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春秋 · 張老帥和張少帥

司馬桑敦　遺著 作者前記 東北軍舊侶習慣上稱張作霖為老帥，對他的兒子張學良則稱少帥。老帥和少帥都不是正式的官稱。老帥的全銜，應為「陸海軍大元帥」，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十六日憑藉奉軍八名將領聯名通電所製造出來的官銜。張作霖就根據這個官銜，兩天後的十八日，在北京發表了《軍政府組織令》，以之組織了一個政府，代替了前此的北京中央政府，並以此發號施令，準備和由廣東北伐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張學良在他父親的扶植之下，最高的軍職是第三方面軍團上將軍團長，後來出任了東北保安總司令。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東北易幟後，國民政府特命他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這篇文稿所要記述的，便是張作霖走向這段權力和被毀於這段權力的一段過程以及他的兒子張學良在這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標題所以用老帥和少帥的字樣，除了沿用當時一般的習稱，作為一種回憶上的資助之外，要在特別點出在政治史上他們父子的這一種格局。 楔子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萬里無雲，月明如鏡（正當陰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後溝沿的順承王府到前門東車站，沿路上奉軍的衛隊，崗哨林立，警備森嚴。 午後一時十五分，大元帥張作霖的車隊到達了車站，軍樂隊立刻奏起軍樂。車隊中的第一輛車是軍政府總理潘復，他首先下車，接著是各部總長、侍從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張作霖的座車是第四輛的黃色大轎車，他下車時，著藍色的大元帥常服，腰間佩劍。他身材雖然不夠魁梧，但步履間卻是英挺颯爽。 這時，他的兒子張學良，當時擔任第三方面軍軍團長和第四方面軍軍團長的楊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線敗退下來的第一方面軍軍團長孫傳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歡送大元帥的離京出關。張作霖和他們一一握別。軍政府撤退專車一共三十輛，當張作霖踏上車門時，便準時徐徐開動了。張作霖佇立車門的台階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禮，一直到專車開出站台，他這才走進車廂。張作霖面上雖然一直維持著鎮靜的微笑，顯然的，他的內心則是不勝其感慨的了。 這是張作霖以大元帥名義入主北京中樞的最後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來勉強算是一年的軍政府，就此宣告收場了。 這時的張學良，卻比他老子有著另一種感受。車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無曲終人散的唏噓，與此同時，他卻也不無一種萬般有了解脫的安堵。也許應該說，他如其興奮地有感於最後這一幕，毋寧是在迷茫中觀賞了這一幕；當然，他不會一開始時便期待著有這一幕。不過，事實上他可也並不覺得這一幕來得太屬意外。 張學良是一直不以張作霖進關參與中原內爭為然的。東北大學前任教務長王卓然便曾撰文指出，張學良曾向老子苦諫過，但老子不聽，他做兒子的又只得服從地來做他父親實現野心的工具。實際上，就在這種安排之下，當他老子離開北京的時候，他便奉命暫留北京，來處理軍事上的這一場殘局。 當時，張學良所面臨的軍事形勢，已經是三方面處於國民革命軍的包圍之下了。晉軍威脅到察北，並隔著北拒馬河呈直薄北京之勢，而津浦路上的直魯聯軍，在由徐州北上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和馮玉祥部西北軍的壓力之前，竟一瀉而下，使得天津前線的奉軍大為動搖。 在這種情形之下，張學良自然不能在北京久待下去。他和楊宇霆暫且留守北京，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指揮他們統轄的第三、第四兩個方面軍的隊伍，安全地向灤河一帶集中，然後，再考慮如何安全地撤到關外。 這天晚間，張學良由天津的電話報告中，得知張作霖在天津逗留了一整天后，已於午後六時五十二分離開天津，不久便駛出山海關，奔向錦州了。山海關外，是他們張氏父子的老地盤，聽說他老子出了關，便有一大半業已回到家的安全感了。 就當此時，有一段饒有趣味的插曲，值得一提。 黑龍江省督軍吳俊陞之子吳泰勛，這時也留守北京。吳俊陞是由黑龍江遠道來北京迎接張作霖同車回東北的。這天晚上，張學良看見吳泰勛在公館裡扶乩問事。張學良一向對於迷信的玩藝兒是極感興趣的。他湊上前去打趣地要問問大元帥的現在行止，豈知，乩語上批出來四個字：「大帥歸矣。」當時，張學良尚奚落吳泰勛說：「這乩太靈了，誰不知道大帥已經回去了！」焉知，第二天六月四日清晨六時，張學良接到奉天的急電說：五時三十分大帥的專車在皇姑屯中雷被炸，大帥和吳俊陞均重傷身死。這像一聲巨雷直接擊中了他的頭頂，他一時吃驚地被震住了。他立刻聯想到乩語，就當這一刻他迷信了。他覺得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捉弄他們父子，他神智有些陷入混亂，他茫然，感到虛脫而無力。 接著他想到另一件事，這天是陰曆的四月十七日，是他二十八年前降生的日子，是他的生辰，何以能夠如此巧合，這一天正也就是他老子的死日！ 由這天起，他下了一個決心，不再祝賀他的生辰了。他把生辰改用他太太于鳳至的生辰，同為陰曆的五月初八。四月十七日這天，對他來說，其中有生機，也有死機；是他自己的生日，也是他老子的死日，他永生不能忘卻這一天！ 一 一九〇一年，義和團事件引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第二年，陰曆四月十七日，張學良誕生於遼河之濱的新民府。當時帝俄軍隊入駐東北不肯退兵，清朝的地方政府，既不能維持清廷政令，也不能保境安民；遼河的下游，正是一個民情囂囂、群盜如毛的地方。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當年二十七歲，就是這群盜中之一盜，根據地就在新民府管下台安縣的八角台；手下擁有人馬一百餘名。 按著史家嚴格的筆法：張作霖二十二歲開始落草為寇，只應是少年家貧，中途流落江湖；但張學良則真正算得是誕生於草澤之間，呱呱墜地的頭一天便是一個綠林的兒子了。 這一個資歷，對於張學良童稚時期的性格形成，是極其重要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孕育張學良的環境，是一種反常與乖戾的暴力社會，而他的父母家庭更一直是處於殺機四伏的緊張空氣之中。 比如張學良出生的頭一年。 遼西一個大股馬賊金壽山和俄國軍隊，便曾襲擊了張作霖。當時，張作霖盤踞在廣寧縣（北鎮縣）的中安堡，人馬為數不過數十眾。在大敵當前的情形之下，張作霖只得率眾夤夜突圍出走，累得張學良的母親趙氏和長他兩歲的姐姐也倉皇走避到新民府的外祖家。 另一方面，張作霖雖然逃脫了被人「吃掉」的厄運，但他同樣也以「吃掉」別人為擴大他的勢力的手段。 他走避到台安縣的八角台，得到當地匪首張景惠的掩護，同時又網羅到鎮安縣（黑山縣）桑七子的湯玉麟和張作相一股的合作，擊斃了當地一個大股馬賊的首領項昭子，收容了項昭子的殘部，於是就在當地有了立足之地，擴充了他的夥眾人馬。接著，張作霖又殺掉了擁有巨富的匪首杜天義，並制服了另一股（報字）海沙子的匪團，從此，名聲大震，在遼西一帶成了一方之雄。 張學良出生的第二年，張作霖的生涯有了一個大轉變。 新民府知府增韞收編了他的夥眾，他由馬賊一變而成了官，做了新民府巡防營的管帶（營長），他的同夥弟兄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也都跟隨他做了巡防營的哨官（連長）。 做了官，並不意味他們便就結束了那種綠林的生活。他們照舊要和他們往日綠林中的同夥殺來殺去。尤其，當時帝俄的軍隊占領著東三省的重要城市，張作霖經常要和出來騷擾地方的俄軍部隊火拚，這毋寧更增加了他們行動上的緊張。 一九〇四年二月到一九〇五年九月，日本和俄國為了分割東北和朝鮮的地盤，爭持不下，乃就在清朝領土的遼東火拚了起來。這就是所謂的日俄戰爭。北京的清廷雖然標榜著局外中立。但東三省地方上的有司，則處在兩軍的夾縫中間，受盡了種種的欺凌壓迫。張作霖的新民府巡防營一夥，感情上本來是反俄的，他們也不斷地和俄軍的小部隊鬧衝突，但當日軍在奉天一帶驅走了俄軍之後，張作霖的部隊又不免和日軍也間或發生摩擦。有的時候，張作霖也會反過身來幫上俄軍的忙，找找日軍的麻煩。也就因此，張作霖且曾一度為日本憲兵隊所執，差一點便為日軍殺害。據日本《田中義一傳》記載，張作霖有為俄軍做間諜之嫌，被日軍拿捕。日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擬將張槍決，後經新民屯民政署長井戶川辰二和中佐參謀田中義一從中說項得免。也就由於這一個因緣，後來，張作霖弟兄們協助了日軍外圍的「征露[1]義勇隊」，在俄軍後方從事了一些游擊活動。也就是這個田中義一，後來升為陸軍大將，一九二七年曾組閣做了日本首相，他對於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政治命運，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後話。 話說回頭，也就是因為這種兵荒馬亂的年代，對於從密林山澤中走出來的張作霖，顯然的又是一個最適於他縱橫馳騁的年代。日俄戰爭結束後，張作霖手下的人馬，又獲得了擴充，他的官升到巡防五營統帶官（團長）兼中營長，他的弟兄也都升了營長，防地由新民府移到鄭家屯（遼源）。在這帶防區，張作霖又除掉了蒙古馬賊隊的白音，捉住了牙什，趕走了蒙古隊的領袖陶什陶，聲威更為遠播了。未出兩年，他的官又升到奉天前路巡防營統領（旅長），兵力擴充到七個營三千五百名，移防到接近黑龍江省城的洮南。 二 在張學良剛剛懂事的年齡，也正當張作霖官運亨通的初期。在張學良最純真的幼年認識里，無疑他清楚地看到他老子由一個綠林草寇，而地方豪強，而號令軍旅的全部影像。 張學良剛滿十歲時，除了他的姐姐和另一個弟弟之外，他老子新添的一房太太盧夫人，又為他增加了一弟一妹。不用說，這時候的張家，已非同新民府的草澤時代了，而是子女滿堂，出入差弁，聲勢赫赫的了。 張學良未受過正規的義務教育。當其他人家的孩子正在念國民小學的年齡時，張學良耳濡目染的，只是以他老子為中心的一套家庭教育。 由若干資料佐證，張學良的文學造詣頗佳，可能在啟蒙時期受過漢文私塾老師的教育。但是，這一時期對於他身心和做人的影響至大且深的，還是來自他老子和他母親的兩方面的感染。 