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何爭鬥 · 一、發展的原則

對於所有有能力產生新印象和新思想的人來說，戰爭使他們過去的信仰和希望發生了一些改變。在每一種情況下，這種改變都取決於性格和環境，但無論以哪種形式，這種改變幾乎都是普遍的。於我而言，從戰爭中學到的最主要的東西是關於人類行為的源泉的某種看法，即這種源泉是什麼，以及我們可以合法地希望它會變成什麼。如果這種看法是成立的，那麼它似乎就為政治哲學提供了一個基礎，比起傳統自由主義哲學的表現更能在危機時刻屹立不倒。以下的演講——雖然只有一個是關於戰爭的——全都受到了戰爭所暗示的行為之源的啟發。所有這些演講都希望看到歐洲建立這樣一些政治體制，使人們厭惡戰爭——我堅信這是一種可以實現的願望，儘管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難免不會被大幅度和根本性地重建。 對於一個置身於使戰爭顯得必要的信仰和熱情的循環之外的人來說，一種孤立，幾乎無法忍受的被隔絕在一般活動之外，就變得不可避免了。就在這場世界性的災難將同情心提升到頂峰的時刻，同情心本身迫使人們按捺住已然席捲歐洲的那種自我毀滅的衝動。將人們救出他們正在加速進入的廢墟的這種無助渴望，使得有必要反對這股潮流，即使招致敵對情緒、被認為是冷漠無情、暫時失去贏得信仰的力量也在所不惜。阻止他人感受到敵對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過想像性的理解和由此產生的同情，避免自己產生任何相應的敵意。若沒有理解和同情，就不可能找到良方來打敗那個正在折磨這個世界的惡魔。 對這場戰爭存在兩種看法，兩者在我看來都不充分。這個國家通常的看法是，這是由於德國人的邪惡；大多數和平主義者的看法是，這是由於外交糾紛和政府的野心。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意識到戰爭在多大程度上脫離了普通的人性。德國人——以及組成政府的人——總體上是普通人，受到了驅使著他人的同一種激情的驅使，除了處境，他們和世上其他人沒有太大區別。戰爭被那些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外交官的人所接受，並且是有準備的，對不真實的和不充分的理由予以默許，但凡在其他國家或階級中廣泛存在任何對戰爭的深度反感，這種情況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人們相信的不真實的東西以及他們所不相信的真實的東西，皆是他們衝動的指標——不一定是每種情況下的個人衝動（因為信仰是具有感染力的），而是社會的一般衝動。我們所有人都相信許多我們沒有充分理由相信的事情，因為在潛意識裡，我們的本性渴望某些行為，這些信念如果是正確的，就會使這些行為變得合理。無根據的信念是衝動向理性表達的敬意；因此，與之相反但又相似的信念使這裡和德國的人們都認為自己有責任發動戰爭。 接受這種觀點的人自然會首先想到，如果人們更多地處於理性支配之下，那會很好。對於那些認為戰爭必定會對所有戰鬥人員造成難以形容的傷害的人來說，戰爭似乎只是一種瘋狂之舉，一種集體的精神錯亂，和平時期人們所知道的一切都被遺忘了。如果衝動得到更多的控制，如果思想不那麼受激情支配，那麼人們將保護自己的思想免受戰爭狂熱的侵襲，爭端也會得到友好的調停。這是事實，但僅憑事實是不夠的。在一些人身上，進行真正的思考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種激情，只有這些人才會發現這種欲望足以控制戰爭的激情。只有激情才能控制激情，只有相反的衝動或欲望才能抑制衝動。正如傳統道德家所講的那樣，理性太消極，太不鮮活，無法創造美好的生活。不是單靠理性就能阻止戰爭，而是要通過一種積極的生活，它包含著與那些導致戰爭的力量相反的衝動和激情。所以，需要改變的是衝動的生活，而不僅僅是有意識思考的生活。 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源於兩個方面：衝動和欲望。欲望所起的作用一直得到充分的承認。當人們發現自己並不完全滿足且無法立即獲得會導致滿足之事物時，想像力就將他們認為會使自己快樂的事物帶到他們的腦海。所有的欲望都包含一個時間間隔，它存在於意識到一種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機會之間。由欲望激發的行為本身可能是痛苦的，得到滿足的時間可能很長，所期望的對象可能是我們自己生活之外甚至我們死後的東西。