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群星閃耀時 · 西塞羅

當一個聰明但並不很勇敢的人遭遇強梁時，他能做的最睿智的事情便是：避開對手的鋒芒，不要心存任何愧疚地靜等水到渠成之時，直到轉機從天而降。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羅馬帝國的第一位人文主義者、演說大師、法律的護衛者，為維護前代留下來的法律、保全共和國進行了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的演說被載入歷史的編年紀事當中，他的文學作品成為拉丁語的重頭之作。他在喀提林身上看到了對規則的無視，在維列斯身上看到了腐敗，在頂著勝利光環的將領們身上看到了正在構成威脅的獨裁——他成了他們的敵人。在他的時代，他的書《論共和國》（De re publica）被視為理想的國家形式應該遵循的普遍準則。可是現在，一個更強勢的人物來了：裘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這個人，西塞羅——作為長者和名人——曾經帶著完全的信任、毫無保留地支持過；這個人，由於他的高盧軍團的戰績，在一夜之內成為義大利的英雄。這個掌握不可限制的軍事權力的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稱王——安東尼已經在聚集的民眾面前將這王冠遞給他了。當愷撒與越過盧比孔河同步越過法律的邊界時，西塞羅剷除愷撒一人統治的努力就變為徒勞；他想要號召起自由的最後防衛者來對抗自由的強姦者的努力也是徒勞。像以往一樣，武力總是顯得比詞語更強勁。愷撒既是一個思想的人，也是一個行動的人。他所向披靡，假如他像大多數獨裁者那樣報復成性的話，在摧枯拉朽的勝利之後，愷撒能輕易地將這位固執的法律捍衛者滅掉或者流放出去。不過，與軍事上的勝利相比，裘利烏斯·愷撒更尊崇勝利者的大度姿態。他讓西塞羅這位無計可施的反對者活著，不帶有任何要羞辱他的企圖，只是讓他明白：他得從政治舞台上退下。現在的政治舞台只屬於愷撒一個人，他分派給舞台上其他人的角色都不過是沉默而聽話的配角而已。 在這樣的情形下，對於一個精神生活豐富的人，再沒有什麼比無需介入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更為幸福的了。這種情況將思想家、藝術家從一種對他們來說沒有尊嚴的情境中驅趕出來——那是一種只有用殘忍和詭計才能處理的情境，讓他們返回到內心那不可觸及、不可摧毀的世界中。一個精神生活豐富的人，會將每一種形式的流亡都當做驅動力，去讓內心世界變得豐富，而西塞羅在他最美好、最幸福的時刻遭遇了這種上天恩賜的霉運。這位偉大的辨證法學家慢慢到了人生中的老齡階段：在他過去的人生中，持續不斷的風暴和驚心動魄的情勢讓他很少有時間來進行創造性的總體思考。這位60歲的人，在那麼短暫的時間中經歷了多少對立的事情！他這個平步青雲者（homo novus），通過自己的堅韌、適應性和精神上的優勝一路拼搏著，獲得了所能有的一切公共職位和榮譽：這些原本都是一個渺小的外鄉人難以有機會企及的，他們只能嫉妒地看著這些機會留給那些世襲的貴族。他經歷了公眾青睞的巔峰和低谷。在擊敗喀提林之後，他勝利地登上通往卡皮托爾眾神神廟的台階，被民眾獻上花環，被長老院尊為「祖國之父」。但是，在另外一面，他又得連夜逃亡，被同樣的長老院所譴責，被同樣的民眾所拋棄。沒有哪個職位，他沒有參與過；所有的官階，他都靠不知疲倦的力量獲取過。他在議事堂上主持過審判；他在戰場上作為戰士指揮過戰鬥；他作為執政官管理過共和國；他作為總督管理過行省，上百萬的金幣從他的手裡經過，在他的手下用來償還債務；他曾經擁有過帕拉丁（Palatin）山丘上最美的房子，也看到了它被他的敵人燒毀、踐踏成為廢墟後的樣子；他寫過讓人思考的政論文章，發表過經典的演講；他有過孩子，也失去過孩子；他有過勇敢之時，但是他也軟弱；他一意孤行，但是又能俯首帖耳；他享受眾多崇拜，也收穫了眾多憎恨；他那變化多端的性格中，有很多的斷裂，也有很多的光彩。總體來說，他是他的那個時代中最有吸引力又最躁動不安的人。他的一生，與從馬略到愷撒的這四十年多事之秋里發生的一切，都有難以解開的纏繞。沒有哪一個人像西塞羅一樣歷經了、捲入了斷代史和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只是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他從來沒有時間去做：好好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這個永無間歇的人從來沒能在他的雄心沉醉中找到時間來安靜而仔細地思考一下，來給自己的知識、自己的思想做個匯總。 