他老子方面給他的感染，是一種馬上英雄的境界。他自幼接觸到的世伯世叔，如張景惠、張作相和湯玉麟之輩，大都是大言不遜、呼盧喝雉的人物。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一些仗義行俠的江湖好漢，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義氣，而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的造型，大致統一於一個類型，即在揮金如土之餘，也可不惜殺人如麻。 然而，張學良從他母親方面所接受的感染，則正正和他老子的相反。 有些較早的日本資料指出，張學良的外祖趙家是新民府下少數富紳之一。張作霖能娶趙家女為妻，似乎有過一段類乎搶親的過程。日本白雲莊主人所寫的一本《張作霖》中說，張作霖下了一塊銀大洋的彩禮，硬將趙家的小姐搶去成了親。試想，一個富紳的女兒，為馬賊所擄，而且又為馬賊生兒育女，此中自然不無交織一些屈從與抗拒的心理。同時，綠林中的生活，又是殺伐常見、日夕不安的場面，作為一個母親，自然不會安於這種環境，自然也就在訓育子女時，寄以和她丈夫完全相反的希望。 這從張學良和他弟弟張學銘二人成人後，都曾異口同音地表示不願做軍人一節上可以獲得佐證。 張學良於一九三三年三月曾對為他戒毒的密勒醫生告白說：他原不想做什麼將軍，他希望受普通教育，學習一項職業，但為他父親所迫，不能如願。 張學銘於赴日留學時，曾志願讀社會學，為乃父阻止，強令入了陸軍士官學校。 張學良十一歲時，他母親逝世了。這在他的人生上是一件大事。他老子方在熱衷於權力的時候，自然沒有多大時間看顧他。所以，在張學良幼稚的心靈中，是缺乏充分的父愛和母愛的。他在熙熙攘攘的一個有權勢的家庭里，似乎有幾分孤獨和寂寞。他自己在一篇反省的文章中，便曾寫道：「良年方十一歲，慈母見背，先大夫寵愛有加，但忙於軍政，素少庭訓，又乏良師益友。」 張學良十一歲這年的八月十九日，爆發了辛亥革命，中國從根本上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同時，他的老子張作霖的政治生命，也有了一個不尋常的變化。 張作霖是從反革命的立場上，迎接了這個變化。 當時奉天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發覺駐防奉天的新軍和奉天省諮議局議長等人，有響應革命的企圖。因乃密調駐防通遼的後路巡防營統領吳俊陞率部開進奉天，以備萬一。這消息首先被張作霖知道了。他立刻判斷這是他搶奪權力的好機會來了。於是，他便擅自調動所部，由洮南星夜開拔，越過了通遼，直奔奉天。 張作霖見到趙爾巽時則說，由於時局緊迫，唯恐總督身邊危險，乃迫不及待，先行率兵保駕，若總督認為未奉命令，擅自行動，甘願接受懲處。趙爾巽當時迫於事機緊迫，自然只得默認了這個既成事實，而且補發了調防的命令。等到吳俊陞接到命令時，一切都已晚了。 張作霖因此走進了東三省中樞的奉天的官場，而且兼管了鐵嶺的中路巡防營，兵力擴展到十五個營以上，儼然已是奉天地方的軍事首領了。 張學良也就在這個重大變化中跟著張作霖走進了奉天城。 奉天城，在當時是東三省的軍政中心，也是一個環境複雜的國際都市。就在此地，日本依據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條約》，擁有一條由長春到旅順、大連的南滿鐵路的總公司和沿著鐵路的租界區；另有日本的總領事館和他們治外法權下的警察署。與此同時，另也有英、法、美、俄各國的領事館和商務代表。這裡最值得重視的是，根據條約，日本為了保護南滿鐵路，每公里有駐兵十五名之權；因而由長春到旅大，日本駐軍一萬四千餘名。日本把他們的駐軍，編成了若干獨立守備隊和一個與日本國內正規軍互調駐防的師團司令部。在奉天就派駐了一個獨立守備隊，在奉天鄰近的遼陽，便有他們師團的司令部；奉天租界裡更有他們的後勤部隊、通訊部隊和特殊兵種部隊以及一個專搞情報的特務機關。張作霖便走進了這樣一個外軍壓境的不單純的政治圈子裡來。也就是這個圈子的若干特殊因素，決定了他此後的一生。 年輕的張學良就在這個圈子裡，擴大了他的學習生活。 但是張學良竟然未學日文，卻首先學起英文來。為了學英文，他第一步接近了基督教青年會。透過基督教青年會，他開始結識了一些當時所謂洋派的知識人和教育家，同時也交了一些英美朋友。在交外國朋友這一點上，也許這應該解釋為張學良心理上有一種要和他老子走相反道路的衝動；儘管他老子交了不少的日本朋友，而他則盡結識了一些英美朋友。在他們父子的政治事業上，張作霖確係一直未能擺脫開和日本人的糾葛，而張學良的重要行動中，則也清楚地有不少英美友人的影子。 一九一二年，張作霖因擁護袁世凱做總統，由反革命派而成了中華民國的軍人，做了正規軍陸軍二十七師的師長。一九一五年又由擁護袁世凱籌備帝制，而做了奉天督軍兼理奉天省長。 而張學良這時，卻對基督教有了積極的興趣。他在基督教青年會認識了總幹事普賴德（Joseph Platt）。普賴德是美國朋友教會[2]（Quaker Friends）的教徒，主張積極的和平主義，熱心服務社會。張學良和他交往，受他的影響很大。張學良也篤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開放胸襟，因之也存心待人忠厚。這和他老子那一套馬上英雄的境界，完全是兩回事。東北大學的王卓然，說張學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濟世牧人的懷抱，有似佛門弟子；他的犧牲自我，服務他人的心愿，竟是一個真誠的耶穌信徒；同時，他的謙退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又極像老莊之流亞，這些，可能都和接受了朋友教會的影響有關。 不過，年輕的張學良有一種好動的外傾性格，他之出進基督教青年會，又不能盡解釋為出自精神情操的一面，他同時在基督教青年會裡，也享受了一些在他軍人家庭里所缺乏的生活樂趣。他在這裡和一些外國人學會了開汽車，打網球、桌球和高爾夫球，乃至以後學會了駕駛飛機。這些玩意兒，在今天並非稀奇，但在六十幾年以前，該說是摩登透頂了。 與此同時，張學良在婚姻生活上是一個早熟的青年。他十五歲時便奉命結了婚。他的夫人是年紀比他大兩歲的于鳳至。于鳳至是奉天女子師範成績優異的畢業生。 這門親事，完全是由張作霖以「父母之命」做主的。原因是，當張作霖尚徜徉于山林草澤之間的時候，曾受過於鳳至之父、梨樹縣商會會長於文斗的照拂。張作霖是一個既有野心也頗自負的漢子，他便私下許下一個心愿：一旦得勢，他的子女必與於家結為姻親，用以相近相報。張作霖既然做了奉天督軍，便決心娶於文斗的女兒做他的兒媳。 但張學良最初並不滿意這門親事。和一般年輕人相同，他當時腦海里充滿了婚姻自由的想法，對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抱持反對的態度。 張作霖對他兒子卻出以折中的態度，他對張學良說： 「你的正室原配，非聽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舊式婚姻，你和於家女兒成親後，就叫你媳婦跟著你媽（指繼室盧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 到這種地步，張學良也只好選擇忍受和服從的一條路。 結婚後，張學良一直對於鳳至以大姐呼之。夫婦感情倒極和諧。但張學良在女人問題上，一開始就存有一種未遂心愿的不滿。他潛意識地要去另闢蹊徑。婚後不久，張學良便在哈爾濱結識了一個身材亭亭的女友，二人另在奉天闢室同居。這女人可能比張學良身材還高，張氏從屬們都諢呼之「大洋馬」。對此事，張作霖也未始不知道，只是不許張學良把這女人帶進他們家裡來。 張作霖對他兒子的婚姻，一方面施以高壓，另一方面又出以放縱，這就幫助了張學良日後在女人方面的一些荒唐不正常的行徑了。 三 就在這一段時期，張作霖一心一意想要他兒子成為「將門虎子」。張學良也未始不無把老子視為偶像的時候。事實上，張學良既然成長於這種權勢的家門，對於他老子身邊的威風排場，受人擁護的陶醉，任意揮霍的金錢，毫無遮攔的享樂，又何以能完全無動於衷？這就是他的性格中有反他老子的一面，而情不自禁地，也有順從於他老子的一面。 張作霖一步一步走的是軍閥的道路。張學良自然而然地也學著走這條道路。 一九一九年三月，張作霖命令恢復停辦了的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在第一、二期學員之中，張作霖把他綠林中的夥伴，如湯玉麟、闞朝璽、張作相等人，都送進講武堂鍍一番金。與此同時，張學良也進到講武堂接受正式軍官的訓練。就在這年的七月十七日，張學良畢了業，十九歲的年紀就被任為炮兵上校，做了他老子衛隊第三混成旅第二團的團長。 講武堂訓練的期間不過半年，但這卻決定了張學良的一生事業。特別是在受訓時期，張學良結識了戰術教官郭松齡，給他這個少爺軍人的初期生活，帶來了一個富有風暴性的人生教訓。 說到郭松齡，此人應該和楊宇霆相提並論。 這兩個職業軍人，對於張作霖綠林起家的奉軍的改造工作以及對張氏父子的馬上天下，都曾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兩個人在奉軍中所掀起的風浪，也正可引為奉軍中新舊兩股勢力相激相盪的必然現象。 郭松齡，字茂辰，奉天省瀋陽人。一八八二年生。奉天武備學堂畢業。曾隨陸軍三十三鎮朱慶瀾駐防四川。一九一〇年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入民國以後，一九一四年任奉天督軍署少校參謀，在職期中考入北京陸軍大學。一九二六年畢業後仍回奉天督軍署。這時督軍已是張作霖了。就在這一年，張作霖派參謀長楊宇霆為代表，出席長江巡閱使張勳在徐州召開的督軍團會議，郭松齡也被派為隨員同往。這是郭松齡和楊宇霆第一次的共事，就僅這一次的共事便種下了兩人感情齟齬的種子。 在徐州會議席上，郭松齡發覺張勳的目的在為清室復辟做鋪路工作，曾建議楊宇霆退出，但楊另有一套政客的打算，仍和張勳等繼續周旋下去，並不接納郭松齡的意見。郭松齡憤而不辭而去。 一九一七年郭松齡赴廣東參加軍政府的工作，先後任警衛軍的中校參謀和韶關講武堂教官。工作似乎並不稱心，一九一九年奉天恢復了東三省講武堂，郭松齡遂又應聘回到了東北，在講武堂任戰術教官。 郭松齡在工作崗位上如此的一出一進，自然有誤於他在職位上的晉升。和他相反，他的同事前輩楊宇霆，當他就任戰術教官時，已是張作霖手下第一級的紅人，在奉軍中炙手可熱的了。 楊宇霆，字鄰葛，一八八五年生。奉天省法庫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畢業。由一九一六年任張作霖的代理參謀長，旋即真除參謀長。一九一八年二月，楊宇霆和北京皖系的徐樹錚合謀，策動張作霖派兵截留了在秦皇島北京政府訂購的日本軍械，因而奉軍進出到北京。不久，奉軍又從側面掩護了直系曹錕，參與了直皖戰爭，支持直系打敗了皖系。張作霖在這一段過程中，完全成功地把東三省的軍政大權，納入了自己掌握，直系的北京政府委他以東三省巡閱使的頭銜，而楊宇霆也聲勢赫赫地一度做了關內奉軍總司令的參謀長。 