去了那些「空虛」的文字。他從語言裡找節奏，卻不從長短里找節奏，他明白詩的成立以及存在，不是靠到一件華麗的外衣，他很謹慎，不讓他的詩表面過於美麗。從作品上得到一種契合無間的同感，一筆兩筆，風格樸質而且誠實，又並不因文字單純簡略轉入晦滯，讀集中的《奈何》，讀《群鴉》，讀《垂死》，皆能醞釀一種淡淡寂寞，這寂寞是青年人各有一分，自己卻說不出，讀時要忘卻也無從忘卻的。好的詩不是供給我們一串動人悅耳的字句了事，它不拘用單純到什麼樣子的形式，都能給我們心上一點光明。它們常常用另外一種詩意保留到我們的印象里，那不僅僅是音律，那不僅僅是節奏。怎麼美，怎麼好，不是使我們容易上口背誦得出，卻是使我們心上覺得那「說得對」。我們對一幅畫，一角風景，一聲歌，一個標緻美人的眉目口鼻過後所保留印象，大致也是只覺得那「很合式」，卻說不出那美的。之琳的詩在我的印象上，便有這種力量。這個集子在他還是試作，據說送給人看時還很羞怯，這羞怯處也就正是他有無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個地方走去的好處。他能保留那個態度，並且獨自從那個方向做去，他的成就，決不至於到印一本書以後便完事的。
我很願意說，我這見解，也只是我個人一時的見解，因為耳目所拘，趣味有時似乎稍稍有點逼窄。我懂得那麼少，卻在我認為對的那麼加以讚美。我想像得出，做詩的朋友，是有許多人將不同意我這陋見的。譬如洵美、叢蕪、育熙、望舒，我也歡喜讀他們的詩，由於他們的詩，就指出一個與我截然不同的態度，各人在一種風格中努力，樸素的詩將來的最好成就或者應當歸給之琳的。
一年來，我見到的幾本詩中，覺得很好的，是陳夢家的《夢家的詩》。這集子裡，組織造句所有的特長，從第一期幾個詩人作品中，如《冬夜》、《草兒》、《女神》、《春水》等集完全離脫，較之第二期幾個詩人作品，也有了極大進步。但夢家詩中的長處，也就是他的短處，句子的美皆有一种放盪的姿態，仍見出十分矜持，讀來使人發生驚訝讚嘆，卻不能使人在那些記號上感到「美」。各個篇章皆拘束到一些新的詩人所提的新形式中，努力的結果，證明了夢家是個有功夫而能作好詩的詩人，詩中卻缺少自己應當獨具有個性的風情，這一點，夢家是必須注意卻沒有注意到的。還有邵冠華一本《旅程》，也是最近新詩中一種成績，用了許多新的言語作為試驗，卻仿佛如蓬子的一本詩《銀鈴》一樣，新的造句與北方普通言語的組織略遠，讀時便不甚方便，因此在讀者情緒上發生了周折，證明「駕馭口語」這問題，不易解決，還可討論。在創作小說上則有郭沫若作品的對話，戲劇上田漢作品對話，全因為不能駕馭口語，結果使讀者發生了隔膜。反之，周作人散文能給我們一種親切的感覺，卻是那文字的語氣組織的。之琳因為人在北方，得到一樣方便，不必在造句上努力，卻注意到口語造成的意境，也是他的詩讀來動人的一種理由。
在我心裡還是那麼想，這書出版後，北方讀者當比南方的讀者為多，因為用上海一個地方的大學生來代表在南方受大學教育的年輕人，他們心上的憂鬱，若須要詩來解除，是從這作者的詩集裡無從找尋得到同契的。為了趣味不同，他們讀虞琰女詩人的詩，便仿佛若有所得。讀近於與虞琰女士作品的作品，也易於理解同情。由於上海方面大學以外的社會教育所暗示，年青人心中醞釀的空氣，許多人都有成為多情種子的興味，因此對於詩歌，自然選擇得稍稍不同了。還熱鬧一點的詩歌，似乎已成為上海趣味所陶冶的讀者們一項權利，這權利在北方讀者看來是很淡然的。之琳的詩不是熱鬧的詩，卻可以代表北方年輕人一種生活觀念，大漠的塵土，寒國的嚴冬，如何使人眼目凝靜，生活沉默，一個從北地風光生活過來的年輕人，那種黃昏襲來的寂寞，那種血欲凝固的鎮靜，用幽幽的口氣，訴說一切，之琳的詩，已從容的與藝術接近了。詩里動人處，由平淡所成就的高點，每一個住過北方，經歷過故都公寓生活的年輕人，一定都能理解得到，會覺得所表現的境界技術超拔的。
這本書，我想介紹給一般歡喜讀我文章的身住南方的朋友，因為倘若我預備寫詩，若寫得成這樣子一本詩，實在算為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於上海作
《劉宇詩選》序
中國近幾年來，做新詩的人少了一點，原因是許多大學校和研究院，把詩人的閒暇都買去了。
這個現象是很好的。中國的現代文學，由於新的作者對於語言文字的貧窮，與對於寫詩的「任性」風氣，給了人一種機會，漸漸的對於這個運動瞧不上眼。新文學地位有墮落趨勢，新詩實在是應當擔負較大責任的。如今許多「白相」詩人不作詩，一二真有詩才的作者也把寫詩看得謹慎了許多，一面節省到許多人的精力，一面制止到新文學地位再向下滑去，所以我覺得這種沉靜，極難得到而又是必需的。因為詩人一少，詩的標準也就顯然提高了一點；這件事，凡是一個稍稍注意到數年來這一方面事情的人，都能朗然回答肯定承認的。
在另一方面，在那附屬於各項主張下那方面，雖然也有許多人，寫了許多新詩，情形仿佛十分熱鬧。這些「天才」，這些在任何情形里都覺得自己有志氣的年青人，把詩的觀念，牽到他那個主張上去，離開技術所欲達到的一種固定形式完整的努力，都希望「奇蹟」，都把自己看成一個預言者：思想則換來換去，文字則拖拖沓沓，或者摹仿粗糙，或者喬裝雄強，唯美的文字就去美很遠，民族的情緒還是「即景」而生，這些人詩歌，無疑的，過一會兒自己就會結束的。這些人天真勇敢，才幹用到別的事上去，一定比寫詩還更相宜一點。這些詩人是在意外情形下成為詩人的，從這些人誠實（我知道，他們的誠實處是值得人敬視的），從這些人中之一部分的雲涌霞變的態度上，再從另外幾個關於捧場造謠那類聰慧靈敏人的行為上看去，一些人的長處，都不是商人同編輯能限制他們寫一點詩了事的。正如過去詩人一樣，即或無人請他到大學校或中央研究院去，另外還有許多機關，是他們容身的小窩。倘若機會並不很壞，他們很快的就不寫詩了，很快的就不作這件事了。（他們現在作詩，就只是因為別的還不能作。）所以如果有人為新詩人太多發愁，這一定不是很久的事。
把寫詩當成生活，把詩的寫作，放在一切束縛之外，一九三〇年來，如一顆星子劃空落下，放光照人的眼目，我看只有「為自己寫照」的作者孫大雨。另外，年青一點的，有方瑋德、陳夢家、卞之琳，作品恰如他們的年齡，健壯有為，都在無限制的希望上發展。即或從中國的情形上看來，再過十年，詩人為了生活這件事，有韻的感情終將為無味的「事物」所代替，閒暇（就是使他能做出好詩的從容）還是得賣給大學校或研究院，然而看看他們年青氣盛的樣子，他們那種可愛的驕傲處，以及他們的荒唐打算，會使他們超越過在前面一點的人，把自己帶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那是毫無可疑的。他們中間也許有除了作詩別的什麼都不在行的人，這種人在一切生活上，將永遠是一個敗將，一個被摒棄者，他的詩，他把全生涯放到上面工作的東西，卻可以使他人格放光，長如天空的星子。
在一般熟人中，正如有意的，拒絕到另外一種把他生活高舉的機會，對於詩，卻抱無涯興味去接近的，我見到有劉宇。劉宇這個名字並不是讀者十分生疏的名字，他的詩，在國內一切慎重的文學刊物上，皆可以常常見到。但這個人，他那種為藝術而忘情處，在詩人中我卻極少見到。
年來的商人，對於新詩的不尊敬處，反映出讀者對於新詩的缺少興味，略舉小例：《夢家的詩》，是由自己花錢印行才可出版的。邵冠華的詩也是自己花錢印行。《君山》作者想把《君山》版權買去，一時就無一個商人願意承受。我為許多朋友，把詩集送到各處書店去問過，告他這詩白給書店印行也可以，書店主人似乎很聰明的打算了一下，結果還是奉還。許多做得出好詩的人改成了寫短篇小說的作者，許多詩人皆不容易生活，只好到小小地方的中學校去教書。在這種蕭條情景下，劉宇明白這些，卻仍然放下一切，成天寫詩。勸他好好打算教書的事，搖搖頭，說那個不好。勸他既然寫詩，就不妨學識時務，同什麼派別接近一下，也搖頭，說那可不干。這人好象總以為只要把詩寫好了，空氣同文章就可以使他成仙輕舉的樣子。又好象自己一面正是用整個性命同藝術作戰，一面又正在用自己生活態度同社會風氣作戰：這個人的痴處和好處，使我想起來就十分憂鬱。因為在先我勸他努力寫詩，他相信了我的話，到後再勸他學「聰明」一點，他卻不相信我的話了。
如今到了他的詩選印行的時候了，這是他的作詩生活一個小小的結束。來信說：「這詩我也並不想印，因為我並不滿意自己的詩。但我如今將用這個東西作為吃飯的武器，我明白了一種古怪事情……」這話說得多使人難過。一個大學文科畢業生，就因為做得好詩，自己不欲拋棄社會，社會卻在習氣上把他拋棄了。照我想來，一九二〇年的詩人，還能高興出來報告一下，說說他們當時的境遇，他們的榮譽，他們的便宜，一定使我們還以為那只是一件一百年以前的故事。一九三〇年的詩人，卻到劉宇這種樣子！社會同社會上任何人都並不錯，實在說來卻似乎是作者錯了。作者不明白什麼人才可以作詩，且不知道把詩作好了，又應當如何去處置，把自己安置到一個有利於己的企圖上去。這個人就只會作詩，誠實的寫，虛心的看，忍勞耐苦的去生活，抱殘守缺的固持到自己一點信仰，終於為生活所凌逼，怕見債主，各處逃去，也正是當然的。我很為他難過他來信還說：「願意生活媽虎一點，維持下去，好盡我來寫詩。」我是鼓勵他寫作的一個人，現在卻不知道如何為他盡一點力，使他能長久寫詩。
我介紹這作品，給一般對我創作平素就懷了好意的朋友，以及對中國新詩懷了好意的朋友們。這作品的作者，自己是十分誠實，同時也十分謙遜，把作品說為另外一個目的拿來給讀者見面的。（但讀者，我也就是讀者一分子，卻應致感謝於作者。）作者對於藝術沒有主張，可是在文字上，形式上，卻有很多自己的個性。作者的感情很厚，想像很美，看得寬泛，寫得親切，這些長處證明他寫農村的長故事詩，將使新詩創作開拓一種境界，一種為他人無從企望的完美境界。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作於青島
《小說月刊》一卷三期卷頭語
「感情」若容許我們散步，我們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認識。一切散步即無目的，但得認清方向。放蕩灑脫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時對道德責任鬆弛後的一種感覺，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懶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視人生的人，都借了瀟灑不羈脫然無累的人生哲學活在世界上！我們生活若還有所謂美處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應用到正確方向上去，不逃避人類一切向上的責任。組織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生命可尊敬處同可讚賞處，全在它魄力的驚人。表現魄力是什麼？一個詩人很嚴肅的選擇他的文字，一個畫家很嚴肅的配合他的顏色，一個音樂家很嚴肅的注意他的曲譜，一個思想家嚴肅的去思索，一個政治家嚴肅的去處理當前難題。一切偉大問題皆產生於不兒戲。一個較好的笑話，也就似乎需要嚴肅一點才說得動人。一切高峰皆由於認真才能達到。「嚴肅」，誰能缺少這兩個字？人人都錯誤地把快樂幸福同嚴肅認真對立起來，多以為「快樂是毫無拘束的任性，幸福是自由，至於嚴肅同認真，卻是毫無生趣的死呆」。嚴肅成就一切，他的對面只是輕浮。至於快樂和幸福，總常常包含了嚴肅和輕浮兩者而言。輕浮的快樂，是平常人才用得著，至於一個有希望的人，一個象樣的人，他不會要這個的！他一切儘管嚴肅認真，從深淵裡探索他所需要的東西，他有他那一分孤獨偉大的樂趣！你想想，在你生活中缺少了嚴肅，你能思索什麼，能寫作什麼？
《記丁玲》跋
兩年前，我在《記胡也頻》一文末尾跋語上，寫了那麼幾句話：
「這裡所記的，只是這個人怎麼樣活到這世界上的過去生活，關於他的文章我沒有提到，關於其餘一切，也保留給他的朋友丁玲女士另外一個傳記去說的。」
因為當時我所記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這個人的生活而言，雖不一定是最光輝的一面，卻實在是最人性的一面。那文章並不在敘述一個革命作家的英雄性與神性，卻記錄了他表面生活發展的秩序。同時且把他的同伴丁玲女士與我自己，也占去了篇幅一部分。由於那時的環境不同，記載上有些故意作成的疏忽，最明白他的只有丁玲女士，故我當時不過似乎用一種平實穩定的線，為那海軍學生性格靈魂作上若干素描的勾畫，畫出一個淡淡的輪廓。他的位置也不凝固於某一點上，有時似乎比我們重要些，有時又似乎比我們不重要些，至於那個調子明朗有血有肉的刻像，是希望從丁玲女士筆下寫成的另外一個傳記里產生的。
但不幸得很，這第二個人如今又憑空失了蹤，且仿佛仍然得在失蹤的結論上消滅，永遠不會再到日光下出現了。
我現在又寫了些關於這個新近失蹤作家過去生活的細事，我所寫的自然依舊不過這人表面生活發展的種種。關於這個人另一部分生活，是不是還能希望有這樣一個熟悉她生活的人來為她寫點什麼？想起來真使人無限惆悵。
我們皆不應當忘記，這兩個作家，是在中華民國黨治獨裁的政體下，因個人政治思想與政府相左，兩年內先後突然宣告失蹤的。他們雖生在有法律的國家中，卻死於莫名其妙的境遇里。政府對於這種失蹤，仿佛毫無責任可言，只推諉為並不明白有這件事，且絕不承認有這種事。對於這件事情既不是政府的責任，也不算國民黨的責任，那麼，應當歸誰去負責？
讀者們，一個稍有生氣的作家，在商人與政府兩方面的摧殘中，他們不是餓死便是殺死，這些現象在中國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你們先前不明白，如今想來也明白了。他們的朋友只有散布於國內各地方的你們，他們是為你們的原因，生時過著極艱難的日子，到後來還為你們很悲慘的死去的。他們的努力，只是為了「這個民族不甘滅亡」的努力，他們的希望，也只是「使你們不作奴隸」的希望。他們死的陸續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還仍然準備繼續死去。他們應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卻並不氣餒畏縮。只是我想問問：你們年青人，對於這件事情，有過些什麼感想？當不良風氣黑暗勢力已到一個國內外知名的文學作家可以憑空失蹤，且這作家可以永遠失蹤，從各方面我們皆找尋不著一個能為人權與法律的負責者，也找尋不著一個為呼籲人權尊嚴與法律尊嚴的負責者時，你們是不是也感覺到些責任？
