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何爭鬥 · 八、我們所能做的

在我們活著的時候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呢？ 許多男女希望為人類服務，但他們感到困惑，並且他們的力量似乎是無窮無盡的。絕望抓住了他們；最激情澎湃的人最易受無能為力之感的折磨，最易因希望渺茫而精神崩潰。 只要我們只想著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做的似乎就不多。我們也許不可能結束戰爭。我們無法破壞國家或私有財產的過度權力。我們無法在此時此刻給教育帶來新生。在這些事情上，儘管我們可以看到種種弊端，但我們無法用任何普通的政治方法來迅速糾正。我們必須認識到，世界是以錯誤的靈性統治的，靈性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我們的期望不必非得是為了明天，也可以是為了現在少數人思考的東西成為多數人的共同思想的那一刻。如果我們有勇氣和耐心，我們就能思考思想、感受希望，正是這希望遲早會激勵人們，會將疲倦和沮喪轉化為活力和熱情。因此，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們自己的頭腦中清楚地認識到，我們認為美好的生活是怎樣的，我們渴望在這個世界發生的變化是怎樣的。 其思想至關重要的人所擁有的終極力量，遠大於承受著當代政治非理性之苦的人。宗教的寬容曾是一些大膽的哲學家的獨到推測。民主，作為一種理論，興起於克倫威爾軍隊的少數人之中；王政復辟(1)後，民主被他們帶到美洲，並在獨立戰爭中開花結果。拉斐特和其他與華盛頓並肩作戰的法國人將民主理論從美國帶到法國，並在那裡與盧梭的學說相結合，啟迪出了法國大革命。社會主義——無論我們怎樣看待其優點——是一個偉大的、正在改變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不斷壯大的力量；而社會主義起源於極少數孤立的理論家。反對婦女的從屬地位的運動已經變得勢不可當並且勝利在望，該運動以同樣的方式始於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之手，如瑪莉·沃斯頓克雷福特(2)、雪萊、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從長遠來看，思想的力量大過任何其他的人類力量。那些有能力根據人的需求去思考、去發揮想像力的人，遲早會實現他們要的善，儘管也許不是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 但那些希望通過思想來贏得世界的人，必須安於在當下失去它這樣一種支持。大多數人都是沒有太多疑問地度過一生，接受他們現有的信仰和做法，覺得如果他們不與這個世界作對，世界將成為他們的盟友。對世界的新思維與這一舒適安逸的默許是不相容的；它需要某種智識上的超然、某種孤獨的能量，一種內在地支配世界及其產生的世界觀的力量。若沒有一些承受孤獨的意願，新思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如果冷漠伴孤獨而來以致與他人聯合的願望破滅，或者如果智識的超然走向了蔑視，那麼它任何目的都不會達成。這是因為所要求的心智狀態是微妙而困難的，因為很難做到智識上超然而又不冷漠，所以關於人類事務的豐碩思想並不常見，而大多數理論家不是墨守成規就是缺乏建樹。正確的思想稀有而艱難，但它並非沒有力量。如果我們想給這個世界帶來新的希望，那就不必因害怕思想無力而遠離思想。 當尋求一種在任何時刻都有用的政治理論時，所需要的並不是烏托邦的發明，而是發現運動的最佳方向。這一次好的方向，表面上可能與下一次好的方向大相徑庭。有用的思想能在當前指明正確方向。但在判斷何為正確的方向時，有兩個總的原則一向適用： 1．儘量提升個體與集體的發展和活力。 2．在促進一個個體或集體的發展時，儘可能少地損害另一個個體或集體的發展。 第二條原則，當它應用於個人與他人的交往時，是關於敬畏的，即他人的生命同我們的生命一樣重要。當它被非個人地應用於政治之中時，不啻為自由原則，或者說自由原則是它的一部分。自由本身是一個消極的原則；它叫我們不要去干涉，卻不提供任何基礎去供人們建構。