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史 · 第15章 馬其頓問題（1903—1910）

1903年，塞爾維亞人迎來了新的時代，他們不僅建立了新的王朝，而且制定了自己的國家政策，這一切看起來都是對塞爾維亞王國美好未來的保障。雖然奧匈帝國確實對塞爾維亞王國依舊滿懷敵意，但塞爾維亞王國與俄羅斯帝國之間的友誼制約了奧匈帝國帶來的威脅。然而，那些頭腦原本清晰的人卻因此忘乎所以，結果忽略了馬其頓。20世紀的塞爾維亞面臨的國內外形勢與13世紀時相差無幾。因此，和13世紀一樣，塞爾維亞王國此時還是無法避開馬其頓的政治旋渦。13世紀時，隨著拜占庭帝國的勢力開始衰落，塞爾維亞王國不得不與保加利亞第二帝國展開對馬其頓的爭奪，否則保加利亞第二帝國將變得極其強盛。無獨有偶，到了1878年，隨著奧斯曼帝國國力衰敗，保加利亞人建立了大公國，塞爾維亞人又開始渴望得到馬其頓。起初，塞爾維亞王國與保加利亞大公國之間能避免衝突，是因為奧匈帝國為塞爾維亞王國提供了保護，而俄羅斯帝國則保護著保加利亞大公國。在保加利亞西部城市斯利夫尼察以西的地區，奧匈帝國一直在保護塞爾維亞王國免受保加利亞大公國的攻擊。因此，塞爾維亞王國和保加利亞大公國雙方都沒有走向極端。正因為巴爾幹地區勢力分配實現了平衡，馬其頓才能夠維持和平。1903年，當塞爾維亞王國卡拉喬爾傑王朝放棄依靠奧匈帝國，轉而親近俄羅斯帝國時，巴爾幹地區的勢力平衡便遭到了破壞。因此，巴爾幹地區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新態勢—馬其頓爆發了戰爭，相互衝突的各個民族都匯集於此。 巴爾幹地區民族問題雖然直到20世紀才出現，但已經愈演愈烈。半個世紀前，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都討厭土耳其人，但現在他們則開始相互仇恨。這種仇恨在馬其頓表現得最激烈。從民族角度來看，馬其頓算是個多民族地區，可謂是民族萬花筒。但馬其頓民族問題日益彰顯，又很難說民族問題是人為編造的，因為民族問題確實是馬其頓真實存在且懸而未決的大問題。無論民族問題是有人故意為之還是虛假捏造，民族歸屬感都是操縱馬其頓政治生活最有力的槓桿。解決馬其頓問題不存在折中選擇，也沒有冷漠不理或持中立態度的選項。人人都會維護自己的民族，而且人們一旦獲得這種民族歸屬感，甚至會為它前赴後繼，出生入死。有兩個兄弟，一個稱自己為保加利亞效力，而另一個稱自己為希臘王國效力，他們每個人都承擔著擁護各自民族的義務。任何東西都消除不了希臘王國、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三兄弟之間的民族隔閡。 馬其頓地區的衝突越來越多。一些保加利亞人雖口口聲聲稱自己是希臘人，卻願意為了保加利亞英勇就義；由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伊斯蘭教徒組成的阿爾巴尼亞人卻是塞爾維亞人最危險的敵人；而一些講保加利亞語的人則希望與塞爾維亞人團結起來。以上僅僅是馬其頓民族紛爭造成的部分影響。在馬其頓這片暗不見底、渾濁不清的湖泊中，流淌著許多支流—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希臘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用各自家鄉的泥土將湖泊染成了不同的色彩。渾濁的湖泊既攪渾了遠處的水域，也污染了內部水源。馬其頓民族，不與這些民族同流合污—馬其頓民族力量強大，他們排斥異己，雄姿英發，獨立於世，隨時準備向陌生人尋求幫助，也隨時準備在初次合作中就拋棄或欺騙幫助自己的人。因此，馬其頓是所有周邊國家一直以來的心腹之疾，也是爭名逐利的有志之士進行會面、相互廝殺的血腥之地。雖然土耳其人仍占據著馬其頓，但巴爾幹各國依然對馬其頓心存覬覦，歐洲各大國也為之心神不寧。 所有巴爾幹糾紛最後都會陷入馬其頓爭端的旋渦中。在馬其頓地區爭端尚未解決之前，巴爾幹各國將繼續無視法律，肆意妄為，並攪渾歐洲這片清水。歐洲大國經常忽視或否認巴爾幹混亂帶來的影響，最終的後果是，巴爾幹問題成了歐洲全面爆發戰爭的誘因。20世紀，巴爾幹各國在馬其頓地區的利益衝突加劇，成為馬其頓危機的導火索。雖然奧斯曼帝國仍處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鐵腕統治下，但這一鐵腕統治在歐洲已經日薄西山。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玄黃翻覆，預計還會發生更多騷亂。