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十五講 · 【第七講】 西漢的商業都市與國際貿易
漢成帝市里微行圖
一、商業發展之一般的傾向
商業的發達主要地是要依靠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但同時也要依靠於廣大的市場和安定的社會。中國當秦、漢之際，農民「叛亂」，豪傑並起，攻戰殺伐，烽火連天，死傷流離，哀鴻遍野。當此之時，社會秩序紛然大亂。一方面，農村殘破，田野荒蕪；另一方面，城市毀滅，手工業破產。富者堡聚山谷，苟全性命；貧者或自賣為奴婢，或餓死溝壑，社會購買力，已經降低到零點。直至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臧蓋」。由此可以想見秦、漢之際社會的凋零。當此之時，雖有奇貨，誰能買之？而況戰爭阻絕，商路不通，劫奪代替了交易，徵發代替了買賣。雖有奇貨，又誰能私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商業自然要遭受嚴重的打擊。
雖然，商人總是最能冒險的人物。為了追逐利潤，他們往往能冒天下之大亂，而且還能利用天下之大亂，從血泊中去淘取黃金。這樣的事實，自古如此，如今為甚。在秦、漢之際的大喪亂中，即有不少的逐臭之夫，利用社會經濟秩序的紊亂，趁火打劫，大發橫財。例如宣曲任氏，即系在楚、漢戰爭中，以屯聚糧食而致富的一個商人 〔1〕 。又如陳豨部下的將領，沒有一個不兼營走私匈奴的買賣 〔2〕 。這還不過是見於史籍的一二例證而已。此外，利用戰爭的災難而囤積居奇、冒險走私以致暴富者，當大有其人。
漢定天下，海內為一，戰時關卡，多半撤廢，社會秩序，漸趨安定，於是商業又從畸形的發展，回復了正常的狀態。《史記·貨殖列傳》曰：「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同書《淮南衡山列傳》亦云：「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由此可知，當楚、漢戰爭結束以後，商業不久又活躍起來。
到文、景之世，下迄武帝初年，跟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向上和消費力的提高，商業遂以一日千里之勢，展開了超越前古的發展。當此之時，一般「用貧求富」者，皆以為「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所以當時舍本趨末的現象日甚一日，以致影響農業的生產 〔3〕 。
西漢時，舍本趨末之風，何以如此其甚？其理由至為明顯。蓋當時農民的土地被收奪，雖欲不舍本，亦不可得。即因無本可守，故不得不趨末以求生存。如前所述，西漢時代之土地收奪者，不僅是貴族官僚，同時，也有商人。因為西漢的商人和他們的前輩一樣，是商人，同時又是地主。所以他們不僅操其奇贏，販賤鬻貴；同時又因其富厚，兼併土地。正如晁錯所云：他們「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即因土地兼併的結果，於是失掉土地的農民，遂成群地擁進城市，因而擴大了城市的人口，從而發展了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的活動。手工業的發展，喚起了商業交換的繁榮；反之，商業交換的繁榮，又轉而刺激手工業的發展，二者互為因果，於是都市經濟，一天天地走向興旺。
可是手工業愈益發展，商品的生產愈益過剩，因而愈益要求商路的保障與國外市場的開闢，從而大批的農民愈益要離開土地，成為手工業工人或為商品開闢運銷的道路。反過來說，商業交換愈益發展，則愈益要求商品的供給，因而愈益要求手工業生產之擴大進行，從而愈益要求農民離開土地，走進作坊，以為商人生產商品。這樣一個正反相因的作用，就像魔術似地把大批的農民從農村中驅逐出來。所以《漢書·貢禹傳》曰：到元帝時，「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
不僅如此，商人對於土地的兼併，又加速了農民離開土地的過程。在商業資本的掃蕩之中，少數殘存於農村的人口，也被強迫地交出了他們的土地而逃入都市。所以到成帝時，「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
都市經濟發展的反面，便是農村經濟的破壞。在最初，都市的手工業作坊尚能容納從農村中排除出來的人口。到元、成時代，手工業生產已經達到不能再擴張的境地。因為在當時，由於農村經濟的蕭條，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已經大大地減低；同時，國外市場，也在開始動搖，這樣就限制著手工業生產的擴張。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從農村中排除出來的人口，就只有走入山林，轉為「盜賊」。
西漢時代的手工業生產，到哀、平之際，隨著國內社會矛盾之加深，轉向緊縮或停閉。這樣，大多數在業的工人，又相率從作坊中被排除出來，因而更擴大了盜賊的隊伍。所以結果便爆發了西漢末年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大「叛亂」。
以上所述，就是西漢商業發展之一般的傾向。這種傾向並不是當時商人之主觀的意欲所造成，而是當時社會生產力向上發展的結果。
二、都市的分布、內容及其行政管理
西漢的都市，當然首推長安，因為長安是西漢的首都。但除長安外，還有無數大都市。據《鹽鐵論·力耕》篇云：「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由此足見，當時都市之普遍勃興與繁榮之一般。
據《史記·貨殖列傳》所述，西漢在武帝以前商業最發達的區域要算關中。當時的關中，即指今日陝西全境和四川、甘肅之一部而言。這個區域，特別是陝西中部渭水流域一帶，是周、秦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之地。在這裡，有著許多古代都市的存在。例如：在周代，「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在秦代，「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始皇、二世都咸陽。在這些古代都市，並不因為政治中心的移轉而墮廢；反之，它們仍然跟著歷史的推移而更新。所以到西漢時代，假若我們駕著小舟溯渭水而上，一定可以看到，在渭水的沿岸，有著無數大大小小的都市。這些都市，也許還保持著古香古色的面貌，卻洋溢著時代的精神。
漢中、四川一帶，在秦代就是重工業的中心。在楚、漢之際，又沒有遭到重大的兵災戰禍，所以到西漢時代，這一帶的重工業，如採取丹砂、冶煉銅、鐵的事業還是繼續發展。除此以外，貴金屬的製造，以及竹、木之器的生產，也非常發展。當時的臨邛是重工業的中心城市，廣漢和成都則是貴金屬和其他手工業生產者聚居的城市。即因手工業生產的發達，所以在這些城市中便召來了大批的商人，他們南賈滇、僰，西賈邛、筰，與南蠻之人進行不等價之交換。同時，又以其所得於南蠻之物，如筰馬、氂牛、邛杖以及四川的土產，如蜀之枸醬，運至長安，運至今日的廣州，當時的南越。所以當時「棧道千里，無所不通」，而褒斜（褒斜道，在今陝西眉縣西南至舊褒城縣北）則「綰轂其口」，為川、陝之間交通的要道。
其在西北如天水、隴西、北地、上郡一帶，這裡是中國與匈奴及諸羌交錯之地，所以《貨殖列傳》說：「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由此而知這一帶最大的買賣，是皮毛和牲畜的交易。
關中的商業區域雖如此廣泛，但商業的中心還是長安。因為長安北鄰戎翟，西綰羌、隴，南御巴、蜀，東通中原，所以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加以這裡又是政治的中心，貴族官僚、豪富大賈皆麇聚於此。皇家的賦稅，貴族的奉養，官僚的俸給，地主的地租，商人的利潤，大半都消費於此。因而長安的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消費市場。據史籍所載，當時長安有東、西二市 〔4〕 。《漢書·王尊傳》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萭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實際上，長安的宿豪大猾，並不只此。在武帝時，徙於長安及其附近之三百萬以上的富翁不知多少 〔5〕 。以後昭帝時又有大批富豪徙居長安。即以政府對豪富的賞賜而論，每戶亦有十萬 〔6〕 。宣帝時又徙百萬以上的富翁若干於長安附近 〔7〕 。最駭人聽聞的，是成帝鴻嘉元年，一次徙來了五百萬以上的富翁五千家 〔8〕 。從這些史實看來，自武帝時起，長安已經不僅是當時的政治中心，而且是當時全國財富集中之地。故《貨殖列傳》曰：「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次於關中者，為三河區域。所謂三河者，即河東、河內、河南之總稱。以今日地理言之，河東即今之山西西南部，而河內、河南並為今之河南北部。這一帶在秦、漢之際，雖遭受戰爭的蹂躪，但也因為有著古代文明的基礎，故容易恢復。《貨殖列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即因這一帶居天下之中，而又為都國諸侯所聚會，故能綰轂東西南北，成為中原商業之樞紐。
