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精神 · 高士倭綏略傳
約翰·高士倭綏（John Galsworthy）一八六七年生於英國撒雷省的高姆地方。他雖生在撒雷省，卻是個狄溫（Devonishere狄溫許兒是英國的一個省名）人，就是他的姓高士倭綏（Galsworthy）的順序，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狄溫的名字，且是他在狄溫那裡，也住過好多的年歲。即在他的作品裡，也是很多關於狄溫事實的色彩，如《狄溫的一個人》（A Man of Deven）、《縉紳》（The Patrician）、《霧裡馳騁》（Riding in Mist），在這些小說、劇本里，很可見得出。他第一次受教育是在哈樓（Harrow）哈羅大學（1881—1886），後來便轉入牛津大學，學習了三年的法律。從這時到一八九○年之中，他選了辯護士業，那時他是繼續他的法律上的準備，因他父親願意並且助著他，使他仍然能與他的父親營同樣的職業。不過，高士倭綏生性便不喜歡研究法律，他曾說：「我在種種的律師事務室里讀書，而所練習的，則幾乎全不與我性格相近，且是我自始至終，不喜歡我的職業。」由此可以見出高士倭綏自青年對於法律，早已有了一種很強烈的反感。到後來他有許多著作，差不多是對於現代英國法律，下根本上的總攻擊，大約這時已經埋下了那樣偉大文學的種子了。
他習辯護士業，既鬱郁不得志，家裡也還富足，於是他便飄然遠出，作各地的旅行。他旅行所經的地方，非常之多，幾乎周遍了全世界。如：阿美利加、埃及、不列顛、哥倫比亞以及澳大利亞、俄羅斯、韭吉群島諸處，都曾經過這位熱心社會改革的文學家的足跡。他曾坐了帆船，由阿答拉底（Adelaide）到北阿非利加去，遇見了些危險，後來他作的《約瑟康拉達》（Joseph Conrad）小說，就是追想他遇險的事實。
他本有文學上的嗜好，後來便漸漸留心到著作的事業上去。一八九九年，第一次印行他的著作，是部小說，名字叫Jocelyn，又接連著出了一種短的Novel及一卷短篇小說。他本來是詩人兼小說家及戲曲家，不過他第一次著作的嘗試都是小說。在他第一種戲劇創作以前，曾做過四種小說，內兩種是《鄉居》（The Country House）、《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那時他的文學上，已經有點成功，及至最有名的《銀盒》（The Silver Box）出而問世的時候，他的論文、小說、戲劇及詩集，已出得好些了。
高士倭綏是一個嚴肅而坦白的著作家，他的文學上的作品，在字句中，有非常好的感覺：清楚、簡單，直接能予人以最清晰而激動的一種印象，使讀者或聽者對於他的著作，永不能有印感的欠缺，無論他的戲劇或小說，都有深入人心而不予人以厭煩的這種文藝上的力量。他是一個最仁愛的作家，所以他的文字，是令人以極寬厚的感覺，比較社會黨員及社會改良者，更要仁厚。他簡直是最富有同情的藝術家。Sympathetic Art-ist凡屬於他的著作，幾乎全是為平民抱不平，而與社會上惡劣、虛偽、偏頗的禮教、法律、制度相搏戰。差不多不僅可說他的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且是純粹由於人人心底，對於現代各種法制，根本懷疑的文學，他可謂為一個有威權而卓異的作家了！他在英國當代文壇上，與王爾德（Os-car Wilde）、蕭伯納（Bernard Shaw）及巴爾克耳（Granville Barker）諸人，各樹一幟，而自有其特殊的色彩。
他的著作都很精粹，不過他的戲劇，尤為人所佩仰，而富有同情的刺激，傳布到人們的靈魂里。所以他的戲劇文學比較詩，小說等，更出名。我以上既將他的歷史，和其它著作的梗概，敘述過去，那麼再可以先將其著作的主義，及其文學上的藝術說明，使讀者更得一個明瞭的觀念，然後再專論他的戲劇的特點，庶幾於此短文之中，使研究文學的，對於高士倭綏的全體，有個約略而確切的概念。因為他雖是戲劇作品最為著名，然我們要研究他的戲劇的精神，便不能不先將他的思想和他所用的文學上的藝術，解剖一過的。
