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隨侍蔡先生的經過及我對他的體認
姜紹謨
在九年前蔡先生一百零一歲生日的時候，我曾寫了《隨侍校長蔡先生瑣憶》一文，刊在一九六八年元月《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一期。我見到和追隨蔡先生比較遲，但是說遲嘛，在今天說起來，光陰迢遞，年華逝水，也已經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於一九一八年秋季，考進北京大學法預科肄業，第二年就是五四運動。「五四」以後，蔡先生在校的時間不多，他常離開北京到歐洲各國開會或考察，因此我很少有機會和蔡先生接觸。
策劃夏超起義歸附中央的經過
一九二四年，我從北大畢業，仍然留在北平，教教書，暗中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到了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一路勢如破竹，那時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因國民黨人在北京很活躍，想要一網打盡，有下令通緝國民黨人之議。在通緝的名單中，年紀最輕、資歷最淺的，是我和郭春濤兄，魯迅的《而已集》中詳記有被通緝者的姓名。因此，許多比較有錢的同志都避入東交民巷使館區。但是，東交民巷我們是住不起的，於是我就躲到東城口袋胡同，同學許寶駒的家中，朝夕與許計議如何覓取機會，為國民黨盡力。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浙江省長夏超（定侯），為人機警有大志，絕不甘心屈居孫傳芳之下，如有機會，必可舉義反孫。此時如有機會策動夏超反正，東南半壁，影響甚大。我知道馬敘倫（夷初）先生與夏有深交，此時馬正在杭州，若由馬向夏進言，夏必可言聽計從。我們兩人定計後，當天晚上就到東交民巷西口烏利文洋行樓上，去看易培基（寅村）先生，把我們的意見告訴他。他聽了以後，大為嘉許。他說今晚時間不早了，準備把這件事告訴李石曾先生（時為北京政治分會主席，避居法國醫院），要我們明晚去聽消息。第二天晚上，我們復往謁見，他告訴我們李先生亦甚贊成。他將先去電與國民黨中常委主席張靜江先生接洽，要我們二人中，一人去杭州，一人留在北京和他保持聯繫。我們商定由許寶駒回浙江進行此事，我則留在北京靜待好音。因為寶駒口才便給，說話比較動聽，所以我推他前往。寶駒到了杭州，把我們的計劃和經過情形告訴馬夷初先生。馬往見夏，曉以利害，夏極表贊成，決定反正。國民政府遂派夏超為浙江省長，兼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許寶駒為十八軍黨代表，我則為十八軍政治部主任。原定計劃是夏接受國民政府任命，宣布反正，立刻出兵攻占上海，不料夏之警備隊，裝備雖好，但無作戰經驗，動作迂緩。孫傳芳得知浙江政變的消息，先發制人，立即遣盧香亭部由上海進攻石湖盪，攻占嘉興，直趨杭州；夏則功敗垂成。
那時我還在北京，得到許寶駒的急電催促，但一時不能動身，需將大中中學和南花園北京特別市國民黨黨部等處經辦之事交代清楚，始能成行。等我到達上海，夏已殉職，他的部隊也已潰散。我若早到夏超軍中，命運實不可知。夏超失敗後，我就留在上海工作。
蔡先生派我返浙察看敵我形勢
是年秋天，蔡先生已從歐洲回國，住在上海，我乃得有機會隨侍左右。十一月，國民政府任蔡先生為浙江政治分會主席。當時有好多同志，不問情勢如何，總想回到浙江去。杭州因為盧香亭的主力部隊駐紮，杭、嘉、湖都在他的手中，當然不可能回去，然而有人認為我們有兩個師的兵力可以依恃，就異想天開，主張先生在寧波成立省政府。蔡先生不表贊同。