張學良這時也因護衛乃父出征有功，由團長晉升為第三混成旅的少將旅長，空出了第三團團長的缺，他則力保了他的教官郭松齡。 張學良和郭松齡的搭檔，正可說明張學良崇拜英雄影像的一種心理要求。 郭松齡在戰術講堂上，博學多識，風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聽講的張學良。而且，郭松齡是一種好學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嚴，不吸菸飲酒，雖是職業軍人，但書卷氣很重，遇事講原則，理想的格調很高。這和張學良生活浪漫，耽於享樂的外傾性格雖然大相徑庭，但張學良卻有一種強烈的欲望，偏偏喜歡追求一種為他自己所付諸闕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張學良心折於知識人，而郭松齡正是學識豐富。郭松齡為人正直、嚴肅，凜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氣概，也正是張學良所最欣賞的一面。郭松齡年紀大張學良十九歲，並且做過他的教官，對張學良來說，郭松齡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師亦友的理想人物。 一九二一年五月，張作霖又兼任了蒙疆經略使。在準備向外蒙古用兵的名義下，東三省又大事擴編軍隊，奉吉黑三省共添編八個混成旅。這期間，張作霖保薦張景惠做了察哈爾省都統，汲金純做了熱河都統，張作霖的地盤又擴及察熱兩個特別區了。 在這番擴編之中，張學良乘機又保薦他的朋友郭松齡晉升為奉天陸軍混成第八旅的旅長。當然，郭松齡的才具，因為有張學良的知遇和保舉，逐漸也為張作霖所器重了。 這時候的楊宇霆，雖然在張作霖和徐樹錚的合作關係分裂時，一度失勢，但他在張作霖幕中仍保持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說起來，張作霖之依畀楊宇霆和張學良的推崇郭松齡，這兩套人物格調的搭配上，有其異曲同工的地方。 楊宇霆和郭松齡有一個共通之點，即兩人都是抱有大志，而生活上律己極嚴，尤其是兩人都不耽溺於聲色。這一點，是張氏父子都辦不到的。楊、郭兩人都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學識豐富，學有專長。當然，這是張氏父子對兩人所推崇尊重的。不過，在身材風度方面，郭松齡是威武堂堂，一表人才，楊宇霆則是中型胖子，身長而腿短，略欠幾分風采。在對人接物上，郭松齡比較嚴肅，刻板而乏圓通；楊宇霆則懂得縱橫捭闔，擅於外交和應酬。這就是兩人氣味難得相投的地方了。 而張氏父子對這兩人的處遇也各不相同。張作霖對楊宇霆是用而不信，在官階上雖把楊抬得很高，但不肯輕易授之以權，在軍政府之前，一直未授之以兵；但張學良對郭松齡則信用與器重兼而有之，因之就影響到張作霖，也使張作霖對郭松齡言聽計從了。 四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奉直戰起，楊宇霆和郭松齡在這場戰爭上都各有了出處。 張作霖和直系軍閥領袖吳佩孚之間的爭執，形式上是為了梁士詒的內閣，張支持梁而吳反對之，實質上則是雙方地盤之爭。特別是直皖戰事之後，張作霖在北京政府中頗有一言九鼎之勢，很為直系軍人所不能容，而張作霖氣勢炎炎，自然也視直係為阻他進路的障礙，於是，雙方最後只有兵戎相見了。 張作霖親自率軍進關，在天津附近的軍糧城設總司令部，號稱鎮威軍，自任總司令，孫烈臣為副，楊宇霆就在此時重被起用為參謀長。 張學良和郭松齡在這場戰爭上被排在中路先鋒，他們的作戰目標便是直搗吳佩孚的總部所在地保定。 奉軍的戰鬥序列是這樣： 軍分東路與西路，張作霖自兼東路軍總司令，指揮三個梯隊，沿津浦路及以西地區進攻。第一梯隊司令為張作相，出廊坊，奔武清；張學良為第二梯隊司令，居中鋒，由楊柳青出發，趨霸縣，向保定；李景林為第三梯隊司令，由馬廠向大城。 西路軍總司令則是張景惠，他進出京漢路上的長辛店，沿京漢路及西側向南推進。 張學良所指揮的部隊，是他手下的第三混成旅，另和蔡平本的第四混成旅，郭松齡的第八混成旅，並配備野炮、重炮、騎兵各一營，工輜兵各一連。 張學良這一路攻勢甚猛。四月二十七日開始進攻，四月三十日便進出到固安。吳佩孚為此親自到涿州前線指揮部隊和張學良對戰。就在此際，奉軍東路為直軍攻破，張作相部首先崩潰，李景林部只能退守楊柳青。與此同時，西路軍的張景惠，一開始便遭到直軍主力的猛攻，而且一戰即潰，全軍盡沒，當然使得奉軍東路大為恐慌，士氣全消。 張作霖這時在軍糧城一看情形不妙，急令奉軍總退卻，並急電前線的張學良回部開會，於是深入敵陣的張學良第二梯隊的指揮責任，便交給了郭松齡。 在作戰的場面上，張作霖的自保意識很強，動輒先把他兒子調離了險境，顯然的，這大大有損於他做統帥的威信。 五月五日，張作霖和張學良倉皇奔灤州。五月六日，李景林率殘部放棄了楊柳青。在撤退過程中，李景林部因得鐵路之便，撤出得比較成功，而張作相部則是潰不成軍。至於第二梯隊，因為前進得太快，孤軍後退的危險就更大。 當時，郭松齡指揮所部撤到馬頭鎮，方渡永定河，兵未半渡，直軍王懷慶的第十三師已追至左側。郭松齡乃一方面從容應戰，另一方面揮軍搶渡，窮一夜之力，終使全軍安全脫出險境。 張作霖父子在灤州，收容各路潰兵，久候第二梯隊沒有消息，方在憂心似焚，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郭松齡終於僕僕率隊歸來，使得父子喜出望外，精神大振起來。 張學良當即又奉命回到軍中，就以郭松齡部為第一路，李景林部為第二路，兩路聯合，在山海關重整旗鼓，迎擊追擊前來的直軍。此時的形勢，對奉軍是極其不利的。但兩軍方在山海關進行激烈的爭奪戰時，張學良又奉命離開部隊，又把第三、第四、第八，三個混成旅的指揮責任統交給了他的朋友郭松齡。 郭松齡卻也對得起張學良，在山海關指揮新敗的奉軍，拚命抗戰，終未容直軍的彭壽莘部出山海關一步，使張氏父子的東北天下完整無缺，而後議和停戰。 張學良在戰場上雖然無何卓越的表現，這時候他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所交結的外國朋友卻有了用場。 張學良透過普賴德和楊氏兩名美國基督教牧師的關係，曾往返英美兩國駐奉天領事，向直軍方面斡旋停戰和談。但兩國領事均以不干預中國內戰為由，拒絕出面。只有普賴德和楊氏，仍以私人身份親赴山海關前線找彭壽莘斡旋停戰。此時，彭壽莘正在急攻山海關，一時和議未成。結果，彭壽莘的攻勢為郭松齡和李景林的守軍所阻，造成奉軍戰死團長三名，直軍死傷兩千名的鏖戰結果，這才使彭壽莘死了心。 六月十六日午夜十二時，在秦皇島車站上，張學良在楊氏牧師和開灤礦務局英籍局長的陪同下，會見了直軍代表王承斌，於是首先決定了停戰的原則。第二天，又假秦皇島港中的英國軍艦上，開第二次和談會議，乃決定由此奉軍撤出關外，雙方正式停戰。 第一次奉直戰爭，奉軍打了一個敗仗。是役，奉軍死傷三萬餘，被俘四萬餘，軍費損失三千餘萬元。北京政府頒令免了張作霖東三省巡閱使和兼理的奉天督軍。但這道命令，實質上未生作用。張作霖既然丟了官，索性自立稱雄，宣布東三省自治了。 這時候，張學良所器重的郭松齡，在敵中撤退時和在山海關最後一戰時，都大顯身手，很為奉軍中的新人露了光采。郭松齡固然由此聲名鵲起，見知於張作霖，而張學良也覺得識人不凡，不無得時則駕之概了。 五 張作霖為了洗雪敗於直軍之恥，回到奉天便銳意求治、埋頭練兵。這期間，由一九二二年五月算起，到一九二四年九月的第二次奉直戰爭爆發，為時約為兩年四個月。 張作霖首先在奉天設立了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派孫烈臣為統監，張作相、姜登選副之，張學良則被委為直接主持這個整理處工作的參謀長。實際上，張學良的參謀長工作又是由郭松齡代理的。郭松齡替張氏父子擬訂了一套計劃，把奉軍的編制、訓練，都加以一番整理。同時更創定了劃分部隊糧餉、實施軍需獨立等章則。此外，並擴充了東三省講武堂，增設了教導隊，加強了軍官和軍士的訓練。 張作霖更派楊宇霆為奉天兵工廠督辦，利用日本方面的支援，在東三省創辦了一個最大的而且設備最新的軍火工廠。 這時，張作霖在用人上顯然有了一個重大轉變。他對於他的那些綠林時代的夥伴失掉了信心。儘管在軍中的職位分配上，他仍然把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等人位置提得很高，但在許多重要的和實際的工作上，卻毋寧都託付給了一批新人。這批新人之中，為首的要推楊宇霆，其次則是他的兒子張學良和張學良最推重的郭松齡。 這批新人的被重用，一方面說明奉軍中有了新機，另一方面也說明奉軍在膨脹發展過程之中有了分化。事情擺得很清楚：那批軍階較高的老派對於那批後進的新派，自然不肯服氣，而新派中的領袖人物如楊宇霆和郭松齡在性格上又都是各有其突出的地方，更不會和老派相處得融洽無間。這就形成了奉軍中老派和新派在情感上有衝突的局勢。 另一方面，在新派之中，因為楊宇霆和郭松齡兩個主導人物在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又形成了「留日士官派」和「講武堂派」兩個派系的對立。楊宇霆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八期炮兵科畢業的，他拉攏了同為士官出身的於珍、邢士廉、姜登選、韓麟春等人，構成了士官派。而郭松齡則和張學良糾合了東三省講武堂出身的少壯派，另加上和郭松齡同為北京陸軍大學出身的李景林等人，也自成了一派。後者因為派中以講武堂出身的人數多，一般便統稱之為講武堂派。 張學良應該說是因為偏愛郭松齡而站在講武堂的一邊，這是一種純屬感情的作用。在政治上說，他若以他老子的意見為意見的話，他對士官派的一批人物，同樣不應疏遠，毋寧更予接近。實際上，這兩派人的矛盾和衝突，主要的癥結還在楊宇霆和郭松齡兩人性格上的不和。據郭松齡的令弟郭大川的回憶文章指出：郭松齡自和楊宇霆在徐州會議席上兩人意見鬧翻後，便一直和楊斷絕往來。這自然會加重兩派人事上的摩擦。 奉軍經過整理之後，東三省全部武力改編為陸軍二十七個旅，另騎兵五個旅。每旅原則上都以三個團為標準。 在編整的第一階段，張學良任第二混成旅長，郭松齡則為第六混成旅長。張學良同時又被命兼任新成立的東北航空署的督辦，另設立航空學校，開始著手訓練空軍人才。一九二四年初，從外國購進各型新式飛機一百二十架，成立了四個空軍大隊，張學良又出任了東北空軍司令。 也許因為張學良過分依畀郭松齡，或者因為張作霖在培植他自己兒子上面另有心計，張學良的第二混成旅和郭松齡的第六混成旅，都駐防在奉天的北大營，而且，兩個旅司令部也設在一處，而兩位司令居然合室辦公。張學良既然身兼東北航空署的督辦，又兼他在其他方面應酬太多，自然沒有時間經常到旅部辦公，即使來時，也只是形式應卯看看，便又匆匆離去。這樣一來，兩個旅的人事、訓練，便都由郭松齡一人全權處理。郭松齡等於一人身兼兩個旅長。而張學良對郭松齡的一切裁決，也無一不言聽計從，甚少表示一句異議。 六 一九二三年十月，在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武力背景之下，曹錕以重賄當選總統，等於在他們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更其加上了一層法的保障，而這套法又乾脆是違法的法。