作為一種指導力量，意志主要包括對或多或少遙遠的物體的欲望，儘管有這些行為引起的痛苦，有不相容但更直接的欲望和衝動的誘惑。所有這一切都是熟悉的，迄今為止，政治哲學幾乎完全建立在欲望之上，並將其作為人類行動的源泉。 但是欲望只支配著人類活動的一部分，並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只是更自覺、更明確、更文明的部分。 在我們天性中更本能的部分，我們是被某些行動的衝動所支配，而不是被某些目的的欲望而支配。孩子們奔跑喊叫，不是因為他們期望實現的什麼好處，而是出於一種想要奔跑喊叫的衝動。狗對月狂吠，不是因為它們認為這樣做對它們有何好處，而是因為感到了一種吠的衝動。促使人們做出諸如吃、喝、做愛、爭吵、吹噓等舉動的不是任何目的，而僅僅是一種衝動。那些相信人是理性動物的人會說，人們吹噓是為了給別人留下好印象，但我們大多數人都能回想起自己吹噓的時候，儘管知道我們應該因此而被鄙視。出於本能的行為通常會取得一些自然人可以接受的結果，但並非出於對這一結果的渴望而採取。它們是由直接衝動來執行的，即使在正常的預期結果無法遵循的情況下，這些衝動也往往很強。成年男性喜歡想像自己比孩子和狗更有理性，並不自覺地向自己隱瞞衝動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了多麼重要的角色。這種無意識的隱藏總是遵循一定的總體計劃。當一種衝動沒有沉溺於它產生的那一刻時，就會產生一種欲望，渴望沉溺於這種衝動的預期後果。如果某些可以合理預期的後果明顯是令人不快的，那麼預見和衝動之間就會產生衝突。此時，如果衝動弱，預見也許會占上風，這就是所謂的理性行動。如果衝動強，要麼預見會被篡改，令人不快的後果將被遺忘；要麼在有英雄主義情懷的人那裡，後果可能會被魯莽地接受。當麥克白意識到自己註定要戰敗時，他並沒有退縮，而是高呼： 來吧，麥克杜夫， 誰要是先喊「夠了，住手」，誰就去下地獄！(1) 但這種衝動的力量和魯莽並不多見。大多數人在他們的衝動很強烈的時候，通常通過潛意識的選擇性注意成功地說服自己，對衝動的放縱將產生可喜的後果。整個哲學、整個倫理價值體系都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它們是一種屈從於衝動的思想的體現，旨在為衝動的放縱提供理性的基礎。唯一真實的想法是源於好奇心的智識衝動，導致了對了解和理解的渴望。但大多數被認為是思想的東西都是由非智識的衝動激發出來的，只是一種說服我們自己的方法，即如果我們放縱這種衝動，就不會失望，也不會造成傷害。(2) 當衝動受到抑制，我們會感得不適甚至強烈的痛苦。為免受這種痛苦，我們可能會放縱自己的衝動，於是我們的行動便是有目的的。但是痛苦僅僅是由於衝動而存在，並且衝動本身是指向一種行為，而不是為了擺脫抑制衝動的痛苦。衝動本身仍然沒有目的，而逃避痛苦的目的只有在衝動被暫時壓制時才會出現。 衝動是我們活動的基礎，它遠遠超過欲望。欲望有自己的作用，但沒有它看起來那麼重要。衝動帶來了一連串順從的虛構的欲望：當人們的行為實際上沒有外在動機時，衝動讓人們感到他們渴望放縱衝動所帶來的結果，並且他們是為了這些結果而行動的。一個人可能在相信自己渴望得到讚美的情況下寫書或繪畫；但一旦完成，如果他的創作衝動沒有耗盡，他所做的便會令他不感興趣，於是他開始一項新的工作。這一點適用於藝術創作，亦適用於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切：直接的衝動是感動我們的東西，而我們認為自己擁有的欲望其實不過是衝動的外衣。 的確，與衝動相反，欲望在人類生活的調節中所占份額很大，且越來越大。衝動是不穩定和混亂無序的，不容易融入一個井然有序的系統；它可能在兒童和藝術家當中被容忍，但它被認為不適合那些希望受到認真對待的人。幾乎所有有酬勞的工作都是出於欲望而非衝動：工作本身多少有些令人厭煩，但報酬是人們需要的。填滿一個人工作時間的嚴肅活動，主要是由目的而非對這些活動的衝動所支配，只有少數幸運者例外。在此，幾乎無人看出弊端所在，因為衝動在令人滿意的存在中所處的地位沒被認識到。 衝動，對於一個不參與實施或不一起想像它的人來說，似乎總是瘋狂的。所有的衝動本質上都是盲目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並非源於對後果的任何預見。不共享衝動的人將對後果是什麼以及那些必然產生的後果是不是想要的形成不同的估計。這種意見分歧似乎是道德上的或智識上的，而其真正的基礎是衝動上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衝動的差異繼續存在，就不會達成真正的意見一致。在所有擁有充滿活力的生活的人身上，都有一些在別人看來可能完全不合理的強烈衝動。