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世界如何中國 · 雅樂與新聲

中國文化，自古即注重音樂。由音樂的變化，可看出文化的變化；由音樂的盛衰，可看出文化的盛衰。古代祭祀時有樂舞，外交酬酢時有賦詩，王公卿大夫的宮中都有瞽師組織的樂隊，士族子弟大多能歌善舞，平民的婚姻也以田野中的唱和歌舞為背景。孔子以下儒家所提倡的禮樂之治，的確是對於前代傳統的一種崇拜，並非無根的理想。但正如孔子所希望恢復的封建制度，當孔子在世時已發展到沒落的階段，孔子所推崇的音樂同時也已不甚時髦。孔子死後不久，封建全消，古樂也成為少數儒家一種抱殘守缺的古董。對於一般的社會，古樂已不存在，連儒家所保守的音樂是否真正的或完備的古樂，也很成問題。一種音樂，不專是技術問題；整個的文化背景若已變化，舊的技術即或尚未失傳，往往也無力繼續維持一種舊的歷史現象。在藝術史方面，此理尤為顯著。以上一段變化，今日已無從詳知，但大體的過程尚可探尋。 音樂當初並無新舊之分。但春秋晚期產生了一種新的音樂，於是舊樂從此就稱「雅樂」，新興的稱為「新聲」，又稱「鄭聲」或「鄭衛之音」或「濮上之音」，反對的人甚至稱之為「淫聲」或「亡國之音」或「靡靡之音」。新聲發祥於鄭、衛兩國，在衛國的桑間濮上之地甚為發達。據《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濮水今已枯涸，故道在今河南延津縣與滑縣境內，屬衛，近鄭。《詩·鄘風》中有「桑中」之篇，乃男女相悅之詩，來源甚古，並非春秋末之新聲。由「國風」中可知與「桑中」篇相類的情詩各國皆有，並不限於鄭、衛，並且都是古代傳下，而非春秋末年的產品。音樂史上的桑間濮上之音是另一回事，與鄭、衛關係雖密，但不見得只是男女相悅之音，《漢書》中的解釋不免有誤會與附會之嫌。新聲雖出於鄭、衛，但要人中最悅新聲的是孔子幼年時在位的晉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平公的樂師師曠，是春秋末期有名的大雅樂家，仍擁護古樂，據《國語·晉語八》的記載，他對平公的嗜好新聲曾下斷語：「公室其將卑乎！」後世關於平公與新樂，流傳了一段美麗的故事，雖非實情，卻含至理。據《韓非子·十過篇》，衛靈公朝晉，路過濮水，夜間奇聲，出自水中，遂命師涓代為寫譜。師涓連聽兩夜，將聲譜完全寫下。到晉後，兩君相會，靈公命師涓獻新聲，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 平公曰：「此道奚出？」 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 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 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 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師曠曰：「不如清徵。」 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 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 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 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 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 師曠曰：「不如清角。」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駕象車面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 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 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這一段生動的故事，當然不能作為歷史看，但也不是好事者的妄言。很可能春秋末戰國初新聲中一個主題，就是前代的許多神話故事。這可代表封建文化將消末時的一種最後的懷想與追念，其中因懷古不可復得而生的悲哀怨訴的聲調特別悽慘動人。即或不然，這段故事最少也是歷史事實的一種藝術化的絕好描寫。由故事中可見新聲靡靡悅耳，感人的魔力非常之深，性質近乎西洋所謂浪漫的音樂。末流所趨，此種音樂甚至可發展到與今日的爵士音樂相類的地步。（今日西樂中的「爵士」一詞，幾乎可說是中國古代「靡靡」一詞的譯名！）傳統的雅樂，比較深沉醇厚，近乎西洋所謂古典的音樂，不專以聲調感人，較聲調尤為重要的是聲調背後的信仰與理想。歷史上大的革命時代，變化不限一方，而是普及於各部門的。春秋末戰國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革命時代，除政治社會的翻騰外，音樂也起了空前的變化：新聲代替了雅樂，浪漫代替了古典。然而每逢革命，任何一種改變，一方面有人擁護，就是革命派，一方面又有人反對，就是保守派。