現在，由於愷撒的陰謀，他終於被從公共事務（res publica）中排擠出來，這給了他一個機會來有成效地料理私人事務（res privata），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西塞羅無可奈何地將議事堂、元老院和帝國交給愷撒的獨裁。對公共事務意興闌珊，這種情緒開始在這個被排擠出來的人身上占了上風。他投降了：讓別人去捍衛民眾的權利吧，那群將角鬥士的搏擊和表演看得比自身自由更為重要的民眾。他現在更看重的是對自己內心自由的尋找、發現和規劃。西塞羅在年屆六旬之時，第一次平靜而沉思地窺視自己的內心，他想要告訴世界他為什麼而作為、為什麼而活著。 他原本是一位天生的藝術家，只是不期而遇地從書的世界陷入了險象環生的政治生活當中。現在，西塞羅試圖依照他的年齡以及內心最深處的意願來清楚明白地安排生活。他從那個嘈雜的大都市羅馬搬遷到圖斯卡侖（Tusculum），今天的弗拉斯卡提（Frascati）。房子周圍的景色，是義大利最美麗的風景。波浪般蜿蜒的山丘長滿了椴樹，一直向下延伸到坎帕尼亞（Campagna），在異乎尋常的靜謐中，泉水銀鈴般的響聲如同音樂一樣。在這麼多年輾轉於廣場、議事堂、征戰的營帳、旅行的馬車上之後，這位原創性的思考者終於能在這裡完全聽命於自己的靈魂。那座城市、那座讓人迷惑又讓人感到疲憊的城市離得遠遠的，就如同地平線上的一團煙霧；但是，它又近得足以經常有朋友來到這裡與他進行在精神上深有啟發的談話。來到這裡的，有阿提庫斯這位知交朋友，或者年輕的布魯圖（Brutus）、年輕的卡西烏斯（Cassius），有一次甚至大獨裁者自己，裘利烏斯·愷撒——這危險的客人！如果羅馬的朋友們沒來的話，他還有另外一些朋友在這裡，這些出色的、從不讓人失望的夥伴，願意沉默也願意說話：書籍。一個了不起的圖書館，一個真正的、無窮盡的智慧蜂巢：西塞羅在他的鄉村住房裡建設這樣的一個圖書館，將希臘智慧之傑作與羅馬編年史和法典並排放在一起。與這樣來自不同時代、不同語言的朋友們在一起，沒有哪個晚上會讓人感到枯燥無聊。上午是工作。那位忠於職守、學養深厚的奴隸一直在等著做記錄；在吃飯時間，他內心深愛的女兒圖利婭（Tullia）讓他覺得時間如飛；對兒子的教育確實每天給他帶來新的啟發和調劑。隨後而來的是最後的智慧：這位60歲的人還做了一件對於一個老人來說最甜蜜的蠢事：他娶了一個年輕的女人，一個比自己的女兒還要年輕的人。他要作為一個生活的藝術家來享受美人，不要在大理石的雕像里或者在詩歌里，而是在她最具有感官情慾的、最富有魔力的形式里。 西塞羅似乎在60歲以後終於回歸到自身：他更是一位哲學家而不是政治演說家，更是一位作家而不是修辭家，更是藝術情趣的主人而不是民眾愛戴的忙碌僕人。他不再在廣場上對受賄的法官進行言辭犀利的討伐，更願意將演講藝術的本質寫進他的《論演說者》，給後來模仿他的人作為樣板。同時，他在政論著作《老加圖：論老年》中教導自己：做一個真正的智者，把它看成老年人的真正尊嚴，要學會對自己的年齡投降。他寫下的最美的、最和諧的信件出自這個內心歸整時期。即便當毀滅性的不幸——他心愛的女兒圖利婭的死亡——擊中他時，這不幸也幫助他讓自己的藝術獲得哲學意義上的榮譽：他寫下了《自我安慰》，在經歷了幾百數千年以後，直到今天這些文字還能給遭受同樣命運的人以安慰。只是因為他的流亡，後世之人才從先前那個忙碌的演說家中獲得了一位偉大的作家。在這安寧的三年內，他為自己的著作和身後的盛名所做的貢獻，超過了此前的三十年：那是他大手大腳地獻身於「公共事務」的時間。 他的生活似乎已經成了一位哲學家的生活。每天來自羅馬的消息和信件他幾乎都不怎麼注意。他更多地成了精神永恆共和國里的公民，而不是那個被愷撒的獨裁給閹割了的羅馬共和國的公民。這位人世法律的導師終於學會了一個苦澀的秘密，而這是每個公眾人物最終都得經歷的：一個人從來無法做到長久地保衛大眾的自由，而是只能保衛自己的自由、內心的自由。 就這樣，世界公民、人文主義者、哲學家西塞羅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夏天，一個創造力蓬髮的秋天，一個義大利的冬天，站在邊緣地帶——如他所指的那樣：一直邊緣下去——遠離時代的各種政治活動。每天來自羅馬的消息和信件他幾乎都不關注，對於那場已經不需要他作為夥伴的遊戲，他覺得無所謂。他似乎已經從文人渴求公眾關注的虛榮中徹底康復過來，只是那個不可見的共和國的公民，而不是那個被敗壞、被強暴、不進行任何抵抗便屈服了的共和國的公民。在這當口，在3月的一個中午，一名信使闖進他的房子裡，滿身塵土，喘息不停。還好，他還能說出一個消息：裘利烏斯·愷撒，獨裁者，在羅馬的議事堂被謀殺了。說完之後，他就倒在地上。 西塞羅臉色蒼白。就在幾個星期以前，他還與這位高傲的勝利者同坐在一張餐桌旁。