我這篇記載，並不僅僅是為你們敘述一個作家生活中細末的哀樂，供給你們一些新鮮見識。我雖簡略地告給你們，這個作家生來如何不辜負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潑，熱情，到這世界上來打發每一個日子，當各種不幸圍繞到她身旁時，她又能如何堅毅沉著支持下去，當政府同商人既一面在合作情形中提倡一種腐爛民族感情糟塌民族精力的消遣文學，一面又毀滅摧殘這種有希望的作家時，這人終於便在如何悲慘境遇中死去。但我的意思，卻是要你們從這個人的際遇中，明白你們自己所在的國家，是個什麼樣胡塗愚昧的國家。活到這種國家中，年青人不止感到死亡無時的可怕，也應感到晏然而活的可羞。你們若知道沉默是你們的恥辱，你們就應當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認這個現象。
一個前進作家他活下來時，假若他對於人生還有一點較遙遠的理想，為了接近那個理想，向理想努力，於生活中擔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於退縮的。他看準了他應取的方向，他對於他的犧牲便認為極其自然。他相信光明與正義所在，必不至於因為前面怵目驚心的犧牲了，就阻止了後面赴湯蹈火的繼續。他明白一頁較新的歷史，必須要若干年青人的血寫成的。（同這個社會種種惡劣習氣作戰，同不良制度作戰，同愚蠢作戰，他就不能吝惜精力與熱血！）他們力盡氣竭後，倒下去，僵了，腐爛了，好象完事了。在一般人記憶中，初初留下一個鮮明活躍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盡了。可是，他們卻相信，他們強悍的生，悲慘的死，是永遠不會為你們年輕人忘掉的！
你們呢？是不是就震於威勢低首暴力對這件事不聞不問呢？死去了的，固不需靠你們爭回他們再活的權利，因為這分權利他們已得不到了。但你們自己，若還願意活下去，且希望好好活下去，必須象一個人那麼活下去，決不象一個不刻記號的奴隸那麼活下去，在這種法律失去尊嚴生命毫無保障的國家中，是不是也稍稍覺得有一分羞辱？……
我在記述兩年前失蹤的海軍學生那個小冊子上，還那麼說過——
「一個人他生來倘若就並不覺得他是為一己而存在，他認真的生活過來，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結束。一個理想的建築，在那方面坍毀了，還適宜於在這方面重新打下基礎。……這個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強處，比目下許多據說還活著的人，還更象個活人。我們活到這個世界上的，使我們象一個活人，是些什麼事，這是我們應當了解的。」
如今重抄下來，作為國內關心她，同情她，來讀這本書的年青朋友一點貽贈。至於這個人，她哭過，笑過，在各種窮困危難生活里將一堆連續而來的日子支持過，終於把自己結束到一個悲劇里死去了。她的作品與她的生活，皆顯示天才與忍耐結合而放出異常美麗的光輝。她贈給年青人的希望和勇氣，應當已經夠年青人立起來做個結實硬朗的人的分量了！現在這個人是業已傳說被殺了的。這個人倘若當真已經死了，她也並沒有死去，因為在你們此後生活里，就可以發現她的精神同力量還仍然繼續存在。用文字來寫出她的生活以及她的理想，已找尋不出什麼人，但你們年青人，尤其是女子，我希望在另一時，卻能有用自己的生活，來證明這個作家的理想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於青島
《籬下集》題記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還是個鄉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遠不習慣城裡人所習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
我崇拜朝氣，歡喜自由，讚美膽量大的，精力強的。一個人行為或精神上有朝氣，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計較，不拘拘於物質攫取與人世毀譽；他能硬起脊樑，筆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學的或同我所學的完全是兩樣東西，他的政治思想或與我的極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與我的十分衝突，那不礙事，我仍然覺得這是個朋友，這是個人。我愛這種人也尊敬這種人。這種人也許野一點，粗一點，但一切偉大事業偉大作品就只這類人有分。他不能避免失敗，他失敗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後仍然即刻可以爬起。
至於怕事，偷懶，不結實，缺少相當主見，凡事投機取巧媚世悅俗的人呢，我不習慣同這種人要好，他們給我的「同情」，還不如另一種人給我「反對」有用。這種「城裡人」仿佛細膩，其實庸俗；仿佛和平，其實陰險；仿佛清高，其實鬼祟。這世界若永遠不變個樣子，自然是他們的世界。右傾革命的也罷，革右傾的命的也罷，一切世俗熱鬧皆有他們的分。就由於應世技巧的圓熟，他們的工作常常容易見好，也極容易成功。這種人在「作家」中就不少。老實說，我討厭這種城裡人。
曾經有人詢問我，「你為什麼要寫作？」
我告他我這個鄉下人的意見：「因為我活到這世界裡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的寫作，沒有厭倦，只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里，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夠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寫作就是頌揚一切與我同在的人類美麗與智慧。若每個作品還皆許可作者安置一點貪慾，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擁抱世界，占有這一世紀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許使我平凡與沉落，我的感情還可以向高處跑去；生活或許使我孤單寂寞，我的作品將同許多人發生愛情同友誼。……」
這是個鄉下人的意見，同流行的觀點自然是不相稱的。
朋友蕭乾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子行將付印了，他要我在這個集子說幾句話，他的每篇文章，第一個讀者幾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這意見我相信將與所有本書讀者相同的。至於他的為人，他的創作態度呢，我認為只有一個「鄉下人」，才能那麼生氣勃勃勇敢結實。我希望他永遠是鄉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於自見。應當養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現代中國作家評論選》題記
這本書是我幾年來對於中國現代作家一些論文集。這種文章我作得很不少了，卻只選出一部分付印。關於寫論文，我所用的方法，或者與一般寫「批評」的批評家稍稍不同一點，這只須一看我的文章就可以明白。我以為，
一、寫評論的文章本身得象篇文章。
二、既然是評論，應注意到作者作品與他那時代一般情形。對一個人的作品不武斷，不護短，不牽強附會，不以個人愛憎為作品估價。
三、評論不在阿諛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與時代與作品加以綜合，給它一個說明，一種解釋。
我的文章沒有什麼驚人的地方，但每一句話必求其合理且比較接近事實。文章若毫無可取處，至少還不缺少「誠實」。（不要看輕誠實，到如今的世界，看完了一本書，看懂了這個人作品，再來說話的批評家，實在就不多了！）目前中國似乎不需要這種評論，也無人來注意這種評論。因為在習氣下原只有兩種批評家存在：一為與商人或一群一黨同鼻孔出氣的僱傭御用批評家，一為胡亂讀了兩本批評書籍瞎說八道的說謊者。前者領導青年讀書，後者領導青年不讀書。兩者同樣皆欲得到青年，所不同處只在方法上的運用。青年人當真皆被他們得到了，青年人從他們那批評上，真箇得到了些什麼，那就不容易說了！
我這些文章於青年朋友不合用，我想得到。文章的匯集，它的用處似乎只足供一個預備著手寫「現代中國文學」的朋友作為參考。然而目前有誰來寫這種現代文學史，需要這種參考材料？亂七八糟編評傳的批評家倒不少，他們是不會要這個文章的，因為我的每一篇文章，不必通知我，早被這些批評家「編」過了。我以為這本書對於另一種人或許有點好處，譬如分布國內各處的中學教員。這些人就得比較客觀一點知道一些這十年來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情形，以及十年來各個作家的成績，作者與作者間的影響。這問題他們平時不能不向學生談談，又不能不把這件事談得清楚具體些，在這方面便有了困難。時間，經濟，皆不許可他們能夠比較客觀多知道一些事實。他們於是不可免的將複述，批評家與說謊者兩種人的意見，作為應付學生的工具。他們在職務上無形中成為推廣錯誤散播謠言的第二手，雖然這並不是他們的原本意思。
我曾接到過許多這種教員的來信，同我討論到這個問題，詢問我個人的意見。這集子的付印，算是我對於這些遠道不相識的朋友一個總答覆。我希望這集子對於他們能夠有一點小方便，這集子雖只代表我個人對於幾個「作家」的意見。這幾篇文章注重在說明歷史，我的說明大體上還能符合歷史。
我也希望除了教國文的教員，還有人對於這本書能夠發生興味，因為這集子還同時解釋到我對於「批判」的意見，說明我對於「創作」的一部分意見。
十二月十七日作
《幽僻的陳莊》題記
廿一年我在某某大學教小說習作，起始約有廿五個人很熱心上堂聽講，到後，越來越少，一年以後便只剩下五個人了。五個人中還有兩個是旁聽的。只因為每個選課者皆想從這一堂上得到一點創作的知識。不止知識，他們還需要的是「秘訣」，或「簡要方法」，以便學來處理自己的故事。（許多人以為創作只是記錄一個故事，只要有故事寫下就成！）但這個工作從我說來，既無秘訣可言，也並無如何神奇，且工作真不簡要，就更無傳述這簡要方法的可能。我告他們的只是一個作家必須做的事情。說的話或者過於老實，把「創作」或「文學」看得太容易，因此失去了它原有的神秘與尊嚴，使這些朋友很失望，於是他們自然就改選其他有用課門去了。這件事想來我應當抱歉。我原本以為這些青年朋友皆當真想從事於「創作」，皆有志於「文學」，可是事實上，他們卻是來「上課」的。他們如上別的課程那樣，聽著，記著，下堂時就照樣去看看書，於是完了。有些人或稍稍不同，然而總還抱了與上國文課差不多的態度上堂，這能學個什麼？
我要他們先要忘掉書本，忘掉目前紅極一時的作家，忘掉個人出名，忘掉文章傳世，忘掉天才同靈感，忘掉文學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書本所留下的觀念或概念。末了我還再三說，希望他們忘掉「做作文」「繳卷」。能夠把這些妨礙他們對於「創作」認識的東西一律忘掉，再來學習應當學習的一切，用各種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種聲音、顏色同氣味，向社會中注意各種人事。脫去一切陳腐的拘束，學會把一支筆運用自然，在執筆時且如何訓練一個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現實里以至於在回憶同想像里馳騁，把各樣官能同時並用，來產生一個作品。我以為能夠這樣，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識上當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風格上當可希望是新鮮的，在態度上也當可希望是嚴肅的。寫成後，若認為失敗了，也不過是把這個作品放在過去的標準中比較，得到一個不可免的失敗罷了。然而毫無可疑，第一個作品即或失敗，能用這種方法態度繼續作下去，卻可望來日在另外一個作品得到相當的成功。倘若作者不以失敗為意，有魄力，有毅力，能想法多多認識社會各方面，了解他們的言語，愛和憎，悲哀或悅樂，一支筆又學會大膽恣縱無所畏忌的寫下去，這個人所讀的書即或不多，還依然能寫出很完美很偉大的作品！
我說的話與一個「在學校時讀書出學校時教書」的學生不甚相合，那是很自然的。
在那裡兩年我並不失望，因為五個同學中有個旁聽者，他所學的雖是英文，卻居然大膽用我所說及的態度和方法，寫了許多很好的短篇小說。他是北方人，所寫的也多是北方鄉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組織又並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種泥土氣息，一種中國大陸的厚重林野氣息。他已明白如何把握題材，所缺少的，不過一種處置題材的精巧技術而已。幾年來在《現代雜誌》、《文藝副刊》、《國聞周報》用筆名雋聞發表的一些短篇創作，讀者只要稍加注意，得到的印象，必與我意見相差不遠。中國倘如需要所謂用農村為背景的國民文學，我以為可注意的就是這種少壯有為的作家。這個人不獨對於農村的語言生活知識十分淵博，且錢莊、軍營以及牢獄、逃亡，皆無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於在社會生活方面找尋教訓的精神，尤為稀有少見的精神。