這一帶最大的都市，其在山西者為楊（治今山西洪洞東南）、平陽、陳。這些都市，因為鄰接陝西，迫近匈奴，所以這裡的商人，大概「西賈秦、翟，北賈種、代」。
其在河南北部者為溫、軹（治今河南濟源南）。溫、軹在黃河以北，故「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其在河南西北者為洛陽。洛陽為關中與中原商業之要站，這裡的商人大概是轉運關中的商品，「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其在河南南部者為潁川、南陽、宛。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潁川是一個更新了的古代城市，南陽在秦代也是重工業集中之地，而宛則為一新興的都市。這些都市因為接近漢中和鄂北、皖西，所以這裡的商人，多半西入武關、鄖關，與漢中的商人交易；而東南則與江淮的商人進行買賣。其在河南東部者有陳。陳在秦末曾為農民「叛亂」的中心，這裡接近淮河流域，通魚鹽之貨，故其民多賈。
再次為燕、趙區域。燕在今日河北北部，趙在今日河北南部。趙之最大都市為邯鄲，邯鄲在漳水之南，為故趙國的都城。這裡「北通燕、涿，南有鄭、衛」，西鄰三晉，東近梁、魯，居於四通八達之地。在戰國時代，即為富商大賈麇集之所，到西漢則更為發達。其在河北北部者為燕。「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接近匈奴與東夷，而又濱於渤海，所以大概都是經營漁鹽的買賣。這裡的人民，性情「雕捍少慮」，不怕危險，他們往往北賈烏桓、夫余，東賈穢貉、朝鮮、真番。
又次則為齊、魯區域。齊、魯，即今日之山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這一帶，膏壤千里，宜桑、麻，紡織、刺繡是這裡的手工業之特色。同時又地濱渤海，有漁鹽之利。自戰國末以至秦代，齊之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東北），已有七萬戶人口。到西漢時，臨淄已大有發展。《漢書·高五王傳》引主父偃語曰：「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據此而知到武帝時，臨淄市的人口，已增至十萬戶，以戶三男子計之，當有三十萬人。故當西漢之世，陝西之長安，山東之臨淄，實為黃河流域兩大都市。至於泰山之南，洙、泗之濱的鄒、魯一帶，這裡的人民，也忘記了周公、孔子的教訓，「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又次為梁、宋區域。《貨殖列傳》曰：「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以今日地理言之，即豫之東北，魯之西南。這一帶的都市有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貨殖列傳》曰：「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又次為淮河流域。這裡較大的都市為彭城與壽春（今安徽壽縣）。彭城曾為項羽的都城，而壽春則在戰國末年曾為楚國的都城。此外徐（今江蘇泗洪南）、僮（今安徽泗縣東北）、取慮（今江蘇睢寧西南），並為商業薈萃之地。
最後說到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即古楚、越之地。據《史記·貨殖列傳》云：「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隋亦作蓏）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如此說來，則江淮以南尚無富商大賈。但是此就一般而言則然，事實上亦有特殊。例如長江下游之吳（今江蘇蘇州市），自闔廬以來即為名都。至於西漢，吳王濞都居其地，吳都仍然是中國東南的政治中心。這裡不但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為鑄金、煮海者之所麇集；而且陸則資車，水則資舟，為大江南北商路之綰紐，因而又是三江五湖的商人之所交萃。所以當時的吳國富抗關中，力敵中央，成為七國叛變的根據地。自吳溯江而上，「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而江陵則為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這些城市，都是長江流域商業繁榮之地。在這些地方，豈僅有千金之家，而且有萬金之賈。
至於珠江流域，本為百越舊壤。自從秦代打通五嶺以後，當時的番禺，今日的廣州，遂成為漢族與越族貿易的中心地。所以《史記》說：「番禺亦其一都會也。」到西漢初，漢族的商人，遂絡繹於五嶺道中，牂牁江上，他們用牛群、鐵器、枸醬之類的商品，去交換越人的璣珠、犀、玳瑁、果、布。所以當時南越之王，竟能以財物役屬夜郎及東越，以與西漢政府相抗。除番禺以外，其他如桂林、象郡、珠崖（今廣東瓊山東南）等處，都已形成都市，而與漢人有著貿易的關係。
由於城市的繁榮與商業的發展，於是在城市與城市間之重要的商路交叉地點，或大城市的附近，便發生了一種小的市聚。西漢時代，長安附近這種新興的小市聚大概不少。如長陵、高陵等皇室陵墓附近，都已聚成小市 〔9〕 。
此外，在軍隊駐紮的地方，為了供應軍隊日用的需要，也往往成為商人逐利之場。在這些地方，最初大概是不定期的市易，以後發展為定期的市易，更後則形成一種小的市聚，這種市聚謂之「軍市」。「軍市」在戰國末年即已發生。在西漢時，沿邊一帶有軍隊駐屯的地方，大概都有「軍市」了 〔10〕 。
由此看來，可以概見西漢初葉商業都市之蓬勃的興起。一方面是古典都市之更新，另一方面是新興的都市之形成。自武帝時起，由於國際商路的開闢，都市更加發達。到宣帝時，則：「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 〔11〕
如前所述，當時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縱橫交錯。住宅區與商業區好像是分開了的。因為在每個城市中，都有一個稱為市的地方，如長安城中之東市、西市。在這種市場區域內，有著各種各樣的店鋪，買賣各種各樣的貨物。《漢書·張敞傳》云：「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從「百賈」二字看來，足見當時長安市中商業種類之多。這些「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用近代語說，即大商人則囤積居奇，小商人則開鋪擺攤。
當時的商店凡同類的都集合在一處。這種情形，在春秋時代就是如此。如《左傳》襄公三十年述鄭伯有為駟帶所破而死的一節有云：「伯有死於羊肆。」由此足見當時賣羊者都集於羊肆。以此類推，則販賣其他各物者，亦皆有其各自之市肆。西漢時的市肆組織，還是承襲前代的舊制，於城之中有市，市之中有肆，而各種商業皆以類列肆。如長安有東、西兩個市場，而在這兩個市場之內，又別為九市 〔12〕 。九市之名，今雖無從確考；但顧名思義，當系各種類別的市肆。史稱漢時長安宿豪萬章在城西柳市，後王尊為京兆尹，殺章於酒市，則當時長安實有柳市與酒市。又稱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台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便面，扇也）拊馬」。則當時賣淫的娼妓，亦有一定的區域。又稱趙廣漢為京兆尹時「為鉤距（鉤距即密探也）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賈者賣價也）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准，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據此，則當時馬、牛、羊、狗等牲畜的買賣，也是集合在一個地方 〔13〕 。
當時的都市，皆設有專官管理，領長安市者，為東、西市令；領普通市者，為令或長。《漢書·食貨志》謂王莽時，對於市政組織曾有所改變，當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當時市令的任務，第一是徵收商稅，如主父偃言臨淄市租千金，馮唐言軍市之租，《食貨志》言：「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這些都是例證。