盲目的衝動有時會導致破壞甚至死亡，但有時會給世界帶來最好的事物。盲目的衝動是戰爭的根源，但也催發了科學、藝術和愛情之花。我們並不是要削弱衝動，而是想引導它朝向生命和成長而非朝向死亡和腐朽。 意志力對衝動的完全控制——有時是由道德家鼓吹的，有時是受經濟需要所迫——其實並不可取。生活如果由目的和欲望支配，排除了衝動，生活將是很累人的；這樣的生活將耗盡生命力，最終讓一個人對自己一直試圖達到的目的無動於衷。當一個國家以這種方式存在時，整個國家往往變得軟弱，沒有足夠的把握來認識和克服其欲望的阻礙。工業主義和組織主義不斷迫使文明國家越來越有目的地生存，而不是衝動行事。從長遠來看，這樣一種存在方式只要不令生命之泉枯竭，就會製造新的衝動，但不是那種意志已經習慣於控制或者那種有意識地思考的衝動。這些新的衝動往往比那些已經檢查過的衝動更糟。過度的紀律，尤其當它是從無到有時，常常導致殘酷和毀滅的衝動；這就是軍國主義對國民性產生不良影響的原因之一。如果自發的衝動無法找到出路，則幾乎總是會導致死氣沉沉或者各種壓抑的反對生活的衝動。一個人的衝動從一開始就不是由他的本性而定的：在一定範圍內，會因他的處境和生活方式而深刻變化。應當對這些變化的性質進行研究，並應在判斷政治機構和社會機構是在行善還是作惡時考慮到這種研究的結果。 戰爭的發展，主要源於衝動，而不是理智或欲望。既有侵略的衝動，也有反侵略的衝動。有時，兩者中的任意一個可能都符合理性，但在很多情況下都與理性相悖。每一次衝動都會有伴隨而來的信念的大豐收。適用於攻擊性衝動的信念，可以在貝恩哈迪(3)或早期的伊斯蘭世界征服者身上看到，在《約書亞書》中更是得到了完美地展現。首先是有一種信念，堅信自己的集體有卓越的品質，堅信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被選中的人。這就證明了這樣一種感覺，即只有自己集體的善與惡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世界上的其他集體只應被視為更高等的種族的戰利品或拯救之物。現代政治中，這種態度體現在帝國主義身上。整個歐洲對亞非、許多德國人對歐洲其他地方都是這樣的態度。 與攻擊性衝動相關的是抵抗攻擊的衝動。其例證就是以色列人對非利士人(4)或中世紀歐洲對伊斯蘭世界的態度。它所產生的信念，是相信那些做出令人恐懼的攻擊行為的人具有非同常人的邪惡，並且相信民族習俗所具有的巨大價值，而他們取勝後可能會對這些予以壓制。當戰爭爆發，英法的所有反動派開始談論對民主造成的危害，儘管直到那時他們仍全力反對民主。反動派們這樣說並非沒有誠意：反抗德國的衝動令他們珍視德國的進攻所危及的一切。他們愛民主是因為他們恨德國；但他們認為他們恨德國是因為他們愛民主。 侵略和反侵略的相關衝動，在所有參戰國家都是有效的。那些沒有被這兩種衝動之一支配的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人，有些人的民族情感與他們所處的國家是對立的。這班人包括一些愛爾蘭人、波蘭人、芬蘭人、猶太人和其他受壓迫國家的人民。在我們的角度看，這些人或可排除在我們的考量之外，因為他們與那些參戰的人具有同樣的衝動天性，只是外部環境有所不同。 第二類人，並沒有成為支持戰爭的力量的一部分，他們的衝動天性或多或少地衰退了。反對和平主義的人認為所有的和平主義者都屬於這類人，除非他們是德國人。人們認為，和平主義者是沒有血性、沒有激情的人，即便在自己的兄弟為國捐軀時亦可冷眼旁觀、理性推理。在那些僅僅是消極的和平主義者且不過是不主動投入戰爭的人當中，也許有一定比例的人是正確的。我認為戰爭的支持者在譴責這種人時是正確的。儘管導致戰爭的衝動造成了種種破壞，但一個有這些衝動的國家比一個所有衝動都已消亡的國家擁有更多的希望。衝動是生命的表達，只要衝動存在，就仍有希望將其轉向生存而不是死亡；而缺乏衝動就如一潭死水，繁衍不出新的生命。 然而，積極的和平主義者並不屬於這一類：他們並非沒有衝動的力量，而是對戰爭懷有敵意的衝動大到了足以克制引發戰爭的衝動的地步。把自己投入到與國家生活背道而馳的整個運動中去，去敦促一個表面上毫無希望的事業，去招致公開的羞辱，去抵制集體情緒的傳播，這些並非一個沒有激情之人的舉動。避免公眾輿論敵意的衝動是人性中最強烈的衝動之一，只有通過一種非常規的、直接的、不可算計的衝動才能克服；能促成這種行為的並非只有冰冷的理性。 衝動亦可分為創造生命的衝動和造成死亡的衝動。戰爭中體現出的衝動就包括造成死亡的衝動。任何一種創造生命的衝動，如果足夠強大，都會使人挺身而出反對戰爭。其中有些衝動只在高度文明之人身上才會強烈，有些則是普通人性的一部分。對藝術創作和科學發現的衝動是那些創造生命的更文明的衝動之一。