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語文：八十堂大師國文課 · 莊子

聞一多 題解 聞一多對莊子的研究和傳播用力甚勤，曾著有《莊子內篇校釋》、《莊子章句》、《莊子校補》和《莊子義疏》，並在其他地方多次說到莊子。聞一多對莊子獨有會心，尤其是對《莊子》散文藝術的研究，更顯示出一位詩人兼文學史家的慧眼文心和宏見卓識。1929年歲尾，聞一多發表了他的重要論文《莊子》，結合莊子的生存境況，集中對《莊子》的文學特徵作了生動的闡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莊子·養生主》 一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縣東北）。宋在戰國時屬魏，魏都大梁，因又稱梁，《史記》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田子方》、《徐無鬼》兩篇於魏文侯，武侯稱諡，而《則陽篇》、《秋水篇》逕稱惠王的名字，又稱公子，《山木篇》又稱為王，《養生主》稱文惠君，看來他大概生於魏武侯末葉，現在姑且定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馬敘倫定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錯的。 與他同時代的惠施只管被稱為「仲父」，齊國的稷下先生們只管「皆列第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為祭酒」，呂不韋的門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莊周只管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然而拿這裡所反映的一副窮措大的寫照，加在莊周身上，決不冤枉他。我們知道一個人稍有點才智，在當時，要結交王侯，賺些名聲利祿，是極平常的事。《史記》稱莊子「其學無所不窺」，又說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莊子的博學和才辯並不弱似何人，當時也不是沒人請教他，無奈他脾氣太古怪，不會和他們混，不願和他們混。據說楚威王遣過兩位大夫來聘他為相，他發一大篇議論，吩咐他們走了。《史記》又說他做過一晌漆園吏，那多半是為餬口計。吏的職分真是小得可憐，談不上仕宦，可是也有個好處——不致妨害人的身分，剝奪人的自由。莊子一輩子只是不肯作事，大慨當一個小吏，在莊子，是讓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據他自己的學說，做事是不應當的，還不只是一個人肯不肯的問題。但我想那是憤激的遁詞。他的實心話不業已對楚王的使者講過嗎？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國有個曹商，為宋玉出使到秦國，初去時，得了幾乘車的俸祿，秦王高興了，加到百乘，這人回來，碰見莊子，大誇他的本領，你猜莊子怎樣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話是太挖苦了，可是當時宦途的風氣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種情況之下，即使莊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們根據現在的《莊子》三十三篇中比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蹤，知道他到過楚國一次，在齊國待過一晌，此外似乎在家鄉的時候多。和他接談過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國人。《田子方篇》見魯哀公的話，毫無問題是寓言；《說劍》是一篇贗作，因此見趙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莊子釣於濮水」，「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游乎雕陵之樊」，「莊子行於山中，……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這一類的記載比較合於莊周的身分，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這裡猜出他的生活的一個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謂「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的一種人。我們不能想像莊子那人，朱門大廈中會常常有他的足跡，儘管時代的風氣是那樣的，風氣干莊周什麼事？況且王侯們也未必十分熱心要見莊周。憑白的叫他挖苦-頓做什麼！太史公不是明講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嗎？ 惠子屢次攻擊莊子「無用」，那真是全不懂莊子而又懂透了莊子。莊子誠然是無用，但是他要「用」做什麼？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這樣看來，王公大人們不能器重莊子，正合莊子的心愿。他「學無所不窺」，他「屬書禽辭，指事類情」，正因犯著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諱，裝出那「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的一副假痴假聯的樣子，以求自救。 歸真的講，關於莊子的生活，我們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關於他的軼事，可是誰能指出哪是寓言，哪是實錄？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雖不好坐實為莊子的信史，卻滿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算得畫家所謂「得其神似」。例如《齊物論》里「莊周夢為蝴蝶」的談話，恰恰反映著—個瀟灑的莊子；《至樂篇》稱「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著一個放達的莊子；《列禦寇篇》所載莊子臨終的那段放論，也許完全可靠：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其餘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辛辣，不勝枚舉，每一事象徵著莊子人格的方面，綜合的看去，何嘗不儼然是一個活現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們知道萬無可疑的，惠氏在莊子生活中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敵。他的思想行為，一切都和莊子相反，然而才極高，學極博，又是和莊子相同的。他是當代最有勢力的一派學說的首領，是魏國的一位大政治家。