春秋末最有名的保守派，無論講到政治社會制度，或是講到音樂，都是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中，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衛靈公篇》中，孔子的表示尤為清楚：「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子個人也的確能賞識雅樂，所以在齊國聞韶之後，竟至三月不知肉味！但極端保守的理想，最後總是失敗。到戰國時代，雅樂已成了古董，流行的音樂幾乎都是新聲。《禮記·樂記篇》，魏文侯（公元前400年左右）問子夏說：「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這簡短的幾句問話，可說是音樂革命全部道理的一針見血之論，指明春秋與戰國兩個時代之間有一條不可強渡的鴻溝。好古的人儘管推崇雅樂，真能打動人心的只有新聲。 雅樂是祭祀與朝會或宴享時的必需條件之一。祭祀時，以樂「降神」，以樂「媚神」。至於朝宴時，「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是當然的。這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種禮數，並不是為消遣或娛樂的。其中即或含有消遣娛樂的成分，也只是附帶的，主要的作用是媚神與禮客。到戰國時，古代的祭祀雖未全消，但祭禮大半已成了儒家的理想，各國實際多不注意。古代的宴享之禮，也不能繼續維持。音樂已完全成了一種消遣，主要的目的是娛樂。至此「聲」與「色」才結了不解之緣。子夏在《樂記篇》中批評新聲的話絕非虛語：「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糅雜子女，不知父母，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新樂的主角是倡優，侏儒，歌男舜女，專供富貴之家的玩賞，古樂的鄭重與莊嚴以及信仰理想的成分已經消滅淨盡。 我們明白此點之後，對於墨子的極力反對音樂就不致感到難解了。《墨子》書中，除《非樂篇》外，《三辯篇》亦以排斥音樂為主題，可見「非樂」在墨子思想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墨子誠然是一個莊嚴過度的人，對於一切的藝術大概都無賞鑒的能力，也完全不明幽默為何物。《論語》中不只屢次提到孔子發笑，甚至開玩笑，並且由許多章句中都可看出孔子是一個富於幽默而和藹可親的大師。《墨子》一書，雖超過《論語》的篇幅許多倍，但由始至終沒有一句笑語。全部《墨子》中所表現的墨子人格，是一個誠懇過度，莊重過度，終生未嘗一笑的人物。《莊子·天下篇》中批評墨子，說他「為之太過」，又謂「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又「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又，「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由這種種評語可想見墨子的終日拉長面孔而孜孜不已的精神，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心的精神。此種人一般都是不笑的，也是不知藝術為何物的。墨子的仇視音樂，幾乎成了一種變態心理。據《淮南子·說山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城名有「歌」字，即不肯入，真是把音樂與洪水猛獸同樣看待了！這即或是後人開玩笑的故事，也可證明墨子非樂論所給人的印象是如何之深了！ 但墨子本人的個性，只能解釋非樂的一部分。假定戰國時代的音樂仍與春秋以上的音樂性質相同，仍為祭祀與朝宴時所必需，則信仰鬼神追求治平的墨子大概不致無條件的非樂。《荀子·樂論篇》，說了墨子一大篇不是，實際恐怕都是文不對題的門戶之見。荀子所擁護的是雅樂，墨子所反對的是新聲。正因為戰國時代的音樂完全是娛樂品，並且往往是少數人的娛樂品，極端功利主義者的墨子當然要排斥攻擊。同時，他本人又是一個不能賞鑒音樂的人，也就難怪他的非樂理論說得非常痛快淋漓了！ 音樂一發展到純娛樂的階段，就離末日不遠了。「亡國之音」的名稱，甚為恰當；不只是國家將亡，新樂甚至可說是一種偉大文化將亡的先聲。漢以下歷代正史中雖都有講到音樂的文字，但幾乎全部是抽象的與機械的描寫。秦漢以下，我們不再聽到真正偉大的音樂，也不再見到大的音樂家。此後的所謂音樂家只是李延年一流的倡優人物，後世也日趨愈下。最近六七百年來的音樂，以戲曲中的聲調為代表，可謂為音樂的極端末流。至於婚喪大事所用的音樂，使人聽了真有哭不得笑不得之感！戰國時代音樂雖已大變，但古代的雄厚之氣尚未全消。高漸離與荊軻所共同奏唱的《易水歌》，雖然音調已完全失傳，但寥寥十數字的歌詞仍能使二千年後的人想見當時的悲壯氣概。秦漢以下，文化的氣息一代比一代微弱，以致到今日我們幾乎成了一個沒有音樂的民族。 近年以來，國人對古樂又漸注意，少數的有心人並且要在可能的範圍內設法恢復古樂。真正的恢復，當然絕不可能。無論雅樂或新聲，已都成為萬古不復的過去。但這種運動卻是中國又要產生新的偉大音樂的徵兆，也是中國文化又要有新的發展的徵兆。 （原載《中央日報》昆明版194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