不能讓騷亂一直持續下去，補救措施有兩種—要麼是大國干預，要麼是小國交涉。前十年的大國干預最終付之一炬。小國交涉計劃雖然在1912年到1913年取得了小部分成功，但小國最終也捲入了一場重塑版圖的巨大鬥爭中。這場鬥爭重塑了馬其頓的版圖，也重塑了整個世界的版圖。 巴爾幹半島各國要求奧斯曼帝國歸還所占的馬其頓領土，理由是馬其頓的基督教臣民與巴爾幹人血脈相通，種族相近。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都認為只有自己才是馬其頓人的血親，但這些說法互相矛盾，甚至掩蓋了事實的真相。大而言之，馬其頓人其實混有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不同血統。各方爭論不休，紛紛通過援引、歪曲歷史來為自己的觀點尋找佐證。希臘人稱拜占庭帝國曾經統治過馬其頓。保加利亞人聲稱馬其頓王國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是自己的親兄弟。塞爾維亞人則稱在馬其頓這片土地上發現了南斯拉夫民族最早的足跡。各方政治觀點已經干擾了歷史，蒙蔽了歷史，混淆了歷史，即使是學富五車、最公平公正的巴爾幹歷史學家也無法逃脫偏見的蒙蔽。撰寫巴爾幹半島史書難度頗高，因為歷史學家不僅要記錄歷史，還要反映民族希望。 對毫無偏見的旁觀者來說，馬其頓歷史中的一些事實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希臘王國曾統治著沿海地區，但毋庸置疑的是，自治的斯拉夫人曾在馬其頓內陸定居。早期，阿爾巴尼亞人和遠離人世的種族弗拉赫人，即遊牧民族羅馬尼亞人，為馬其頓帶來了其他新的血統。隨後，科斯格征服了馬其頓，並且對馬其頓影響頗深。在拜占庭人、保加利亞人和許多傳教士等征服者的長期領導下，馬其頓甚至取得了日新月異的發展。 保加利亞人宣稱擁有對馬其頓的主權，原因是保加利亞人曾在馬其頓建立過兩個帝國，並且統治時間達幾個世紀之久。塞爾維亞人聲稱擁有對馬其頓的主權，原因是塞爾維亞曾在這片領土上建立了一個曇花一現的帝國 ，並且在塞爾維亞帝國兩個世紀的混亂時期，是塞爾維亞王子統治著馬其頓西部地區。但相比之下，馬其頓的要塞、修道院和教堂上的塞爾維亞建築特色更加有跡可循。這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即影響力可能比統治權更能經受時間的洗滌。毋庸置疑，保加利亞人在當時只占馬其頓人口的少數，而斯拉夫人才占馬其頓人口的大多數。因此，大量事實可以佐證，馬其頓的人口組成既不全是保加利亞人，也不全是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與塞爾維亞人占馬其頓人口的比例大概是五五分。根據這一觀點，可知實現自治的馬其頓人並非全是保加利亞人或全是塞爾維亞人，而是原始斯拉夫部落的產物。而當這些部落在馬其頓定居時，塞爾維亞人或保加利亞人則正在其他地方安營紮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都振振有詞地宣稱馬其頓人是自己的血親。馬其頓人有自己的語言和民族，他們能夠理解也能適應保加利亞人或塞爾維亞人的風俗，但又保持相對獨立。在必要的時間、金錢、恐嚇、引誘和教育壓力下，馬其頓人很可能會被同化到一個或多個競爭民族中。然而，如果馬其頓過去的歷史真的很有分量的話，那麼馬其頓應該早就已經實現了獨立自治。另一方面，如果不管過去馬其頓主權歷史，而僅以權宜之計來解決馬其頓問題，那麼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僅要靠馬其頓現有的政治條件，而且要靠馬其頓外部權力的平衡。 馬其頓過去的歷史並沒有給所有馬其頓人烙上不可磨滅的保加利亞印記。因此，目前的馬其頓問題仍有待通過政治手段解決。19世紀70年代，發生了兩件意義非凡、能夠改變格局的大事，即保加利亞於1870年到1872年設立都主教區，以及《聖斯特凡諾條約》和《柏林條約》簽訂。這兩大歷史事件極大提高了保加利亞的威望。塞爾維亞公國的聲望則每況愈下。早前，塞爾維亞米哈伊洛·奧布雷諾維奇大公利用保加利亞人的不滿情緒，在保加利亞建立了學校，希望最終能夠統一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希臘人建立了學校，想要將馬其頓人教化成希臘人。土耳其人便設立保加利亞督主教區來敲打希臘人。此外，保加利亞總督一職也同樣打擊了塞爾維亞人的氣焰。根據計劃，奧斯曼帝國設置的斯拉夫督主教區具有獨立性，因而不在君士坦丁堡希臘王國牧首的管控範圍之內。