現在他把他寫的一個長篇給我看，這四百面的長篇巨製，據他說來，還只是計劃里四部曲中的一部。看完了這個作品，我很感動。他那種氣概就使人感動。對於這個作品的得失，讀者的批評說的一定更中肯。一個為都市趣味與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經衰弱了的人，是應當用這個鄉下人寫成的作品，壯補一下那個軟弱靈魂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作
《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
先生，真虧你們的耐心和寬容，許我在這十年中一本書接一本書印出來。花費金錢是小事，花費你們許多寶貴時間，我心裡真難受。我們未必有機會見面或通信，但我知道你我相互之間無形中早已有了一種友誼流通。我尊重這種友誼。不過我雖然寫了許多東西，我猜想你們從這兒得不到什麼好處。你們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沒有過。過去一時有個書評家稱呼我為「空虛的作家」，實代表了你們一部人的意見。那稱呼很有見識。活在這個偉大時代里，個人實在太渺小了。我知道的並不比任何人多。對於廣泛的人生種種，能用筆寫到的只是很窄很小一部分。我表示的人生態度，你們從另外一個立場上看來覺得不對，那也是很自然的。倘若我作品不合你們的趣味，事不足奇，原因是我的寫作還只算是給我自己終生工作一種初步的試驗。你們喜歡什麼，了解什麼，切盼什麼，我一時尚注意不到。我雖明白人應在人群中生存，吸取一切人的氣息，必貼近人生，方能擴大他的心靈同人格。我很明白！至於臨到執筆寫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覺與事象以外，儼然與外界絕緣，不相粘附。我以為應當如此，必須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文學在這時代雖不免被當作商品之一種，便是商品，也有精粗，且即在同一物品上，製作者還可匠心獨運，不落窠臼，社會上流行的風格，流行的款式，盡可置之不問。）先生，不瞞你，我就在這樣態度下寫作了近十年。十年不是一個短短的時間，你只看看同時代多少人的反覆「轉變」和「沒落」就可明白。我總以為這個工作比較一切事業還艱辛，需要日子從各方面去試驗。作品失敗了，不足喪氣，不妨重來一次；成功了，也許近於湊巧，不妨再換個方式看看。不特讀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種批評和意見，目前似乎都不需要。如果這件事你們把它叫做「傲慢」，就那麼稱呼下去好了，我不想分辯。我只覺得我至少還應當保留這種孤立態度十年，方能夠把那個充滿了我也更貼近人生的作品和你們對面。目前我的工作還剛好開始，若不中途倒下，我能走的路還很遠。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們也許嫌它式樣太小了，不妨事。我已說過，那原本不是特別為你們中某某人作的。它或許目前不值得注意，將來更無希望引人注意；或許比他們壽命長一點，受得住風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後來人還需要它。這我全不管。我不過要那麼作，存心那麼做罷了。在作品中我使用「習作」字樣，不圖掩飾作品的失敗，得到讀者的寬容，只在說明我取材下筆不拘常例的理由。
先生，關於寫作我還想另外說幾句話。我和你雖然共同住在一個都市裡，有時居然還有機會同在一節火車上旅行，一張桌子上吃飯，可是說真話，你我原是兩路人。提到這一點你不用誤會，不必難受，我並沒有看輕你的意思。你不妨想像為人比我高超一等，好書讀得比較多，人生知識比較豐富，道德品性比較齊全，——總而言之一切請便。只是我們應當分開。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你我過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習慣、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似乎太認真了，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這鄉下人又因從小飄江湖，各處奔跑，挨餓，受寒，身體發育受了障礙，另外卻發育了想像，而且儲蓄了一點點人生經驗。即或這個人已經來到大都市中，同你們做學生——我敢說你們大多數是青年學生——生活在一處，過了十來年日子。也各以因緣多少讀了一點你們所讀的書，某一時且居然到學校里去教書。也每天照例閱讀報紙，對時事發生憤慨，對漢奸感覺切齒。也常常同朋友爭論，題目不外乎中國民族的出路，外交聯俄親日的得失，以至於某一本書的好壞，某一個作品的好壞。也有時傷風，必需吃三五片發汗藥，躺一兩天。機會湊巧等到對於一個女子發生愛情時，也還得昏頭昏腦的戀愛，拋下日常正經事不作，無日無夜寫那種永遠寫不完同時也永遠寫不妥的信，而且結果就結了婚。自然的，表面生活我們已經差不多完全一樣了。可是試提出一兩個抽象的名詞說說，即如「道德」或「愛情」吧，分別就見出來了。我既仿佛命里註定要拿一支筆弄飯吃，這支筆又側重在寫小說，寫小說又不可免得在故事裡對於「道德」、「愛情」以及「人生」這類名詞有所表示，這件事就顯得劃分了你我的界限。請你試從我的作品裡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於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階級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裡。這不過是一個小小例子罷了，你細心，應當發現比我說到的更多。有許多事情可以說是我的弱點，但你也應當知道我這個弱點。
我這種鄉下人的氣質倘若得到你的承認，你就會明白我的作品目前和多數讀者對面時如何失敗的理由了。即或有一兩個作品給你們留下點好印象，那仍然不能不說是失敗！因為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原因簡單，你們是城市中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雜亂，耳朵眼睛接觸聲音光色過分疲勞，加之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足，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敏感，其實除了色慾意識和個人得失以外，別的感覺官能都有點麻木不仁。這並非你們的過失，只是你們的不幸。造成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個現代社會。就文學欣賞而言，卻又有過多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弄得你們頭暈目眩。兩年前，我常見有人在報章雜誌上寫論文和雜感，針對著「民族文學」問題、「農民文學」問題有所討論。討論不完，補充辱罵。我當時想：這些人既然知識都豐富異常，引經據典頭頭是道，立場又各不相同，一時必不會有如何結論。即或有了結論，派誰來證實？誰又能證實？我這鄉下人正閒著，不妨試來寫一個小說看看吧。因此《邊城》問了世。這作品原本近於一個小房子的設計，用料少，占地少，希望他既經濟而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文字少，故事又簡單，批評它也方便。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合理不合理。若處置題材表現人物一切都無問題，那麼，這種世界雖消滅了，自然還能夠生存在我那故事中。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於故事的真實。這作品從一般讀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沒有人把它看成載道作品，也沒有人覺得這是民族文學，也沒有人認為是農民文學。我本來就只求效果，不問名義；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過這本書一到了批評家手中，就有了花樣。一個說，「這是過去的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我們不要。」一個卻說，「這作品沒有思想，我們不要。」很湊巧，恰好這兩個批評家一個屬於民族文學派，一個屬於對立那一派。這些批評我一點兒也不吃驚。雖說不要，然而究竟來了，燒不掉的，也批評不倒的。原來他們要的他們自己也沒有，我寫出的又不是他們預定的形式，真無辦法。我別無意見可說，只覺得中國倘若沒有這些說教者，先生，你接近我這個作品，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東西。不拘是什麼，或一點憂愁，一點快樂，一點煩惱和惆悵，甚至於痛苦難堪，多少總得到一點點。你倘若毫無成見，還可慢慢的接觸作品中人物的情緒，也接觸到作者的情緒，那不會使你墮落的！只是可惜你們大多數即不被批評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時卻早被理論家把興味凝固了。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言語上，甚至於一本書的封面上，目錄上。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我存心放棄你們，在那書的序言上就寫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你們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義。
提到這點，我感覺異常孤獨。鄉下人實在太少了。倘若多有兩個鄉下人，我們這個「文壇」會熱鬧一點吧。目前中國雖也有血管里流著農民的血的作者，為了一時宣傳上的「成功」，卻多數在體會你們的興味，阿諛你們的情趣，博取你們的注意。自願做鄉下人的實在太少了。
雖然如此，我還預備繼續我這個工作，且永遠不放下我一點狂妄的想像，以為在另外一時，你們少數的少數，會越過那條間隔城鄉的深溝，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對於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腐爛現實的懷疑。先生，這打算在目前近於一個鄉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時，我相信有這種事。
先生，時間太快，想起來令人惆悵。我的第一個十年的工作已快要結束了，現在從一堆習作里，選了這樣二十個短篇，附入幾個性質不同的作品，編成這個集子，算是我這個鄉下人來到都市中十年一點紀念。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氣，同時還有幾個人，特別值得記憶，我也想向你們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適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達夫先生，陳通伯先生，楊今甫先生，丁西林先生，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種種幫助和鼓勵，這本集子裡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沒有他，我這時節也許照《自傳》上所說到的那兩條路選了較方便的一條，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臥在什麼人家的屋檐下，癟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爛了。你們看完了這本書，如果能夠從這些作品裡得到一點力量，或一點喜悅，把書掩上時，盼望對那不幸早死的詩人表示敬意和感謝，從他那兒我接了一個火，你得到的溫暖原是他的。如果覺得完全失望了，不妨把我放在「作家」以外，給我一個機會，到另外一時，再來注意我的工作。十年日子在人事上不是個很短的時期，從人類歷史說來卻太短了。我們從事的工作，原來也可以看得很輕易，以為是製造餑餑食物必需現作現賣的，也可以看得比較嚴肅。以為是種樹造林必需相當時間的。我希望我的工作，在歷史上能負一點兒責任，盡時間來陶冶，給他證明什麼應消滅，什麼宜存在。
一九三六年
《看虹摘星錄》後記
這是幾個短篇小說，兩千年前《漢書·藝文志》給小說二字所加的界說，用到我這些作品上，實在還有意義。三幾個有會於心的讀者，以為這些作品雖無當大道，治身理家或者還有可觀之處，能作到「君子雖勿為亦勿滅」的情形，就已夠了。不過既然是小說，照近二十年社會習慣看來，很可能會得到些不必要的褒貶，所以我想引用另外一個故事上幾行關於小說的意見，預作註解，免得好事讀者從我作品中去努力找尋本來缺少的人事背景，強充解事。因為這種索隱很顯然是無助於作品欣賞的。
「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學上的區別，也不能分辨他在人我情感上的區別。文學藝術只有美或醜惡，道德的成見與商業價值無從摻雜其間。精衛銜石杜鵑啼血，事即不真實，卻無妨於後人對於這種高尚情操的嚮往。」