儘管他充滿仇恨地站在這個強勢對手的對立面，他缺少信任地看待他在軍事上的勝利，但是在內心裡他還一直不由得暗暗地崇拜這位唯一值得尊敬的敵人：他的沉著穩重的精神、他在組織管理上的天才和他的人道主義。但是，就算他再不認同謀殺者的惡毒想法，他這個人——裘利烏斯·愷撒——不是以自己的優勝和業績實行了最配詛咒的謀殺嗎？那是一個兒子對祖國的謀殺。他的天才恰好是威脅羅馬自由的最大危險，難道不是這樣嗎？此人之死，在人道意義上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對其謀殺的這一惡行卻有助於最神聖的事業獲得勝利。因為現在愷撒死了，共和國又可以復活了。經由這個死亡，一個最高貴的理念、自由的理念獲得了勝利。 西塞羅就這樣戰勝了他最初的驚駭。他沒有希圖出現這樣的惡毒行為，也許在他內心最深處的夢中都沒敢有過這種願望。布魯圖和卡西烏斯沒有讓他事前知曉這個叛亂，儘管當布魯圖把血淋淋的匕首從愷撒的胸膛里拔出來時高喊著西塞羅的名字，以此來要求這位共和理念的導師作為其行動的見證人。可是現在，既然這個行動無可挽回地發生了，就至少應該讓它有利於共和國。西塞羅知道：通往古羅馬式自由之路，需要跨過這個君王的屍體。他有責任給別人指出這條路，這樣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不可以被浪費掉。就在當天，西塞羅放下了他的書籍、他的文稿和藝術家的神聖情致。他心急火燎趕往羅馬，為了去挽救愷撒的真正的身後之物——共和國，他要趕在愷撒的謀殺者和復仇者之前。 到了羅馬，西塞羅進入了一個混亂的、震驚的、不知所措的城市。在事情發生的那一剎那已經表明，謀殺裘利烏斯·愷撒這件行為本身比兇手們更了不起。採取謀殺行動的這些人群龍無首，只知道將那個勝出他們當中任何一個的強人殺死、幹掉。可是現在要做的，是如何利用這個行為有所作為，這時他們卻無助地站在那裡，不知從哪裡開始才好。元老們在搖擺，沒有下定決心是要站在謀殺者一邊，還是要去譴責他們；民眾早已經習慣了接受一隻無所顧忌的手的擺布，不敢拿出任何意見；安東尼和愷撒的其他朋友們害怕那些叛亂者，為自己是否能活命而擔心；叛亂者也畏懼愷撒的朋友們，害怕他們會報復。 在這種普遍性的驚慌中，西塞羅是唯一一個表現出決心的人。平時他一如那些神經緊張、精神生活豐富的人一樣猶豫不決而且畏首畏尾，但是這次他毫不猶豫地支持這個他自己並沒有參與的行動。他挺直身子走到那塊磚地上，那上面被謀殺者的血跡還沒有干透。他面對聚集在一起的元老院成員，將剷除獨裁者的行動褒揚為共和理念的勝利。「噢，我的人民，你再一次回到了自由！」他發出這樣的呼籲，「你們，布魯圖和卡西烏斯，你們不光替羅馬、也替整個世界完成了最偉大的行動。」但是他同時也要求，應該給這個謀殺行動本身以更高的意義。叛亂者應該更有力地去攫取在愷撒死後處於真空狀態的權力，加速將其轉變為有利於拯救共和國、有利於重建古代羅馬的法律。安東尼應該被剝奪執政官的身份，執政權應該轉給布魯圖和卡西烏斯。這位法律人第一次短時間地破壞了法律，為的是能永遠地戰勝戕害自由的獨裁者。 到了這時，叛亂者的弱點就都顯示出來了。他們只能完成一個叛亂，進行一次謀殺。他們所具備的勇氣，無非是將五寸長的匕首扎進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人的身體裡。完成這個行動之後，他們的決心就到了盡頭。他們不是去攫取權力，利用它來重建共和國，而是致力於獲得一種比較廉價的罪行赦免，心思放在跟安東尼的談判上。他們讓愷撒的朋友們有時間集合在一起，同時錯過了行動的最佳時間。西塞羅先知先覺般看到了這裡面的危險。他知道安東尼在準備反擊，不光要讓叛亂者完蛋，共和國的思想也會被清理的。他警告、他激憤、他鼓動宣傳、他講話，為的是去強迫叛亂者和民眾採取堅決的行動。但是——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他自己沒有行動。一切的可能性現在都攤在他的手上。元老院準備就緒要站在他這邊，民眾本來只是在等著一隻決絕大膽的手抓過韁繩，讓愷撒的強勢之手脫落。如果他現在站出來接手政府，在混亂中形成新的秩序，沒有人會反對他，大家會都長出一口氣。 自從他的喀提林演講以來，西塞羅一直熱切渴望的可以寫入世界歷史的時刻，現在終於隨著3月里的這一天來到了。假如他知道如何利用它，我們在學校里學的就會是另外一部歷史，他就會不光被視為最受崇敬的作家之一，而是作為羅馬共和國的拯救者，西塞羅的名字會代表羅馬式自由的真實本質被寫進李維（Livius）和普魯塔克（Plutarch）的編年史而得以流傳。他的名字會成為不朽的榮耀：一個人有著獨裁者的權力，但是心甘情願地將這權力還給人民。 但是在人類歷史上，這樣的悲劇一再重複發生：總是那些精神世界豐富的人，在關鍵時刻很少會成為行動的人，因為在內心中責任讓他們難以行動。