許多藝術家絲毫不受戰爭狂熱的影響，並不是因為感情脆弱，而是因為他們的創造性本能，對願景的追求，使他們對民族激情的侵略之舉持批判態度，不去響應好戰的衝動在其中披著偽裝的神話。少數受科學衝動支配的人注意到了其他交戰集團的與之匹敵的神話，並通過理解而被引向中立。但是，並非只有這樣經過改進的衝動才能產生一種足以改變世界的民間力量。 生活中有三種力量不需要特殊的精神稟賦，這在現今並不少見，在更好的社會制度下可能會非常普遍。這三種力量是：愛、建設性的本能和生活的樂趣。當前，這三種力量都受到人們生活條件的制約和削弱——不僅表面上不那麼幸運的人如此，大多數富裕之人也是如此。我們的制度建立在不公和權威之上：只有關閉我們的心靈不去同情，關閉我們的思想拒絕真理，我們才能忍受我們賴以獲利的壓迫和不公。傳統的成功觀使得大多數人過著湮滅了他們最重要的衝動的生活，而生活的樂趣也消失在無精打采的疲倦中。我們的經濟制度迫使幾乎所有的人去實現別人的而非自己的目標，這讓他們感到行動無力，只能獲得一點點消極的愉悅。所有這些都破壞了社會的活力、個人的博大情感和慷慨看待世界的能力。所有這些都不是必要的，都可以用智慧和勇氣來結束。一旦結束，人們帶有衝動的生活將會截然不同，人類可能會邁向一種新的幸福、一種新的活力。鞭策這種希望正是這些演講的目的。 男人與女人的衝動、欲望——只要在他們的生活中是真正重要的——就不是彼此分離的，而是從成長的一個中心原則出發，有一種本能的緊迫感引導它們朝著某個方向前進，就像樹木尋求光一樣。只要這種本能運動沒被挫敗，無論可能發生何種不幸，都不是根本性的災難，也不會產生因自然生長受到干擾而導致的扭曲。如果我們想直觀地理解人，那麼每個人身上的私密中心就是想像力必須理解的。它因人而異，決定了每個人所能達到的卓越類型。社會制度最大限度能為一個人做到的就是使其成長自由且充滿活力：這些制度不能強迫他按照其他人的模式成長。人身上也有一些衝動和欲望——比如對毒品的——不是從中心原則長出來的；這樣的衝動，當它們變大到有害時，就必須通過自律來加以檢視。其他衝動，儘管可能會在個人的中心原則之外成長，也可能對他人的成長有害，因而需要為了他人的利益而加以遏制。但總的來說，對他人有害的衝動往往是成長受挫所致，傷害他人的衝動在那些本能發展不受阻礙的人身上往往最少。 像樹木一樣，人的成長也需要合適的土壤和充分的不受壓迫的自由。政治制度能有助於也能阻礙人的成長。但是，人成長所需的土壤和自由要比樹木所需的土壤和自由更難發現、獲得；而我們所期望的全面發展是無法定義或證明的，它微妙而複雜，只能靠敏銳的直覺去感受，靠想像力和尊重去模糊地理解。這不僅或主要取決於物質環境，也取決於信念和情感、行動的機會乃至整個社群的生活。這種人越是充分發展和文明，他成長的那些條件就越複雜，它們對他所生活的社會總體狀況的依賴性就越高。一個人的需求和欲望並不局限於他自己的生活。如果他的思想全面、想像力豐富，那麼他所處社群的失敗就是他的失敗，而它的成功亦是他的成功：據此，他的社群的成敗，決定了他自己的成長是受惠還是受阻。 在現代世界，大多數男女的成長受到了從較簡單的時代繼承下來的制度的阻礙。隨著思想的發展和知識的進步，以及對物質世界的掌控能力的增強，成長有了新的可能，也形成了新的要求，如果那些提出要求的人沒有受挫，就必須予以滿足。對限制的默許更少了，限制已不再不可避免，而只要這些限制仍然存在，過上好日子的可能性就會更小。那些給予某些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多機會的制度，不再被不那麼幸運的人認為是公正的，儘管比較幸運的人仍然極力捍衛它們。因此，一場普遍的衝突出現了，傳統和權威被並置為反對自由和正義者。我們所宣稱的道德，作為傳統，失去了對那些反叛者的控制。舊制度的捍衛者與新制度的擁護者之間的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一種關係密切的各行其是不斷增加，並已經以此方式進入了幾乎所有的生活關係。在爭取自由的戰鬥中，男人女人們越來越無法衝破自我的樊籬並實現真正的、至關重要的聯合所帶來的成長。 我們所有的制度都有其權威的歷史基礎。東方暴君無可置疑的權威在萬能的造物主身上找到了宗教的表達，他的榮耀是人類的唯一目的，而人類無權與他對抗。這種權威傳給了皇帝和教皇、中世紀的國王以及封建等級制度中的貴族，甚至傳給了每個要面對妻子的丈夫、每個要跟孩子打交道的父親。教會是神的權威的直接體現，國家和法律由國王的權威構成，土地上的私有財產是由征服男爵們的權威發展而來的，家庭則受父系權威統治。 中世紀的制度只允許少數幸運的人自由發展：絕大多數人的存在是為少數人服務的。