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之餘 · 卷四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於河北、榆中三萬戶。 漢高帝五年九月，徙諸侯於關中。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初，婁敬使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屈、昭，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徙劉敬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景帝元年正月，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又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已上於茂陵。初，主父偃說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併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好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帝從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實之。 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陵。（此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鉤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後，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四年夏，徙三輔富人於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杜陵。 武帝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郡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行，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崔寔《政論》曰：「古有移人通財，以贍烝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民猶群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曉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百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毅者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於守御。」 獻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其後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貴。曹公征關中，得以為資。 魏文帝改長安、譙、許昌、亳、洛陽為五都，今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齊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居齊郡之西安、臨淄、昌國縣界，為新漢、南豐縣以居流民。 蜀主建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晉宣帝為驃騎大將軍、都督雍州，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預為征南將軍。初，伐吳軍至江陵，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蕭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二十三年，遷漢川流民於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自彭城徒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徙江南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南流民於姑孰，合計萬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靈符為丹陽尹。山門縣土境偏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資之家於徐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傑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兼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芝、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彧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字疏皋，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凱、郗顒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以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己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速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漠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缺，習之既難，勤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勛王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棘荊，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徙民，井成良業。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萬口，以充京師。二月，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 二年，陳留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存勞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於京師。 《娥清傳》：清為給事中黃門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頗為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 延和元年，車駕征馮文通，徙成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開倉以賑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齊之人以實河北。又陸俟，太武時，與高涼王郵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實河北。 七年，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 獻文皇帝興三年，徙青州齊民於京師。 孝文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之民葬河南，不得遷河北。於是代人南者悉為河南洛陽人。 北齊神武帝為魏相，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備勒還本屬。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之處，百姓驚擾。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 宣帝大象元年，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預、亳、青、齊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隋場帝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逵、將作大匠字文愷，營建東京，徙預州郭下居民以實之，又詔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泰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玄宗開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願者，隨其所樂，其數奏聞。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二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孫禮，分田給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軍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禮奏：「山西民徙居彰德，衛輝、懷慶、廣平、大名、東昌、開封，凡五百九十人戶。」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核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征其稅。 永樂元年八月甲戌，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金史許安仁傳》：「章宗時，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經營國邑，制為田宅，使至者有所歸，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國史律令 《戰國策》：「楚相柏舉之戰，蒙谷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谷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與存國相若。」 《東觀漢記》：「陳咸，哀、平間，以明律為侍御史。王莽篡位，歸鄉，至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 《唐書》：「韋述居史職，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偽官。至德二載，收兩京，議罪，流渝州死。廣德二年，其甥蕭直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倉皇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沾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通鑑》：「唐莊宗滅梁，御史台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風聞言事 《宋史陳次升傳》：「為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後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 《彭汝礪傳》：「為監察御史裹行，論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為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廣聰明也。』卒不奉詔。」 御容 《舊唐書》：「唐武宗會昌五年十月乙亥，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塑容，在一堂之內，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廟。』從之。」 唐莊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進本朝十二聖寫真及玄宗《封太山圖》。 蜀王衍建上清宮於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備法駕。 宋邵博《聞見錄》：「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為佛祠，有唐二帝苧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紀》：「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宮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於石，在含水縣東。 《元史石天麟傳》：「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後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禁也。』事遂寢。」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時，為河北河東兩路統制接應使，被擒不屈，請為黃冠。時神霄宮廢，道士舊以徽宗為東華君，將毀其像。宏中為起紫微殿，遷像事之。」 廟諱 李百藥《北齊書》：「凡諸帝廟號，為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 《宋史》：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者義訓，或以威武為義，或以迴旋為義，又為植立之象，又為亭郵表名，又為圭名，又為姓氏，又為木名，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為義者，今欲讀曰威；以迴旋為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為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為『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常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則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 三十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造遷翼皇帝、簡穆皇後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從。 紹興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凡廟諱未祧，只當闕筆。」 《實錄》：「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進賀表箋禮儀，其有御名、廟諱，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種樹 脯齊書》：「劉善明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 《梁書沈瑀傳》：「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棗，女丁半之。咸歡悅，頃之成林。」 魏應豫《與龐惠公書》：「比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栽桑棗 《實錄》：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農民田畝，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詔諭五軍都督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詔鳳陽、滁州、廬州等處民戶種桑棗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上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飢，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鹹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裡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也。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於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種植桑、棗，且授之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用足，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人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六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田，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正統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調學校風憲官，兼督民間栽種桑、棗。 平陽府《太平縣誌》：「國初，令各里設拓桑園，以重蠶事。其後皆廢，地多為民占，嘉靖聽民易買，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漢，易得拓桑故園，舍為義冢。」 《郡國志》：「凡桑、棗田地，丈量時俱被豪民攤灑糧稅，占為己業，故處已不可考，命桑，棗帶稅糧徵收。」（《金史食貨志》：「凡桑、棗戶民，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補新，使之不闕。」） 老人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詞。先是，州縣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越訴於京。及逮問，多不實。上於是嚴越訴之禁，命有司擇民間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聽其鄉訴訟。若戶婚、田宅、鬥毆，則會裡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且給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貼書 《實錄》：「洪武四年正月，禁諸司濫設貼書。初，省府諸司既設掾令史，復設貼書，乃前元官不親案牘，弊奸吏得以舞法，為害滋甚。於是內外諸司定設掾吏、令史、書吏、司吏、典吏，員之多寡視政之繁簡為額，若濫設貼書者，罪之。」 