君士坦丁堡牧首擁有馬其頓和近代保加利亞的特定地區的教會管轄權。在上述這些地方，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願意臣服於君士坦丁堡希臘王國牧首。土耳其人想讓新成立的保加利亞督主教區成為南斯拉夫人權力的中心，以遏制希臘人在馬其頓的勢力。但人們很快便發現保加利亞督主教區既反塞爾維亞民族又反希臘王國，成了保加利亞獨立運動的中心。1878年，隨著俄土戰爭爆發 ，土耳其人關閉了馬其頓的塞爾維亞學校。自此以後，來自塞爾維亞的壓迫和外部的滲透都變成了赤裸裸的外部入侵。獲得自治之後的保加利亞人變得無比強大，他們將督主教區當成自己在整個馬其頓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與此同時，在僧侶的幫助下，希臘王國通過所建學校繼續推進馬其頓希臘化進程。為加強本國的政治宣傳，保加利亞大公國和希臘王國都資助了馬其頓當地的惡勢力或革命者。但因為面臨資金不足和塞爾維亞學校關閉的危機，塞爾維亞人的政治宣傳活動就此中斷。因此，在這場政治宣傳鬥爭中，塞爾維亞人遠遠落在了後面。塞爾維亞人能做的就是，將希望寄托在那些自稱是塞爾維亞人的強盜酋長和惡勢力的身上並向他們提供非正式支持。與此同時，因為奧斯曼帝國當權者 治國無方，再加上心懷不軌的鄰國大肆宣傳，整個馬其頓都籠罩在動盪不安、悲痛欲絕和人心惶惶的氣氛當中。當地居民不僅遭到強盜的訛詐，而且遭到土耳其人大肆瘋狂的掠奪。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成立了非正規軍，他們時不時就會壓迫和虐待馬其頓人。即使是在犁地的時候，馬其頓農民也依然背著槍。這種場景在馬其頓已經屢見不鮮。強盜到處尋歡作樂，侵犯當地的婦女，毀壞村莊和城鎮，無惡不作。原本富饒肥沃的馬其頓變得破敗不堪。不管最終獲勝的是土耳其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還是保加利亞人，受苦受難的總是馬其頓人。 亞美尼亞大屠殺 在亞美尼亞血流成河 時，歐洲大國或許也很有必要置身事外，但它們絕不能忽視受苦受難的馬其頓人。馬其頓牽涉的利益眾多，致使許多國家對其虎視眈眈。奧匈帝國曾夢想在希臘王國瀕海城市薩洛尼卡建造一座港口。俄羅斯帝國則幻想在君士坦丁堡設立首都。德意志帝國的如意算盤打得更遠，計劃修建一條通往美索不達米亞的公路和一條聯通波斯灣的鐵路。對歐洲大國來說，馬其頓只是它們實現更高目標的墊腳石。但對巴爾幹各國來說，它們的目標就是統治馬其頓。塞爾維亞王國夢想著再創史蒂芬·杜尚時期的輝煌成就。保加利亞大公國夢想著再現沙皇西美昂一世時代的光輝歲月。希臘王國則幻想著重振拜占庭帝國皇帝統治馬其頓長達十個世紀之久的不凡雄風。在亞美尼亞大屠殺期間，俄羅斯帝國政府雖然悲痛欲絕，但還是宣布，即使保加利亞大公國破例獲得了俄羅斯帝國的支持，俄羅斯帝國也不會支持亞美尼亞自治。然而，當馬其頓局勢陷入混亂時，俄羅斯帝國不可能置之不理，因為馬其頓發生混亂便意味著奧斯曼帝國大獲全勝，或者意味著保加利亞大公國勢力的擴張，這兩者都會損害俄羅斯帝國的利益。尤其是在20世紀初，在將注意力轉向馬其頓之前，俄羅斯帝國本來準備侵吞中國東北，沒想到卻身陷遠東戰場，所以俄羅斯帝國重返馬其頓的想法更加強烈。因此，俄羅斯帝國的目標就變成了通過推動馬其頓建立健全政府及促進馬其頓政府改革來鎮壓馬其頓騷亂。 亞美尼亞大屠殺後，美國為救濟亞美尼亞人而發布的籌款海報 1886年後，隨著保加利亞大公國勢力大增，保加利亞督主教區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保加利亞大公國成為真正攪動時局的不安定因素。1885年到1886年，東魯米利亞併入保加利亞大公國之後，保加利亞大公國的領土幾乎增加了一倍。保加利亞大公國在戰爭中擊敗了塞爾維亞王國。此外，保加利亞大公國現任統治者斐迪南大公雄心勃勃，取得新政權後，他便開始無視俄羅斯帝國。雖然被俄羅斯帝國拋棄，但保加利亞人的實力或成就並未因此被削弱。保加利亞人勤儉節約、吃苦耐勞、勤勞上進，都是勤勤懇懇的納稅人和條件優良的士兵，他們能夠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能修路，也能促進工業的發展。一言以蔽之，所有土生土長的保加利亞人無疑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征服馬其頓。在保加利亞人的心中，《聖斯特凡諾條約》的地位與《摩西五經》和《聖經舊約》中的《先知書》一樣崇高。