「不管是故事還是人生，一切都應當美一些！丑的東西雖不全是罪惡，總不能使人愉快，也無從令人由痛苦見出生命的莊嚴，產生那個高尚情操。我們活到這個現代社會中，已經被官僚，政客，肚子大腦子小的富商巨賈，熱中尋出路的三流學者，發明燙髮的專家和提倡時髦的成衣師傅，共同弄得到處夠醜陋！一切都若在個貪私沸騰的泥淖里輾轉，不容許任何理想生根。這自然是不成的！人生應當還有個較高尚的標準，也能夠達到那個標準，至少還容許在文學藝術上創造幾個標準，希望能從更年青一代中去達到那個標準。因為不問別的如何，美就是善的一種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種象徵。競爭生存固十分莊嚴，理解生存則觸著生命本來的種種，可能更明白莊嚴的意義。」
「美麗總令人憂愁，然而還受用。」
最後一句話，已離開我寫這幾個故事的本意稍遠。我並非為任何讀者受用而寫這類故事。說真話，我是不大對於讀者有何特別興趣的。我永遠只想到很少幾個有會於心的讀者，能從我作品上見到我對於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種種構圖與設計。
我這本小書最好讀者，應當是批評家劉西渭先生和音樂家馬思聰先生，他們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倫理道德價值，從篇章中看到一種「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膽嘗試。因為在中國，這的確還是一種嘗試的。我對於音樂可說是個完全的外行，對於一支小曲的進行，以及它的發展過程，總覺得除用音符排比以外，或容許用文字如此或如彼試作處理。這其間沒有鄉愿的「教訓」，沒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點屬於人性的真誠情感，浸透了矜持的憂鬱和輕微瘋狂，由此而發生種種衝突，這衝突表面平靜內部卻十分激烈，因之裝飾人性的禮貌與文雅，和平或蘊藉，即如何在衝突中鬆弛其束縛，逐漸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後，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時間流注，生命亦隨之而動與變，作者與書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像的繼續中，或在事件的繼續中，由極端紛亂終於得到完全寧靜。科學家用「熱力均衡」一名詞來說明宇宙某一時節「意義之失去意義」現象或境界，我即借用老年人認為平常而在年青生命中永遠若有光輝的幾個小故事，用作曲方法為這晦澀名詞重作詮注。唯美派大師王爾德說：「敘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藝術之正務」，「文學之美妙，即在於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另外一時節，對於他這類意見，我覺得有可商量處，未能完全同意，在這裡，字裡行間或依稀可看出他的主張的回音與反光。
另外合乎理想的讀者，當是一位醫生，一個性心理分析專家，因為也許可以作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分「情感發炎」的過程紀錄。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個無形無質的「社會」壓抑下，常常變成為各種方式，浸潤泛濫於一切社會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學藝術組織上，形成歷史過去而又決定人生未來。這種生命力到某種情形下，無可歸納挹注時，直接游離成為可哀的慾念，轉入夢境，找尋排泄，因之天堂地獄，無不在望，從挫折消耗過程中，一個人或發狂而自殺，或又因之重新得到調整，見出穩定。這雖不是多數人所必經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發展一種形式，且即生命最莊嚴一部分。比如近二十年來談解放，在男女關係重造問題上，中層階級知識分子對於這個問題取予之際所感到的困難，以及填補生命空虛的方法，就無不可歸納成三五個公式。一個作者若能客觀的謹慎的用一支筆來表現它，自然還望產生若干優秀藝術品。然而人類的可悲處，或竟在此而不在彼，即由於社會中那個性的道德的成見，最初本隨同鬼神迷信而來，卻比迷信更頑固十分，在人類生活中支配一切。教徒都能娶妻生子的今日，二千年前僧侶對於兩性關係所抱有的原人恐怖感，以及由恐怖感而變質產生的訶欲不淨觀，卻與社會上某種不健康習慣相結合，形成一種頑固而殘忍的勢力，滯塞人性作正常發展。近代政治史上陰謀權術的廣泛應用，阿諛卑鄙所形成的風氣的浸透，即無不可見出有性的錯綜問題在其間作祟。若五四以來這方面觀念健康一些，得到正當的發展，所謂由思想問題而引起的糾糾紛紛，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種種犧牲悲劇，便可能會減少了許多，民族品德亦必能重新見出原有的素樸與光明。只因為性道德在新陳代謝過程中，過去兩性關係屬於抽象的莊嚴責任既已失去，當前兩性關係屬於具體的家庭幸福又得不到，唯一存在於社會，即那個「道德」名詞，這名詞且因混合於政治習慣中而加強其限制。即以藝術而言，所有藝術作品，都得先在「是道德的」篩孔中濾過，表面上都必需淨化清潔，其實，則不可免成為虛偽和呆板的混合物。當前既是個在重道德下求發展的時代，所以多數人生活在不可想像的平凡髒污關係里，社會照例認為十分自然，看到這個作品時，反而會要說一聲罪過。好象生活本身的極端醜惡，不算人類的污辱，一個文學作品若美而有毒，即將教壞了人。其實真正能使人墮落的，何嘗是文學，只有人的事能教壞人！二十年前的北洋軍閥，用內戰作賭具，找了千萬不義之財，討過三五十個姨太太后，忽然關心起世道人心來，一面消極禁止學生作白話文寫愛情詩，一面便積極提倡打拳讀經，以為如此培養男女道德，即可將社會風氣重造。這雖是二十年前的舊事，如今說來已近於歷史傳說，然而這種情感若基因於某種人不正當權力之獲得，以及權力消失的恐怖，經過若干年後，安知不會有軍閥時代似異實同的現象發生？
「生命流傳，人性不易」，佛釋逃避，老莊否定，儒者戇愚而自信，獨想承之以肩，引為己任，雖若勇氣十足，而對人生，惟繁文縟禮，早早的就變成爬蟲類中負甲極重的恐龍，僵死在自己完備組織上。歷世黠詭人看明白這個問題，似乎比道教領袖還深刻，因此照例即不大過問這類抽象原則，一切惟以應付實際為主。凡是最善於應付實際的，且居多表示飲濁含清，兼容並包，實在說來就是善於利用這個老老作幌子，來收容讀書人並愚弄普通人，國家的事照例也就安排處置得有條有理，唐初宋初的局面，正是一個好榜樣。若帝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具有紈袴子情趣；或書呆子氣十足的，不被三個老老的主張所引誘，就可能被三個教派流傳下來的神話藝術空氣所眩惑，一置身其中，便無由自脫。王莽的滅亡，為欲學周公孔子，梁武帝的台城挨餓，為想作佛菩薩，唐玄宗夢中逛了幾回月宮，結果只好騎馬經棧道入蜀避難，宋徽宗修築壽山艮岳，於是讓金人俘虜被迫北行。毛病無不出在被三個老老所安排愚弄，終於統治解體。
當時代風氣已到思想家或文學家，都準備放棄了頭顱或雙手所能成就的工作，轉到新的社交上爭取世人尊敬，奴才的奴才也衣冠整齊到處可以碰頭時，巴斯卡所謂「人生全部的尊嚴在能思想」這句話的意義，真值得人重新分析認識。如果發現這點「尊嚴」業已掉入爛泥中，或正開始為一部分知識分子有意拋入爛泥中，我們是不是還可希望另外有些人，能用手中一支筆將它拾起，重新交還給年青人？「思想」二字的真正的含義是什麼，是盲目的信賴，還是深刻的懷疑？愛談思想的年青人，是必需透徹明白，方能活得有生氣而不至於墮落！
天氣陰沉得很。房中真悶人，我從早上五點起始，就守在這個桌邊，不吃不喝，到這時為止，已將近十一點鐘。買了一小束剪春羅紅花，來紀念我這個工作，並紀念這一天。我要寫在紙上的已完成了，可是到把它重新抄錄一遍時，身心都已如崩如毀，正如同我寫到的女主人送走客人以後，獨自在庭院中看望天上星子情形，一切似乎都無什麼意義，心境寥闊而無邊。迨看見住處對窗口破瓦溝中那兩線白了頭的狗尾草，在薄暮微涼晚風中搖動，從這點啟示，我知道夢和其他都已成為過去了。我離我自己一小時前那種生命向深處探索的情境，也很遠了。「我」正若飄浮於過街小馬項鈴細碎勻稱聲音上，消失在為黃黯黯燈光所籠罩的空氣中。也許再過五十年，一個年青讀者還希望從我這些仿佛艷而不莊作品中，對於某種女人產生一個崇高優美的印象，但是作者本人卻在完成這個工作時，儼然即已死去了。雖死而依舊存在，當前存在於衰弱疲乏心臟跳躍上，明日存在於故事章句段落間，未來存在於年青男女為愛所中時的嘆息與微笑里。一個人生命之火雖有時必熄滅，然而情感所注在有生命處卻可以永不熄滅。但想想這個火燃來燃去種種燃燒的形式，以及在某種情形下驟被湮抑終於停止的光景，雖可稱引現代科學家艾丁敦為神秘主義作的辯護，聊以自解，「我們全都是音樂工作者，我們也都是做著夢的人，……然而我們又永遠好象是運動和搖撼這世界的人，」終不能不使人為眼前這個愚昧與貪得虛偽與卑陋交織所形成的「人生」而痛苦！
《斷虹》引言
南太平洋的熱風，每年從四月中旬起始，沿海上岸成陣掠向西去。待一接觸亞洲屋脊希馬拉雅山的雪嶺，夾著雪谷中的寒風被逼而迴旋，即作成沿海各屬的候雨。這種雨季在印緬平原，在暹羅和越南，在中國境內雲南省的西南區，拔海高度不盡相同，雨量大小和時期長短也往往不同。雲南境西部，飽落了將近半年的行雨後，到九十月間，已差不多快要結束。強烈的陽光有機會長日直射地面，氣候便益趨穩定，比較前兩月也就轉而熱了一點。地勢即萬山比肩，凡是人類手足勤勞所及的墾殖區域，從土地里茁起生長的秋稼，都已漸次成熟，處處見出人力與自然同功的成果。即一些尚未由人力經營過的地方，以及人類手足永遠無望觸及的懸崖絕澗，也無不點綴上萬千種不知名的花葯，於明朗秋陽中紅紫爛熳，表示自然布置的細膩與巧慧，大膽而無私。據科學家的記錄，則一萬六千尺的雪峰間，每年還照例有顏色華美形狀秀奇的龍膽花開放。「自然無為而無不為，」從這種自然景象上，象是重新得到解釋。
就在這個時節，和康藏接壤幾條由舊驛路改造而成的公路，為商貨的流注吞吐，開始顯得活潑起來。驛路經改造，雖已可行駛汽車，但車輛缺乏，商貨運輸的主要工具，還是仰賴馱馬。各地待運的棉布、花紗、皮革、藥材、鹽巴、砂糖以及菸草雜物既極多，加之新由國家經營運銷的大批磚茶坨茶，又完全改用馱馬運轉，因之更增加了驛路的熱鬧，和沿路線所經大城小市的繁榮。
這些馱馬幫都按照一種古舊的習慣，三十五十成一小隊，又結合若干這種隊伍成一大幫，同時結伴上路。在省境內鄰縣間運貨，路途不太遠，十天八天即可來回。也有長距離行程，遠出省境，翻越雪山，直達西藏首府拉薩和另一部分由印度逾大吉嶺入藏的驛運貨物交換馱馬後方迴轉，就得經三五個月始能往返的。有時得長遠在人跡稀少的荒磧和雪谷中耽擱，這種馱馬的押隊人，隨身必帶得有相當武器，而且十分愛重，並用這些武器來獵取野獸也用來防禦歹人。另外還帶了上路所必備的帳篷，菸草，鹽巴，茶葉，以及種類簡單分量充足的糧食，——粗製麵粉和那個以高原氂牛奶汁中提煉出的大餅穌油。因此路上即有百十天長途辛苦，大家還象是從從容容。省境內一段路上，城市聚落比較密，隊伍雖可按站走去，沿路有伙鋪客棧可以住宿，這些馬幫居多倒是樂意採用藏族生活方式，在一些前不巴村後不挨店的荒野中，選出土地乾燥水草良好處停頓，落得個人畜兩便。隊伍上路後，一切牲畜的作息，都唯那一匹領隊負氂帶鈴的大黑騾馬首是瞻，領隊馬又唯押隊的「馬鍋頭」口中的呼喝聲和鞭子劃空作成的響聲是聽。作馬鍋頭也並不是件容易事，必累積豐富的經驗，且能擔當一切責任。沿路每個山頭的樹木和岩石，水泉和草地的位置，在記憶里必異常清楚。入藏以後他的責任且更增加，他得預測荒磧中那些一面虔誠信佛一面熱心劫掠的藏匪的出沒，以及發生問題時或單身出面去辦交涉，或指揮同夥作有效防禦。不僅僅應當為全隊人馬安排愜意住宿處，還得保護同行人貨的安全。儼然是全隊馱馬的司令，也是同行上路人的領袖。凡事由他負責作主，其餘人不用過問。到他認為不甚穩妥地方時，即或天已將黑，他不喝住馬馱，人馬就依然得趕路。有時經他判斷認為最好住宿處，即或晴空中還掛上一餅火紅的太陽，只要一聲吆喝，那匹額上扎有紅纓絨球，項掛串鈴，鞍橋上交叉有旗鈴標誌，打扮得十分漂亮莊嚴的領路馬匹，遵照命令停住不再走動，其餘的馬馱同時也不再走動，全個隊伍就只好安排宿營一切了。
隊伍一停止前進，於是大家都跳下馬，並從馬背上把那些用棕葉包裝的，用麻布纏裹的，用鐵皮子約束的，用竹篾箍住的，各樣各式的馱載，還有那個纏著繩索的帳幕，煮茶水用的紅銅鍋罐，打攪穌油茶的木桶木家私，一一卸下。再各自就地壘石掘土，收拾些枯枝雜草升起火來，把炊具架在火上，整備當天最後那一頓吃喝，吃飽喝足時再準備睡覺。雨季若已完全過去，看天氣又不至於半夜裡颳風落雨，為圖省事起見，有時並帳篷帳也不支搭，就採取二千年前莊子所努力提倡的方式，用那個還保留些白日余暖的乾燥土地作床榻，鑲滿一天大小星子的藍穹作被蓋，重返自然。無掛無礙的呼呼睡去。有時吃過喝過後，氣候實在太好，星月宜人，或又恰逢舊俗節令，其中一些年事輕生命中活力暢旺的小伙子，雖經長日跋涉，還不曾將精力耗盡，照例合不上眼，就於行李中把個雕龍頭的月琴取來，坐到大樹下或岩石高處去，調理弦索，抱著樂器彈個盡興。且鼓勵身邊年青同伴，輪流來唱各人所熟習的小曲，用琴聲歌聲，把橫七豎八躺在草地上馱架邊的疲勞同伴，一一送入甜夢裡。唱的彈的卻也不免常常為弦索嘣錚申訴，將本人帶到另外一個「過去」生活中去。過去若干時日情分所注恩情相接的小婦人影子：細長眉毛大髮辮，髮辮上用小銀元小貝殼和彩色料珠相間編成的流蘇，平金鏤彩刺繡日月七星背飾，罩在墳起胸前挑花扣花還嵌滿小小銀光晶片的圍腰，……穿戴了這些體面講究東西，新年出門攀鞦韆，在同伴間好強爭勝，兩腳使力一蹬向高處送去時，一排糯米牙咬定下唇的忍笑姿態，蹲在旱橋下打著大傘，彈吹竹簧賭賽唱歌時，連環無端的嘲謔，這一切，於是無不在樸素簡單的心上明朗活躍起來。但是，一些人所念及的，也許正和他們頭上的大小星子一樣，儘管還象在閃耀著盈盈美目，相互凝注盼望，事實上或早已相離極遠，永世不會碰頭了。又或者苛刻的時間，早已把這些年青女子眼目中的光彩，臉頰上的紅潤，笑語中所具有的熱情，沉默中所見出的憨痴，全都給褪了色，失去了本來的動人處，然而在年青人印象中，卻依然保持希奇持久的魔力，只要一想起，一溫習，因之平常見慣的星月，平常一例的夜風，都仿佛異樣溫柔了起來。一些俚詩俗謠，在這些年青人的生命深處，即泛起一片低微的回音。
