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誠的回憶 · 分娩 04
在這忙碌多事的幾天，沒有人花許多時間照顧孩子，時常給她喝甚至沒有燒開的涼奶，這倒對她很有好處，與她有關的嚴重事件只有一次。當費爾南德清醒地意識到她的病情將會如何發展時，她當著讓娜小姐和弗羅蘭的面這樣囑咐她的丈夫：
「萬一小姑娘想去當修女，就不要阻攔她。」
克先生從來沒有把這話告訴過我，讓娜也很當心不露口風。那個弗羅蘭就不一樣了。每次我到讓娜姨媽家小住幾天時，弗羅蘭小姐就囉囉唆唆地對我講我母親的臨終遺言。這個可憐的德國老小姐對我的溫存呵護和大吵小嚷的逗弄已經讓我惱火，這些話我就更受不了。我對母親幾乎一無所知，父親從來不給我看她的照片（讓娜小姐有一張她的相片，跟許多別的照片一起放在鋼琴上，但她從來沒有想對我指出來是哪一張），我剛到七八歲，就感到那個母親似乎不公正地干涉了我的生活，侵犯了我的自由，試圖在眾目睽睽之下把我推到某一個方向去。當然，修道院對我毫無吸引力，但如果我知道母親在臨終前為我安排了將來的婚姻和我要接受的教育，我無疑也會執拗著不肯就範。人們要給狗戴項圈時，狗會扭開脖子，我也像狗一樣，悄悄地退開。
仔細想來，我覺得這個囑託並不出於弗羅蘭所崇尚的虔誠，而是有別的考慮。費爾南德從少女時期就充滿了幻想和花季特有的感情波瀾，克先生在婚姻和以後的生活中試圖讓她感到充實，但一切跡象都讓我覺得這兩方面都沒有讓費爾南德完全滿足。在極為強烈的痛苦當中，她覺得自己那不長的過去沒什麼可多說，絕望像是一條斷斷續續的黑線，自然其間也星星點點包含著一些幸福。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走她的舊路。總而言之，這幾句囑託包含著對丈夫審慎的譴責，他卻堅信對妻子做了對一個女人該做的一切，沒有什麼虧欠。她就向丈夫表示，她也像跟她同時代的歌星梅麗桑德一樣，過得並不幸福。
並不是克太太沒有宗教感情，我早就證明過恰恰相反。很可能費爾南德在彌留之際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濛的光線底下，她覺得不僅她自己的生活，連所有大地上的生靈都是虛無造作的。也許她希望孩子過她回憶中修道院裡的那種平靜生活，極力為小姑娘推開她認識的唯一的門，那裡通到人們說的人間世以外的地方，通到她知道的唯一超凡脫俗的境界。到後來我想，我確實以自己的方式入了教，克太太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但所用的方式她既不贊成也不理解。
五十三年過去了，我才第一次去拜訪蘇阿雷。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從荷蘭和德國過來，穿過比利時；我剛剛到威斯特伐利亞去呼吸蒙斯特的空氣，為了寫我的一本已經開頭的書。我到達這個陰暗的城市時正值一個愛國主義和宗教節日：人們正慶祝一個在一九四四年的轟炸中損壞了一半的天主教堂又恢復使用。老城裡到處都是巨幅旗幟，擴音器里傳出慷慨激昂的演說。那座教堂曾見證過萊頓的約翰的瘋狂，十六世紀經歷過對再洗禮派的血腥鎮壓。如今教堂前黑壓壓地擠滿了人群，回憶起教堂被毀則群情激憤，說到從廢墟中重建又滿懷豪情。我本人、陪伴我的一位美國女友和給我們開車的荷蘭司機，對於一九四四年每人也有各自激動的回憶，但跟那些威斯特伐利亞人並不一樣。面對著盛大莊嚴的場面，我們覺得成了入侵者，感到不太自在，我們完全了解對於這個德國城市這盛大的集會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然而在這中間我們曾是他們昨天的敵人、今天的外國人。我們趕緊離開了蒙斯特。