對於這件事，廣東政府以大元帥孫文的名義通電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要求南北一致行動，討伐曹錕。張作霖本來就已秣馬厲兵等待這個打倒直系的機會，當然立刻通電響應。十一月，孫文又派葉恭綽到奉天報聘。接著，孫文派其公子孫科，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派其公子盧小嘉，也先後來到奉天，張作霖也遣張學良出來和他們應酬。於是，南北新聞上便盛傳「三公子會議」，一時「粵皖奉三角聯盟」之說，甚囂塵上。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九月，盧永祥由浙江首先發動反直軍事，張作霖藉機通電響應，於是爆發了第二次奉直戰爭。這一仗，張作霖則把吳佩孚打敗了。 奉直兩軍的主戰場在山海關。 奉軍仍稱鎮威軍，張作霖自任總司令，下轄六個軍。即： 第一軍長姜登選，副軍長韓麟春。 第二軍長李景林，副軍長張宗昌。 第三軍長張學良，副軍長郭松齡。 第四軍長張作相，副軍長汲金純。 第五軍長吳俊陞，副軍長闞朝璽。 第六軍長許蘭州，副軍長吳光新。 從六個軍的陣容上看，第一、二、三軍幾乎都屬奉軍中的新派，尤其是第一軍和第三軍，前者是士官派，後者屬講武堂派。而張作霖就把第一、第三兩軍在戰鬥序列上編成聯軍作戰，負責向山海關正面的直軍主力進攻。前敵的指揮大權，便授給了張學良。另以第二、第六兩軍進攻熱河，而以第四、第五兩軍為總預備隊，置於錦州、綏中一帶。 開戰至十月初，熱河直軍先後被擊敗，熱河已為奉軍所有。 但由張學良指揮的山海關攻勢，開始時並未得心應手。 韓麟春率第一軍由右翼攻九門口和石門寨；郭松齡率第三軍由左翼仰攻山海關，雖陷三道關和角山寺，但山海關直軍仍憑險堅守，死戰不退。於是，張學良乃召韓麟春、姜登選、郭松齡，四人開軍事會議，決定：留少數部隊佯攻山海關正面，另由郭松齡率三個旅抄右翼石門寨，出擊黑山窯，直搗秦皇島直軍之後。這一戰，果然成功，山海關一帶直軍三萬餘人均成俘虜，奉軍獲軍火軍需無算。 就在這場勝仗的時候，郭松齡和姜登選、韓麟春之間，為了軍事指揮問題，發生了極大的爭執。 原因是：當郭松齡率部抄出石門寨時，姜、韓認為垂成之功，不應為他人所奪，乃想推翻前議，要郭前來指揮預備隊，而將所部三個旅改由韓麟春指揮，繼續進攻，郭當然不肯答允，雙方便大吵起來。這時，張學良以軍長兼朋友的立場，居中盡力做調人，總算把一場爭執平息，軍事仍照原案推行。事實上，張學良在感情上是偏袒於郭松齡的。因為第三軍主力部隊的第二、第六兩旅是他和郭松齡共同指揮的部隊，而張學良也公然對外表示：「我是郭松齡，郭松齡亦即是我。二旅、六旅二而一，一而二。」他為他自己的部隊爭功，也自屬當然。 另據郭松齡的記述，在山海關戰事之前，郭松齡即不願與姜登選、韓麟春共同作戰。在郭的眼目中，姜、韓都是陰謀專權之輩。但張學良似未採納郭松齡的意見，仍令韓麟春等參與了九門口的攻擊。韓麟春在指揮作戰時，竟棄其屬下四旅長裴春生和第十六旅長齊恩銘而不用，易以葉全、戢翼翹為司令，各率步兵兩團作戰。這顯然意在奪兩名旅長之兵。郭松齡認為韓的處事不當，極為不平。繼之，韓麟春又以副軍長職權，撤換了閻宗國和關全斌兩個團長。閻和關兩人似都為郭所提拔之人，因之郭也憤而以副軍長職權撤換了陳深之職。陳深似又為韓系部屬。而韓、郭兩人的意氣用事，其背後似又有楊宇霆打擊郭松齡的作用在內。張學良未查明這事的基本原因，認為郭的作為未免過於專橫，乃在電話中叱責郭的不當，並令郭到軍部請罪。郭松齡乃藉口為避姜登選與楊宇霆所誘殺，憤然率兵由前線退出，表示不和這些人站在同一戰線。最後，又由張學良跑來哭勸，而郭也感張學良的一番好意，深自慚悔，又復含淚率兵回到戰場。 從這些過節上，可見奉軍新派之中，郭松齡和姜登選、韓麟春的芥蒂，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了。 十月二十四日，直軍中馮玉祥部突然倒戈。馮玉祥由北京通電主和，前線的直軍聞訊，軍心渙散。二十八日，吳佩孚被迫由天津循海路退回漢口，戰爭到此遂告結束。 北京方面，非法總統曹錕被馮部幽禁。馮玉祥和張作霖雖然一度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但旋又改變了態度，擁護皖系領袖段祺瑞出為北京政府的執政。這時候，張作霖雖然自請解除了東三省巡閱使的頭銜，但段祺瑞為了酬庸張支持他的上台，另委張以「東三省軍務善後事宜督辦」名義，張作霖照舊形式上恢復了節制指揮東三省軍政的大權。 就當此時，張學良和郭松齡的部隊，又出了問題。 事在處置山海關戰線上俘獲的三萬名直軍的問題上。本來，郭松齡徵得張學良的同意，將三萬名直軍，除補充各部隊缺額外，餘二萬名增編了三個步兵旅，並分別委第三軍中著有戰功的團長劉振東、劉偉、范浦江三人為旅長。 張學良回到奉天把此事報告給張作霖時，意外地碰了一個釘子，張作霖不允所請。原因張作霖已採納楊宇霆的擬議，決定將這批俘虜，分別撥給姜登選和韓麟春，各擴編一個師。張學良迅將這消息電告郭松齡，但郭認為此事已當眾宣布，重要人事，業已成命難收。張學良自然同情郭的說法，但又不敢公開向他老子抗命。於是，他回防後，毋寧和郭松齡同謀，盡力把改編事造成既成事實，拒把人槍撥出去。 張作霖最初頗為震怒，認為郭松齡違抗命令。不過，因為中間有張學良為郭擔待，張作霖又顯然有意培植自己兒子的事業，況且他兒子的事業也就是他的事業。他兒子和郭松齡既都為他爭地盤、打天下，他也就睜眼閉眼曲於優容了。 七 一九二五年這年，關內和關外的奉軍又大肆擴充了一番。 首先，擴編了下轄兩個旅的師（唯有張宗昌的東北陸軍第二師下轄五個旅）和十一個獨立旅。 張作霖把他擴充的部隊，大致按照下面兩個原則予以配置。 第一，李景林和張宗昌擴充的部隊，分別配置在直隸省和山東省，而張宗昌的部隊更發展而向江蘇、安徽方面伸展。 第二，把第一、第三兩軍擴充的部隊，作為奉軍的嫡系基本部隊，統交給了張學良和郭松齡共同指揮。張學良和郭松齡都分別出任了新編師的師長，並在天津設置了奉軍京榆駐軍司令部，張學良和郭松齡又分別被任為司令和副司令。因為張學良這時又要專心去擴充新設的東北空軍。這批奉軍的基本部隊的指揮權，實際又授與了郭松齡。當時，京榆駐軍下轄以下六個師和兩個炮兵旅，分布在京奉路東自錦州西至廊坊一線上。 其部隊番號如下： 東北陸軍第四師　師長張學良 第一旅　旅長欒雲奎 第廿七旅　旅長宋九齡 東北陸軍第五師　師長趙恩臻 第十二旅　旅長孫旭昌 第卅三旅　旅長范浦江 東北陸軍第六師　師長郭松齡 第二旅　旅長劉偉 第卅四旅　旅長陶經武 東北陸軍第七師　師長高維岳 第五旅　旅長劉維勇 第六旅　旅長劉振東 東北陸軍第十師　師長齊恩銘 第十六旅　旅長溫瓚玉 第卅七旅　旅長劉連瑞 東北陸軍第十二師　師長裴春生 第四旅　旅長霽雲 第卅九旅　旅長朱繼先 東北陸軍炮兵第一旅　旅長鄒作華 東北陸軍炮兵第二旅　旅長魏益三 這些旅長之中，范浦江、劉偉、劉振東等人都是山海關戰役後，郭松齡提升的新人，另如霽雲和魏益三等人也都是郭的親信。所以，在這支奉軍嫡系的勁旅之中，儘管張作霖在各師的編制中，用意周到地安插了一些資深的舊屬在內，如齊恩銘、高維岳和裴春生等人，但統帥的張學良和郭松齡之間，既是推心置腹，郭松齡事實上應該說是殆已完全掌握了這批隊伍了。 這時，楊宇霆曾向張作霖進言：認為郭松齡和張學良相處得太近，而且郭的兵權日重，恐生後患，主張應該事前予以適當的裁製。 張作霖似也頗以楊宇霆的意見為是，而且似也告訴了張學良。 所以後來，當李景林出任直隸督辦和闞朝璽出任熱河都統，一九二五年一月，張宗昌和姜登選在擊敗齊燮元軍分別出任了山東督辦和安徽督辦之後，張作霖父子便曾先後前來徵求過郭松齡的意見，要郭出任江蘇省的督辦。 但郭松齡在答覆張作霖問他願出任江蘇督辦抑繼續為他練兵的時候，則選擇了繼續練兵的一路。 過不久，楊宇霆又建議由張學良出任江蘇督辦。郭松齡則附議了這個建議。因為這時駐防京榆的奉軍經濟上出了問題。即李景林和張宗昌的部隊的兵餉，因為駐地財政上的方便，都支發大洋，而奉軍則照舊發奉票。奉票的價值不如大洋，奉軍大批逃兵都跑向李、張的部隊去了。因此，郭松齡且曾向張學良建議，要他向張作霖建議，能在他們指揮系統下的師長之中，推趙恩臻或高維岳出任安徽督辦。其目的即在利用安徽地方的財政條件，可以調用大洋發軍餉。 但郭松齡的這個意見，並未被採納。郭以帶兵司令的立場，未能為部屬爭到應有的利益，自然不免感情上有所不平。 在這個時期，奉軍因為馮玉祥部的孫岳部隊占領保定，不肯讓出直隸省全域，使得李景林極為不滿。而郭松齡也因李景林之不得完全控制直隸，使他在天津的處境也感不安。此中便已預伏下奉、馮間地盤上的爭執了。 八 這時的張學良，在思路上多少已和郭松齡有些距離了。郭松齡所考慮的是部隊和士兵的問題，而張學良盤旋於腦際的則是如何為他老子開闢疆土。換言之，二十五歲的張學良，不僅在軍閥的內戰上已被訓練為一個能征慣戰的熟手，同時也升堂入室地邁進軍閥的政治圈子裡來了。 這年五月中旬，張學良便曾和韓麟春聯合率軍進駐到通州和北苑，終於壓迫馮玉祥部退出了北京。 接著在六月中旬，張學良率兵兩千進駐到上海，並應外國人的要求，同時也派兵駐防了上海租界。張學良到上海，原為增援津浦路上的張宗昌部，並為奉軍向江蘇、浙江進軍做鋪路工作，想不到恰好遇上了上海五卅慘案的餘波。當時，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尚且一再向英租界當局抗議，認為枉殺中國工人與請願學生的不當，但張學良似未重視到此中政治的意義，他毋寧因緣際會地扮了保護外國人的角色。 張學良這一行動的結果，使得奉派的鄭謙出任了江蘇省長，同時另委了邢士廉為淞滬戒嚴司令。過後不久，楊宇霆也就因勢由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任為江蘇省督辦。 楊宇霆的出任江蘇省督辦和邢士廉的進駐上海，說明奉軍的留日士官派又在新地盤上得權得勢，自然又刺激了一下留守在天津的郭松齡。 八月間，張學良又奉命檢閱秦皇島的渤海艦隊，結果，艦隊司令溫樹德決心依附奉軍，於是，東北艦隊吸收了渤海艦隊，又在海軍方面擴大了力量。 張學良此時，既有強大的奉軍為背景，又打著張作霖的旗幟，這位少爺軍閥在華北與華中的聲勢，真有扶搖直上之概了。 然而，十月間，江浙的局勢有了變化。 原來，楊宇霆到江蘇就督辦之職未久和當地駐軍師長陳調元的關係便未弄協調。同時浙江督軍孫傳芳也不耐於奉軍的壓迫，乃聯合江浙兩地的皖系盧香亭、周鳳岐等舊部，乘楊宇霆和姜登選在江蘇和安徽的部署未竟的機會，假雙十國慶閱兵為名，集中兵力，分五路向南京、蘇州的奉軍進攻。奉軍紛紛後撤。楊宇霆被迫，不得不倉皇離職，經天津逃回奉天。 就當此際，吳佩孚也由漢口通電響應孫傳芳，並表示一致採取倒奉的行動。 馮玉祥雖然表面上偽裝調人，一再表示願在局外中立，實際上，無論在察北或直隸，他採取的是隨時隨地準備以拊奉軍之背的態勢。 段祺瑞的北京政府，這時毋寧和馮玉祥採取一唱一和，一再通電要各方息爭談和。實質上，段祺瑞明在安撫張作霖，暗在縱容江浙皖系的抬頭。所以底子裡是對張作霖有所牽制的了。 在這種條件之下，儘管張作霖對東南野心未死，但為了保衛東北和鞏固京津的地盤，乃不得不把奉軍重做一番防禦的部署。十一月六日，他下令把華北的奉軍編為五個方面軍團。