《聖斯特凡諾條約》規定，保加利亞將獲得弗拉尼亞、奧赫里德湖、科瑞查、卡斯托里亞和瓦爾達河下游的區域。雖然《聖斯特凡諾條約》既沒有許諾將薩洛尼卡半島給保加利亞，也沒有許諾將希臘王國南部的卡爾西狄克半島給保加利亞，但保加利亞在希臘王國北部沿海城市卡瓦拉開闢了一條通往大海的道路，從而擁有了通往色雷斯豐富菸草區的港口。1878年《聖斯特凡諾條約》許諾給保加利亞的土地一直在保加利亞人眼前浮現。每一所保加利亞學校都掛著一幅標出馬其頓這塊失地的地圖。每一個保加利亞農民都對馬其頓這塊失地魂牽夢繞，同時以一種憤懣頑強的決心想要奪回這塊失地。馬其頓人組成的派別不僅掌控著報紙媒體，而且還擁有槍支彈藥。也就是說，馬其頓人擁有恐嚇保加利亞政客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並且開始對所有政客施壓。保加利亞大公國軍隊中的軍官，以及內閣中的大臣都有馬其頓人。在督主教區，保加利亞大公國政府控制著宣傳口徑，再加上他們冷酷無情、一成不變的抱負，即將馬其頓居民變成保加利亞人的抱負，保加利亞政府的確有能力實現這個抱負。通過賄賂、暴力和哄騙，保加利亞人相信，即使保加利亞人不能成為馬其頓人當中的大多數，馬其頓人當中的大多數至少也都應該是親保加利亞派。如果以上目標是眾望所歸而不是恐嚇的結果，那麼保加利亞大公國聲稱擁有馬其頓主權的主張必定會成為毋庸置疑的事實，從而也就不用以過去曾擁有馬其頓領土的歷史這種惹人懷疑的藉口為自己作證了。 保加利亞大公國盾徽 然而，即使保加利亞大公國可能會別有所圖，不斷製造陰謀詭計，歐洲大國也仍有可能使其願望破滅。1897年，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政府和解並表示相互諒解。馬其頓改革因此邁出了第一步。這相當於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公開表明維持馬其頓現狀的決心，並且雙方都拒絕承認想要征服巴爾幹半島的意圖。俄羅斯帝國與奧匈帝國的協議恢復了近東地區的平靜安寧。這一穩定狀態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最初幾年。後來，近東地區的穩定遭到破壞。1902年，因為奧斯曼帝國政府治理不善，導致巴爾幹強盜橫行，馬其頓苦難重重。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起義一觸即發。為改善馬其頓的狀況，俄羅斯帝國與奧匈帝國兩個大國再次聯手，嘗試改變馬其頓局勢。通過努力，俄羅斯帝國與奧匈帝國兩國政府之間達成了一項協議。該協議於1903年2月21日呈交到奧斯曼帝國政府，因此被稱為「二月計劃」。奧斯曼帝國政府任命科斯 總檢察長到薩洛尼卡地區實施改革計劃。但對馬其頓來說，不管是改革還是總檢察長，都無濟於事。1903年夏天，馬其頓最終還是爆發了叛亂。 迫於大英帝國政府的壓力，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再次合作，以共同解決馬其頓問題。歐洲各國君主和外交官齊聚在奧匈帝國施蒂利亞的射擊場，制定了舉世聞名的《米爾茨施泰格協定》。據說，奧匈帝國的古斯塔夫·卡爾諾基伯爵 為人粗心大意，在起草該計劃的重要條款時帶槍外出了，因此該協議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羅斯帝國制定的。《米爾茨施泰格協定》的主要思想是，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共同負責該計劃的執行，奧斯曼帝國政府必須在馬其頓進行改革。奧斯曼帝國總督可以親自監察並向本國政府報告改革情況，但在奧斯曼帝國總督視察工作期間，需由一名俄羅斯帝國民政官和一名奧匈帝國民政官陪同。這些民政官的任期為兩年。在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的監管下，伊斯蘭和基督教委員會負責處理政治犯罪問題並採取措施修復起義造成的損失。歐洲大國派出的官員，協助外國將軍組織並管控憲兵隊，以維持秩序。該協議的第四項條款規定，允許部分當地基督徒參與當地行政和司法系統工作。到此為止，這些條款都與奧斯曼帝國政府有關，並且如果上述這些條款未能順利實施，那麼奧斯曼帝國政府就應負主要責任。 古斯塔夫·卡爾諾基伯爵 但還有一個條款，即《米爾茨施泰格協定》第三條款需要提及。該條款主要用於處理巴爾幹的政治問題，結果給巴爾幹帶來了諸多不幸。對於巴爾幹地區而言，相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暴政，這一條款更是後患無窮。