高士倭綏是個熱心改革社會的人，所以若從他的著作里，解剖他的思想，差不多每種著作里，都包含有一種社會問題及法律、道德的問題。他絕不是浪漫派的作家，也非崇拜神秘，借示象徵的那種文學。他是以憤世與救濟的眼光，借文學來寫出，其實他文字中所包含的問題，是人人所能夠思及而懷疑的間題，不過他能用痛快淋漓形容盡致的筆墨，敘述與刻畫出來，所以感人尤深。這等文字，即是沒有什麼詞句上的優美，韻調上的激盪，已足移人了！高士倭綏他曾自敘其著作的得力處的幾句話是：「一個人既能生活，又有思想，所以他便能著作。但是著作要真實的、有良好戲劇的作出，或其他藝術上的練習，必定差不多要有一種磨練的，熱烈的愛和一種自重的白熱（Whiteheat），一種真誠與明達的欲望，在一種權能里，能以有最好的事物在內，且是必要加上一種眼光，不可退縮。」由此可見高士倭綏平民化的思想與文學藝術上的價值。他本著這種精神去努力創作，真可謂不是「玩物喪志」的文學作品了。
無論是誰，能以提得到莊嚴的觀念關係到藝術與生活上去，表示在時間與空間的界限與關係，那末高士倭綏的小說，卻沒有一頁不是這樣。就是他的小說，全是實際生活上的註解與批評，批評及於經濟與社會的狀況，在人民的相互關連里，一面可以說是引導出他的同情，一面可以說激動他的嘲諷。他的著作，莊嚴的態度，就像他是一個藝術家的差委，而在許多的機會裡，表示出些觀察，又是受了他自己從前成業上的影響。
他的著作中，統括起來說，便是有最豐富的批評的色彩。如對於社會的批評和道德的批評，而根本上是由於懷疑的觀念。所以他的著作，可以說滲透沉浸在一種人生哲學（Philosonphy of Life）里，對於不滿意的、虛偽的、無人道的生活，他便譏諷藐視而攻擊他們。
所以我們若是讀高士倭綏的著作，當要先說明他的著作里，有更大的計劃，比著一個人的微小生命的計劃，更要重要，然後高士倭綏那種誠懇、仁愛的精神方可以顯得出。他是常常由文字里，表示出譏諷人為較小的情形，我們由他所敘述的一段里，可以見得他是注意在那種「自由之鄉」（The Freelands）的願望。
許多的山和田地，似乎是嘲笑道路，溝畦，被人蹴踏在他們上面，並且也嘲笑柵欄、洞谷、垣牆。在白的天色與綠的平原中，是相合成，去輕忽這些微小的活動。
高士倭綏在他的真誠與熱望的文學裡，無論是小說、戲劇、詩歌，他那種正義的思想和技巧的藝術，實予人以至深的影響。他本是個思想超越的人，而他的著作，全力注重的，也是人類問題。高士倭綏並不反對批評的主義，不過他的主義，是注重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的，所以他自己的批評主義，是與恆人不同的。依他自己建立的批評主義的進行，是以他的小說為社會論文。在小說裡面，他的性質上的思想，就可代表出民眾的思想來。他有一首詩，最可注意，這首詩可以代表他自己的祈禱是：
在春日的夜裡，
我是到上帝立的所在。
什麼是我向他呼喊的祈禱？
是這樣的祈禱：
哦！Gourage莊嚴的主啊！
哦！這是春夜的主人！
作出個強固的心意，在我的心裡，
用偉大的勇敢，去問你一切的事物。
由這首詩，我們可以知道高士倭綏求知的想望，及對於世上一切事物，懷疑否定的態度來。
高士倭綏雖說政治上的品性，是非常超卓，而他的作品，在嚴肅的真誠里，天然的清爽的美，是不可掩飾的。在他所作的小說《小夢》（The Little Dream）里，抒情的描述，比著譬喻的寫法，更要動人。是一種熱望的靈魂的美妙的空想，而有生命真誠的興感，與意義的習知。至於他詩歌的妙境，是灰色生活中的紅光內動，宛如秋後的樹景一般的色彩，或者內中更有活潑的靈魂，藏著裡面而作生活的奮鬥。他著作上的風格的流動與生機，就像溝水的流動，經過海峽一樣的活潑，在他的文學上的內部，像這樣感覺，是容易使人接觸得到。