其次是主管市民註冊。《晁錯傳》云：「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由此而知當時都市居民，皆須向市政府註冊。但所謂市籍，則系專指商人之註冊而言。因當時徵收人頭稅，「賈人倍算」，所以必須令其註冊，以便考查。其不註冊而經商者，謂之私賈，私賈則犯法。
以上所述，就是西漢都市的分布、組織及其行政管理的大概情形。由此可知當時都市的發展，已經大大地超越了前代的規模。
三、大商人的出現及其活動
都市的繁榮，是商業發展的表征。這從西漢初出現了無數大商人可以證明。當時的大商人，有些是前代的宿豪，有些則是新興的商人。
例如在秦代，即「富至僮千人」的蜀卓氏，和「富埒卓氏」的程鄭，到西漢初，仍然冶鑄臨邛，「賈椎髻之民」，富傾滇、蜀。
在秦代，即「連車騎，游諸侯」，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的宛孔氏，到西漢初，仍然「大鼓鑄，規陂池」，「通商賈之利」，「雍容」於南陽。
在秦代，即「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致使「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的曹邴氏，到西漢初，仍然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
在秦代，即以奴虜「逐漁鹽商賈之利」，「起富數千萬」的刁間，到西漢初，仍然是因奴虜之力，「連車騎，交守相」。
在秦代，即以「貧人學事富家」，而「致富七千萬」的師史，到西漢初，仍然是「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聽不至」，為洛陽巨賈。
這些都是前代的富商大賈，他們多以鹽、鐵事業起家，擁有礦山煉爐和鹽場，一面生產，一面販賣，故能世世相承，屢代不衰。
西漢初新出現的大商人當首推宣曲任氏。《史記·貨殖列傳》云：「宣曲任氏之先，為（秦）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由此看來，乘天下之亂，而囤積糧食者固不僅今日之官僚。
其次為橋姚。同上書云：「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又次為無鹽氏。同上書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這些大商人大概都是利用國家的危急、戰爭的災亂，囤積居奇、壟斷物價，或高利倍息、權衡子母而起家的。他們並不生產，只是利用別人的生產物或現存的貨幣，投機取巧，操奇乘急，以致暴富。像這一類商人，在中國後來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此外，據《貨殖列傳》云：「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這些富商大賈，大概都是來自中原各地。
漢初的大商人當然不僅上述諸人，上述諸人，不過是人中佼佼而已。故司馬遷於記述上述諸人以後，又說：「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自武帝以後，由於國際貿易的展開，又出現了無數新的大商人。《漢書·貨殖傳》云：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
刁間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
……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
此外，「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
此外，還有一些富商大賈為《漢書·貨殖傳》所不錄者。如《張湯傳》謂武帝時，長安有富賈田甲魚、翁叔。《寧成傳》謂武帝時，寧成「貰 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致產數千萬」。《田延年傳》謂昭帝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
從以上記載看來，武帝後的大商人，竟有積資達一萬萬者，足見當時商業資本蓄積之雄厚。
當時富商大賈，除經營鹽、鐵業外，還經營一些什麼買賣呢？據《史記·貨殖列傳》所示，當時商業種類之多與規模之大，已足驚人。
（一）釀酒業：「酤一歲千釀。」據《漢書·食貨志》云：「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千釀則需用粗米二千斛，曲千斛，得成酒六千六百斛。
（二）醬園業：「醯醬千 ，醬千甔。」
（三）屠宰業：「屠牛、羊、彘千皮。」
（四）糧食業：「販谷糶千鍾。」
（五）薪炭業：「薪槁千車。」
（六）造船業：「船長（共）千丈」，例如造五丈長的船，即有二百隻。
（七）竹木業：「木千章，竹竿萬個。」
（八）造車業：「軺車百乘，牛車千兩。」
（九）油漆業：「木器髹者千枚。」
（十）銅器業：「銅器千鈞。」
（十一）鐵器業：「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
（十二）牲畜業：「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
（十三）筋角丹砂業：「筋角丹砂千斤。」
（十四）布帛業：「帛絮細布千鈞。」
（十五）綢緞業：「文采千匹。」
（十六）皮革業：「榻布、皮革千石。」
（十七）生漆業：「漆千斗。」
（十八）油鹽業：「櫱曲鹽豉千合。」
（十九）魚業：「鮐鱉千斤，鯫千石，鮑千鈞。」
（二十）乾果業：「棗、栗千石者三之。」
（二十一）皮毛業：「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二十二）氈席業：「旃席千具。」
（二十三）蔬菜水果業：「果菜千鍾。」
（二十四）高利貸業：「子貸金錢千貫。」
（二十五）「節駔會」（徐廣曰：駔，「馬儈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以上的數字，皆指每一大商人在一年中的買賣量而言，所以司馬遷曰：這些商人，都可以「比千乘之家」。
在當時，只要善於經營，無論什麼買賣，都可以賺錢，甚至掘冢發墓、聚賭抽頭，也可以致富。《史記·貨殖列傳》曰：
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
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馬醫，淺方，張里擊鐘。
……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這些發了財的商人，大半都投資於土地而為地主，故同時又為農產物及畜群之所有者。據《史記·貨殖列傳》云：「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即因商業是發財的捷徑，所以當時一般貴族官僚，也以其超經濟強制的榨取之所得，轉而投於商業的經營，以從事於經濟的再榨取。例如霍光的兒子博陸侯禹，便私營屠酤的商業 〔14〕 。京兆尹趙廣漢的部下，也私營酤酒的商業 〔15〕 。以上所舉不過一二例證而已。實則西漢自武帝時起以迄哀、平，皇帝的許多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無不利用政治的地位，人人私營商業，與民爭利 〔16〕 。即因「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 〔17〕 。所以武帝時，因桑弘羊的建議，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置均輸鹽鐵官，於是天下貨物，盡入大農諸官之手，「貴則賣之，賤則買之」，美其名曰平準物價 〔18〕 ，而實則以堂堂的官僚，坐於市列，販物求利 〔19〕 。從「亨弘羊，天乃雨」的民謠，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感受物價騰貴的人民對於官僚商人之痛恨。
由於商業資本之聚積與集中，於是造成社會之廣大的貧困，因而當時的富商大賈，又向貧困的社會中，伸出了高利貸的魔手。如前所述，無鹽氏即以十分的利息，行貸關東。羅裒即曾賂遺貴族曲陽侯和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又如武帝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災，政府亦曾募富豪人相假貸。這些高利貸者的富商大賈，他們「交通王侯，力過吏勢」，凡所賒貸，人莫敢負，「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除富商大賈以外，當時的官僚也盜竊公款，私放高利。《漢書·韓延壽傳》云：「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聞知，即部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奸。……上由是……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實事。而望之遣御史按東郡，具得其事……及取官錢帛私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延壽竟坐棄市。」像韓延壽這一類以公款放私債的官僚，在當時一定不少。而韓延壽者，不過是其中之一被暴露者而已。
