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 卷四

譯文

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創的，不合古制，廷杖、束廠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就是。 這幾種刑法殺人極慘，而不依據法律。 繼位君主都跟著實行，到明末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歷有朝野政令，完全操縱在武夫或宦官手中，確實可嘆。 太祖曾經和侍臣討論君主對待大臣的禮節。 太史令劉基說：「古代公卿犯了罪，準備一盤水，將劍放在盤上，到悔過之室去自刎，不曾輕易折辱他們，故大臣的體面得以保存。」侍讀學士詹同於是取《大戴禮》和賈誼疏文進獻給皇帝，並且說：「古代施刑不加在大夫身上，是為了激勵廉恥之心。 一定按這樣辦，君恩臣禮纔都能盡到。」皇帝認為很對。 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犯法應受笞刑，太祖說：「六卿身份貴重，不宜因瑣事折辱。」命令他用俸祿贖罪。 後來群臣因過失或牽連受到處分，允許用俸祿贖罪，起始於此。 可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兩人都被鞭笞致死，工部尚書薛祥死於杖下，所以上書者說大臣有罪應行誅殺，不宜加以侮辱。 廷杖的刑罰，亦從太祖開始。 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嚴皚、方鼎、何杰等沉湎於酒色，許久不來朝見參拜而發怒，下令將他們戴上枷鎖示眾。 從那以後，諫官就有了戴刑具的。 到了正統年間，王振專權，尚書劉中敷，侍郎昊璽、陳瑺，祭酒李時勉都受遇這種折辱，而在殿外石階上施行杖刑已習以為常。 成化十五年，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皇帝下詔責備給事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汪直，每人廷杖二十下。 正德十四年，因為群臣進諫阻止皇帝南巡，廷杖舒芬、黃鞏等一百四十六人，十一人被打死。 嘉靖三年，群臣向皇帝爭大禮，皇帝下令廷杖豐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十六人被打死。 嘉靖中期刑法愈加嚴峻，就是朝廷大臣也免不了笞辱。 宣府大同總督翟鵬、薊州巡撫朱方因為撤除防衛過早，宣府大同總督郭宗皋、大同巡撫陳耀因為敵寇侵入了大旦，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因為拖延議定丁汝夔的案子，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相因子侄輩虛報軍功，都被逮捕而受了杖刑。 朱方和陳耀被當場打死，而彭黯、屠僑、沈良才等人杖刑受畢，立即催促辦理公事。 對公卿的侮辱，前所未有。 又在正月初一朝賀時，因對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發怒，一律穿著朝服實行杖責，天下人無不驚駭。 四十多年之中，嘉靖帝用杖刑打死的朝士，比前代多幾倍。 萬曆五年，因為對張居正守喪未滿期而出仕不同意，杖責昊中行等五人。 此後盧洪春、孟養浩、王德完等人都被杖責，杖數多的達一百下。 後宋皇帝越發厭惡進言者，臣下的奏疏往往留在宮中不理睬，廷杖也擱置起來不用了。 天啟時，太監王體干奉敕命大審，重重地笞打外戚李承恩，以取悅於魏忠賢。 於是萬燥、昊裕中都死在杖下，政府的中央機構為之竭力諫諍，也不能保。 內閣大臣葉向高說：「數十年沒有施行的弊政，十天以內出現了三次，萬萬不可再施行了。」魏忠賢這纔放棄了廷杖，而將自己想殺的人一律下交鎮撫司，士大夫更是沒有生路了。 南京施行廷杖，開始於成化十八年。 南御史李珊等因收成不好請求賑濟。 皇帝摘出其奏疏中的錯字，命令錦衣衛帶著他們到南京午門前，每人杖責二十下，讓守備太監監刑。 到正德年問，南御史李熙檢舉貪官污吏觸怒了劉瑾，劉瑾假傳聖旨杖責他三十下。 