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與人生

當代中國文化史家梁漱溟關於探討人生問題的學術專著。全書21章。主旨在於從文化史角度論述人生哲學,人心的實質與作用,人與自然的關係等。認為 「人心,應當是總括著人類生命之全部活動能力而說」 。人類生命之全部活動能力,應當從其機體內外兩面來看它。所謂對外一面即: 人在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即有所感受,復有所施為,既有所施為,復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動能力。作者認為自己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3期,第1期便是近代西洋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後來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2期。從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3期。認為 「古東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國儒家,均是人類未來文化之一種早熟品; 因為不合時宜就耽誤 (阻滯) 了其應有的 (社會) 歷史發展,以致印度和中國在近代世界上都陷於失敗之境。」 在中國古代,儒墨兩大學派是相反的。墨家是實利主義者,只從意識計算眼前利害得失出發,而於如何培養人的性情一面缺乏認識。儒家則於人的性情有深切體認,既不忽視現實生活問題,又能照顧到生命深處。還認為,「儒家始終站在人生立場上,而印度佛家則否定人生」,超越乎人生立場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以享受豐厚的淨飯王太子,即有室家之樂乃棄家遠走者,深有感觸於人生問題而必求其解決也。此一大心大願非生命本性向上奮進不已之表見耶?夫亦曰人類要求徹底認識其自己而已,豈有它哉! 作者指出 「孔孟論調太高,只能期之於人類文明高度發達之共產社會。」 一般說來,在社會生命一面之所謂道德既要在盡倫,而人與人的關係隨歷史發展和各方情況卻不一樣,則以適合其時其地的社會要求為準。一時一地社會雖不相同,但從宇宙大生命來看,要求秩序穩定 (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又要求有所前進 (改良乃至革命) 卻是同的。當需要穩定時,力求有助於穩定的行事,當需要改革時發動改革,那便合乎時宜,便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