此外，政府也在賑恤貧民的名義之下，往往以穀物或錢幣假貸貧民而取其利息。例如武帝時，曾假貸徙於關以西的貧民以產業。元帝永光元年，「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王莽時「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這些都是例證。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由此想見西漢時代商業資本的蓄積與活動。
四、貨幣的鑄造與種類
隨著商業交換的發展，作為交換媒介物的貨幣，也就必然相應地發展起來。
我們已經說過，秦代的貨幣，只有兩種：黃金以鎰（二十兩）為主幣，銅錢重半兩為輔幣，其他珠玉、龜、貝、銀、錫之屬，只用為器飾、寶藏，不用為貨幣。西漢時，仍以黃金為主幣，銅錢為輔幣。但除此以外，西漢又有銀幣，而且在王莽時，又曾一度使用龜幣、貝幣。
首先說到金幣。如前所述，西漢時使用為貨幣的黃金，已鑄為麟趾及馬蹄之形，此種麟趾金或馬蹄金，其單位皆以斤。這由當時賜金皆曰金若干斤，可以證明。
當時黃金的價格，還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貴重，《漢書·惠帝紀》云：「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顏師古注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又《王莽傳》云：「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由此可見黃金價格，通西漢一代，似無變更。
當時的黃金，除用於巨額的交易之清償，大概多用於寶藏。如前所述，梁孝王死後，「府藏余黃金尚四十餘萬斤」。王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即黃金用於寶藏的例證。
其次說到銀幣。《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時「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據此，則武帝時銀幣，共有三種，這三種銀幣，重量、形制、花紋，各不相同，所代表的價值，亦各不同。
西漢時的銀幣與銅幣
漢武帝所鑄銀幣，似乎流行不廣，而且不久即行廢止。以後王莽時代，又曾使用過銀幣，《食貨志》云：「（當時）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可是行之不久，也取消了。
按武帝時重八兩的銀幣，其值三千，而王莽時重八兩的朱提銀，則僅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成分較劣的銀子，則僅值千。這如果不是武帝時的銀幣的名義價格超過銀幣實值一半或三分之二，就是在西漢末銀價跌了一半或三分之二了。
再次說到銅錢。西漢的銅幣，時有改變，輕重不一。據史籍所載，漢初本用秦代的半兩錢，高祖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所謂莢錢者，即錢薄如榆莢，其重約三銖。當時的一銖，等於當時一兩的二十四分之一，而當時之一兩，又僅合現在的半兩，故當時的莢錢，其重量僅及現在一兩的十六分之一。這種劣幣出現以後，自然物價騰貴，所以《食貨志》說：「不軌逐利之民，畜積余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
實際上，高帝雖新鑄莢錢，而秦代之半兩錢並未銷毀，歷惠帝、呂后直至文帝時代，半兩錢仍然流通於市場。《高后紀》云：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又云：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注云：八銖錢本秦半兩錢，五分錢即莢錢。足見呂后時，半兩錢與莢錢還是同時並行。
文帝時，以「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同時，又以當時商業交換關係日益繁多，貨幣的需要量日益增大，於是「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但當時的法令，人民只許以銅、錫鑄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而，誠如賈誼所云：「鑄錢之情，非淆雜為巧，則不可贏，而淆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所以當時人民抵罪者，多者一縣百數，而為官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更多，然而一般人民仍然「釋其耒耨，冶熔炊炭」，雖有嚴法，不能禁止巧偽。而且刑法所及，只是細民。至若貴族達官，則又為法之所不及。故文帝時「吳、鄧錢布天下」，而錢法遂紊亂不堪。
文帝時，國內流行的銅幣，大概有三種，即半兩錢、四銖錢、莢錢。所有的私錢，大都皆依照這三種錢幣而鑄造。這三種銅幣，重量不同，名義價值也不同。所以當時「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所謂「用輕錢，百加若干」者，即今所謂貼水；所謂「平稱不受」者，即以一當一有餘，不能受也。由此而知，當時錢雖有輕有重，而價亦有高有低。
到武帝時，國家收回了鑄幣權，禁止人民自由鑄錢。建元元年，廢文帝時的四銖錢，另鑄三銖錢以代之。五年春，又罷三銖錢，行半兩錢。五年之中，銅幣經過兩次的更易。以後對外的戰爭開始了，軍費浩大，「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加以當時水旱為災，情形慘重。「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在財政這樣困難的情形之下，對於貨幣的需要，自然非常急切。乃「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然而這種賣爵贖罪的收入，仍不足以供應日益擴大的軍費和災民的賑濟。於是乃又銷毀半兩錢，改鑄三銖錢。除此以外，更新為皮幣與銀幣。所謂皮幣者，即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其銀幣三種，已於前述。但是所謂皮幣者，不過是向諸侯王捐款的一張收條而已，它本身並不代表額面的價值。而銀幣則以吏民盜鑄者多，又「（當時）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終廢不行」。結果還是要從銅幣上想方法，以救濟財政上的困難。
元狩五年春三月，有司以三銖錢輕，易作奸，乃令郡國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使奸猾吏民，無法磨取其熔。並重申禁令：「盜鑄諸金錢，罪皆死。」然而利之所在，人不畏死，而當時「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當時雖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但是他們的報告，是「郡國鑄錢，民多奸鑄」。於是又「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並規定，「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謂赤仄者，一曰「子紺錢」。據如淳雲，乃是用赤銅為郭，而令錢的輪廓作赤色。但是不到兩年，「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變來變去，總是變不通。於是武帝決然下令：「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鑄幣政策的這一改變，遂使吏民盜鑄者「計其費，不能相當」，「而民之鑄錢益少」。但「真工大奸」，仍然盜鑄如故。
所謂三官錢，就是五銖錢。因統於上林三官，故曰三官錢。三官錢既行，於是以前所有的各種銅幣如半兩錢、五分錢（即莢錢）、四銖錢、三銖錢、赤仄錢以及銀幣、皮幣，一律廢止，而銅幣遂歸劃一。自此以後，歷七八十年，直至平帝時，通行的銅幣，都是五銖錢。在當時，此種五銖錢的鑄造額，竟達「二百八十億萬餘」。
