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瑞斯 · 導言
出版於1910年的《霍華德莊園》獲得了成功，卻起到了擾亂福斯特生活的效果。它使他充滿了迷信的預感，生怕自己會失去作家的創作力。隨後他整整焦慮了一年，對本國的生活感到煩惱，無法靜下心來做任何事情。他著手撰寫一部新小說《北極之夏》，然而卻搞得雜亂無章，於是在1912至1913年的冬季前往印度，心裡琢磨著自己是否還寫得出小說。印度給了他極深的印象，他認為自己身上那褊狹保守、呆板土氣的成見被消除殆盡。不過，還是不可救藥。回來後，他開始著手創作一部有關印度的小說，但隨即陷入了困境，找不出如何解脫出來的方法。他私下裡譴責自己虛弱無力，並琢磨起這麼懶散的一個人，究竟有無權利批評為了謀生而勞動的大眾。他害怕倘若這樣下去，自己會變得十分古怪而不得人心。
隨後，1913年9月，他去拜訪愛德華·卡彭特，一位倡導純樸生活與具有高尚情操的同性愛之先知，並體驗到一次啟示。他本人在《結尾的札記》中描述了所發生的事。卡彭特的朋友喬治·梅里爾觸了觸他腰眼下面的部位。用他的話來說，觸覺從臀部上方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他的構思。就在那一瞬間，一部新穎的小說在他的頭腦里形成了。它涉及同性愛，給予三個中心人物以顯要地位，並且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
他終於知道了毛病出在什麼地方。多年來，《莫瑞斯》或是類似於《莫瑞斯》這樣的作品，一直在提出誕生的要求。他已經寫了幾篇以同性愛為主題的輕浮的短篇小說來寬慰自己。然而，這還不夠，儘管他並不因它們而害羞，也無意放棄它們。但當時磨鍊與自我抑制還不夠到位。
現在，時機到了。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在想像中他敢於對自己做出保證： 他相信同性愛是美好的。他需要義無反顧地肯定，這種愛可以使人變得高尚，並非導致人墮落。箇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態」，那是社會的反常，它荒謬地對人類遺傳的這一極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認。
他心頭的鬱悶消失了。他進入一種興奮狀態，立即坐下來寫作，不出三個月就完成了莫瑞斯的童年與劍橋之經歷的初稿。那時，他的熱忱遭到挫折。洛斯·迪金森[1]讀完他那些輕浮的短篇小說之一，感到震驚，引起反感，這使他心煩意亂到極點，儘管如此，他還是不屈不撓地寫下去。翌年4月，他受到更嚴重的打擊。在小說中，他濃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與休·O·梅瑞狄斯之間的友誼，但是梅瑞狄斯被示以手稿之後，似乎對它完全感到厭煩——不僅如此，他好像甚至不覺得自己這樣冷漠有什麼關係。此次打擊使得福斯特考慮放棄這部小說。然而，這種情緒沒有持續多久，1914年7月，《莫瑞斯》脫稿。
他完全沒想過此書有出版的可能性。他認為「直到我本人去世，英國消亡」，這部作品是出版不了的。實際上，他原先僅僅打算為自己而寫。不過，他很快就開始拿給經過挑選的朋友們看，頭一個看到的是迪金森。迪金森覺得它很感動人，使福斯特非常寬慰。但是，在迪金森看來，那個快樂的結局太不自然了。福斯特本人也曉得這是此作差勁兒的部分，就著手予以改進（以後又修改多次）。他看得出毛病出在哪裡，這關係到他寫此書的整個動機。「我要是把它（阿列克·斯卡德這部分）也化為塵埃或霧靄，那就更明智一些。」他寫信給迪金森說：「然而，給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實際生活所不提供的快樂，這誘惑簡直是不可抗拒。『為什麼不呢？』我一直這麼想。『稍微重新安排一下，運氣就好多了，』——但是，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讓作品能夠不朽的這一渴望，引導一位小說家在每一部作品接近末尾時談理論。死亡這樁事實是理論之外的唯一的不朽。也許我在《最漫長的旅程》中過分沉溺於死亡了。無論怎樣，我越來越不傾向於將主人公殺掉。」（1914年12月13日）
一兩個月後，他多少有些焦慮不安地把這部小說拿給交情較淺的朋友福雷斯特·里德看。里德不曾像福斯特所擔心的那樣感到驚愕。然而此作沒有真正合他的口味。他提出的異議促使福斯特進行更長的辯護。
