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蔡孑民先生與我
王雲五
我認識蔡孑民先生，始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下旬，但我開始聽到他的大名，則是在臨時大總統府成立後一二日。由於報紙刊載各部首長的名字，蔡先生被列為教育總長，其時我從事教育工作已有六七年，平素對教育的制度備極關懷，因而對新政府的新教育首長，當然想略知其歷史。不久，我便探悉蔡先生是一位翰林，卻具有革命思想，且曾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這時候，我已由孫中山先生邀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正在清理手邊未了的事，不日便要晉京任職，絕無另行求職之意。只是積久欲吐有關教育的意見，現在面對一位可以進言的主管部長，姑且盡我言責，至於能否發生影響，固所不計。於是，我便抽出一些工夫，寫了一封建議書，現在追憶起來，大約包括以下各項建議：
（一）提高中等學校程度，廢止各省所設的高等學堂，在大學附設一二年的預科，考選中等學校畢業生或相當程度者入學，預科畢業者升入本科。
（二）大學不限於國立，應准許私立；國立者不限於北平原設之一所，全國暫行分區各設一所。那時候我主張，除北平原有所謂京師大學堂外，南京、廣州、漢口應儘先各設一所。
（三）各省得視需要，設專門學校，其修業年期較大學為短，注重實用。
按我國清末學制，各省設高等學堂一所，其大旨系仿日本的高等學校。唯日本所設的高等學校與大學有相當比例，程度也能銜接，故高等學校畢業生多能升入大學。我國各省分設高等學堂，其畢業人數斷非設立京城唯一的國立大學所能容納，且各省高等學堂雖相當於大學預科，然因程度不齊，多未能達成預科的作用，於是實際的作用僅成為高等的普通學校。我認為不如將中等學校程度提高，完成普通教育，其有志深造者，徑行考升大學直接附設的預科，預科改由大學附設，其程度自較易與大學本科銜接。不若各省高等學堂所造就者，大半不能升入大學，徒成為普通教育之額外提高，在教育的作用上不免等於一種浪費。因此，我一方面主張增設國立大學，並分區設立，以便升學；一方面主張准許設置私立大學，使那時已具基礎之若干教會學校得於符合條件後升格為大學，以宏造就。至於為適應需要，應准許各省設立專門學校，為期較大學為短，與清末的高等學堂和現在的專科學校相當，與大學分道揚鑣，而改進當時高等學堂的空泛效用，使更合於實用。以上便是我對民國學制改進的建議大要。
我以一個未曾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居然提供許多關於高等教育的意見，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真想不到此一建議書，從上海郵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後，不過十日左右，我便在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服務中接到由上海家裡轉來的蔡先生的一封親筆信，大意是說認為我所提供的意見極中肯，堅邀我來部「相助為理」。
我既承孫中山先生的厚意，在一席談話之後，自動委以機要之職，現在又以尚未謀面，僅憑一紙意見書，承蔡先生邀請相助為理。在魚與熊掌之間，既不應見異思遷，又不願放棄久懷改進教育之心而一旦獲得可能實現的機會，幸而在不得已請示孫先生之際，承他老人家愛護有加，令我半日留府服務，半日前往教育部相助。於是，我才敢持著蔡先生的手書，前往教育部面謁。想不到經此一度面謁之後，我對於蔡先生，不僅做了半年左右的屬員，而且締結了三十年的深交。尤其是在抗戰初期，蔡先生因體弱不能跋涉遠來後方，我因主持商務印書館，不能不往返於後方與香港之間，初時同住商務印書館的臨時宿舍，繼則時相過從。蔡先生視我如手足，我則視蔡先生如長兄，在蔡先生逝世時，我成為朋友中唯一的隨侍病榻送終者。人生際遇真有不可思議之處。茲更就記憶，概述蔡先生與我三十年間的關係。