莊子一開口便和惠子抬扛；一部《莊子》，幾乎頁頁上有直接或間接糟蹋惠子的話。說不定莊周著書的動機大部分是為反對惠施和惠施的學說，他並且有誣衊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時候。據說（大概是他的弟子們進的謠言）莊子到梁國，惠子得著消息，下了一道通緝令，滿城搜索了三天。說惠子是怕莊子來搶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莊子。假如那事屬實，大概惠子是被莊子毀謗得太過火，為他辦事起見，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後，莊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嘆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兩人本是旗鼓相當的敵手，難怪惠子死了，莊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國的惠子之外，莊子不見得還有多少朋友，他的門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為「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像是對的。孟子是鄒人，離著蒙不甚遠，梁、宋又是他到過的地方，他辟楊墨，沒有辟到莊子。《尸子》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責別囿。」沒有提及莊子。《呂氏春秋》也有同類的論斷，從老聃數到兒良，偏漏掉了莊子。似乎當時只有荀卿談到莊子一次，此外絕沒有注意到他的。 莊子果然畢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後還埋沒了很長的時期。西漢人講黃老而不講老莊。東漢初班嗣有報桓譚借《莊子》的信札，博學的桓譚連《莊子》都沒見過。注《老子》的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都是西漢人；兩漢竟沒有注《莊子》的。莊子說他要「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幾乎要達到目的，永遠湮沒了。但是我們記得，韓康徒然要向賣藥的生活中埋名，不曉得名早落在人間，並且恰巧要被一個尋常的女子當面給他說破。求名之難，那有逃名難呢？莊周也要逃名；暫時的名可算給他逃過了，可是暫時的沉寂畢竟只為那永久的赫煌作了張本。 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崔撰首先給他作注，跟著向秀、郭象、司馬彪、李頤都注《莊子》。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占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說：「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的靈感的泉源。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他的書成了經典。他屢次榮膺帝王的尊封。至於歷代文人學者對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別的聖哲，我們也崇拜，但哪像對莊子那樣傾倒、醉心、發狂？ 二 庖丁對答文惠君說：「臣之所好者進也，進乎技矣。」這句話的意義，若許人變通的解釋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莊子本人的斷語。莊子是一位哲學家，然而侵入了文學的聖域，莊子的哲學，不屬本篇討論的範圍。我們單講文學家莊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當做文學的核心看待的，對於思想本身，我們不加批評。 古來談哲學以老、莊並稱，談文學以莊、屈並稱。南華的文辭是千真萬真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只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竣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一壁認定現實全是幻覺，是虛無，一壁以為那真正的虛無才是實有，莊子的議論，翻來覆去，不外這兩個觀點。那虛無，或稱太極，或稱涅槃，或稱本體，莊子稱之為「道」。他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勘壞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們都會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卻不像莊子那樣熱忱的愛慕它。在這裡，莊子是從哲學又跨進了一步，到了文學的封域。他那嬰兒哭著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悵惘，聖睿的憧憬，無邊無際的企慕，無涯岸的艷羨，便使他成為最真實的詩人。 然而現實究竟不容易抹煞，即使你說現實是幻覺，幻覺的存在也是一種存在。要調解這衝突，起碼得承認現實是一種寄寓，或則像李白認定自己是「天上謫仙人」，現世的生活便成為他的流寓了。「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仿佛說：那「無」處便是我們真正的故鄉。他苦的是不能忘情於他的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悵然」，是人情之常，縱使故鄉是在時間以前，空間以外的一個縹緲極了的「無何有之鄉」，誰能不追憶，不悵望？何況羈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齷齪、逼仄、孤淒、煩悶？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他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一種客中百無聊賴的情緒完全流露了。他這思念故鄉的病意，根本是一種浪漫的態度，詩的情趣。並且因為他鍾情之處，「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廣大無邊，幾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態度中又充滿了不可逼視的莊嚴。是詩便少不了那一個哀艷的「情」字。《三百篇》是勞人思婦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只超人才載得住他那種神聖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闢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情種；若講莊子是詩人，還不僅是泛泛的詩人。 