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色時代 · 第七章
「你現在住哪兒？」愛宕問。誠說出征前租住的人家已燒毀，正不知如何是好。愛宕向誠表示這事包在他身上。愛宕又問：
「午飯吃過了？」
「還沒呢。」
「去圖書館樓頂的天台如何？」
「好主意！」
兩人一路感慨校園竟完全不像曾經發生過戰爭的樣子。到了圖書館，沿著中央大階梯走上去，再往旁順著像燈塔內部一般的螺旋階梯一口氣登到最高處，外面便是樓頂天台。兩人上到平台的最高處，打開各自的飯盒。盒飯的內容如實表明了兩人當下的生活狀況。誠的是白米飯、正值時令的秋刀魚和煎蛋卷。愛宕的卻是統一配給的、不知什麼雜糧做成的黏土色的發糕。誠埋頭默默吃了起來。誠並不是只顧自己的人。誠對細小瑣事天性敏感，且內心對此非常蔑視的緣故。如今，自己早已不復是當年因內心冷漠而苦悶的少年，已經能自如地利用自己的冷漠。這種故作成熟的好強心也使誠選擇了沉默。
誠在旭川擔任主計少尉期間，在飲食方面也未有過不足之處。偶爾外出，在街上遇見飢餓的孩子撿起掉在地上的壓縮餅乾往嘴裡塞，雖說吃驚，卻並未由此引發作為軍人應有的人道主義惻隱心。誠從這時開始，逐漸形成了以下觀念。
唯物論所謂的社會不平等，是以固定不變的社會秩序為基礎的財產不均衡為原則，並因此認為人的思想也同樣具有固化性。雖然這一認識未必正確。出征前，誠曾在法學系的研究室里匆匆翻閱唯物論入門書時便有了如此認識。誠設想將唯物論與更早的唯心論綜合在一起。舉個淺近的例子。在蘇聯，黨員、軍人和忠誠的藝術家，其物質生活水準普遍高於一般群眾，這樣的做法，可以理解為對理想社會積極獻身的一種獎勵。另一方面，老弱病殘及孤兒也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後者可以將其考慮為維持理想社會的消極條件。然而，人的幸福感乃至滿足感卻是相對的。假如黨員、軍人和忠誠的藝術家的獻身皆發自於內心，「喜悅」則是對其最高的褒獎而非物質報酬。另一方面，那些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如麻風病人，為了撫慰心靈的不幸，在社會基本保障之外更需要物質方面的滿足，以其不幸而要求更高的物質報酬。忠誠的藝術家與麻風病人，如果有面對面的機會，麻風病人或許會在藝術家不悅的臉上揉搓幾下，請他也嘗嘗麻風病的滋味兒吧。不考慮給予不幸者物質上的救濟，又何談「唯物論」呢？或許科學能夠解決這一問題吧。然而，如果科學能改變女人的美醜——這一關乎女人幸與不幸的頭等大事，到那時，醜女將會失去「變成美人啦」這一理想實現的幸福，而美女也將失去「比誰都漂亮」這一現實的幸福吧。
誠所謂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的觀念，其出發點首先在於將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截然分開。物質方面，即經濟學主導的領域，為防止主觀幸福受到侵犯（客觀幸福本身便存在著語言矛盾），絕對不導入幸福的概念，僅允許近代司法的根本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的存在。一旦達成合約就必須履行，未達成合約則被擱置。因此，無所謂人道的惻隱之心，既無微笑也無眼淚。關於利息論的關鍵問題，從探究剩餘價值學說的謬誤之中自然會得到解決。所謂經濟學，橫豎不過是一根如意棒，說一聲「變」就能小得放進耳朵任由擺布。唯物論本來是由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萬能」的偏見而衍生的私生子。可以說誠的認識還是有一定的先進性。誠從初始便認為，物質對人的幸福不起任何作用。在這一前提下，自然認為利息的存在天經地義。你若講無產階級，我便拿出麻風病人與斜眼女人的例子。