月子彎彎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多夫妻同衾帳，
幾個飄零在他州！
天上起云云重雲，
地上埋墳墳重墳，
嬌妹洗碗碗重碗；
嬌妹床上人重人。
高山有好水，
平地有好花，
人家有好女，
無錢莫想她。
幾節俗俚詩歌，在這裡也正如在其他中國經商當兵的農民情感中一樣，總括了一套離鄉背井悖時不走運的心境。燃燒著一點希望，纏縛著一點煩惱，也浸透了那個異鄉作客無可奈何的悲痛。倘若一切出自生命本來的呼聲，都有其莊嚴的意義，則我們從這個簡單表現中，還可看出一種較深沉的熱情的抑制和絕望。或有家不能趁時團聚，廣泛的感懷人事不一，聊以自解。或道路偶有所見，不由人不引起一點妄念與遐思，心有所屬，出以調弄，觸景生情，隨物起興。或同出於比事起興，稍作反省，即知一身淨光，希望毫無，便把這件事轉而為經濟問題一個副題，隨記起「有錢使得鬼推磨」一句俗話，心想「皇帝花子都是人做的，可都是個八字註定。八字上排定趕馬走長路，那會憑空有天鵝肉落到口中？男子漢，大丈夫，沒有錢，說那樣？」一時既憑空發不了財，唱下去想下去還是無用處，沉默接受自己那一份，近乎貼近土地生長農民的本性。或者妄冀鳳求凰，不肯死心，心腸又是一根蔥筆直，轉不過彎來，越想越不服氣，也只是照生活習慣，向馬鍋頭或相熟客人，借支一點點錢，和同伴蹲在地下翻翻寶，決個勝敗，賭一回小輸贏。輸光了，再不說話，躺下睡去。賭贏了，俟到大站頭停腳時，就找個婦人，將所有錢一撒手花光，也就換來個心安理得，太平無事。……如此或如彼，總之月琴是彈不下去了。承認回返自然為得計，擁著那片牛毛氈，同個狗熊樣子，蜷伏成一團，向同伴腳邊躺下去。先一時耳邊或者還會聽到散放在四近馬匹齧草踏蹄聲，和荒山頭的野獸長嗥聲，混和了自己喉中輕微嗚咽。稍過不多久，便照例全部被睡眠收拾了。
馱馬幫既在驛路上來去正多，行程中又相當安全，因之凡有因公和事務單獨上路的旅客，多樂意隨同這種隊伍上路。花費既不必加多，還可得到種種便利，能減少長路的寂寞，增長些珍奇見聞。如果他是個考察社會風土的新聞記者，一個對於色彩特具敏感而又富有生活趣味的藝術家，一個對於「人」性異同特具熱忱的文學作家，似乎更值得從這個結伴旅行中，得到一分經驗。這種經驗的用處，將不僅使他的工作見出特異的光輝，也許還可提供作其它多方面的引用！這個故事，就是從那麼一個地方出發，寫幾個年青人隨同這種馬幫而行，到達驛路的終點，起始各自充滿了年青人的熱情，準備把一種人間高尚理想，在這一片新地上作試驗加以推廣。正如企圖把一種有價值的植物，移植到這陌生地方來，滿以為不多久即可眼見到它的郁郁青青。不意所作的試驗，由於氣候環境的兩難適應，如何由挫折中形成無可避免的悲劇，都如夙命又都十分自然。這裡且可見出一種近於偶然的勢能，決定了這個悲劇發展的形式。正因其為偶然勢能，更增加我們對於關係中人甘心接受分定或希望掙扎而脫的愛與哀憫，尤其是在試驗中近於無辜毀去的幾個生命，不由人不寄予一種深致的同情。幾個死去的，各懷著無可奈何的傷痛而死去，以及一個雖然尚能生存，但已完全失去生存勇氣的年青人，都可說同樣忠於命運，忠於生命。作者這時節，耳邊似乎即還聽到感到最後一個死者臨咽氣前混合在剛生下地的孩子稚弱哭聲中的哀呼，哀呼中所包含的希望和絕望，固執的愛和沉默的恨。然而這個哀呼的起始，卻近於由笑語而來。這正是一種生命的過程，一個小小地方一群平凡人物生命發展的過程。由幻念而接近事實，由枯寂而有所取予，又由習慣上的相差相左而形成愛憎。愛怨交縛，因之在似異實同情形下，燃燒了關係中每個人的心，帶來各式各樣的痛苦。痛苦的重疊孳乳、變質、即促進生命的逐漸崩毀。終於抽象的理想，用作試驗的對象，新見天日的生命幼芽，也不免一同毀去。於是玉碎者反得寧息，瓦全者轉不知何以自處。為的是既已失去本來的一切，更無從重造未來。靈魂破碎，粘合無從，一朵雲一縷煙似的在太空遊蕩，雖存在然不會很久，雲散煙消是意中事。新的連續而來照射到地面的陽光，將必然重新在這片土地上促進一切新的生命的長成，並賦以生命與生命接觸時隨同而來的哀樂得失。試將人類這種小小的哀樂得失，和面前拔空一萬尺的俊偉峭拔雪峰對比，即可知兩相映照，而各自有其千秋。一個是千古長年在強烈陽光下，用明藍淨潔天宇作陪襯，發出奇異眩目的光彩，雖如此瑰麗不凡，實永遠不曾為任何人情感所及。至於寄託到這個山嶺腳下陽光所照雨澤所潤一片小小地面，幾個平凡渺小人物的爾汝恩怨，或許由於完全偶然的機會，得以保留到文字上，成為人類關係一個悲劇範本，使此後另一時另一處凡不曾被世故所斲傷的年青的心，還將為之而跳躍，並寄予長遠的愛和哀矜。這或者也就正是人之所以為人，出於自然而又有以異於自然處：自然似乎永遠是「無為而無不為」，人卻只象是「無不為而無為」。
想到這一點，作者便覺得在這個故事的處理方式上，企圖將人事間的鄙陋猥瑣與背景中的莊嚴華麗相結合，而達到一種藝術上的純粹，不成功為不足奇了。因自然在景物方面，似乎即已有更多的敏慧和細膩設計，且一例若出以十分從容，處處還點染著一點諧趣，實為人類貧儉文字不可企及。而對於邊民宗教熱忱所自來，亦能有更深會心。藝術史發展的檢討，歷來多認為繪畫，雕刻，以及比較近代性的音樂的偉大成就，差不多都由於一種宗教情感的泛濫。宗教且多依賴這種種，而增加對於人類影響的重要性。卻很少人提及某種東方宗教信仰的本來，乃出於對自然壯美與奇譎的驚訝，而加以完全承認。正因為這種「皈於自然」一無保留的虔敬，實普遍存在，於是在這個宗教信仰中，就只能見到極端簡單的手足投地的膜拜，別無藝術成就可言了。由皈於自然而重返自然，即是邊民宗教信仰的本旨，因此我這個故事給人的印象，也將不免近於一種風景畫集成。人雖在這個背景中凸出，但終無從與自然分離，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縮小到極不重要的一點上，聽其逐漸全部消失於自然中。我將用這個小小作品，作為一家人寓居雲南鄉間八年，所得於陽光空氣和水泉的答謝。
《湖南的西北角》序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我和幾個朋友輾轉回到了湘西沅陵。由北而南一段旅行經驗，已明白全國性戰爭意義。某時南京陷落證實，戰爭正逐漸向上延展，集中武漢。洞庭湖澤地帶中國大穀倉的爭奪戰，早在有識者忖度憂慮中。如何動員湖南豐富人力和物資，已是一個重要而緊急問題。湘西就地域言，本是湖南一個單位，二十多年地方人事習慣，即近於割據分治。即此十三縣地方，有時亦不免由二三實力派各自負隅，畫境而守，和外面在某種意義上完全隔絕。抗戰事起，雖最先即有個一二八師參加嘉善國防錢的保衛戰，表現極好。不過地方即有個傳統孤立底子，又和三省邊界毗連，人民流動性大，三廳特種民族且剛有問題發生，促成省政府人事新陳代謝。如何處理這一片土地，使之由不安定渾沌局面，進而明朗澄清，成為一個抗戰重要基地，真值得新接手省政的張文伯主席費一點心！當時最賢明的措置，即沅陵綏署的設立，由對兵役和治安有辦法的人主持其事，並訓練大批青年學生下鄉，作民訓社訓工作。一切事都無忌諱放手作去。這也可說是當局一種大膽的嘗試，因為照環境情形言，這種措置是要決斷和遠見的。若稍有毛病，惡化蔓延影響到抗戰前途，實不堪設想。
我恰恰於這個時期到了湘西。離鄉本已太久，許多問題當然不免隔膜，惟大處卻看得清清楚楚。國家正在一個受嚴重考驗階段中，戰爭越向上推衍，負責當局也必然越加困難。要湘西象個湘西，必需社會安定，可以作為學校、工場、及公私物資的疏散地；還要人心興奮，可以作為壯丁補給區。那時節在我生長小小縣城裡，即保有千數年富力強的下級軍官，和數萬體力結實性情單純的子弟兵，都閒散在城鄉家裡。其他縣分也還有上萬雜槍散在民間。所謂湘西還有問題，問題也就是這些人的思想和行動！我明白我應當盡的責任是什麼，我明白我對這地方能夠作些什麼事。綏署一成立，我那些大小鄉親，從游移、苦悶、消極、猜忌複雜情緒中，變成單純而一致的，離開了他們的家，和家中豢養的青毛鬥雞與龍睛魚，離開了果園和磨坊，離開了吃牛頭肉、喝燒酒、打小牌、睡午覺的習慣，以及一切生計事業，帶了自備的槍枝，自備的炊具和糧食，坐了小船小筏子，快快樂樂集中到沅陵聽候點編整訓了。想起綏署成立，主持其事的陳老先生由省中到沅陵那天，這些自告奮勇的武裝同鄉，一萬人在沿河兩岸歡呼情形，過不久又即分別乘了小帆船向常德集中，補充榮譽師情形，真令人永遠眼濕！
十年過去了，這些良善人民，正和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把血肉還給了國家和土地，在民族發展史上，各自盡了能盡的責任，永遠沉默了。我那縣城五千人家，每家門口各供奉了個陣亡者的木牌位，那些孤兒寡婦，每當黃昏來臨時，在木牌位前沉默上香，以及此後沉默過日子種種，都仿佛近在目前。我明白那個沉默背後，實隱藏了多少辛酸！我覺得還有些責任待盡，因為那個普通的沉默，實象徵中國任何一個城鎮對和平的渴望。
在沅陵我住了約三個月，所接觸的現實問題自然日益增多。一面是長沙臨時大學、中央軍校向川滇遷移過境，一面是政治學校、商學院、藝專、湖南大學、以及三十餘公私中學，及無數國家機關單位陸續向上疏散，對湘西都不免懷著戒心，為安全問題而苦惱。綏署深感責任複雜重大，對物價控制，對房屋分配，對難民輸送，對整個治安強化及糧役兩政進行，也無一不超過想像以上煩難而多周折。還有些屬於情緒隔離狀態發生的問題，如地方與中央磨擦，本地與外省磨擦，自然更不容易作有效安排。我知道，我還應當為地方為國家作點事，所以到雲南後又寫了一本小書，名叫《湘西》，對地方各方面略加說明，希望家鄉人的自尊信心，和外來者的同情與理解，能作成一種新的調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氣氛的形成，在當時，實比任何事情還重要。
所以在我那本書的題記上即說：「這本書只能說是一點土儀，即一個湘西人對於來到湘西或關心湘西的朋友們所作的一種芹獻。我的目的在減少旅行者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給他一點到湘西為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並希望這本小書的讀者，在掩卷時能對於這邊鄙之地給予少許值得給予的同情，就算達到寫作目的了。若這本小書還可對這些專家或其他同鄉前輩，成為一種拋磚引玉的工作，那更是我意外的榮幸！」在題記上我又還說：「據個人意見，對於湘西各方面的知識，實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門的專家，或是一個較細心謹慎的新聞記者，用『湘西』作題材，寫成他的著作，我相信，都重要而有價值。因為一種比較客觀的記載，它多多少少可以幫助他人對於湘西的認識。」
我的工作並不白費，這本小書直到十年後的現在看來，意義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一個同鄉知識分子，面臨當前地方由於戰爭復員所感到的社會變化和經濟貧乏，以及十年戰爭壯丁犧牲殆盡所形成的種種，引起了他對地方的責任感和無所措手足痛苦時，讀了我這本小書，必然還可得到一點點新生的憧憬，以及對於地方重造所抱的勇氣和信心！
十年過去了。直到我去年回北平時，方看到長沙李震一先生一冊有關湘西報告，真有空谷足音感覺。近二十年這類遊記作品，大多配合社會發展而產生。就個人記憶所及，民二十以後強鄰迫境，范長江先生的《塞上行》，便得到特別成功。記江西瑞金景況，陳賡雅先生為《申報》寫的遊記，也為人十分注意。抗戰初起，作家從軍日多，曹聚仁、劉尊棋諸先生的前線通訊，次霄先生的《空戰紀事》，和某先生的《台兒莊、平型關戰役經過》，《徐州的突圍》，《武漢的撤退》，都給國人一個深刻動人印象。描寫淪陷景象，如《南京半月記》，敘述後方如戚長誠先生寫《臨時大學師生步行入滇》通信，蕭乾先生寫《滇緬路修築》，都可作歷史參考補充讀物，民族在悲劇中的掙扎，亦無不於字裡行間流注。李霖燦先生寫貴州諸洞穴景物，及滇西雪山紀游，更多發前人所未發。有關後方諸省農村工礦經濟人事作綜合報告，有材料，有文筆，有見解，特別具有教育價值的紀事，尤應數徐盈先生幾年來在西南各省跋涉所做的一些工作。抗戰後數年，戰局則重在洞庭衡湘一帶，戈衍棣先生的軍事分析報告，足稱代表報告。和平來臨，軍調部進行工作時，趙超構先生的《延安一月》用筆有分寸處，令人佩服。國外通信，則自納粹崩潰至聯合國成立，蕭乾先生的通信，情文斐蔚，更自成一格。直到最近，東北烽火中呂德潤、張高峰二先生的通信，還是我愛讀的作品。秦晉先生的《新疆遊記》，材料既豐富，見解又透闢，亦可謂有心人之作。據我私見，這類作品雖有點時間性，依然值得由記者公會或所屬報社為印行單行本，作全國性推銷。因為這些作品，實在都比一些雜湊文學作品有骨血、有生命，而又對社會現實富於批評性。即以文章言。也大多明朗而健康，可為習作敘事範本。寫故事由此入手，一支筆即較容易貼住土地人事，得到傳遞效果。
震一先生這個作品，敘述的問題，雖比較偏於一區域問題，置諸上述諸作中，實有其同樣重要性，對於湘西明日重造設計上，尤富參考價值。有幾段稱引湘西夙德提到地方政治教育諸弱點，尤其有意義，值得讀者深思，因為那個弱點可能也是湖南全部或中國每一地方都存在而待認識待解決的。所以在這本書付印時，特別寫幾句話附在書末，說說本書和個人工作因緣，並表示個人對於這類作品所具有的良好印象和敬意。
一九四七年七月作於北平
《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