當時南京禁衛軍長時間沒有用刑了，劉瑾命選取兵卒練習了幾天，纔施杖刑，差點把李熙打死。 東廠是成祖時創設的。 錦衣衛的監獄，太祖曾經使用遇，後來禁止使用，其重新啟用亦從永樂時開始。 廠與衛相輔相成，故說起它們來並稱廠衛。 當初，成祖興起於北平，刺探官中的事，多以建文帝左右近臣為耳目。 因此即位後專門倚重宦官，在柬安門北面設立了束廠，叫自己寵愛的心腹在那裡當提督，搜尋有陰謀反叛、妖言惑眾與有大奸大惡行為的人等。 東廠與錦衣衛權勢平齊，大概是遷都以後的事了。 不過錦衣衛指揮紀綱、門逵等大受寵幸，相繼執掌權柄，廠權比不上它。 到憲宗時，尚銘掌管柬廠，又另設西廠刺探諸事，讓汪直督領，所掌管的武裝騎吏數量比束廠多一倍。 這些人從京城到全國各地，往來交錯偵探諸事，連諸侯王的府第也不能倖免。 汪直曾被廢黜而又復用，先後管事共六年，冤死其手下者累累相連，他的權勢速遠大於錦衣衛。 遇到汪直幾次出外到邊防監軍，大學士萬安纔進言說：「太宗建置北京，命令錦衣衛官員搜訪，還擔心外地官吏徇情作弊，又設置束廠，命內臣掌管。 此制實行五六十年了，辦事有固定規程。 過去妖怪狐精夜裡出來，人心驚惶，勞煩聖土思慮，故添設西廠，特任命汪直督查，以戒備不能預測的事件。 這是權宜之計，用來安撫人心的。 前段時間國內的紛擾，臣不贅述了。 現在汪直鎮撫大同，京城人眾口一辭，都認為撤銷西廠最便利。 伏望聖恩特別降旨撤銷它，官員們都回到原來的衛所，這將是宗廟國家的大幸事。」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尚銘專權，不久也被革職。 弘治元年，員外郎張倫請求廢除束廠，皇帝不答覆。 不過孝宗仁厚，廠、衛都不敢兇橫，管理二廠的官員羅祥和楊鵬，奉行職責而已。 璽德元年殺柬廠太監王岳，命令丘聚替代他，又設西廠以任命谷大用，他們都是劉瑾集團里的人。 雨廠爭奪掌權，派遣巡邏兵四出偵探。 南康昊登顥等人舉辦龍舟競渡遊戲，結果自己被處死，家產被籍沒，親人淪為官奴。 偏遠的州縣裡，人們一見到穿著華麗服裝騎著高頭大馬操北京口音的人，就奔走相告，紛紛逃避躲藏。 官吏們聽到風聲，悄悄送上賄賂。 於是無賴之徒乘機作奸邪之事，天下人都畏懼得疊足而立。 而衛使石文義也是劉瑾的私黨，廠衛的勢力合二為一了。 劉瑾又將惜薪司的外薪廠改焉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自己主管。 京城人叫它做內行廠，就是東西廠也在他們的監視之中，其酷烈更為厲害。 內行廠並且創造新例，對囚犯不論輕重一律先施杖刑，然後判子子孫孫永遠戍邊。 有的人還用大枷枷著頸項發遣，枷的重量有達一百五十斤的，犯人戴不了幾天就喪命。 尚寶卿顱璇、副使姚祥、工部郎張璋、御史王時中等人都沒有倖免，被折磨得瀕臨死亡然後纔貶謫戍邊。 御史柴文顯、汪澄甚至因為輕微的罪過而被凌遲處死。 官吏、軍士和平民被非法折磨死的有數千人。 劉瑾被誅殺以後，西廠和內行廠都撤銷了，惟有束廠依然如故。 張銳主管束廠，與錦衣衛衛使錢寧都藉著搜訪之事恣意羅織罪名陷害人。 廠衛之稱因此大噪。 嘉靖二年，束廠芮景賢任用千戶陶淳，幹了許多誣陷人的事。 給事中劉最持章上奏反對，被判貶官到廣德州。 御史黃德用叫他乘驛車去廣德，適逢有個叫顏如環的人與他同行，用黃包袱裹了行裝。 芮景賢立刻上奏，二人被捕下獄，按不同情況編伍充軍戍邊。 給事中劉濟進言：「劉最所犯的罪過不至於發配戍邊。 而且，他是由宦官逮捕酌，罪名是武夫羅織的，裁決是通過內部下旨進行的，怎麼好昭示天下？」皇帝不予響應。 當時，各地的鎮守太監都已撤除，而大臣們習慣於老辦法，說束廠是祖宗設置的，不可廢除，不知道東廠並不是太祖的制度。 然而世宗對宦官管制嚴格，不敢放任，束廠的權威已遠不如衛使陸炳大。 萬曆初年，馮保以司禮太監身份兼管廠事，在束上北門之北建立新廠，叫內廠，而將先建的那個廠叫外廠。 馮保與張居正搞出個王大臣案件，企圖族誅高拱，衛使朱希孝極力為高拱辯護，高拱得以無罪，可見當時錦衣衛還不大趨附於廠。 萬曆中期，礦稅使多次出行為害，而束廠張誠、孫暹、陳矩都安然寂靜。 陳矩審理妖書一案，沒有株連無辜和濫判，當時的人頗稱道他。 恰逢皇帝也無意於峻刻勘查，刑罰用得稀少，廠衛的監獄裡甚至生了青草。 