即： 李景林為第一方面軍軍團長，警戒京畿及直隸南部； 張宗昌為第二方面軍軍團長，警戒徐州、海州、山東一帶； 張學良為第三方面軍軍團長，警戒京津及直隸、口北一帶； 姜登選為第四方面軍軍團長，警戒津浦路北段，並援助第二方面軍團； 張作相為第五方面軍軍團長，警戒熱河西部及古北口一帶。 但是，在實際上，張作霖毋寧暗命張學良做進攻的準備。這時，張作霖有決心進行兩面作戰，一方面在京北應付馮玉祥，一方面揮軍下東南。但這個計劃首先遭到了反對。十一月十四日，張學良在天津召開軍事會議時，李景林便反對戰爭。他的意見，席上得到郭松齡的支持。當時，張宗昌和姜登選均在前方，李景林和郭松齡的意見，幾乎就決定了大局。張作霖也只好把他的進攻計劃暫且擺了下來。 楊宇霆這時在奉天對張作霖所作的建議，當然不同於李景林和郭松齡，他是積極主戰的。但他新由南京敗回，手中又無兵可動，也只能止於唱其反論而已。 然而，十八日馮玉祥部的鄧寶珊部占領了保定，壓迫李景林部後撤。張作霖聽到這個消息，便不能再忍了。他決心幹下去。二十日，張學良奉命回到奉天，詳細報告了天津會議的情形。張作霖既知道郭松齡反對用兵，於是，他在重訂向東南及對馮用兵計劃的同時，首先便命張學良電召郭松齡回奉報告。 豈知，二十二日郭松齡卻由灤州通電倒戈了。 這消息，對於張作霖父子來說，真正是一個晴天霹靂。 九 郭松齡叛變的動機，根據事後的資料，大致可指出其遠因和近因。 遠因可由郭曾為同盟會員，而且曾在廣東軍政府工作過一節，獲得線索。在馮玉祥倒戈迫得吳佩孚在山海關大敗於奉軍的時候，發動馮玉祥兵變的黃郛（膺白）便是同盟會員而且與廣東的孫中山有聯繫。當時，黃郛是否和郭松齡在組織上有聯繫，無可查考，但在孫中山死後，北京政府又落入段祺瑞、張作霖和馮玉祥的微妙關係的階段，黃郛卻在馮軍中安置了一名劉驥，繼續其對馮的聯絡工作。劉驥當時任馮部的參謀長，在劉致黃郛的信件中，說明他曾派出代表和江蘇的孫傳芳、奉天的郭松齡、湖南的趙恆惕有過聯絡。可知郭松齡在政治上很早便具備了反張的因素。 近因則在當年九月間，郭曾奉派赴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在旅日期間，郭獲知了一件機密，即當孫傳芳發兵驅逐楊宇霆時，張作霖曾派他的日本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向日本政府遊說，指孫傳芳出兵，關聯到西北軍的馮玉祥，而馮玉祥則勾結蘇俄，其目的在擾亂東三省，問日當局態度如何，日方某要人似答以將出兵制止。郭認為此為張作霖主動拉攏日本干預中國內戰，乃心存耿耿，大不為然。 與此同時，郭在東京和馮玉祥幕中的熊斌相晤，熊與郭同為北京陸大同學，二人之間有了一段政治意見上的交換，這似乎就是促成郭決心聯馮叛張的一個重要伏線。 郭由東京，是奉張作霖的電召在十月中旬急遽回國的。他到天津後發覺新命的第三方面軍團之中，除了軍團長張學良之外，竟新安置來一個副軍團長於珍。於珍是留日士官派，更是楊宇霆的親信，郭被任為第十軍軍長，配屬於第三方面軍團，自然要受到副軍團長於珍的節制。而且，在山海關戰役和郭發生爭執的韓麟春也被任為第九軍軍長，同樣配屬於第三方面軍團。形勢很顯然，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團，原應是郭松齡清一色的勢力，如今，竟插進來兩支士官派的人，這自然使郭松齡越發難於忍受。為了這番人事，郭曾質問過張學良。張學良推在他老子的身上，佯作不知。這就加速了郭進一步叛張的決心。 據郭大鳴的回憶記述：十一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郭松齡稱病住入天津意租界的意國醫院，先後和他的親信李愈三、劉偉、劉振東、高紀毅、彭振國、馬陟扶，他的太太韓淑秀，他的弟弟郭大鳴等人開了三次秘密會議，決定採取反張行動。二十一日，他派郭大鳴和李愈三為代表，赴包頭和馮玉祥訂了一個密約，即郭決率駐京榆的奉軍回東北，驅逐軍閥張作霖，此後即專心建設東三省，不再過問關內的事；奉軍改稱東北國民軍，希望馮玉祥在道義上和聲勢上予以支援。與此同時，郭也和直隸的李景林取得了一個共同行動的諒解。 二十二日，郭松齡即在灤州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開會，即席通電反張，並即將郭指揮下京榆駐軍六個師二旅改編為東北國民軍五個軍，郭自任總司令，派宋九齡為前敵總指揮、鄒作華為參謀長、劉振東為第一軍長、劉偉為第二軍長、范浦江為第三軍長、霽云為第四軍長、魏益三為第五軍長。在會議中，奉軍中原任師長趙恩臻、高維岳、齊恩銘、裴春生及旅長張旭昌等人拒絕參與行動，當即被解除軍職，轉交李景林軍看管。這一天，安徽督辦姜登選奉命回抵天津，郭松齡當即把他槍斃了。 與此同時，郭松齡並下令扣押了在灤州軍中的於珍等四十餘人，天津方面也扣留了京奉運輸總司令常蔭槐、兵站司令張宣等人。奉軍駐天津的一部部隊，也由李景林他調，換上了李屬的部隊。 這時，參與郭松齡起事的幕中，有一批政工人員都是國民黨關係分子，確是可以佐證郭事的政治空氣的。郭松齡除了禮聘饒漢祥佐軍書，林長民主政務之外，在他的機要秘書處中另安插了高惜冰、齊世英、蘇上達、郭文陳。這些人都是國民黨員。另在辦理對日外交方面，尚有殷汝耕、虞春香、柳夢周等人，後來證實這些人都與北京的黃郛有關係。 不過，在郭松齡反張的通電中，除了攻擊張作霖的窮兵黷武之外，卻未表現出任何國民黨政策的色彩來。二十二日郭松齡拍出的電報之中，第一件是要請張作霖息兵下野，把軍政大權交付張學良；第二件是要求和國民軍及孫傳芳之間，停止軍事行動；而第三、第四兩件都是聲討楊宇霆的。可見楊宇霆這個人物，在郭松齡的這次行動中，是占了相當分量的了。 在第三封討楊電中，郭松齡指出：「此次奉軍主戰者，唯一楊宇霆。因個人喪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報復。」 在第四封討楊電中，郭松齡則進一步把他感情上的郁忿也發表了：「查楊之為人，殘忍性成，陰險萬狀，排除異己，嫉妒老成。對於東北各軍官，無論新舊，多被陷害，或遏抑不使提升，或排擠使之去職。……乃楊督蘇之後，遍樹私黨，濫用職權，苛斂民財，誅求無厭，到任未久，已搜刮百萬元。……及與浙軍構釁，倉皇出走，置駐滬軍隊於不顧，遂使二師一旅，慘遭殺戮，傷亡殆盡。……」 郭松齡的作戰計劃，原擬於二十二日通電拍出之前，由魏益三率步兵兩團，潛藏於軍車之內，混出山海關後，於次日一舉衝到奉天。但第一列車雖過了山海關，第二列車則為張作相部第十五師所攔擊，戰事遂不得不由山海關開始。因為張作相次子張廷樞時在郭部任團長，開會途中便潛逃離部，將郭叛張的消息迅速報告了張作相，所以，山海關事前有了準備。 不過，儘管如此，郭松齡的變起倉促，消息傳到奉天，張作霖父子確是一時陷入張皇莫措。而且，郭部都是奉軍精銳，武器、裝備都比關外留守的部隊為強。因之，郭軍的進擊神速，頗有所向披靡之勢。二十三日，郭松齡所部開始沿奉山路向關外進擊，沿途擊敗了張作相、韓麟春、汲金純、湯玉麟各部在榆關、綏中、興城、連山等地的逐次抵抗。十二月六日便攻占了錦州。十二日郭部左翼進出到營口對岸的河北。十八日郭部中鋒便攻抵新民屯的正面，奉天（瀋陽）已在指顧之間了。 十 這時，張學良除了對郭松齡痛感所信非人之外，另外對他們父子事業在日、俄兩國關係上所處的地位，也有了一番認識。 張作霖十萬火急地調黑龍江省吳俊陞部來奉應援，首先便遭到了中東鐵路俄方局長的拒絕。結果，黑龍江的部隊只好繞道洮齊路，改出四平，開到前線。這使張氏父子直感到郭松齡的叛變和蘇俄是不無關係的了。 另一方面，日本的軍部、滿鐵當局和關東廳當局此時對張作霖卻都有了非比尋常的支持。 首先，松井七夫顧問便向東京日本軍部建議出兵干涉，並認為至少應援助張作霖在遼河線上阻止郭部的前進。另根據當時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向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報告，張作霖曾透過松井顧問向滿鐵和關東廳提出支援的要求，而滿鐵和關東廳也都予以承諾。 滿鐵方面的資料載，郭叛消息一到奉天，張作霖便向滿鐵奉天公所鐮田彌助處托存了一筆為數二百七十萬元的現款。這看出張將準備萬一亡命的需款，信託了滿鐵。 另一方面，張學良也依靠日本方面的應援，前來設法挽救他們父子面臨的危機。 十一月二十七日，張學良派日本顧問儀峨和郭松齡的日本顧問宇田，在灤州會談，希望郭能改變叛意，但未得要領而終。二十九日，張學良又由松井七夫的斡旋，搭日本軍艦在秦皇島上岸，並攜款七十五萬元，意在收買郭松齡或郭部，因郭拒絕會見，張乃廢然返回旅順。途經大連，松井七夫又陪張學良往求關東廳兒玉長官的援助，兒玉大大鼓勵了張學良一番。於是，張學良把此時走避於大連的楊宇霆勸回奉天，乃下決心與郭松齡決一死戰。 就當此際，松井七夫的活動生效了。關東軍突然有了一番調兵的行動。名目上為了保護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實質上，是在形勢上為張氏父子助威。 十一月二十八日，遼陽師團的第三十九聯隊第二大隊與工兵一中隊調防奉天；關東廳也增派巡查一百數十名到奉天，並擔當城內城外警備。事後，東京參謀本部更於十二月七日補發了一紙命令，把駐遼陽的步兵第八旅團、工兵第十大隊的第一中隊、駐海城的野炮第十聯隊等，都調防到奉天。 郭松齡占領錦州後，張學良只好退到新民屯，在巨流河左岸構築最後的防線。當時，奉軍的右翼是吳俊陞部的騎兵，左翼是張作相部，兵力勉強湊足二萬六千。這兩批部隊里都有日軍顧問幫助指揮作戰，吳部是永中佐，張部則是林少佐。而張學良位置在守軍的中央，手下控制的可用部隊約在一萬名程度，但火器不夠，把奉天兵工廠庫存的和奉天警憲當時所有的湊在一起，僅有重炮十六門、山炮野炮六十二門、迫擊炮二十二門、迫機槍二十八挺。張學良另有兩個秘密武器：一個是他雇用了六十二名日本炮手，由荒木五郎少尉為首，負責訓練操縱十五生的重炮，並指揮炮兵。另一個則是陣前喊話。因為郭部前鋒部隊的劉偉部和劉振東部，原屬張學良和郭松齡共同指揮的第二、第六兩旅，兩旅部眾大多對張學良有感情、有信用。張的喊話大大地動搖了郭部的軍心，而且不久，便有大部向張學良反正歸來的了。 十二月四日，日本加藤內閣決議對郭松齡發出警告。這一來，日本中央政府與東北駐軍都公然表示站在支持張氏父子的一方了。 同一天，關東軍司令官派浦澄江參謀往錦州對郭松齡提出警告，限郭軍行動不得進入南滿鐵路附近。郭將此事轉告北京的黃郛，由黃郛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提出抗議。 八日，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正式分別對張作霖和郭松齡兩軍提出了一個書面警告。文中表示，兩軍行動若擾亂到南滿鐵道附屬地帶與日軍守備區域時，關東軍為職責計，不能默視，必要時將采武裝行動云云。事實上，正如黃郛向芳澤公使所提抗議所指：滿鐵既為張作霖運送黑龍江與吉林軍隊支援奉天，則白川義則所要限制的，顯然的，只是郭松齡一方的部隊了。 在這種壓力之下，事實上郭松齡動搖了。他在占領錦州後，躊躇了將近兩個星期。 從結果上論斷，郭松齡誠然是一位能打硬仗的猛將，但當戰事發展到和政治的運用發生交錯的時候，卻看出他一方面是剛愎自用，不懂得權變之術，另一方面則在大場面上，他是缺乏運籌帷幄的機謀的了。 