到孺子嬰時，王莽專政，曾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但是當時五銖錢並未廢止，仍然同時並行。這種一當五十的大錢、一當五百的契刀、一當五千的錯刀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物價高漲，籌碼不足，不能不以一當五十、當五百、當五千。這在今日也是一樣，每當物價高漲的時候，便會出現額面金極高的紙幣。
惡劣的貨幣驅逐良好的貨幣，這是一定不移的真理。自從王莽所鑄的大錢、契刀、錯刀，這些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不符的惡幣出現以後，於是黃金、白銀及過去的五銖錢，都紛紛從流通過程中被驅逐出去，攢進貴族官僚、富商大賈的錢櫃之中，再也不肯出來。這樣一來，籌碼更感不足。所以王莽即位之後，索性把契刀、錯刀和五銖錢，一齊廢止，而另外發行錢、金、銀、龜、貝、布六種新幣，凡二十八品，謂之曰「寶貨」。其中計銅幣六品 〔20〕 ，金幣一品，銀幣二品 〔21〕 ，龜幣四品 〔22〕 ，貝幣五品 〔23〕 ，布幣十品 〔24〕 。把龜、貝當作貨幣，這就可以想見當時貴金屬已經完全封存在富人的庫藏中了。
王莽所行的新幣，種類實在太繁雜了，對於買賣換算，極感不便。而且當時政府的用意，顯然是企圖用一些不值錢的龜甲和貝殼吸收人民的金、銀和銅幣。所以史稱「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政府的國庫，卻因此而換來了黃金六十餘萬斤。但是人民對於龜、貝與黃金的價值之差別，分得很清楚，他們當然不願意用他們光彩奪目的黃金，去換那些一錢不值的龜甲和貝殼。所以史稱當時「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王莽又不得不翻然變計，「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但是到天鳳元年，又下令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值而罷大、小錢，並作值一的貨泉 〔25〕 與值貨泉二十五的貨布 〔26〕 同時並行。此後不久，王莽的政權也就覆亡了。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西漢時代是以黃金為主幣，銅幣為輔幣。貫通西漢的全時代，黃金的價格，沒有什麼漲跌，大概都是黃金一斤，值錢一萬。至於銅幣，則經歷了不少的變更。如高帝時鑄莢錢，文帝時鑄四銖錢，但自高帝至文帝時，秦代的半兩錢還是同時並行。武帝初，先後鑄三銖錢、半兩錢，以後又作銀幣、布幣，更後又鑄五銖錢、官赤仄，最後則廢除一切以前的銅幣，而專行三官所鑄的五銖錢，謂之三官錢。由武帝歷昭、宣、元、成、哀、平之世，均行五銖錢。到王莽時始新鑄大錢、契刀、錯刀，又為寶貨六種二十八品，以及貨布、貨泉之類的貨幣。但直至西漢之亡，而五銖錢仍然是最通行的貨幣。這種貨幣制度的改變，就恰恰反映出西漢社會經濟由繁榮走向衰落的過程。
五、國際貿易的發展
漢武帝時，以長安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亞，西南至川、黔、滇和印度，東南至閩、粵和安南、南洋，東北至遼東和朝鮮、日本，都有中國商人的活動。同時，東南西北各國的商人，也紛紛來到中國。
張騫奉使西域，回國以後的報告，使中國人正確地知道當時西方世界的具體情況以及通達西方世界的道路。據張騫的報告，中亞諸國，如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大月氏、康居之屬，兵雖強，可以賂遺設利，使之入朝進貢。誠得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惟通達中亞，只有一條捷徑，即必須經南山北麓，而這裡有匈奴人遮斷通路，甚為危險。此外尚有一條通路，即從四川、貴州、雲南經緬甸、印度以達中亞。因為在大夏，曾見邛竹杖和蜀布，據大夏國人云，此等竹杖和蜀布是從身毒買來的，身毒在大夏東南幾千里，其國臨大海。身毒既有蜀物，其地必去蜀不遠，而且必有商路可通。因此照張騫的意見，如欲通中亞，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是征伐匈奴，打通南山北麓之南道和北山南麓之大道，這是兩條天然走廊；第二，是通西南夷，打通西南的國際通路。
這位探險家的海外奇談，把好大喜功的漢武帝說得心花怒放。為了打通到中亞的商路，他決定從西北和西南兩方面同時並進。討伐匈奴的遠征軍，不久就繼續不斷地出動了；同時，派赴西南的政治使節，也「四道並出，出 ，出莋，出徙，出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漢書·張騫傳》）。結果，西南方面的國際商路，被阻於西南夷，始終沒有打通，只能通過西南夷的中介，與印度商人進行間接的貿易。而在西北方面，則不久便打通了南山北麓和北山南麓的走廊，與西域諸國暢通無阻了。
南山山谷間的森林
南山北麓之東段，在過去本來是一片荒涼的溪谷，在這裡，只是稀稀落落有些匈奴人的帳幕和畜群，但是自從被西漢占領以後，這裡便築起了四個大城市，即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所謂河西四郡者是也。當時為什麼要選定這幾個地方設立郡治呢？其原因即因這幾個地方，都有沙漠田，足以為屯戍軍隊的給養之補充 〔27〕 。自武帝時起，迄於西漢之末，河西四郡日趨繁榮，這些城市，不僅是漢朝往來西域的吏卒的補給站，也是國際貿易商人寄頓之所。
當時國際貿易的商人，由長安出發前往西域，他們都必須經過河西四郡，由武威、張掖、酒泉而至敦煌。敦煌是河西走廊極西的一個都市，過此而西，則為西域的境界。這裡在當時是漢軍的根據地，駐屯著雄厚的邊防軍，屯積著如山的糧草，有巍然雄峙的堡壘，有大將軍的行營，有太守和田官的官署，有各種商店。李廣利兩次遠征大宛，都是以敦煌為根據地出發的。
敦煌之漢代古壘
因為敦煌是漢朝西部的一個城市，西域商人到了這裡，就算是蹈入了漢朝的邊境，他們如果要再向東進，必須於此辦理一切入境手續。而且在經過了鹽澤沙漠之艱苦的旅行以後，亦必須於此略事休息。同時漢朝商人由內地到達敦煌以後，亦必須於此辦理出境手續。而且為了開始橫斷鹽澤沙漠的旅程，亦必須於此作慎密而充分之準備，如雇賃駱駝、購備糧食、裝載飲水等，亦需要相當的時間。由此我們可以想到當時的敦煌市上，一定到處可以看到軍隊、田卒、商人和一群一群的駱駝隊。
自敦煌而西，漢朝的商人便西向玉門。玉門關是當時漢朝極西的大門，過此而西，則為荒曠的鹽澤。足足有一百二十英里的沙漠旅程，才能達到塔里木盆地極東的一個城市，即所謂樓蘭者是也。
商隊通過鹽澤的情景
鹽澤在今日已乾涸為一望無涯的羅布泊沙漠，除了北風以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但據斯坦因的報告，這裡在漢代，庫魯克河尚挾其水量流貫樓蘭，曲折以入於鹽澤。直至今日，在乾涸了的庫魯克河之狹窄低槽的兩岸，尚倒臥著成列的白楊和紅柳的死干，指出漢代鹽澤中的風光。
在漢代，橫斷鹽澤，都有延續相望的堡壘，駐屯著守衛商道的戍兵。這些漢代戍兵留下來的銅箭鏃、鐵匕首、鐵勒及建築物上的木雕和器具，現在都已發現了。由此又知西漢時的商人通過鹽澤時，沿途都有休息的驛站。
鹽澤南岸所見之冰塊和蘆葦
又據斯坦因報告，在羅布泊沙漠中一個較小的堡壘之北，發現了許多用樹枝構成的房屋。在這裡，發現了用古佉盧文、婆羅門文、窣利文及漢文等文字所寫的木簡。此外還有許多遺物，如美麗的漆盒、有畫的絲織物、毛織物殘片及木製農具等。在鹽澤沙漠中的另一地方，又發現漢代古錢、金屬零件及陶器碎片。又在距古樓蘭遺址四哩左右之一突出的土台上，發現一葬地，其中除人骨棺木殘片之外，尚發現各種殉葬物，如鏤刻花紋的銅鏡、木製兵器模型、家具、漢簡、美麗的彩絹、地氈、繡品殘片、堆絨毛織物及粗毛織物等。據斯氏說：「此等遺物，可以指定的時期，是在漢代，其時中國的貿易和國力第一次向中亞擴展，約在西元前第二世紀的終了。」又據斯氏報告，在鹽澤的古道中，「沿途都可以找到中國的古錢、小件金屬器物、珠子之類的東西」。在某一個地方，「明明白白散布二百枚左右的中國古錢，距離相隔約三十碼左右……這些方孔錢，都是漢代形式，似乎是新鑄的一般，顯然是護路人員（或商人）帶的錢，繩子鬆了以後，從錢袋或箱子孔中逐漸漏了出來」。
以上考古學上的諸發現，不僅指明西漢商人穿過鹽澤的一條古道的痕跡，並且具體地指明了他們攜帶的什麼商品，以及往來鹽澤中的商人不僅是中國人，也有中亞各國的商人。
過了鹽澤，便到達樓蘭。樓蘭在公元前二世紀的終末，正是漢朝商人西入塔里木盆地之第一站，亦即鹽澤沙漠之西邊的橋頭。漢朝的商人，經過了長途沙漠旅行之後，到了樓蘭，必須休息幾天；同時，由此東行的商人，亦須於此作渡過鹽澤之一切必須的準備。因此，漢代的樓蘭，也是歐亞國際商路上的一個重要站口。
樓蘭古城，早已埋沒於沙漠中了。晚近西歐考古學者於羅布泊北發現一座古城，最初發現者為俄人希亭，彼於此處頗獲古書。後德人喀爾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據其所得古書，定此城為古樓蘭之墟。沙畹氏考證斯坦因所得遺物，亦從其說。但王國維氏根據漢簡及史籍遺文考證此羅布泊北之古城，決非樓蘭廢墟，而謂系古之龍城 〔28〕 。不論此古城為古龍城亦或為古樓蘭，在西漢時，羅布泊之北有一城市，為當時商人寄頓之所，則已為考古學的發現證實了。