且說當時的教育部，草創伊始，還未曾訂什麼官制。記得在教育部服務的各人，都由蔡先生致送聘書，任為籌備員。工作上雖有差別，實際上也難免要分為主辦的和協辦的地位，卻沒有階級高低的區分，所領津貼也一律為每月六十元。由於我只半日來部辦公，而且是同人中年紀最輕的（當時只有二十四歲），當然不可能成為主辦人員。那時候和我一起工作的有鍾憲鬯（觀光）、蔣竹莊（維喬）和湯愛理（中）諸君。鍾君年事很高，曾在上海開辦理化研習所，聞蔡先生一度加入聽講；蔣先生曾參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湯先生則系日本留學生，專攻法律。我們日常的工作，多半是討論民國的新學制和課程，唯以臨時大總統孫先生下野，政府不久便北遷，在南京時代，一切規劃還沒有定議。
是年三月，唐少川（紹儀）先生受任為國務總理後，南京政府各機關開始北遷。蔡先生仍任教育部總長，我也隨往北京任職。這時候，我奉派為專門司第一科科長，前清學部員外郎路壬甫（孝植）為第二科科長，英國留學碩士楊煥之（曾誥）為第三科科長。我們的司長林少旭（棨）是專攻法律的留日畢業生，原任學部參事。至與我在南京共同工作之鐘、蔣、湯三君，均任參事。北遷後的教育部次長是范靜生（源濂）先生，原系學部郎中。我在長官和同事間資歷最淺，年紀也最輕，但由於蔡先生之賞識，我也能努力工作，對上對下與對同僚均甚融洽。據我的主管司長說，我以一個毫無行政經驗的人，不僅處理公務有如老吏，對於公文的起草修正，也無不適合分際。在蔡先生留京任職的幾個月內，我的工作記得系以對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的起草，以及對京師大學堂的協助接收為主。上述兩令實際上已把我在南京政府初成立時對蔡先生的三點建議完全採納。至對於京師大學堂的接收之事，系由我與第三科科長楊君會同辦理，我以一個初出茅廬且從未進入大學之門的青年，總算應付得宜，而會同辦理之楊君卻一切歸功於我。因此，我在當時的教育部科長中，與普通教育司的許壽裳科長（後來迭任教育廳長，終於台省教育廳長任內）齊名。許先生是蔡先生的同鄉後輩，我卻是一個毫無關係的後進，同受蔡先生的拔擢，側聞蔡先生常引以自慰。
但是好景不長，是年六月間，唐內閣以責任內閣不能負責而辭職。蔡先生本來與唐少川先生毫無淵源，卻堅請連帶辭職，其風度與唐先生原與袁世凱總統有深切關係而不惜堅辭者，同為政治界之美談。唐內閣辭職後，由陸徵祥繼而組閣；蔡先生去職後，則由原任次長范靜生先生繼任，而以原任蔡先生秘書長董恂士（鴻禕）君為次長。初時一切蕭規曹隨，尚無何問題發生。後來，由於專門司司長林少旭先生改任高等審判廳廳長；在他以法律專才從事司法工作，當然用得其長，問題便發生在他的繼任人選上。林先生一向和我相處得很好，尤其對我的能力與負責精神不斷表示讚揚，他在要離開教育部時，私下曾對我有所表示，並言將力保我繼任專門司司長，及至他的新任命發表，司中同人也一致認為我之繼任實為當然之事。想不到最後決定，卻是以第二科路科長升任。路先生平時對我非常客氣，驟膺此命，形色上也表示萬分不安。後來，據林先生密告我，當他保舉我繼任之時，范總長好像滿口答應，想不到經過幾日後，范先生突然密告林先生，說以我的能力和負責精神，升任司長極適當，唯經詳加考慮，以路先生資歷極深，原任學部員外郎，與范先生僅次一級，一旦由資歷較淺如我者擢升，難免不使路先生失望；好在我年事尚輕，來日方長，暫緩升任當無問題。范先生的抉擇當然未可厚非，但我畢竟少不更事，乍聞新命，心裡確不免有幾分難過，幸而平素遇事尚能與他人易地設想，經過了一二日，也就釋然。後來因為路司長側重保守，司中同人富於積極精神的新進者頗多不滿，甚至學部舊人，夙與路司長共事者間亦有同感，遂使我甚感困惑，除極力遏抑自己情感外，還矯情轉勸他人。可是矯情的結果，偶然不免落出不自然的狀態。消息間接傳到剛從德國回來的蔡先生耳朵里，聽說他曾傳述意見，勸當局把我調任北京大學的預科學長，不知何故又有人從中阻撓，否則後來一段不必要的糾紛，當可消除於無形。蔡先生愛我之深，更可於此見之。
范先生不久也去職，接任者由海軍總長劉冠雄兼署，但劉總長畢竟對教育為外行，僅歷月余就請辭兼職，繼而兼署者為農林總長陳振先。陳先生是留美農學專家，對於教育亦甚有興趣，此次於一九一三年三月兼署教育總長，原想實幹一番。他雖是廣東人，與我同鄉，但因我是外江的廣東人，對同鄉人物認識不多，與陳先生素未謀面。因此，當他到部之初，並不知有我這一位同鄉。可是我之被捲入旋渦，真想不到竟起於我平素不重視的鄉誼關係啊！