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運動餘波到達了湘西。我正在酉水流域保靖縣一個土著部隊中，過了好幾年不易設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認識了些舊中國一小角隅好壞人事。在這種情形下，來和新書報接觸，書報中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意義，和新社會理想希望，於是扇起了我追求知識、追求光明的勇氣，由一個苗區荒僻小縣，跑到百萬市民居住的北京城。從此以後，正如《自傳》末尾所說，就「開始進到一個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初到北京時，對於標點符號的使用，我還不熟習。身邊唯一師傅是一部《史記》，隨後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舊《聖經》。我並不迷信宗教，卻歡喜那個接近口語的譯文，和部分充滿抒情詩的篇章。從這兩部作品反覆閱讀中，我得到極多有益的啟發，學會了敘事抒情的基本知識，可是去實際應用自然還遠。當時想讀書，無學校可進，想工作也無辦法，只有每天到宣武門內京師圖書館分館去看書，不問新舊，凡看得懂的都翻翻。同時和在鄉村小城市時一樣，還有更多機會閱讀「社會」這本大書。我得到的總印象是：由小城市到北京，當時凡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不論大帥或大少，多隻知有己，卻對人民無情。大伙兒醉生夢死昏天黑地活下來，一切都若在腐爛狀態中。這個社會必須重新安排，年青人明天才會活得莊嚴一些，合理一些。
新文學運動雖發祥於北京，其時也象是過了高潮轉入沉寂期，除少數人對於社會種種還抱著一種頑強憎惡的態度，以為可用文學作品來慢慢的動搖它、推翻它、掃蕩它，除舊布新，有個嶄新的明天會來。部分讀者，對於新文學的社會作用，也還寄託了極大希望。但是實在說來，幾個新刊物創作成績可不夠旺，同一刊物傾向也不一致。無論社團或個人，還缺少經濟基礎，「專業作家」一時還難於產生。因此一般讀者也逐漸失去了「五四」時代的興奮熱情。雖然到北京一年後，在北大、農大、燕京我就認識了好些習文學的朋友，充滿熱情和幻想，正在從事政治活動，可是當時就還少有人體會到，把新文學當成政治革命一翼，來有計劃領導運用，或作更好配合，在社會發展中會起什麼作用。我這個新從內地小城市來的鄉下人，不免呆頭呆腦，把「文學革命」看得死板板的，相信它在將來一定會起良好作用。不過想把文學完全從因襲陳腐舊套子公式脫出，使它和活生生的語言接近，並且充滿新的情感和力量，變成一個有力的武器，有力的新工具，用它來征服讀者，推動社會，促之向前，決不是一回「五四」運動，成立了三五個文學社團，辦上幾個刊物，同人寫文章有了出路，就算大功告成。更重要還應當是有許多人，來從事這個新工作，用素樸單純工作態度，作各種不同的努力；並且還要在一個相當長遠、艱難努力過程中，從不斷失敗經驗里取得有用經驗，再繼續向前，創造出千百種風格不一、內容不同的新作品，來代替舊有的一切，才可望萬壑爭流，異途同歸，匯入長江大河，東流到海。這麼一個偉大艱巨工作，用上半個世紀的時間，並不算太費！我既然預備從事寫作，就抓住手中的筆，不問個人成敗得失，來作下去吧。
繼續推之向前的力量，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成功希望，還不如說是相去遙遠、另一時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勵。由《楚辭》、《史記》、曹植詩到「掛枝兒」小曲，什麼我都歡喜看看。從小又讀過《聊齋志異》和《今古奇觀》，新作家中契訶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加之由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受廣大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但是從事這個工作實踐，可並不簡單。克服困難不僅需要韌性和勇氣，不好辦的還是應付生活。我儘管熟悉司馬遷、杜甫、曹雪芹的生平，並且還明白十九世紀舊俄幾個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後來他們作品對於本國和世界作出的貢獻，用一種「見賢思齊」心情來勉勵自己，應付面臨現實的挫折困難；可是人究竟是生物之一，每天總得有點什麼消化消化，體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當時這件事就毫無辦法，有一頓無一頓是常事。幸好北大、農大、燕大都還有些熟人，我到處都曾作過不速而來的食客。主要還是從家鄉那份生活教育中，學會了不論遇到什麼困難，都不喪氣灰心，總給它個不在意。學習用筆的機會，可決不放鬆。同樣在一種不易設想的困難痛苦的情形下，終於還是把前一階段學習應付過去了。
正由於一起始就把個人只看成是本世紀整個文學運動一名小卒，主要任務是作尖兵，為大隊伍打前站，在作品中作紀錄突破試探，因之永遠從「習題」出發，進行寫作。失敗了就換個方法再來，作對了也決不停頓在已有小小成就上。由此下去，由於長期「習題」，文字雖可望逐漸成熟，思想觀念不免日益凝固。一面發展了些長處，另一面也形成一種弱點。在繼續發展中，長處和弱點更加日益顯著。
一九二八年到學校教小說習作以後，由於為同學作習題舉例，更需要試用各種不同表現方法，處理不同問題，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約二十年間，我寫了一大堆東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現問題、結構組織和文字風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於學習中應有的收穫，說不上什麼真正成就。至於文字中一部分充滿泥土氣息，一部分又文白雜糅，故事在寫實中依舊浸透一種抒情幻想成分，內容見出雜而不純，實由於試驗習題所形成。筆下涉及社會面雖比較廣闊，最親切熟悉的，或許還是我的家鄉和一條延長千里的沅水，及各個支流縣分鄉村人事。這地方的人民愛惡哀樂、生活感情的式樣，都各有鮮明特徵。我的生命在這個環境中長成，因之和這一切分不開。這二十餘年中，正是舊中國在苦難掙扎中受鍛煉，社會變動最劇烈的時期，僅僅以早期在京、後來在學校共同從事文學寫作的友好而言，一部分已犧牲於革命或抗日戰爭中，一部分又多在窮病中故去或另有所圖。性情拘迂保守的我，前後約二十年中，占主要活動的工作，還是文學創作中的短篇小說。平時看的是它，教的是它，用筆寫的是它，友好過從談的還是它。只覺得這部門工作，還待改進和提高，突破已得紀錄，向更多、更深、更廣闊方面發展。社會變化既異常劇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卻極其窄狹少變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這個工作越來越落後於社會現實，似乎當真變成了一個自辦補習學校中永遠不畢業的留級生。即在抗戰八年中，我也不曾寫出過什麼有分量、有價值的作品。當更大的社會變動來臨，全國人民解放時，我這個和現社會要求脫了節的工作，自然難以為繼，於是暫時停頓下來了。一擱就是八年。由於工作崗位的改變，終日長年在萬千種絲綢、陶瓷、漆、玉、工藝美術圖案中轉，新的業務學習，居多屬於物質文化史問題，和對人民生產服務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覺知識不足。在這種情形下，我過去寫的東西，在讀者友好間還未忘記以前，我自己卻几几乎快要完全忘掉了。
現在因為選印這個集子，我才又有機會重新看看這些舊作，並且從中選出部分重印。謝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同志的熱心幫助，如沒有他們從各方面的努力設法，我是再也無能為力，把許多舊作名目、內容記憶清楚的。這本小書雖系按年編排，並就不同體裁、不同主題分配上注過意，但是由於篇幅字數限制，和讀者對象今昔已大不相同，習作中文字風格比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戀愛抒情事件，過去一時給讀者留下個印象的，怕對現在讀者無益有害，大都沒有選入。還有些單行本付印、內容自成一組的，如《月下小景》、《湘行散記》，也未選入。又抗戰後寫作、未曾集印的，也未選入。中篇只選出字數較少的《邊城》，作為一例。因此這個集子中篇章，雖反映出我這個未完成的工作一部分長處和弱點——特別是弱點，還不是全部。記得二十四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習作選集時，在那本書題記中，曾向讀者深致歉意，覺得費去萬千讀者的寶貴時間，心中極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時，還能夠寫出點較新較好的東西。現在過去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讀者，都共同將近老去了，我還寫不出什麼象樣作品。祖國卻在偉大的共產黨的正確堅強領導下，通過億萬人民的努力，有了個嶄新的面貌。文學藝術在人民教育中，也占有了個歷史所少有的異常莊嚴的位置。為反映新社會人民當家作主後萬千種新人新事，雖然業已有很多優秀傑出作品，還需要萬千種內容豐富紮實、文字健康清新的大作品，產生於無數新起的少壯有為作家手裡。從事文學的青年，生活在這個時代中，真是無比幸運！在這麼一個偉大光輝歷史時代進展中，我目前還只能把二三十年前一些過了時的習作，拿來和新的讀者見面，心中實在充滿深深的歉意。希望過些日子，還能夠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和大家一道來謳歌人民在覺醒中、在勝利中，為建設祖國、建設家鄉、保衛世界和平所貢獻的勞力，和表現的堅固信心及充沛熱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這支筆，也必然會因此重新回復活潑而年青！
1957年3月至7月於北京
《從文散文選》題記
我在半世紀以前，開始學習用筆，經過約二十多年，實在說來，還未達成熟期。社會起了巨大變化，對於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脫離了原有專業，脫離了學校，轉入歷史博物館工作。這個機關名稱舊，內容新，又整整學習了三十年。在這麼一段長長歲月中，雖積累了些雜文物零星知識，接觸材料廣，牽涉問題多，吸收消化能力有限，因此任何部門難說深入專精。僅能把所學一些常識，編了幾種常識性文物圖錄。並為有關科研、生產和教學方面需要，經常隨事打點雜，服服務，別的什麼全談不上。此外還作了些小問題論文，集印成個薄薄小本子，三十年時間便過去了。
記得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印我那本《沈從文小說選集》時，我手邊已僅只留下幾本做樣品的舊作。當時曾得到出版社編輯的熱心協助，為搜集到舊作三十六冊，才比較順利把工作完成。這二十多年，經過社會反覆大動盪，我身邊所有圖書早已全部散失，蕩然無存，即後來新印那本小說選集，也無從保留，從公家能借到的已更少了。這次應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邀約編選這個選集時，才知道麻煩處甚多，無處著手。後來多虧香港兩位不相識的朋友——一位龍先生，先後曾為寄來二十二本我的舊作，內中有好些還是四十年前開明、商務、生活各書店的原印本。又有一位陳先生，寄來兩種，同是四十年前上海初印本。尚有斷絕音信將近五十年的一個表兄弟，也為托港中熟人搜集得來二十冊翻印本。眼看到這些在我記憶中似相熟似陌生一堆舊作品時，不免令人起茫然隔世感。最難得的是好友巴金先生，新近為從一堆沒收十年失而復得的文件、紙堆中，清理出一束我三十年前托他保存的舊稿，有兩篇是底稿，有五篇雖曾分別發表尚未集印成書的。所有這些文集和原稿，無疑對我這次選集的完成有極大幫助。巴金寄來舊稿中，有一個分段寫成純粹紀錄性中篇故事，當時曾分別發表於幾種不同刊物上。目下雖只保存三段，恰好相互連續，是全文主要部分。所有事件已過了六十年，每個細節，至今還重重疊疊壓縮在我腦系中襞褶深處，毫不模糊。但是就近兩年預定工作安排算來，已抽不出時間來把它完成，因此輯為《劫後殘稿》，編在散文集內。
這次編選工作，能夠取得比較順利進展，主要是在極短時間中，得到香港朋友熱情相助，使我能有機會集中三十年代個人作品中文字比較成熟的一部分舊作，重新加以整理校訂。為便利讀者，內容次序，也略有調整。照目下估計，擬分別輯成五個選集：其中散文集一，短篇小說集二，長篇中篇集一（包括《邊城》、《長河》），故事合印集一（包括《月下小景》及新補三文）。有需要時，或將再把近三十年所作關於文學藝術雜論及文物研究商討輯印一冊。這幾本選集，既作為近半世紀以來，對於凡曾經熱情支持過我這份工作的良師益友衷心的感謝；另外，也用作酬答台灣、港澳、東南亞同胞兄弟對我這份未竟全功工作的期許和關心。特別是那些曾經相熟和未及晤面的外國朋友，為研究或翻譯我的作品，付出了他們大量極其寶貴的精力，對朋友們這份深情厚意，我謹在這裡表示特別的謝忱，並望得到進一步指教。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從文自傳》附記
