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條件 · 第六章 VitaActiva與摩登時代

42．Vita Activa中的倒轉和技藝者的勝利 在Vita Activa的一些活動中，最早起來取代以往由沉思占據的位子的活動是製造和製作-一這是技藝者的特徵。這一點很自然，因為它一直是一種工具，因而就人至今是一個工具製造者來說，它導致了現代的演變。自那時起，所有的科學進步一直最密切地與製造新工具和新器具中更精緻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例如，雖然伽里略物體墜落的試驗本來可以在歷史的任何時期中進行（如果人們傾向於通過試驗來尋求真理的話），但麥克爾森在19世紀末進行的干涉儀試驗不僅需要依賴其"實驗天才"，而且"需要技術的偉大進步"，因而"不可能在19世紀之前做成"。 不僅僅是工具以及人必須從技藝者獲得幫助以獲取知識，才導致了這些活動得以提升其原先在人類能力等級中較謙卑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試驗本身的製造和製作這一因素，產生了自己的觀察現象，因此從一開始就取決於人的生產能力。為了知識這一目標而進行試驗，是這一論斷--入只能知道他自己做7什麼--的結果，因為這一論斷意味著人可以學習一些不是通過想像和模仿一些過程（事情因這些過程而形成）而做的事情。科學史中經常談論的重點從一些陳舊的"什麼"或"為何"之類的問題轉向了"如何"形成這一新問題。這一轉變是以上論斷的直接後果，其答案只能在試驗中找到。試驗重複著自然過程，好像人自己打算製造自然物體一樣。雖然摩登時代初期沒有哪一位負責的科學家會夢想一個人實際上能"製造"自然的程度，但他一開始就從已經製造了它的人這一觀點接近了這一點。這不是出於技術能力的實際理由，而完全是出於"理論"理由，否則就不能獲得知識的確定性："給我物質，我可以用它來建造世界，即給我物質，我會向你表明世界是如何從中演變出來的"。前康德的這些話簡潔地表明了製造和了解的現代混合，似乎數世紀製造運動中的了解作為一種為現代人準備製造他想知道的東西的訓練是需要的。 生產力和創造力成了摩登時代初期的最高理想，甚至成了偶像，它們是技藝者固有的標準，是作為製造者和製作者的人固有的標準。不過，在對這些本能的現代看法中，還有另一種甚至更有意義的重要因素：從"為什麼"和"什麼"轉向"如何"意味著知識的實際客體不可能再是東西或永恆的運動，而必須是過程。因此，科學的客體不再是自然或宇宙，而是歷史，是自然、生命或宇宙得以形成的故事。在摩登時代很久以前，史無前例的歷史意識已經確立，歷史概念在現代哲學中占據了統治地位，自然科學發展成了歷史學科，直到19世紀，這些歷史學科增添了一些更古老的物理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新的地質自然科學、地球史、生物學或生命史、人類學或人類生命史，總而言之，即自然史。在所有這些狀況中，發展--這一歷史科學的關鍵概念也成了物理學的一個中心概念。由於自然只能在人類的獨創性--技藝者的單純性--可以在試驗中得以重複和重新製造的過程中才能被了解，因而它成了一種過程。所有具體的自然東西的重要性和意義完全來自這些東西在整個過程中的功能。在存在這一概念中，我們現在發現了過程這一概念。存在的本質是顯現，因而開放自己；而保持無形、成為一些其存在只能從某些現象加以推斷的東西，則是過程的本質。這一過程最初是製作的過程，它"消失在產品中"，它建立在技藝者（他知道生產過程必然先於每個物體的實際存在）經歷的基礎上。 雖然對這一製造過程的堅持，或堅持認為每件事都是製作過程的結果是技藝者的重要特徵，是他存在的方面，但是，摩登時代強調它而不惜犧牲對產品本身的所有興趣，這是很新穎的。它實際上提升了作為工具製造者和製作者的人的智力，相反，對人而言，生產過程只是一種相對於目的的手段。這裡，從技藝者的觀點來看，似乎手段、生產過程或發展比目的和完成的產品更重要。這一重點的轉移，其理由很明顯：科學家只是為了知道，不是為了生產東西而製造，產品只不過是一種副產品和副效應而已。