事情是這樣的。由於江浙為文化最發達之區，教育界的傑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時的高級職員中，包括次長和四位參事中的三位與三位司長中的兩位，都是籍隸江浙兩省。這並不因為蔡先生是浙江人之故。兼署總長陳先生獨以廣東人出任最高首長，如果能與各位高級幕僚隨和相處，像湖南籍的范前總長一般，那就當然不會發生問題。可是陳先生畢竟有些抱負，而且習聞美國政務官與事務官的關係，不免實行他的總長職權。初時為著發布一篇文告，吩咐原任的秘書人員起草，經辦的秘書狃於故習，不免要商詢主管司的意見。結果，對於總長的主張不免有重大的修正。陳先生以身為總長竟不能指揮一位秘書，實以農林部中並無適當人員可以調來相助，向其某一小同鄉（新會縣籍）訴苦。他那位小同鄉頗知我，力言近在教育部內的一位富有經驗與能力的同鄉何以不加利用。陳先生聽了這段話，次日一早到部，便約見我詳談，既略知我的抱負，遂將其意欲發布的文告囑我起草。我便在他的辦公室內，花了不滿兩小時，寫成二三千言的文告，送給陳先生核閱。他感到十分滿意，因即表示要我以專門司第一科科長之職調兼總長的主任秘書。我認為既承賞識，自不難有施展抱負的機會，略不謙辭。以此兼職，我遂得出席部務會議，彼時的部務會議，系以部次長、參事、司長及主任秘書構成，主任秘書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在我參加的最初幾次部務會議中，由於陳先生對各項議案不甚熟知其經過者，輒先徵詢我的意見，我因對部務大都熟悉，間有不甚瞭然者，必先調查檔案，或向主管單位詳詢經過，於是多能對陳先生提供適當的意見，所以會議進行尚屬順利。後來卻發生一項有關政治的問題，查那時候的國會議員被選資格中，包括有中央學會會員一項特殊資格。原規定頗為含糊，致有相當於專門學校的許多雜牌學校畢業生紛紛比附要求，從寬從嚴，應由教育部決定。在討論此一問題的部務會議中，除社會教育司夏司長曾佑無意見外，其他參事三人（原額四人中有一人外調）與普通、專門兩司司長意見一致，卻與陳兼總長的主張相左。陳先生不肯屈服於多數之幕僚，而五位高級幕僚一致反對總長，致釀成僵持之局。那時候，我國的公務員服務法雖還沒有頒定，但幕僚對於長官的主張雖得陳述相反的意見，唯一經長官決定，幕僚便應服從，絕不能以屬員的多數團結對抗長官，此為世界一般政治的通則。因此，我不得不維護行政上的原則，力勸各參事、司長，在已盡其言責之後不宜過分堅持，想不到因此竟觸眾怒，認為我袒護同鄉的長官。最後，全體參事、司長除社會教育司司長夏先生外，一致對陳總長以集體辭職為要挾，陳總長不為所動，皆予照准。除派我暫兼專門司司長外，並派楊科長曾誥及彭視學守正兼署參事。董次長為表示對於辭職參司五人之同情，亦請病假不到部。陳先生初時態度堅決，不予置理。我對這幾位辭職的參事、司長，雖多從南京時代開始共事，平素感情也還融洽，可是為著政治上的原則，不得不支持陳總長，以免惡例一開，將來政務官不能發揮其對政治的作用，轉為僚屬集體把持，無異太阿倒持。如果陳先生能夠堅持到底，此一原則或可確立不移。可惜得很，陳先生不知受到外間什麼壓力，突然請辭兼署教育總長之職，改由請假中之董次長暫代部務，不久又由汪大燮來長教部，於是已辭職照准之各位參事、司長，大都復職或轉職，楊曾誥、彭守正二君也各回任本職，我只好出於辭職之一道了。此一事件發生後，在人情上，我似乎有些對不起幾位從南京開始共事的朋友，尤以多系蔡先生所用之人，然而在公事上，我是問心無愧的。後來蔡先生聽到此事，卻未嘗對我有何不滿。二十年後，當我和蔡先生時相把晤之時，偶然談起此事，我頗咎自己當時的少年氣盛，但蔡先生認為我的主張絕對正確，並力言在處理公務之時，斷不可顧及私情。
