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髯論詞絕句 · 姜夔的詞風
姜夔號白石道人，鄱陽人。父噩，任湖北漢陽縣知縣，白石幼年隨宦，往來漢陽二十來年。在湖南遇見福建老詩人蕭德藻（號千岩），德藻賞識他的詩，把侄女嫁給他，帶他寓居浙江湖州。因此，白石三四十歲以後便長住杭州。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他作《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上政府，五年，又上《聖宋鐃歌》十二章，得到「免解」的待遇，與試進士，但仍不及第。寧宗嘉定年間（一二二○左右）卒於杭州，年六十餘歲。在南宋作家裡，他比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少三十來歲，比辛棄疾少十來歲，與葉適、劉過諸人同年輩。
白石一生不曾仕宦，除了賣字之外，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濟過活的。他的友人陳造有詩贈他說：「姜郎未仕不求田，依賴生涯九萬箋；稇載珠璣肯分我？北關當有合肥船。」又說：「念君聚百指，一飽仰台饋。」他所依靠的人：在湖南、湖州是蕭德藻；來往蘇州時，是名詩人范成大；相依最久的是寓居杭州時的張鑒。 平甫 張鑒是南宋大將張俊的後裔，有莊園在無錫，曾經要割贈良田供養白石，這是白石四五十歲時候的事情。
南宋中葉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時代。他們拿文字作干謁的工具，如宋謙父一見賈似道，得楮幣二十萬，造起闊房子（見方回《瀛奎律髓》）。因此有許多落魄文人依靠做游士過活，白石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並不是像宋謙父那樣一流人。
白石一生經歷南宋高、孝、光、寧四個朝代，在他二十至五十歲那一階段，正是宋金講和的時候，偏安小朝廷在這三十年「承平」日子裡，朝野荒嬉，置恢復大業於度外。白石二三十歲時數度客游揚州、合肥等處，江、淮之間在那時已是邊區，符離戰役之後，這一帶地方生產凋敝，風物荒涼，曾經引起這位少年詩人「徘徊望神州，沉嘆英雄寡」（《昔游詩》）的感慨，《揚州慢》、《淒涼犯》一類詞也頗有「禾黍之悲」（《揚州慢》詞序）。但三四十歲南歸之後，他的行跡便不出太湖流域附近了。他所經常往來的蘇、杭范成大、張鑒兩家，都有園林之勝、聲妓之娛。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他從合肥歸訪成大，在他家裡賞雪看梅，製成《暗香》、《疏影》兩首自度曲，成大贈他一個歌妓；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張鑒帶一隊穿柳黃色的家妓同他觀梅於西湖孤山，他作一首《鶯聲繞紅樓》詞，和國工吹笛。在這種生活環境裡，他長久地脫離現實，從而決定了他的作品不可能有豐富的現實意義，只會走上研辭練句、選聲揣色的道路，這便是北宋末年周邦彥的道路。
白石存詞共有八十多首，依它的內容來分：感慨時事、抒寫身世之感的像《揚州慢》、《玲瓏四犯》等有十四五首；山水紀游、節序詠懷的像《點絳唇》、《鷓鴣天》等；交遊酬贈的像《石湖仙》、《驀山溪》等各有十三四首；懷念合肥妓女的卻有十八九首（白石二十多歲在合肥戀一琵琶妓，別後二十多年，仍是懷念不忘。詳見拙作《白石行實考》）；其餘二三十首都是詠物之作（其中詠梅花的有十七首），算是他作品中分量最多的一類。比白石年輩稍後的如高觀國、史達祖和後來的周密諸人，各愛好姜詞，也各以詠物擅場。又白石詠梅有「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之句，詠蟋蟀有「候館迎秋，離宮吊月，別有傷心無數」之句，宋末遺民也便多用詠物詞寄託故國滄桑之感（不滿民族壓迫，而又不敢正視現實，這是他們的階級意識）。白石這派詞也就因此而廣泛地被傳誦仿效起來，它的影響一直下逮六七百年的清代浙派詞。朱彝尊說「詞至南宋始極其工，姜堯章氏最為傑出」（朱氏《詞綜發凡》），又說「詞莫善於姜夔」（《黑蝶齋詩餘序》），於是造成清代初年「家白石而戶玉田 張炎 」的風氣。我們看清代幾百年之中，白石詞集的刻本寫本多至三四十種，算是唐宋人詞集版本最多的一家，這可見當時學習姜詞的盛況。白石詞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各個時期里和他同類型的封建文人特別多。他們都依據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選擇地來學習、摹仿姜詞。其次，由於姜詞在藝術技巧上有其獨特的成就，可以為後來者借鑑以抒寫和他同類型的思想感情。所以我們論詞史，不能忽視他對後來的消極影響，在分析他的思想感情之外，還須對他的藝術造就作較全面的研究。