但是，只要權威真正受到尊重和承認，哪怕是被最不幸的臣民尊重和承認，中世紀社會仍然是有機的，而且對生活沒有根本上的敵意，因為外在的服從和內心的自由是相容的，因為它是自願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制度體現了一種真的被人們相信的理論，而現在沒有能為我們當前制度辯護的理論讓我們去相信。 中世紀的生活理論因未能滿足人們對正義和自由的要求而崩解。在壓迫手段的重壓之下，當統治者超越了他們理論上的權力時，受壓迫者不由地意識到他們自己也有權利，不必僅僅為了增加少數人的榮耀而活著。漸漸地人們發現，人一旦有了權力就很可能濫用，而這種權力實際上意味著暴政。由於對正義的要求遭到了掌權者的抵制，人們變成日益分散的一個個單元，每個都在為自己的權利而戰，而不是被有機的共同目標捆綁在一起的一個真正的共同體。缺乏共同的目標已經變成了不幸福的一個根源。而導致許多人歡迎當前戰爭的爆發的原因之一，在於它使得每個國家再次成為一個有著單一目標的整體。眼下，戰爭通過破壞在作為一個整體的文明世界中一個單一目標所帶來的開端做到了這一點；但這些開端還很孱弱，幾乎沒有受到其破壞的影響。與同胞團結在一起的新感覺，要比想到與敵人的距離越來越遠更讓人們高興。 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個體的加固與分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永遠不可能徹底恢復原狀。如果一個有機的社會要想發展，我們的各項制度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以體現現代情感所要求的對個人及其權利的新的尊重。中世紀的帝國和教會將個體掃地出門。異教徒——但他們被無情地屠殺——沒有任何因後來的迫害而引起的顧慮。他們與迫害他們的人一樣，被說服應該有一個普世的宗教：他們的不同之處只在於這個宗教的教義應該是怎樣的。在少數藝術和文學界人士中，文藝復興破壞了中世紀理論，然而，除了懷疑論和混亂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取代它。這一中世紀理論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由於路德主張個人的判斷權並斷言主教會議(5)的不可靠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從這種主張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這樣的信念：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不能由權威為他決定，而必須由每個人自由選擇。正是在宗教問題上，爭取自由的鬥爭開始了，也正是在宗教問題上，它取得了一場近乎徹底的勝利。(6) 從極端個人主義發展到衝突，並隨之——人們希望——發展到一個新的重新融合，這種發展幾乎在生活的每個部門都可以看到。主張是以正義的名義提出的，是以傳統和因襲權利(7)的名義抵制的。每一方都真誠地認為它應該獲得勝利，因為兩種社會理論並存於我們的思想中，而人們總在不知不覺中選擇了適合自己情況的理論。因為這場鬥爭漫長而艱辛，所有的一般理論都漸漸被遺忘；最終，只剩下自我主張，當被壓迫者贏得自由時，他們會成為他們之前主人那樣的壓迫者。 這一點在所謂的民族主義中最為明顯。從理論上講，民族主義是一種學說，即人們根據自己的同情和傳統，形成各種稱為「民族」的自然群體，每個民族都應在一個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大體上，這一學說可以被大家接受，但在實踐中，這一學說採取了更為個人化的形式。受壓迫的民族主義者爭辯道：「從同情和傳統上說，我屬於A民族；但我處於B民族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公正的，不僅因為民族主義的一般原則，而且因為A民族更慷慨、進步、文明，而B民族是壓迫、倒退、野蠻的。正因如此，A民族理應繁榮昌盛，而B民族理應被貶抑。」B民族的居民自然對抽象正義的主張充耳不聞，因為他們帶有個人的敵意和蔑視。然而，如今在戰爭中，A民族獲得了自由。取得自由的能量和自豪感產生一種勢頭，它幾乎毫無疑問會導致企圖征服外國或拒絕給予某個小民族自由。「什麼？你說作為我們國家一部分的C民族有權反對我們，就像當年我們有權反對A民族一樣？這太荒謬了！C民族鄙俗而動盪，不可能有一個好的政府，如果它不想對其所有鄰邦構成威脅和干擾，就需要強有力的統治。」英國人在談到愛爾蘭人時就一向這麼說，德國人和俄國人談到波蘭人時，加利西亞波蘭人談到魯塞尼亞人（Ruthenes）時，奧地利人談到馬扎爾人時，馬扎爾人談到塞爾維亞人的南斯拉夫同情者時，塞爾維亞人談到馬其頓保加利亞人時，也一向這麼說。