據斯坦因氏的報告，在這座被認為古樓蘭的廢址中，發現用紅柳條和泥土相間築成的城牆，以及排成行列的枯死的樹幹，足見這裡在西漢時代是一座白楊、紅柳掩映的城市。漢朝的商人到此以後，可以一洗鹽澤中的風塵之苦。
駱駝經過塔斯馬乾沙漠之情景
「在遺址的西南部，發現一所大建築物，一部分是用土磚造的，雖已十分殘破，尚能看出是一座衙門的遺址。其中有一小室，原來或系用作監牢的」。其旁有粗陋的小屋，「大約是供非中國人之本地官吏所住的」 〔29〕 。在這裡，除發現金屬、玻璃、石質小件、金屬扣、石印、鏤刻花紋的漢鏡及漢代的方孔錢以外，還發現中國文、佉盧文和窣利文的簡牘。在中國文書中，「有從西域長史發出或呈長史的文書，及顯然不屬於當地軍事行動的紀錄之殘簡。但其中有一大部分文書，卻是關於當時中國一個小屯田區的一切統治事項的紀錄，如種植、存貯及運輸糧食之類的紀錄。對於官吏及士兵，常有減少口糧的命令，當地不能自給的困難，由此可以顯示出來了」 〔30〕 。
「又在遺址東南一哩左右，發現了一個大住宅區，這裡有一所環以籬笆的果園。其中還殘存著死去的古代果樹，這是這個遺址中所見的古代種植遺蹟之唯一的證明。在這大住宅區遺址中，還發現了許多有趣的遺物。其中有雕刻華美而又加了漆的家具的殘片，裝飾用的織物，以及飾以西方式地氈圖案之拖鞋」 〔31〕 。
從以上考古學的報告，我們可以想見，這座古城在西漢時代，有著壯麗的衙門，鱗比的市肆，闊人的住宅，青蔥的果園，還有東來西往的國際商隊，這是何等的繁榮啊！
到了樓蘭，漢朝的商人如果要深入塔里木盆地的西部，有兩條道路可通。其一，經塔斯馬乾（塔克拉馬乾）沙漠之南，沿崑崙山北坂而西；其二，經沙漠之北，沿天山南坂而西。前者謂之南道，後者謂之北道，由南、北兩道而西的商人，最後皆會於疏勒（治今新疆喀什市）。因為疏勒是塔里木盆地極西的一個大都市，從此再往西，便是高入雲霄的帕米爾高原的大雪山了。
從南道而西的商人，離開樓蘭以後，第一站是且末（今且末縣南）。且末也只有沙漠田三十八方公里，在沙漠田之四周，皆系流沙。這裡在西漢時只有二三○戶居民，一六一○人，他們就依靠這小小的沙漠田，種植穀物、果樹和葡萄。斯坦因氏已經在這裡發現了古代葡萄園和果樹園的遺址，但這恐怕是東漢之物。
第二站是小宛（今且末縣南）。這裡在西漢時代，只有一五○戶居民，計一○五○人。因為這裡可耕的沙漠田更為狹小，而南邊的崑崙山北坂，又都是草木不生的石山，不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第三站是精絕（今民豐縣北）。精絕在小宛西北，只有四八○戶居民，計三三六○人。
第四站是戎盧（今民豐縣南）。戎盧在精絕西南，是一個不大的城市，有居民二四○戶，一六一○人。
和闐沙漠中的沃土
第五站是扜彌（今新疆于田縣城東北）。扜彌是戎盧與于闐之間的一個城市，有居民三三四○戶，二○○四○人。到扜彌後，當時的商人可南到渠勒（今于田縣南一帶）。渠勒在扜彌西南，是一個小城，只有居民三一○戶，二一七○人。
第六站是于闐（今和田西南）。于闐是南道最大的一個都市，位於于闐河的西岸。當時的于闐河，還是挾著崑崙山的水源，由南而北，縱貫沙漠，因之當時的商人，可以由於闐河的水路，通達北道諸國。于闐之所以成為一個大城市，主要地是因為這裡有很寬廣的沙漠田，其面積約達一六○○方公里。在西漢時，這裡即有居民三三○○戶，一九三○○人。當地的居民大抵以農業為生，而城市手工業，則以雕琢玉器聞名於當世。往來南道的商人，大都以購買于闐的玉器為主要的經商目標。
第七站是莎車（今莎車縣）。莎車已經進到塔里木盆地西端大沃野之東頭，這裡有沙漠田二六○○方公里，是盆地中的第二大沃野。在西漢時，這裡有居民二三三九戶，一六三七三人。
第八站是疏勒。疏勒在塔里木盆地之極西，是南北兩道商人總匯之所。這裡，沙漠田東西長約一○○公里，南北寬約五○公里，其面積達二六五○方公里，為盆地中第一大沃野。有居民一五一○戶，一八六四七人。但在這裡，往來的商隊，其人數，或許超過土著人口。因為這裡是南北兩道商人匯合之地，亦為東西商人必須寄頓之所。一方面，由中亞東來的商人，越過了帕米爾高原之後，必須於此休息；另一方面，由此往西的商人，亦須於此作逾越帕米爾高原之必要的準備。所以疏勒在當時，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國際城市。
現在，我們再折回樓蘭，去追蹤北道商人的旅程。從樓蘭採取北道西進的商人，他們經過艱苦的沙漠旅程之後，才能到達尉犁（今庫爾勒東北）。尉犁在焉耆河谷附近，有一小小的沙漠田，在西漢時，有土著居民一二○○戶，九六○○人。當時漢朝政府在這裡駐有戍兵，並派有田官田卒，在這裡進行墾殖，以鞏固這個軍事據點。從這裡北向焉耆（今焉耆縣西南）的途中，沿途都有堡壘，以保障這條商路的安全。
第二站是焉耆。焉耆是北道的一個大城，在博斯騰湖的北邊，當時有居民四○○○戶，三二一○○人。在博斯騰湖的西南岸，有一百餘方公里的沙漠田，出產穀物。這裡在西漢時，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占重要的地位。
第三站是烏壘（今輪台東北）。烏壘是焉耆與龜茲之間的一個小城，只有居民一一○戶，一二○○人。據斯坦因氏推測，這裡附近的布古爾沙漠田，就是西漢時西域都護所在的輪台，可是並沒有找到什麼古代的遺蹟，只是在從此西向龜茲去的土質沙漠中，沿路發現一群龐大的碉堡遺蹟而已。
第四站是龜茲（今庫車）。這裡分布的沙漠田，其面積達一一七○方公里，想見當時有著繁盛的農業。當時這裡向北逾過天山，可以通達山北諸國，向南沿于闐河，可以橫斷塔斯馬乾（塔克拉馬乾）沙漠，直抵于闐。地理的地位，既適宜於貿易，又想見當時有著繁盛的商業。據《西域傳》雲，這裡在西漢時有居民六九七○戶，八一三一七人。人民從事田畜，亦能冶鑄。
第五站是姑墨（今阿克蘇）。姑墨在今拜城縣西南一個小小的盆地之中，這裡有沙漠田二二○方公里。當時有居民三五○○戶，二四五○○人。
第六站是溫宿（今烏什）。溫宿位於今日阿克蘇沃野之中，阿克蘇沃野中的沙漠田，面積達一六五○方公里，為盆地中第三大沃野。這裡在西漢時，有居民二二○○戶，八四○○人。
第七站是尉頭（今阿合奇一帶）。尉頭是溫宿以西的一個小城，在當時只有居民三○○戶，二三○○人。過此而西南，則為疏勒。
從疏勒而西，中國的商人，便開始越過帕米爾高原之艱苦的行程。關於西漢時代中國通達中亞的古道必須經過的山地，斯坦因氏曾作幾度冒險的探索。斯氏以為當時西行的商人，離開疏勒以後，即向著今日烏魯克恰提關口和那一方面的帕米爾高原前進。第二天便要越過高達一萬六千尺的險峻隘口，陡然下降。在這險峻的高山上，如果縱目一望，「只見橫越摩吉大山谷以達帕米爾東端的堅壘，白雲瀰漫，有若大海，真是汪洋大觀」。當此之時，中國的商人，假若再讀「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句，恐怕要發笑了。
帕米爾高原之大雪山
據斯氏報告，從這個隘口往下看，可以看到從南方冰峰上流下來的一條冰河的中段和下段，長約十里，這種壯大的偉觀，真是人間稀有的奇景。過了這個隘口，山勢陡然下降。當「下降時，要經過一連串險峻的山峰，附近是一些小冰河穿插其間。全程甚是困難，有些地方馱東西的牲口，真是無法通過」。過了這些險峻的山路以後，便到達了摩吉下面大山谷，這裡在當時，大概有些塞種人放牧，來往的商人，大概可以在這些塞種人的帳篷里，得到休息的機會。
從此往西，沿著帕米爾的極北邊，上到今日喀什噶爾河西源的峽谷，經過五六天的路程，於是又要橫越高達一萬三千八百呎的克什貝爾山。在這個山口，可以看見橫亘東西高峰在二萬呎以上的外阿拉山，再向前進，便升到流向疏勒的瑪爾堪蘇河的河床，這裡的溫度，常在零度上下。
從這裡往下去，商人們便走到了稱為紅水河的肥沃的克則勒河谷，這就是大阿拉山谷。古代從中原及塔里木盆地來的絲商，即沿這條山谷而下，以達中亞。從阿拉山谷一直下到大宛，塞種人的村落，足足有七○哩之多，在這一路是塞種人夏季的大牧場。沿路上，南面大雪嶺的山脈以及高近二萬三千呎的高夫曼峰，遠遠看去，如在畫中。
在這一帶，斯坦因發現了一些古代墾殖和形制草率的石屋遺蹟；同樣，在疏勒方面伊爾克什坦木和上面高度相同的處所，也找到墾殖的遺蹟。因而可以想見古代商人在這條橫越世界屋脊的大路上，除去阿拉山最高部分七○哩長的那一段以外，沿途一定可以找到給養和安身之所。為了篇幅所限，我不能再描寫古代中國商人爬過帕米爾的情形。總之，他們必須經過最大的艱苦，才能越過這作為東西兩個世界之障壁的帕米爾，而達到有阡陌井然的麥田和果樹林的今日的費爾干，古代的大宛。
從敦煌到大宛，還有一條道路可通，這就是取道天山以北的準噶爾高原。採取這條道路的商人，離開敦煌以後，必須經過樓蘭東北之荒涼的鹽澤以達到今日吐魯番盆地。據斯坦因考察，這一帶的鹽澤，自古以來就是地球上一個最低陷之處，最低陷的地方低去海面五十四米以下。因之，在夏天來往的商人，往往在這裡碰到奇熱的天氣。而且在這一段沙漠的旅程中，商人們不能看到一點有生命的東西。一直到庫魯克塔格山麓，才能偶爾看見到一些膽小的野駱駝。再向前進，走到庫魯克塔格山中，便可以看到疏疏落落有四百五十戶人家散居山谷之中，這就是《西域傳》上所謂山國（今新疆東部博斯騰湖東）。這裡大約有五千左右的土人，大都以狩獵與畜牧為生，無城郭，隨畜轉徙。來往的商人，可以在這些土人的帳篷中，獲得一次喘息。