一九二一年，我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所長，蔡先生也已從國外倦遊歸來。由於商務印書館和我均與蔡先生有舊關係，對於編輯和校閱之任務，常向蔡先生請求指教或相助。前任編譯所所長而現任該館監理之張菊生先生和蔡先生為科舉同年，對蔡先生的稱謂常用其舊日的別號「鶴卿」，於是我也逐漸從「孑民」先生改稱為鶴卿先生，倍益親切。我對於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方面有所創作，事前輒向蔡先生請教；個人偶有作述，亦幾乎無一不請蔡先生指正。蔡先生對於我有所舉措，無不鼓勵有加。例如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我從事於檢字法之研究，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蔡先生首先為我作序，其末有如下之一段：
中國人創設這一類方法的，我所知道，自林玉堂先生五母筆，二十八子筆始。林先生的草案雖五六年前曾演給我看，然而他那具體的排列法，至今還沒有發表；我還不能親自演習，究竟便利到何等程度，我還不敢下斷語。最近見到的，就是王雲五先生這種四角號碼檢字法了。他變通永字八法的舊式而歸納筆畫為十種；仿照平、上、去入四音的圈發法，而以四角的筆畫為標準；又仍以電報號碼的形式，以十數代表十筆，而以〇兼代無有筆畫之角。這種鉤心鬥角的組織，真是巧妙極了。而最難得的是與他自己預定的八原則，都能絲絲入扣。王先生獨任其勞，而給人人有永逸的實用，我們應如何感謝呢？
又一九二八年，當我創作中外圖畫統一分類法，向蔡先生請教時，他也自動為我作序，有片言道破內容的下列兩段文字：
王雲五先生博覽深思，認為杜威的分類法比較地適用於中國，而又加以擴充，創出新的號碼，如「十」「廿」「士」之類，多方活用。換句話說，就是一方面維持杜威的原有號碼，毫不裁減；一方面卻添出新創的類號來補充前人的缺點。這樣一來，分類統一的困難，便可以完全消除了。
著者姓名，中文用偏旁，西文用字母，絕對不能合在一列。若是把中文譯成西文，或把西文翻成中文，一定生許多分歧。其他如卡特所編的姓氏表，於每個姓氏給以一個號碼，也是繁雜而無意義。要一種統一而又有意義可尋的方法，莫如採用公共的符號，可以兼攝兩方的。這種公共的符號，又被雲五先生覓得了。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我開始籌備「萬有文庫」初集的編印，其中對於書目的擬訂，煞費思量，並欲藉此以一個具體而微的圖書館，以低廉的價格和最便利的方法，供應於讀書界。此一措施極承蔡先生鼓勵，對於書目的決定，亦迭承指正，關於著譯的人選，亦多承推薦。蔡先生的學生知好極多，自動懇求蔡先生向我介紹書稿或推薦職業者，蔡先生大都是來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親筆做簡單的介紹。但他親自對我說，他的介紹目的，只是讓我知道其書稿或其人的來源，由我自行注意，因為他絕對沒有工夫把每一部書稿都讀過，或把每一個人的服務能力都考驗過，才寫信介紹。因為這是各有專長的事，一部書稿到了我們的編譯所，也是分交有關的專家審查；一個人被推薦後，也應經過考驗；所以他的介紹書只是使我注意其來歷而已。至有特別推介之必要者，蔡先生的信定然寫得較為具體而詳盡。我領會此意，所以對於蔡先生的一般推介函，多不另做詳盡的考慮。這一點可能是我與蔡先生性情不同的地方。我因為從事出版事業多年，遇事注重實際，對於介紹函絕少書寫，尤其是習慣成了自然，一旦破例，輒易使人誤會為真正的推介。蔡先生畢生度著學者的生活，同時富於中國的人情味，多年以來對於推介之請求既然是來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萬分難堪。因此，到了晚年，他還是保持此種多年習慣。這完全是由於處境不同，我之尊重蔡先生的習慣，正如我自己保持自己的習慣一般。
