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何爭鬥 · 導言

此書被諸多學者和非專業人士視為羅素對政治哲學做出的最重要貢獻。成書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損失越來越駭人聽聞，羅素打算替換掉自1914年以來他逐漸相信已經過時的以傑里米·邊沁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為代表的19世紀自由主義。1915年年末至1916年年初，羅素提出了一個政治理論。該理論基於「衝動比有意識的目標更能塑造人的生活這一信條」，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堅持《社會重建原則》（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中的大膽分析，稱這本書是對其「個人宗教信仰」的「讓人不滿最少」的闡釋。(1)羅素的觀點形成於1916年早期，他在倫敦進行的一系列關於「社會重建原則」的演講期間，1916年11月13日以此名付梓出版。至1954年，此書在英國印刷了13次，1960年出了第二版並印了4次，最後一印是在1989年。在美國，該書以《人為何爭鬥》為名，於1917年1月首次出版。至1971年，共印刷了8次。 羅素的戰前政治經歷並沒有讓他意識到他的同胞對戰爭是如此渴望，甚而隨著衝突加劇變得更加好戰。因此，在1915年年中，羅素通過分析社會行為、理性行為和感性行為的根源全方位地重新審視政治學的理論基礎，他認為上述行為源於破壞性、占有性的衝動或是建設性、創造性的衝動。對羅素而言，一個和諧社會的關鍵是塑造家庭關係、教育體制和政治體制，以此來促進創造性衝動的發展。 這些爭論使羅素脫離了他的傳統政治價值觀，因為在敵對行動爆發之前，他一直是個自由主義者，有著強烈的維多利亞時代中期激進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是他在潘布洛克宅邸(2)期間養成的。有證據表明，在爆發戰爭之前，羅素就想過修改自由主義傳統中的理性主義，以支持有關衝動的心理學理論。在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兩篇文章給他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它們1913年出現在威廉·詹姆斯逝世後出版的散文集和演講作品集中。其中一篇是他最著名的文章《戰爭的道德等價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另外一篇是他在美國演講的講稿，名為《在和平宴會上的講話》（Remarks at the Peace Banquet）。兩篇文章皆認為：大部分人都需要一個敵人，並希望通過戰爭來釋放他們旺盛的精力。但詹姆斯的推斷是，既然進步需要和平環境，那就必須不以人類為敵。戰爭再次激發了羅素對詹姆斯的關注，也對探尋攻擊性的心理根源產生了興趣。事實上，早在1914年10月，當羅素為諾曼·安吉爾的刊物《戰爭與和平》寫了一篇名為《為什麼國家愛戰爭》（Why Nations Love War）的文章時，詹姆斯哲學對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之後，在《社會重建原則》一書中，羅素直接提到了詹姆斯： 他對這個問題的陳述不能再好了。就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位充分面對了這個問題的人。但他的解決方案遠遠不夠，或許沒有足夠的解決方案也是可能的。(3) 1914年之前，羅素已經了解了伯納德·哈特在《癲狂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Insanity）中對弗洛伊德的無意識衝動的強調。儘管如此，在戰爭結束之前羅素似乎並沒有讀過弗洛伊德的任何著作。 1916年1月18日至3月7日，羅素在倫敦的卡克斯頓禮堂做了一個系列演講，共計8次，其間首次提出了他對於「重建」的想法。該觀點源於羅素通過與D.H.勞倫斯一年的交往，當時兩人的關係時好時壞。他們都震驚於戰爭的血腥殺戮，都將這種殘酷無情視為非理性的。他們都在獨立思考之後堅信現代社會的不公和壓迫造成了如此深切的不幸福感，以至於人們需要戰爭來緩解他們的沮喪。奧托琳·莫瑞爾女士認識勞倫斯，並且十分欽佩他那些對攻擊行為的情感泉源進行探索的小說。她也深知她的舊情人羅素也在全力解決同樣的議題，即人們為什麼要用武力來解決人際和國際問題。奧托琳堅信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倆能為世界做出很大貢獻，於是在1915年2月為這兩人安排了會面。 一開始羅素和勞倫斯完全被對方的才華所吸引，甚至打算1915年秋季在英國舉行一輪大型的巡迴演講，希望能改變民眾，使之對道德有一種全新的理解。但在1915年春天，兩人在價值觀和性情上的巨大差異致使勞倫斯對羅素髮起了猛烈的個人攻擊，嘲笑他的想法淺薄而陰險。他譴責羅素是個無情的理性主義者，對暴力有著不可告人的渴望；而羅素則視勞倫斯為法西斯主義的馬前卒。儘管勞倫斯的指責使羅素深受打擊，但他很快恢復了內心的平靜，繼續進行他的演講計劃。 