甚至在今天，所有真正的科學家都同意，他們正在製造的東西的技術上的適用性，只是其努力的副產品而已。 手段和目的這一倒轉的意義仍然是潛在的，只要一種機械的世界觀（一種技藝者同樣優秀的世界觀）占據統治地位。這一觀點在自然和上帝的關係與手錶與制表人之間的關係的一種人所共知的相似性中建立了它最可行的理論。我們這裡的問題在於，與其說18世紀有關上帝的想法顯然是在技藝者的形象中形成的，不如說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的過程特徵仍然是受到限制的。雖然所有具體的自然東西在過程（這些東西從過程中得以形成）中早已被包括，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不是一個過程，而或多或少是神的製造者的穩定的最終產品。手錶和制表者的形象如此恰如其分，其原因恰恰在於它既包含了手錶運動形象中本質的過程特點這一概念，也包含了手錶本身及其製造者形象中的仍然靜止的物體特徵。 在這一點上，記住以下這點是重要的--對人接受真理的能力的現代具體懷疑，對贈予的不信任，對製造和反思（它是由這一希望引起的--在人類的意識中存在著一種認知和生產恰好相合的領域）的新的信心，所有這些並不直接來自宇宙中地球之外阿基米德支點的發現。恰恰相反，就發現者（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種與地球相聯的生物）本身來說，它們是這一發現的必然結果。現代思想與哲學反思之間的密切關係自然意味著技藝者的勝利不能局限於自然科學運用的一些新方法，即科學研究的試驗和數量化。笛卡爾懷疑產生的似乎最可能的結果之一，是放棄理解自然這一打算，而只是去了解非人製造的東西，並完全轉向那些其存在歸功於人的東西。事實上，這一觀點使得維柯將其注意力從自然科學轉向了歷史。他認為歷史是唯一人們能取得某些知識的領域，這主要是因為他在這裡僅僅涉及的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圓歷史和歷史意識的現代發現既不將其最大的衝力之一歸於一種為了人的偉大，為了人的行為和受難所作的新的努力；也不歸於這一信仰--人類生存的意義可以在人類故事中找到；而是歸於人類理性的絕望（當與人造東西發生衝撞時，這種絕望達到了頂點）。 在歷史的現代發現之前（但與歷史的衝力緊密相關），是17世紀的這樣一些企圖：建立一些新的哲學，或確切地說，發明一些藉助它"建立一個人造動物……即被稱之為共同體或國家"的手段和工具。園在霍布斯那裡，正如在笛卡爾那裡一樣，"最初的原動力是懷疑"。被選擇用來建立"人的藝術"的方法（通過這一方法，他可以製造和統治他自己的世界，正如"上帝通過自然的藝術來製造和統治世界"一樣）也是反思，"了解自己"，因為這一了解將向他表明一個人的思想和熱情與另一個人的思想和熱情的相似性。在這裡，建立和評價這一最具人性的人的"藝術作品"園所藉助的規則和標準並不在人之外，也不是人們在一個由感覺和思想察覺的塵世現實中共有的東西。恰恰相反，它們封閉在人的內向性中。它只對反思開放，因而它們的有效性建立在這一假設上--"並非熱情的對象"，而是熱情本身在每一個人中都是相同的。在這裡，我們再次發現了手錶的形象，這次它用於人體，然後用於熱情的運動。共同體的建立卿人類產生的一個人造人）就是建立在一個"就像一隻表的彈簧和齒輪推動的自動過程（一種引擎）上"。 換言之，正如我們看到的，通過試驗以及試圖在人工條件下模仿一個"製造"過程（自然的東西因它而得以存在）而進入自然科學的過程，也有助於、甚至極有利於人類事務中做的原則。在這裡，內在生命的過程（通過反思在熱情中得以發現）可以為創造"人造人"（即"大的利維坦"）的"自動生命"提供標準和規則。反思（唯一可能提供某些知識的方法）產生的結果存在於運動的本質之中：只有感覺的客體仍然是原來的客體，並容忍和先於感覺的行動，以及從感覺的行動中生存下來；只有熱情的客體是長久的、並被固定在這一程度上--它們不被一些熱情願望的達成所吞沒；只有思想的客體而非思考本身才超越了運動和易死性。