它表明許多政治和社會制度是不好的，應當予以清除，卻沒有說明該用什麼來填它們留下的空。因此，如果我們的政治理論並不純粹是破壞性的，就需要有進一步的原則。 在實踐中將上述兩種原則結合併非易事。世界上許多生命能量都流入了實施壓迫的渠道。德國人展現了非凡的生命力，但不幸的是，它是以一種與鄰國的活力格格不入的形式呈現的。總的來說，歐洲比非洲更有生命力，但歐洲用它的能量通過工業化去壓榨非洲，甚至壓榨黑人的生命。東南歐的活力因為為美國百萬富豪的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而正在枯竭。過去，男性的活力一直是女性發展的一個阻力，不久的將來，女性也有可能成為男性發展的類似阻力。因此，敬畏之原則本身雖並不充分，卻十分重要，能夠昭示這個世界所需的許多政治變革。 為了使這兩個原則都能得到滿足，所需要的是一種統一或整合，首先是我們的個體生活，然後是共同體和世界的生活，並且是在不犧牲個體特徵的情況下。一個個體的生活，一個共同體的生活，甚至是全人類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幾個獨立的片段。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成長是被鼓勵的，而不是與他人的發展不相容的。這樣一來，這兩種方式便和諧了。 整合個體生活的是一個始終如一的創造性目標或無意識的方向。單憑本能不足以使一個文明的男人或女人的生活統一起來：必須有某種支配性的對象、抱負、對科學或藝術創造的渴望、宗教原則或強烈而持久的情感。生活的統一對於一個經受過某種失敗的男人或女人來說是很難的，那種本應是支配性的衝動被抑制了並夭折了。大多數職業從一開始就將這種失敗強加到一個人身上。如果一個人成了一名記者，他可能不得不為一家他不喜歡其政治觀點的報紙撰稿；而這扼殺了他對工作的自豪感和他的獨立感。大多數醫務人員發現，不玩騙人把戲是很難成功的，而真的這麼做了的話，他們的任何科學良知都會因此而被摧毀。政治家們有義務安撫宗教支持者，不僅要被迫接受政黨的綱領，還要裝成聖人；幾乎沒有人能不帶偽善地進入議會。沒有哪種職業中還有一丁點兒對那種本職自豪感的尊重（沒有這個，人就不是完整的）；這個世界因為它暗示了獨立就無情地將其粉碎，而相比解放自己人們更渴望奴役他人。內心的自由無比珍貴，一個能維護它的社會將是人們極度嚮往的。 一個人的成長原則不一定是因為阻止他做某件確定的事而被打破的，但往往是因為勸他去做其他事情而被打破的。壓垮成長的，是在生命衝動希望有效的方向上產生無力感的事。最糟的事是意志所認同的事。通常，主要是由於缺乏自知之明，一個人的意志抵不過自己的衝動：他的衝動指向某種創造，而他的意志則指向一種有著足夠收入並受到同時代人尊重的傳統職業。人們的刻板印象是藝術家為取悅大眾而推出粗製濫造的作品。但是，許多不是藝術家的人身上具有某種明確的藝術家衝動。因為這種衝動又深又愚蠢，因為往往與所謂的常識相悖，因為一個年輕人只有在他有意形成自己模糊的感情來對抗長者和朋友的智慧和謹慎的箴言時才會聽從它，所以在99%的情況下，創造性衝動從一開始就被抑制和挫敗了，而其中原本可以迸發出一種自由且充滿活力的人生：年輕人情願成為工具，而非獨立的工匠；僅僅做一種實現他人的手段，而非順應自己的本性去創造的技師。當他做出這種情願之舉的那一刻，他內心的某種東西就死了。他再也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再也不能擁有完好的自尊、正直的驕傲，而這些原本可能會使他的靈魂保持快樂，哪怕外界有種種困難和麻煩——除非，真正通過皈依以及他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 外在的禁止，意志並不贊成，但外在的禁止遠沒有誘惑意志的那些更微妙的誘因有害。愛情中的巨大失望可能會造成切膚之痛，但對於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來說，它不會造成像為錢而結婚那樣的內在傷害。實現這樣或那樣的特殊欲望並不是完全必要的：重要的是方向，是其所尋求的一種效力。當基本的衝動遭到意志的反對時，它就會讓人覺得無助：它不再有足夠的希望成為強大的動機。外在的強制力並不造成同樣的傷害，除非它產生了同樣的無力感；而如果衝動足夠強大而無畏，它就不會產生同樣的無力感。