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呂思勉及其《秦漢史》

王子今 史學大家呂思勉（1884—1957）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是一位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人物。 呂思勉著作等身。他的論著包括：兩部中國通史，即《白話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呂著中國通史》（上冊，開明書店1940年版；下冊，開明書店1945年版）；四部斷代史，即《先秦史》（開明書店1941年版）、《秦漢史》（開明書店1947年版）、《兩晉南北朝史》（開明書店1948年版）、《隋唐五代史》（開明書店1948年版）；五部專史，即《中國國體制度小史》、《中國政體制度小史》、《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國婚姻制度小史》、《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上海中山書局1929年版，上海龍虎書局1936年版），後除《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以外的四種收入《中國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此外，《理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先秦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中國民族史》（世界書局1934年版）、《中國民族演進史》（上海亞細亞書局1935年版）等，也可以看作專史。呂思勉就史學方法的探討，也見於專著《史通評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歷史研究法》（永祥印書館1945年版）等。關於史學研究工具的研究，他又著有《中國文字變遷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章句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字例略說》（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等。 呂思勉史學論著的豐收，是以他超乎尋常的勤勉耕耘為條件的。據楊寬回憶，「呂先生從二十一歲起，就決心獻身於祖國的學術事業，以閱讀《二十四史》為日課，寫作讀史札記，這樣孜孜不倦地五十年如一日，先後把《二十四史》反覆閱讀了三遍。所作讀史札記，著重綜合研究，講究融會貫通。他之所以能夠不斷寫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歷史著作，首先得力於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楊寬：《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這樣的「基本功」，沒有多少學者能夠具備。 在呂思勉諸多史學論著之中，《秦漢史》是斷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秦漢史》也是能夠集中體現這位卓越的史學家的科學精神的著作。 對於呂思勉《秦漢史》的學術價值，楊寬在《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中有一段精彩的概括，我們不妨引錄在這裡：「《秦漢史》是與《先秦史》互相銜接而又獨立成書的。由於作者對《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所下的工夫很深，對於這個時期各方面歷史的敘述和分析，十分紮實而有條理。作者認為這段時期內，就社會組織來說，新莽和東漢之間是一個大界線，從此豪強大族勢力不斷成長，封建依附關係進一步加強，終於導致出現長期割據分裂的局面。」楊寬還總結道：「此書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既作了全面的有系統的敘述，又能抓住重點作比較詳盡的闡釋。對於社會經濟部分，敘述全面而又深入。作者根據當時社會的特點，把豪強、奴客、門生、部曲、遊俠作了重點的探討。同時又重視由於社會組織的變化而產生的社會特殊風氣，對於『秦漢時的君臣之義』、『士大夫風氣變遷』，都列有專節說明。對於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部分，分成許多章節作了細緻的論述，其中不乏創見。作者認為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盡虛幻，不少部分與醫學關係密切，諸如服餌之法、導引之術、五禽之戲，都有延年益壽的功效。至於道教的起源，當與附會黃老的神仙家、巫術家有關，當時分成兩派流傳：一派與士大夫結交，如于吉之流；一派流傳民間，如張角的太平道和張修的五斗米道，兩派宗旨不同而信奉之神沒有差別，道教正是由於這兩派的交錯發展而形成。」（《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至第6頁） 所謂「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應是指《秦漢史》全書在「總論」之後就政治史的脈絡按照年代先後分列十一章，即第二章《秦代事跡》、第三章《秦漢興亡》、第四章《漢初事跡》、第五章《漢中葉事跡》、第六章《漢末事跡》、第七章《新室始末》、第八章《後漢之興》、第九章《後漢盛世》、第十章《後漢衰亂》、第十一章《後漢亂亡》、第十二章《三國始末》。