先是孫傳芳部周鳳岐、余憲文兩位師長由江西潛回浙江，相繼反正。周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駐桐廬；余就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駐紹興、蕭山一帶，與孫軍、盧部隔錢塘江對峙。蔡先生之意是派人先去紹興、蕭山、桐廬考察一下周、余等實力究竟如何，當時決定派我先去看一看。那時滬杭鐵路交通斷絕，奉命之後，我偕同徐知白、徐釣溪二兄，前往紹、蕭、桐廬等處。
周、餘二人之部隊，號稱二軍，其實力尚不足二師。軍風紀及裝備均甚差，僅有步槍及少數機關槍，並無重炮，士氣頹喪，毫無鬥志，絕不足以御勁敵。回程曾潛入杭州觀察孫軍情況，而盧香亭所部是久經戰陣之師，較周、余所部略勝一籌。我並冒險往說杭郊孫部徐鎮方旅反正，不得要領，悄然離去。唯火車不通，只有孫方軍車往來滬杭之間，乃運用同學郭智石（其兄郭之江系孫方要人，為浙江實業廳廳長）之關係，搭乘孫軍軍車回到上海。
我將在紹、蕭、桐廬及杭州所見情形報告蔡先生，蔡先生認為時機還沒有成熟，必須等待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由閩入浙，省政府始可在寧波成立。唯在滬同志迫不及待，仍舊主張先在寧波成立浙江省政府。
隨侍蔡先生回浙
一九二七年元月某日，浙江政治分會及省府同人（時國民政府任命褚輔成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均從上海搭船，航行一夜，翌晨到達寧波，在紙業公會開座談會，商討省府成立日期。是日，第十九軍已從蕭、紹撤退，軍長余憲文亦來列席。相見之後，蔡先生就問他，孫軍渡江（錢塘江），貴軍從蕭、紹撤退，是否在曹娥八關一帶設防。他含含糊糊，答說「是的」，不及其他。因此，會議亦未能決定省府成立之日期。會後我住在寧波青年會，看見滿街都是兵員從前方退下。我遇見十九軍政工人員王超凡兄，我就以蔡先生問余軍長的話詢問他。他說，全部都退下來了，你想，曹娥八關一帶防線長達二百餘里，我們只有一師人，如何防守得住。他是國民黨的同志，對我講實在話。當晚我即謁見蔡先生，報告軍情。當時頗費躊躇，留在寧波固然不妥，返回上海亦有為難，最終決定先到象山小住。從此我就跟著蔡先生跑，可說是他的隨侍人員。
關於蔡先生的學問，道德文章，諸位知道得都比我清楚，我因曾隨侍多日，現在就來談談蔡先生的私生活。
蔡先生的日常生活
蔡先生平居儉樸，此行所帶行李，僅鋪蓋袋一個、手提箱一個，箱內除換洗衣物以外，全是書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腳因病，早年曾動過手術，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讀書看報，晚間寫信。他每天都有一信寄給夫人周女士，從不間斷。信交我代發，能寄快信，必寄快信。
先生雖年屆花甲，然身體康健，事必躬親，從不假手於人。我們在象山旬日之間，四遷住所。每次搬動，我想替他整理行裝，收拾零星物件，但是早晨起床，他就將鋪蓋及零星物件整理好了。隨侍十餘日，除每天替他寄信以外，實無一事要我幫忙。
蔡先生待人接物都很謙和。飲宴之時，不論男女老幼敬他喝酒，他必舉杯回敬；敬他吸菸，不論煙之好壞，他都接受。蔡先生每頓飯都要吃一壺酒。我們在象山曾住黃公嶴史文若兄家，史宅招待周到，每日早餐亦預備豐盛酒菜。我也頗能喝酒，陪蔡先生吃飯那是最好不過，但是早晨我沒有喝酒的習慣。那時年輕荒唐，有一次，我把杯子倒過來，表示不願意喝，其他人陪蔡先生喝。蔡先生當時沒有說什麼，事後他對我說，你不吃酒不要緊，倒一杯好了，擺在那裡，你早上不吃不要勉強，你把酒杯倒過來表示你不喝，這樣不大好。他講話總是這樣的，從不疾言厲色，當時也不說我沒有禮貌。我受了教訓以後，也跟蔡先生學，對主人的盛意不可推卻，人家敬我一杯，必定舉杯回敬。
蔡先生當時抽的是「梅蘭芳」牌的香菸。他叫我們抽，我那時菸癮很大，但是我們都不敢抽他的煙，因為在鄉下哪裡去買「梅蘭芳」呢？他自己雖然抽的是「梅蘭芳」，但是別人敬他，不論煙之好壞，他都接受。我因此了解他並不是愛好菸酒，他在交際時的吃煙喝酒，多半是因為主人的盛情難卻。