這些精神世界豐富、有創造性力量的人一再陷入同樣的糾結當中：因為他比常人更清楚地看到了時代的愚蠢，這促使他去行動；在某一興奮的時刻，他激情四射地投身政治鬥爭。但是，他同時也遲疑是否以暴力去回應暴力；內心的責任感讓他止步於去踐行恐怖、去讓鮮血流淌，這種猶豫和謹慎恰好發生在那個特定的時刻——一個允許、甚至需要無所顧忌的行動的時刻，這種內在的矛盾讓他的力量癱軟。在初始興奮的餘波下，西塞羅以可怕的清醒眼光看待著目前的局勢：他將目光投向那些昨天還被讚美為英雄的叛亂者，他看到的只是些勇氣薄弱的人，因為要擺脫自己行為的陰影而規避；他將目光投向民眾，他看到的遠不是那些舊日的羅馬公民、那些他夢寐以求的英雄人民，而是一群乖覺的群氓，他們考慮的唯一事情是自己的利益和享樂，心裡想著宴飲和遊樂。他們頭一天會向謀殺者布魯圖和卡西烏斯歡呼，第二天會向號召復仇的安東尼歡呼，第三天又會向將愷撒塑像砸碎的多納貝拉（Donabella）歡呼。他認識到，在這個沒有任何體面和尊嚴的城市裡，沒有誰還真誠地懷有自由的理念。所有人都只想擁有權力或者舒適。愷撒白白地被剷除了，因為現在人們都會為了他的遺產——他的錢、他的軍團、他的權力——而相互示好，討價還價，彼此爭吵不休。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那唯一的神聖之物。他們在尋找好處和贏利。 在過於迅猛的興奮之後，這兩個星期以來西塞羅感到越來越疲憊、越來越開始懷疑。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人關心共和國的重建，民族的感覺被熄滅了，自由的意識化為烏有了。他終於在這趟渾水前面感到噁心了。他無法再長久地欺騙自己去相信言詞的力量：面對自己的未能成功他必須承認，他這個協調人的角色演完了。或者他太軟弱了，或者他太缺少勇氣，他無法將自己的家鄉從面臨的內戰中拯救出來。所以，他把它交給了命運。4月初，他離開羅馬回到了他的書籍那裡——帶著無限的失望、無限的沮喪，回到他在那不勒斯海灣旁邊頗提約里（Puteoli）的別墅。 西塞羅第二次從人世逃進他的孤獨。現在他終於真正地知道，他作為一位學者、人文主義者，作為法律的守護者，從一開始就進入了一個錯誤的領域：在那裡權力比法律更有效，心狠手辣比智慧與和解更有用。他也必須帶著震撼認識到，在這個已經被腐化了的時代，他夢想在自己的家鄉實現理想的共和國、復活的古代羅馬風氣，這是無法實現的。由於現實中的暗物質，他的拯救行為沒能完成，但是他至少要為下一代搶救出來自己的夢想：一位60歲老人的努力和認識，不應該就這麼無聲無息地徹底消失了。於是，這個沮喪的人打起精神，在這些孤獨的日子裡寫下他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著作《論義務》，作為留給後代的箴言。這是關於責任的學說：一個獨立的、有道德的人對自己與對國家應該履行的責任，那是他在政治和道德上的遺囑。這是西塞羅在公元前44年的秋天，同時也是他人生的秋天，在頗提約里完成的。 這篇關於個人與國家之關係的政論是一篇遺囑，是一個退位的、任何公共激情都不再有的人最後要說出來的話，這在作品的開頭就已經表明了。《論責任》是寫給他的兒子的。西塞羅坦誠地向兒子承認，他並非出於無所謂的態度從公共生活中退出來，而是出於這樣的理由：作為一個自由的靈魂、作為一個主張共和的羅馬人去侍奉一個獨裁者，這有損於他的尊嚴和榮譽。「當國家由它遴選出來的多個人來管理的時候，我將自己的力氣和思想獻給了共和國。但是，自從一切都陷入了單獨一人的統治之後，早已沒有提供公共服務或者權威的空間了。」自從元老院被廢止、法院被關閉，他在元老院或者議事堂裡面還如何能找到些許的自尊？迄今為止，公共活動和政治活動侵占了太多他自己的時間。「沒有寫作的靈感」，他從來沒能以完整的形式寫下他的世界觀。可是，現在當他被迫無事可做時，他至少要像西比歐那句了不起的自我剖白那樣：「從來沒有比什麼都不做的時候更忙，從來不像一個人自己待著時那麼不寂寞。」 西塞羅現在向他的兒子所闡述的個人與國家之關係，在很多地方並不新穎，也並非原創。他把自己讀到和從別人那裡接受的觀點聯結在一起。即便在60歲，一個辯證大師也不會突然成為詩人，一個編輯者也不會成為原創者。但是，由於西塞羅的文字裡面帶有難過和悲苦的音調，他的觀點現在獲得了新的感情色彩。在血腥的內戰期間，在一個各派群體爭權的時代，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靈魂又開始做夢：經由道德認知和彼此相容而達成世界和平的夢，這永恆不變的夢想，如同在一切時代一樣，也是這樣的情形之下唯一的夢想。公平和法律，只有它們才是國家最牢固的支柱。堪為國家中堅之力與準則的，不是華而不實之辭，而是內心的正直。沒有人可以試圖將個人的意志以及他的準則強加於民眾。