這樣，理論上無可非議的民族主義通過一種自然運動走向了壓迫以及征服的戰爭。15世紀，法國人剛擺脫英國人不久，就開始出征義大利；西班牙剛從摩爾人手中獲得自由，就為了歐洲的霸權投入了與法國之間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衝突。德國的例子在這方面非常有趣。18世紀初，德國的文化中都是法國的身影：法語是宮廷語言，是萊布尼茨的哲學著作所用的語言，也是禮貌的書信往來和知識學習的通用語言。民族意識幾乎不存在。後來，一系列偉人以其詩歌、音樂、哲學、科學領域的成就在德國創造了一種自尊。但在政治上，德國的民族主義僅僅是拿破崙的壓迫和1813年起義造成的。幾個世紀以來，打破歐洲和平的每一次動亂都是從法國、瑞典、俄國入侵德國開始的，之後德國人發現，通過足夠的努力和團結，他們可以使外國軍隊遠離他們的領土。但是，所需的努力實在太大了，以致在拿破崙的失敗已經使純粹的防禦目的實現時已然停不下來。一百年後的今天，他們仍然從事著同樣的運動，這已經成了一種侵略和征服。我們還難以猜測現在是否看到了這場運動的終結。 如果人們有強烈的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主義將有助於界定不同民族的邊界。但是，因為人們只在自己的民族內感受到共同體的存在，所以除了武力，什麼也不能使他們尊重別的民族的權利，即使後者正代表自己主張完全相似的權利。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工業體系發展以來就存在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衝突中，在尚處於初級階段男女之間的衝突中，都可以預計到類似的發展。 在這些不同的衝突中，我們需要的是某種原則，真心實意地相信它將有公正的結果。彼此自我主張的相持不下，只能通過偶然的武力相當來實現正義。企圖以權威為基礎的制度得到任何支持都是沒有用的，因為所有這樣的制度都包含不公正，一旦不公正切實發生，就不能在不給它的擁護者和反抗者造成根本傷害的情況下使之永久化。這種傷害在於自我（ego）之牆的加固，使它們成為一座監獄而不是一扇窗。個人的不受阻礙的成長有賴於與他人的多多接觸，它必須是自由合作的性質，而非被迫效力於人。雖然對權威的信任還在，自由合作與不平等及服從是相容的，但現在平等和彼此的自由是必要的。所有的制度——如果它們不妨礙個人的發展——必須儘可能基於自願結合，而不是基於法律的強制或大權在握者的傳統權威。若沒有重大而根本的變革，我們的任何制度都不能在這一原則應用時生存下來；但是，如果這個世界不想被解體成一個個強硬而分散的單元，每一個都在與其他所有單元開戰，這些變革就是勢在必行的。 個人之間良好關係的兩個主要來源是：本能的喜歡和共同的目標。在這兩者中，一個共同的目標在政治上似乎更為重要，但事實上，它往往是本能的喜歡或共同的本能厭惡的結果而非原因。生物群體小到家庭大到國家，都或多或少由本能的喜歡構成，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共同的目標。 本能的喜歡是一種感覺，它使我們在有人陪伴時感到快樂，在此人面前感到興奮，希望與之交談、共事、玩耍。它的極端形式是戀愛，但它較微弱的形式（甚至最微弱的形式）具有政治重要性。一個天生不受歡迎之人的出現，往往會使其他人更受歡迎。當猶太人在場，反猶分子會愛一切基督徒同胞。在中國或非洲的荒野，任何一個白人都會受到笑臉相迎。共同的厭惡感是產生溫和的本能喜歡的最常見原因之一。 人們在本能喜歡的頻率和強度上大有不同，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也會有很大不同。在這方面，人們或可把托馬斯·卡萊爾和沃爾特·惠特曼看作截然相反的例子。對卡萊爾而言——至少在他的晚年——大多數男女都是令人厭惡的；他們激起了一種本能的厭惡，使他樂於想像他們在斷頭台或戰場上死去。這使他輕視大多數人，只對那些對人類生活造成極大毀滅之人感到滿意——如腓特烈大帝、弗朗西亞博士和埃爾總督(8)。這使他熱愛戰爭和暴力，鄙視弱者和受壓迫者——例如，他從未厭倦向「3萬痛苦不堪的裁縫女工」宣洩他的輕蔑。晚年，他的道德觀和政治思想的靈感不斷通過對幾乎全人類的反感得來。 沃爾特·惠特曼則恰恰相反，他對絕大多數男女都有一種溫暖而博大的感情。那些異乎尋常的排比和列舉（catalogues）在他看來似乎很有趣，因為每一樣東西都給他帶來快樂。大多數人只有在美麗超群或傑出不凡的人身上才感受到的那種快樂，惠特曼卻幾乎能在每個人身上感受到。