一九二九年，我在商務印書館任職已滿一年，在編譯所方面，應付二三百位的讀書人還不感任何困難，而負擔艱巨工作，特別是多至二千冊的第一集「萬有文庫」也已順利出版，假使我繼續下去，對於原有的任務尚鮮有問題。問題卻發生在與我本無直接關係的任務上。自從一九二六年以來，上海的勞資糾紛迭起，商務印書館的工會是企業界中最具勢力者之一。糾紛之起當然以印刷所為主，發行所及總務處次之；編譯所間有少數人活躍，大多數皆為新舊學者，態度穩健。因此，工潮的發生，如果不是由印刷所所長從事局部的應付，便應由總經理協理與人事科長做全盤的應付，在理是不應輪到我頭上的。但因那時候的總經理為印刷所所長鮑先生兼任，他年事已高，且平素篤實不善言辭，其他經協理等亦多屬於這一類型，因此某一次工潮鬧大了，我不能不挺身而出，結果應付尚屬得當，一場風波隨而平息。此後一遇勞資糾紛，資方都一致推我出馬交涉，竟使不應負責的我轉而負了全面的責任。這些消極的事，偶爾擔負尚無不可，若漸漸變成家常便飯，對於一個需用腦力以應付出版計劃和學術研究的人，那就未免近乎殘酷了。因此之故，我對於商務印書館的任務，原具有最高興趣者，其興趣便逐漸隨工潮之繼漲增高而低落，於是決心擺脫，並先設法物色替人。適數年前為編譯所聘得何柏臣（炳松）君為史地部部長，經年來的注意觀察，認為尚適於繼我之任，於是開始做辭職的打算。適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先生擔任院長，並羅致我的一位舊學生楊杏佛（銓）為總幹事，杏佛又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我偶與杏佛談及脫離商務印務館之決心，杏佛初時力勸不可，經我詳加剖析，卒亦贊同，因言社會科學研究所新成立，他以總幹事兼任，原系暫局，設我辭商務職獲准，願舉賢自代，一如八年前胡適之君舉我代任商務編譯所所長之故事，且同為我的及門，已有先例，應步後塵。我力言萬萬不可，因我對商務編譯所正苦於行政成分太多，如能擺脫，只願擔任純粹為學術致力之研究工作，否則我又何必薄商務而不為。杏佛卒以此事轉告蔡先生，蔡先生深知我近來之辛勞，謂商務設許我脫離，則中央研究院極歡迎我來參加，但對杏佛之薦我自代，他贊成我的主張，謂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職務，雖不若商務編譯所之煩，我既為節勞而辭商務，則中研院應聘我為研究員，使我得由八年來多半努力於行政者，轉而殫精於研究工作。蔡先生之知我愛我，聞之使我至為感奮。經數度磋商，我對商務編譯所卒達成推薦何柏臣君為代之願望，而對中央研究院則接受專任研究員之聘約，然固辭不獲已，仍兼該所法制組主任名義。好在開始時只是一人一組，僅有助理研究員三數人相助，譬如大學之系主任仍兼教授，與院長之難免行政工作者有別。
約莫在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間，我便移轉工作陣地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我首先擇定的一個研究問題便是「犯罪問題」，而以向若干監獄做個案調查為出發點，首先計劃了一份調查表，並羅致了三位助理研究員，一是北大習法律的，一是燕京大學習社會學的，又一是東吳法學院習法律的。他們都很努力而合作。原擬以一年工夫從事調查，第二年則著手於分析與研究。想不到僅僅經過了三四個月的安靜生活，我又給一件較前更麻煩的工作糾纏。原因是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兼印刷所所長鮑先生突然逝世，繼任人選在印刷所所長一職尚無問題，而對於總經理職務，董事會再三考慮，認為只有我最為適當，經一致通過後，分別推人勸駕。我本來為避麻煩而請辭，如果接受此職，麻煩有加無減，當然力為拒絕，可是經不了商務的元老和當局紛紛籲請，幾於逐日到我的研究所或家中相勸。後來我以情不可卻，乃提出一項不可能被接受的條件，就是說我雖曾在商務任職八年，但所經驗者只限於編譯和出版，總經理主持全局，尤須精於管理，必不得已我只好在名義上就職以後，即往歐美研究企業管理，為期至少半年，然後返國負責。此外，我還提及商務印書館向來採取合議制，由總經理、兩位協理和三位所長構成，此種制度不適於現代的管理，我如擔任此席，似須取消合議制，改為總經理負責制。真想不到，這兩條件都獲董事會完全接受，於是不得已就職，即日以協理李拔可先生代理，我隨即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左右出國考察；同時也就不得不放棄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任務，蔡先生夙為商務印書館好友，也只好答應我辭職，計任職不滿半年，遂又結束了我第二次在蔡先生領導下的職務。
