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張伯苓先生小傳
張源譯
譯者按：張伯苓先生名壽春，生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卒於一九五一年，為我國著名教育家，在天津創辦南開學校，自中學而大學而小學。張氏任校長，前後達四十餘年。抗日戰爭時，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勝利後一度出任考試院院長。本文譯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九六七年出版之《民國名人傳記辭典》第一卷，原文未註明作者姓氏。
張伯苓出身於天津書香世家，其父為愛享受之學者，不善積財，家境逐漸中落，不得不以執教維生。鑒於自己失敗，決心管教其子，故張氏十三歲時即考入北洋水師學堂。
張氏體格壯健，加以聰敏好學，在校五年中，每試輒名列前茅。其教師中有嚴復、伍光建等飽學之士，嚴、伍二人後以介紹西方思想而蜚聲全國。
張氏在北洋水師學堂最後一年適值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國海軍慘敗，整個北洋艦隊幾乎全被消滅，故張氏畢業後等候一年，方能加入其訓練艦「通濟」號。一八九八年七月，中國被迫將威海衛租借與英國作為其海軍基地，該艦奉命參加移交典禮，張氏親身經歷中國遭受之屈辱，目擊心傷，乃辭職返回天津。
張氏決定從教育著手挽救中國之危亡，最初在熱心公益的嚴修（字范孫）家館執教，除講授英文、數學、理化（附有小型實驗室）外，兼教體育。張氏仿照水師學堂的體操用具繪製啞鈴及火棒等圖樣，交當地木匠製作，並與學生一同運動，這在當時中國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事。他重視科學與體育，並主張教員與學生自由交往，這無疑使他成為中國現代教育的創始人之一。三年後，即一九〇一年，張氏兼在王奎章家館任教，王氏乃天津有名士紳。
南開學校開始時雖然如此簡陋，然以後則逐漸發展。南開之得以成立，端在嚴修與張伯苓之密切友誼。嚴氏為一學者，喜歡讀書，極端愛國，對西方新教育制度頗為欣賞。他在天津以及整個華北聲望極高，資助南開不遺餘力。而張伯苓當時則年輕有為，獻身於教育。一九〇三年，嚴、張二人聯袂赴日，考察彼邦教育制度。
一九〇四年，兩氏決定將嚴館擴大為現代中學，校名「私立第一中學堂」，學生僅有七十餘人。兩年後，友人捐贈南開地方（意謂天津城南開窪）兩英畝土地，校址旋遷於該地，改名為「南開中學」。一九〇八年，張氏赴歐美研究西方教育制度。
南開的教育目標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這項目標顯示出中國的主要缺點：國弱民窮、迷信自私、人民體魄羸弱、缺乏科學知識及公德心，總括為「愚、弱、貧、散、私」五字。張氏提議並實施五項教育改革計劃，以糾正這些民族缺點：第一，養成健全體魄，增進人民健康；第二，訓練青年了解現代科學方法及成就；第三，組織學生髮揚合作精神，參加團體活動；第四，給予學生德育訓練；第五，導引學生允公允能，為國服務。
張氏早期事業頗受華北青年會的影響。在張氏仍在北洋水師學堂就讀之際，美國青年會幹事裡昂（D.WillardLyon）業於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組織了第一所青年會。到了張氏在嚴館執教，他已經與青年會美籍幹事多人熟識，其中兩人乃著名的運動家，當時均在華北工作。一位名叫蓋萊（Robert Gailey），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全美橄欖球中鋒；另一位叫羅勃生（C.H.Robertson），是普渡大學畢業的跳高名手。羅勃生在天津每周主持一次查經班，對於張氏皈依基督教具有直接影響。由於和這些青年會美籍人士〔還包括約翰·海賽30之父拉斯可·海賽（Roscoe M.Hersey）〕往還，並於一九〇八年在國外實際觀察教會主持的社會活動，張氏逐漸對基督教產生興趣，而於一九〇九年受洗。張氏是當時加入基督教的極少數中國知識分子之一，因此頗引人注意。
部分由於與青年會發生關係，張氏不久即以提倡體育運動而馳名全國。一九〇九年，在張氏協助之下，第一屆華北運動會在南開中學舉行。基督教全國青年會總會在張氏敦促之下，於一九一〇年十月配合全國工業展覽會，發起舉辦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張氏以倡導運動的仁俠精神著稱，以後地區性及全國性競賽，一直均請其主持。而南開學校無論團體或個人，在非教會學校中，各種運動比賽往往獲得冠軍。