到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太監身份總領廠內事務，任用衛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之徒，專門從事用酷虐手段鉗制朝廷內外人士，廠衛之毒達到極點。 凡是掌管司禮監印信的宦官，僚屬稱其為宗主，而總領東廠的叫督主。 束廠的屬官沒有專職官，掌刑由一個千戶擔任，理刑由一個百戶擔任，理刑也叫貼刑，都是錦衣衛的官員。 他們的差役都由錦衣衛提供，衛里最狡黠乖巧的士卒就調撥給他們充任。 差役長叫檔頭，其帽子的頂端尖銳，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上面繫著小布絲，腳穿白皮靴，專管偵伺。 其手下有番子數人為之辦事。 京城的亡命之徒，騙財或挾仇的，梘辦事者為窟穴。 他們打探到人家一件隱私，就通過番子密告給檔頭，檔頭根據事情大小先付給金錢。 事情叫起敷，錢叫買起敷。 既已得知陰事，檔頭率領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門外左右坐人，叫做打椿。 其它番子就闖入室內，抓住其人審訊，沒有左證或符牒，主人按要求給足賄賂，也就徑直離開。 稍不如意，就嚴刑拷打，刑名叫干醉酒，又叫搬罾兒，其痛楚比官家規定的刑蜀厲害十倍。 還授意挨整者牽連有財力的人，有財力的賄賂他們足夠多的金錢，就沒有事。 如果惜錢不給，或所給不足，立即報告皇帝，將其下交鎮撫司監獄，犯人立時就要喪命。 每月初一，幾百個廠役在庭院中抽籤，然後分別監視官府。 其中監視內府諸處會審大案和北鎮撫司審訊重罪犯的叫聽記，到其它官府和各個城門搜訪的叫坐記。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門發現某奸事，胥吏一條絛告訴坐記，坐記轉告廠，叫打事件。 即使是深夜到束華門，從縫隙中進去了，也有人悄悄報告給皇帝。 因此事情無論大小，天子都能知道。 家人柴米油鹽瑣事，有的竟在宮中傳為笑料。 上下惴惴不安，無不懼怕打事件的。 錦衣衛的辦法也跟廠一樣，但是必須寫出疏條上奏，纔能讓天子知道，所以它的勢力遠不如廠。 一天晚上，有四個人在密室裹喝酒，其中一個喝得痛快了，饅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聲。 還沒罵完，番子就進來抓住四人，將他們送到魏忠賢那裡，魏忠賢立即肢解了罵他的人，而拿錢慰勞其它三人。 三人魂飛魄喪，動也不敢動。 莊烈帝即位，魏忠賢伏法被誅。 而後王體干、王永祚、鄭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齊本正等相繼統領廠內事務，告密之風不曾平息。 為獎勵王之心、曹化淳緝奸的功勞，封蔭弟侄輩入錦衣衛充任百戶。 而王德化及東廠理刑昊道正等偵伺到合臣薛國觀隱私，薛國觀因此被整死。 當時衛使已長期懾服於廠威，大抵俯首受之驅使。 崇楨十五年，御史楊仁願說：「高皇帝設官，沒有所謂的偵緝衙門。 臣下有不法行為，諫官直接糾察，沒有揭發隱私的。 後來因為肅清皇帝身邊的奸惡，纔建置束廠。 臣在南城供職，所審閱的訟詞，多是因為假番子侵害而訴冤。 假稱東廠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何況真的呢？這是由於長期累積起來的威勢造成的。 所謂累積的威勢是指，柬廠考核提拔的辦法，是比較上報案件的多少，番役每每出高價來購買事件，出賣者甚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事件，番役不問消息是從哪裡來的，賣者已經分利走了。 心懷怨忿告發人，誣陷別人使之受嚴刑峻法的制裁，懷恨者無不心滿意足。 希望皇上放寬封束廠事件的責求，而後東廠偵伺事件纔可以寬緩一些，束廠刺探事件可以寬緩些，番役買事件和賣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累積的威勢恐怕就能逐漸減輕。」後來楊仁願又嚴肅陳述不應派遣錦衣校尉。 崇禎帝因此告諭柬廠，言其應緝查的祇是陰謀叛逆和敗壞倫常者，那些為非作歹、觸犯律條的，自有主管機構處理，不宜偵察緝捕，並對兇橫貪財的錦衣校尉進行訓誡。 可是皇帝還是越來越依賴廠衛，直到明朝覆亡纔停止。 