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 向弗吉尼亞大學英語俱樂部所作的演講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於夏洛茨維爾 向青年作家進一言 兩年前，艾森豪威爾總統設想出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建築在一個基本上是健全的理念上的。這個理念認為，世界局勢之所以如此紛亂，人類當前之所以普遍面臨困境，完全是因為不同種族、語言和境況的作為個體的男人與女人，不能相互討論從根本上說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與困難，卻必須要通過懷有敵意、似乎難以和解的雙方正式政府的安排，才能勉強有所交流。 也就是說，各行各業的個體，應該能夠有機會和世界上他們的同行對話——勞動者對勞動者，科學家對科學家，醫生、律師、商人、銀行家和藝術家與世界各地身份相同的人，進行對話。 這個理念沒有什麼不正確的。自然，沒有一個藝術家——畫家、音樂家、雕塑家、建築家、作家——是會持異議的，因為這一點——企圖與人交流不論其種族、膚色與情況如何——正是每一位藝術家本已窮盡了畢生之力孜孜矻矻去追求的，也是他只要還有一口氣便將繼續努力去做的。 在我看來，這個計劃註定難以推行的跡象從總統自己的措辭上即可看出，他說：勞動者對勞動者，藝術家對藝術家，銀行家對銀行家，大腕兒對大腕兒。在我看來，使它註定要失敗的是我們文化自身承襲下來的一種惡；這種惡的素質，綿延不絕地生存於（也許有其必要但我個人並不相信這一點）任何一個經由這個歷史階段得以生存下來的國家的文化里。認為個人無法與個人對話，因為作為個人的人，是再也生存不下去了，這樣的看法是一種神秘信仰，幾乎算得上是一種宗教了。這種信仰認為再沒有空間能讓個人安靜地與個人對話，談一些單純的問題，如誠實地對待自己，有責任心地對待別人，保護弱者，有同情心、憐憫心地對待所有的人，因為如誠信、憐憫、責任心、同情心這樣的個人品質，是再也不存在的了，人類自身倘想繼續生存，只有放棄與排斥自己的個性，參加到他的那個專制小宗派里去，與另一個專制的小宗派相對立，兩邊都在同一時間內為同樣的氣氛所充斥，都武裝以同樣模稜兩可的對「人民民主」「少數權利」「平等正義」「社會福利」的抽象釋義——用盡了所有的同義詞把所有的羞恥從不負責的行為里排除出去，在這樣做的時候不是僅僅邀請，而且甚至是強迫每一個人都參加進去的。 因此，在此刻這樣的情況下——我指的是總統的「人與人對話委員會」的規劃下——藝術家亦是如此，他已經用了畢生的力量試著去解決人與人之間心靈溝通的激情問題，以及讓心靈激情生存至少是好歹存活下去的問題，卻實際上被他的總統要求去證實那個神話，而這神話恰恰是他用了一生的精力要去否定的：那個神話的內涵是，人作為個人時，什麼都算不上，只有被組織進一個由無名氏們組成的團體時，在那裡他泯滅了自己的個性以換得一個號碼，只有在這時，個人才能有所作為。 這真是夠悲慘的，如果遇上這樣的時刻——我指的是，由他的國家來正式認定他畢生奉獻的合法有效性——藝術家真的得全速衝刺，朝向一種可以稱為躋身組織的普遍意志，這種普遍意志要泯滅人身上的個性，直到人不但沒有了道德責任心，而且甚至沒有了肉體上的痛感，沒有了生與死的問題，通過消滅他的個性（變成什麼實質上無關緊要，只要他確實是消失了），使他變成國家承認的經濟集體，以專業、行業、職業或是所得稅類別區分，如果想不出什麼別的分類法的話，不妨按財經公司的名單來分類即可。藝術家的悲劇在於，今天他甚至必須抵抗住這種壓力，在與消除他的個體人性的普遍意志抗衡上損耗掉他微薄的卻是（如果他是個藝術家的話）珍貴的個人力量，以便成為一位藝術家。這就終於說到我要提醒注意的那一點上來了，在我看來那似乎是所有青年作家今天必須面對的難題里的一個。 我想，說不定所有的作家，在「發燒」時，在全速工作以便試著把他們感到一吐為快的東西儘量迅速地寫出來時，是不會去讀比他們年輕的作家所寫的東西的，原因是和短跑或是長跑運動員的是一樣的：他沒有時間去管誰跑在他的後面甚至緊跟著他的是哪些人，他只關心誰跑在他的前面。至少，我自己的情況是這樣的，因此大概有二十五年，我在當代文學圈子裡是簡直連一個熟人都沒有的。 因此，當不久之前我真的開始閱讀當代作品時，我帶著的不僅是無知而且是天真、新鮮的感覺，一種你們可以稱之為沒有預設觀念的觀點與興趣。