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語文：八十堂大師國文課 · 東西人教育不同

梁漱溟 題解 梁漱溟嘗試將西方現代化的優點與中國文化的優點融合起來，為此進行了積極而可貴的探索。文章從東西方教育方法、教育目的側重不同等層面，比較了東西方教育的不同，論述了自己的教育觀念。 十年歲杪，借年假之暇，趕山西講演之約，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陽曲小學為各小學校教職員諸君談話如此。《教育雜誌》主者李石岑先生來徵文，倉卒無以應，姑即以此錄奉。稿為陳仲瑜君筆記。 記得辜鴻銘先生在他所作批評東西文化的一本書所謂《春秋大義》裡邊說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說：西洋人入學讀書所學的一則曰知識，再則曰知識，三則曰知識，中國人入學讀書所學的是君子之道。這話說得很有趣，並且多少有些對處。雖然我們從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還是問題；然而那些材料——《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則是講的君子之道。無論如何，中國人的教育，總可以說是偏乎這麼一種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來教育上的見解不計外，以前的辦法儘是教給人許多知識：什麼天上幾多星，地球怎樣轉，……現在我們辦學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講的這許多功課都是幾十年前中國所沒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國書上那些道理也仿佛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兩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點是很明的。大約可以說，中國人的教育偏著在情意的一邊，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著知的一邊，例如諸自然科學……之教。這種教有的不同，蓋由於兩方文化的路徑根本異趣：他只是兩方整個文化不同所表現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談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張二者不應偏廢。這不可偏廢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們人一生下來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識。即如擺在眼前的這許多東西，哪個是可吃，哪個是不可吃，哪是滋養，哪些是有毒，……都需要知道。否則，你將怎麼去吃呢？若都能知道，即為具有這一方面的知識，然後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對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識或學術才行，學問即知識之精細確實貫串成套者。知識或學問，也可出於自家的創造——由個人經驗推理而得；也可以從旁人指教而來——前人所創造的教給後人。但知識或學問，除一部分純理科學如數理論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經驗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經驗而創造的一條路，而單走個人自家的創造一路，那一個人不過幾十年，其經驗能有幾何？待有經驗，一個人已要老死了，再來一個人又要從頭去經驗。這樣安得有許多學問產生出來？安得有人類文明的進步？所謂學問，所謂人類文明進步實在是由前人的創造教給後人。如是繼續開拓深入才得有的，無論是不假經驗的學問，或必假經驗的學問都是如此；而必蹬經驗助學問則尤其必要。並且一樣一樣都要親自去嘗試閱歷而後知道如何對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經濟，絕無如是辦法。譬如小孩子生下來，當然不要他自去嘗試哪個可吃，哪個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給他。所以無論教育的意義如何，知識的授受總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徑，知識方面成就的最大，並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應當受知識的指導；從蘇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結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識，而生活莫不取決於知識，受知識的指導——對自然界的問題就有諸自然科學為指導，對社會人事的問題就有社會科學為指導，這雖然也應當留心他的錯誤，然自其對的一面去說，則這種辦法確乎是對的。中國人則不然：從他的脾氣，在無論哪一項生活都不喜歡準據於知識；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徑，於知識方面成就的最鮮，也無可為準據者。其結果幾千年到現在，遇著問題——不論大小難易——總是以個人經驗、意見、心思、手腕為對付。 即如醫學，算是以其專門學問了；而其實，在這上邊尤其見出他們只靠著個人的經驗、意見、心思、手腕去皮傅一切。中國醫生沒有他準據的藥物學，他只靠著他用藥開單的經驗所得，他沒有他準據病理學、內科學，他只靠著他臨床的問題所得。由上種種情形互相因果，中國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識，西洋人的教育則多是授人知識。但人類的生活應當受知識的指導，也沒有法子不受知識的指導；沒有真正的知識，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細不確實未得成熟貫串的東西。所以就這一端而論，不能說不是我們中國人生活之缺點。若問兩方教育的得失，則西洋於此為得，中國於此為失。以後我們自然應當鑒於前此之失，而於智慧的啟牖、知識的授給加意。好在自從西洋派教育輸入，已經往這一邊去做了。 情意一面之教育根本與知的一面之教育不同，即如我們上面所說知的教育之所必要，在情意一面則烏有。故其辦法亦即知的教育固不僅為知識的授給，而尤且著意智慧的啟牖。然實則論如何，知識的授給，終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則與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啟牖，其辦法與情意教育或不相遠；至若知識的授給，其辦法與情意教育乃全不相應。蓋情意是本能，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為一個人生來所具有無缺欠者，不同乎知識為生來所不具有；為後天所不能加進去者，不同乎知識悉從後來得來（不論出於自家的創造或承受前人，均為從外面得起的，後進去的）。既然這樣，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邊——包括固有智慧與後天的知識——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沒有弄得妥帖恰好，則工具雖利將無所用之，或轉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這就是說，怎樣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個問題；生活工具的講求固是必要，無論如何，不能不居於第二個問題。所謂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啟牖和知識的創造授受，尤在調順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雖不待教給、非可教給者，但仍舊可以教育的，並且很需要教育。因為本能極容易攪亂失宜，即生活很難妥帖恰好，所以要調理它得以發育活動到好處，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與智慧的啟牖或近，與知識的教給便大不同。從來中國人的教育很著意於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極顧慮情意的失宜，從這一點論，自然要算中國的教育為得，而西洋人忽視此點為失。蓋西洋教育著意生活的工具，中國教育著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然中國教育雖以常能著意生活本身故謂為得，卻是其方法未盡得宜。蓋未能審察情的教育與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給知識的方法用於情意教育。譬如大家總好以乾燥無味的辦法，給人以孝悌忠信等教訓，如同教給他知識一般。其實這不是知識，不能當做知識去授給他，應當從怎樣使他那為這孝悌忠信所從來之根本（本能）得以發育活動，則他自然會孝悌忠信。這種乾燥的教訓只注入知的一面，而無甚影響於其根本的情意，則生活行事仍舊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動在以前大家都以為出於知的方面，純受知識的支配，所以蘇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謂人只要明白，他做事就對，這種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學的進步給它一個翻案。原來人的行動不能聽命於知識的。孝悌忠信的教訓，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識的事。我們對於本能只能從旁去調理它、順導它、培養它，不要妨害它、攪亂它，如是而已。譬如孝親一事，不必告訴他長篇大套的話，只須順著小孩子愛親的情趣，使他自由發揮出來便好。愛親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沒有聽過孝親的教訓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親；聽過許多教訓的人，也許因其本能受妨礙而不孝親。在孔子便不是以乾燥之教訓給人的。他根本導人以一種生活，而借禮樂去調理情意。但是到後來，孔子的教育不復存在，只剩下這種乾燥教訓的教育法了。這也是我們以後教育應當知所鑑戒而改正的。還有教育上常喜歡借賞罰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為，這是極不對的。賞罰是利用人計較算賬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動作，便使情意不得活動，妨害本能的發揮，強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攪亂了生活之順序。所以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壞的影響。因為賞罰而去為善或不作惡的小孩，我以為根本不可教的；能夠反抗賞罰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強，不受外面的攪亂，倒是很有希望的。 閱讀延伸 《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