人們有責任拒絕服從一個讓民眾失去方向的野心家。作為一個寧折不彎的獨立者，他拒絕任何一個有獨裁者的共同體，以及在獨裁者手下提供任何服務。 暴力統治強暴每條法律，他這樣論述到。只有當個人不再從其公共性職位中獲得個人性的好處、不再將其個人利益置於共同體的利益之上以後，一個共同體的真正和諧才會出現。只有當財富不再消失於奢侈和浪費當中，而是被管理著轉化成精神上和藝術上的文化作品時，只有當貴族放棄他們的高傲、平民要求他們的自然權利，而不是讓自己受花言巧語的蠱惑將國家出賣給某一個政黨時，共同體才會健康。正如所有的人文主義者都是折中路線的倡導者一樣，西塞羅也要求對立面的平衡。羅馬不需要蘇拉，不需要愷撒；另一方面，羅馬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獨裁統治是危險的，革命也同樣危險。 西塞羅提到的很多觀點，在此前已經出現在柏拉圖關於國家的言論中，後來重新出現在讓——雅克·盧梭和所有主張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的著作中。但是，他的這份遺囑在他那個時代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為文字中的那種新感覺——人道的感覺——在這裡、在基督教出現半個世紀以前第一次得到表達。在那個最為血腥殘忍的時代，連愷撒在攻占一座城市時還砍掉兩千名戰俘的手，酷刑和角鬥士搏鬥、處死和屠殺成了每天都有的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時西塞羅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反對任何濫用暴力的人。他譴責戰爭是野獸般的方法，他譴責自己民族的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行省的剝削，他要求只通過文化和風習、永遠也不要通過劍來讓羅馬的疆域保留下來。他激烈地反對對城市的搶劫，要求溫和地對待所有人，哪怕是那些無權利者中最無權利的一群——奴隸。這在當時的羅馬是一個荒謬的要求。帶著預言者的眼光，他看到了羅馬由於勝利帶來的後果以及那種不健康的、只靠軍隊來征服世界的方式造成的衰落。自從蘇拉僅為獲取戰利品而開始內戰以來，正義在這個國家裡已經蕩然無存了。當一個民族強行剝奪其他民族的自由時，它也就在秘密的復仇中失去了自身的、孤獨帶來的美好力量。 當軍團在野心勃勃的統帥們率領下開向帕提亞和波斯、開向日爾曼尼亞和不列顛、開向西班牙和馬其頓，去為暫時的帝國瘋狂想法效力之時，這裡響起一個孤獨的聲音來抗議這危險的勝利：因為他已經看到，從征服戰爭的血腥種子長出內戰這更為血腥的果實。這位無權無勢的人性代言人莊嚴地向他的兒子保證，他會將人的合作尊奉為最高的、最重要的理念。在他生命的秋天，西塞羅終於有了這樣明晰的認識。在他的一生中，曾經有太長時間，他的身份是修辭家、法律人和政治家，為了金錢和名譽他以同樣出色的技能來為好事或者壞事辯護，每一個能帶來財富、公眾的尊敬和民眾的掌聲的職務他都爭著去獲得。在他生命結束前不久，西塞羅，這位迄今為止的人文主義者，變成了人道的首位辯護人。 在邊緣處境中，西塞羅安靜而從容，他在思考具有道德性質的國家憲法其意義何在，其形式該當如何。而此時此刻，這個國家內的不安正在增加。元老院和民眾依然沒有決定，到底是應該對愷撒的謀殺者進行讚美呢，還是進行流放。安東尼在準備對布魯圖和卡西烏斯的戰爭；始料未及的是，一個新的即位者已經準備就緒了：屋大維（Octavian）這位曾經被愷撒任命的繼承人，真的要當仁不讓了。他剛一回到義大利就寫信給西塞羅，以便贏得他的支持；在同一時間，安東尼也請他來羅馬；布魯圖和卡西烏斯也從戰場上呼喚他。大家都在爭取這位出色的辯護人，希望他能為自己的打算辯護；大家都想贏得這位著名的法律學者，他應該將不合法變成合法。出於正確的直覺，他們——就像一切有奪權之心但是權力尚未到手的政治人物慣常所做的那樣——在尋找一個精神界的人物作為支撐（掌權之後他們會把這個人輕蔑地踢倒在旁）。假如西塞羅還是從前那位虛榮而心懷遠大目標的政治人，他也會被人牽著走的。 可是，現在的西塞羅變得半是疲倦半是智慧。這兩種感覺會經常危險地彼此互補。他知道自己現在必須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完成他的著作，把他的生活整理得井井有條，把他的思想整理得井井有條。就像奧德修斯在水妖賽蓮娜的歌唱前塞上自己的耳朵一樣，他在權勢者充滿誘惑的呼喚前堵上了自己內心的耳朵。他沒有理睬安東尼的呼喚、沒有追隨屋大維的呼喚、沒有聽從布魯圖和卡西烏斯的呼喚，甚至元老院的呼喚和朋友們的呼喚他都置之不理。他在感覺中寫作，比以往更強烈地進入他的言詞而不是行動中，獨自一人時他變得比在智者群體當中更有智慧。