他的弟弟郭大鳴的回憶文章中指出：在錦州的時候，熱河都統闞朝璽曾派其參謀長邱天培前來商請合作。闞提的條件是：保全張作相吉林督辦的地位，闞自己攻黑龍江，取吳俊陞而代之，奉天則要張作霖下野，讓給郭松齡。郭部的劉振東、劉偉、南紀毅等因與邱天培是同學，曾數度密談，並曾聯合張振鷺等人，向郭一再建議，主張接受此案。因為與舊派之張、闞合作，則軍中不滿張作霖者均將群起來歸，這在分散敵力上有利，郭部可不戰而得奉天，只要奉天解決，則吉、黑兩省當可徐圖之。但郭松齡堅持要打倒督辦式的軍閥，決不想和軍閥在任何形式上妥協；同時認為吉、黑兩省軍隊都已調出，無須借重這兩省軍力。所以，雖有邱天培幾次的前來相商，郭都予以拒絕。 郭大鳴認為這一著，是郭松齡失敗的主要因素。 另外，十二月十二日郭部左翼進抵營口對岸河北時，本可一鼓而下營口，因營口守軍不多，日本駐軍更少，而郭大鳴由北京拍電告他，日本公使芳澤謙吉答覆王正廷的抗議時表示：「郭部若進擊奉軍，通過南滿鐵路，應無問題。」但此時郭松齡竟逡巡不前了。結果，十五日，關東軍白川司令官又派安河內中佐到河北，向郭軍派在當地的外交員齊世英提出了第二次警告。這次警告文中，具體規定在南滿鐵路沿線兩側二十華里（即十二公里）處，兩軍不得交戰。結果，郭被迫不得不放棄了這一可以拊張作霖之背的有利攻勢。這可說在軍事上構成了失敗的最大因素。 結果，郭松齡只好依其五萬之眾、山野炮二百四十四門、迫擊炮一百五十門、重機槍一百五十挺，企圖由新民屯正面消滅張學良的抵抗後，長驅入奉天了。 但是，由十二月六日以來所浪費的時間，對於奉天守軍大大有利了。張作霖因日本軍的出動，也由驚慌中振作起來。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吉林軍和黑龍江騎兵都有了有效的反擊。尤其是二十三日，黑龍江騎兵在巨流河右翼攻占了白旗堡，給予郭軍一個致命的打擊。 這中間最重要的是，郭部軍心動搖。在最後階段，郭部中的鄒作華、高紀毅、張振鷺以及軍長劉偉、范浦江等人，到新民屯不久，便透過奉天總領事派出的守田福松和張學良採取了聯繫。而高紀毅更與奉軍中的武漢卿通消息，並借用新民日本領事分館向張學良報告軍情。二十二日晚，郭部參謀長陳在新代表上開諸人，正式經過新民日本領事分館，向奉天洽降。提出的條件：要求赦免郭松齡，並保障投降者的生命財產。這個條件經日本總領事吉田茂提向張作霖，張即表示，部眾可赦，唯郭松齡一人因軍中反對而不能赦。結果，郭部只好犧牲了郭松齡，於二十四日全體向前線的張學良投降了。 郭松齡發覺他的隊伍已經把他出賣，便和他夫人韓淑秀於二十三日晚變裝離隊逃走。同行者有林長民。二十四日晨，一行經黑龍江騎兵第七旅王永清部被捕獲。郭氏夫婦在解赴奉天途中被槍決。林長民亦同時死於亂軍之中。 郭部的國民黨籍政工人員殷汝耕、齊世英、虞春香、柳夢周、蘇士明等八人，於二十四日逃入新民日本領事分館請求庇護。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因有外相的指示，當即予以庇護。（據日本外務省的資料記載，這批人中的殷汝耕和他的日籍太太，當時已是外務省的奸細，這伏下了他以後為日軍所用，出任冀東自治政府長官的伏線。）一直到半年以後，這批人才陸續秘密被送出，脫離了張作霖監視的範圍。 郭松齡倒戈，由起事到被執身死，為時不過兩個月。 十一 郭松齡叛亂平定後，至少有兩件事在張學良的政治感覺上占了極大分量。第一，他認識到日本人在他們父子事業上非比尋常的關係了。郭松齡的叛亂，若沒有關東軍的從事干涉，說不定張家天下就會在郭的大軍之前被沖得土崩瓦解。第二，當他失掉郭松齡這樣一個心理上的偶像之後，他重新估量了老帥的許多做法；他覺得他老子在軍閥圈子裡的容人用人之道和化敵為友的恢宏氣度，都有使他心折的地方。 比如：郭松齡事敗身死之後，張作霖以罪只限郭松齡一人，所有的郭軍舊屬大都原班不動，一律錄用。這一套做法，再加上張學良平素在隊伍中喜歡交朋友的個性，居然大大有益於奉軍士氣的復元。因此，張學良迅速地收容了錦州、綏中各地的郭部殘舊，恢復了第三、四方面軍團的舊觀。張學良也就用這支隊伍，在一九二六年初迅速地收復了山海關，保持住了東北地盤的完整。 另一件喚起張學良濃厚興趣的事，則該是張作霖和吳佩孚之間的不念舊惡，化敵為友了。 本來，吳佩孚乘著孫傳芳驅走楊宇霆和姜登選的機會，曾在漢口就任了十四省聯軍總司令，準備向北進兵，以雪其第二次奉直大戰戰敗之恥。但當郭松齡突然倒戈的時候，吳發覺在郭背後有馮玉祥在，而吳對馮當年的倒戈深惡痛絕，遂就未肯遽於對郭有所支持，而且在郭變尚未解決之際，便又派蔣方震（百里）和山東的張宗昌與江蘇的孫傳芳有所聯繫，向張作霖提出了一個合力討馮的建議。後來，郭變雖然很快地終幕，但張宗昌和吳部駐河南的靳雲鶚、寇英傑等人撮合張、吳合作的聯絡，並未間斷。於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張作霖和吳佩孚便互相通電，表示前嫌盡釋，互相諒解，雙方終於結成了進攻馮玉祥的聯合戰線。 有了這個聯合戰線的力量背景，奉軍才迅速地在同年四月以前又進一步驅逐了占領熱河和灤河一帶的馮玉祥軍，馮部退卻到張家口和南口。四月十八日，奉軍部隊開進了北京。馮玉祥被迫走平地泉，並通電偽裝下野，不久，便經外蒙古去了莫斯科。 不過，張作霖對馮軍殘部並不放鬆，同時，吳佩孚也念念以徹底解決馮部而後快。就在這種條件下，張、吳的聯合戰線，便繼續發展下來。 張作霖在軍事上節節前進的時候，奉天后方的財政卻大起恐慌了。此間，奉天省長兼財政廳長王永江便因反對張作霖繼續動兵關內而辭職了。 郭變後，王永江在軍政會議上力陳戰爭不能再來，因為奉天省財政歲入二千三四百萬元，而軍事費用卻在五千萬元以上。一切專靠東三省官銀號的奉票發行。實際上發行已至三億元，準備基金不過一億五千萬元，因之奉票貶值到三元二角比現洋一元，或二元七八角比日本金票一元。王永江要求縮減軍費到一千八百萬元，裁撤三師或四師的兵力；兵工廠經費也節支十分之四，減為二千五百萬元；就連張作霖的自由機密費一千萬元，也在一概免除之列。王永江的意見，當場遭到積極武斷派的楊宇霆的猛烈反對。張作霖雖不發言，事實上他支持了楊宇霆。結果，王永江憤而掛冠以去。 綜合事後若干跡象判斷，張學良是站在同情王永江的立場上的。王永江由主管財政的角度上，看出奉天的危機和郭松齡由軍事角度上所感到的奉天的危機，是殊途同歸的。張學良和郭松齡共同帶領軍隊，部隊中的士兵，早就受到了奉票貶值的痛苦，張學良自然有其切膚的感觸了。 所以，張學良雖然頗欣賞老帥處理郭變的英明果斷，但下一步對關內的軍事行動，卻如後述有些打不起勁來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張作霖和吳佩孚在北京會了面，一連開了三次會議。這兩位兩次奉直戰主角的戲劇性的會晤，構成了這個聯合戰線的最高潮。不過，骨子裡張作霖只肯在軍事上合作打馮玉祥，至於吳佩孚在北京政府里支持由曹錕任命的顏惠慶內閣，張作霖則一直採取杯葛的態度。接著，雙方又拉攏山西的閻錫山，把聯合戰線的力量擴大為奉直晉三個方面，三者聯合繼續向退據察哈爾與綏遠的馮玉祥軍進攻。 八月間，張學良率部攻占了南口，吳俊陞部也占領了多倫，吳佩孚部的田維勤、靳雲鶚軍及山西軍商震部亦相繼拿下大同、懷來、豐鎮。馮玉祥部倉皇退卻，潰不成軍。韓復榘等部被迫投降了晉軍。這年十二月底，奉軍劉振東旅占領了包頭。馮軍殘部退到陝西邊區。驅逐馮玉祥軍的戰事，到此告一段落。奉軍又獲得了一個勝利。奉軍的勢力範圍，除了安徽和山東之外，到此幾乎已大部恢復了郭變前的舊觀。張作霖收回了失去的地盤，除任湯玉麟為熱河都統、褚玉璞為直隸督辦之外，這回更發表高維岳為察哈爾都統，另有綏遠都統則分給了晉軍的商震。 張學良拿下南口後，吳佩孚為酬庸奉軍的將士用命，特別向北京的杜錫珪攝閣申請將張宗昌晉升為義威上將軍、張學良為良威上將軍，加上將銜，於是張學良便做了二十六歲的上將軍了。 同年七月十八日，張作霖由北京回到奉天，特專程去了一趟大連和旅順，往訪日本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官和滿鐵本社社長，答謝這些人在郭變時對奉天的支援。 這裡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這時張作霖對於日本人的知識和態度，大都取自他的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和町野武馬。松井七夫在郭變時是活動日本政府支援張作霖最力的一人。郭變後，松井在對日本參謀本部提出的意見書中指出：蘇俄從背面支持馮玉祥和國民黨以打擊張作霖，其目的在恢復滿蒙的勢力。他從戰略的觀點上，要求日本政府積極支持張作霖政權，以抵制蘇俄勢力的「入侵」東北。張作霖是一個聰明人，他自然會在話里言間掌握松井的這個意思，強調他的反赤化反蘇俄的態度，以取信於對他幫忙的日本當局和日本人。 十二 同年七月一日，迄今一直侷促於廣東一隅的國民黨，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正式宣布了北伐。國民革命軍的構成，雖然大體不外乎集合兩廣和湘、鄂土著軍閥力量的一種組合。但它的中心有蔣總司令訓練出來的黃埔軍官學校的一批學生隊伍和由共產黨領導的政工組織；而尤其重要的是，它的背面有大批蘇俄派來的軍政顧問人員和大批蘇俄援助來的物資。 顯然的，國民黨的北伐剛起步的時候，北京的張作霖未曾重視。自從孫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三月客死於北京以後，張作霖方恃勝虛驕，大軍直指江南，根本未把這批孫中山的追隨徒眾放在心上；而吳佩孚、孫傳芳諸輩，形勢上也只能使他們把注意力集向北方，確也未曾對他們身後的廣東付以應有的戒心。 這年九月間，蔣總司令率軍大舉進攻武漢，戰爭局勢根本上改觀了。此時吳佩孚在湖北的駐軍又發生內變，吳不得不南下援鄂，遂把京漢線上的防地讓給了奉軍。就當此際，張作霖卻另有了一番打算。他命張學良到山西和閻錫山商量，把平定綏遠馮部的任務交給山西，而奉軍可以分兵南下。閻錫山欣然接受了這個提議，事實真也向平地泉進兵了。 張作霖的下一個目標，顯然是指向河南、湖北，也就是吳佩孚的地盤。至於山東以南的地盤，他居然和廣東之間有了一個秘密諒解，他採取了暫且按兵不動的方針。據高蔭祖的《中華民國大事記》載，後來，奉軍和北伐軍在上海作戰時，奉方代表楊仲恆、周士貞二人來見蔣總司令，蔣就以奉軍違約南下相詰。 與此同時，馮玉祥也於九月間由莫斯科經外蒙古回到五原，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並聲明加入了國民黨。而值得重視的是，他也由蘇俄攜回來一大批武器。 在這種情形之下，戰爭是要打下去的了，而且事情也越發複雜起來了。 張作霖的態度也突然變得顢頇起來。 十月間，吳佩孚的軍隊，在武漢前線為國民革命軍所擊敗。首先，吳佩孚只請張作霖能在軍費和軍械上予以接濟，並不希望奉軍開到湖北，但張作霖硬做主張，並決定派兵援鄂。及至十一月間，江浙的孫傳芳也感到國民革命軍的壓迫，勢孤力弱。孫傳芳微服由滬至天津，向張作霖求援。張對孫傳芳這種屈節來歸的態度，以其綠林好漢的心懷，表示了極為欣賞，同樣地，也是盡棄前嫌，化敵為友；而且，更為孫傳芳和張宗昌的煽惑所動，竟不顧與蔣總司令有約在先，命張宗昌駐魯的第七軍由徐州南下，開抵浦口，並命畢庶澄的渤海艦隊及第八軍由海道駛赴上海，決定支持孫傳芳。 