錦衣衛監獄，世稱詔獄。 古代訴訟只由司寇掌管。 漢武帝創設了詔獄二十六所，歷代或沿襲或更改沒有定規。 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這是天子自己統領之名占到漢代有侍衛司獄，凡大案件都在那裡決斷。 明代的錦衣衛獄近似侍衛司獄，而其拘系殘酷，為害沒有比這更大的了。 太祖時，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都收系在錦衣衛獄中。 幾次更換大監房，多派人審理，誅殺的人很多。 後來將衛里刑具全部焚燒，把囚徒送到刑部審理。 二十六年，申明禁令，韶書規定京城內外案件不得上送錦衣衛，大小都經由司法機關處理。 成祖寵幸紀綱，叫他訓練錦衣親兵，又口U他掌管詔獄。 紀綱趁機任用自己的黨羽莊敬、袁江、王謙、李春等，找藉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 久後，族誅紀綱，而錦衣衛仍舊掌管詔獄，洪武帝的詔令被廢除不用。 英宗初年，主管錦衣衛的劉勉、徐恭都是謹慎之人。 而王振任用指揮馬順，流毒天下，枷李時勉，殺劉球，都是馬順所為。 景帝初年，有人指出武官緝查諸事的弊端，皇帝狠狠責備了其長官，下令所緝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誣陷人的從重治罪。 英宗恢復君位，召來李賢，命左右侍臣離開，問他時政得失。 李賢於是竭力論列錦衣衛官校提人審訊的危害。 皇帝認為他說得對，背地裡察驗都是實情，因而召見它的長官，申誡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陽王敗壞倫常的罪名經查核屬虛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這時指揮門達、鎮撫逯呆恃寵橫行，李賢也幾次被他們羅織過罪名。 門達四處派遣旗軍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獲多的就做頭目。 干戶黃麟到廣西，把御史昊禎抓到衛裹，要了兩百多副刑具去，天下來京朝覲的官員許多都被宣布有罪。 逯呆死後，門達兼管鎮撫司，羅織指揮使袁彬的罪狀，抓來審訊，刑罰五毒交下，僅免一死。 朝廷官員楊璀、李蕃、韓祺、李觀、包瑛、張祚、程萬鍾等人銀鐺被逮捕，道路上哭訴喊冤的人不計其數。 大約在紀綱被誅殺以後，他的徒眾纔稍稍收斂。 到正統時這類人重新張狂起來，天順末年禍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覷，不能自保。 李賢雖然極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鎮撫司的職責是審理訴訟案件，最初只設立了一個司，與外衛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設北司，而以軍匠和諸執掌劃歸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門審理欽犯。 而大案的犯人經過審訊後，就送往法司擬定罪名，不曾備辦審判文書。 成化元年纔下令復奏案件時用參酌附言，法司更能牽制判案。 十四年，增鑄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報告給原衛，就是衛里下達的案件，也徑直請示皇上可否，衛使不得參與。 所以鎮撫職務雖低，其權力卻日漸重大。 起初，錦衣衛監獄由衛管轄，到門達掌管刑訊時，又在城西設置獄舍，拘押犯人，混亂不堪。 門達倒台後，皇帝聽取了御史呂洪的意見，拆毀了這些獄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賓說：「錦衣鎮撫司多次查獲妖書圖本，都是些荒誕不經之言。 小民無知，總是被它們迷惑。 請求將其書名全都記錄下來，用布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網，遭受刑罰。」皇帝回復同意。 