「我的確想撥開神話那片薄霧，提出這些問題： 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不包括他們，而把克萊夫這樣一些未成熟的人排除在外……讓其處於『性反常者』（這是個荒謬的詞，因為它假定他們是被賦予選擇之自由的。然而，咱們還是用它吧）狀態。由於社會那罪惡的愚昧無知，使得這些『性反常者』對惡的傾向不均衡（我承認這一點）。他們究竟是跟正常人一樣好或壞，還是天生就這麼壞呢？你像我似的，回答說他們是前者，然而你是勉勉強強這麼回答的，我卻希望你充滿激情地回答：『我這本書里的人，大致說來是好的，但是社會幾乎把他毀了。』他差點兒畢生過鬼鬼祟祟的日子，偷偷摸摸，戰戰兢兢，背著罪惡感的包袱。你說：『倘若他沒遇上另一個像他這樣的人，會怎麼樣呢？』真的，會怎麼樣呢？不過，去責怪社會吧，別歸咎於莫瑞斯。即使是在一部小說里，當一個人得以過上自己所能過的最美好的生活時，應感謝才是！
「這把我引到另一個問題上來了……這種關係倘若把肉體也包括進去，到底對不對？對——在某些情況下。假若雙方都有這個需要，而且雙方的年齡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麼——那麼就是對的。我一向不去想這個問題，然而現在卻開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萊夫就不對，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對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則十分對。某些人之間，永遠都不對……
「在任何一場『最後的審判』上，我都會為自己辯護說：『我試圖將與生俱來的所有的斷片聯結起來，派上用場。』——唷，在《霍華德別業》中，這個題材已被耗盡了。莫瑞斯的斷片儘管比瑪嘉麗的稀少而奇異，卻跟她是同一個行業上的……」
光陰荏苒，他對各式各樣的朋友的反應做出回應，對此所作的評價隨之忽高忽低。有時候他確信自己做了「一樁絕對新穎的事，甚至面對希臘人亦然」。另外一些時候他疑慮重重——主要是小說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體上的快樂。「在藝術處理中，再也沒有比肉慾更執拗的了，」1920年，他寫信給西格弗里德·薩松[2]：「然而，我深信，非安排進去不可： 事事都得安排進去。」1919年，他對艱難的最後部分進一步做了改動，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當大刀闊斧地予以修訂。一位讀者對結局[3]提出質疑，寫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啟航駛向阿根廷，隨後把臉朝英格蘭掉過去。情緒激昂，無所畏懼，一片模糊，驚心動魄，令人難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樣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為此發愁，於是增添了一節，從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懷抱中。
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母親以及絕大多數近親均已去世，社會上對性的問題之態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倘若他願意的話，是可以出版這部小說的。朋友們確實提出過這個建議，然而他堅決地拒絕了。他知道這會導致永無休止的大驚小怪與喧鬧騷動。而且對他來說，此作已變得頗為遙遠了。他說，自己對獲得拯救、來自「某處」的援救者這個題目的興趣已經沒那麼大了，他認為那是騙人的。人們可以相互幫助，但是他們並不像那樣彼此替對方做出決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兩位友人認為它已「過時」。他為自己死後出版此作做了周密的準備。但是他的最後的評論（親筆寫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嗎？」這部傑出而動人心弦的小說的讀者，沒有幾個會做出感到絲毫懷疑的答覆。
P·N·費爾班克
[1] 他對我是這麼說的。然而他在《結尾的札記》中說那是與他「有泛泛之交的一位學者」卻與梅瑞狄斯不相宜，因為多年來梅瑞狄斯是他的摯友。另外一些細節亦然。不過，當他寫《結尾的札記》時，梅瑞狄斯尚在世，他可能把事實略微篡改了一下。——原注。休·O·梅瑞狄斯是福斯特在劍橋時的同學，系克萊夫的原型。——譯者注
[2] 西格弗里德·薩松（1886—1967），英國詩人、小說家，以反戰詩歌和小說體自傳著稱於世。福斯特知道他是同性愛者，才把《莫瑞斯》手稿借給他看。
[3] 原文為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