誠異想天開的理想主義，尤其表現在精神方面。正如唯物論用經濟學理論來處理幸福問題一樣。一提到精神方面，馬上有人會急不可耐地聯想到誠是否相信神靈。誠信仰的，僅僅是按照他本人的方式所思考的理性，以及由理性創造出的作品——法律。如此一說，又有人會草率地斷言這位青年屬於啟蒙主義。然而事實絕非如此。
出征前，誠在大學裡最感興趣的是刑法學。眾所周知，刑法理論自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義大利的刑法學者。]以來新舊各派長期爭論不休。簡而言之，前者以社會主義傾向者居多，認為刑罰應重視教育意義，偏向廢除死刑；而後者注重作為公法的刑法本質，對刑罰的概念還停留在報應論之上，具有國家主義傾向。誠的理想社會便是利用了刑法內部相互矛盾的要素而構成的。
戰後的青年，對於戰時的學生們懷抱如此超越常規的夢想，確實有難以理解與想像之處。而關於誠的烏托邦的詳盡解說，或可作為了解當時青年思想的一份資料。
誠認為，任何理想社會都存在犯罪。假使沒有犯罪，則說明社會處在主觀幸福平等觀念的支配之下。換句話說，也可稱之為主觀不幸的平等。戰爭中，城市犯罪率急劇下降的原因，是因為能量被引向了戰爭，以及逃過槍林彈雨的倖存者對不幸的均一化心存幻想的緣故。如果A為了追求幸福或減輕不幸，殺死或傷害了B，或偷竊了B的東西，這一刻，平等幸福的常態便被打破而形成糾紛。現代法律將犯罪視為非常態，而將無犯罪的日常生活視為常態。誠的刑法則恰恰與之相反，將犯罪視為社會常態，認為唯有此才能實現日常生活的幸福平等化。誠將此命名為「數量刑法學」。在量刑方面，物質損害與精神損害皆用同一尺度計量。為此，首先將人的感情詳細分化為幾十種要素，對每一種要素賦予原子量一般的數量。誠認為個人對於事件的一切精神反應，都可根據這數十種綜合要素做出決定。
審判採取當庭對審制。誠的觀點是根據「數量刑法學」，對於酌情量刑、期待可能性理論、違法性阻卻原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等例外減刑進行系統化和統一化，從而實現人們通過社會和法律所理解的對於「現實」這一概念所形成的固有意識的變革！案例如下：
（法官）A因何故要B的一萬元？
（A）因為貧窮和失業。
（法官）二者共屬客觀原因，按規定從所受刑罰中扣除五十分。偷盜的動機？
（A）B在眾人面前公然調戲了我的妻子。
（法官）明白了。「感覺受辱」，扣除八十分。符合「嫉妒」第十二項扣除二十分，合計扣除一百分。關於B，對其由於被偷竊一萬元而造成的精神損失進行合理測定，並根據B的經濟狀況與被盜金額的比例核算的結果，共計一千兩百分。在此基礎上減去一百五十分，剩餘一千零五十分。一千零五十分，禁錮一個月。
（A）小的知罪，多謝大人！
——如此這般，審判程序得以簡化。此外，根據不同情況，精神傷害如累計超過三萬分，死刑也同樣適用。以肉體的死來償還精神上的殺人，以及以精神上的死亡來償還肉體上的殺人，同樣視為妥當的審判。誠認為死刑廢除論簡直是可笑的幼稚病。
誠之所謂的理想社會，完全排除了從道德層面對犯罪進行判定，一切僅以私法為依據。誠考慮到現階段提倡刑法私法化這一遠大目標有些為時尚早，當前的目標，首先是審判程序的合理化和簡易化。為此，誠準備將「數量刑法學」的體系概略作為自己的畢業論文。