而偵查事件者的誣告還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寧晉人王鳳等，誣陷他們同瞎子一起接受妖書，充任偽職，並且誣陷其鄉官知縣薛方和通判曹鼎與他們合謀，發兵包圍了兩家，抓住二人嚴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誣服罪。 後來薛方、曹鼎兩家多次聲明冤情，狀子下交法司，經查核弄清了事實，鎮撫司官員犯妄報妖言罪，判處斬刑。 皇帝只是告誠不得傷害無辜而已，而不能治他們的罪。 這年，命令錦衣衛副千戶昊綬參與鎮撫司的刑事審理。 昊綬性格狡猾陰險，依附汪直爬上去。 後來知道官場輿論不容汪直，所以對無罪下獄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觸怒了汪直，被解職。 這時只有衛使朱驥掌握法律平正，處理妖人案件沒有冤枉無辜。 皇帝要辦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屍弓，獨用小杖拷問，皇帝曾派內使責問，但朱驥不改。 世人因此稱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詔令法司：「凡是廠衛所送來的囚犯，依公正原則審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於既成判決。」正德時，衛使石文義與張彩一里一外，作威作福，當時人們稱之為劉瑾的左右羽翼。 不過石文義常常陪侍在劉瑾身邊，不處理實際事務，辦事的是高得林。 劉謹伏法被誅以後，石文義也被誅殺，高得林罷官。 此後是錢寧管事，重新大肆張狂，因叛逆罪被誅殺。 世宗即位後，革去了十六個錦衣傳奉官的職務，淘汰了十五個旗軍校官，又告諭緝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圖謀不軌、妖言、人命和強盜這類重要事件，其它訴訟和京城以外的州縣的事，不得參與。 不久，事情多交給鎮撫司處理，鎮撫輿內侍勾結在一起，心計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監崔文不法獲利的事情敗露，皇帝將此案下達刑部審理，不久又下內旨送到鎮撫司。 尚書林俊說：「祖宗當朝時，將案件交給法司，事情無論大小，都讓他們公平審理。 自從劉瑾、堡奎掌握大權以後，專門信用鎮撫司，玩弄文字、編造冤獄，法紀受到極大的破壞。 改行善政實施教化執法就從今天開始，不宜再因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聽。 林俊又說：「這條路一開，只怕以後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關係，設法由宮內降旨來免於問罪，這實在是一條通往混亂的路。」御史曹懷也進諫說：「朝廷只信用一個鎮撫，那麼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為冗員了。」皇帝都不聽。 六年，侍郎張璁等說：「祖宗設置三個法司來糾治官府的邪惡，公平地決斷訴訟。 設置束廠、錦衣衛，是用來緝拿盜賊，糾察違法亂紀的人。 建議從現在起，審理貪官冤案還是責成法司來辦，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讓廠衛來監察。 盜賊和違法亂紀的人，還是責成廠衛緝拿，然而也必須送到法司擬定判詞。」皇帝下詔按此建議施行。 可是衛司武官到監獄提人仍舊肆無忌憚。 給事中蔡經等人彈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們去提人。 尚書胡世寧請求採納他們的意見。 詹事霍韜也說：「訴訟案件交付給三法司就夠了，錦衣衛卻又來橫加阻撓。 過去漢光武帝崇尚名節，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後忠義之士爭著為他們獻節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這是羞辱他們。 