這樣看來，首先，呂著《秦漢史》其實並非如楊寬所概括，是「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而是「把秦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其次，是將「三國始末」放置在「秦漢史」的框架之中。前者可以說是楊寬的小小疏誤，後者則是值得上古史研究者注意的史學架構設計。 在東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曹操集團、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逐步擴張自己的實力，各自翦滅異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實現了相對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一般所說的三國時期，自公元220年曹丕黃初元年起，到西晉滅吳，即吳末帝孫皓天紀四年（280年），前後計60年。三國時期的歷史雖然相對比較短暫，可是對於後來政治、軍事史的影響卻十分深遠。三國時期，文化節奏比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義得到空前的高揚，東漢以來比較低沉的歷史基調迅速轉而高亢。同時，各種政治主張和政治智謀也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得以實踐。三國史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三國歷史人物和三國歷史事件在後世幾乎為社會各色人物所熟知。歷史知識在民間的普及達到這種程度，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將三國史置於秦漢史之中進行敘述和總結，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呂思勉的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漢史》中提出的如下認識有關。他說：「以民族關係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蓋文明之範圍，恆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而深。」（本書第4頁）於是秦漢史的歷史敘述，至於「三國始末」之「孫吳之亡」（本書第424頁至第481頁），隨後一節，即「三國時四裔情形」（本書第482頁至第492頁）以與「轉為異族所征服」的歷史相銜接。近年史學論著中採取將秦漢與三國並為一個歷史階段，在魏晉之間「畫為一大界」這種處置方式的，有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中的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又題《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 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這樣談到人們的歷史感覺：「吾人攬〈覽〉史時，恆讚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頁）讀「戰國之時」的歷史，自然會關注秦的統一戰爭這條主線。而「三國競爭之時」本來即起始於漢末，如果併入漢史一同敘述，則許多人共同熟悉並深心「讚嘆」的「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上述四個歷史階段，都歸入秦漢史的範疇了。按照呂思勉《秦漢史》的說法，即：「戰國之世，我與騎寇爭，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本書第4頁）這是從民族史和戰爭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漢歷史的時代特徵，「社會」問題亦已涉及，而戰國時期和三國時期均被概括到了這一歷史階段之內。 呂思勉《秦漢史》第一章《總論》開頭就寫道：「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一大界。」（本書第1頁）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發現。兩漢之際發生的歷史變化，除社會結構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風格也都十分明顯。不過，對於這一歷史「大界」的說明，呂思勉《秦漢史》並沒有揭示得十分透徹。就此課題進行接續性的工作，顯然是必要的。可惜至今尚少有學者就此進行認真的探討。 呂思勉對社會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視，實現了積極的學術引導作用。他在《秦漢史》中於討論「秦漢時人民生計情形」之外，專有一章論述「秦漢時人民生活」，分別就「飲食」、「倉儲漕運糴糶」、「衣服」、「宮室」、「葬埋」、「交通」，考察了秦漢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宮室」一節，是說平民之居的，甚至「瓜牛廬」和「山居之民」、「以石為室」者。大體說來，已經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種條件。而「葬埋」是死後生活條件的安排，當時人們是十分重視的，研究者自然不應當忽略。已經有學者指出，「重視反映社會生活方式的演變史」，是呂思勉歷史著述的「一個顯著優點」，「而這些正是現在通行的斷代史著作中缺少的部分」。