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論 · 『加強我們的團結』

蔣委員長在國慶紀念日，向全國廣播講演，曾鄭重提出：『我們已在抗戰開始時，證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力量的偉大，我們更要在抗戰中間，表現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我們堅決擁護與執行這個全民統一抗日的基本方針，反對一切或明或暗違背這個方針的企圖和行動；我們完全尊重與實踐蔣委員長的意旨：『必先集中抗戰的力量，然後方得排除暴敵的侵略。』 可是實現全國團結統一抗戰以來，日帝國主義為著要分離與削弱我們團結統一抗戰的力量，一面公開宣傳這次大舉進攻是反對聯共的赤化政策，一面策動漢奸賣國賊陰謀離間，故意製造赤化勢力膨漲的謠言，企圖把我國內團結統一抗戰正在邁步前進的局面，變為對日屈服投降，實行繼續內爭的狀態。換句話說，敵人在努力實行威逼利誘，使我們走上對他退讓妥協的路途。當此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緊急關頭，值得我們每個國民嚴重警惕，要堅決擁護蔣委員長的加強團結統一，抗戰到底的號召；否訓不僅愧對這次為國犧牲的忠勇將士與人民，且將使中華民族淪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隨著全國軍事抗戰展開的民眾救亡運動，是支持抗戰到底的後盾，然而在運動的開展中，竟有人表現對於團結統一的懷疑與動搖。列舉數事，加以解釋，希望懷疑者釋然，動搖者穩定，不負最高領袖抗戰到底的決心。 一、關於『主張妥協和平者就是漢奸』的口號問題。在上海守軍於上月二十六晚退出江灣閘北，堅持在第二道防線與敵軍繼續抗戰，二十七日上海市民表現相當恐慌，一時停戰妥協的謠言甚囂塵上，無疑義是漢奸乘機宣傳，擾亂後方的把戲。救亡工作中的積極份子，又探聽到由華北到了一批安福系政客，本著他們平素一貫的『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主張，進行策動妥協和平的活動，因此就有人主張擴大保衛大上海的宣傳，並在群眾中反對陰謀妥協和平的漢奸活動，曾要求第二天在各報紙刊登一個標語，就是『主張陰謀妥協和平者是漢奸』，救亡日報及抵抗都實行了。誰知竟引起一部份的人們大大的不滿意，認為這個口號是故意誹謗政府的，甚至要追尋這個口號來源是否出諸共產黨？對於這一口號的懷疑與動搖，我想完全由於黨派成見，好像反對妥協和平的只有共產黨！殊不知蔣委員長及其他高級將領早已表示過了，這一口號的提出，不過是打擊親日派與漢奸的陰謀活動罷了。 蔣委員長早在七月十七日在廬山發表談話，便有：『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這還不清楚嗎？要叫政府投降，民族滅亡的妥協和平活動，不是漢奸是什麼呢？蔣介委員長又說：『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陳誠將軍對將士的訓話，亦有『臨此最後關頭，如果還要避險就易，圖保實力，甚或妄冀中途言和者，那真是亡國滅種的罪人了！』這裡所謂的『罪人』，難道還不夠稱之為『漢奸』嗎？我們真想不到為什麼一定要懷疑這個口號是誹謗政府呢？更不能了解平時竟對最高領袖之言行毫無注意，把領袖們的意旨強為懷疑是共產黨的口號，殊屬可笑！ 二、關於改革政治機構的提議。共產黨曾公開提議，站在政府與人民相結合的三民主義的民治觀點上，主張現政府的組織機構改成民主集中制，容納各黨各派領袖及人民領袖參加管理國事，『抗日是一件天大的事，少數人斷乎幹不了，勉強幹去，只有貽誤。政府要是真正的國防政府，他就一定要組織上改成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這樣的政府。』（見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這不過是熱望現政府能夠順利完成領導抗戰，在組織上必需有所改變的提議，絕對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懷疑，認為還是想推翻現政府。我們曾堅決反對托派在民族統一戰線階段上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在抗戰的開始，我們同樣反對托派推翻現政府的口號，『因為今天的政府是抗戰的政府……我們堅決擁護這個抗戰政府，我們用一切力量幫助政府，解決它在抗戰中的一切困難，但我們還不能滿意於這個政府，我們要求這個政府的進步與改造。』