他的小說最著名的如《愛爾蘭法利塞徒》（The Isand Pharisees）、《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鄉居》（The Country House）、《友愛》（Fraternity）、《縉紳》（The Patriian）、《黑花》（The Dark Flower）以及《自由之鄉》（The Freelands）諸篇，都是有主義，而兼有文學上的興感，與美的小說，我也不能一一詳細的介紹出來。因為我們要注意他的戲劇上的創作，上面敘他的思想及藝術，已經不少了，那末我們便可看他的戲劇的作品如何。
高士倭綏到現在，所作的戲劇，著名的很多，如《銀盒》（Silver Box，一九○六年）、《鬥爭》（Strife，一九○九年）及《長子》（The Eldest Son，一九一二年）、《裁判》（Justice，一九一○年），這幾種都是他戲劇創作上的結晶品。不過我們不能一一的都去說明，只好先將《銀盒》及《鬥爭》兩劇的精神及結構，少加解釋，然後再將他戲劇的結晶之點記出，那末，我們對於他戲劇上的觀察，庶可不至掛一漏萬。
《銀盒》與《鬥爭》雖取材不同，敘述亦異，然根本上不外貧富階級的戰爭。而高士倭綏，則於字裡行間，為貧者、弱者、無知識階級者，鳴其不平，而抒其冤憤。《銀盒》的主旨，系攻擊現代法律的失平，而《鬥爭》則敘資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茲先將《銀盒》中的事實敘明。
《銀盒》是描寫正相反對的兩種人，有錢而富厚及勢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貧苦無告的一雙夫婦，名叫瓊司（Jonese），他們的處境及思想，完全立於相反的地位。因為巴斯威克是一個議員的兒子，他頭一天在一個私娼家裡喝醉了酒，以不正當手段，取了一個小錢袋回家來，不料失業的瓊司，——他家一個打掃婦的丈夫——當晚也是一樣的喝醉了，糊糊塗塗，將議員兒子的銀煙盒和偷來的婦女用的錢袋取去。後來議員的兒子因為遺失了銀煙盒告到官里，把瓊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離子散。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窮的被告各呈舌戰。而高士倭綏於此就向那扶強害弱，威嚇貧民的死法律，設下多少問難，由那個真誠的瓊司嘴裡說出。因為他對於議員兒子的錢囊及銀盒是由醉誤取，而這些東西，議員兒子也是由偷盜得來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何以獨對他這誤犯罪，要加以科罪，對於議員兒子犯罪的行為，視為光明正當，置之不理呢？我們看到這裡，不能不說莊子的話「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以及「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的幾句話，為能洞見人類癥結的本源，而為社會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無非是為富貴勢厚的作護身符，而貧苦小民及無知識階級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縟法，束縛剝削，層層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經濟上加許多壓迫，於是社會暗潮，日甚一日，階級鬥爭，愈進愈烈，當然是不可或免的。因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這不是現代的第一個大問題嗎？高士倭綏以文學的藝術，描寫這種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無怪人家說他的文學上的創作，比社會黨員的主張，更要鋒利。因這樣刺激的，暗示的文學比較改造社會的論文，尤易動人興感。