犯了大罪，廢黜他、誅殺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脫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還在清貴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剛強雄壯之心，挫損幾盡。 等到覆核為無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帶，立在朝拜的隊伍中。 強悍武夫看著官員指指點點：『某人，我凌辱過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無所顧忌，君子卻會由此改變行為。 這就是豪傑產生隱居山林的想法，而變故之後很少有人保持氣節的原因。 希望從現在起束廠不再參與朝參儀式，錦衣衛不再主管訴訟審判。 士大夫犯罪、謫貶、撤職和誅殺，不要加以笞打杖責，不上枷鎖鐮銬，以便培養廉恥之心，振作精神，激勵氣節。」皇帝認為霍韜在職權之外亂說，不釆納他的意見。 按照祖宗制度，每當朝會的時候，廠衛長官率領下屬和校尉五百名，列隊侍立在奉天門下糾察禮儀。 凡是不合禮儀的人，立即剝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來關進鎮撫司監獄，杖責之後予以釋放，所以霍韜說到這些事。 等到萬曆年問，朝儀有過失的官員纔不關進監獄了，只罰扣他的俸祿而已。 世宗討厭張鶴齡和張延齡，為非作歹的劉柬山等人於是誣告二人有邪毒詛咒行為。 皇帝大怒，把二人關進欽犯監獄，劉束山趁勢株連牽引自己平素不喜歡的人。 衛使王佐打探到實情，根據誣罔律條反坐劉束山罪。 王佐於是枷劉束山等人於闕門之外，不到十天，這幫人全部死亡。 人們將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間的指揮。 李夢陽彈劾張延齡兄弟犯法之事，關進監獄，牟斌比附輕罪處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衛使陸炳作惡，與嚴嵩朋比為奸，而傾軋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製造大案件，陸炳又常保全了他們，所以士大夫並不怨恨陸炳。 萬曆年問，提意見和觸忤礦稅宦官的臣子，都打入欽犯監獄。 刑科給事中楊應文說：「被逮捕的監察主管郡守縣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雖然已經拷問，還沒有送到法司定罪。 監獄禁閉森嚴，水火不入，疫疾毒癘之氣，充斥牢房。」衛使駱思恭也說：「每年舉行熟審，時間都在個滿以前。 現在兩年沒有舉行熱審了，鎮撫司監獄裡的犯人將近兩百個，多拋擲瓦片發泄冤氣。」鎮撫司陸逵也報告：「監獄裡的囚犯心懷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頭。」皇帝一律不予回應。 不過這時候告人隱私的風潮已經衰減，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萬曆末年，抓捕諸臣的政策稍寬，錦衣衛監獄漸漸空虛了。 旦爾耕、許顯純在熹宗時當魏忠賢的義子，其死黨孫雲鶴、楊寰、崔應元輔助他們，拷打楊漣、左光斗這些人。 犯貪髒罪的立定期限按規定交款，兩天為一個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謂全刑即上枷械，上鐮，棍擊，拶指和上夾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號之聲沸天，血肉潰爛，輾轉求死而不得。 許顯純則叱吒如常，若無其事，然而必須依魏忠賢的指令行事，魏忠賢所派遣的聽記之人未到，許顯純不敢審訊。 一天晚上，叫囚犯們分開到不同監房住宿。 於是獄卒說：「今天晚上有人該壁挺了。」壁挺，獄中指死亡。 第二天，楊漣被處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鎖住頭顱拉死。 每一個人死後，都停放幾天，纔用葦席裹屍抬出牢門，蛆蟲把屍體都蛀爛了。 獄中事件隱秘，囚徒家屬甚至連親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莊烈帝擒拿誅殺魏忠賢逆黨時，冤死者的家屬後人望著獄門呼天搶地哀號，寫祭文來祭奠。 