（見洛甫的政府與人民結合起來） 我們這種坦白率直的意見，只是為了保障抗戰的勝利，誠懇的要求：『政府與人民結合起來，使現在的政府進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國防政府。』（毛澤東）我們自信：我們是真正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領導。那些口是心非的官僚政客，只求鞏固一已一系的統治地盤，對於整個抗戰政府的改善與加強，必然是不去想，也不肯去想。至於另一批卑污無恥的親日份子，除掉造就一批叛國漢奸，深藏在政府機構中，破壞國防，泄露軍事機密外，便通電敵人的友好法西巨頭的代言人，請示如何可使中國政府實行『屈膝』之道。我們認為改善政府的機構，加強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不是無病的呻吟。 三、關於徹底開放群眾運動的意見。這更不是有利於那一黨一派的問題，而是能否抗戰到底的先決問題。民族革命的成功，孫總理固早已指示我們『必須喚起民眾』，即蔣委員長也指出全國人民大動員之必要，『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見廬山談話）開放群眾運動的提議，就是完成蔣委員長『唯望我全國同胞，不論男女老幼個個人貢獻能力，在中央領導之下，各盡責任，共同一致努力奮發！』的號召。我們一點也不明白，為什麼又有人懷疑這也是共產黨的把戲呢？是的，共產黨很強調群眾運動，我們只要問開放群眾運動於抗戰是有利還是有弊，不必去問那一派強調這個口號。我們不說別的，只提前方部隊的補充，和前方必須要人民幫助的運輸，交通，救護等事，不發動廣大群眾起來，試問有何辦法？我們要毫不諱言：我們是依靠著犧牲無數前線將士的血肉在保衛我們的土地，如果不迅速取消一切群眾運動的限制與束縛，和無條件的開放群眾運動，單就部隊的補充，在持久抗戰的需要上，就馬上要發生極大的困難。不信任群眾組織的力量，不依靠無限制的發動群眾自動參加民族解放鬥爭的積極性，單純依靠軍事抵抗，決無勝利可能，孫總理與蔣委員長早就指出『軍民合作』的重要，有何理由懷疑開放群眾運動的要求呢？ 四、相當改善群眾生活問題。要大量動員群眾參加民族抗戰，要相當解除群眾生活的苦痛，這是天經地義。不久以前蔣委員長告去農村服務的學生訓詞中，就指出『如果走到農村去看看，農村經濟是怎樣破產，農民生活是怎樣困苦，我們的農村和農民生活如果一天不改善，我們的革命，我們的復興民族的工作，便一天不能完成。』這已是明白的指出：如果不能立即解除農民不能忍受的痛苦，如苛捐雜稅，高利貸，以及歷年旱災，水災及目前戰爭所給予的流離失所，一無所有的痛苦，怎樣能夠發動農民積極去參加抗戰的服務呢？工人、學生、店員，都是一樣。『為了全民族的總動員，為了使全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參加到民族陣線中來，改善工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必要的。只要他們的生活能夠相當改善，則他們救國的熱情更增高，因此他們能夠理會到，他們今天的利益與整個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也不是對立的。因此他們也不會提出超過抗日救國的利益的要求。』（洛甫）所以懷疑我們提出改善群眾生活的問題，認為即是強調階級利益，犧牲民族利益，完全沒有根據。我們堅決認為改善群眾生活，正是為著提高抗戰中的民族最高利益，而且抗戰階段上的群眾利益的改進，必然是服從民族利益的。 我們相信我們的一切號召與建議，只有一個目的；為著抗戰的勝利！根據蔣委員長的加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意旨，我們堅決反對任何破壞『精誠團結』的企圖。在全民抗戰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我們希望： 『應該根據事實，來互相批評，這種批評不應該是惡意的，而應該是善意的，這種批評應該以國家民族利益為第一步，而不應該是違反國家民族的利益的。……一切善意的批評，我們十分歡迎！我們希望國民黨及社會上的正人君子給我們這類嚴正的批評。』（解放） 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