他繼續寫他的書，預感到這將成為他對這個世界的告別之詞。 一直等到他完成了這份遺囑，他才抬頭來環顧四周。這醒來時刻糟糕無比。這個國家，他的家鄉，正面臨著內戰。安東尼劫掠了愷撒的錢庫和神廟裡的錢庫，他用這些偷來的錢召集僱傭兵。反對他的有三支軍隊，個個都全副武裝，他們是屋大維、雷必達（Lepidus），以及布魯圖與卡西烏斯。和解與協調，已經太晚了。現在人們需要做出的抉擇是：要麼讓安東尼領導下的、新的愷撒專權來統治羅馬，要麼讓共和國存在下去。每個人都必須在這樣的時刻做出決定。西塞羅這位最小心最謹慎的人，這位一直超越在派別之上、在各派之間游移不定尋找平衡的人，也必須做最後的決定。 不同尋常的事情現在發生了。自從西塞羅將《論責任》——他的遺囑——交給兒子以後，馬上有一種新的勇氣來到他身上——出於對生命的不再計較。他知道，他的政治生涯、文學生涯已經結束。他有話可說的東西，都已經說完了；他還需要去經歷的事情，已經不多了。他老了，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在這點兒可憐的餘生，還有什麼需要去保衛的？就像一個被追趕得疲憊不堪的動物一樣，當它知道牙齒尖利的狗群就在身後不遠時，會突然轉過身來直接沖向那群追獵的狗，為了加速這終結的到來。西塞羅帶著真正的死亡勇氣再一次將自己投入戰鬥中，站在一個危險的據點上。在過去的若干個月裡，他更多使用的是無聲的筆，現在他又重拾演說的雷霆，將它們扔向共和國的敵人。 這是一個令人震撼的場面：在12月份，這位一頭灰發的人出現在羅馬的議事堂，他再次向羅馬人發出呼籲，要表現得對得起祖先的榮譽。他雷霆般發表了十四篇演說——「腓力匹克」——來反對篡權者、拒絕傾聽元老院和民眾聲音的安東尼。他完全知道這樣做的危險：這意味著，他赤手空拳地站出來反對獨裁者，而這位獨裁者的軍團已經集結完畢，隨時準備出發行動，隨時準備謀殺。但是，只有當一個人自己也模範地表現出勇氣時，他呼籲別人顯示出勇氣的話語才會有說服力。西塞羅知道，在同樣的這個議事堂里，他不可以像以前一樣僅以言詞來搏擊，這次他得為自己的信念奉獻出性命。在講台上，他心意已決地表白道：「當我還年輕時，我已經保衛了共和國。現在我不會因為自己變老了，就丟下它不顧。如果通過我的死，這座城市的自由能得以重新確立的話，我願意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我唯一的願望是，但願我死時能將自由留給羅馬人民。不朽的神靈不能再給我比這更大的恩典了。」他強調說，現在已經沒有時間與安東尼來談判了。必須支持屋大維來代表共和國，儘管他是愷撒的親屬和繼承人。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事，一件最神聖的事——這已經到了最後的、最無可退讓的地步：這關涉到自由。當這一最神聖的財產受到威脅時，每種猶豫都是破壞性的。於是，和平主義者西塞羅——他和他後來的學生伊拉斯謨（Erasmus）一樣，最為痛恨的是騷亂、是內戰——要求共和國的軍隊對抗獨裁者的軍隊，他提請讓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驅逐篡權者。 在這十四篇演講中，——自從他不再是有歧義的審判中的辯護律師，而是一樁更高尚事物的辯護人——西塞羅確實找到了出色的烈焰之詞。「讓其他民族為仆為奴地活著吧！」西塞羅對和他一樣的公民呼籲。「我們羅馬人可不想這樣。如果我們無法奪得自由，那讓我們去死掉好了。」如果這個國家真的面臨最後的羞辱，那麼這個統治整個世界的民族需要有這般的行動，如同那些奴隸身份的角鬥士在角斗場裡所做的一樣：寧可選擇伸頭對抗敵人而死，而不是坐等被人宰殺；寧可在尊嚴中死去，不在恥辱中苟活。 在一片驚詫中，元老院在聽著、集合在一起的民眾在聽著這些演講。有些人也許能預感到，這會是未來幾百年內最後一次可以在廣場上將這些話說出來。不久以後，人們在那裡只能在皇帝的大理石雕像前鞠躬，只有諂媚者和吹牛者會被允許發表些不痛不癢的低語，而不是從前在愷撒的國度里有過的那種自由演講。聽眾感到一陣震顫：一半出於恐懼，一半出於對這位老人的讚嘆，他孤單地以一個決絕者、內心絕望者的勇氣、以一個思想人的獨立來保衛共和國的法律。他們遲疑地附和他。但是，詞語的烈焰也無法再度點燃羅馬的驕傲，這已經乾枯的樹枝。當這位孤獨的理想者在廣場上主張犧牲時，在他的背後軍團里無所顧忌的掌權者們已經訂下了羅馬歷史上最無恥的合約。同樣的那個屋大維、那個被西塞羅讚譽為共和國保衛者的屋大維；同樣的那位雷必達，西塞羅還要求羅馬的民眾為他豎立一座雕像，因為這兩個人率軍團出發要消滅安東尼。現在這兩個人都以自己的私利為先。由於羅馬的三個軍事頭領，無論是屋大維、雷必達，還是安東尼，還都沒有強大到足以獨自將整個國家據為個人的戰利品，這三個死敵一致同意私下將愷撒的遺產在他們當中分割。