該條款規定，奧斯曼帝國政府需要在馬其頓反抗活動平息後，重新調整奧斯曼帝國現有的行政區域，以確保「將馬其頓不同種族更徹底地劃分開」。表面上，該條款並沒有什麼影響，但結果則是致命的。巴爾幹勢力較小的民族都意識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暴亂平息前，如果該種族的反叛勁頭和活力越大，那麼種族所獲得的聚居地的面積也就越大。因此，只要村莊或區域內有與自己民族不同的民族，叛匪就在這些地方開始屠殺並實行恐嚇政策。多年以來，馬其頓發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屠殺事件。帶隊的通常是叛匪，有時會是主教們，他們帶領武裝軍隊去征服那些與自己信仰不同的人。雖然屠殺行為邪惡無比，但外國憲兵無法阻止他們的暴行，因為奧斯曼帝國政府公開鼓勵這些鎮壓行為。所有巴爾幹國家都要為屠殺行為負責，但責任最大的是希臘王國和保加利亞大公國。最終，歐洲大國開始干預。1907年8月，大英帝國也開始干預。隨後，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同意廢除這條致命條款。 雖然第三條款執行失敗，但歐洲大國並不負主要責任。然而，在履行《米爾茨施泰格協定》的其他條款方面，俄羅斯帝國要負首要責任，歐洲協調會議 也要負最終的責任。最終，《米爾茨施泰格協定》實現了國際化。馬其頓被分成五個陣營。每個陣營都由一個大國掌管，唯獨對此視若無睹的德意志帝國置身事外。 但莫納斯提爾的部分地區和科索沃的大部分地區都不在該計劃實施的範圍內，其中科索沃是紛爭最激烈的地區。憲兵隊進行改革後，秩序更加完善。國際金融委員會掌控著馬其頓的金融行業並負責推進金融改革，這一工作開展得相當順利。大英帝國不遺餘力地支持改善工作，是馬其頓改革的最大功臣，大英帝國不僅得到了義大利王國的幫助，而且於1904年4月得到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援助。此外，俄羅斯帝國也為其提供了援助。最終，在1905年11月，大英帝國率先在希臘王國愛琴海東岸的米提利尼舉行了海軍軍演，迫使奧斯曼帝國接受了金融改革。奧匈帝國對金融改革並非漠不關心，只是堅決反對任何將金融改革置於國際管控下的企圖。如果不是《米爾茨施泰格協定》中有一項條款規定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民政官只能任用兩年，那麼有了德意志帝國的支持，奧匈帝國反對將改革置於國際管控下的嘗試很可能會成功。自奧托·馮·俾斯麥下台以來，德意志帝國對奧斯曼帝國採取的外交政策一直很溫和，似乎一直不願向奧斯曼帝國政府施壓。雖然財政委員會有德意志帝國代表，但德意志帝國拒絕參與憲兵隊改革的工作，也沒有接管馬其頓內警察的勢力範圍。一些人認為，1901年3月之前，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的政治目標相同。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兩國的動機其實不太相同。德意志帝國似乎希望能夠避免任何冒犯土耳其人的行為，而奧匈帝國則希望在維也納和薩洛尼卡之間設置中立或國際化的壁壘，從而避免出現任何阻止「德意志東進運動」的可能。因此，雖然出於不同的原因，但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兩個大國都希望馬其頓遭受苦難。 對於將馬其頓置於國際管控之下，德意志帝國持反對態度。奧匈帝國則強烈抵制。兩國所持的抵制態度帶來的後果相當嚴重。很多人都曾猜想和討論過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反對將馬其頓置於國際管控之下的緣由，但至今仍是一大外交之謎。然而，有個證據確鑿的解釋，即在奧匈帝國外交大臣埃倫塔爾伯爵的英明領導下，奧匈帝國顯然希望開闢一條新道路向東方挺進。因此，在德意志帝國的支持下，奧匈帝國能夠解決馬其頓這個國際熱點問題。 有關協約國的漫畫：從左至右分別代表著法國、俄國和英國 1908年到1909年，大英帝國為加大改革效力做過幾次努力，但都失敗了。協約國似乎終於決定放棄進一步干預馬其頓改革的想法。協約國之所以這麼做，動機有二：一是害怕將奧匈帝國拖入戰爭，二是相信青年土耳其黨運動 的威力。 1908年7月，20世紀最非凡也最卓越的變革之一—土耳其革命爆發。薩洛尼卡一直以來都存在一個伊斯蘭教徒和猶太人委員會。該委員會曾策划過青年土耳其黨運動，並且與馬其頓的伊斯蘭教徒建立了聯繫。