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條件 · 第六章 VitaActiva與摩登時代

他發現了阿基米德支點，但卻用它來支撐自己；看來他只是被允許僅僅在這一條件下發現這一支點。 --弗蘭茲·卡夫卡 35．世界的異化 現代史的開幕發生了三件大事，這三件大事決定了現代的特徵：美洲大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開發；宗教改革，通過擴大基督教會和修道院的財產，宗教改革開始了一個個人剝奪財產和社會財富積累的雙重過程；望遠鏡的發現以及從宇宙觀點來思索地球本質的新科學的發展。這些事件並不能被稱為現代事件，因為我們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才知道這些事件的。儘管不能用任何因果關係鏈來解釋這些事件，因為沒有哪一事件可以以此來解釋，但它們仍在持續不斷地發生，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先例，並可以叫出先驅者的名字。然而，所有這些事件並沒有展現其在黑暗中積蓄力量的潛流突然奔發的古怪特點。一些我們與之相聯的名字--伽里略、馬丁·路德以及一些大發現時代的偉大的航海家、探險家、冒險家--仍然屬於前現代世界。此外，對新發明的奇怪的憐憫，17世紀以來幾乎所有偉大的作家、科學家和哲學家死死咬定他們看見了以前從未見過的東西，想到了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所有這些在他們那裡都不能找到，甚至在伽里略那裡也找不到。這些先驅者並非革命者，他們的動機和打算仍然深深地紮根於傳統之中。 在他們的同代人看來，這些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發現從未聽說過的大陸和從未夢想過的海洋；最令人掃興的是宗教改革帶來的西方基督教的無可挽回的分裂，以及這一改革固有的對東正教的挑戰和對人的靈魂安寧的直接威脅；當然，最不顯眼的是人類早已儲藏頗豐的工具庫里新添的一種新器具（除非不看星星），儘管它倒是從未有過的第一種真正純科學的器具。不過，如果我們能像衡量自然過程一樣衡量歷史的勢頭，那麼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一些最初最不引人注意的東西，即人類發現宇宙的最初嘗試，卻具有不斷增長的衝勁和速度，直至它不僅使地球表面的擴大（這一擴大只能在地球自身的範圍內找到其最終的界線），而且也使顯然無止境的經濟積累過程顯得黯然失色。 但這些僅僅是猜測而已。事實上，新大陸的發現、丈量其土地和測量其水道花費了好多世紀，只是在現在才剛進入尾聲，只是在現在人類才完全有了其世間的居所，才把對以往年代具有誘惑力且禁錮的無邊無際的地平線盡收於一個地球，他對這一地球的壯觀輪廓和表層的了解之詳細，一如他了解自己的掌紋一樣。正是發現了地球上巨大的可得的空間，才開始了人所共知的地球的收縮，直到最終在這一世界（雖然它是現代的產物，但與現代世界絕非一致）中，每個地球上的居民成為其國家的居民。人們現在居住在一個地球般黨的不斷擴張的整體中，在那裡，甚至距離這一概念（它在部分的最完美的不間斷的連接中仍是固有的）在速度的大舉進攻面前俯首稱臣。速度征服了空間，雖然這一征服過程在一人同時在兩處出現這一無法征服的界線上受到了局限，但它已經使距離變得毫無意義，因為人類生命中毫不起眼的部分--年、月，甚至周--對於到達地球的任何一點再也不是所需的長度了。 當然，對摩登時代早期的環球旅行開拓者的目的來說，再也沒有什麼能比這一終結的過程更相異的了；他們拓展疆域，而不把它縮小成一個球，當他們呼應遠方的召喚時，他們並不打算舉步不前。只有事後認識的智慧才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一個物體可以衡量，那麼它不可能是無限的，每一次調查將一段距離內的東西集中起來，因而將廣漠的距離縮小到了方寸之間。這樣，摩登時代早期的地圖和航海圖預示了技術的發明，通過這些發明，地球上的空間變得伸手可及。在鐵路、輪船和飛機將空間縮小、距離拉近之前，已經存在著這種更大、更有效的收縮，它來自人類頭腦的調查能力。人類的頭腦使用數字、標誌和模型，可以將地球的實際距離濃縮和丈量到人類的自然感覺和理解的大小。在我們知道如何圍繞地球運行，如何界定人類日常居住的範圍之前，我們已經將地球搬進了我們的居室，任由我們的手觸摸，並在我們眼前旋轉。 這一事件還有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一方面更重要。只有當人們從紛繁的雜事和對眼前的考慮中擺脫出來，與任何事情保持一種距離，人類的調查能力才能發揮作用。