從這種普遍的喜歡中生出了樂觀主義、對民主的信仰以及一種信念，認為人們很容易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與卡萊爾一樣，他的哲學和政治觀也建立在他對普通男女的本能的態度上。 並沒有客觀的理由可以證明這些態度中的哪個在本質上比另一個要理性。如果一個人覺得其他人討厭，沒有任何論據能證明人們不討厭。但若他像沃爾特·惠特曼而不是卡萊爾，那麼他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願望都更有可能得到滿足。沃爾特·惠特曼的世界比卡萊爾的世界更快樂，更能實現它的目標。因此，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應該渴望增加世界上的本能喜歡，減少本能的厭惡。這也許是用來評判政治制度的所有影響之中最重要的一個。 個人之間良好關係的另一來源是共同的目標，尤其是在不知道其原因就無法實現目標的地方。經濟組織，如工會、政黨，幾乎完全是由一個共同的目標構成的；可能與它們相關的任何本能的喜歡都是共同目標的結果而非原因。像鐵路公司這樣的經濟組織是為了某種目的而存在的，但這種目的實際上只需管理層的人知道：普通工人除了掙工資，別無他求。這是經濟組織中的一個缺陷，應加以糾正。工團主義的目標之一就是糾正這種缺陷。 婚姻是（或者應該是）基於本能的喜歡，但一旦有了孩子，或者有了想要孩子的想法，它就獲得了來自一個共同目標的額外力量。正是這一點，使它區別於不打算要孩子的那種不合常規的關係。事實上，在本能的喜歡消退後，共同目標會繼續存在並維持著牢固的關係。 當一個民族是真實的而非人為虛構之物時，它是建立在對同胞微弱的本能喜歡和對外國人共同的本能厭惡之上的。當一個英國人從歐洲大陸回到多佛或福克斯通時，他會以熟悉的方式感受到一些友好的東西：漫不經心的搬運工、叫賣的報童、端上劣質茶的女人，這一切都溫暖著他的心，似乎比那些有著奇怪的行為習慣的外國人更「自然」，也更像是人類該有的樣子。他願意相信所有英國人的靈魂都很善良，而許多外國人充滿了設計好的邪惡。正是這種感覺使得把一個民族組織成一個有政府管理的單元變得容易。當這一切發生時，就增加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像婚姻中一樣。外國人想侵略並踐踏我們的國家，想在戰爭中消滅我們，想貶低我們的驕傲。與我們合作預防這場災難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他們的合作加深了我們的本能好感。但是，共同的目標並不構成我們熱愛自己國家的全部由來：即使是締結已久的同盟國，也不會像我們的同胞那樣喚起同樣的感情。本能的喜歡，主要來自相似的習慣和習俗，是愛國主義的一個基本要素，並且事實上是整個感覺賴以存在的基礎。 如果人的自然成長要受到促進並且不受環境的阻礙，如果他們的欲望和需要要儘可能地得到滿足，政治制度就必須儘可能地體現共同的目標，培養本能的喜歡。這兩者息息相關，因為沒有什麼比受挫的目標和未滿足的需要更能破壞本能的喜歡，也沒有什麼比本能的喜歡更能促進為共同目標而開展的合作。當一個人的成長暢通無阻時，他的自尊心就會完好無損，那他也不會將別人視為敵人。但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一旦他的成長受阻，或者被迫成長為某種扭曲和反常之人時，他的本能會將環境當作敵人，他會變得充滿仇恨。生活的歡樂離他而去，惡毒將取代友好。駝背和跛子的惡行是眾所周知的；同樣的惡行也存在於那些以不太明顯的方式跛了的人身上。真正的自由，如果能夠實現，將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仇恨。 有一種並不罕見的信念認為，我們的本能是無法改變的，只能簡單地接受和充分利用。絕非如此。毫無疑問，我們都有一定的本色，它因人而異，是與外部環境共同作用而產生的。但即使是我們性格中天生的部分也很有可塑性。它可以因信仰、物質條件、社會環境和制度而變化。荷蘭人可能和德國人有著非常相似的性格，但前者因為沒有軍國主義和大國的驕傲，成年後會大異於後者。很明顯，獨身者的本能與其他男女的本能截然不同。幾乎任何一種本能都可以根據它所發現的出口的性質而有多種形式。引出藝術或智識創造力的本能，在其他情況下也可能導致對戰爭的狂熱。因此，對於一種活動或信仰是本能的結果這一事實，也並沒有理由認為它是不可改變的。 這適用於人的好惡本能，也適用於其他本能。對於人類——對其他動物也是如此——來說，喜歡他們同類中的一些而不喜歡另一些是很自然的；但喜歡和不喜歡的比例取決於環境，且通常是非常瑣碎的情況。