張氏老早就懷具願望，想建立一所模範私立大學。一九一七年，他再去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深造，為此項工作從事準備。一九一九年，張氏的願望實現，創辦了南開大學，分文、理、商三科，一九二一年增設礦科。一九一九年，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張氏名譽博士學位，以酬庸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天津籍的直系重要北洋將領李純（字秀山）對張氏及南開極為稱道，在其一九二〇年十月自殺之前，遺囑將其巨額家產捐贈南開，大有助於南開的繼續發展。
南開學校逐步擴充，一九二三年成立女中部，一九二八年復建立實驗小學。一九二七年，南開大學創立經濟研究所，一九三二年又成立化學研究所。南開大學雖創辦較晚，可是在張氏擘畫之下，不久即成為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學。
張氏辦教育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應歸於其行政才能。張氏能夠聘到卓越年輕學者，且一經聘定，即對之信賴有加。南開大學文學院有徐謨、蔣廷黻等人執教，成為華北最好學院之一。天津乃係重要工業都市，為了研究學術及服務社會，成立一所經濟研究中心，實屬必要。在何廉、方顯廷等經濟學家指導之下，南開設立了經濟研究所，編纂物價指數，研究工廠情況，並調查對外貿易統計數字。該研究所逐漸被公認為研究中國經濟之權威機構，其出版物馳名全球。在南開繼續發展與擴充之際，張氏不但能從中國政府及國內私人機構獲得財政支援，且能從國外教育及慈善團體，諸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當時譯作羅氏基金團）等獲得資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南開全校陸續擁有二百英畝土地，建造堂皇校舍，當時學生共計三千人左右。
全校學生每星期三集會一次，由張氏講解為學做人之道及國內與國際問題，作為品德訓練之一部分。許多學生張氏能直呼其名，張氏並花費許多時間為學生個別解決問題。張氏還領導在天津建立一座不屬任何教派的獨立基督教堂，為其他城市同樣教堂樹立楷模。他認為基督教青年會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基督教團體，因之花費許多時間與精力推動青年會工作。他做過天津青年會的董事及會長多年，甚至在南開經費困窘期間，他依然努力不懈為天津青年會籌募經費。
早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張氏尚在北洋水師學堂就讀之際，他便了解日本對中國的威脅。一九二七年，張氏旅遊東北，返回天津後，南開師生合組東北研究會，研究東北問題。一九三一年九月瀋陽事變後，日本軍事力量直接影響天津。在以後雲涌的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南開學生扮演重要角色，深觸在華北的日本軍人之怒。南開校舍臨近日本兵營，張氏除與潛在危局為伍外，別無他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對華北發動攻擊。不久後，日本轟炸機於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兩日低飛轟炸南開，將其校舍全部炸毀。
當時，張伯苓適在南京，在其向蔣介石報告南開被敵人炸毀時，蔣氏以南開為國犧牲，向張氏斷言「有中國就有南開」。張氏一向不熱衷政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國民黨秉政之十年間，張伯苓與蔣氏並未建立親密關係。一九三四年，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舉行畢業典禮，蔣、張二氏全都參加，蔣氏名義上兼任該校校長，張氏第四子張錫祜當時在該校畢業，張氏以家長身份參加。兩氏均在典禮上致辭。一九三七年南開校舍被毀不久，張氏又遭受另一悲劇，其子所駕之飛機在一次轟炸任務中失事墜落，人機全毀。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葉，日本加緊侵華，於是張氏前往四川，目的在找尋適當地址建立南開分校。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前夕，張氏業已在重慶附近獲得一片土地，設立了南渝中學。一九三八年，採納南開校友會建議，南渝中學復名重慶南開中學。在抗戰期間，該校為華西重要學府，保持了天津南開的水準及傳統校風。