白石作品，在文學史上的評價是詞比詩高。我現在論他的詞，可先從他的詩說起。我以為若了解他的詩風轉變的經過，是會更容易了解他的詞的造就的。
白石少年就有詩名，二十多歲時，蕭德藻介紹他去見詩壇老宿楊萬里。萬里期望他作「尤 袤 蕭 德藻 范 成大 陸 游 四詩翁」的後起。白石是江西人，對當時盛行的江西派詩，曾下過一番工夫，但後來對江西派的看法有了轉變。四十多歲時，過無錫訪老詩人尤袤，尤袤問他作詩學哪一家，他答：「三熏三沐師黃太史氏 黃庭堅 ；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雖黃詩亦偃然高閣矣。」（《詩集自敘》）晚年寫定詩集時，自敘心得說：「作詩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同上）也是指學黃詩而言的。
白石早年從黃詩入手，中年要擺脫黃詩，自求獨造，提出蘇軾所說「不能不為」一句話作為寫詩的最高境地。這個轉變固然由於他多年創作的體驗，也和那時文壇的整個趨勢有關。在北宋末葉風靡一時的江西派詩，到了白石那時，已經流弊叢生，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滿。尤袤對白石評論蕭、楊、范、陸四家詩說：「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為？」（同上）楊萬里也時常有類似的話（見他的《荊溪集自序》等文）；葉適攻擊江西更甚於其他諸人（見其所作《徐斯遠文集序》）；三家都是白石的長輩交遊，自然會影響他對黃詩的看法。
南宋詩人要修改江西派的，大都主張上窺唐詩。楊萬里自序《荊溪集》和他所作《雙桂老人詩集後序》，都有此主張。白石作《自述》，說「內翰梁公愛其詩似唐人」，今觀白石的近體詩，尤其是絕句，很明顯是從江西派里出來走向唐人的。白石詩里時常提起晚唐詩人自號天隨子的陸龜蒙：
詩集下《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三生定是陸天隨，又向吳松作客歸。」
又《三高祠》：「沉思只羨天隨子，蓑笠寒江過一生。」
詞集三《點絳唇·丁未過吳松作》：「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
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白石以蕭德藻的介紹，見萬里於杭州，那時他約三十三四歲。後來作《自述》，記萬里稱讚他：「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大概就在這個時候。
陸龜蒙的詩在從前不大有人表章過，第一個激賞他的是楊萬里。我們看萬里讀《笠澤叢書》（龜蒙詩文集）三絕句：
笠澤詩名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晚唐異味同誰賞，近日詩人輕晚唐。
松江縣尹送圖經，中有唐詩喜不勝。看到燈青仍火冷，雙眸如割腳如冰。
拈著唐詩廢晚餐，旁人笑我病如癲。世間尤物言西子，西子何曾直一錢。
這真可說是「贊不容口」了。這三首詩是萬里淳熙年間在杭州寫的（編在《朝天續集》第二十九卷），正是他初識白石的時候。我們因此知道：萬里所以拿龜蒙比白石，由於他自己那時正激賞龜蒙詩，這和他要以唐詩修正江西派這個主張是有關係的。白石此後有一些作品，好像是有意學龜蒙的。紹熙二年（一一九一）——識萬里後的第四年——作《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寄萬里，萬里回信稱讚它說：「十詩有裁雲縫霧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那就是很像龜蒙的絕句詩。他如《湖上寓居雜詠》十四首，頗近龜蒙的《自遣》詩三十絕；《昔游》詩里寫洞庭湖的五古，也像龜蒙和皮日休的三十首《太湖》詩。
白石四十多歲還考不上進士，一生飄泊江湖。龜蒙也終老布衣，自號「江湖散人」。二人身世遭際頗相似，其脫離現實的生活也很相似。龜蒙所隱居的吳江，又是白石來往蘇、杭屢經之地。有此生活因素，加之楊萬里對他的嘉獎，和當時由江西派上窺唐詩的文學趨勢，於是形成了白石的詩風：饒有縹渺風神而缺少現實內容。
我在這裡詳述白石的詩風，目的是為便於下文說他的詞風。詞是他全部創作里主要的部分，我們要更仔細地來分析它。
我們說，白石的詩風是從江西派走向晚唐的，他的詞正復相似，也是出入於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詩來匡救晚唐溫 庭筠 韋 莊 以及北宋柳 永 周 邦彥 的詞風的。
白石詞和周邦彥並稱「周姜」。邦彥詞上承溫、韋、柳、秦，這派詞到了白石那時，大都軟媚無力，恰好和那槎枒乾枯的江西末流詩作對照。指出江西派的流弊，拿晚唐詩來修改它的是楊萬里；拿江西詩風入詞的是姜白石。