即使在想像出的最美好的社會，某些特殊欲望的挫敗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些人的不加節制的欲望會導致對他人的壓迫和毀滅。在一個好的社會，拿破崙不可能被允許從事他所選擇的職業，但他也許會在美國西部找到做開拓者的樂趣。若去當市府職員他是不會快樂的，但也沒有哪個尚可容忍的社會組織會強迫他去市府供職。 一個個體生活的整合要求它應該體現出一個人可能擁有的任何創造性衝動，並要求他所受的教育應當能夠激發和強化這種衝動。一個共同體的整合要求不同男女的不同創造性衝動應共同致力於某種共同的生活、某種共同的目標，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但在這當中這個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會發現有助於個人價值實現的東西。大部分源自生命衝動的活動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創造性的，它以同樣的衝動或環境促進自己的和他人的生活，一部分是占有性的，它用不同的衝動或環境來阻礙某種集體的生活。因此，許多本身極其重要的東西仍然可能會對生活不利，例如，17世紀清教徒在英格蘭的所為，或民族主義在今天整個歐洲的所為。生命力容易導致紛爭或壓迫，從而喪失生命力。戰爭在一開始就把一個民族的生活融為一體，但它瓦解了這個世界的生活，並且從長遠來看，當它變得像今天的戰爭一樣殘酷時，它也同樣會瓦解這個民族的生活。 戰爭已經清楚地表明，當文明國家間的關係受侵略和猜疑的支配時，不可能實現一個單一社會的生活的安全融合。因此，任何真正強大的改革運動都必須是國際性的。一個單純的民族運動肯定會因為害怕來自外界的危險而失敗。那些渴望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甚至渴望自己的國家得到根本改善的人，將不得不與別國有相似願望的人合作，並投入大量精力去克服因戰爭而加劇的盲目敵對。並不是只有在——比如愛國主義可以產生的——局部融合中才能找到最終的希望。問題是，在重要的衝動中保持創造性，同時將目前有破壞性的那部分疏導到其他渠道途徑中去，這一點在國內和國際問題上和在個人生活中是一樣的。 人的衝動和欲望可以分為創造性的和占有性的。我們的某些活動旨在創造本不存在的東西，其他活動則是為了得到或保留已有的東西。典型的創造性衝動是藝術家的衝動；而典型的占有性衝動是對財產的衝動。最好的生活，是創造性衝動發揮最大作用而占有性衝動起最小作用的生活。最好的制度是那些產生儘可能大的創造力和最小的占有欲並與自我保護相容的制度。占有欲可能有防衛性，也可能富於攻擊性：在刑法中，它是防衛性的，而在罪犯身上，它是攻擊性的。或許可以承認，刑法沒有罪犯那麼可惡，並且只要存在攻擊性占有欲，防衛性占有欲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是最純粹的防衛性占有欲本身也不值得讚揚；確實，只要它們強大，它們就會對創造性衝動產生敵意。「比如說，別去想我們該吃什麼、喝什麼，或者穿什麼？」凡是有強烈的創造性衝動的人，都知道這個準則確切的和字面意義上的價值：正是對財產遠甚一切的專注使人們無法自由而高尚的生活。國家和財產是占有欲的極大體現；正因如此，它們反對生命，並以發動戰爭作結。占有意味著取走或留住某個好東西不讓他人享用；創造則意味著為了人人能享用到而把好東西投入這個世界。既然世上的物質財富必須在人口中分配，既然有些人天生是強盜，就必然會有防衛性占有，在一個好的社會，這種占有將受到某種非個人的公正原則的規範。但是這一切只是好的生活或者好的政治制度的前奏，在這樣的生活和制度中，創造重於占有，分配方面的公正當然就會變得無趣。 無論是政治還是私人生活，最高原則都應該是促進一切有創造力的東西，從而減少以占有為中心的衝動和欲望。現在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占有性衝動的體現：對內，保護富人防範窮人；對外，用武力剝削低等種族，並與他國競爭。我們的整個經濟體系只與占有有關；然而，商品的生產是創造的一種形式，除了無可救藥的機械和單調乏味，它可能為創造性衝動提供了一種載體。為此，可能會取得很大成就的一種做法是使某類商品的生產者形成自治的民主團體，服從國家對其商品價格的控制但不受其生產方式的制約。 