青年土耳其黨運動的成功主要歸功於猶太人投入的資本、馬其頓爆發的掠奪事件，以及土耳其人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暴政的怨恨。兩位年輕的軍官，艾哈邁德·尼亞茲貝伊 和註定會臭名昭著的恩弗貝伊 ，在馬其頓升起了爭取反抗和支持歐洲自由主義的旗幟。在靠近義大利莫納斯提爾的雷斯尼亞一家搖搖欲墜的小旅館裡，兩位年輕的軍官宣布恢復1876年憲法。這場土耳其革命震古爍今並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承認恢復1876年憲法。自由的理念在人群中傳播開來。暴政被推翻。自由事業取得了勝利。一股抒情詩般的熱情席捲了馬其頓。阿爾巴尼亞人開槍慶祝恢復「憲法」；希臘王國大牧首和保加利亞委員會主席在色雷斯相互擁抱；保加利亞非正規軍 首領與莫納斯提爾的帕夏互相稱兄道弟；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在街上親吻；重獲自由的希臘人向同樣重獲自由的土耳其人問好。恩弗貝伊說道：「從今以後，我們都是兄弟。在同一片藍天下，不再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伊斯蘭人之分。我們身份平等，我們為自己是土耳其人而自豪！」 艾哈邁德·尼亞茲貝伊 無論是在1908年、1848年，還是在1789年，人們為慶祝殘酷的專制統治倒台而熱情高歌，這些熱情洋溢的運動背後都藏著陰謀詭計、爾虞我詐和鉤心鬥角的可怕力量。然而，即使是奧斯曼帝國這樣老練的角色，也很難相信土耳其革命完全是場騙局。許多革命者年輕氣盛，不切實際，他們都認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暴政難以忍受。在解脫的喜悅和不同信仰與民族相互交匯的熱情中，人們一度希望誕生一片新天地—一個和平的馬其頓。這種景象雖然令人眼花繚亂，但很快就成了過眼雲煙。土耳其人成功實現了自由夢想，這對外交官有一定的啟發作用。一些外交官從中找到了解決馬其頓問題的方法。毋庸置疑，自青年土耳其黨成立之日起，馬其頓的改革計劃便註定要失敗。雖然土耳其人洋溢的熱情對外交產生了深厚影響，但解決馬其頓問題必須得考慮更多實際問題。奧匈帝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決反對馬其頓改革計劃，反而使奧斯曼帝國實現自由的想法愈加強烈。很明顯，馬其頓的改革將招致戰爭。解決馬其頓問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完全放棄這些改革。1908年到1909年，大英帝國為恢復或維持改革計劃做出最後一擊，但仍以失敗告終。整個馬其頓改革問題被悄悄地拋到了九霄雲外。在德意志帝國的支持下，奧匈帝國反對馬其頓改革的力量將局勢推向了戰爭邊緣。所以毫無疑問，馬其頓問題未能解決。奧匈帝國應承擔全部責任。此外，1908年到1909年的事件表明，協約國不願處理偶然爆發的土耳其革命。 土耳其革命帶來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這些歐洲大國曾試圖對馬其頓進行改革，結果不僅以失敗告終，而且還前功盡棄。對於巴爾幹小國而言，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信任青年土耳其黨人，要麼自己進行改革。巴爾幹國家對青年土耳其黨人的信任很快便煙消雲散，因為恩弗貝伊許下的諾言已經化為泡影。很明顯，雖然青年土耳其黨和舊暴君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名字相去甚遠，但二者的目標並沒有太大區別。青年土耳其黨的評論家或反對者突然死於神秘疾病或遭到暗殺。青年土耳其黨人在特定領域和區域取得了一定進展，譬如使奧斯曼帝國西部的阿德里安堡真正實現了些許進步和改進。但在沒有歐洲監管的土耳其地區，則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阿爾巴尼亞人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寵兒，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同宗。即使如此，阿爾巴尼亞也沒有實現和平。阿爾巴尼亞的總督遭受鞭打和折磨。阿爾巴尼亞語言受到壓制，平民遭到迫害。奧斯曼帝國軍隊甚至占領了阿爾巴尼亞北部的要塞。許多逃亡者逃到了黑山。黑山的老國王尼古拉一世宣稱，即使發生戰爭，黑山也會給難民提供幫助。