張學良對他老子這些行動，心下大不為然。 他從他老子周圍一些北方政客的口氣中，也察覺出他老子要和國民革命軍分庭抗禮，是屬於不智之舉。舊交通系的梁士詒和葉恭綽諸人便是持有這種見解的人的一部分。但是，他老子偏偏相信張宗昌等奉軍山東派軍人的話，這些人一再在張作霖左右鼓動他的野心，要他問鼎中原，自打江山。楊宇霆有時也在側面推動這個趨勢。而張學良最頭痛的是，自從郭松齡倒戈事件以來，他不敢再在老子面前強做主張。而且縱然他有所表示，也只能算是少數派的意見。 所以，到了這種地步，他既是他老子的兒子，他就不得不屈服為實現他老子的野心做工具。 十二月，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已經深入湖北、江西兩省，並且沿海掌握了福建。就當此際，張作霖在天津又接受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商震、劉鎮華、寇英傑、褚玉璞、張作相、吳俊陞等十六位將領的推戴，就任了安國軍總司令職。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被任為副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議。二十七日，張作霖率領他的護軍，由天津開進了北京，儼然以君臨北京的姿態上場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間，張學良奉命由平漢路南下，會同韓麟春開進河南；與此同時，張宗昌部也開向南京，前鋒並進入安徽。在這之前，吳佩孚一再通電拒絕奉軍南下，但張作霖復電，最初尚表示派兵援吳，最後竟放言謂：第三、四方面軍團和直魯聯軍分途前進，誓收武漢，進取湘粵。並另電吳佩孚和吳部將領，希望協同作戰，勿生誤會，倘有抗拒，亦應一致聲討。一句話，張作霖此時已翻了臉，他已決心對吳佩孚下手打落水狗了。 但是，這時張學良有些動作，就顯得和他老子意趣不同了。張學良雖然奉命率軍壓迫河南的吳佩孚，也直接攻擊了吳部的靳雲鶚，甚至派人策動吳部于學忠的投歸奉軍，但對於勢迫力蹙的吳佩孚，一再表示留有餘地，並不失其對前輩軍人執禮之恭。當吳佩孚眾叛親離，落荒走鞏縣的時候，張學良就不時派人送糧及日常需用給吳佩孚。吳佩孚自然有謝函回報，兩下尚不絕信使往還。 不久以後，張學良親自體驗出，張作霖施之於吳佩孚身上的冷酷不仁，馬上便有人照樣也對他來一個下井投石。 六月間，孫傳芳業已失掉南京和上海，援孫的張宗昌跟著放棄了徐州，平漢路上的張學良和韓麟春，也奉命收縮陣線，後撤到平漢路北段的保定一帶。煊赫一時的安國軍，老實說，走了吳佩孚同樣的路數，如今，對當前大敵也有些招架不住之感了。就當這時候，站在奉軍身後的那位安國軍副司令之一的閻錫山，為廣東方面所派的工作人員所動，居然通電就了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之職，而且電告張作霖，要他也服從國民黨，換青天白日旗，信仰三民主義。 提起閻錫山，張作霖信以為他不會出毛病的。因為在張的心目中，奉軍把綏遠送給了閻，閻自應有所感激。豈知，曾幾何時，晉閻叛變了。老實說，在前方失利、後方有變的情形下，張作霖確也有些失措了。 六月四日，張作霖召集奉軍嫡系幹部開會，研究應付當面局勢問題。席上，老派代表吳俊陞等人主張撤兵出關，奉軍只管東三省，負責保境安民。新派代表的楊宇霆則想法不同，他認為以現在奉軍的力量，足可維持已有局面，問題是如何設法和南京、山西妥協。換言之，楊宇霆對關內政局不主張消極，認為只要縱橫捭闔一番，奉軍仍有可為，不必撤兵出關。 顯然的，楊宇霆的意見和張宗昌、孫傳芳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而且，也頗打中張作霖對於中原權勢有所戀棧的心懷。又加，這時，北京因直系支持的內閣相繼垮台，已呈群龍無首的狀態。一些失意政客，都想捧張做大總統，用以解決一九二六年四月段祺瑞下野以來的政治空白，同時，藉此，這些人也可以弄出一個局面來，準備和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討價還價。 就在這種心情之下，六月十六日，又是孫傳芳等安國軍全體將領發布通電，又推舉張作霖為海陸軍大元帥，組織了軍政府。十八日，張作霖也就通電就了職，立刻任命了下面的軍政府的內閣人事： 潘復，國務總理。 沈瑞麟，內務部長；王蔭泰，外交部長；何豐林，軍事部長；閻澤溥，財政部長；張景惠，實業部長；劉尚清，農工部長；姚震，司法部長；劉哲，教育部長；潘復，兼交通部長。 同時，更為簡化軍事指揮系統，廢除以前「討逆」以及「直魯聯軍」「五省聯軍」等名稱，改任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陞、褚玉璞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方面軍軍團長，張宗昌併兼任海軍總司令，沈鴻烈為副司令兼海軍第一艦隊司令，吳志馨為海軍第二艦隊司令，另周培炳為空軍司令。 這樣一來，張作霖真正地在北京坐起天下來了。 老實說，張作霖做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究竟具有多大信心，是頗成問題的。有許多跡象可以看出，他這一套政治把戲，多少暴露出了他性格上一些玩世不恭的衝動。事實很顯然：他就職的頭一天，六月十五日，他已開始派楊宇霆和晉閻代表南桂馨、南京方面代表方本仁，就在北京的大元帥府內，進行了為時七天之久的南北停戰談判。最饒有趣味的是，當他就任海陸軍大元帥時，居然在居仁堂正門的新華門上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前，閻錫山曾通電勸他服膺三民主義，並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他回電錶示，信仰三民主義則可，但決不易幟。豈知，就當他自封為大元帥時，他竟自動地改變了初衷。 這一次南北停戰的談判並未成功，但它的作用卻極重要。這和以後東三省的和平易幟有重要的關聯。談判的內容，主要是要張作霖接受國民政府的建制問題。奉軍中老派的吳俊陞、張作相和甫由南京敗退下來的孫傳芳，都反對這個談判。 老派還是主張：奉軍回東三省，關起門來專搞東三省的自治，不和關內政治發生關係，也決不接受國民政府的建制。新派的楊宇霆、韓麟春以及張學良，則認為不妨在有利條件下，贊成國民政府的統一中國和國民黨妥協。但最後，張作霖則採取了一套折中的決定，即原則上大部分接受老派意見，但仍決定既不撤回東三省，也不贊成由國民黨統一中國。不過，就在此時，張作霖卻通電錶示他與孫中山為多年老友，宗旨相同，凡中山同志，不違背真正三民主義者，一律為友云云。 蔣代表方本仁一行撤回南京。但七月卅一日，蔣又派代表何成濬秘密到北京，先晤張作霖代表楊宇霆，後又專車赴晉晤閻錫山，三者之間又準備協商在北方軍事上成立一個南京、北京、山西的三角同盟。這些活動，都使得張作霖和楊宇霆抱持樂觀，認為大局對於奉軍並未臻於不可為的境地。 何況，這時國民黨方面正鬧內訌：武漢和南京兩個政府，互相水火，武漢方面的唐生智也派人和張作霖聯繫。所以，儘管馮玉祥的西北軍，業已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的陣線，而張作霖仍不放棄拉住閻錫山的策略，認為只要晉綏無事，奉軍對付東南一面總會綽有餘裕的。 然而，整個軍事局勢上的情形，卻並未因軍政府的成立而有好轉。 八月十三日，蔣總司令因為國民黨內意見上的分歧而突然辭職了。這一個棋子的變動，把南京、北京、山西的三角同盟的線索一時切斷了。山西軍毫不客氣地東向占領了石家莊，直拊北京的側背。張作霖所理想的棋局有些亂了。但他深知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應該盡力避免三面作戰。他在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閻錫山的三路敵人之中，至少仍要爭取到和閻錫山這一路的妥協。 十三 其實，就在這時候，決定張作霖父子和奉軍命運的另一個重大威脅登場了。 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張作霖做了海陸軍大元帥後的第九天，六月二十七日，在東京外務省召開了一個東方會議。這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研討對付張作霖和解決滿蒙問題的方法。出席會議的，除了首相兼外相的田中義一之外，日本外務省有外務次官森恪和各局（司）局長（司長）、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另有陸軍省次官英太郎、參謀次長南次郎、軍務局長阿部信行、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等人。 會議席上，日本外務省的多數人主張使用外交交涉手段，向張作霖施行壓力，但另一部分人則與現地軍人聯結一氣，主張使用武力交涉。結果，森恪、吉田茂和關東軍方面武力壓迫張作霖以解決滿蒙鐵路等問題的意見，雖未得到多數的支持，但在《對華政策綱領》和《對張作霖四項繼續交涉項目》的中間，大都抽象地表示了有借重武力的必要。 《對華政策綱領》共為八項，規定了日本對逐步北上的國民革命軍和張作霖的基本態度。此中，主要的內容是：（一）日本對中國中原內部之爭，採取不干涉態度；（二）但假若日本權益及日本人民生命財產因中國內戰受到侵害，日本將采必要的自衛行動；（三）東三省情形特殊，關係日本國防及日本人民生存，日本保持特殊的看法。萬一中國戰亂波及滿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權益之處時，不問其為中國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將對之採取適當措置。 《對張作霖四項繼續交涉項目》則是： 一、繼續交涉吉會線等七線鐵路問題；二、土地商租問題，暫且保留，先行擴大鐵路沿線主要市街用地；三、延長本溪湖合同期限；四、對東三省當局之違約，則出以制裁。 這中間的吉會線等七線鐵路問題，在當時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實質上包含了東三省當局已建鐵路線和日本將要建築路線兩部分。 原來，一九二五年八月間，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建築了一條由打虎山到新立屯的鐵路，日本認為這違反了一九〇五年清廷和日本所訂中國不得在南滿鐵路附近築複線鐵路的協定。張作霖未理這一套，並把築路工事延長到通遼。一九二六年秋，東三省當局又宣布要增築一條由海龍到吉林的鐵路。日本認為這條路系中日合同應築四條鐵路之一，按約應由日本貸款，而中國獨資築路，有違合約，張作霖照樣未聽。 東方會議後，吉田茂便奉命向奉天省長莫德惠提出下列由日本增築吉會線等七線鐵路的交涉。即： 1.吉會線，由吉林經敦化到朝鮮北部的會寧。