這個《自傳》，寫在一九三一年秋間，算來時間快有半個世紀了。當時我正在青島大學教散文習作。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筆，也只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誇、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為了補救業務上的弱點，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斷變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處理文字組織故事，進行不同的試探。當時年齡剛及三十，學習情緒格外旺盛。加之海邊氣候對我又特別相宜；每天都有機會到附近山上或距離不及一里的大海邊去，看看遠近雲影波光的變化，接受一種對我生命具有重要啟發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為一生所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學習用筆。後來留下些短短篇章，若還看得過去，大多數是在青島這兩年內完成的，並且還影響此後十年的學習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筆看來容易，要自己點頭認可卻比較困難。因為前後二十年，總是把所寫作品當成一個學習過程看待，不大在成敗得失上注意。這個《自傳》的產生卻不同一些。一個朋友準備在上海辦個新書店，開玩笑要我來為「打頭陣」，約定在一個月內必須完成。這種迫促下出題交卷，對我並不習慣。但當時主觀設想，覺得既然是自傳，正不妨解除習慣上的一切束縛，試改換一種方法，乾脆明朗，就個人記憶到的寫下去，既可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特別在生活陷於完全絕望中，還能充滿勇氣和信心始終堅持工作，他的動力來源何在。因此僅僅用了三個星期，寫成後重看一次，就破例寄過上海交了卷。過不久印成單行本後，卻得到些意外好評。部分讀者可能但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只有少數相知親友，才能體會到近於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說來，不過是還不過關的一本「頑童自傳」而已。書中前一部分學生生活占分量過多。雖著重在反對教「子曰」老塾師頑固而無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讀者可能只會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麼積極意義。因為到他們讀我作品時，時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隨之而來的卻是封建軍閥大小割據打來殺去國勢陷於十分危急時期。後一部分寫離開家庭進入大社會後的見聞和生活遭遇，體力和精神兩方面所受災難性挫折和創傷，個人還是不免受到些有形無形限制束縛，不能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當時還以為到再版時，將有機會加以調整補充。事實上一九三三年夏回到北平後，新的工作一接手，環境一變，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棄了。
時間過了半個世紀，我所經歷的一切和我的創作都成了過時陳跡。現在《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忽然建議重發我的《自傳》，我是頗有些猶豫的。時代前進了，我這本《自傳》還能給青年讀者起些什麼教育作用，實令人懷疑。但是這本《自傳》確實也說明了一點事實。由此可以明白，一個材質平凡的鄉下青年，在社會劇烈大動盪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二十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生活。由於「五四」運動餘波的影響才有個轉機，爭取到自己處理自己命運的主動權，完成了向社會學習前一階段的經歷後，並開始進入一個更廣大複雜的社會大學，為進行另一階段的學習作了準備。如今說來，四五十歲生長在大城裡的知識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幹什麼的人；即部分專業同行，也很難有機會讀到我過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見到些劫餘殘本，對於內中反映的舊社會部分現實，也只會當成「新天方夜談」或「新聊齋志異」看待。只有少數中的少數，真正打量採用個歷史唯物主義嚴肅認真態度，不帶任何成見來研究現代文學史的工作者，對他們或許還有點滴用處。因為藉此作為線索，才可望深一層明白我一九三六年「良友」印的《習作選·代序》、《邊城·題記》，一九四七年印的《長河·題記》及一九五七年《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對於寫作的意圖和理想，以及尊重實踐、言簡意深的含義。再用來和我作品互相對照，得到的理解，必將比前人認識明確、深刻而具體。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發表，並作了些補充、修改和校訂。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
《沈從文散文選》題記
湖南人民出版社請人從我過去作品中，挑選出部分我用湘西家鄉人事景物風俗習慣為題材寫成的散文和小說，準備分別印兩個集子，希望我在書前說幾句話。寄來兩份草目，擱置案頭已多日，實在不知從何說起。因為這些作品，絕大部分產生於四五十年前；而我和文學方面隔絕，也已經三十多年了。經過十年浩劫災難性狂風暴雨，一些對革命、對國家人民有過極大貢獻的有用人才，一些我四十年來的同行同事朋友，很多人在倏忽而來的風暴中死去。我在這場變動中，居然活下來，現在並且有機會讓我這些舊作重新出版，面對這兩份草目，真不免有隔世之感。
我如何開始寫作，我對於文藝的看法以及我的寫作態度，在我過去幾個集子的序言和題記中已多次談過，基本上都談盡了。通過作品本身，反映得更加清楚明白。我自知是個資質平凡的人，從事文學創作，一半近於偶然。一半是正當生命成熟時，和當時新的報刊反映的新思潮接觸中，激發了我一種追求獨立自由的童心和幻想。但我明白搞文學創作不是件容易事，必須把習作年限放長一些，用「鍥而不捨」的精神，長遠從試探中取得經驗，才有可能慢慢得到應有進展。所以前一時期的寫作，只當一般「習作」看待，在數量上雖不少，卻在被別人否定之前，自己早已否定了。直到接近三十年代，手中一支筆，才開始能較有計劃用到我較為熟悉的人事上，文字逐漸運用得比較準確自然。敘事抒情雖稍稍見出點新意，但距離我希望達到的目標還很遠很遠。
我的作品稍稍異於同時代作家處，在一開始寫作時，取材的側重在寫我的家鄉，我生於斯長於斯的一條延長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對沅水和它的五個支流、十多個縣分的城鎮及幾百大小水碼頭給我留下人事哀樂、景物印象，想試試作綜合處理，看是不是能產生點散文詩的效果。三十年代，我又有機會兩次回到我家鄉那片土地上，後一次且在我少年時代第一次離家停留處沅陵住下三四個月。人事接觸多一些，並較深明白家鄉的變化和不少問題，因就我熟悉熱愛的故鄉種種見聞，寫了一組散文，題名為《湘西》。當時抗日戰爭正在發展中，南京業已淪陷，戰事正向長江中部武漢逼近，湘西成了軍事後方，許多公私機關和大批逃難人民正向沅水流域遷移。我受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啟發，深深感到必須加強團結，鞏固後方安定，方不至於影響整個局面。有關苗民問題，負責當局更必須重新考慮，應當有個新認識，糾正過去把集中在鳳凰、乾城（今吉首）、永綏（今花垣）三縣的苗族同胞當成被征服者的錯誤看法。必須把湘西當成中國的湘西，才不至於出問題。至於湘西人民，也應當有一種新的認識，充滿熱情勇氣，懷著信心自重，才可望支持抗戰到底，為將來當家作主建設國家作準備。只有這樣，才可望改變社會面貌。這些意見，當時說來，還近於荒唐的希望。可是，抗戰結束不多幾年，從全國解放開始，湘西逐漸在前進在改變。湘西土家族和苗族已成立了聯合自治州。過去絕大部分人是文盲，目前自治州已有了吉首大學，副校長及部分教師已由苗族擔當。前後對照看看，起了多大變化！
近年來我的某些作品，被一些好意的國內外讀者，給以重新認識和評價，其實都近於過譽。由我自己說來，我所有作品，都還只能說是一個開端，遠遠沒有達到我的目標。主要期望，還應分寄托在那些久經鍛煉、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新中國新時代作家身上。事實證明，許許多多這樣優秀的中青年作家正在不斷湧現出來，他們必將寫出更多扎紮實實的好作品。至於我這兩本習作，能看做探路打前站的哨兵紀錄，對家鄉同好起點參考作用，就足夠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於北京
《散文選譯》序
戴乃迭先生譯的這十一篇作品，是從我的四個不同性質集子中選出的。這四個集子多完成於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七幾年間。正是我學習用筆比較成熟，也是我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幾年。第一部分取自我的《從文自傳》前二章。全書完成於一九三一年夏秋間。當時我正在山東青島大學中文系教散文習作，住處恰在公園和學校之間福山路口一座新經修理的小小樓房裡。三角形院子中有三五簇珍珠梅，剪伐成蘑菇狀的樹端分布一串串小白花開放得十分茂盛，且散發一種淡淡清香。公園盡頭便是海邊，距離不過二里路遠近。從窗口可望見明朗陽光下隨時變換顏色的海面和天上雲影（雲彩且常呈粉紫色或淡綠色，為一生所僅見）。當時學校還未開課，我整天不是工作就是向附近山頭隨意走去。山離海較遠，由於視界廣闊，感覺上反而近些。夜裡至多睡眠三小時。生活雖然極端寂寞，可並不覺得難堪，反而意識到生命在生長中、成熟中，孕育著一種充沛能量，待開發，待使用。就在這麼一種情形下，用了三個星期時間，《自傳》便已完成，不再重抄，徑寄上海付印。前一部分主要寫我在私塾、小學時一段頑童生活。用世俗眼光說來，主要只是學會了逃學，別無意義。但從另一角度看看，卻可說我正想盡方法，極力逃脫那個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養成「祿蠹」的囚籠，而走到空氣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諸官覺，進行另外一種學習。這種自我教育方法，當然不會得到家庭和學校的認可，只能給他們一種頑劣憊懶、不可救藥印象，對我未來前途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在我尚未成年以前，我就被迫離開了家庭，到完全陌生社會裡去討生活。於是在一條沅水流域上下千里範圍內，接受嚴酷生活教育約五年，經過了令人難於設想的顛連困苦、窮餓流蕩又離奇不經的遭遇。從這個長長過程中，眼見身邊千百同鄉親友糊裡糊塗死去了，我卻特別幸運，總是絕處逢生，依舊能活下來。既從不因此喪氣灰心，失去生存的信念，倒反而真象是讀了一本內容無比豐富充實的大書，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知識。且深一層懂得「社會」、「人生」的正確含義，更加頑強單純走我應走的道路，在任何情形下既不會因生活陷於絕望而墮落，也從不會因小小成就即自足自滿。這份教育經驗，不僅鼓舞了我於二十歲時兩手空空來到北京城，準備閱讀一本篇幅更大的新書，同時還充滿了童心幻想，以為會從十年二十年新的學習中，必將取得嶄新的成就，有以自見。就這麼守住一個「獨立自主」的做人原則，絕不依傍任何特殊權勢企圖僥倖成功，也從不以個人工作一時得失在意，堅持了學習二十五年。
這本小書第二部分選譯了《湘行散記》中散文四篇。《湘行散記》是我於一九三三年冬還鄉，經過約一個月時間寫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後來加以整理貫串完成的。乍一看來，給人印象只是一份寫點山水花草瑣瑣人事的普通遊記，事實上卻比我許多短篇小說接觸到更多複雜問題。一九三三年夏，我離開學校返回北京工作，九月里成了家，生活起了根本變化。當時住在西安門內達子營一個單獨小小院子裡。院中牆角有一棗樹和一株槐樹，曾為起了個名字叫「一槐一棗廬」。終日有秋陽從樹枝間篩下細碎陽光到全院，我卻將一個十八世紀仿宋燈籠式紅木小方桌擱在小院中，大清早就開始寫我的《邊城》。從樹影篩下的細碎陽光，布滿小桌上，對我啟發極大。但是工作進行可相當緩慢，每星期只能完成一個章節，完成後就寄過天津《國聞周報》發表。到十一月底，得到家鄉來信，知道老母親病轉嚴重，要我回去看看。其時正是江西方面蔣介石集中了六十萬大軍，對瑞金進行「圍剿」，幾次戰役異常激烈，死亡以萬千人計。我家鄉地方那份割據武裝，因和接壤的黔軍爭奪煙土過境稅，發生小規模戰事，僵持局面也搞得極緊張。公路還未通行，水路來回估計至少得一個多月時間，單獨上路比較方便。因此事先和家中人約好，上路後將把沿路見聞逐一寫下寄回。時天寒水枯，由沅水下游桃源縣開始乘小船上行，隨時停停又走走，到達沅水中游的「浦市鎮」時，就過了二十二天。又趕山路三天，才到達家鄉鳳凰。由於小船上生活長日面對湍湍流水，十分枯寂。沿河表面上還穩定，實外松內緊，隨時隨地會發生事故，安全毫無保障。為了免得北京方面擔心，所以每天必寫一兩個信，把水上一切見聞巨細不遺全記下來，且有意寫得十分輕鬆愉快而有趣，一共寫了四十幾封。由浦市鎮開始山行那三天，得通過一個地勢荒涼的腰站。路過一個亭子，恰是十多年前幾個軍中熟人一同被害的地方，心情相當沉重。夜裡住小客店時，信寫得反而更加使北京方面放心。到了家鄉，從我哥哥處才深一層明白許多意料不到的現實問題。在外邊我儘管經常被人認為「思想落後」，到家鄉卻肯定我是個「危險人物」。應付外邊倒比較省事，家鄉事便難言，一犯了疑就無從解釋。唯一方法即儘早離開。除了禮貌上必需去見見我那位「老上司」，其他任何親友都不宜拜訪。因為提的問題既無從正面回答，還會出亂子。因此只陪在母親病床邊過了三天，藉故北京工作緊迫，假期延長太多，匆匆返回北京了。回來途中又走了十二天，寫了約二十次並不付郵的長信，說的還是路上見聞。回來後一面續寫《邊城》，一面整理這些信件，組成一個比較完整篇章，分別在刊物上發表。到後才集成《湘行散記》這個小冊子。
