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過如此 · 妓女與妾
女人的本分，應該是「賢妻良母」。她既忠貞，又柔順，而常為賢良的母親，抑且她是出於天性的貞潔的。一切不幸的擾攘，責任都屬於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個女人要被拖累。
愛神，既支配著整個世界，一定也支配著中國。有幾位歐美遊歷家曾冒昧發表意見謂：在中國，吾人覺得性之抑制，反較西洋為輕，蓋因中國能更坦直的寬容人生之性的關係。科學家厄力理斯（havelockellis）說過：現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圍著男子，一方面卻跟隨以最大的性的壓迫。在某種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壓迫在中國都較為減少，但這種僅是真情的方面。坦率的性的優容只適用於男子而不適用於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直是被壓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馮小青的一生，她因為嫁充側室，被其兇悍的大婦禁閉於西湖別墅，不許與丈夫謀一面，因而她養成了那種自身戀愛的畸形現象。她往往樂於駐足池旁以觀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當其香消玉殞的不久以前，她描繪了三幅自身的畫像，常焚香獻祭以寄其不勝自憐之慨。偶爾從她的老媽子手中遺留下來殘存的幾篇小詩，看出她具有相當的詩才。
一般，男子實不甚受性的壓迫，尤其是那些較為優越的階段。大多著名的學者像詩人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輩，都曾逛過妓院，或將妓婦娶歸，納為小妾，固堂而皇之，無容諱言。事實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飲，無法避免，也無慮乎誹謗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的秦淮河，即為許多風流艷史的產生地。這個地點鄰近夫子廟畔，是適宜而合於邏輯的，因為那是舉行全國考試的地點，故學子云集，及第則相與慶賀，落選則互相慰藉，都假妓院鋪張筵席。直至今日，許多小報記者猶津津樂道其逛畫舫的經歷，而詩人學者都曾累篇盈牘地寫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蓋極親密的與中國文學史相牽連著。
中國娼妓之風流的、文學的、音樂的和政治關係的重要性，無需乎渲染。因為由男人想來，良家婦女而玩弄絲竹，為非正當，蓋恐有傷她們的德行。亦不宜才學太高，太高的才學往往有礙道德。至於繪圖吟詩，雖亦很少鼓勵，然他們卻不絕尋找女性的文藝伴侶，娼妓因乘機培養了詩畫的技能，因為她們不需用「無才」來作德行的堡壘，遂益使文人趨集秦淮河畔。每當黑的天幕把這不夜的秦淮河轉化成威尼斯，他們就座於大畫舫中，聽著那來來去去的船上姑娘唱著熱情的小調兒。
既有這樣香艷的環境，文人遂多來此尋訪藝妓。她們大都有一技之長，或長於詩，或長於畫，或長於音樂，或長於巧辯。在這些天資穎慧、才藝雙全的藝妓中，當推明妓董小宛允稱箇中翹楚，最為一般士大夫所愛悅。後來她嫁給名士冒辟疆為妾。在唐代，則以蘇小小領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於西子湖畔為名勝之了，每年騷人遊客，憑弔其旁者，絡繹不絕。至其他攸關一國政局興衰者，亦復匪鮮，例如明末的陳圓圓本為吳三桂將軍的愛妾，李自成陷北京，擄之以去，致使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原謀奪還圓圓，誰知這一來大錯鑄成，竟斷送了明朝而促成了清朝統治權。可異者，吳三桂既助清兵滅亡明室，陳圓圓乃堅決求去，了其清靜之餘生於商山特建之別院中。吾人又可觀李香君之史跡。她是一個以秉節不撓、受人讚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節與勇毅精神愧煞鬚眉男子。她所具有的政治節操，比之今日的許多男子革命家還為堅貞。蓋當時她的愛人侯方域迫於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閉門謝客，不復與外界往來。後當道權貴開宴府邸，強征之侑酒，並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諷歌，語多侵及在席的權貴，把他們罵為閹堅的養子，蓋此輩都為她愛人的政敵。正氣凜然，雖然弱女子可不畏強權，豈非愧煞鬚眉？此等女子所寫的詩，頗有流傳至今者。中國才女之史跡，可窺見其一部於薛濤，馬湘蘭，柳如是等幾位名妓的身世中。
青樓妓女適應著許多男性的求愛、羅曼蒂克的需要，蓋許多男子在婚前的年輕時代都不想錯過這樣風流的機會。我用「求愛」這個字眼是曾經熟思的，因為青樓妓女不同於一般放浪的賣**婦也，她須得受人的獻媚報效。這樣在中國算是尊重婦女之道。有一部專事描寫近代青樓艷事的小說《九尾龜》，告訴我們許多男性追求那看來似乎容易取悅的姑娘，往往經年累月，花費了三四千兩銀子，始科一親芳澤。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為婦女遮藏時代始有之現象。然男人在別處既無法追尋異性伴侶，一嘗風流的羅曼蒂克況味，則此等情形亦屬事理之常。男子對於結交異性既無經驗，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黃臉婆子的絮聒，始乃頗想嘗嘗西洋人在婚前所經歷的所謂「羅曼蒂克」的滋味。這樣的人見了一個頗覺中意的婦女，不由打動心坎，發生類乎戀愛的一股感覺。青樓女子經驗既富，手段嫻熟，固不難略施小技，把男子壓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這便是中國很正當而通行的一種求愛方法了。
有時，一種真實的羅曼蒂克也會發生，有似歐美人士之與情婦戀愛者。如董小宛與冒辟疆之結合經過，自從其初次會見之艱難以至其時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讀來固無殊其他一般之羅曼蒂克也。羅曼蒂之結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則長齋禮佛，終其生於寺院中，顧橫波，柳如是則享受其貴婦生活於顯宦家庭中，頗為後世所艷羨。
妓女是以讓許多男子嘗渤羅曼蒂克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亦多默許丈夫享受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有時這種戀愛環境真是撲朔迷離，至如杜牧，經過了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歸與妻室重敘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也。有的時候，也有妓女而守節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實又繼承著音樂的傳統，沒有妓女，音樂在中國恐怕至今已銷聲匿跡了。妓女比之家庭婦女則反覺得所受教育為高，她們較能獨立生活，更較為熟悉於男子社會。其實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她們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縱高級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程度的政治實權。關於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說項，有所較議，胥取決於她的妝閨之中。