近代資本家與勞動家相競爭之點，無非社會上資本及勞力不得其平的原因。因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競爭逐日激烈。至於勞工待遇問題、工作時間問題、女工問題，皆為待決之端。在從前如哈兒德曼（Haupt-mann，德國戲劇家）所作的戲劇，對於當時社會制度，大加攻擊，傳播自由思想，異常有力。如《織工》（D. le Weber）一劇，尤為迷夢的社會的「當頭棒喝」。敘富人的苛暴，勞工的可憐，為工人鳴其不平，慘澹深刻，即讀者也至易因其描寫，下同情之淚。所以當時在德國舞台上開演，遂震動一時。至於高士倭綏的《鬥爭》的主義與哈兒德曼的《織工》，可謂後先輝映。其觀念與描寫，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輕重。其內容為一工廠總理與工人的競爭，一面只圖其事業上資產之增進，而不顧工人的生死，一面則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雖至於罷工，至於飢餓，困苦流離，不少退屈。高士倭綏更著眼到工人團結勢力的薄弱與渙散，對於罷工與總理相爭之時，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沒有什么正確主張的，到後來相持日久，終歸調和，在工人方面，雖未完全占得勝利，然尚可有望於將來，所以他這篇《鬥爭》，簡直是勞資互爭的紀事文了！這篇劇本中，有一段的讀話，是資本家的首領Anthong的女兒Enid，她是個很和善的姑娘。她說：「我們看見一切的苦惱！你記得我的婢女安尼，她不是和羅勃兒司結婚了嗎！那是很困難的！她的心是柔弱的，所以她開始受這個打擊，她不能去預備食物呀！」這不過其中的一端，也可看得出高士倭綏，對於弱者，可憐者的最大量的同情來了！
他這兩種戲劇，是不滿意現代的法律及勞工制度，提出這樣重大悲慘的問題來，待世人討論、解決。就中實是包著了一付革命的精神。他與英國蕭伯納氏，同為社會改革的急進的戲劇家，蕭伯納所作《巴巴拉少佐》（Mayor larbefa）一劇，曾說：「貧窮足以墟人之城市，置人於死地，……精神因之而頹敗，終身由是而犧牲，而人類之為罪惡者，亦莫知其故。」云云，此雖激昂憤慨之言，而與高士倭綏此兩篇劇本，異途同歸，同為貧苦社會下同情之淚，借筆端、舞台而泄其不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是一樣的目的。英國人最重自由，於此也可見一斑。近代以來，新興的戲劇，有趨於新浪漫主義的；有歸於神秘傾向的；有借象徵而譬喻人生的；而英國文學界裡，除了愛爾蘭的新文學不算外，他們有幾個作家，卻都樸實說理，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這也可算得近代文學之社會化的唯一傾向，也可看出階級的戰爭日甚一日，無論研究什麼學問，這個切膚的問題，也拋不了。尤可看出英國人重實際及愛自由的性格來。
高士倭綏的戲劇，可以說是英國的新戲劇（New Darma），他的思想與觀察，本來高人一等，即他的藝術，也非常卓越。
以上將高士倭綏作品的精神，及其戲劇的意義，稍為說明，也可以作為簡略的介紹。中國從新文學的研究發生以來，關於戲劇的創作，非常的少，且是中國社會這等的迷亂，果真有高士倭綏，能以在中國出現，我想一定有很重大的影響！
高士倭綏作的小說、劇本、詩集、論文集很多，今於下面，先將其劇本的名目寫出來，以備參考。
《銀盒》（The Silver Box） 一九○六年
《喜悅》（Joy） 一九○七年
《鬥爭》（Strife） 一九○九年
《裁判》（Justice） 一九一○年
《鴿》（Pigeon） 一九一二年
《長子》（The Eldest Son） 一九一二年
《遊蕩》（The Fugitive） 一九一三年
《暴徒》（The Mob） 一九一四年
《一點兒的愛》（A Bit o'love）
《基礎》（The Foundations）
《皮膚的遊戲》（The Skin Game）
陳君大悲囑我為作此文，以備《戲劇雜誌》的登載。不過我對於高士倭綏的作品，也沒什麼甚深的研究，又加上陳君催稿甚急，我又小病初愈，便草草的作出，聊以作個約略的介紹。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