當時人不滿江西派詩，並不是否定了黃 庭堅 陳 師道、與義 諸作家，只是不滿學錯了黃、陳詩的人們，不滿他們只會摹擬黃、陳的外表。當時江西作家呂本中與曾茶山論詩書也說：江西學者「失山谷之旨」。楊萬里對學者說學江西之法，以調味為比：「酸咸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江西宗派詩序》）又以飲茶為比：「至於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味未既而不勝其甘，……《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劉良佐詩稿序》）他要體味江西和晚唐的噓息相通的消息，調胹晚唐諸子和黃、陳諸家為一體。楊萬里所希望在詩里達到的境地，姜白石卻在他的詞里達到了。試舉一端作例：
晚唐以來溫、韋一派詞，內容十之八九是宮體和戀情，它的色澤格調是綺麗婉弱的，不如此便被視為「別調」。這風氣牢籠幾百年，兩宋名家，只有少數例外。白石寫了不少合肥戀情詞，卻運用比較清剛的筆調，像：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踏莎行》）
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滿汀芳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杏花天影》）
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長亭怨慢》）
舊遊在否，想如今翠凋紅落。漫寫羊裙，等新雁來時繫著。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淒涼犯》）
這些詞用健筆寫柔情，正是合江西派的黃、陳詩和溫、韋詞為一體。沈義父作《樂府指迷》，評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以「生硬」不滿白石，就由於他以溫、韋、柳、周的尺度衡量白石，並且不了解白石詞與江西詩的關係。
又，五代北宋人多以中晚唐詩的辭彙入詞，賀鑄所謂「筆端驅使李賀李商隱」。北宋末年周邦彥多用六朝小賦和盛唐詩，漸有變化，但還是因多創少。只有白石用辭多是自創自鑄，如「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冷香飛上詩句」等，意境格局和北宋詞人不同，分明也出於江西詩法。白石一方面用晚唐詩修改江西派，另一方面又用江西詩修改晚唐北宋詞。以修辭一端來說：他從用唐詩成語辭彙走向用宋詩的造句鑄辭，也是他的詞風特徵之一。
關於白石的詞風，南宋末年張炎著《詞源》，拈出「清空」兩字作為它的總評，並且為它下一個比喻：「野雲孤飛，去留無跡。」這對後來評判白石詞影響很大。我在這裡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張炎說：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詞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張炎拿「質實」和「清空」作對比，並用「古雅峭拔」四個字來解釋「清空」，其實這只是張炎自己作詞的標準，是他自己「一生受用」的話頭，（張炎的學生陸輔之著《詞旨》，述張炎的話：「『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盡。」）是不能概括白石詞風的。白石沒有留下論詞的著作，但是他所著的《詩說》卻也可作他的詞論讀（清代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已有此說法）。《詩說》里主張：詩要「有氣象、韻度」，要「沉著痛快」，要「深遠清苦」，我們若拿這些標準來讀白石詞，都有可以相通之處。又我們讀他的《慶宮春》「雙槳蓴波，一蓑松雨」，《滿江紅》「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念奴嬌》「鬧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為侶」，《琵琶仙》「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諸首，知道它既不是溫、韋一派，而又與蘇、辛不同，也明顯地可以看出，它原不像沈義父所說的「生硬」，也決不是張炎的「清空」說所能包括。
五代北宋的婉約一派詞，到了南宋的吳文英，漸由密麗而流為晦澀。張炎由於不滿文英而服膺白石，所以拈出「清空」二字作為作詞的最高標準，這本來是他補偏救弊的說法。但是如果以為這二字可概括白石詞風，那就偏而不全了。