他與周圍的世界距離愈遠，就愈能進行調查和衡量，愈少將塵世的俗氣留給自己。這一事實-一地球的變小，這是飛機發明的一個結果，即使地球表面連成一體的結果--對一般現象來說，就像一種象徵，它只有不惜在人和地球之間設置一個距離，使人相異於他周圍的塵世，才能使地球的距離縮短。 馬克斯·韋伯甚至在"內在世俗的禁欲主義"的名義下將其指稱為新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源泉的宗教改革，這一完全不同的事件最終以相似的異化現象直面於我們，這一事實也許是令許多歷史學家很難不相信鬼怪、惡魔和時代精神的巧合之一。令人炫目和困惑的是截然相異中的相似性。這一內在世俗的異化，無論在動機還是內容上都與地理大發現固有的地球和對地球的征服無關。此外，馬克斯·韋伯在其著名的論文中指出的這一內在世俗異化的歷史事實，不僅在來自路德和加爾文恢復基督教信仰的不妥協的外在世俗性的新的道德中表現了出來，而且也在（儘管在一種截然不同的水平上）徵用農民的土地上表現了出來，這是一種沒收教會財產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也成了封建制度崩潰的最重要的因素。當然，去猜測我們的經濟進程若無這一事件--其影響促使西方人進入了這樣一種發展，在這一發展中，所有的財產權都在其沒收的過程中被摧毀了，所有的東西都在其生產過程中消耗殆盡，世界的穩定在一種不停的變化中遭到了破壞--會變得怎麼樣是沒有根據的。但是，這些猜測在其提醒我們歷史是一個一系列事件而非暴力或可預測進程的思想的故事這一程度上還是有意義的。當把這些猜測作為反對現實的觀點，並認為這些猜測具有實證的可能性和邏輯性時，那麼這些猜測便是沒有根據，甚至是危險的，因為就定義而言，這些猜測的數目不僅是不確定的，而且它們也未涉及事件的具有實質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並以花言巧語對這一缺陷加以彌補。這樣，它們仍然是一種純粹的幻覺，不管它們的風格是如何缺乏想像力。 為了不低估這一過程在數世紀幾乎一帆風順的發展之後已經具有的勢頭，最好對戰後德國所謂的"經濟奇蹟"（只是在一種過時的參照框架看來是一種奇蹟）作一反思。德國的例子明白無誤地表明，在現代條件下，剝奪人民、摧毀物質、蹂躪城市會變成一個不僅僅是恢復過程，而且也是較迅速和有效地積累財富的過程的強有力的刺激因素，只要這一國家的現代化程度達到足以根據生產過程來作出反應。在德國，徹底的破壞取代了蔑視世間一切東西的這一無情過程，成了我們現在身居其中的剩餘經濟的標誌。其結果幾乎如出一轍：繁榮興旺（正如戰後德國表明的）並非來自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或任何穩定的和賦予的東西，而是來自生產和消費這一過程本身。在現代條件下，不是摧毀而是保存招致了毀滅，因為保存的東西的堅固耐用是倒轉過程的最大的障礙，這一過程迅速的、不停的所得僅僅意味著其所得地方的不停地所失。 在財產權（與財富和占用不同）意味著共同世界的私人占有性分享，因而成了人的世俗性的一個最基本的政治條件之前，我們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基於同樣的原因，剝奪和世界的異化不謀而合。以戲劇中所有演員的動機為背景的摩登時代是通過使部分階層的人疏遠這一世界作為其開端的。我們傾向於忽視摩登時代這一異化的重要性，因為我們通常強調它的世俗性，並以塵世來指出世俗性這一用語。然而，世俗化作為一種有形的歷史事件，只不過意味著教會和國家、宗教和政治的分離。從一種宗教的觀點來看，這意味著回到早期基督教的這一態度--"將消撒的東西給予悄撒，將上帝的東西給予上帝"，而不是喪失信仰和神的超然存在，或對這一世界的東西的一種新的、濃厚的興趣。 信仰的現代喪失從根源上說並非是宗教的--它不能追溯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這摩登時代的兩大宗教運動--它的範圍絕非局限在宗教領域。此外，即使我們承認摩登時代是以神的超然存在，以及而後信仰的突然的、令人費解的黯然失色作為其開端的，它也決不意味著隨之而來的這一喪失將人扔回到這一世界。恰恰相反，歷史事實表明，現代人並未被扔回這一世界，而被扔回到其自身。自從笛卡爾以來，現代哲學中最持久的趨勢之一，以及對哲學的最具獨創性的貢獻，便是對自我（有別於靈魂或一般的人或人類）的獨占性關懷，並試圖將所有的經歷幼；上這一世界以及其他的人類）縮減到一種人與其自身之間的經歷。馬克斯·韋伯有關資本主義起源的發現的偉大之處，恰恰在於他表明，一種龐大的、嚴格來說是世間的活動，在不關注這一世界或不享有這一世界的歡樂的情況下是可能的，而且這是一種其最深的動機是擔憂和關照自己的活動。 