隨侍蔡先生由浙赴閩
我們在象山住了十來天，原想在象山先乘民船至臨海，轉赴溫州，旋聞台州海面海盜甚多，出沒無常而罷。最初史文若兄欲物色打手數人伴送，為蔡先生勸阻。蔡先生以為：第一，我們並無急事待辦，遲走早走並無關係；第二，我等並無貴重物品，如遇海盜，任其各取所欲，當無危險，若加抵抗，萬一不勝，危險更大。
後來我們從黃公嶴搬到鹽倉，才遇著從福建來浙裝載帶魚的小帆船三艘，我們便搭乘這三船去福建。船很小，我們一行五人分乘二船，蔡先生和馬夷初先生乘一船，我和另外兩位同學三人一船，另一船裝載行李。時東北季候風大作，一葉扁舟，漂泊海上，危險異常。我因暈船，終日蜷臥不能走動；蔡先生則不暈船，還能起來，吃飯。船行一天兩夜就到達福建琯頭地方，亦即林子超先生的故鄉。時何應欽先生已攻下福州，八閩底定。
到了福建之後，不久我就和蔡先生分開了。他介紹我給何敬之先生，我奉委為東路軍總指揮部參議，隨何將軍北伐入浙；蔡先生則與馬先生等前往廈門，參觀廈門大學、集美中學，然後由廈門徑返上海。
為年輕人介紹工作，有求必應
一九二七年二月，革命軍攻下浙江，蔡先生等從上海到杭州，我們同住在青年會，復得朝夕相處。
這時一般青年要從軍從政的，都來見蔡先生，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蔡先生一一接見。有求寫介紹信的，則有求必應，請在客廳稍坐，立刻就寫，毫不推諉。他寫信很快，兩三分鐘就寫好一封，而且都是親筆，從不假手於人。我們替他代筆的，只是偶爾有人請他吃飯、講演，因時間衝突不能去，他在帖子上批「致謝」二字，要我們寫回信道謝。而他為他們寫介紹信的，也不一定是北大畢業的。記得有一天晚上，時候已經不早，大概十點多鐘，有一青年畫家求見。我稟告蔡先生，有人求見，可否請他明晨再來。他說，請他進來好了。此人帶了幾張他自己畫的人物、花卉之類，給蔡先生看，請求為他介紹工作。蔡先生問他能否畫宣傳品，他說可以，於是蔡先生就替他寫信介紹白崇禧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先生，請求錄用。過了幾天，蔡先生還問此人再來過沒有，又問我潘宜之回信沒有，還叫我去訪潘主任，替他催促。可見蔡先生為人寫介紹信，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誠心誠意地關照青年。
蔡先生小事謙和，大事認真
蔡先生在小事上很謙和，對於大問題，他卻是很執著，絕不妥協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清黨」。浙江省「清黨委員會」的委員為蔡先生、張人傑、沈定一、蔣伯誠、陳希豪、洪陸東、李超英、杭毅和我九人。會中設秘書、情報、審查三處，沈定一兼秘書處主任，我兼情報處及審查處主任。
在「清黨」以前，國民黨人對共產黨人深惡痛絕，「清黨委員會」成立那天，群情憤激，主張用最嚴厲的手段對付共產黨，凡涉嫌的人，抓到就殺，當天晚上就從陸軍監獄裡提出二十餘人槍決。
第二天早晨早餐後，蔡先生把我叫到他房裡，很嚴肅地對我說：「我們不能隨便殺人！昨天那樣辦，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後必須謹慎！必須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須事先調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須審問清楚，證據明白，才可判決；第三，殺人，必須其人罪大惡極，提出『清黨委員會』，經會議決定，始可執行。青年誤入歧途的很多，必須使人有個反省的機會才好！」後來浙江成立了特別法庭和反省院，都是受了蔡先生這些訓示的影響。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