教育、婚姻和宗教本質上都是創造性的，但三者都因占有性動機的侵入而失效了。教育通常被視為通過灌輸偏見來延長現狀的一種手段，而不是通過慷慨的情感和精神上歷險的刺激來創造自由的思想和高尚的人生觀。在婚姻中，愛是創造性的，但愛被嫉妒束縛，而嫉妒是占有性的。宗教，本應解放靈性上的創造性視野，通常卻更關注壓制本能的生活，打擊思想的顛覆性。在所有這些方面，由不穩定的占有而滋生出的恐懼已經取代了由創造力激發的希望。理論上，想掠奪他人的念頭被認為是邪惡的；但是對遭到掠奪的恐懼同樣糟糕。然而，這兩種動機支配了十分之九的政治和私人生活。 一個人的創造並不會妨礙另一個人的創造，所以不同的人的創造性衝動本質上是和諧的。占有性衝動則會引起衝突。雖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創造性衝動和占有性衝動是對立的，但在心理上，二者很容易因環境和機會的偶然性而進入對方。應該研究衝動的起源和成因以及使它們發生改變的原因；應該使教育和社會制度能夠加強在不同人之間和諧存在的衝動，並削弱那些招致衝突的衝動。我毫不懷疑，以此方式可能完成的事幾乎是無窮無盡的。 是通過衝動而不是意志，個體的生命和共同體的生命才能獲得推動單一方向的力量統一。意志有兩種：一種向外的，一種是向內的。外向的這種，是由外部障礙發揮作用的，要麼是他人的反對，要麼是一項工作的技術性困難。每當不能馬上獲得成功時，這種意志就是一種強大的衝動或欲望的表現；它存在於所有精力充沛的人身上，只有在他們的生命力衰弱時才會衰退。在任何艱難的事業中，成功都是必要的，沒有它，就罕有大的成就。但是，被指向的內在意志只有當內在衝動或欲望發生衝突時才是必要的；一個完美和諧的天性是不需要內在意志的。這樣完美的和諧當然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所有人都會產生與他們的核心目標不相容的衝動，如果他們不希望整個人生陷入失敗，就必須抑制這種衝動。但這種情況最不可能發生在那些核心衝動最強烈的人身上；在一個力求自由的社會，這種情況也不會像在我們這個充斥著過時制度和專制輿論所造成的人為不相容的社會中那樣經常發生。那些希望自己的人生能體現某個核心目標的人，必須始終需要在出現這種情況時發揮內在意志的力量，但有了更好的制度，需要內在意志的場合可能會變少，也沒那麼重要。這種結果非常令人期待，因為當意志抑制那些只是偶爾會造成傷害的衝動時，它會轉移一種可能用來克服外在障礙的力量，並且如果被抑制的衝動是強烈而認真的，它實際上會減少可用的活力。一個充滿壓抑的人生很可能不再是充滿活力的人生，而是變得無精打采，毫無熱情可言。當衝動不斷受到抑制，它往往會消亡；就算沒有，也很容易轉入地下發揮作用，並以某種形式發出比它被壓制時更糟糕的信號。因此，應該儘可能避免使用內在意志的必要，而行動的一致性應該源於衝動的一致性，而不是意志對衝動的控制。 生活的統一不應要求抑制娛樂和玩耍的隨意欲望；相反，應該盡一切努力使生活的主要目的和各種本性無害的愉悅容易結合。諸如習慣性的醉酒、吸毒、殘酷的體育運動，或者享受痛苦的樂趣，本質上都是有害的，但文明人天然喜歡的大部分娛樂要麼根本無害，要麼只是通過某種影響而偶爾有害，這種影響可能在一個更好的社會中是可以避免的。我們需要的不是禁欲主義或單調的清教主義，而是能產生強烈的衝動和欲望並朝著偉大的創造性目標前進的能力。當這種衝動和欲望蠢蠢欲動時，它們會帶來創造美好生活所需之物。 儘管娛樂和冒險應有其共同點，但如果它們是人們所渴望的，就不可能創造出美好的生活。主觀主義，是種將思想和欲望導向自己的心境而非客觀事物的習慣，這不可避免地會讓生活變得支離破碎、毫無進展。以娛樂為生活目的的人，往往會逐漸對他習慣性從中獲得娛樂的事物失去興趣，因為他並不看重這些事物本身，而是看重它們在他心中激起的感覺。當樂事不再有趣，無聊就驅使他去尋找新的刺激，而這反過來又會令他失望。娛樂存在於一系列本質上不具有連續性的時刻；一個使生活統一的目的，是需要一些能長久的活動的，它就像是建紀念碑，而不是在沙灘上建小孩的城堡。 主觀主義除了一味追求娛樂之外，還有其他形式。很多人在戀愛期間對自己的情緒比對所愛對象更感興趣；這種愛不會導致任何本質的結合，但會使根本上的分離不減。一旦情感變得不再那麼鮮活，這種體驗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似乎沒有延續下去的動機。