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故事 · 第五十七章 社會革命

第五十七章 社會革命 不過，新機器造價昂貴，只有富人們才買得起。舊日在小作坊里獨立勞作的木匠和鞋匠們被迫出賣勞動，接受大機器擁有者的僱傭。雖然他們掙的錢比過去更多，可他們同時也失去了昔日的自由 生活。他們不喜歡這種狀況。 機器帶來的變革 以前，世界上的工作都是由端坐在屋前小作坊里的獨立勞動者們完成的。他們擁有工具，可以由著性子打罵自己的學徒。只要不違反行會的規定，他們通常能隨心所欲地經營業務。他們過著簡樸的生活，每天必須工作很長時間才能維持生計。不過他們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他們某天一早醒來，發現這是一個適合釣魚的好天氣，他們便出外釣魚。沒人對他們說「不許去」。 可是，機器的使用改變了這一切。事實上，機器無非是放大的工具。一輛以每分鐘1英里的速度載著你飛馳的火車其實就是一雙快腿，一台把沉重鐵板砸平的氣錘也不過是一副力氣出眾的鐵拳。 可儘管我們每個人都能擁有一雙好腿、一副好拳，可一輛火車、一台氣錘或一個棉花工廠卻是貴得要命的機械，他們不是個人能夠擁有的。通常，它們由一伙人各出一定的金額購買，然後按投資的比例分享他們的鐵路或棉紡廠賺取的利潤。因此，當機器改進到可以實際使用並贏利時，這些大型工具的生產商便開始尋找能夠以現金支付的買主。 在中世紀初期，土地是代表財富的唯一形式，因此只有貴族才被視為有錢人。可正如我在前面章節告訴你們的，由於當時採用古老的以物易物的制度，以奶牛交 換馬、以雞蛋交 換蜂蜜，所以貴族們手中的金銀並無多大的用處。到十字軍東征時期，城市的自由 民們從東西方間再度復興的貿易中聚斂了大量財富，成為貴族與騎士們的重要對手。 法國大革命徹底摧毀貴族的財富，極大提高了中產階級（即所謂的「布爾喬亞」）的地位。緊隨大革命而來的動盪年月為許多中產階級人士提供了發財致富的好機會，使他們積累了超過自己在世上應得份額的財富。教會的地產被國民公會沒收一空，並悉數拍賣。其中的賄賂數額高得驚人。土地投機商竊取了幾千平方英里的價值不菲的土地。在拿破崙戰爭期間，他們利用自己的資本囤積穀物和軍火 ，牟取巨額暴利。到機器時代，他們擁有的財富已經遠遠超出他們日常生活所需，能夠自己開設工廠，並僱傭男女工人為他們操縱機器。 此舉導致數十萬人的生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短短几年內，許多城市的人口成倍增長。以前作為市民們真正「家園」的市中心，如今被粗糙而簡陋的建築團 團 包圍。這裡就是那些每天在工廠工作11到13個小時的工人們下班後的棲息地，當一聽到汽笛響起，他們又得從這裡趕緊奔回工廠。 在廣大的鄉村地區，人們紛紛傳說著去城裡掙大錢的消息。於是，習慣野外生活的農家子弟們蜂擁到城市。他們在那些通風不暢、滿布煙塵污垢的早期車間裡苦苦掙扎，昔日健康的身體迅速垮掉，最後不是在醫院奄奄一息就是在貧民院裡悲慘死去。 當然，從農村到工廠的轉變，並非是在毫無反抗的情形下完成的。既然一台機器能抵100個人的工作，那因此失業的其餘99人肯定會心懷怨恨。襲擊工廠、焚燒機器的情形時有發生。可早在17世紀，保險公司就已出現。作為一條原則，廠主們的損失通常總能得到充分的彌補。 經濟觀念的變革 不久後，更新更先進的機器再度安裝就緒，工廠四周圍上了高牆，暴亂隨之停止了。在這個充滿蒸汽與鋼鐵的新世界裡，古老的行會根本無法生存。隨著它們如恐龍般接連消失，工人們試圖組織新式的工會。可廠主們憑藉他們的財富，能對各國的政要施加更大的影響力。他們藉助立法機關，通過了禁止組織工會的法律，藉口是它妨礙了工人們的「行動自由 」。 請一定不要以為，通過這些法律的國會議員們全是些用心險惡的暴君。他們是大革命時代的忠實兒子。這是一個人人談論「自由 」的時代，人們甚至常常因鄰居們不夠「熱愛自由 」而殺死他們。既然「自由 」是人類的最高德行，那就不應由工會來決定會員該工作多長時間、該索取多少報酬。必須保證工人們能隨時「在市場上自由 地出售自己的勞動力」，而僱主們也能同樣「自由 地」經營他們的工廠。由國家控制全社會工業生產的「重商主義」時代已告終結。新的「自由 經濟」觀念認為，國家應該袖手旁觀，讓商業按自己的發展規律運行。 18世紀下半葉不僅是一個知識與政治的懷疑時代，而且舊有的經濟觀念也被更順應時勢的新觀念所取代。在法國革命發生的前幾年，路易十六的屢遭挫折的財政大臣蒂爾戈曾宣告過「自由 經濟」的新教義。他生活在一個被過多繁文褥節、過多規章制度、過多大小官僚所苦的國家，深知其中的弊病。「取消這些政府監管」，蒂爾戈寫道，「讓人民按自己的心意去做，而一切都會順利運轉的。」不久之後，他著名的「自由 經濟」理論便成為當時的經濟學家們熱烈呼喊的口號。 在同時期的英國，亞當·斯密正在寫作那本大部頭的《國富論》，為「自由 」和「貿易的天然權利」發出又一輪呼籲。30年後，當拿破崙倒台，歐洲的反動勢力欣然聚首維也納時，那個在政治上被拒絕賦予人民的自由 ，卻在經濟生活中強加給了歐洲老百姓。 正如我在本章開頭提到的，事實證明，機器的普遍使用對國家大有好處，使社會財富迅速增長。機器甚至使英國憑一己之力就能負擔反拿破崙戰爭的龐大費用。資本家（那些出錢購買機器的人們）賺取了難以想像的利潤。他們的野心逐漸滋長，從而對政治產生出興趣。他們試圖與迄今仍控制著大多數歐洲政府的土地貴族們比斗一番。 在英國，國會議員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選舉產生，大批新興的工業中心在議會中竟沒有代表。1832年，資本家們設法通過了修正法案，改革選舉制度，使工廠主階級獲得了對立法機構的更大影響力。不過，此舉也引發了成百萬工人的強烈不滿，因為政府中根本就沒有他們的聲音。工人們發動了爭取選舉權的運動。他們將自己的要求寫在一份文件上，即日後廣為人知的「大憲章」。有關這份憲章的爭論日益激烈，到 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時還未停息。由於害怕爆發一場新的雅各賓黨 流血革命，英國政府召回年逾八旬的惠靈頓公爵指揮軍隊，並開始徵召志願軍。倫敦處於被封鎖的狀態，為鎮壓即將到來的革命做好了準備。 最終，憲章運動因其領導者的無能而自行夭折了，未有發生暴力革命。新興的富裕工廠主階級（我不喜歡鼓吹新社會秩序的信徒們濫用的「資產階級」一詞）逐漸加強控制政府的權力，大城市的工業生活環境繼續蠶食著廣大的牧場和麥地，將它們變為陰暗擁擠的貧民窟。在每個歐洲城市走向現代化的路途中，無不伴隨著這些貧民窟的淒涼注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