（王玉波：《要重視生活方式演變的研究——讀呂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報》1984年5月2日《史學》）值得欣慰的是，現今一些學者的辛勤努力，已經使得我們對秦漢時期社會生活史的認識逐漸充實，日益深化。劉增貴《漢代婚姻制度》（華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衛《漢代婚姻形態》（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彭衛《中國飲食史》第六編《秦漢時期的飲食》（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等論著的問世，標誌著秦漢社會生活方式研究的顯著進步。而呂思勉《秦漢史》作為先行者的功績，當然是後學們不會忘記的。 我們還看到，呂思勉《秦漢史》中「交通」一節及「倉儲漕運糴糶」一節中有關「漕運」的內容，篇幅達到一萬四千字左右，是為空前的對秦漢交通的集中論述。這在中國交通史的學術史上是應當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的。 有學者總結說，「呂先生的中國通史（包括斷代史）著作是全部著作中的最巨大工程」。這一工作，「把他早期的想法《新史抄》逐步擴大和充實。所謂《新史抄》，其實也是自謙之辭」，「呂先生說的『抄』，是說寫的歷史都是有『根據』的，不是『無稽之談』，也非轉輾抄襲，照樣有獨到之功的」。他自以為「性好考證」，「讀史札記是他歷年讀史的心得」。除了繼承乾嘉學者重視文獻學功夫的傳統之外，「呂先生的讀史札記還重視社會經濟、少數民族歷史和學術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因此，他既繼承了清代考據學的遺產，同時又突破乾嘉學者逃避政治現實，為考證而考證的束縛」。 論者還指出，「寫在『五四』以前的《白話本國史》，在第一編『上古史』中三次公開提到馬克思和他的唯物史觀與《資本論》，並說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階級的變化，很可以同馬克思的歷史觀互相發明」。「從這一點來說，呂先生接受新思想的態度是很積極的，是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的。」《呂著中國通史》抗日戰爭時期出版於日本人占領的上海，呂思勉在書中「是有寄託的」，他說：「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狀之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豫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有所啟示。」這部中國通史最後引用梁任公譯英國文豪拜倫的詩作作為全書總結：「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胡嘉：《呂誠之先生的史學著作》，《蒿廬問學記》，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44頁至第46頁，第50頁）回顧悠久歷史亦期盼「自由回照」，也是今天的治史者和所有關心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們的共同心愿。 關於呂思勉《秦漢史》的撰述方式，湯志鈞指出，「分上、下兩編，上編敘述政治史，實際上是王朝興亡盛衰的歷史，基本上採用紀事本末體；下編分章敘述當時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文化學術上的各種情況，採用的是舊的敘述典章制度的體例。儘管不易看清歷史發展的全貌及其規律性，但他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鉤稽排比，鑑別考訂，給研究者帶來很多方便。特別是下編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文化學術部分，原來資料很分散，經過搜集整理，分門別類，便於檢查。」（湯志鈞：《現代史學家呂思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2期）楊寬也曾經總結說，「呂先生為了實事求是」，「採用了特殊的體例」。這就是，「分成前後兩個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的興亡盛衰，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各個時期政治設施的成敗得失，以及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等，採用的是一種新的紀事本末體。後半部是社會經濟文化史，分列章節，分別敘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具體發展情況，採用的是一種新的敘述典章制度的體例。」（楊寬：《呂思勉先生的史學研究》，《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具體來說，以秦漢史為對象「分別敘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具體發展情況」，《秦漢史》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是這樣進行學術布局的：「秦漢時社會組織」，「秦漢時社會等級」，「秦漢時人民生計情形」，「秦漢時實業」，「秦漢時人民生活」，「秦漢政治制度」，「秦漢學術」，「秦漢宗教」。首先注重「社會組織」和「社會等級」的分析，將有關「政治制度」的討論更置於「人民生計情形」、「實業」和「人民生活」之後，體現出極其特別的卓識。在對於「秦漢時社會等級」的論述中，所列「秦漢時君臣之義」和「士大夫風氣變遷」兩節，其中論議得到許多學者讚賞。