清代從朱彝尊以後，有人甚至推尊白石詞是「《三百篇》之苗裔」（王昶《春融堂集》），「猶詩家之有杜少陵」（宋翔鳳《樂府餘論》），那是完全不符實際的過譽。我們看北宋末年爆發了尖銳的民族矛盾，詞壇上陸續出現了許多進步作家和許多反映這個動亂時代現實的作品。蘇、辛一派詞，於是聲光大耀。作家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我們原不應對他們作一致的要求。但文學作品反映現實程度的深淺廣狹，是估定這作家成就高下的主要標準。若以這點意義論，白石詞無疑是遠遜辛棄疾的。這由於他對生活、對政治的態度和辛棄疾一班人有很大的距離，他一生從來沒有要求自己施展其才力以改變當時的現實。他的《揚州慢》、《淒涼犯》各詞，雖然對現實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所反映的不是當時社會現實的主流；它的絕大部分只是用洗鍊的語言、低沉的聲調來寫他冷僻幽獨的個人心情：
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惜紅衣》）
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齊天樂》）
這是他被傳誦的名句，也就是代表他的作品風格和生活心情的名句。
宋室南渡的時候，北方貴族官僚避亂到江南的，大都沒有勞動謀生的能力，在仕途上沒出路的，便以「道人」「雅士」的態度寄生游食；他們的遭遇和生活很近似於南北朝時代的南渡士流；顏之推《家訓》所斥責的不事生產、不懂吏治的游惰文人，正是南宋江湖游士的前身。白石《自述》：范成大稱讚他「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恰可說明這點。在他們隊伍里雖然也偶有些人敢於揭發現實的醜惡，使權貴們視為「口吻可畏」，但「道人」「雅士」的姜白石卻不屬於這一流。這種逃避現實的態度表現在文學上，自然只會寫「晉宋雅士」那套放懷山水、怡情歌酒的作品。宋詞在從蘇軾到辛棄疾這一階段中，出現了許多正視現實的作家，把詞從溫、韋的末流頹風裡，從脂粉氣和笙簫細響中，提向有陽光有鞺鞳笳鼓聲的境界。但是到了白石，又逐漸走向下坡，變成為西風殘蟬、暗雨冷蛩的氣息。由於這個文學傾向的發展，也由於南宋末年士氣的頹落，到了王沂孫、張炎諸人的作品裡，便只有像螢火、孤雁那樣的光焰和聲調，白石這一派詞也就自然走向沒落之途了（王有詠螢詞，張有孤雁詞）。
末了，談談白石詞的樂律：
白石不但是詩家、詞家、書法家，又是南宋著名的音樂家。我們研究他的詞，不可不注意它的音樂性。因為在南宋詞里，音樂性是他的詞的特徵之一。
白石集裡今存有十七首自注工尺旁譜的詞，這是七八百年前流傳下來的唯一的宋代詞樂文獻，它在我國音樂史上有重大的價值。我們要研究他的詞樂，須先了解他選調製腔的幾種方法：
一種是截取唐代法曲、大曲的一部分而成的，像他的《霓裳中序第一》，就是截取法曲商調《霓裳》的中序第一段；
一種是取各宮調之律，合成一隻宮商相犯的曲子，叫做「犯調」，像《淒涼犯》；
一種是從當時樂工演奏的曲子裡譯出譜來，像《醉吟商小品》，是他從金陵琵琶工求得品弦法譯成的；
一種是改變舊譜的聲韻來制新腔，像平韻《滿江紅》，是因為舊調押仄韻不協律，故改作平韻。《徵招》是因為北宋大晟府的舊曲音節駁雜，故用正宮《齊天樂》足成新曲；
一種是他人作譜他來填詞的，像《玉梅令》本范成大家所制。
以上五種方法，都是先有譜而後有詞的；其另一種則是白石自己創製新譜，是先成文辭而後制譜的，就是他詞集裡的「自度曲」、「自製曲」。他在自製曲《長亭怨慢》小序里說：
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為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闋多不同。
他的「自製曲」、「自度曲」二卷，共有《揚州慢》、《長亭怨慢》、《淡黃柳》、《石湖仙》等十二首，都是他自製的新腔。他說「初率意為長短句」、「前後闋多不同」，可見他這些詞是以內容情感為主，和其他詞人依調死填，因樂造文，因文造情者不同。所以我們讀他的詞，大都舒捲自如，如所欲言，沒有受音樂牽制的痕跡；像前文引過的《長亭怨慢》上片：
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
同詞過變：
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為主！」
在這短短的幾行里，就用了許多虛字和領頭短句，像「矣」、「若」、「也」和「只見」、「誰得似」、「不會得」、「怎忘得」、「第一是」等，這也是他和按譜填詞者不同之處，所以能做到婉轉相生的地步。
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白石這類先「率意為長短句」的詞，是否也嚴辨文字的四聲和陰陽上去？換句話說，就是他的詞的音樂聲調和文字聲調的契合程度究竟怎樣？我們知道，從溫庭筠到柳永、周邦彥諸人填詞，已逐漸嚴分字聲。白石是精於樂律的作家，他究竟怎樣對待詞里字聲的問題呢？