「合理性！合理性！」
「合理性」是誠的座右銘，也是誠的道德基準。
「迄今為止，刑法一直存在著諸多的謬論和不當。」誠如此作想，「犯罪的意義因事後悔改而產生再構成的偏頗，自首也被給予了酌情量刑的餘地。但是犯罪難道不是一種行為麼？為何不評估行為本身？那些事後的各種因素不過是風乾了的標本罷了。在我的烏托邦（理想國）中，一定要將『為追求自身幸福而行動並絕不後悔』這一條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幸福的觀念，應當導入刑法學而非經濟學。一方面，物質的範疇之內，財富的不均等問題可忽略不計。如果一對一的關係上升到相對幸福問題的高度階段，則由個人之間的財產爭奪行為解決便可。犯罪行為如符合情理與正義便給予肯定。另一方面，由於否定絕對幸福觀念，因同情他人貧困而發起革命這類荒唐事也絕不會發生。如果不升至犯罪，人道主義同情心將毫無價值。即使看見路邊撿乾糧的孩子也無動於衷，其原因即在於此。」
……
「哇，真豐盛呀！白花花的大米飯！分我一半。」
愛宕的聲音驚醒了沉思中的誠。
「好啊，給你。」
誠心裡一直期待著愛宕開口。聽了愛宕的話急忙將飯盒裡的白米飯分出一半來，放在飯盒蓋子上遞給愛宕。作為交換，愛宕也掰了一半發糕給誠，誠卻難以下咽。
「看來糧食難的問題對你是毫無影響呀。」
「有空來我家吧，準保讓你好好大吃一頓。」
重新回到和友人共享一粥一飯的秩序之中，誠感到久違了的安心。
初秋的天氣格外晴朗。一陣涼風恰到好處地吹散了樓頂的暑熱。兩人吃完午飯，斜倚在樓頂天台的紅磚圍欄上放眼眺望。這一帶未被燒盡的大約只剩下大學校園。遠處的松坂屋、上野公園零零星星地殘留了下來，卻像漂浮在廢墟海上的孤島，顯出不協調的醜陋，仿佛殉情而苟活的一方，剩下的唯有荒誕和嘲諷。反倒不如一覽無餘的廢墟，或許還有一種視覺上的美感。眼前的廢墟與歐洲式的廢墟不同，更像曠野燃盡了篝火，一切平坦而潔淨。俯瞰下去，仿佛收割後的稻田，閃閃發亮的瓦礫和廢鐵就像是永世長存的薄雪，泛著晶瑩的光澤。長期被侵蝕和剝奪的大自然恢復了本來的面目，悠然地舒展成大字進入了久違的酣眠。
對今早報上刊登的天皇陛下訪問麥克阿瑟元帥的照片，兩人闡述著各自的意見。作為復員軍人，對站在魁偉的美國人身旁矮小的君主的可憐相到底有何感想？討論的結果是，兩人對此都沒有特別的感想。
「戰爭不過是一種為了開心而製造的殘酷遊戲而已。」愛宕感嘆，「能與麥克阿瑟媲美的人，全日本恐怕都未必找得到吧。所以呀，日本要是贏了的話，照相時肯定會讓陛下站在梯凳上只照上半身，或者把出羽岳[出羽岳文治郎，日本的相撲力士。身高207cm，體重203kg]拉來當日本人的代表。」
「的確。」誠不由笑了起來。極少看到誠「不由自主」的笑。其實，誠自然而然地笑起來時還是非常好看的。「戰爭這種事，不會讓人比之前更偉大，也不會讓人變得更加渺小。在軍隊里雖說經歷了不少事，要說長見識，不過是比以前對人有了更清楚的認識罷了。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號，東條在神宮競技場的學生出征壯行大會上演說的時候還是『諸君！左手執筆右手拿槍的時代到了』，入伍才不過一周，訓示就變成了『即刻投筆，奔赴戰場』，真夠可以的！從那以後，無論人如何醜陋我也不會再大驚小怪了。說實話，在戰爭中沒學到什麼新東西。」
「我覺得你的想法有些……怎麼說好呢，有些故作姿態。」愛宕反駁道，「我還是預備軍官的時候，冬天最冷的時節有四五個同伴被罰跳水池，隊長說『我先上，跟著我』，第一個跳了下去。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下屬的責任就是自己的責任。當然了，這也是一種宣傳。換作你，肯定會說這是人性之惡吧。我倒是很佩服那位單純善良的隊長呢。戰爭也好和平也罷，善意和惡意，任何時候都錯綜複雜。善與惡，沒有誰輸誰贏的問題。善於利用「惡」便能促使和平，反之則引發戰爭。不過如此。」