羅素聯繫了C.K.奧格登，後者為《劍橋評論》工作，是一位反戰的編輯，他同意為羅素的系列演講做宣傳並幫他進行組織安排。羅素十分喜歡演講，而演講也很受絕大多數確有同情心的知識分子、和平主義者和激進政治家的歡迎。在一封寫給奧托琳女士的信中，里頓·斯特拉奇描述了這些聽眾的興奮之情： 伯特蘭的演講於人頗有裨益，是極好的慰藉和提神醒腦的良方。人們專心致志地聽他講話，一周又一周地期待著他的到來，我也是一場都不能錯過——昨天我就拖著自己疲憊的身軀去了那個陰森可怕的卡克斯頓禮堂……但這一切很值得。他毫無猶疑的樣子簡直太棒了——政府、宗教、法律、財產甚至高尚體統本身——通通侃侃而談——好一場迷人的演講！除此之外，他的建設性想法非常宏大，讓人覺得自己一直在想那樣的事情——但模糊不清，沒有定論；而他總能把這些想法歸攏，組合起來，並把它牢牢地植入人們的思想，讓它閃閃發光。我不相信當今世上還能找出第二個人像他這般強大。（1916年2月16日）(4) 要知道，羅素做這些演講（數月後按講稿原樣出版）的時候，戰爭尚未達到最具毀滅性的階段。當然，早在1916年，隨著戰鬥——尤其是西線——陷入曠日持久、消耗巨大的陣地戰，迅速結束衝突的所有希望都破滅了。就在羅素舉行演講期間，德國開始進攻凡爾登，並採取拖延戰術，企圖殺死儘可能多的法國人，以迫使他們投降。1916年7月1日，英軍對索姆河展開攻勢，打響了英國歷史上最慘烈的戰役。此外，在1917年3月俄國革命爆發以及同年4月美國的介入，使戰爭的意識形態利害關係變得更大之前，羅素提出了「重建」的觀點。因此，羅素有關「重建」的建議通常很籠統，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承認： 文明世界若想免於衰敗，就需要根本地改變——改變它的經濟結構和生活哲學……一旦弄清需要什麼樣的改變，就有可能把它的各部分做得更詳細。但是，在戰爭結束前沒有什麼詳細的用處，因為我們不知道戰爭會留下什麼樣的世界。(5) 羅素稱他大部分演講的講稿及隨後出版的一本書都是即興而為，甚至在其《自傳》中寫道這本書有「一個框架和格式，但我是在寫下除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以外的所有東西時才發現」。(6)羅素此語有誤導之嫌，因為他的演講大綱和章節草稿都顯示出他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所具有的思想連貫性。 這些演講的大獲成功使羅素意識到自己有道德義務傾盡全力去阻止戰爭。整個1914年和1915年年初，他多數時候是孤身一人抗議戰爭，即使在他加入著名的民主監督聯合會（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後亦是如此，他認為其他會員太過膽怯而不敢直面腐敗精英們散播的狂熱的民族主義。隨後，羅素的演講以及徵兵法案的通過共同為他的反戰活動提供了新的著力點。在完成最後一次演講的兩周內，羅素與反徵兵協會（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合作，不僅為了抵制徵兵制，也為了在國內開展反戰運動。 演講的性質和成功的消息也提高了羅素在美國的聲譽，而他許多批評戰爭的著述早已在當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實際上，早在1916年1月，哈佛哲學系的伍茲教授就向羅素髮出邀請，請他1917年去那裡任職，講授哲學和政治學。1916年3月，伍茲教授在看過羅素系列演講的一份講稿後對他說，哈佛大學校長對他將要來講授政治學並提出一個新方法感到高興。 與此同時，一些機緣促成了演講內容能夠集結出版。奧格登對羅素的演講大綱恰到好處的宣傳，讓新成立的喬治·艾倫和昂溫出版公司的主編斯坦利·昂溫讀到了出版計劃。儘管沒有聽過羅素的一句演講，昂溫還是在1915年11月29日給羅素寫信，徵詢其同意以演講的格式出版講稿。羅素髮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反戰文章也給昂溫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為羅素是對戰爭持異見者中最受詆毀的一個，昂溫在選中這樣一位儘管以文理清晰著稱，現在卻遭到其他大多數英國出版商唾棄的作家時顯示出了自己的與眾不同以及精明的商業頭腦。作為回報，羅素把列印的講稿寄給昂溫，並把自己餘生的主要著作都交給艾倫和昂溫公司出版。 1916年11月這本書在英國出版，但1917年1月在美國出版時，書名未經羅素同意便被美國出版商——世紀出版公司——更改為《人類為何爭鬥：一個消滅國際衝突的方法》。它似乎受到了進步人士和左翼讀者的熱烈評論，許多哲學評論家的嚴肅分析（如果說這些人的分析經常是批判性的話），以及保守、親戰的媒體的一致敵視和蔑視。以下例子可以證明。當激進的查爾斯·P.特雷維揚在1916年年底宣稱「總之」羅素「支持革命，但他一向是有建設性的」時，此言代表了民主監督聯合會。隨後稱此書出版後，「政治考量將以一個新的規模重新開始」，而羅素將會成為「民主哲學的再生器」。美國的社會主義期刊《大眾》（The Masses）在1917年斷言羅素「寫出了自戰爭以來的最有趣、最深刻、最具啟發性的一本書」。