這種新體例的創製，帶有摸索試探的性質，自然不能說至於盡善盡美，但是對於史學論著中斷代史撰述方式的進步，畢竟實現了推動。而且，我們今天看來，也並不認為這種方式會使人們「不易看清歷史發展的全貌及其規律性」。我們以為，對於「歷史發展的全貌及其規律性」的說明，最高境界是讓讀者通過對歷史真實的認識，獲得自己的理解。而作者強加於讀者的說教，早已令人反感。特別是簡單化、公式化和生硬地貼標籤式的做法，往往使得歷史學的形象敗壞。 對於以《秦漢史》為代表的呂思勉的斷代史研究，嚴耕望曾經著文《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予以評價。他寫道：「有一位朋友批評誠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書，其實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抄書，何況他實有許多創見，只是熔鑄在大部頭書中，反不顯豁耳。」對於《秦漢史》等論著的撰寫方式，嚴耕望也有自己的批評意見：「不過誠之先生幾部斷代史的行文體裁誠有可商處。就其規制言，應屬撰史，不是考史。撰史者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話寫出來：要明出處，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記體裁出之，每節就如一篇札記，是考史體裁，非撰史體裁。」又據錢穆的說法，就《秦漢史》這幾部斷代史的寫作初衷有所說明：「不過照賓四師說，誠之先生這幾部斷代史，本來擬議是『國史長編』。」嚴耕望說，「作為長編，其引書固當直錄原文。況且就實用言，直錄原文也好，最便教學參考之用。十幾年來，諸生到大專中學教歷史，常問我應參考何書，我必首舉誠之先生書，蓋其書既周贍，又踏實，且出處分明，易可檢核。這位朋友極推重趙翼《廿二史札記》。其實即把誠之先生四部斷代史全作有系統的札記看亦無不可，內容博贍豐實，豈不過於趙書邪？只是厚古薄今耳！」（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誌》第68卷第1期）關於「撰史體裁」和「考史體裁」的區分，本來只是個別學者的意見。借用這一說法，應當說傳統史學以「考史」居多。不過，在西方史學傳入之後，「撰史體裁」壓倒了「考史體裁」。其實，史學論著的體裁和形式本來應該允許多樣化。蘇軾詩句「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東坡詩集注》卷二八），指出了自然之美「各有態」的合理性。清人陳維崧筆下所謂「燕瘦環肥，要緣風土；越禽代馬，互有便安」（《毛大可新納姬人序》，《陳檢討四六》卷一二），也強調了多樣性的自然。此所謂「風土」，本義是空間概念，或許也可以移用以為時間概念，則古人「王楊盧駱當時體」（杜甫：《戲為六絕句》）詩意，似乎也隱含其中。 時下最被看重的史學成果的載體，是所謂學術論文。現今一些學術機構的價值評定系統，對於論文的品評，又有若干附加的條件，例如刊物的等級，摘引的頻度，篇幅的長短等。實際上，論文這種形式的通行，其實對於具有悠久傳統的中國史學而言，是相當晚近的事。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史學所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論著，並非是以今天人們眼界中的「論文」的形式發表流傳的。我們看到，即使在20世紀論文形式開始興起之後，一些史學大師的研究成果，其實也並不是以這種整齊劃一的定式生產出來的。有的學者認為有必要為高校歷史學科的學生選編史學論文的範本，如果嚴格按照現今的論文格式規範要求，說不定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的許多傑作也難以編列其中。清乾隆《御選唐宋詩醇·凡例》寫道：「李杜名盛而傳久，是以評賞家特多。韓白同出唐時，而名不逮。韓之見重，尤後於白。則品論之詞，故應遞減。蘇陸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復不敵。晚出者評語更寥寥矣。多者擇而取之，少者不容傅會。折衷一定，聲價自齊。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關於詩人「名望」所以差異，論說未必中肯，然而最後一句，卻指明了內容和形式之關係的真理：「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學術的「品論」和「評賞」，應當首先重視內容，形式方面的「妝飾之濃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標準。 所謂「札記」，其實就曾經是傳統史學的「當時體」。許多中國史學名著當時都是以「札記」的形式面世，而後亦產生了長久的歷史影響的。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陔余叢考》等，雖著者或謙稱「睹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趙翼《陔余叢考小引》），而內心實有「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和「自信其書之必傳」（顧炎武《與楊雪臣書》）的自負。這些論著在後來學人心目中的等級和價值，在史學學術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些論著均以札記形式存世。近世史學學者仍多有沿用札記形式發表學術創見者。如顧頡剛《浪口村隨筆》（上海合眾圖書館1949年油印），後經增訂，輯為《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10卷本《顧頡剛讀書筆記》（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版）經顧頡剛先生親訂，並由後人整理，學術價值尤為珍貴。