我在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間考察完畢，返國即在商務印書館實行科學管理，越一年頗著成效。不幸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閘北之戰，商務印書館總廠被日本飛機全部炸毀，不得已歇業半年，清理後於同年八月復業，賴科學管理之徹底推行，效率大增，恢復甚速。旋即發表印行「大學叢書」，以謀學術獨立，經組織「大學叢書」委員會，審查書稿。委員會得蔡先生領銜倡導，全國學術專家無不樂予合作，迄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全面抗戰起，不滿五年，印行之「大學叢書」多至三四百種。同時期內，我又編印「萬有文庫」第二集二千冊，其中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及「漢譯世界名著」各數百種，自擬定書目以迄校閱，也多賴蔡先生指導協助。
最後的一個階段，蔡先生與我相處於香港，直至其去世時為止。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發動全面抗戰，我為著策劃商務印書館的應變工作，經於是年十月間離滬前往香港，因為商務印書館在香港設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印刷廠，一面為維持戰時生產，一面為規劃在後方設廠，以備長期抗戰。到了香港不久，蔡先生亦自上海由周子競、丁西林陪同來港，擬取道前往西南。唯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為辛苦，蔡先生此時高年多病，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務的臨時宿舍，與我和商務自上海來此之二三同人相處。瀕行周子競以周夫人胞弟之資格，轉述周夫人之囑託，恐蔡先生飲酒過多，有礙健康，每日當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紹酒為限。我當然奉命維謹，僅於晚飯時供應紹酒一大杯，午飯不另供酒。未幾內人攜幼兒學善自上海續來，也同住於該宿舍。我以午間陪蔡先生用膳有內人及幼兒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務印書館辦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時間。內人知道蔡先生善飲，午間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時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於是每日一次增為二次，發覺後也不便更改。但以蔡先生的豪量，此區區者實不足道，唯自蔡夫人來港另租住宅後，聞每日僅以一次飲半杯，足見對蔡先生之健康更為審慎矣。蔡先生在宿舍內與我等相處約三個月，晨夕有暇，我和他暢談今古，無所顧忌。蔡先生語多精闢，我皆擇要記述於日記中，不幸在太平洋戰事發生後，因我適留重慶，家人走避他處，寓中所存八九年日記均被焚毀，此時亦無從追憶。我們的宿舍系臨時租賃跑馬地崇正會館的三樓全層，學善時甫入初中讀書，假日或放學後餘暇，輒由蔡先生攜同沿跑馬地一帶散步，散步時閒話亦時有啟發，以十一二歲之幼童，雖無寫日記的習慣，然潛移默化已著效不鮮。
次年（一九三八年）二月，蔡夫人攜兒女自上海來港，遂覓租房屋於九龍柯士丁道，其地空曠，聞亦時攜兒女散步。我因事忙，每星期僅能渡海訪問一次，其間並由商務印書館同人奉訪一二次，探詢有何事代為辦理。時蔡先生目力漸弱，然仍不廢讀，我乃擇由上海攜來木板大字本書借供消遣，蔡先生閱畢，輒交商務同人攜回，另行易取他書。每書閱畢，有意見輒函告我，現將手邊所存有關此事之蔡先生親筆函二通照錄於後：
昨承枉顧領教為快。頃奉惠函，以弟目疾，選書之大字者備閱，深感關切。《游志匯編》，准於閱畢後繳換他書。又承賜《演繁露》一部，拜領，謝謝。
