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世界如何中國 · 時代的悲哀

今日的世界正處在一個大的動亂時代，到處都是問題，每一個問題又好似都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案，以致人心普遍的不安，被一種莫可名狀的憂慮心理所籠罩，一若非常的大禍隨時就要臨頭的模樣。但我們若隨便找一個警覺性銳敏的人去問，今日世界的問題究竟何在，他恐怕又將無辭以對。若問一百個人非要答案不可，很可能要得一百種不同的說法。若說今日的問題，是社會不公道，誠然無人否認。但過去較今日尤不公道的時代尚多，當時似乎並無今日的普遍的失望，若說是經濟的不景氣，生活有困難，這也是人有同感的。但就經濟上講，過去的時代很少能與今日比擬，今日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並不超過歷史上多數的時代，恐怕多數人的生活還遠優於前代；但過去的人並無今日的不滿與悲觀。若說是政治不合理，那也是任何人都可接受的說法；但政治的完全合理，一向只在理想世界存在，並不屬於實際的世界，而從前生在實際世界的人類並不如我們這樣的總有不可終日之感。 「哀莫大於心空」 根本的問題究竟何在？或者無人願意武斷的作答。但我們為備一說，不妨認為今日世界最大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缺乏信仰；「哀莫大於心死」，似可改為「哀莫大於心空」。今日的人心，普遍的空虛無主，所謂對政治、對社會、對經濟、對一切的不滿與反抗，主要的都由空虛而來。我們為清楚起見，若極端的講一切不滿的表示、一切反抗的行動、一切清楚的或不清楚的、說得出的或說不出的欲望，可說都是藉口，都是內心煩惱狀態下向外找發泄對象的一種活動。一般人所喊的、所做的、所追求的，並不代表他們內心中真正的要求。所以他們表面所懸的目標即或達到，他們仍是不會滿足，恐怕還要找其他的發泄對象，以便排出他們心中的無窮悶氣。 基督教維繫不了人生 我們以上的話，並非專論中國，也非特指歐美而言，這種時代症是有世界性的，中西各國都不能免。先講西洋，過去支配歐美的人心的是基督教。任何痛苦，任何混亂的時代，人心中都有基督教的信仰作為生活的指針，最困難也不致完全無望。心安理得，身外的一切問題都比較的容易應付。即或應付不了，也不致有漂泊無主之感。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十九世紀是最後的有信仰的時代，大體上講，十九世紀是浪漫主義的時代。對於三四百年前盛行的、法國革命才完全推翻的封建制度，與封建制度下的宗教神秘、社會狀態、人生理想，歐美的人類發生最後一次的回憶與無限溫情的嚮往。對於封建時代的歷史，歐美人士是到十九世紀才徹底研究的。對於封建時代的文化，歐美人士是到十九世紀才真正的賞鑒的。十九世紀的人不一定都信宗教，然而都有宗教的精神，靠著宗教傳統所賜予的餘力，一般人對世界仍然樂觀，對宇宙仍有希望，對人生仍認為是有無限的前途，半宗教的半科學的無限進步論可說是十九世紀的中心信仰。所以有人稱十九世紀為「希望的世紀」，能說清楚的人或者很少，但每個人對於未來都懷有無窮的希望。這個心理的樂園，及今思之，已是夢境。點破這個幻夢的就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大戰的歐美人類，都漸漸感到十九世紀只是一種迴光返照，是末世前夕的一種盛世追憶。這種感覺，到第二次大戰的今日更為普遍，普遍到無人認為值得多談的程度。今日歐美的人心是沒有希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前途的，只有對於身外的一切亂事抨擊，以求得一種臨時的虛偽安慰。這種安慰有如鴉片所給的安慰，沒有真正滿足之時，並且惡癮愈來愈深，終極的前途是整個的毀滅。 中國的家族主義也失了效用 中國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雖與歐美不同，但因受了強有力的西洋的一百年的動盪，我們今日已經不由自主，在大潮流上無法逃脫歐美的影響；歐美的精神空虛，在中國也同樣的出現。