在海牙，報紙上滿是本·貝拉被劫持的消息，那是非洲北部的一出鬧劇。在電台和報紙上大肆傳播之後，經過笨拙的準備，蘇伊士倒霉的動亂開始了。在比利時佛來芒區的一個大城市裡，我在法國官方一個歌舞節目中聽到了一陣沙文主義的胡言亂語，他們為不知道對誰取得的勝利而乾杯。英國的企業家們已為明天甚至後天作了打算，熱烈響應窮兵黷武的號召。人們談到了黑市，比利時的家庭婦女搶購了好幾公斤的白糖。最精明的人購置了鉛皮，把自家的窗戶包上，鉛皮能夠阻擋核輻射。就在這個時候，蘇聯利用西方忙著干其他事的當兒，鞏固了他們自己的前沿陣地。我到布魯塞爾時，正好傳來蘇聯坦克包圍布達佩斯的消息。給我開出租車的那位生性快活的司機的話更增添了黑暗的氣氛：「蘇聯人在那裡扔了加磷的燃燒彈，會燒起大火的，等著瞧吧！」這小伙子也很激動，當然不是興高采烈，他也怕蘇聯人；四分之三的人面對一場熊熊大火或嚴重的列車事故都會現出興奮甚至歡喜的樣子，他也如此。我應邀到一位很和善的老夫人家裡做客，現在她已經去世了。我在她家聽到了另一種聲音。這家的女主人理所當然地仇恨蘇聯人；然而她卻非常倨傲地看待匈牙利的起義。她鄙夷地說道：「就是工人的叛亂！」讓人感覺到，一直到最後她還遵循原則，或者說這種原則推動著她生平第一次認為克里姆林宮幹的事有道理。在這一片混亂當中，法國在印度支那釀成的悲劇是更為陰暗的悲劇的先兆，反倒被人遺忘了。然而，我到巴黎之後，穿過大街走進聖羅克教堂，看到一個神甫和幾個穿喪服的女人為在奠邊府死亡的人祈禱。
離開布魯塞爾之前，我到古典美術博物館去瞻仰勃魯蓋爾的畫，他的《伯利恆的戶口調查》以及他筆下那些散布在雪地里的平民都淹沒在十一月下午灰色的光線里。在《叛逆天使的墮落》中，惡毒的天使長著非人的嘴臉。《伊卡洛斯的墜落》中，農民對這歷史上第一起「空難」絲毫不感興趣，還繼續播種。讓人想到別的博物館裡另外的畫：《瘋狂的葛蘭特》在一個村子的灰燼中間呼喊著發泄他正義然而毫無用處的憤怒，《無辜者的屠殺》與《調查》形成悲哀的對比，《通天塔》和它的首領受到為它築造錯誤的工人們畢恭畢敬地歡迎，《死亡的勝利》是一隊由骷髏組成的軍團。在這些寓意畫中最為貼切的大概就是《盲人引導盲人》。粗暴、貪婪、對別人的痛苦漠不關心、瘋狂和愚蠢比任何時候都嚴密地控制著整個世界，再加上人類第一次配備了終極毀滅的工具，而這樣的人類在無限繁衍。目前的危機也許只波及一小群人就宣告結束。但是新的危機又會產生，因前面的危機影響變得更嚴重：不可避免的事態已經發生。看守邁著軍人的步伐在博物館的大廳里走來走去宣布閉館，仿佛也宣布一切都關門大吉了。
在那慕爾小住的幾天卻很悠閒。我第一次來這裡觀光，看了一個旅遊者該看的所有名勝。我仔細認真地走遍了這裡的天主教堂，奧地利的唐胡安的心臟就保存在這兒，與馬德里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的墓穴相對應，人們把他的遺骸運到了那裡，我還參觀了聖魯教堂，巴羅克風格的建築傑作，波德萊爾特別欣賞「陰森的小客廳」，他在那裡第一次被「愚蠢的風」吹倒，他長久以來總感到這風會吹來。我登上了小城堡，小費爾南德大概也曾被領到這裡，眺望秀麗的景色，過去凱爾特部落的武士、婦女和孩子在這裡蹀躞，固守城堡防備愷撒大軍的進攻。我去看了考古博物館，有高盧-羅馬的小件青銅器和野蠻人入侵時代的沉重首飾。下午用來參觀蘇阿雷。這裡我只說在墓地的見聞。
自從米歇爾在這裡安葬了他的妻子之後，這家庭的墓地又添丁進口了。讓娜、泰奧巴爾德和得了瘋病死的奧克塔夫都埋在這裡。已結婚的姐妹們都不在，她們跟她們的配偶葬在另外的墓地。淺淺刻出的碑銘已難於辨認，讓人無限思戀古代銘刻中那美麗而又堅毅的書法，延續好幾個世紀，亘古長存，使人緬懷第一批出世特立的魂靈。我沒有去弄清弗羅蘭是不是在費爾南德和讓娜之間占有一個位置。儘管她們熱愛並尊重老資格的家庭女教師，但恐怕也不行。家人就是家人。
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在這裡安息的人與我之間建立起聯繫。在他們中間我只認識三個：兩個舅舅和一個姨媽，而且我將近十歲起就沒有再見過他們的面。我跨過了費爾南德，我在幾個月之間依靠她的滋養，但這事實就像教科書上的道理一樣冰冷。比起出於偶然向我敘述臨終情形的陌生女人，她的墳並不引起我更多的溫情。同樣，我更難想像那個阿爾蒂爾·德·卡蒂埃和他的太太瑪蒂爾德是什麼樣的人，我對他們的了解還不如對波德萊爾和奧地利的唐胡安的母親知道的多哩，只不過我身上的某些成分來自他們。然而，從封閉在他們那十九世紀的這位先生和太太開始，可以重重疊疊地追溯千百代人，一直到史前時期，以至大地上面目模糊的生命本源。組成我的一半大雜燴就在這裡。