妓女的歸宿，總無非是嫁作小妾，或做男人外室情婦，像上面所提過的幾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歷史的久遠，殆不亞於中國自身之年齡。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問題，亦與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並興。倘遇婚姻不如意，東方人轉入青樓北里，或娶妾以謀出路；西洋人的解決方法則為找一情婦，或則偶爾乾乾越禮行為。兩方社會行為的形態不同，然其基本關鍵則不謀而合。其差異之由來，則出於社會態度，尤其婦女本身對待此等行為之態度。中國人之娶妾，為經公眾之容忍而堂皇之行為，在西洋則有恥言姘婦之習俗。
堅持以男性為中心的嗣續觀念，亦為鼓勵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國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產男孩子，真會自動要求丈夫納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規定：凡男子年滿四十而無後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這一個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歐美之離婚事件。結婚和離婚為最困難的社會問題，至今猶無人能解決之。人類的智慧上還沒有發明過完全解決的辦法，除非如天主教的辦法可算是一種解決之道，它蓋整個兒否認此種問題之存在。吾人所可斷言者，即婚姻為婦女惟一之保障，無論何時，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為女性，不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濫施戀愛。在性的關係中，好像有一種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為性的平等這一個名詞，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為種族之延續而已。所謂現代婚姻，男女雙方以五○比五○為基本原則者，生產了小孩以後，實際總成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令有一個婦人當雙方愛情冷淡時真肯詼諧地解除男人之束縛，則四十歲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個離了婚的四十歲老婦人且為生過三個孩子的母親者不能享受。真實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種概念，可資以辯護娶妾制度。中國人把婚姻看做一個家庭的事務，倘婚姻不順利，他們准許娶妾。這至少可以使家庭保全為一社會的單位。歐美人則反乎是，他們把婚姻認為個人的羅曼蒂克的情感的事務，是以准許離婚，可是這一來，拆散了社會單位。在東方，當一個男子成了大富，無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復愛其妻子，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不過她居於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堅定崇高之地位，仍為家庭中很有光榮的首領，圍繞於兒孫之間，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領受其安慰。在歐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離婚的訴訟，敲一筆巨額生活費，走出了家庭，多分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愛護而能保持家庭中榮譽地位的比較幸福呢？還是拿了生活費而各走各路的比較幸福呢？這一個問題殆為一迷惑不可解的大啞謎。在中國婦女尚未具備西方姊妹之獨立精神時，那些棄婦常為無限可憐的人，失掉了社會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個幸福婦人，便另有一個無論怎樣盡人力所及總不能使她成為幸福的婦人。這個問題就是真正的婦女經濟獨立也不能解決它。
在中國，這樣的情形每日都有見聞，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殘忍的心腸攆出人家原來的妻子，照我看來，跟我們的祖宗的野蠻思想相差不過毫釐之間，雖然她們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過去，往往有一個實際是好婦女，受了環境關係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經結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愛他，因服順自動的願充偏房之選，並甘心低下地服侍大婦。而現在則各不相讓，彼此掮著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攆出另一個人而攘取她的地位，這在女子看來，可以認為較為進步的方法。這是摩登的、解放的與所謂文明的方法。倘婦女界自身喜歡這種辦法，讓她們這樣幹下去好了，因為這就是她們自身才是第一個受到影響的人。年輕貌美的女子。自然在她們的同性鬥爭中會獲得勝利而犧牲了老的女人。這個問題實在是既新而又長久了的。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為人類天性是不完美的。我們不得不讓這個問題以不了了之。或許只有賴天賦之平等均權意識和父母責任心之增進，始能減少這種案件的數量。
當然，辯護娶妾制度是廢話，除非你準備同時辯護一妻多夫制。辜鴻銘是愛丁堡大學的碩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卡萊爾（thomascarlyle）和亞諾德（mathewarnold）文字的學者，他曾經辯護過多妻制度。他說：「你們見過一把茶壺配上四隻茶杯，但是可曾見過一隻茶杯配上四把茶壺嗎？」這一個比喻的最好的答辯莫如《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小老婆潘金蓮說的那句話：「哪有一隻碗裡放了兩把羹匙還會不衝撞的麼？」潘金蓮當然不是無意說這句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