因此，過程而非思想（事情未來將如何的模式和形態）成了摩登時代技藝者製造和製作活動的指南。 霍布斯的這一試圖--把製造和計算兩個新概念引入政治哲學，或確切地說，他將新發現的製造傾向用於人類事物--極具重要性。現代理性主義正如當前所知道的，它以股票交易中的理性與感情的對抗作假設，從未找到一個更明確和更不具妥協性的代表。但是，恰恰是在人類事務領域，人們第一次發現需要一種新的哲學，因為就新哲學的實質來說，它不需理解，甚至相信現實。這一想法--只有我打算製造的東西才會是真實的（在製作領域內是完全正確和合理的）--被事件的實際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再也沒有什麼比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更頻繁地發生了）永遠擊潰了。以製造形式出現的行動，以"計算結果"形式出現的思考，意味著不考慮本曾料想到的事件本身，因為期望一種"極不可能的事"是沒道理和非理性的。不過，由於事件構成了人類事務（在那裡，"經常發生一些不可能的事"）中的現實構造，因此，不對它進行計算是非常不現實的。摩登時代的政治哲學（其最偉大的代表仍是霍布斯）在這一困惑--現代理性主義是不真實的，現代現實主義是在非理性（這只是用另一種方式說現實與人的理性已分道揚鑣）--上栽了個跟斗。黑格爾的使精神與現實一致（一種最深刻地關注所有現代歷史理論的一致）的巨大事業建立在這一洞見之上--一現代理性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這一事實--現代世界的異化，其強度足以延伸到甚至最現世的人類活動，延伸到工作和具體化（即製造東西和建立世界）--與其說將現代的態度和評價與沉思和行動，以及思和做的倒轉所表明的東西作了區分，不如說與那些傳統的態度和評價作了區分。與沉思的決裂不是隨著把作為製造者的人提升到原來由沉思者的人占據的位置而得以完成的，而是隨著將過程概念引入製造完成的。與此相比，vita activa的等級秩序中令人矚目的新的安排（在那裡，製作開始占據以前由政治行動占據的等級），其意義就不大。在這之前，我們看到，這一等級事實上（儘管不明顯）早已從政治哲學一開始就被哲學家對政治、尤其是對行動的根深蒂固的懷疑所否決了。 這件事有些混亂，因為希臘的政治哲學仍然追隨著由城邦卿使在那時它反對城邦）奠定的秩序，但在他們一些嚴格的哲學著述（當然，如果一個人想知道他們內在的思想的話，就必須把注意力轉向它）中，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傾向於顛倒工作和行動之間的關係，以利於工作。這樣，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上學》中探討各種不同的認識時，將實際的洞察力和政治學置於其等級的底端，在它們之上是製作的科學（它立即居先並導致了真理的沉思）。哲學中的這一Predilectien的原因決不意味著我們前面提到的政治上激發的對一種行動的懷疑，而是意味著哲學上一種更吸引人的理由，即沉思與製作具有一種內在的親合性，不像沉思和行動一樣針尖對麥芒。這一關鍵的相同點（至少在希臘哲學中）是沉思（關注某些事情）被認為也是製作的一個固有因素，因為工匠的工作受"思想"的指引，在製作過程之前他關注的模型開始（以及在結束後）首先告訴他製造什麼，然後使他去判斷完成的作品。 從歷史上說，這一沉思的來源（我們首先發現蘇格拉底學派對此作了描述）至少是雙重的。一方面，它與著名的柏拉圖爭論有一種明顯而持久的聯繫，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山an－mzein，即對生命奇蹟的令人顫慄的驚嘆是所有哲學的開端。這一點在我看來是很可能的--柏拉圖的爭論是一種經驗的直接結果，也許是一種最引人注目的結果；蘇格拉底對他的信徒說，他的見解再次突然被他的思想所戰勝，並被扔進了一種好多小時沉寂不動的吸收狀態中去。