此線，吉林到敦化間已完成，將續築敦化至老道溝，由老道溝已有的輕便鐵路，銜接到會寧。此為軍事上重要鐵路。 2.長春、大賚線。 3.新邱炭礦線。 4.通遼、開魯線。 5.齊齊哈爾到昂昂溪線。 6.洮南、索倫線。 7.吉海線及打通線。 日方表示，假若張作霖肯答允上列前三項的話，則上述吉海線和打通線的所謂違約事，日本可不追究。 吉田茂是經手過郭松齡叛變善後的人，他深知張作霖曾受惠於日本方面的許多援護，所以，他的態度極其高慢蠻橫。他基於外務省的訓令，竟強硬地向莫德惠表示：假若中國不接受日本條件，日本將考慮：南滿鐵路拒運奉軍、停供東三省兵工廠所需材料、拒絕京奉路車通過南滿鐵路的附屬地地帶。 消息傳出，東三省民眾為之譁然。各地民眾團體紛紛打電報給北京外交部，反對日本條件。中國民眾的憤怒，更刺激了日本的過激派。這時，吉田茂和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以及特務機關等合謀，一再向日本中央建議，為向東三省當局施以壓力，主張出動關東軍或朝鮮駐軍，進行武裝干涉。 這消息使得東北的排日運動，更如火上澆油。東北留日學生紛紛打電報給張作霖和他的親信楊宇霆，警告他們不能對日低頭，出賣東三省權利。奉天商會是排日運動的大本營，而奉天地方官憲表面上對日本盡力敷衍，暗地裡也同情和支持這個運動。在一般民眾之中，郭變時便有國民黨的地下工作員從事反對軍閥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東北抗日派青年如杜重遠等和日本左派小倉克己等人，也在奉天煽動排日運動。 九月間，張作霖下令嚴禁奉天的排日運動，同時，為了表示向日方謝罪，撤換了奉天省長莫德惠，易以劉尚清。而日本外務省和軍部會商以後，也認為吉田茂的硬派交涉，不足解決問題，乃改由穩健派的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在北京直接和張作霖的代表楊宇霆交涉。結果，張作霖雖答應就吉會路和長大路等問題予以考慮，但事後藉口內部有問題，便沒有了下文。 十月間，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和張作霖之間展開了一段戲劇性的交涉，這給以後張學良在東北的政治事業留下了一個相當嚴重的麻煩。 田中發覺日本外務省的外交交涉收穫不到結果，他便親自指揮一組人，對張作霖採取了一套軟硬兼施的手法。 硬的一面是，令駐華武官本庄繁和張作霖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向張警告：假若東三省傾向排日，而有為蘇俄和南方派（指國民黨）所乘之虞時，日本將不惜使用武力，屆時，張將不免進退失據，陷於極端不利；並說，張應知其所以有今日，實賴日本之助力，今後亦唯賴日本，始可握其權力。 軟的一面則是，透過張作霖的私人顧問町野武馬和楊宇霆的內線，派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越過日本公使芳澤謙吉，直接和張作霖進行私人交涉。山本條太郎採取了一套開門見山的直攻手法，硬向張作霖談這筆鐵路生意。張作霖屈於當時的內外形勢，既無從閃躲，便命楊宇霆表面上反對，他則努力裝糊塗。據說，山本送給張大洋三百萬元。另一說為五百萬元。十月十五日，雙方簽了一個密約，約定：敦化老道溝線、長大線、吉林五常線、洮索線、延吉海林線等五條鐵路，由南滿鐵路承包修築，築路費由中國向日借款。兩下並換文，另訂了《日奉經濟同盟》和《日奉攻守同盟》。但張作霖在這密約上，只簽了一個「閱」字，這在中國公文上是未加可否之意。 但日本外交當局立刻察覺到山本條太郎以私人身份締訂「攻守同盟」之類的密約，於法不合，而且，築路密約也應依此再行交涉，務求密約變為正式外交協約，方可在國際上於法有據。田中義一同意了這個擬議，又另訓令芳澤公使向張作霖交涉，而張作霖則堅持私人密約就止於私人密約，只允寫一封私人信給田中首相，不肯把它外交公文化。此時，南京方面已公開攻擊此事。中國輿論界更為之大嘩。而日本外務省和芳澤謙吉也認為山本條太郎擅權誤事，使得田中義一非常氣惱，也非常狼狽。此間，吉田茂等武力干涉派又一度抬頭，曾主張撤退東三省的顧問和教官、占領奉天兵工廠等以為要挾，但未為田中義一所納。張作霖就利用這一過節，把這件案子，一拖再拖，拖出了一九二七年。 正當芳澤謙吉為了密約事和張作霖糾纏的時候，奉軍在前線的情況愈來愈壞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山西軍一上場便在張家口大破奉軍的高維岳部，接著占領了宣化、懷來；平漢線上的馮玉祥軍也向奉軍開火，張學良和韓麟春的第三、四方面軍團被迫退到保定一線。這年的年底，奉軍雖然奮力反攻，又把山西軍驅回大同以南，而張學良也曾率部一度恢復了河南北部的地盤，但津浦線上的張宗昌和褚玉璞部，一直未能站穩陣腳。 十四 一九二八年一月，南京蔣總司令派他的代表張群到東京，曾透過田中首相秘書殖田俊吉向田中表示，假若日本能把張作霖拉回東北，國民革命軍將不追擊到關外。 本來，上一年的十一月五日，蔣總司令在下野遊日時，與張群在東京青山訪問過田中義一。雙方在「反共」的意見上完全一致。蔣並就北伐問題口頭上有所說明，希望日本能予理解。因此，蔣的這一個表示給田中提示了一個迫張撤回關外的想法。不過，田中又頗希望在國民革命軍未到北京之前，能設法使張作霖先正式承認了築路條件。 田中義一曾派山梨豐造大將往說張作霖放棄北京，撤回關外。同席的有參謀本部的鈴木貞一、本庄繁、儀峨誠也三人。張作霖以堅持守北京抵抗國民黨的「赤化」為由，拒絕勸告。 四月間，國民黨的左右兩派的意見和解。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乃下令繼續由南京北伐。田中義一因和張作霖的築路交涉尚未完成，聞訊之下，未免感到焦慮。於是，乃以保僑為名，決定出兵，遂於五月三日有了濟南中日兩軍衝突的事件。 對於日本出兵濟南，北京的張作霖和南京方面都向日本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張作霖更有一個精彩的表演。他於五月九日通電籲請南京息兵，以免為外患所乘，陷國家於危亡之域云云。其實，就在這封電報發出的兩天以前，五月七日，山本條太郎又奉田中義一之命秘密來到北京，他告訴了張作霖，日本當局已有了掩護他撤回關外，阻止北伐軍出關的決定。山本條太郎就利用這份情報，換取了張正式在築路合約上簽字的允諾。五月十三日張與山本簽了延海、洮索線承包合約，五月十五日交通部次長署理部務的趙鎮和山本又簽了吉敦延長線和長大線的合約。這四個合約都經決定，簽字後的三個月著手開工；唯有吉五線留到在奉天簽字。 果然，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謂：戰禍發展至京津，如波及東北境內時，日本為了維持治安，將采適當有效措置。這個聲明，實際是兩天前田中內閣一項秘密決定的另一表現。秘密決定的全部內容是：若張作霖退出關外，而國民革命軍追擊前來時，日本軍準備對雙方軍隊採取解除武裝的行動。不過，秘密決定中有一「但書」則規定，若只是張作霖撤出關外時，可不解除武裝。 但是，這個秘密決定下達關東軍時，關東軍一些過激派的參謀便認為這是武力解決張作霖的絕佳機會了。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便接受參謀等的意見，正式計劃出兵到錦州去迎擊張作霖，以期徹底解決奉軍。但東京的外務省和參謀本部都反對這個行動，認為這違反日本駐軍不得超出南滿鐵路附屬地行動的規定。同時，萬一必須出動時，也必須中央政府請得天皇敕旨始得決定。而關東軍和陸軍省的過激分子一再請訓，偏要如此幹下去。田中義一這時卻認為茲事體大，遲遲不肯做最後決定，於是，一拖再拖，拖到五月三十一日，終未批准所請。 關東軍的過激派大失所望了。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就在這時下了決心要用暗殺手段先解決張作霖本人。河本的作戰計劃是：張作霖被炸，奉軍必會開火，只要奉軍一開火，關東軍便可藉口動手解決奉軍，那就不管日本中央批准不批准了。 河本的計劃，並未報告給他的直接上司齋藤恆參謀長，但卻經過竹下義晴少佐透露給了村岡司令官。他至少獲得了村岡的默許。所以，當他獲知張作霖決定搭專車出關時，他便分別派石野芳男大尉在山海關，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兩名中尉在新民屯掌握專車通過的時間情報。指揮爆炸鐵路工作的是奉天獨立守備隊的中隊長東宮鐵南大尉，河本秘密授命他調動由朝鮮旅團增援來的工兵隊，在皇姑屯陸橋上安裝上了炸藥。 十八日，日本政府的聲明發表後，芳澤謙吉當天夜裡專訪張作霖，根據田中的指示，勸張不妨暫撤關外，以圖有機再起，但張仍是野心未死，而且，似錯會了日本的用意，竟寄望於日本能支持他在北京幹下去，未把芳澤的話聽下去。 然而，這時奉軍在前線已節節敗了下來。就在十八日這天，張學良和代理第四方面軍軍團長的楊宇霆（因韓麟春突病故）聯合指揮所部，反擊山西軍未成功，終於後撤到琉璃河；整個北京已陷動搖。 二十三日，日本駐華武官建川美次和日本華北駐軍參謀浦澄江，一同到前線訪問張學良和楊宇霆，要他二人出名勸告老帥出關。到了這時，張作霖終於察覺日本軍方已無意支持他，他遂決定放棄大元帥這把交椅。 六月一日，距離去年就任海陸軍大元帥時，尚差半個月不足一年，張作霖接見外交團及北京紳商法團代表話別，並應北京地方要求，派鮑毓麟率兵一旅，留在北京維持治安。其實，奉軍已和晉軍間有聯絡，北京的城防決定交給晉軍而避開馮軍。一日，張作霖通電發表撤兵出關聲明：「中央政務交國務院攝理，軍事歸各軍團長負責，國事悉聽國民裁決。」另有句謂：「所冀中華國祚不自我而斬，共產赤化不自我而興……」這句話後來成為他的東北舊侶喜歡吟誦的佳句。 六月三日，張作霖一反其行動秘密的常例，行程時刻，一律公開，而且下令不必戒嚴，但晚間啟程時，送行者寥寥。豈知，就在這落寞的空氣中，前途已有殺機預伏了。 和張作霖同車出關的有由黑龍江來迎他的吳俊、軍政府擔任總長的張景惠、莫德惠、劉哲、閻澤溥，另有參謀長於國翰、常蔭槐和沈瑞麟等隨員。另有日本顧問儀峨誠也少佐也同車。專車在三日午後十時二十五分通過連山關車站，較預定時間誤點了兩小時。在將近皇姑屯時，張作霖剛和幾位老牌友結束了一場牌九。張並說：「就到皇姑屯了，各位回車，收拾行李。」四日清晨五時二十三分，專車駛抵皇姑屯南滿路和京奉路交叉的陸橋時，轟然一聲，專車中雷被炸。張作霖坐在第四節車廂，被炸最烈。張受重傷，不久即死去。和他同一車廂的吳俊，身首異處。同車而不同車廂的劉哲、莫德惠，均腿部受輕傷，另常蔭槐、沈瑞麟、閻澤溥等人均無事。儀峨少佐亦受輕傷無事。 當時，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方在總站等待接站，聞訊立即率憲兵趕到，而常蔭槐已迅將受傷的張作霖等人運進城內去了。 河本大作原在奉天車站大和旅館一帶集合了一旅兵，準備聽到中國軍方面的槍聲便即發動戰爭。豈知，這一旅兵在三日晚間為不明原委的關東軍參謀下令解散了。結果，這一把戰火竟未能乘勢燃燒起來。 《傳記文學》第四十卷第一、二、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