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雜論 · 慈善家的媽媽
從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藥，年成不好還要開粥廠。這位員外的錢從哪裡來的呢？或是高利貸，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來的地皮。不用說，這是一位偽善的人道主義者。他周濟著一班窮光蛋，有機會就叫他們做工，拔草呀，車水呀，掃除馬糞呀，修理屋頂呀。窮光蛋們只知道感激他，向來沒有想到問他算工錢。其實，要是算起來的話，決不止一件破棉襖，幾碗稀粥的。他倒沾著便宜，還得了善士的名聲。後來，這西洋鏡有點兒拆穿了。
但是，這時候來了一位俠客，雄赳赳的，手裡仗著一把寶劍，據他自己說，這是「切西瓜」用的。他說他看透了那位慈善家的虛偽。他憤恨極了，就跑上慈善家的大門，破口大罵了一通，還拔出寶劍來說：「我要切你的西瓜！」一些窮光蛋反而弄胡[糊]塗了：為什麼慈善家的頭應當拿來當西瓜切。問問俠客，俠客說：
「嚇，嚇，嚇，……他，他，我丟他的媽，他媽跟我睡覺！」
「他媽跟你睡覺，他又該當何罪？」
「他，他，他昏[混]蛋極了……我，我□他的祖宗！……該殺的東西！」
俠客實在憤激得說不清白什麼理由。俠客以為只要話說得「粗魯」些，窮光蛋就會懂得。然而他們不會了解慈善家的「媽跟人睡覺」，慈善家自己就立刻該殺；他們更不明白「該殺」就等於偽善的「憑據」。俠客自己的胡[糊]塗，要害得窮光蛋們更加胡[糊]塗，甚至於更加同情那位偽善家。
慈善家的虛偽，和他媽的不貞節或者恰好跟那位俠客睡了覺，是完全不相干的。窮光蛋們自己裡面的明白人，應該詳細的說明慈善家虛偽的事實，說明這世界裡的種種假面具。對於這樣的慈善家，像俠客那樣的手段是不行的，何況對於比慈善家更細膩的人物呢。
鬼臉的辯護
——對於首甲等的批評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一篇詩，是罵胡秋原「丟那媽」的，此外，罵加上一些恐嚇的話，例如「切西瓜」——斫腦袋之類。胡秋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們不想在此地來說，因為對於這個問題其實不關重要。問題倒發生於魯迅給《文學月報》一封信說「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而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東平的四個人就出來判定魯迅「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現代文化》雜誌第二期）。
首甲等對於恐嚇和辱罵的辯護是：
（一）「革命的工農確實沒有嚇人的鬼臉」，然而「這是對某一階級同情者說的，對別一階級即使你再斯文些，在他看來，無論如何都是嚇人的鬼臉」，因此，恐嚇「有什麼不可以」？
（二）「一時憤恨之餘的斥罵，也並不怎樣就成為問題，而且也無『笑罵』與『辱罵』的分別。只要問罵得適當與否，並不是『丟那媽，就是辱罵，『叭兒狗』就是笑罵。……」
這是說恐嚇和辱罵也算戰鬥，而且不這樣就會變成「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就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論」！
革命當然要流血的，然而嘴裡喊一聲「斫你的腦袋」還並不就是真正革命的流血。何況文化鬥爭之中，就是對付正面的敵人，也要在「流血」的過程里同時打碎他們的「理論」的陣地。當你只會喊幾聲「切西瓜」的時候，就要被敵人看做沒有能力在理論上來答辯了，而一般廣大的群眾並不能夠明白敵人「理論家」的欺騙。國際的革命思想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幾十年來沒有一次是用「切你的西瓜」那樣的恐嚇來戰勝反動思想和欺騙的理論的！這種恐嚇其實是等於放棄思想戰線上的戰鬥。剝削階級明明知道革命對於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並不是嚇人的鬼臉，而他們為著要嚇退正在劇烈的革命化的群眾，故意要造謠、污衊、誣陷。敵人所造作的那些「放火殺人」之類的謠言，正是要把這種鬼臉硬套在先進的工農頭上，——敵人的可惡就在於他們故意把只對於自己有害的革命說得像魔鬼似的，仿佛要吃盡一切活人。現在有人出來多喊幾聲「斫」和「切」，那就很像替敵人來證實那些誣陷。首甲等的說法是：對於剝削階級，革命反正都是「嚇人的鬼臉」，因此多扮些嚇人的鬼臉，「有什麼不可以」！這對於革命的隊伍是極有害的空談。革命的工農不能夠不宣布首甲等的意見決不是他們的意見。
所以說「恐嚇決不是戰鬥」的魯迅決沒有什麼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而自己願意戴上鬼臉的首甲等卻的確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