這一段沙漠的旅程，不但荒涼不毛，而且經常有匈奴小組騎兵隊襲來的危險。因為這裡正當天山東麓的缺口，而這個缺口是匈奴人進出塔里木盆地的孔道。歷史上記載匈奴人從這裡襲入塔里木盆地的史實，不止一次。但是西漢政府沿著庫魯克塔格山麓，卻建築了成列的堡壘，用以保障這條商路的安全。
向天山北路行進的商人，到了山國以後，大概還是經過焉耆，然後北向車師。車師在今日吐魯番盆地迪化（今烏魯木齊市）附近，土地肥美，農產豐富，在西漢時代，為漢與匈奴必爭之地。因為匈奴人既不能南入黃河流域，就必須占領這個盆地，然後才能養活他們的畜群，並進而向沙漠田中定住的人民徵收貢賦。而漢朝方面，如欲鞏固塔里木盆地的統治，以及保障歐亞商路的安全，也必須占領這個盆地。西漢政府把這個盆地占領以後，漢朝的商人，才能經由天山北路進入中亞。
由車師而西，漢朝的商人，沿著天山北坂，便走進了準噶爾高原，通過卑陸（今烏魯木齊市東北）、且彌（今烏魯木齊市）的境界，以入烏孫。在準噶爾斜坂的高處，自古以來，就有很大的松林。稍為下去，則為廣闊的牧場。這裡的人民，大概居住在帳幕之中，以遊牧為生。由此而西南，則進入大宛，與天山南路的商人相會。所以大宛是中國商人進入中亞以後第一個站頭。西漢的政府不惜勞師動眾，兩度遠征大宛，就是為了要在中亞建立一個軍事的據點，以保障在中亞的貿易。
大宛在今日的費爾干，這裡是希臘人極東的一個控制區。有人口六萬戶，三十萬人。在這裡，布滿了葡萄園和各種果樹，有廣大的牧場，出產名馬，漢朝稱之曰天馬。漢朝的商人，有不少從大宛買了葡萄和天馬就回國了，但有少數，則由此再向前進，或北入康居，或南入大月氏，而尤以南入大月氏者為最多。因為到了大月氏，就可以碰到安息、條支、印度乃至羅馬的商人。
當時中國商人，在中亞究竟到了一些什麼地方呢？據《漢書·張騫傳》云：「（張騫第二次使西域）既至烏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同《傳》又云：「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由此而知當時中國的政治使節，已遠至於裏海之北，波斯、阿拉伯與印度了。
在任何時代，特別在封建主義時代，國際貿易的進行，必須以政治力量做先鋒。強國對弱國，則表現於軍事的掠奪和政治的榨取。弱國對強國，則表現為朝貢的形式。因之西漢時代的所謂政治使節，實際上就是商隊的領導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史籍上可以看出在這些外交使節的後面，跟隨著大群的商人。《張騫傳》謂自騫以後，前赴西域的「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以後雖漸減少，但在一年之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這些打著國旗做買賣的商隊，他們齎操的貨物與資本，「大放博望侯時」。而博望侯時的齎操，則為「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這些商隊依照各人買賣的目的，走向不同的地方，「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又據《張騫傳》云：「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復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由此而知，當時派赴西域的成群結隊的外交使節，並非朝廷的正式官吏，皆系一些妄言無行的冒險商人，他們利用政府的資本、貨物，而賤賣以飽私囊。這些重裝的外交使節，所以往往在路上遭到劫掠。
關於西南的國際貿易，史書所載極為簡略，而又無考古學的發現足以印證，故無從詳考。惟西漢時大夏市上有邛竹杖與蜀布，而此等貨物又系自印度商人轉販而來，則當時四川與印度間之有直接或間接的貿易，又為確切之事。
漢武帝為了打通這條商路，曾派出許多使節，但據《張騫傳》云：「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雖然如此，漢卒因此而通滇國。《張騫傳》云：「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滇國在今日之昆明，與分布於今日滇、緬邊境的哀牢夷，有著貿易的關係，當系可能之事。故以今日之地理度之，當時西南的國際商路，必系以蜀為中心，經犍為、越嶲、滇以至於昆明，通過西南夷的中介，由緬甸、印度以達於中亞之大夏。
現在，我們說到西漢時代的海洋貿易。《漢書·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以上所記的地名，我們雖不能確證其為今日何地，但以航行的時間計之，已在一年以上，以每日航行六十里計之，自合浦（今屬廣西）出發至其終點已程不國，當有二三萬里的海程。
據晚近學者推測，謂黃支國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如此，則黃支之南的已程不國，當即當時之獅子國，今日之錫蘭島（今名斯里蘭卡）。而介於合浦與黃支之間的諸國，則當在今日婆羅洲、新加坡及蘇門答臘一帶。究竟如何，這還要有待於將來考古學的發現之證明。惟東漢時夫甘都盧國（在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中游）人與中國有著往來，則為文獻所證明。張衡《西京賦》有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云：「非都盧之輕 ，孰能超而究升也。」這裡所謂「都盧」，就是「夫甘都盧」的簡稱。
再說東北方面的國際貿易。所謂東北方面，即指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及日本而言。中原與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的諸種族，自古以來，即有著交易的關係，這已經從考古學的發現上獲得證明。至於日本，在秦代亦以蓬萊三島之名而出現於中國的史籍。徐巿等或者已經到達了這裡。惟史籍記載不明，無從確證而已。
東北方面的國際貿易之暢通，當始於漢武帝征服朝鮮以後。史載武帝於元封二年（前109）以海軍與陸軍兩道並發，陸軍出遼東，海軍浮渤海，兩軍會於朝鮮之首都王險城（今平壤市），並在朝鮮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於是朝鮮遂成為大漢帝國的疆土。我們從武帝征朝鮮之水陸並進，又知當時通達朝鮮，有水陸兩道。而其貿易之中心地，則為當時之樂浪郡，這從樂浪已經發現許多漢代的漆器可以證明。
當時從陸路出發的商人，大都以今日的北平（今北京市），當時的燕（薊）為根據。《史記·貨殖列傳》謂當時的燕，「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由此可以想見，這些商人從燕出發，或北入今日熱河（原熱河省，轄今河北省東北部承德地區、遼寧省西南部及內蒙古東南部），與烏桓交易；或東入遼西、遼東，與夫余（在今吉林農安一帶）交易；或由遼東更進而南行，進入朝鮮半島，與朝鮮、穢貉（今朝鮮東部）、三韓（今朝鮮南部）貿易。其由海道赴朝鮮者，則大半由山東之罘出發，因為之罘在秦代即為海洋探險的商人麇集之地。到西漢初，當然更加發展了。
除朝鮮以外，當時中國與日本，也發生了繁盛的貿易關係。《後漢書·東夷傳》云：西漢武帝時倭「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又《漢書·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從這種簡略的記載，我們已經可以想見當時中、日之間的貿易關係。可惜東入倭國的商人之中，沒有一個像張騫那樣的人物，把這百餘國的風土人情出產，詳細記載出來，因而我們至今無從確考。但這些諸國，必系今日日本西北的諸部落，則可想見。因為只有這一帶最接近於西方的大陸。當時日本的商人之入中國，大都先浮海至朝鮮之樂浪，《漢書·地理志》謂「樂浪海中有倭人」，即其明證。到樂浪後，舍舟陸行，經遼東半島而入中國，故《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考一》云：「倭人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
西漢時代，中、日之間確有貿易關係之存在，近來已有考古學發現的證明。日人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謂在日本博多羅灣沿岸，發現中國古代的銅劍、銅 ；在筑前國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須玖、並系島郡怡土村大字三雲發現瓮棺，內多中國古鏡、璧玉之屬；又由系島郡小富士村之海岸遺址，發現王莽時的貨泉。這些器物和貨幣在日本沿岸之發現，即足以確證當時日本沿海岸，已有中國商人的活動。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瞭然於西漢時代國際貿易的概況。當時中國已有三條商路通達中亞，其一由今日之甘肅、新疆越帕米爾高原而入中亞；其二，由今日之四川、雲南經緬甸、印度以入中亞；其三，由今日之廣東之合浦（今屬廣西）沿安南海岸，經南洋以達印度，再由印度登陸以入中亞。此外，則由水、陸兩道通於朝鮮，並遠至於日本。當此之時，中國的商人翻山越嶺，乘風破浪，海浮陸行，遍於世界，真可謂盛極一時。