剝奪，對部分人群在這一世界上的位置的剝奪以及他們直面生活的巨變，產生了財富的原始積累，並有可能通過勞動將這一財富轉變為資本，所有這些東西一起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興起的條件。這一由剝奪開始、由剝奪成為其來源的發展會導致人類生產力的巨大增長--這一點從工業革命數世紀之前一開始就非常明顯。勉強餬口的新的勞工階級不僅處於生活必需品的逼迫之下，而且在這同時也被並非直接來自這一生活過程本身的關心和擔憂所疏遠了。歷史上第一個自由的勞工階級在其早期階段要解放的是"勞動力"中固有的力量，即在生物過程的純自然的豐富性中，這一力量就像勞動這一所有自然的生殖力一樣，產生了平衡老年人的人口剩餘。將這一摩登時代之初的發展與以往相似的狀況區別開來的是剝奪和財富積累並求簡單地產生新的財產權，或導致財富的全新分配，而是又回到了產生進一步的剝奪、更大的生產力和更多占用的過程之中。 換言之，勞動力的解放作為一個自然過程並未停留在局限於社會的某些階級上，占用並未因需要和願望的滿足而終止。因此，資本積累並未導致摩登時代之前富有帝國的那種我們熟知的停滯，而是擴散到了全社會，導致了財富日益穩固的增長性流動。但這一過程（它確實是如馬克思所稱的"社會的生活過程"，其財富的生產能力可以與自然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創造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足以產生其數目無以復加的人類--的繁殖力相提並論）依然與其從中產生的世界的異化原則相關。只有不讓世俗的堅固性和穩定性干預，只有所有塵世的東西、生產過程的所有最終產品以日益增長的速度返回這一過程，這一過程才能得以繼續。換言之，財富積累的過程只有犧牲世界和人的世俗氣才是可能的，這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它受生活過程的刺激，並反過來刺激人類的生活。 這一異化的第一個階段的特徵是意在為穩定增加"勞苦大眾"的數量而準備的殘酷、悲慘和物質貧困，這些勞苦大眾被剝奪了家庭和財產的雙重保護，即家庭私下占有的保護，直到摩登時代，這一保護才開始了居家的個人生活過程，勞動受到了生活必需品的支配。當社會成為新生活過程的主題（正像家庭在以前是主題一樣）時，第二階段便開始了。社會階級中的成員身份取代了家庭成員身份以前所提供的保護，社會的團結極為有效地取代了早先統治家庭單位的自然的團結。此外，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作為生活過程的一個"集合的主題"，決不停留在一種模糊的實體上，即一種古典經濟學家所需的"共產主義神話"。正像家庭單位被等同於一種私人占有一份世界的財產一樣，社會被等同於一種（儘管是集體占有的）具有實質性的財產、一個民族國家的領土，這一民族國家直到20世紀衰弱之前為所有階級提供了一種對私人之家的替代，而窮人階層的私人之家則受到了剝奪。 民族主義的有機理論（尤其是它的中歐版）都建立在對民族、其成員與家庭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之間的關係的鑑定上。由於社會成了家庭的替代，"血緣與鄉土"應該統治其成員之間的關係，一方鄉土中人口及其來源的同質性成了無論哪裡的民族國家的一種必需。不過，雖然這一發展無疑減輕了殘忍和悲慘，但它很難影響剝奪和世界異化的過程，因為嚴格說來，集體所有制是與之相矛盾的。 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衰弱，地球在經濟和地理方面的變小，以至繁榮和衰退成為一種世界性現象，人類（在我們這一時代之前還是一個抽象的字限或只是人道主義者的指導原則）轉變成了一個真正存在的實體，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成員所需相會的時間少於一代人之前一個國家內成員相會所需的時間--所有這些標誌著這一發展最後一個階段的開始。正如家庭及其財產被階級成員身份和國家領土所取代一樣，人類現在開始取代由民族維繫的社會，地球開始取代有限的國家領土。但是，不管本來會產生什麼，由剝奪開始，並以財富的日益增長為特徵的世界異化的過程只能採取更激進的形式，如果允許它按自身既定的規律運行的話。因為當人們還是其國家的公民時，就成不了世界的公民。只要家庭和家庭成員擁有其私人財產權，社會群體就不能集體占有財產。社會的興起帶來了公私領域自發的衰弱。但是，一個共同的公眾世界的黯然失色（對孤獨的大眾的形成是何等殘酷，在形成現代意識形態大眾運動的無世界思想中又是何等危險）是與私人占有世界一份的實質性喪失同時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