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辯注敘 · 墨辯注敘

墨辯注敘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①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②正辭③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④天下之汙隆⑤，名之至也。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⑥，以俟⑦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注釋〕 ① 政化：政事與教化。 ② 辯言：論證。 ③ 正辭：準確地判斷。 ④ 原極：推求本源。 ⑤ 汙隆：汙即「污」，汙隆指世風的盛衰。 ⑥ 指歸：主旨。 ⑦ 俟：等待。 〔鑑賞〕 近人譚戒甫在其《墨辯發微》中，曾經這麼評價魯勝及其《墨辯注》：「蓋墨子雅言善談……遂開華夏二千年獨到之辯學，但未嘗揭『辯』之名以總名其書也，其以『墨辯』名其書則自魯勝始。魯勝僅注《經說》四篇名為《墨辯》，固已揭其指要矣。」這是對魯勝及其貢獻極為中肯的評價。可惜魯勝所著《墨辯注》後因遭亂世，已亡佚，現僅存其敘近300字於《晉書·隱逸傳》中。但管中窺豹，亦可略見一斑。 先秦之際是墨學發展的高峰，與儒學並稱為「顯學」，孟子就曾經指出過「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可見在當時，墨家學說是相當流行的。然而，「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由於秦漢以降，社會狀況較先秦之際有了根本的改變，入漢以來，黃老之術和儒學相繼成為官學。而墨學則不為世人所重，因而也就逐漸衰微，以至於在司馬遷寫《史記》時對於墨子的生平及其著作都不甚了解了;及至編定《漢書·藝文志》之際，班固雖然記述了「墨子七十一篇」，但是，在當時，漢儒已是很難看得到《墨子》的。同時，即便是有些人注意到了《墨子》，他們也只是對於其中有關政論的部分感興趣而已，對於其中與名辯、刑名相關的《經》、《經說》等代表了墨學邏輯思想精髓的諸篇目卻並不重視。於是乎，「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正是因為如此，魯勝希望自己的《墨辯注》乃是「興微繼絕」之書。 任何時代的思想都是離不開當時的社會現實的，都是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某種程度的反映，魯勝的《墨辯注》也是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為了「興微繼絕」，但更重要的還是與當時盛行的「名理」之學分不開的。成於漢末的清談發展至魏晉之際，已經逐漸由對具體人物的品評轉向了抽象的辯名析理，「近者魏文侯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晉書·傅玄傳》)。「名理」之學在魏晉逐漸流行起來，成為名士清談的品題之一。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魯勝更加注重的是對《墨子》一書中關於名學的論述，認為「墨子著書，依辯經以立名為本」。於是，魯勝將《墨子》中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稱之為《墨辯》，並為之注。正如作者在其敘一開始所說的那樣，「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教化之準繩也。」辯名析理，是魯勝注《墨辯》的直接動機。 在敘文中，魯勝敘述了先秦名學發展的淵源和師承，認為名學乃是濫觴於孔子的正名，墨子「作辯經以立名為本」，然後惠施和公孫龍子繼其衣缽。接著作者以簡練精到的語言對名家中所涉及的基本論題，如堅白之辯、有無之辯、兩可之說、異同之論。「略解指歸，以俟君子」，作者的作注實際上包含著對於當時的社會思潮——名理之學——的關注和響應。同時，作者對自己注的本身也是不無欣慰和期待的，「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全文至此而止，一氣呵成，言簡意豐，回味深遠。 「蓋《墨子》以墨子為本，名學為用，善啟其端;三墨繼之。日益發舒，終於體用圓融，創成完之辯學，無論四篇、六篇，總曰《墨辯》，魯氏可謂千古卓識矣。」(譚戒甫《墨辯發微》)這是一個相當中肯的評價。魯氏對於當時名理之學的影響，遠遠不如其「興微繼絕」的意義。今天，雖然《墨辯注》原文已亡佚，但其敘仍然是研究中國邏輯史的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