案牘減繁式 《實錄》：「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牘，減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犢最繁，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為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體文繁詞，多為好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為好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為定式，鏤板頒之，俾諸司遵守。」 欽字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升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 巡檢 《實錄》：「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於關律扼要，遏察奸偽，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以檢防有道，訊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 喪制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屍，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原風化。』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北平種田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謂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惡死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付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輪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以罪徙者。十月丁丑，詔罪人應發屯戍者，皆從六科給事中及行人司編次隊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奏：「種田囚人，若照籍貫分定地方，則有多寡不同，難於編甲。今宜不分籍貫，於保定、真州、順天等府，挨種安置，先近後遠，庶凡聚落易成，屯種有效。」從之。 華夷譯語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言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即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指揮司並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會姓名，時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斷百官酒肉 《魏書食貨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櫱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盜賊轉眾，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說 《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懦，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翦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讖兆 漢孝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青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及昌邑王廢，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禪碑》立於黃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齊正芳年號。 漢後主改元炎興，賈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於人也。今中權軍名，而漢年極於炎興，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晉王位，遂以受禪。 魏時起安世殿，後晉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上，號為「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及克玄，遂居之。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未幾，孫恩作亂，再踐會道子所封。靈秀，孫恩字也。 後周《華岳頌》立於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壽。 唐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綜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後自製。文有曰：「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邠國公《功德碑》立於長慶二年，而其文有曰：「主歷天齊。」及敬宗即位，改元寶曆。 宣宗制《秦邊陲曲》，其詞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檮杌》：蜀人擊拂，以初人為「孟人」。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盂得姓名。有徐延璚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華侈，衍常幸之，於壁上戲題曰「孟入」字以戲之，蓋蜀中以盂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蓋先兆雲。 蜀王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為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為非工，自命筆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兆長春。」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即命兵部侍郎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癸未雜識》云：「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平康。忽一日，命妃嬪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樓，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回輦。翌日上賓，而英宗登極。蓋曙字，英宗御名也。 又寇宗忠愍《雜說》：「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皆不稱旨，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邪即大位。」 又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戶刻摟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嶽廟。黃文納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寶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中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平紀號實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諸臣議之，以為「陛下紹統於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無待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起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趙世延作《蔣山鍾銘》有曰「大明未東」。） 譎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朴。」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跡，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為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讀其所著《乘州人物誌》、《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仆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仆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為之說者。而又或以仆之說為李君之說，則益以微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憚貽誤來學，非好辨也，諒之。 來札：（據李君謂仆與之札。）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膝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為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為琅邪，樂安之博昌為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留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誌》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於薛城。」《括地誌》曰：「孟嘗君家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留川，乃般陽縣耳。以為漢之菑川，而又以為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仆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為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縣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曹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並《史記入《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札：營丘在臨淄，今營丘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大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丘，後改臨淄而營丘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誌》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義曰：「《括地誌》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人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誌》，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丘。二郡並雲師尚父所封，而臣玻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丘城，按《史記》雲「營丘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大公之營丘，則《括地誌》謂營丘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灘字似淮，當是點畫差訛，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國錢鏐曰錢壙，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厶隹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為淮（戶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櫰，（《爾雅》：櫰，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櫰、梓、竹、漆。）水從櫰根出，故呼為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篆作隹，即「濰」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為淮，則竟為「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篆作佳。於隸則差之毫厘，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氾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塗壙，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塗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塗中。」產是「滁」字。古「滁」省作「塗」，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仆與李君皆臆為之悅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為淮，而地誌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現吳門之馬？足下來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並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雲，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系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系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上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發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閶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雲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為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雲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范，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於晉為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為誰。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待郎平章事景公諱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嘆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於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志銘》，亦以為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仆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剿為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人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人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途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於鱗所謂「龍斗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眾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為牽合難據。足下來讀道書，道書云：「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岳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詞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援漢書祭把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於之呆，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於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蠍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仆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記》而征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雲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札：俗以丈人為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群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為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成阝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閶」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為王畿。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候附紂者眾，故封大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而《盂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吳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又《金滕》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