如果說阿爾巴尼亞人是戰爭的犧牲品，那麼他們遭受暴行也無可避免。但馬其頓人遭受暴行的原因則無法解釋，因為土耳其人曾公開宣稱要與馬其頓人和平相處。此時的馬其頓並沒有被土匪統治，而是被青年土耳其黨士兵或官員占領。他們解除了馬其頓軍隊的武裝，對當地人進行恐嚇、威脅、迫害，以及趁火打劫，最終殺傷無數，導致馬其頓人的生命和財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得不到保障。通過了解1910年的兩個事件，人們對青年土耳其黨當時的政策便可一目了然。為了逃避納稅，奧赫里德的一名保加利亞人逃到了山上。一群土耳其士兵來到這名保加利亞人的家門口，放火燒了房子，將其家人趕走。這群土耳其士兵站在燃燒的房子周圍咕噥著：「所以，這既是自由也是平等！」 無獨有偶，在希臘人和伊斯蘭教徒混居的卡瓦拉，一個希臘人也被土耳其人無情地殺死。於是，工廠里的希臘工人舉行了罷工以示抗議。一個監獄長召見了他們並對他們說道：「你們這群人奸詐狡猾。你們不是希臘人，你們是土耳其人。作為土耳其人，你們竟然想暗自勾結奧斯曼帝國以外的人，竟然想要成為斯拉夫人和希臘人的一分子。或許，你們既有秘密意見，又有秘密武器。但千萬記住，我們遲早會將你們這兩個秘密公之於眾！一旦你們有了一支火槍，我們就會有兩支。我們的子彈是你們的六倍。我們的武器裝備的質量遠在你們之上！」於是，希臘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在藍天下相互擁抱，以土耳其人的名義歡呼慶祝兄弟情誼和身份平等的場景到此終結。 早在1910年以前，外交官們便已經明白，青年土耳其憲政主義與舊土耳其專制主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青年土耳其黨更殘暴。青年土耳其黨更具壓迫性，因為它進行的破壞活動更具科學性、更有效率也更加激進。青年土耳其黨的目標是建立集權軍事專制，以德意志般的先進科學和嚴明紀律為武裝，以奧斯曼民族之名粉碎所有抵抗。在其他需求和民族問題面前，青年土耳其黨人並不寬容大量，甚至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更狹隘。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很精明，這位暴君深知自己勢單力薄，便挑唆希臘人對抗保加利亞人，同時煽動阿爾巴尼亞人對抗塞爾維亞人。青年土耳其黨人對新生力量信心十足，他們似乎完全相信自己能夠開除馬其頓基督教徒的國籍，也有能力吸引阿爾巴尼亞人加入奧斯曼帝國。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政策傳達出了明確無誤的信號，即無論是基督教徒還是伊斯蘭教徒，都會被強制解除武裝。基督教地區的一些學校遭到鎮壓。一些伊斯蘭教徒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了軍事殖民地。最終，阿爾巴尼亞人遭到青年土耳其黨人猛烈的攻擊。青年土耳其黨人占領了阿爾巴尼亞人的領土，逮捕了阿爾巴尼亞的總督，解除了軍隊武裝。這些暴政事件只不過是青年土耳其黨所謂的「奧斯曼主義」藍圖的冰山一角。如果青年土耳其黨真的實現了自己的目標，那麼巴爾幹小國的希望就會註定破滅。結合巴爾幹小國目前和過去面臨的處境來看，這些小國決心自己把握命運也不足為奇。 大國已經退出了馬其頓改革的這場鬥爭旋渦。如果想要就此問題採取任何行動，即使是只為了自己的利益，小國也必須一馬當先。早在1891年，希臘王國著名的政治家卡理拉奧斯·特里庫皮斯 就提出過一個口號：「巴爾幹問題只能依靠巴爾幹人自己解決。」但這一觀點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休眠狀態。塞爾維亞王國和保加利亞大公國的友誼和聯盟才是實現巴爾幹統一和真正解決巴爾幹問題的關鍵。塞爾維亞王國國王彼得一世即位以後，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和解的可能性逐漸增大。1905年到1907年，塞爾維亞王國和保加利亞大公國之間簽訂了多項經濟協定。這是兩國關係達成和解的主要方式。但如果不是奧匈帝國實行專制，宣布「豬戰」阻礙塞爾維亞王國與保加利亞大公國經濟協定的執行，那麼兩國的友好關係會更加密切。隨後，奧匈帝國吞併了波士尼亞。這一舉動直接威脅到了塞爾維亞王國，同時給保加利亞大公國帶來了間接威脅。因此，俄羅斯開始首次公開支持塞爾維亞王國和保加利亞大公國。