另一方面，新教和道德也助長了同樣的主觀主義罪惡，因為它們關注的是罪和靈魂的狀態，而不是外部世界以及我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主觀主義的這些形式無一能阻止一個人的生活不變得支離破碎和孤立無援。只有一種從占主導的衝動中迸發出來指向目標的生活，才能成為一個令人滿意的整體，或者才能與他人的生活緊密結合。 追求快樂和追求美德都受主觀主義的影響：享樂主義和斯多葛主義也受到了同樣的污染。馬可·奧勒留為當賢君而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並不是個有吸引力的人物。主觀主義是生活中思考多於行動時的自然產物：當外物被記住或被渴望，而非被真正體驗時，它們似乎變成了僅是想法而已。它們本身對我們，不如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產生的影響有趣。這一結果往往是文明程度日益增長所造成的，因為不斷增長的文明在不斷地減少對活靈活現的行動的需要，並不斷地增加思考的機會。但是，思想如果是主動的並指向實現某種目的，就不會有這樣糟糕的結果；只有被動的思想，才會導致主觀主義。我們需要的是保持思想與衝動和欲望的緊密結合，使思想本身始終是一個具有客觀目標的活動。否則，思想與衝動會成為敵人，對雙方都會造成大的損害。 為了讓普通男女的生活不那麼零碎和分散，也為了給他們更多機會發揮創造性的衝動，僅僅知道我們想要達成的目標或者宣稱我們要達到的目標是優秀的，這都是萬萬不夠的。有必要了解制度和信仰對衝動的影響，並通過改變制度來發現改善這種影響的方式。當我們完成這項腦力勞動後，我們的思想將依舊貧瘠，除非能將其與某種強大的政治力量聯繫起來。人們期待從中獲得任何幫助以實現似乎需要的變革的唯一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就是勞動力。所需的這些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比如像勞動力——可能會受到歡迎，尤其是在戰後的困難時期。戰爭結束後，勞動者的不滿情緒肯定會遍及整個歐洲，並形成一種政治力量，通過它大規模重建或許會產生效果。 文明世界若想免於衰敗，就需要根本地改變——改變它的經濟結構和生活哲學。我們當中感覺有必要改革的人，決不可坐視絕望：如果我們選擇改變，就能深遠地影響未來。我們可以發現並宣揚所需的改變，這種改變要求保持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信仰中積極的成分，並且通過消除其中消極和無關緊要的成分，產生一種所有不是純粹反動的東西都可以擁戴的綜合體。一旦弄清需要什麼樣的改變，就有可能把它的各部分做得更詳細。但是，在戰爭結束前沒有什麼詳細的用途，因為我們不知道戰爭會留下什麼樣的世界。唯一似乎不容置疑的是，戰爭產生的新世界將需要很多新思想。傳統觀念幫助甚微。很明顯，人類最重要的行為並不是由傳統政治哲學所強調的那種動機所引導的。製造出戰爭並將其維持下去的衝動來自一個比大多數政治爭論更深的區域。反戰的少數人亦來自這個區域。一個政治理論，如果要在艱難時代里堅持下去，就必須考慮到構成明確的思想基礎的衝動：它必須吸引這些衝動，並且必須發現如何使它們富有成效，而不是具有毀滅性。 經濟制度在促進或破壞生活方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除了奴隸制，現在的工業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機械和大規模生產是不可或缺的，必然會在任何取代現今體制的更優越的體制中存活。工業化下的聯邦民主政治或許是改革最好的方向。 當人生哲學被普遍相信時，也會對一個社會的活力產生巨大影響。目前最為大眾接受的人生哲學是，對一個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他的收入。且不說其他缺點，這種哲學是有害的，因為它使人瞄準一種結果而非一種活動，瞄準一種人在其中沒有區別的物質享受，而不是一種體現每個人個性的創造性衝動。更精緻的哲學，如高等教育中灌輸的那種，太容易將注意力集中於過去而非將來，集中於正確的行為而非有效的行動上。