在愷撒的位置上，羅馬在一夜之間有了三個小愷撒。 這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因為三個軍事頭領自己達成了一致意見形成了「三頭同盟」，而沒有聽元老院的意見和遵循羅馬人民的法律，他們將這個跨越三個大洲的巨大帝國當成一個廉價的戰利品給私下瓜分了。在波羅亞納附近的一個小島上，在雷諾河（Rheno）與拉文諾河（Lavino）匯流的地方搭起了一個帳篷，三個匪徒要在這裡面談。這些大戰爭英雄當然不會有彼此間的信任。在自己的宣言裡，他們太頻繁地將自己的同類稱為說謊者、壞蛋、篡權者、國家敵人、強盜和小偷，為的是不去更詳細地了解別人的邪惡之處。但是，渴望權力之人在意的只是權力而不是精神思考，只是戰利品而不是榮譽。遵循著一切小心謹慎之規則，這三方一個接一個地到達了約定地點的附近。直到這未來的世界統治者都能彼此確信，他們當中沒人攜帶武器試圖謀殺最新的盟友，他們才友好地向對方微笑，共同走進帳篷。在這裡，未來的「三頭同盟」協議將被決定，新的格局將確立起來。 三天的時間，安東尼、屋大維和雷必達在這個帳篷里度過，沒有見證人在場。關於第一點——如何劃分世界——他們很快達成了共識。屋大維得到了非洲和努米丁，安東尼得到了高盧，雷必達得到了西班牙。第二個問題他們也不太擔心：如何得到僱傭軍隊的錢，幾個月以來他們一直在欠著軍團和同黨的債。他們可以用一種方式快速解決這一問題，此後這種做法經常被仿效：只需要搶奪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的財產就可以了。為了避免他們出聲抱怨，需要把他們的人也直接處理掉。這三個男人輕鬆地坐在桌邊列出了一個通緝名單，上面有兩千個義大利富人的名字，其中也有上百個元老院成員。每個人都說出幾個自己認識的人，以及每個人的敵人和對手。只需要快速地劃幾條線，新「三頭同盟」在地域劃分之後也將經濟問題給徹底解決了。 現在該談到第三點了。想奠基獨裁的人，為了讓統治保持安全，首先必須讓那個暴君的永遠反對者——那些獨立的人、那些對無法滅絕的烏托邦即精神自由的保衛者——保持沉默。安東尼要求，這最後一份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西塞羅。這個人認出了他的真正本質，說出了他的真正名字。他比其他所有人都危險，因為他有精神的力量，有爭取自由的意志。他必須得被從路上清理出去。 屋大維被嚇住了，拒絕了。他還是一個年輕人，還沒有完全心如鐵石，還沒有完全被政治的邪惡所毒害，他不敢以剷除義大利最有名的作家來開始他的統治。西塞羅曾經是他最忠誠的護衛者，在民眾和元老院面前對他讚譽有加。在幾個月之前，屋大維還謙卑地請求他的幫助和建議，心存敬畏地稱他為「真正的父親」。屋大維羞愧難當，堅持著自己的反抗。出於一種正確的、令他獲得榮譽的直覺，他不想將這位拉丁語世界裡最能給人啟迪的大師交給被錢收買的謀殺者的可恥匕首。但是安東尼堅持如此，因為他知道在精神和暴力之間是永恆的敵對狀態，對獨裁者來說沒有什麼人能比一位詞語的大師更危險。爭奪西塞羅頭顱的戰鬥進行了三天。最後，屋大維讓步了。於是，西塞羅的名字讓羅馬歷史上也許是最無恥的文件畫上了句號。有了這個名單，對共和國的死刑判決才算是真正完成了。 西塞羅在獲知從前的三個死對頭現在已達成一致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性命不保。他知道自己現在是安東尼的手中獵物。他把安東尼這個強盜——莎士比亞錯誤地將他提升為思想者——身上低級的貪婪本能、虛榮、殘忍、無所顧忌都以炙熱的言辭給標識出來，這對於安東尼太過刺痛，他不可能寄希望於從安東尼這裡得到愷撒給予他的大度寬宥，儘管愷撒是一位殘忍的暴力之人。唯一的邏輯是，假如他還想救一己之命的話，應該趕快逃跑。西塞羅必須渡海到希臘那邊，去找布魯圖、卡西烏斯、加圖，那裡是共和國自由的最後軍營。在那裡他至少不會被已經派出來的兇手看見。的確，兩次、三次，這個被通緝的人已經決定要逃亡了。他準備好了一切，他通知了朋友。他坐到船上，他上了路。但是，西塞羅總是在最後一刻停住。有誰知道過一次流亡帶來的無所安慰的悲苦，哪怕在危險中他也會感受到家鄉土地的舒坦，他也會知道在永久的逃亡中，生活無尊嚴可言。理性之餘的一種神秘的意志，那甚至是反理性的力量，強迫他去與正在等待著他的命運相向而行。他的所經所歷，讓他變得疲憊。這疲憊的人想要的，無非是再休息幾天，無非還要再深入思考一下、再寫幾封信、再讀幾本書——然後就讓為他設定好的結局來臨吧。在這最後的幾個月里，西塞羅一會兒藏在這個莊園，一會兒藏在那個莊園，只要一有危險，他總是馬上啟程，但是從來沒有完全地逃脫了他們的魔爪。