或許你要問：《莊子》的思致誠然是美，可是哪一種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見得《莊子》便是文學？你說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艷多於情感的溫馨，他的姿態也是瘦硬多於柔膩，那隻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緒的美。不錯。不過你能為我指出思想與情緒的分界究竟在哪裡嗎？唐子西在惠州給各種酒取名字，溫和的叫做「養生主」，勁烈的叫做「齊物論」，他真是善於飲酒，又善於讀《莊子》。《莊子》會使你陶醉，正因為那裡邊充滿了和煦的、鬱蒸的、焚灼的各種溫度的情緒。向來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莊子》的文學，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驟然體驗不到。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是就下界的人們講的，你若真是隸籍仙靈，何至有不勝寒的苦頭？並且文學是要和哲學不分彼此，才莊嚴，才偉大。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只有淺薄的、庸瑣的、渺小的文學，才專門注意花葉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寶貴的類似哲學的仁子。無論《莊子》的花葉已經夠美茂的了；即令他沒有發展到花葉，只他那簡單的幾顆仁子，給投在文學的園地上，便是莫大的貢獻，無量的功德。 三 講到文辭，本是莊子的餘事，但也就夠人讚嘆不盡的，講究辭令的風氣，我們知道，春秋時早已發育了；戰國時縱橫家及以孟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了，但充其量只算是辭令的極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到他手裡，辭令正式蛻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對於文學家莊子的認識，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討論其他諸子，只講思想，談到莊周，大半是評論文辭的話。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可觀。……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這可見莊子的文學色彩，在當時已瞞不過《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於莊子自己的手筆，他簡直以文學家自居了），至於後世的文人學者，每逢提到莊子，誰不一唱三嘆的頌揚他的文辭？高似孫說他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摶。 趙秉忠把他和列子並論，說他們摛而為文，窮造化之姿態，極生靈之遼廣，剖神聖之渺幽，探有無之隱賾，……嗚呼！天籟之鳴，風水之運，吾靡得覃其奇矣！ 凌約言講得簡括而尤其有意致： 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 讀《莊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形與本質的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只那一點，便足註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朱熹說莊子「是他見得方說到」，一句極乎淡極敷泛的斷語，嚴格的講，古今有幾個人當得起？其實在莊子，「見」與「說」之間並無因果的關係，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來只是一顆錢幣。世界本無所謂真純的思想，除了託身在文學裡，思想別無存在的餘地；同時，是一個字，便有它的涵義，文字等於是思想的軀殼，然而說來又覺得矛盾，一拿單字連綴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達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講自然現象中有種無光的火，或無火的光，你肯信嗎？在人工的製作里確乎有那種文字與思想不碰頭的偏枯的規象，不是辭不達意，便是辭浮於理。我們且不講言情的文，或狀物的文。言情狀物要做到文辭與意義兼到，固然不容易，純粹說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難，幾乎不可能。也許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說理文根本排出文學的範圍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一樣的可笑。要反駁那種謬論，最好拿《莊子》給他讀，即使除了莊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證人來，那也不妨。就算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蹟，一件化工罷了——就算莊子是單身匹馬給文學開拓了一塊新領土，也無不可。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達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許什麼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愴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對找不到，以後，遇著的機會確實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純粹的文學，在莊子那素淨的說理文的背景上，也有著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索，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小說，種種的原料，盡夠你欣賞的，採擷的。這可以證明如果莊子高興做一個通常所謂的文學家，他不是不能。他是一個抒情的天才。宋祁、劉辰翁、楊慎等極欣賞的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 果然是讀了「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則陽篇》也有一段極有情致的文字：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台懸眾間者也。 明人吳世尚曰：「《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子》妙得於《詩》。」這裡果然是一首妙絕的詩——外形同本質都是詩：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這比屈原的《天問》何如？