我們看他的《滿江紅》小序：
《滿江紅》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雲「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
後來他把它改押平韻，「末句雲『聞佩環』，則協律矣」。為了一個字的平聲去聲之異，改動全首的韻腳，他無疑是十分重視字聲的。但是我們細檢他的自度各曲，又不完全如此，舉《秋宵吟》、《疏影》、《翠樓吟》三首為例：
《秋宵吟》是「雙拽頭」體，全詞三段，前面兩小段的字句完全相對（現存的白石歌曲各刻本，都誤合前面兩小段為一段），旁譜工尺也完全相對；但按其四聲，除兩結「箭壺催曉」、「暮帆菸草」二句外，其餘不盡相同。
《疏影》和《翠樓吟》，在自度曲中是上下片相對句子最多的兩首（《疏影》一首，上片「枝上」以下，和下片「飛近」以下，字句全同；《翠樓吟》一首，上片「漢酺」以下，和下片「與君」以下，也完全相同），而四聲相同的只有少數字句。《疏影》上片「無言自倚」是平平仄仄，對下片「早與安排」，是仄仄平平，平仄且不相同。
由此可見白石詞的字聲，有守有不守，因為他深明樂律，所以能辨識其必須守的和可守可不守的地方（元人說曲里的「務頭」，一支曲里須嚴守陰陽四聲的，只有少數的字句；宋詞音律大抵也是如此）。有人也許認為他是詞樂專家，必定很重視格律聲調，因之把他和一般盲填死腔的作家等量齊觀，而忽略他一部分詞以情感為主「先率意為長短句」的做法。所以我在這裡特為舉例指出。
總之，姜白石是一個沒落官僚地主階級的文人，他大半生生活在南宋小朝廷向敵人委曲求全的時代，他依人過活的身世，使他不敢表示鮮明的愛憎。狹小的生活圈子，又使他不可能深透地認識社會現實，於是「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白石《翠樓吟》句），就成為他排遣精神苦悶的唯一方法。表現在文學上的努力，也只會有藝術技巧的追求。江西派已不能滿足於時代要求，但他對它卻是積習難忘。陸龜蒙的生活態度又恰和他的心情相契合，於是江西和晚唐的詩風便間雜出現在他的作品裡。
由於階級意識和實際生活的局限，他的文學在當時不可能屬於代表社會反抗勢力的一面。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更趨激烈，宋詞在那時放射了它最後一次的光芒。那時的作家像文天祥、劉辰翁、劉將孫諸人是屬於辛棄疾一派的，王沂孫、張炎諸人是屬於白石一派的。就它的思想內容論，足以代表那個時期進步傾向的宋詞，無可懷疑是屬於辛派而不是姜派的了。
不過，在南宋詞壇上，白石詞的影響，還是不應忽視的。白石在婉約和豪放兩派之外，另樹「清剛」一幟，以江西詩瘦硬之筆，救溫庭筠、韋莊、周邦彥一派的軟媚；又以晚唐詩綿邈風神救蘇辛派粗獷的流弊，這樣就吸引了一部分作家。我們看宋末柴望自序《涼州鼓吹》（即《秋堂詩餘》）有云：「……詞起於唐而盛於宋，宋作尤莫盛於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別家數也。大抵詞以雋永委婉為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缽或仿佛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云爾。……」柴氏於「組織塗澤」、「呼嗥叫嘯」之外，特別拈出白石的「雋永委婉」，雖然以「雋永委婉」四字概括白石詞風，未盡確切，但可見宋季詞壇確有此一派。後來朱彝尊作《黑蝶齋詩餘序》說：「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並可見這派聲氣不小（吳文英不應屬姜派，由朱氏誤以吳詞中之姜石帚當白石，故有此說）。所以我說白石在蘇、辛與周、吳兩派之外，是自成一宗的。
宋末詞家承周與承姜，各有分屬。如吳文英是周的嫡派，張炎屬於白石，而周密則在白石、吳文英之間（他選《絕妙好詞》，錄白石、文英兩家作品都多至十餘首可見）。我們論周、姜兩家的影響利弊，也不能混同。注重研辭練句，過分講究技巧，是兩家共同的傾向。但因重視音律而犧牲內容，因塗飾辭藻而隱晦了作品的意義，則周派的流弊大於姜派。南宋黃昇作《花庵詞選》說「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這評論是對的。至於白石在音樂史、書藝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以及他的樂學書藝等等與其詞風之影響，都還需要有專著研究，本文戔戔，不復旁涉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初稿，一九六○年一月重改於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