儘管哲學家德利勒·巴恩斯在《國際倫理學雜誌》（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上感嘆羅素的「對『理性』不公」，「衝動」一詞運用不當，但他仍然認為此書是「建設性社會理論的一個轉折點」。在一些評價中，特別是G.道斯·希克斯在《希伯特學刊》(7)上的，評論家的唯心主義哲學說服力導致了對羅素的「原子化哲學」的批判性評價。希克斯質疑羅素將人簡化成「一堆衝動和激情的集合」，將國家描繪成一個偶然發展起來之物或一個由一群不太聰明的老人經營而必然形成的邪惡之物。道斯·希克斯和其他一些批評人士也不贊同羅素主張的世界聯合會，它被羅素視為一種手段，可以防止當代民族國家被迫對外發動戰爭、扼殺國內的創造力、通過過時的法律和慣例實現「發展原則」。在羅素看來，唯一能替代現代國家的壓迫性的、令人麻木的管理的是合作運動和工團主義，這些運動是羅素打算在戰爭後期結合起來加入他的基爾特社會主義(8)概念中去的。這是消除資本主義時代普遍存在的貪婪和異化的唯一途徑，同時又能在車間、學校和政府中促進民主。 由於英國的哲學體系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所以有許多在語氣和內容上與道斯·希克斯相似的攻擊言論。由於對自己的哲學立場充滿信心，對自己視為昏庸之輩的行止早已不屑一顧，羅素草草地駁斥了他們。然而，即使是許多批評羅素的原子主義的人，也同意他對教育體系的批評——僵化、毫無創造性可言的苦差事。事實上，在羅素強調灌輸一種對學習的崇敬精神時，他在他的《社會重建原則》中預言了他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教育發展的諸多想法。同樣，在本書第六章「婚姻與人口問題」中，他也預料到許多關於擴大婦女權利和制定更自由的離婚法的爭論。這些想法，加上他在優生學方面的考慮，即「在走向衰落的種群內容，衰落中的正是最優秀的特質」，羅素都在《婚姻與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1927）一書中進行了拓展。事實上，正是因為羅素在《社會重建原則》中對現存制度的攻擊，哲學家J.H.穆爾海德才把他比作威廉·戈德溫(9)。 此書出版後不久以及出版多年後，羅素作為一位社會批評家和改革倡導者的名望在其崇拜者的眼中與《社會重建原則》一書有關。幻想破滅的士兵和和平主義者，特別是法國著名小說家、神秘主義者羅曼·羅蘭，寄希望於羅素的領導，不僅因為他的反戰政治行動，而且因為他在這本書中表達的思想。戰地詩人阿瑟·格雷姆·韋斯特對羅素的欽佩之情更是躍然紙上。在他1917年6月犧牲於西線前的幾個月，他讀完了《社會重建原則》，並從靠近索姆河的戰壕里寫信給羅素： 唯有思及您這樣的想法，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似乎才是有價值的……在這本書問世之前，我們擔心的是在英國找不到一個能和我們一起建設的人。那麼，請記住，指望我們去做的事是戰爭時期我們已經做完的兩倍；而正是在讀了您的大作之後，我們的決心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堅定；正是為了您，我們才希望活下去。(10) 理察·A.倫佩爾 麥克馬斯特大學 * * * (1)　Bertrand Russell，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vol.5，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ed．Paul Arthur Schilpp（Evanston，Illinois，1944）p.726. (2)　Pembroke Lodge，位於倫敦里士滿花園，是維多利亞女王賜予羅素祖父的宅邸。——譯者 (3)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London，1916），p.67. (4)　Michael Holroyd，Lytton Strachey（London，1968），vol.2，p.173. (5)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p.167. (6)　Bertrand Russell，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1914-1942（London，1968），vol.2，p.20. (7)　Hibbert Journal，由希伯特公司1902年創辦，在英、美發行，是關於宗教、神學和哲學的學術季刊，1968年停辦。——譯者 (8)　Guild Socialism，指主張不同形式的生產應以類似中世紀行會的形式來管理的社會主義，它主張應有地方行業和中央行會。——譯者 (9)　英國記者、哲學家、小說家，被認為是功利主義的最早闡釋者之一和無政府主義的提出者之一。——譯者 (10)　Bertrand Russell，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1914-1942（London，1968），vol.2，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