此外，陳登原《國史舊聞》（三聯書店1958年版）、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吳承仕《檢齋讀書提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羅繼祖《楓窗三錄》（大連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都是治史者不能忽視的名著。有的學者將論文、札記、報告以及演講稿的合集題為「札記」，如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也說明對「札記」這種學術形式的看重。呂思勉《秦漢史》等書有「札記」的痕跡，絲毫不減損其學術價值，反而使史學收穫的樣式更為豐富多彩。對於其價值甚至「過於趙書」即超過趙翼《廿二史札記》的意見，我們雖未必百分之百贊同，但也願意在進行學術史評判時以為參考。 而《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一書的問世，當時也是史學界的一大盛事。至今我們依然可以時常在其中得到學術營養。其中甲帙「先秦」184條，乙帙「秦漢」120條，丙帙「魏晉南北朝」101條，丁帙「隋唐以下」56條，戊帙「通代」65條。我們看到，秦漢史料所占的比重也是相當可觀的。 對於呂著《秦漢史》選取資料主要注重正史的情形，嚴耕望有這樣的解釋：「至於材料取給，只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參用，須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幾部斷代史拆拼正史資料，建立新史規模，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正是一項難能的基本功夫，後人盡可在此基礎上，詳搜其他史料，為之擴充，發揮與深入、彌縫，但不害誠之先生四部書之有基本價值也。」 呂思勉《秦漢史》等史學論著在引錄史料的時候也難免千慮一失。嚴耕望說：「引書間或有誤引處，但以這樣一部大著作，內容所涉又極廣泛，小有錯誤，任何人都在所難免，不足為病。」（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誌》第68卷第1期）這樣的意見，我們也是贊同的。 此外，呂思勉治史存在的另一問題，也已經有學者指出：「呂先生雖然認識到地下古物『足以補記載之缺而正其偽』，『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時，尤為重要』（《先秦史》第5頁），他卻過於懷疑當時『偽器雜出』，沒有能利用甲骨、金石，補古代文獻之不足，使他在古文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不能更好地為考訂古史、古書工作服務。這不能不給他的古史研究帶來損失，是不應『為賢者諱』的。」（鄒兆琦：《呂思勉先生與古代史料辨偽》，《蒿廬問學記》，第78頁）這一問題，在《秦漢史》中的表現，讀者朋友應當也會注意到。對考古文物資料的不熟悉，也容易導致對文獻資料理解的誤見。例如「交通」一節關於交通道路建設，呂思勉言「邊方又有深開小道者」。所據史料為：「《漢書·匈奴傳》：侯應議罷邊備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日：『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秦漢史》，」本書第630頁）如果有關於西北漢簡中烽燧資料的知識，則可知顏師古注的錯誤。「亭隧」的「隧」，是不可以解作道路的。好在後輩學者學習先賢重在繼承其學術精神。面對今天豐富的出土資料，新一代秦漢史研究者自會有自己的學術方法和學術路徑的選擇的。 中青年治秦漢史者可能更要努力學習的是呂思勉等老一代史學家刻苦研讀文獻的「硬功夫」（黃永年說），「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楊寬說）。前引楊寬說呂思勉「先後把《二十四史》反覆閱讀了三遍」，嚴耕望說，「世傳他把二十四史從頭到尾的讀過三遍，是可以相信的。」（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誌》第68卷第1期）又黃永年回憶呂思勉時寫道：「呂先生究竟對《二十四史》通讀過幾遍，有人說三遍，我又聽人說是七遍，當年不便當面問呂先生……。但我曾試算過一筆賬，寫斷代史時看一遍，之前朱筆校讀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讀事先只看一遍恐怕還不可能，則至少應有四遍或四遍以上。這種硬功夫即使畢生致力讀古籍的乾嘉學者中恐怕也是少見的。」（黃永年：《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學林漫錄》四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二十四史》通讀七遍、四遍或者三遍，今天的學者似乎已經難以做到或者說也確實沒有大家都這樣做的必要了。但是支撐這種「硬功夫」、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的內心的學術理想和科學精神，確是我們必須繼承的。而就研究秦漢史而言，無論有怎樣先進的電子圖書檢索手段可以利用，認真地通讀「前四史」，仍然是無論如何必須具備的「基本功」。要取得秦漢史研究的新收穫，要推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秦漢史學術論著，應當說「首先得力於」這一條件。這是我要對願意學習秦漢史的青年朋友們說的一句誠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