華北捲入戰火後，南開大學不得不遷於安全區。最初與北京及清華兩大學於一九三七年在湖南長沙合組臨時大學，以後又遷到昆明改組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組織常務委員會，督導校政。張氏因須處理國民參政會事務，大部時間均在戰時首都重慶。
張氏在任南開校長期間，政府雖多次畀予高級行政職務，唯在戰時方始應召，於一九三八年出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該會由各黨各派代表及社會賢達組成，為一準民主機構，目的在表達民意及公共輿論。張氏忠誠而小心地執行此項職務。張氏始終擁護蔣介石，蓋彼認為蔣氏乃舉國抗日之象徵。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張氏準備將南開遷回天津被日人毀壞的原址。國民政府為了實現蔣介石一九三七年所做「有中國就有南開」的諾言，下令自一九四六年起將南開大學改為國立，並任命張伯苓為校長。這次改制解除了這位老教育家為南開募款的困難。北平私立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對張氏長期獻身於教育稱頌備至，他說美國雖慣於響應張氏的募款呼籲，可是張氏仍是中國教育的重要拓荒者，蓋教育事業在傳統上以前一直被認為是國家的事。
一九四六年，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張氏名譽博士學位，張氏特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去美接受這項榮譽（譯者按：張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尚去歐美一次，未計在內）。頌詞由哥大費堪佐（Frank M.Fackenthal）宣讀，稱譽張氏為「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始人及校長；全球公認造育人類之領導人物；五十年來以無比信心及毅力獻身於教育，以使中國新生；全國自信之象徵」。
為紀念張氏半世紀以來獻身於中國現代教育，其中美友人特撰文集成一書，名為《另一中國》（There Is Another China），大意為儘管中國的政治及軍事動亂不寧，可是尚有另一中國在日益進步中。書內有張伯苓傳記、張氏的重要成就及中國現代史之有關方面，執筆人有胡適、司徒雷登、恆安石及其他人士。
張氏一生大部分未參加任何政黨，唯在抗日戰爭發生後加入國民黨，一九四五年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新憲法頒布後，張氏雖年逾七十，仍同意於一九四八年出任考試院院長。共產黨軍隊於一九四九年攻占天津時，張氏滯於該城（譯者按：滯於重慶，以後返回天津）。張氏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風逝世，享年七十六歲。
張氏體格高大，早年喜愛激烈運動，與學生一同運動。張氏演說生動，具有說服力，善於將感情融會於簡單的道德倫理。張氏對學校不惜花費巨資，唯自奉極為節儉。他極端重視基督教青年會，認為該會系實施基督教之最佳途徑，因此他不遺餘力，提高青年會的聲望，作為基督徒團體與非基督徒團體之間合作的橋樑，以促進中國社會健全的倫理道德。張氏了解原封輸入基督教各種宗派的危險，鼓勵反映中國人思想及習俗的基督教組織。
張氏遺有數名子嗣，其長子張錫祿曾在芝加哥大學研讀數學，後回國任教。其弟彭春（字仲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文學及戲劇，學成後返回天津，協助張氏主持校務並指導南開話劇團。彼對戲劇藝術饒有興趣，南開每年公演世界名劇，遠近為之轟動。彼對中國之傳統戲劇興趣亦高，梅蘭芳於一九三〇年赴美公演，張彭春自動出任梅劇團總管及發言人，向完全不懂中國戲劇傳統及技巧之美國觀眾解釋梅劇之意義。張彭春後進入外交界，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因心臟病逝世，享年六十五歲。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四期（一九六八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