這個小冊子表面上雖只象是涉筆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遊記，其實每個篇章都於諧趣中有深一層感慨和寓意，一個細心的讀者，當很容易理會到。內中寫的儘管只是沅水流域各個水碼頭及一隻小船上縴夫水手等等瑣細平凡人事得失哀樂，其實對於他們的過去和當前，都懷著不易形諸筆墨的沉痛和隱憂，預感到他們明天的命運——即這麼一種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維持下去，終將受一種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所摧毀。生命似異實同，結束於無可奈何情形中。即或我家鄉「老總」，還擁有地方武裝三萬人，割據湘西十三縣已二十年，也難免在不易適應的變故中，失去了控制力而終於解體完事。這一切我全預料到。果然不到三年，我的憂慮就證實了。蔣介石在江西取得暫時勝利後，抽出了一個軍的實力，來向地方進行兼併壓迫，自然不甚費力就達到目的。上級下野，軍隊改編外調，外來「嫡系軍隊」侵入成為征服者，地方弄得一團糟。
第三部分從《湘西》一書中選出，共計四篇。全書著手於一九三七年冬天。抗日戰爭發生後，北京陷落，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我和北大、清華兩校一些相熟教師，搭第一次平津通車過天津，第二天在法租界一個住處，見早報才知道上海方面已發生戰事。我們的終點原是南京，由海船去上海路線已斷絕，只好等待機會。過了十來天，卻探聽出有條英國商船可直達煙臺。準備先去煙臺，到時再設法乘汽車到當時還通行的膠濟路中段，再搭膠濟車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氣運。我們無從作較多考慮，都冒險上了船。還記得同艙熟人中有美術學院趙太侔夫婦、清華大學謝文炳夫婦、北大朱光潛教授，及楊今甫先生等等。輾轉十來天，居然到達了南京。那天半夜裡，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飛機大轟炸北極閣。南京方面各機關都正準備大疏散，於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於三天後，擠上了一條英國客船向武漢集中。我既買不到票，更擠不上船，虧得南開大學林同濟先生，不顧一切，勉強推我上了跳板，隨後向船長介紹，得到不必買票的優待，且在特等艙里住了四天才離開船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準備在湖南組織臨時大學，到武漢轉車走後，我就和幾個朋友暫留武漢借武大圖書館工作。
不久就有熟人相告，延安方面歡迎十個作家去延安，可以得到寫作上一切便利，我是其中之一，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蕭乾等等。所以十二月過長沙時，一個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過當時八路軍特派員辦事處，拜訪徐特立老先生，問問情形。徐老先生明白告我們，「能去的當然歡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別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點後方團結工作，也很重要。因為戰事不象是三幾年能結束，後方團結合作，還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才能持久作戰。」不久帶了幾個朋友到沅陵我哥哥新家暫住時，湘西正由苗族頭目龍雲飛把提倡「讀經打拳」的湖南省長何鍵轟下台，湘西十三縣一度陷於混亂狀態，一切還不大穩定。軍事上後勤物資供應和兵役補充，湘西都占有特別重要地位。南京當時已失陷，武昌軍事上顯得相當吃緊。正有許多國家機關和教育機構向後撤退，小部分可望上移川黔，大部分卻正集中長沙加緊疏散，以湘西最安全。這個大後方必需維持安定，才不至於影響前方戰事。
其次是湘西二十年都被稱為「匪區」（事實上只是不聽南京方面隨意調動）。又認為是個神秘莫測的地方。我生長於鳳凰縣，家中弟兄移居沅陵又已多年，這兩個地區的社會人事我都格外熟悉。到沅陵不久，正值湖南省行署組織成立，新的地方行政負責人，恰是我那個「老上司」。在苗區造反驅逐何鍵下台的「苗王」龍雲飛和我也相熟，其他高級幕僚軍官更多非親即友。我因為離開家鄉已十多年，對家鄉事所知不算多，對國家大事或多或少還懂得些，這次回來已近於一個受歡迎的遠客，說話多些也無什麼忌諱。我哥哥因此把這些同鄉文武大老，都請到家中，讓我談談從南京、武昌和長沙聽來的種種。談了約兩小時，結論就是「家鄉人責任重大艱巨，務必要識大體，顧大局，盡全力支持這個有關國家存亡的戰事，內部絕對不宜再亂。還得儘可能想方設法使得這個大後方及早安定下來，把外來公私機關、工廠和流離失所的難民，分別安排到各縣合適地方去。所有較好較大建築，如成千上萬廟宇和祠堂，都應當為他們開放，藉此才可望把外來人心目中的『匪區』印象除去。還能團結所有湘西十三縣的社會賢達和知識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我明白許多問題絕不會是一次談話能產生影響，解決問題。因此到達昆明不久，就又寫了這本《湘西》，比較有系統把一條縱橫延長將達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個支流地方的「人事」、「生產」作個概括性的介紹，並用沅陵和鳳凰作為重點，人事上的好處和壞處，都敘述得比較詳盡些，希望取得「辟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對於兩地一些荒唐不經的傳說，試為加以較客觀分析。某些方面實由於外來貪污官吏無知商人的造作附會，某些方面又和地方歷史積習分不開。特別是地方政治上顯明不過的弱點，新的負責人，也應當明白有許多責任待盡應盡。優點和弱點都得有個較新的認識，才可能面臨艱巨，一改舊習，共同把地方搞好。這次譯文恰好選的正是「沅陵」和「鳳凰」兩章，證明我的用心，並不完全白費。
第四部分應分說是一個紀實性的回憶錄。全部計劃分六段寫，譯文取其三段。記的是我於一九二〇年冬天回鳳凰時，應一個同鄉邀約，去離縣城約四十五里鄉村「高梘」作客吃喜酒，村子裡發生一件事情的全部經過。村子不到二百戶人家，大族滿姓，人並不怎麼「刁歪」，頭腦簡單而富於衝動性是他的特徵。和另一個村子田家三兄弟，為了一件小事，彼此負氣不相上下，終於發展成為一個悲劇，前後因之死亡了二三十個人。仇怨延續了兩代，他本人和唯一孤雛，若干年後，先後也為仇人冤家復仇致死。故事原只完成四段，曾於一九四七年分別發表於國內報刊中。現在保存的中間三段，原稿連綴成一整幅，系我過去托巴金代為保存，我自己卻早已把它忘了。前年巴金由文革時期被沒收後來退還的一堆舊稿中清理出來，才寄給我。保存部分雖不完全，前後銜接可以獨立成篇，並且全都是親眼見到的部分。因此用《劫後殘稿》題附在香港重印的《散文選》後邊，作為一個紀念。
重讀這個選本各篇章時，我才感覺到十分離奇處，是這四個性質不同、時間背景不同，寫作情緒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卻象有個共同特徵貫串其間，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種「鄉土性抒情詩」氣氛，而帶著一分淡淡的孤獨悲哀，仿佛所接觸到的種種，常具有一種「悲憫」感。這或許是屬於我本人來源古老民族氣質上的固有弱點，又或許只是來自外部生命受盡挫傷的一種反應現象。我「寫」或「不寫」，都反應這種身心受過嚴重挫折的痕跡，是無從用任何努力加以補救的。我到北京城將近六十年，生命已瀕於衰老遲暮，情緒卻始終若停頓在一種嬰兒狀態中。雖十分認真寫了許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毀都還缺少應有理解。或許正如朱光潛先生給我作的斷語，說我是個喜歡朋友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裡，卻是一個孤獨者。所有作品始終和並世同行成就少共同處，原因或許正在這裡。
一九八一年九月於北京
人間重晚晴——《子岡作品選》序
前不多久，我在去年第四期《大地》上，看到蕭離同志一篇題名《寶刀不老》的文章，副標題是「子岡幾篇短文讀後」。文字不多，內容卻斑駁陸離。文中提及四十年來幾個相熟新聞記者的工作、生活及遭遇種種，和我去年在《文匯增刊》上見到子岡所寫《熙修和我》一文，內容相似而不盡同。子岡文章提到在滿布國民黨便衣特務、日機狂轟濫炸四十年代的重慶，她同浦熙修並肩採訪，分別寫稿，共同在一條戰線上作戰和生活；寫浦熙修抗戰勝利後在南京遭特務毒打，被捕入獄，鬥爭得非常堅強種種。她們在那樣艱險複雜的環境下堅持工作、堅持鬥爭近十年，直到迎來了全國解放。國家看到了前途，民族有了希望，那些充滿樂觀振奮人心的歲月，誰不歡欣鼓舞！凡是熱愛這個備受壓迫、多難多災國家的知識分子，不論新舊，莫不感到有必要投身革命，發揮所長，緊貼國家需要，努力完成建設新國家的任務。多少年的理想實現了，這一對新聞界姐妹更是歡欣鼓舞，為適應新形勢，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務，她們努力學習，嚴格要求自己，準備獻身革命。萬萬沒有想到幾年以後，兩人竟一同裹入一場倏忽而來的大風暴漩渦中，無從自拔。風暴信息時斷時續，直到一九六六年，愈來愈猛烈，席捲全國，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老帥、大將，都措手不及，未能倖免，形成了史無前例的「十年內亂」。知識分子在「知識越多越反動」口號下，幾乎全被「橫掃」。一些拿筆桿子寫寫文章的，在這場風風雨雨中，被批鬥得顛三倒四，無所適從，一直延續了十年。死的默默死去，偶然倖存的，也大都由青春華年進入身心憔悴衰老遲暮之中。
幾個幸運活下來的同行故舊，儘管在這份長長歲月里，和社會一切近於完全隔絕，耗盡了一生精力最最旺盛的一段生命！由於對國家的熱愛、對今後發展前途的關心，始終還不失去生存的信心和定向，三五故舊相逢，又還能相互鼓舞支持，維持了純厚友誼，長遠不褪色走樣。因此在「四人幫」一夥倒台後，就共同懷著「人間重晚晴」心情，又復作重新拿筆準備。凡是過來人，自會理解到，提起手中這支筆，首先感到的是分量如何沉重！
我在三十年代中，對於當時報刊上那些充滿新的氣息有分量的通訊特寫，就是個熱烈愛好者。我曾在《自傳》中提到，我喜歡讀一本小書，同時還念念不忘那本用人事寫成的大書。自從我二十歲來到大都市討生活後，那本大書篇幅雖擴大了，但深度實大不如前，直接接觸到的人事內容範圍可縮小了。轉到學校教書後，接觸面便更縮小。深幸所在幾個大學，不是汪洋萬頃碧波無際的大海邊，就是仿佛來自天上一瀉萬里的長江中游，增加了我橫海揚帆的遠夢。但初進大城市二十年以來，我對於當時在劇烈變動中社會人事深刻的變化，可以說是無知或所知不多，渴望從別一方面得到充實。這些從報刊中反映社會動盪的新聞特寫，它們便給我許多有益補充。特別是這些作品所使用的不拘一格的表現方法和處理問題的技術，給了我不少啟發和教育。三十年代前期，我寫的兩個敘述地方人事景物的散文小冊子，就或多或少是在當時報紙上那些通訊報道特寫紀事影響下完成的。我們經常聽到對於某一文學作品的讚美，說它「生活氣息濃厚」。事實上三十年代以來，一些突破舊社會重重苛刻檢查制度，報章上刊載的那些有內容，有分量，有褒貶的通訊特寫，才真夠得上這個讚許。只是照社會習慣，一般讀者可極少注意這份得來不易的成就。
最近聽說臥病在床的子岡，尚未恢復健康，她的新舊作品卻有機會行將編輯付印。我聽到這消息十分高興，希望不久就可以讀到這本書。還有徐盈同志解放前在天津《大公報》寫的不少通訊報道，解放後發表的一些專題性訪問文章，希望也能集印出版。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和事，即或多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它們畢竟是歷史的真實紀錄。它們反映的人事和鬥爭，它們的寫作方法和藝術成就，當時既受到廣大讀者歡迎，今後依舊值得借鑑參考。儘管習慣上總還認為報道特寫都有個時間性，和一般文藝作品情形不同。其實真正好的有生命力的作品，不管是特寫報道，還是小說詩歌，同樣會起良好作用和深遠影響。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大一國文課，記得當時就曾由教學會議提出兩種新的措施，一是教授不分等級，都得擔任一年級國文教學，便於提高同學國文基本知識。二是選定課外讀物二十種，內有范長江、徐盈兩位的新聞通訊新著各一冊，放在最前面，表示特別值得重視。這種措施對於同學曾起過一定好影響。這個辦法據個人意見，實在還可作今後全國大專院校參考。當前主持高等教育的負責人，都是「一二九」運動的過來人，一定會比我還明白當時這些新聞通訊報告，配合學運所起的作用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