至於「丟那媽」之類的辱罵，那更是明顯的無聊的口吻。首甲等把胡秋原認為革命的販賣手，但是他們卻喜歡和胡秋原較量罵人的本領。胡秋原罵什麼「人首畜鳴」，「人類以下的存在」，而首甲等就說罵「丟那媽」「並不比胡秋原……更為無聊」。何以胡秋原無聊，而首甲等就擁護同等無聊的回罵呢？他們說：「伊里奇在許多理論著作上，尚且罵考茨基為叛徒。」然而「叛徒」和「丟那媽」是絕對不同的。「叛徒」有確定的政治上的意義，而且考茨基的的確確是叛徒。而芸生的「丟那媽」，卻不會損害著胡秋原反動理論的分毫。芸生和首甲等的錯誤，決不在於他們攻擊胡秋原「過火」了，而在於他們只用辱罵來代替真正的攻擊和批判。我們分析某種論調，說它客觀上替剝削階級服務，或是削弱革命的力量，把這些「理論家」比作「走狗」、「叭兒狗」，——這都有確定的意義的，雖然是笑罵的字句，而表現著批判的暴露的意義。至於「丟那媽」，以及祖宗三代牽纏著辱罵，卻只是承受些封建宗法社會的「文化遺產」的弱點，表示些無能的「氣急」。
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群眾自己用社會的輿論的制裁克服這類的惡習慣，認為這是文化革命的一種任務；而首甲等，自命為負起文化革命責任的人們，卻以為必須這樣辱罵才不右傾！而且還要問罵得適當與否！在理論的戰鬥之中，無論對於什麼人，無論是保皇黨，是法西斯蒂，這種辱罵都不會是「適當」的。這固然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暫時，在下層民眾受著統治階級的文化上的束縛的時候，他們往往會順口的把這種辱罵當做口頭禪，——然而「革命詩人」要表示「憤恨」的時候，他還應當記得自己的「革命」是為著群眾，自己的詩總也是寫給群眾讀的，他難道不應當找些真正能夠表現憤恨的內容的詞句給群眾，而只去鈔[抄]襲宗法社會裡的辱罵的濫調？除非是只想裝些兇狠的鬼臉，而不是什麼真正的革命詩人，才會如此。
所以魯迅說「辱罵決不是戰鬥」是完全正確的。替這種辱罵來辯護，那才不知道是什麼傾向的什麼主義了。可以說，這是和封建「文化」妥協的尾巴主義。
首甲等自己說，要「以尖銳的詞鋒揭破穿著漂亮外衣的奸細」。然而他們在自己所擁護的芸生的詩篇里，卻只舉出「丟那媽」作為尖銳的詞鋒。他們說普洛[羅]文化運動的任務不應當降低，說「我們的詩人」應當與鬥爭的實踐聯繫。但是，他們所謂詩和鬥爭之間的聯繫卻只是寫幾句「切西瓜」之類的句子。這種恐嚇和辱罵顯然不能夠揭穿什麼奸細的漂亮外衣，顯然反而降低了普洛[羅]文化運動的任務。他們擁護這樣的立場，也就不會有「健全的階級意識」。的確，他們的立場是離開真正的戰鬥，而用一些空洞的詞句，阿Q式的咒罵和自欺，來代替戰鬥了。
我們認為魯迅那封「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的信倒的確是提高文化革命鬥爭的任務的，值得我們研究的；我們希望首甲等不單在口頭上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而能夠正確的了解和糾正自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王道詩話
「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據說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裡大火，它就用翅膀蘸著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它那一點兒水怎麼救得熄這樣的大火，它說：「我總算在這裡住過的，現在不得不盡點兒心。」（事出《櫟園書影》，見《胡適人權論集》序所引。）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這是不會沒有報酬的。胡博士到長沙去講演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價錢不算小。這大概就叫做「實驗主義」。
但是，這火怎麼救，在「人權論」時期（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還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賣價格做出來之後，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報》登載胡博士的談話說：
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樣，應當得著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審判……
這就清楚得多了!這不是在說「政府權」了嗎?自然，博士的頭腦並不簡單，他不至於只說「一隻手拿著寶劍，一隻手拿著經典」!如什麼主義之類。他是說，還應當拿著法律。
中國的幫忙文人，總有這一套祖傳秘訣，說什麼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麼幽默，他教你離得殺豬地方遠遠的，嘴裡吃得著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詩曰：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
人權王道兩翻新，為感君恩奏聖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先生熟讀聖賢書，君子由來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柯，也教肉食遠庖廚。
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
（一九三三，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