「那不是和我的想法一樣嘛。」
「No，No。我屬於相信善意的那一方。理由嘛，這樣做合算。你大概不知道，自己的善意被人信任時是多麼陶醉和開心呢。看來你還是太年輕，太嫩。」
「我討厭妥協。」誠噘起了嘴。
「不是妥協，是生活。首先得生活下去呀……活下去！」
愛宕誇張地向天空伸出兩臂。飄過的一片雲在愛宕臉上灑下一片陰翳。
與之相反，誠露出不以為然的神色。愛宕覺察到誠的不快，連忙打岔道：「當兵前，你常提到的『數量刑法學』怎麼樣了？」
「接著研究啊。在主計學校時也一直考慮這個問題呢。對於真理，我始終是忠誠的。」
愛宕心想誠那套「又開始了」。久別重逢的兩人想說些什麼，卻接著討論了一大堆連自己也覺得無聊的問題。
這時，從螺旋階梯那邊傳來一陣帶著金屬音的腳步聲，伴著年輕女孩的說笑。兩人一起回頭，只見樓頂出口上來一個女孩。女孩注意到已有人捷足先登，正站在那兒探頭探腦。跟在後面上來的一位，正隔著前面女孩的肩偷眼看先到的兩位。
愛宕招了招手，喊道：
「別站在那兒，過來呀！」
誠吃了一驚，湊近愛宕的臉小聲問：
「你認識她們？」
「算是吧。」
「叫什麼名字？」（請回想誠一高時代的那段插話）
「我怎麼知道？」
說話間，只見女孩拉起另一個的手走近離誠不遠的圍欄邊。在剛復員的誠眼裡，女孩深藍色的素色裙仿佛是世間最美好的東西。不過是一件普通的裙子，並沒有任何獨特之處。女孩柔軟的指尖摁在被風吹得鼓起來的裙裾上，似乎下面有隻小而活的動物。穿著白襯衣的上身，纖細小巧卻挺拔端莊，宛如細細的鐵絲撐起的白石竹花，透著一種人工的美麗。女孩感覺到誠的視線，儘量不看這邊，只和穿著雪袴的相貌平平的女伴說話。
見女孩不答理，愛宕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詞。誠看著愛宕抓耳撓腮的樣子正覺好笑，卻見愛宕故意大聲道：
「她呀，戰爭中為了逃避徵用，在圖書館工作呢。是圖書館借書處的管理員。」
正和同伴對廢墟發表感想的女孩聽見愛宕的話，條件反射似的朝著這邊說：
「不許背後偷偷說人閒話，是男子漢就堂堂正正自我介紹一下唄。」
「好啊。我叫愛宕。」
「我是川崎。」誠緊跟在後面說。
「我叫野上耀子，請多多關照。」
雪袴女孩也在身後小聲說了自己的名字，愛宕和誠似乎一致認為沒有再問一遍的必要。誠很喜歡女孩落落大方的樣子。
風漸漸強了起來。屋頂天台的風像放牧的羊群呼嘯而過。女孩吹亂的發梢在細長的臉周圍火焰般地紛亂飛舞。女孩聲音明快而乾脆，一雙靈活輕快的眼眸，雖一眼能看出世故，卻也沒有絲毫的晦澀陰鬱。世上如果有男人凝視著這雙眼睛而相信了她的謊言，我倒是很想見一見此人。
四人（說是四人，其中雪袴女孩始終沉默寡言）一直談著天。說起有一天早晨一睜眼，發現美國大兵進駐了自己從小看慣的街區那種奇妙的感覺。與理髮館的時事閒談一樣，沒有觸及任何男女之間的話題。空襲中，居住在大都會的小市民們放下了平時條條框框的拘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驟然變得親昵起來。此時這幾位還餘留著戰時那種過分的親近感覺。
「野上也在等待未婚夫復員嗎？」
愛宕問。耀子隨即答道：
「別開玩笑，我可不會愛上任何人。」
「那你愛啥？」
「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