同時，外國的商人，也由四方八面來到中國。如《張騫傳》謂：「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地理志》亦謂倭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又謂南洋諸國，「武帝以來，皆獻見」。所以當武帝出外遊歷的時候，到處都可以碰到外國商人。《漢書·張騫傳》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這段史實，一方面指明了當時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之多，同時也指明了中國的統治者，往往在人民貧困之時，而慣於向外國人表現一種虛偽的闊綽。從古以來，就是如此。
注 釋
〔1〕 《史記·貨殖列傳》云：「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這樣看來，任氏者乃係一個囤積居奇的官僚商人。
〔2〕 《漢書·高帝紀》謂陳豨反，高帝討之，「問豨將，皆故賈人（故賈人者秦時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按陳豨為代相，代在山西北部，地接匈奴，這裡的賈人，當然是以奇繒物賈匈奴的商人。高帝深知商人的心理，是黃金第一。所以黃金一到，豨將皆降。
〔3〕 《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又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漢書·景帝紀》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而末眾。」此外《東方朔傳》云：「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魏相傳》亦云：「民多背本趨末，為陛下（宣帝）之憂。」
〔4〕 長安西市，辟於惠帝六年。東市始於何時，不可考。
〔5〕 《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於茂陵」。太始元年又「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陵」。
〔6〕 《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徙三輔富人云陵，賜錢戶十萬」。
〔7〕 《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
〔8〕 《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昌陵」。
〔9〕 《漢書·外戚傳》云：孝武「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武帝始立……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又同上《王尊傳》云：「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
〔10〕 《漢書·馮唐傳》云：馮唐言：「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11〕 《鹽鐵論·通有》篇。
〔12〕 班固《西都賦》有「九市開場」一語，李善注引《漢宮閣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據此則當時長安西市又分六市，東市又分三市。但余以為九市者言其市別之多也，實則當時長安，百賈列肆，何止九市。
〔13〕 關於市以類分的遺蹟，我們今日尚能於具有歷史的城市之街道的名稱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在北平（今北京市）有珠寶市、騾馬市、花兒市、絨線胡同、琉璃廠、米市大街等街名。在成都有打金街、打銅街、金玉街、銅絲街、皮房街、棉花街、鍋鑼巷、珠市巷、鵝市巷等街名。這些街名，現在多半不能名符其實，但它們的得名，確係因為它們各自所賣的特定的商品，蓋即古代貨別隧分的遺蹟。
〔14〕 《漢書·趙廣漢傳》云：「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微指者，皇帝的暗示），髮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
〔15〕 《漢書·趙廣漢傳》云：「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
〔16〕 《漢書·貢禹傳》云：貢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17〕 《漢書·食貨志》。
〔18〕 《漢書·食貨志》云：「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19〕 同上書云：「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20〕 銅幣六品即「錢貨六品」：
（一）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
（二）么錢——徑七分，重三銖，文曰：么錢一十。
（三）幼錢——徑八分，重五銖，文曰：幼錢二十。
（四）中錢——徑九分，重七銖，文曰：中錢三十。
（五）壯錢——徑一寸，重九銖，文曰：壯錢四十。
（六）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即前鑄大錢。
〔21〕 黃金重一斤，直錢萬。銀幣二品，已如前述。
〔22〕 龜幣四品即「龜寶四品」：
（一）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
（二）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
（三）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么貝十朋。
（四）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
〔23〕 貝幣五品即「貝貨五品」：
（一）大貝——長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二）壯貝——長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
（三）么貝——長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
（四）小貝——長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
（五）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
〔24〕 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
〔25〕 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值一，與貨布二品並行。
〔26〕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值貨泉二十五。
〔27〕 陳正祥氏《河西走廊·沃野與都市》一篇中，謂「河西沃野之分布方式，東西兩部顯然不同，嘉峪關以東，沃野大致互相連接，可稱為『連續沃野』。嘉峪關以西，沃野零星分布，孤懸於荒漠之中，可稱為『孤立沃野』」。陳氏於《河西走廊》一書中，曾列舉沃野十處，而以張掖、酒泉、敦煌、武威為大。據云：「張掖沃野，自東南之古城子以迄西北之黃家堡，延長六十五公里，南起祁連山北麓，北迄合黎山南麓，南北寬度在十五——三十公里之間，全部面積約達一五○○方公里。」「酒泉沃野，東西寬約三十二公里，南北長約四十公里，全部面積九三○方公里」。「敦煌沃野，東西寬約二十四公里，南北長約二十七公里，全部面積達三五○方公里」。「武威沃野之面積，約為一二○○方公里」。
〔28〕 《流沙墜簡·序》。
〔29〕 《西域考古記》98頁。
〔30〕 《西域考古記》99頁。
〔31〕 《西域考古記》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