總之，我從所讀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那裡得到一種印象，它以後如此反覆不斷地出現，因此我得認為它有普遍的代表性了。這就是說，今天的年輕作家在我所打算說清的我們文化當前狀態的壓力下，不得不在人類種族的那種真空里起些作用。他筆下的人物並非行動、生活、呼吸、奮鬥在純樸人們的喧囂與激盪之中，如同我們學習過寫作技藝的前輩大師筆下的人物那樣，我說的大師是狄更斯、薩克雷、費爾丁、康拉德、吐溫、斯摩萊特、霍桑、麥爾維爾、詹姆斯；他們的名字不勝枚舉，他們創造出來的人物不僅沒有煙消雲散，相反卻滋生出了一大群喧囂忙亂的普通人，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不可救藥、無法征服的樂觀主義的一種肯定——像他們那樣的男男女女，可以看懂，可以理解，即使他們是在引人生起反感，即使他們是在謀殺、搶劫或是出賣你，因為他們的也是普通人的欲望、希望與恐懼，沒有為集體壓制與集團的強制而變得複雜化——往喧囂忙亂的人堆里，他們盡可以大膽地闖進去，不僅不會引起驚駭，會受到歡迎，而且還會受到衷心的歡迎，也不會受到傷害的威脅，因為他們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頂多不過是頭讓另一個人的頭撞了一下，肘彎、膝頭給蹭掉一塊皮而已，而且蹭撞上來的也僅僅是另一個人的肘彎與膝頭嘛——一群喧鬧忙亂的普通人，他們不是照天使的指點，而是按道德原則接受勸說、相信與行動；在這裡，真理不在你看著真理時你所站的地方，而是一種不可改變的品質與事物，它可以也很想敲碎你的腦殼，如果你不接受它至少是不尊重它的話。 可是今天，青年作家的人物卻必須不是按個性而是孤立地起作用，不是在一個有著幾條簡單、可以理解的真理與道德原則的世界中，與大家一起追求全體人類心靈的痛苦與希望，而是單獨生存於事實的真空之中，這不是他所選擇的也不是他配得到的，像一隻在倒置的平底玻璃杯里的蒼蠅一樣，他無法從那裡逃逸出來。 讓我重複一遍：我並未讀過當代作家的全部作品；我還抽不出時間。因此我只得談我所了解的那些。我現在想到的是我認為應列為最最好的那一部：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也許是因為這一部如此充分地顯示了我打算要說的道理：一個青年人，不管持有什麼古怪的主張，總有一天必須當一個成年人的，他會比某些人聰明，會比大多數人更加敏感，他（他甚至都不是出於本能才這麼稱呼它的，因為他都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本能）也許是因為上帝使他頭腦里有這樣的想法的吧，他愛成年人，希望成為大人的一員、人類的一員，他想參加到人群里去，但是失敗了。在我看來，他的悲劇不在於，如他或許會想的那樣，自己不夠堅強、不夠勇敢或是不值得被接受進人類。他的悲劇在於，當他企圖進入人類時，人類根本就不在那裡。他沒有什麼可以做的，除了瘋狂地、一本正經地亂飛，在他那隻倒置的玻璃杯里，直到他或是放棄，或是自我毀滅在亂飛亂撞之中。讀者自然會立刻想到哈克·芬，另外一個也是很有自己主意的少年，但很快便成長為大人了。不過在芬的情況里，他所需奮鬥的一切就是讓自己的個頭變得大一些，好在時間自會治好他的毛病的；到時候他會長得像他任何一個對手一樣魁梧；即便這樣，成年人世界能帶給他的損害無非是蹭掉他鼻子尖的一小塊皮；人類，人這個種族，會接受他而且已經正在接受他；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只是在這個環境裡長大。 在我看來，這就是那位青年作家的困惑。要防止人類被攝去靈魂，如同公馬、公豬或公牛受到閹割一樣；要在為時太晚之前不讓個人被無名化，不讓人類從被稱為人的那類動物中消失。這不僅是青年作家一個人的問題，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說到拯救人的人性，有誰是比作家、詩人、藝術家更能勝任的呢，因為最畏懼人性喪失的也就是這些人了，人的人性，這正是藝術家生命的血液呀。 （原載《福克納在大學》，弗·L.格溫與約·L.布洛特納編，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此處文本根據的是福克納打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