歐陽修說：「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講對了作者的一種「不戰不許持寸鐵」的妙技，至乎他那越世高談的神理，後世除了李白，誰追上他的蹤塵？李白仿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們也錄來看看：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古來最善解《莊子》的莫如宋真宗。張端義《貴耳集》載著一件軼事，說他：「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篇。」這真是一種奇妙批評《莊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鷺說：「向秀、郭象，應遜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所謂「神理」正指詩中那種最飄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莊子又是一位寫生的妙手。他的觀察力往往勝過旁人百倍，正如劉辰翁所謂「不隨人觀物，故自有見」。他知道真人「悽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則「屍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馬「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踢」；又看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他又知「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一部《莊子》中，這類的零星的珍玩，搜羅不盡。可是能刻畫具型的物體，還不算一回事，風是一件不容易描寫的東西，你看《齊物論》里有一段奇文：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笄，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意那寫的是風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風賦》只寫了風的表象。 五 討論莊子的文學，真不好從哪裡講起，頭緒太多了，最緊要的例如他的諧趣，他的想像；而想像中，又有怪誕的，幽渺的，新奇的，穠麗的各種方向，有所謂「建設的想像」，有幻想；就諧趣講，也有幽默，詼諧，諷刺，謔弄等等類別。這些其實都用得著專篇的文字來討論，現在我們只就他的寓言連帶的談談。 寓言本也是從辭令演化來的，不過莊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為一種文藝，是從莊子起的。我們試想《桃花源記》、《毛穎傳》等作品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便明了莊子的貢獻。往下再不必問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遊記》、《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說是莊子的賜予。《寓言篇》明講「寓言十九」。一部莊子幾乎全是寓言，我們暫時無需舉例。此刻亟待解決的，倒是何以莊子的寓言便是文學。講到這裡，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諧趣與想像兩點，你便恍然了。因為你知道那兩種質素在文藝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國文學中，更是那樣鳳毛麟角似的珍貴。若不是充滿了他那雋永的諧趣，奇肆的想像，莊子的寓言當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說客的寓言，沒有區別。諧趣和想像打成一片，設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結果便愈能發人深省——這才是莊子的寓言。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必且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莊子的寓言竟有快變成唐、宋人的傳奇的。他的「母題」固在故事所象徵的意義，然而對於故事的本身——結構、描寫、人格的分析，「氛圍」的布置，……他未嘗不感覺興味。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以及敘庖丁解牛時的細密的描寫，還有其他的許多例，都足見莊子那小說家的手腕，至於書中各種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離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極生動、極有個性的人物。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針治，足以口；鼓莢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里最特色的兩個產品。正如達摩是畫中有詩，文中也常有一種「清丑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界；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者，則推莊子。誠然《易經》的「載鬼一車」，《詩經》的「牂羊墳首」早已開創了一種荒懌醜惡的趣味，但沒有莊子用得多而且精，這種以丑為美的興趣，多到莊子那程度，或許近於病態；可是誰知道，文學不根本便犯著那嫌疑呢！並且莊子也有健全的時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也，物離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講健全有能超過這樣的嗎？單看「肌膚若冰雪」一句，我們現在對於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觀念，何嘗不也是二千年前莊子給定下的標準？其實我們所謂健全不是莊子的健全，我們講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無趾「猶有尊足者存」，王駘「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喪其足，猶遺土也。」莊子自有他所謂的健全，似乎比我們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兩步講，認定精神不能離開形骸而單獨存在；那麼，你又應注意，莊子的病態中是帶著幾分詼諧的，因此可以稱為病態，卻不好算作墮落。 閱讀延伸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