卡萊爾的厭世症大部分歸因於他的消化不良，或許一個合適的醫療方案會讓他對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懲罰，作為一種處理社會希望阻止的衝動的手段，其缺陷在於對於阻止衝動的存在它什麼也沒做，而只是試圖通過訴諸自身利益來遏制對衝動的放縱。這種方法——既然並不能根除衝動——也許只會驅使它們找到其他生路，即使在其直接目標上是成功的；而如果衝動很強烈，單純的利己主義也不可能有效地抑制它們，因為它並不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動機，除非有異常理智、相當沒有激情的人。這被認為是一個比它更強大的動機，因為我們的情緒使我們欺騙自身乃至我們的利益，並使我們相信這與欲望或衝動促使我們採取的行動是一致的。 所以，人性難移這一常識並不正確。我們都知道，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熟識之人的性格都深受環境的影響；個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一般人類本性的變化的根本原因通常不是純粹的物質變化（例如氣候的變化），就是人類對物質世界控制程度的變化。我們可以忽略純粹的物質變化，因為這些變化與政治家並無太大關係。但是，人類通過發明和科學對物質世界的日益控制而產生的變化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通過工業革命，它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通過大型經濟組織的建立，它們變革了整個社會結構。人類的普遍信仰，主要是本能和環境的產物，已然與18世紀的信仰大不相同。但我們的制度既不適合我們新環境所開發出的本能，也不適合我們真正的信仰。制度有自己的生命，並且往往比使它們成為本能的合適外衣的環境持續得更久。這在不同程度上適用於我們從過去繼承下來的幾乎所有機構：國家、私有財產、父權制家庭、教會、陸軍與海軍。所有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壓迫者，並對生活充滿了敵意。 在進行政治重建的任何認真的嘗試中，都有必要認識到普通男女的根本需求。在政治思想中，人們習慣於假定政治所關心的唯一需求是經濟需求。這種觀點不足以解釋像目前的戰爭這樣的事，因為任何可能賦予它的經濟動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虛構的，其真正原因必須在經濟領域以外尋求。無需刻意的努力通常便能得到滿足的那些需要仍未得到承認，這就導致了一個有關人類需求的太過簡單的工作原理。許多以前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滿足的需要，現在在大多數男女中仍然得不到滿足，這主要是因為工業主義。但是，過去過於簡單的人類需求理論仍然存在，這使得人們忽視了缺乏滿足感的新根源，並就為什麼不滿足編造出了錯誤理論。在我看來，作為一種靈丹妙藥的社會主義在這方面似乎是錯誤的，因為它太急於假設更好的經濟條件本身能使人幸福。人所需的不僅僅是更多物質財富，還有更多自由、更多自我引導、更多創造力的出口、更多享受生活樂趣的機會以及更多出於自願的合作，同時少一些並非出於自己目的的不情願的服從。如果我們對自然的了解和控制力不斷增加，能結出使我們生活美滿的豐碩果實，那麼未來的制度必須為創造出所有這些東西提供幫助。 * * * (1)　摘自朱生豪譯本。 (2)　關於這個問題，試比較Bernard Hart's 「Psychology of Insa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4），Chap．V，especially pp.62-65。 (3)　Bernhardi，德國將軍，鼓吹撕毀協議，採取侵略型政策，認為戰爭是神聖的事業。——譯者 (4)　《聖經》中將他們描述成猶太王國最危險的敵人。——譯者 (5)　General Councils，掌握著教會的最高權威，這種主教會議至上論稱為Conciliarism。——譯者 (6)　根據《兵役法》（No.2）［1916年增加的注釋］，以基督教教義原因拒服兵役者可判處10年苦役。這部分寫於此事之前。 (7)　prescriptive right，又稱繼承性權利，柏克提出。——譯者 (8)　即牙買加總督愛德華·埃爾，1865年10月，在英帝國殖民地牙買加爆發了殖民當局屠殺當地黑人的駭人事件，即「莫蘭灣慘案」。其後，圍繞是否要審判該事件的主要責任人埃爾總督，英國朝野上下爭論數年。——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