他像一個發著高燒的人更換枕頭一樣，也更換著自己的半隱藏地，沒有完全下定決心向他的命運迎面走去，也沒有下定決心去迴避它，好像他想無意識地用這種不懼死亡來實現一種使命。這是他在《論老年》中寫下的句子：一個老年人對死亡既不可以尋找，也不可以拖延；它什麼時候來，必須輕鬆地去接待它。對於靈魂強大的人來說，沒有不體面的死亡。 在這樣的思想下，已經走在去往西西里路上的西塞羅突然命令他的人調轉船頭，回到敵對的義大利，在卡耶塔（Cajeta），也就是今天的加埃塔（Gaeta）靠岸：他在那裡有一座小莊園。疲倦俘獲了他，這不光是肢體和神經的疲倦，也是對生的疲倦，一種對終結、對土地的神秘鄉愁。只是再休息一次。再一次呼吸家鄉甜甜的空氣，然後就告別，與世界告別，但是要安靜而放鬆，哪怕只有一天或者一個小時！ 剛一上岸，他就滿心敬畏地禮敬這座房子的神聖保護神。他累了，海上航行讓這位64歲的人感到疲憊不堪，於是他到臥室里伸展一下身體、閉上眼睛，為的是在柔和的睡眠中來享受永久安眠的前趣。 但是，西塞羅的身體還沒有舒展開來，一個忠心耿耿的奴隸就闖了進來：附近有帶著武器的可疑人員出現了。他家裡的一個雇員，一個他生平中曾經給予過很多善待的人，現在為了獲得獎賞向謀殺者泄露了他的駐留地。西塞羅應該逃跑，馬上逃跑，一頂抬轎已經準備好，而他們，這個家裡的奴隸，願意身佩武器，在去往船上的這段短短路程中保護他。到了船上，他就安全了。這位筋疲力盡的老人拒絕了。「這有什麼用，」他說，「我已經倦於逃亡，倦於活著。讓我在這個我曾經拯救過的國家裡死去。」最終，那位忠誠的老僕人還是說服了他。身佩武器的奴隸抬著轎子，繞道一個小樹林向那可以救命的小船走去。 但是，他房子裡的叛徒可不想讓自己的無恥賞錢打水漂，於是迅速召集來一個頭人和幾個身帶武器的人。他們在樹林裡追擊這個隊伍，還及時追趕上了獵物。 全副武裝的僕人們立即就圍在轎子的旁邊，做好抵抗的準備。但是，西塞羅命令他們散開。他自己的生命已經過完了，為什麼還要犧牲陌生的、年輕的生命呢？在這最後的時刻，在這個永遠搖擺的、不確定的、很少有勇氣的人身上，所有的恐懼都消失了。他感覺到，作為一個羅馬人，如果他能挺直身軀向死亡迎面走去，就算經受住了最後的考驗。他嘴裡說著「站起來」將僕人推開，不帶任何武器、也沒有任何反抗地將他蒼老的頭顱交給謀殺者，帶著一句他出色地思考過的句子：「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一個會死去的人。」謀殺者可不想要哲學，他們想要的是佣金。他們沒有猶豫太長時間。一個重擊，他們就將這位沒有抵抗能力的人打倒在地。 西塞羅，羅馬自由的最後捍衛者，就這樣死去了。他的最後時刻，比他活過的千萬個時刻更英雄、更是個男子漢、更堅決。 在悲劇之後，接下來的就是血腥的鬧劇。從安東尼謀殺指令的緊要程度上，謀殺者們推測出這個人頭肯定有特別的價值：當然他們沒有預感到他在世界精神領域的價值以及他對後世的價值，而是這個血腥行為對這一任務的授予者有特別的價值。為了確保自己的賞金，他們決定將死者的人頭作為能說話的證據親手遞給安東尼，來表明他們已經完成任務。於是，匪徒頭子將屍體的頭和手砍下來，把它們裝到口袋裡，急急地將這個還滴著死者鮮血的袋子背在肩上，急急地趕往羅馬，他們要讓獨裁者為這個消息感到高興：羅馬共和國最好的捍衛者以通行的方式被處理了。 兇手的頭領這個小匪徒的算盤打對了。大匪徒——下達謀殺令的人——將這一實施了的暴行給自己帶來的歡喜換算成大筆賞金。現在，由於他把兩千名最富裕的義大利人給掠奪和謀殺了，所以安東尼終於可以出手大方了。為了這個裝著西塞羅被砍下來的頭顱和手的血淋淋的口袋，他付給這個頭領一百萬光燦燦的金幣。這樣做後，他的復仇之焰還沒有冷卻下來。這個衝動之人身上還浸透著愚蠢的仇恨，這讓他想到以一種特殊方式來羞辱死者。但是，他沒想到，他自己會因此永遠遭到鄙視。安東尼下令，西塞羅的頭顱和手要被釘在那個講台上，那個西塞羅曾經站在上面、呼籲民眾為保衛羅馬的自由而反對他安東尼的講台。 第二天，等待羅馬民眾的是一幅可恥的景象。在西塞羅曾經發表過不朽演說的講台上，掛著這位自由的最後守護者慘白的、被割下來的頭顱。一枚大大的、生了銹的釘子穿過那有過無盡思考的額頭；他的嘴唇慘白而痛苦地緊閉著，比一切嘴唇都美，這是塑造了拉丁語鏗鏘詞語的嘴唇；發藍的眼帘遮蓋住了這雙看護共和國長達六十年之久的眼睛；他的手無力地張開，是這雙手，寫下了他那個時代最華美的書信。 但是，這位偉大的演說家在這個舞台上發表過的任何一個對殘忍、對權力、對無法無天的控訴，都不如這無聲的、被謀殺的頭顱更能讓人們看到暴力帶來的不公正。民眾膽怯地聚攏在被羞辱的講台前面，又心情抑鬱而羞恥地迴避到旁邊。沒有人敢於——這是獨裁政權！——說出反對的話，但是一種痙攣壓迫著他們的心。這悲哀的場景，正是一幅共和國已被釘死的象徵畫面：面對它，他們心情沉重地垂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