之前，塞爾維亞王國和保加利亞大公國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會時不時制定親土政策。但現在兩國的國家利益只取決於與俄羅斯帝國的關係。這既是巴爾幹聯盟成立的內在原因，也是使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走到一起，發動外交革命的內在動力。希臘王國支持成立巴爾幹聯盟的原因更加簡單易懂，因為保加利亞大公國在馬其頓大獲成功的政治宣傳使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所以當塞爾維亞王國與保加利亞大公國和解時，希臘王國沒有理由不緊隨其後。至於黑山為什麼選擇支持成立巴爾幹聯盟，那是因為黑山受到其他國家鼓動，所以選擇加入巴爾幹聯盟。因此，巴爾幹聯盟積聚了對抗土耳其人的所有力量。無論是無望提供援助的大國，還是令人又怕又恨的奧斯曼帝國，都阻礙了巴爾幹聯盟實現未來的道路。因此，巴爾幹國家最終意識到，統一才是利益所在，而分裂將帶來滅亡。只要政策足夠堅定、態度足夠強勢，這些小國家就能幹出大成績。1912年和1913年，萬事俱備，巴爾幹聯盟最終成立。巴爾幹半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卡理拉奧斯·特里庫皮斯 有這樣一種說法，馬其頓充斥的叛亂和不滿情緒最終成為一種流行病，傳染給了周圍所有的巴爾幹國家。這句話隱含了一個深刻的真理。那就是，當同族同胞接連慘死，土耳其人壓迫不斷且大國無法進行干預時，巴爾幹人不會袖手旁觀。塞爾維亞王國、保加利亞大公國和希臘王國接連捲入了鬥爭中。在這場鬥爭中，每個國家都有帝國般的野心，想要吞併彼此。任憑巴爾幹國家權力不斷增加，大國卻坐視不管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歐洲的權力均衡發展得特別完善。權力的指針不偏不倚擺在兩大外交聯盟之間。最終，馬其頓打破了這一平衡狀態。 從狹義的角度來講，解決馬其頓問題對保加利亞大公國、塞爾維亞王國和希臘王國至關重要。從更廣義的意義上說，解決馬其頓問題對大國同樣重要。瓦爾達山谷和馬里查山谷是通往薩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鐵路的交通樞紐。誰能控制馬其頓，誰就能最終控制這兩條路線。因此，如果塞爾維亞王國與保加利亞大公國聯合，以和平方式控制馬其頓，那麼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的雄心抱負就要面臨幾乎堅不可摧的障礙。這樣一來，奧匈帝國的勢力便到不了薩洛尼卡。而德意志帝國與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的聯繫通道也將被切斷—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馬其頓封鎖了通往愛琴海和幼發拉底河的道路。 然而，就在巴爾幹聯盟成為現實之前，塞爾維亞王國便已經處在歷史上一個決定性時刻。在古時候，塞爾維亞在德里納和摩拉瓦之間的土地上積聚力量，然後將勢力擴張到了瓦爾達。史蒂芬·杜尚統治時代，塞爾維亞的政策發生轉變，大政方針從完全以地區和國家為主導轉變成以擴張為主導，同時開始向馬其頓擴張。這一轉變意味著塞爾維亞將面臨重重危險。而在中世紀，不管是多瑙河，還是保加利亞和拜占庭，都險象叢生。從某種意義上說，隨著經濟力量不斷增強，世界已經發生重大變革。14世紀時，因為各國經濟力量差距不大，塞爾維亞能以民族獨立的內陸國家的身份存在。但在20世紀，面對經濟力量強大的鄰國，塞爾維亞不可能再以內陸國家的身份獨立存在。塞爾維亞人明白，如果不服從於勢力強大的鄰國，那麼鄰國就會使其粉身碎骨。因此，塞爾維亞有兩種選擇，即要麼臣服，要麼滅亡。面對這一抉擇，塞爾維亞果斷地做出了決定。如果1906年塞爾維亞政客依舊對臣服於強大鄰國抱有任何幻想，那麼1909年後塞爾維亞就將不復存在。塞爾維亞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塞爾維亞人深知一旦做出選擇，便覆水難收，但他們還是選擇了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卡拉喬爾傑·彼得羅維奇和科索沃的英雄的榮耀深深地影響著塞爾維亞人。他們以國家獨立高於一切物質利益為榮。與其忘記過去，塞爾維亞人寧願忍受現在的痛苦，拿未來做賭注。正是因為最後的這一決定，塞爾維亞人才贏得了國家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