顫慄的驚嘆者根本說不出話來，即它的實際內容應當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這一點看來也是可能的。這至少可以解釋為什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認為thaumazein 是哲學的開端）也應當同意--不管有多少強有力的反對意見--一些無語狀態（主要是沉思的一種無語狀態）是哲學的結束。事實上，Theoria只是thaumazein一詞的又一面，哲學家最終達到的對真理的沉思，在哲學上是純粹的他開始時的無語的驚嘆。 不過，還有另一方面，這一方面在柏拉圖的思想學說中，在它的內容及其用詞和例舉中表現得最明確。這些存在於工匠（他在其內在的眼睛之前看到了模型的形狀，他根據這一形狀來製作其作品）的經歷之中。在柏拉圖看來，這一模型（工匠只能模仿而不能創造）並非人類思想的產品，而是給予的東西。這樣，它獲得了一種不是通過人的雙手實現的，相反是在其物化中被糟蹋的永恆性和優秀性。工作令一些東西易朽，並糟蹋一些永存東西的優秀性，只要這些東西是沉思的對象。因此，對模型的適當態度（它指導工作和製作），即對柏拉圖式的思想的適當態度是讓它們保留原來的樣子，讓它們出現在內在思想的眼睛前面。如果一個人只是放棄其工作能力，無所事事，那麼就能關注它們，因而也加入了它們的永恆性。在這一方面，沉思與驚嘆的狂喜狀態（人以這一狂喜對作為整體的生產的奇蹟作出反應）大不相同。它是而且後來一直是製作過程的一部分，儘管它已經與所有的工作和做分道揚銷，在這當中，對模型（此時它不再指導任何做）的關注出於自身的緣故得到了延長，並受到欣賞。 在哲學的傳統中，正是這第二種沉思才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東西。因此，驚嘆得說不出話所表現的沉寂不動不過是吸收的一種附帶的、未料想到的結果，而現在，這一沉寂不動成了沉思的一種條件和顯著特徵。不是驚嘆戰勝個人，並使其沉寂不動，而是通過有意識地停止活動（即製造活動）才達到了沉思的狀態。如果一個人閱讀沉思的喜悅的中世紀來源，那麼哲學家似乎想確定，技藝者將留意召喚，放下其武器，並最終認識到他最大的渴望卿渴望永恆和不朽）不是他的做所能完成的，而只有當他認識到不能製造美和永恆時，他才滿足了其最大的渴望。在柏拉圖的哲學中，無語的驚嘆（哲學的開始和終結）、哲學家對永恆的熱愛、工匠的永恆和不朽的願望，這幾者互相滲透，直到它們無法分辨。然而，這一事實--哲學家的無語驚嘆看來是一種為少數人保留的經歷，而工匠沉思的一瞥則為眾人所知--極為有利地偏向於一種首先來自技藝者的經歷的沉思。它已極大地偏向了柏拉圖（他例舉來自製造這一領域的例子，因為這些例子更接近於一般的人類經歷），它更大幅度地偏向於每人所需沉思和反省的地方，如中世紀的基督教。 這樣，主要不是哲學家和哲學上的無語驚嘆才塑造了沉思和沉思過程的概念和實踐，而恰恰是偽裝著的技藝者，是作為製造者和製作者的人，其工作是對自然施以暴力，以為自己建造一個永恆的家，現在，他被說服將暴力連同所有的活動一起拋棄，使東西保留其原貌，並在不朽和永恆附近的沉思處找到了他的家。可以使技藝者相信這一態度的改變，因為他知道沉思和一些來自其自身經歷的沉思的一些快樂，他無需徹底改變心境--一種真正的Periagog6，一種激烈的轉變。他所要做的是放下他的武器，無限期地延長關注e飼os的行動，這一eidos即為他以前想模仿的永恆的形態和模型，這些形態和模型之美他現在知道只有通過任何具體化的試圖才能加以損壞。 因此，如果對沉思高於任何活動之上的現代挑戰只不過是將製造和關注的秩序顛倒一下的話，那麼它依然停留在傳統的框架之內。不過，當理解製作本身的重點完全從產品、永恆的指導模型轉移到製作過程，從東西是什麼、要生產什麼東西這一問題轉移到如何生產以及通過這一生產及重新製造而形成的手段和過程時，這一框架才會被迫擴大。這意味著人們再也不相信沉思能產生真理，它失去了在vitaactiva本身因而在普通人的經歷中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