承賜借《游志匯編》二十冊，字大，於晚間瀏覽，不感困難，今已讀畢，奉還，謝謝。此書體例甚特別，無卷第，無序目，每篇自計頁數，極似現代教科書中之活頁文選，未知各種目錄書中曾著錄否。如尊處尚有其他大字之書，仍請便中檢書一二部賜借為荷。
我素有讀書和藏書之癖，私藏多至七八萬冊，皆留在上海，除來港時隨帶極少數外，商務印書館陸續有人調香港辦事，每次我均托其從滬寓中檢帶若干來港，因此港寓漸積漸多，且多系佳本，上述《游志匯編》即系明版罕傳本。後來某日，我迎蔡先生及夫人等渡海來寓小敘，並參觀我陸續自滬移來的較佳版本。越數日，接蔡先生手函，如次：
前星期備承招待，得縱覽收藏珍品，又擾盛饌，感荷之至。昨承賜學政世兄所攝相片，甚為精美，永留紀念，謝謝。
以上所謂珍品，大部分當然是書籍，這些書籍實為蔡先生留港時期賴以消遣之要具。因為蔡先生來港目的，原系取道前往西南，主持中央研究院，無如抵港後初因患病不能遠行，嗣則交通日益困難，只能暫留，遙領院務，然因此深居簡出，輕易不肯公開露面。甚至對各方通信，亦常化名為「周子余」，蓋周為夫人之姓，兼含「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之義，以暗示「孑民」二字。至對我的通信，因系至好，且由專人轉送，無不仍用「元培」或「培」字。
蔡先生留港期間，只有一次例外地公開演說，那就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出席香港聖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並發表演說。是日中外名流畢集，主席為香港大學副校長史樂詩，香港總督羅富國爵士等均列席。蔡先生的演說詞也臨時由我擔任英譯。
蔡先生留港將及二年，此次獨破例公開講演，表面上似為愛好美術，實際上承他密告我業已決計近期離港前往後方，藉此有關學術的集會出現一次，以示對香港公眾的話別。又因彼時中英交誼甚篤，香港政府，特別是總督羅富國等，雖尊重蔡先生意見，不便正式應酬，然暗中愛護有加。此一集會為香港大學所發起，依英國通例，大學的副校長為實際的校長，而所謂校長輒由達官貴人掛名，彼時港督羅富國即兼任港大校長。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機會，與港督在此晤面，以示臨別向地主道謝，實寓有深意，他人多無從懸揣，只看蔡先生經此一度公開出現後，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並未第二次公開出現，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雖懷有不避辛勞跋涉前往後方的決心，卒因身體復感不適，愈後，仍荏弱不堪，蔡夫人愛護備至，堅阻其行，以至鬱郁長逝於香港。深知蔡先生內心如我者，不禁為之扼腕也。
蔡先生在積極準備入內地時，忽患感冒，纏綿若干時日，愈後體力更衰弱，以致遲遲不克成行。同時，香港對內地之交通除飛行外，艱險益甚，而據醫生斷定，蔡先生體力實不耐飛行。於是遷延又遷延，直至次年（一九四〇年）三月三日在寓所失足仆地，病勢加劇，次日依主治醫師朱君（香港大學醫科畢業開業甚久，並充商務印書館特約醫師）之勸告，於四日乘救護車入香港養和醫院療治。蓋其時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係胃潰瘍，必須入院留治也。我得訊，急趕至九龍蔡先生寓所，恰好在救護車出發之時，乃隨同前往醫院，代為辦理各種手續，並加請港大醫學院胃腸專科教授來診，據稱系胃潰瘍，業已大量出血，一面固須設法止血，另一面尤須急為輸血。及血型檢定，取得供血之人，急行輸血，已近午夜。時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我與周夫人及其胞侄二人隨侍病榻，至天明，尚無轉機，醫者言殆已絕望，及五日上午九時頃即告長逝，計享年七十有四。我為處理喪事，暫厝東華義莊，並為營葬於香港仔華人公墓。
原載《傳記文學》第二卷第二期（一九六三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