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名篇 ·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清）方苞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2]，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3]，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4]。此書、疏、諭、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 《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敘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5]，以道德節義，而事跡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嘆天道之難知[6]，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7]，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8]，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跡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效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邪？ 注釋： [1]五代史：指歐陽修所修撰的《新五代史》。安重誨：五代後唐大臣，明宗時任兵部尚書等職。[2]脈：指文章的脈絡線索。[3]分疏：分別闡述。《五代史安重誨傳》先總說安重誨「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然後分別以事例說明這幾個方面。[4]「中間」二句：《五代史安重誨傳》在中間舉出安重誨的四次過失「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然後分別詳述這四件事。方苞認為這樣寫不合於史傳的義法。[5]傳（chuán船）：流芳後世。[6]「故於伯夷傳」旬：《史記伯夷列傳》對伯夷事跡的叔述極為簡略，而前後卻有大段議論。在敘述伯夷「餓死於首陽山」後，司馬遷有一段議論天道難知的話：「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7]「於孟、荀傳」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第一段議論：「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慨嘆戰國之世好言利而不言仁義。按「仁義充塞」一語見於《孟子•滕文公下》，意為仁義的道路被阻塞。[8]「於屈原傳」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論屈原之所以著《離騷》：「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此文中心，仍是談「義法」問題。文中首先論《左傳》、《史記》「義法」之精，指出為文應文氣貫通，前後照應，富於變化，不主一道。接著批評歐陽修所作《五代史安重誨傳》議論與敘事相間，不合記事文體的「義法」，認為傳記文只有在可記之事甚少時才允許敘議相間。史傳文大多通篇敘事，只在敘事完畢後，才附以論贊，但歐陽修所用敘議相間的寫法，未必不可備一格。方苞的批評，未免有點絕對化，且與篇首所說「不主一道」相矛盾。把為文之「法」絕對化、程式化，「法」就會流於死法，方苞論「法」，正有此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