在這種哲學中，人們是無法找到力量來輕鬆地承受起傳統和不斷累積的知識的重量的。 世界需要一種哲學或宗教來提升活。但是為了提升生活，有必要關注生活以外的東西。為活而活的是動物，這沒有任何真正的人類價值，不能永久地使人類免於疲倦和一切都是虛榮之感。如果想得到完全屬於人類的生活，就必須服務於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在人類生活之外的某種目的，某種非個人的、高於整個人類的目的，如上帝、真理或者美。最能提升生活的人並不為自己的生活而活。他們的目標更像是一種漸進的替代形式，一種永恆的東西，一種在想像中生活在遠離紛爭、失敗和時間吞噬的天堂里的東西，把它們帶到人類的生活中。接觸這種永恆的世界，即便它只是我們想像的世界，也會帶來一種力量和根本和平，這種力量和和平無法被我們世俗生活中的衝突和明顯的失敗完全摧毀。這種對永恆事物的快樂沉思，便是斯賓諾莎所稱的對上帝的理智之愛。對於那些曾知道它的人來說，它是智慧的鑰匙。 由於我們的能力和機會不同，我們實際上要做的事也各不相同。但如果我們內心有靈性生活，我們必須做什麼，必須避免什麼，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通過接觸永恆的事物，通過一生致力於將神聖的東西帶入這個混亂的世界，哪怕是現在，哪怕是在殘酷、衝突和仇恨困住我們每個人的手的時候，我們也可以讓自己的生活富有創造性。在一個以占有為基礎的社會，要使個人生活富有創造性，遠比在一個人類以其努力可能在未來建立起來的社會裡困難。那些將開始更新這個世界的人必須面對孤獨、反對、貧窮和毀謗。他們必須能夠靠真理與愛，帶著理性的和不可征服的希望而活；他們必須誠實、明智、無畏，並以一貫的目標為指導。大量受此激勵的男女將征服——先是他們個人生活中的困難和疑惑，而後在時間上，也許只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部世界。智慧和希望是這個世界所需要的；雖然這個世界反對它們，但最終還是會尊重它們。 當哥特人洗劫羅馬時，聖奧古斯丁寫下了《上帝之城》——用精神上的希望取代了已被摧毀的物質現實。在聖奧古斯丁的希望存在並賦予世界活力的幾百年里，羅馬淪落為一個滿是骯髒簡陋的住所的村莊。對我們而言，也有必要創造一個新的希望，用我們的思想建立一個比正在自毀的世界更好的世界。因為世道不濟，我們所需要的遠比一般時代的多。只有思想和靈性的熊熊火焰才能拯救未來的一代代人，使我們認識和熱愛的那代人的死亡厄運不會降臨到他們頭上。 作為一名教師，我很幸運地接觸到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身上有希望和創造力，這種創造力將在這個世界上實現至少一部分他們賴以生存的想像中的美。他們被捲入戰爭，站在兩個不同的立場。有些人仍在戰鬥，有些人終生殘疾，有些人已然逝去；在那些倖存下來的人中，人們擔心許多人將失去靈性生活，擔心他們喪失希望，精疲力竭，未來的歲月將只是一段走向墳墓的疲倦之旅。在這場悲劇中，不少傳道授業之人似乎感覺盡失：他們以無情的邏輯證明，這些年輕人一直不可避免地被葬送在某種冷酷的抽象目的上；無動於衷的他們，在感情受到任何短暫的打擊後又能快速地平復。在這些人身上，靈性生活已死。如果靈性生活還在，便會以一種舐犢之情般辛酸的愛前去擁抱年輕人的靈性。它不會意識到自我的藩籬；他們的悲劇便是它自己的。會有某種聲音大喊道：「不，這是不對的；這樣不好；這不是一項神聖的事業，它毀掉了青春的光輝，令其黯淡無光。是我們老一輩人犯下了罪；我們有著邪惡的激情，我們身上靈性已死，我們無法出於內心的溫暖和靈魂的鮮活幻象而慷慨地生活，因而把這些年輕人送去了戰場。讓我們衝破這種死亡吧，因為死的是我們，而不是那些因我們對生活的恐懼而死的年輕人。他們的靈魂比我們有生氣：以後的歲月里，他們將永遠把我們困在羞恥和譴責中。他們的魂魄必須活過來，他們必須使我們復活。」 * * * (1)　指的是英國歷史上一段特殊而關鍵的無血腥革命。17世紀中葉，英國飽受貴族鬥爭、民間內戰、政治動盪之苦，甚至歷經了長達11年悲慘的無君主黑暗期。直到1660年5月29日人們迎回被放逐的查理二世，予其復辟加冕。王政復辟象徵英國恢復了君主政體。——譯者 (2)　18世紀英國作家，著名女權主義者。——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