中國原來也有宗教，就是家庭主義或家族的崇拜。所謂拜祖，並非拜祖，而是拜祖先所象徵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整個家族，就是「拜子孫」也無不可。周代的銅器上，多刻有「子子孫孫永寶用」一類的字句，這是家族主義最清楚的表現。講孝道，講三年喪，講繁雜喪服制度，這都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宗教行為。個人之前有無窮世代的祖先，個人之後有無窮世代的子孫，個人只是這個無窮之間的一個小點，個人的使命不是自己的發展，而是維持無窮的長線於不墜；有助於維持此線的個人發展，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發展。人生不能專為自己，必須有大於自己的理想目標，作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的。這是古今一切宗教的共同點。中國自四千年前文化初開起，就選擇了家族生命與家庭發展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四千年間並無根本的變化。佛教本是一種反家族的或非家族的宗教，但傳入中國後，就很快的中國化，輪迴因果變成家庭的盛衰的一種解釋與保障，超脫七世父母的盂蘭盆會在一般的意識中是佛教的最大典禮。至於與家族無關的佛學奧義，那是少數人的研究題目，並非一般人的信仰對象。這是家族主義根深蒂固的明證，把一種反家族的外來信仰也變成維持家族的一種助力。 但這種局面今日已經過去，或將要過去，或已微弱不堪，不能再作為滿足人心的一種精神力量。過去一個中國人的全部需要、全部欲望、全部的精神要求，都在家族的園地內得到滿足。成年後，就結婚，生理的最大需要已無問題。娶妻後就生子，自己上下銜接，自然感到成為無窮世代中的一環，精神已有寄託，無須再有更抽象更超然的理想或信仰。娶妻生子後若有新的發展，也不過是做一番光宗耀祖揚名於後世的以家族為中心的事業；否則只在家門之內安分度日，身體精神兩方面已都可沒有空虛之感。但今日情勢大變，成年後不一定娶妻，娶妻後不一定生子，即或娶妻生子，因為家族的環境已改，也不能再滿足一個人的全部精神需要。凡是一個中年人以上的青年，總有空虛之感。僅打個人的小算盤的終屬少數，多數人都要把自我擴大，追求超然的理想。而可悲的就是舊的理想已不適用，西洋也不能給我們一個完全滿意的新的理想，許多青年只有左右彷徨，無所適從。 俄羅斯民族的新生力量 西洋的發展如彼，中國的發展又如此，按理今日是到了宗教復興或新宗教創立的時會。但最少在目前，所有舊的宗教都無復興的生力，新的宗教也無創立的徵兆，人心最大需要無從滿足，這是今日全世界各地莫可名狀的動亂的根本原因。心地空虛的人，對於外界的一切都會感到厭棄的。但飢者不擇食，渴者不擇飲，饑渴至極的今日人心必要尋找一個止痛救苦的力量。逢巧今日世界上有一個富有信仰力量的民族，有創造新宗教的潛力，自然成為許多人的嚮往之路。這就是俄羅斯民族。 撇開至今沒有前途的非洲的許多民族不談，俄羅斯人是今日世界文化發展上最年輕的民族。中國、印度、回教世界、西歐北美，就文化的過程言，都已到了早期的或晚期的成年時代。唯一尚未成年的，距離成年尚遠的就是俄羅斯。年輕的民族是必有宗教的，無論為自創或外來，宗教必是民族的最大支持力與支配力。俄羅斯民族沒有自創宗教，它的宗教是由拜占庭帝國接受的希臘教。不幸自大彼得受西化實行變法之後，希臘教日愈腐敗，成為政治的可憐工具，引起有心人的深刻反感。十八世紀以下的俄羅斯文豪無不秉有深刻的宗教精神，但同時多數人都厭棄正統的希臘教。這是一極不幸的矛盾。矛盾的最後結果就是一九一七年的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在精神上講，布爾塞維克是一個渾厚的原始民族創造宗教與新文化的革命運動，但它所打的一個重要的旗號卻是一種強烈的反宗教主義。一個根本上屬於宗教性的運動而喊出反宗教的口號，豈不是最可悲的一種矛盾？這個矛盾完全是希臘教的罪惡所造成。