是一半嗎？在這樣的翻轉攪拌之後，上帝把我們每個人創造成獨一無二的生靈。但如何推測他們身上道德或體質的特殊成分的百分比呢？這就像剖開我的骨頭來分析或衡量所包含的礦物質。再說，我每天都更強烈地認為，組成我們的並不只是血液和體液，這樣的計算從一開始就是錯的。然而，阿爾蒂爾和瑪蒂爾德仍是把我與一切聯繫起來的那兩根線索的第二次交匯。我們從一個幽晦暗昧的處所出來，又將回到那裡去，關於這個地方，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假設，總不該從精神中揚棄那些最簡單的事實以及平凡而明顯的成分，儘管這些東西是外來之物。阿爾蒂爾和瑪蒂爾德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是費爾南德的女兒。
另一方面，端詳著蘇阿雷的這些墳墓，我發覺我沒有必要把這些人跟我拉在一起。如果說阿爾蒂爾、瑪蒂爾德和費爾南德跟我幾乎沒有什麼牽扯，那麼我對於他們來說就更毫無關係。在我母親生活的三十二年零四個月中，我在她的念頭裡頂多占八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對於她來說我首先是一團不確定的東西，接著是一個希望，一種感知，一種恐懼；在幾個鐘頭之內，又是折磨。在我出生之後的幾天裡，她對我有時候會感到溫情、驚異，也許還有點自豪。當阿潔麗太太向她宣布新生兒已娩出時，她感到或者自以為脫離了危險而覺得輕鬆快意。接著，發燒把這一切都趕走了。大家都看出來，在剎那之間她曾為她留在身後的孩子的命運擔心，但顯然她對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比對我的未來更為關切。阿爾蒂爾先生和瑪蒂爾德太太，一個是在他們的女兒結婚前的十年死的，一個是在女兒結婚前的二十七年死的，對於他們來說，我只不過是他們結婚的彌撒中所希求的一個模模糊糊的小外孫，彌撒祝願他們長壽，有一天能兒孫繞膝。
我把手放在柵欄上，手掌上沾滿了鐵鏽。自從這柵欄門打開讓最後一個亡靈——我不知道是奧克塔夫還是泰奧巴爾德——進來，已長出了一茬又一茬的雜草。在阿爾蒂爾和瑪蒂爾德的十個孩子中，有七個已長眠在這裡。在這七個人當中，到如今的一九五六年，只剩了一個孑遺，那就是我。我應該在這裡做一點什麼事情。但做些什麼呢？如果在兩千年前，我可以向那些以胚胎狀埋在這裡準備降生的逝者貢獻食品，這樣的埋葬姿勢是人類給自己發明的最好的不朽的象徵。在高盧-羅馬時期，我可以在一個裝滿了灰的骨灰堂一角倒些牛奶和蜂蜜。在基督教文明的幾個世紀裡，我可以祈禱，祝他們安息，或者經過幾年煉獄的淨化之後，去享受天國的真福。這些願望都彼此矛盾，但無疑表達的是同一的意思。就像我現在一樣，假定這些人都在某個地方，我們只能祝願他們在路上交到好運，這條路人人難逃，我們將來也必定要走。這也是一種祈禱的方式。當然，我還可以把柵欄重新油漆一遍，把地上的雜草鋤淨。但是我第二天就要走，我沒有時間，再說，也沒有這樣的心思。
✑John of Leiden（1509-1536），再洗禮派領袖。✑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中的激進派或左派，主張唯成年受洗方有效。✑Ahmed Ben Bella（1916-2012），阿爾及利亞軍人、革命家、政治家。✑John of Austria（1545-1578），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的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