一個宗教運動而唾棄宗教，它就只有把信仰的目標轉移到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強以實現沒有階級的社會，以實現此世的樂園，為宗教的信仰與宗教的目的。然而實際的政治總是一種妥協的勾當，永遠難滿人意，把實際政治作為理想與信仰，是註定失望的。神秘的基督教、回教及其他類似宗教不必說，連中國的家族宗教，把信仰的對象也寄托在已死的很容易理想化的祖先身上，以及未生的更容易理想化的子孫身上，所以家族主義也不失為鼓勵人心的一種活力。但實際的政治與此不同，眼前所見的都是古今政治場所的不美現實，在這種情形下而要人長久維持宗教熱誠，顯然的大非易事。 布爾塞維克主義何以轟動世界 而我們現在所要談的不是俄羅斯，而是俄羅斯所影響的外面世界。無論如何的不滿人意，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顯然是適合俄羅斯民族的一部分要求而解放了民族一部的潛力，使他能在一種奇特的政治性宗教之下發揮出宗教的努力與奮鬥精神。宗教性尤其顯著的，就是它的宣傳精神與同化能力，在人類歷史上這是新宗教所獨有的特徵。第三國際存在也好，廢除也好，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向外傳播是一樣的。逢巧今日世人之望宗教，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所以俄羅斯民族的向外宣傳特別順利。真正講來，許多人所接受的，主要的不是任何的政治經濟理想，而是這種理想背後的宗教精神與宗教安慰。所以對於一個已信的人，他人若想用辯理的方法來證明他政治理想的錯誤或不妥，那是最愚不過的企圖，因為整個事情根本不是理性的問題，而是信仰的問題，用辯理去推翻信仰，是向來沒有成功之望的。今日世界各國，正式加入共產黨的人都屬少數，往往是極少數，但接受共黨主義的所謂左傾思想或左傾心理，今日卻相當普遍。青年人尤其多受此種影響。一個人在二十歲左右，是最需要信仰的時候，在舊信仰都已失效的今日，各國的青年很自然的就群趨於這唯一的新信仰。今日許多青年的醉心於蘇聯的一切，為蘇聯而忘身忘家、忘國家民族，都可由此中得到解釋。這是一種宗教現象，一種不可理喻的而最自然不過的人類行為。 但悲哀也由此而來 但時代的悲哀也由此而來。把信仰寄托在實際政治上，總是非常危險的。在短暫的狂熱時期，可以只求理想，不問實際，閉眼而不看實際，看見而仍否認實際。但很少人有長久維持這種超絕狂熱的本領。遲早要有一天，信徒們要了解政治終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擇手段，在目標上也往往要違背本心。愈是誠懇的人愈易感到失望，失望的程度也必愈深。凡是與青年接觸較多，並以同情的態度觀察青年的人，心中都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痛苦印象：就是熱烈幾年之後的一些青年面孔，一種任何的物質打擊所不能產生的面孔。雙目無神，面部全無表情，象徵精神之幾乎全部死去。並且這種青年都是最有希望的青年，神經最敏，理想最高，熱情最奔放。一般的青年可於失望後摒棄一切信仰，專心從事個人的事業，不再過問難以捉摸的問題。他們當然也有痛苦，但痛苦是暫時的，是有止境的。少數特別誠懇的青年，卻不能忍受失望的打擊。深的創痕終生不能治療。他們為生活的驅使，或能機械的從事一種事業，但他們永不能再有自發的振作。「哀莫大於心死」一詞，可以改變意義而應用到這種青年身上，他的心已因不堪摧殘而死去，他們已成了行屍走肉，不是可恥的，而是可憐的、最值得同情的行屍走肉。這種人各國都有，並且不在少數。這是二十世紀的時代悲哀。尤其可悲的，就是這種時代悲哀短期還看不出解脫的跡象，使人對整個局面發生最痛苦的愛莫能助之感。我們只能相信人類文化尚未發展到盡頭，只能希望人類的自尋煩惱僅是一時的現象，只能認定人類的創造力量還有新發展的可能；在黑暗中的短期摸索之後，不久可以發現一片光明的無限前程。 （原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