皇帝聽了也哀戚。 自從劉瑾始創戴立枷以後，錦衣衛監獄經常使用它。 神宗時，御史朱應轂詳陳其慘狀，請求廢除，皇帝不聽從。 到了魏忠賢手上，更製造大枷，又設了斷脊、斷指、刺心的酷刑。 莊烈帝問左右近臣：「為什麼要創製立枷？」王體干回答：「用來懲罪大奸大惡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說：「雖然如此，到底還是可憐。」魏忠賢為之有所畏懼。 柬廠的禍害，到魏忠賢時達到極點。 然麗廠衛沒有不互相勾結的，案情的輕重，廠能從官內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牴觸不合的案子，錦衣衛就由東西兩司房搜訪緝拿，北司嚴刑拷問，罪狀羅織周密，然後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東廠抓捕的人，也必須移交給鎮撫司再審訊，然後刑部纔擬定判決。 因而廠的勢力強大，錦衣衛就依附於廠；廠的勢力稍弱，衛就反過來盛氣凌廠。 陸炳緝拿司禮李彬和東廠馬廣隱秘之事，都問成死罪，因為陸炳深得內閣嚴嵩的心意。 後來宦官的勢力越來越強盛，內閣勢力日漸削弱，閣臣反而比廠的地位低下，而衛使沒有不爭相趨附廠官，甘心為其奴僕。 錦衣衛人員有功升遷授勳衛、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種。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於充任錦衣衛。 萬曆初年，劉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錦衣衛，此後文官子弟都樂於在衛裹任職。 士大夫與他們交往，案子緊急時，多依靠他們的力量。 劉守有的兒子劉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莊烈帝對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廠以慘毒峻刻輔佐他。 昊孟明掌管衛印，不時有所寬縱，但是觀望東廠的臉色，不敢違抗。 而鎮撫梁清宏和喬可用朋比為奸。 凡是縉紳之家，總有幾個人來往，會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關大門，不敢兩人在一起對談。 旗軍校官臨門如同遭大盜搶劫，官員就是窩藏贓物的囊橐，錢財均分。 京城中有奸細潛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販賣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沒有一個舉發，而高門富豪局促不安，沒有寧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請託人辦事，稍有連逆，就捏造事實誣陷，羅織罪名，摘取片言隻字，就可以株連達十幾個人。 姜垛、熊開元下獄後，皇帝諭令掌衛駱養性悄悄殺了他們。 駱養性將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來，並說：「這兩個臣子應當處死的話，應交付給有關部門，寫出他們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殺了他們，天下人和後世會說陛下是什麼樣的人主？」適逢大臣們也多替姜垛等人說好話，於是二人得以長囚獄中。 這是駱養性值得稱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駱養性也多有肆虐。 錦衣衛舊例有論功行賞，只有緝拿圓謀反叛的人有賞。 後來假冒濫賞無度，所報的功一百個沒有一個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廠衛上奏請求要什麼就給什麼。 隆慶初年，給事中歐陽一敬極力陳述這種做法的弊病，說：「偵緝事件的官校，其勢力容易辦，而又各按類計算其拿獲立功的次數，作為升等授勳的根據。 那磨憑著可以達到的權勢，邀必然獲得的功勳，屈人利己，什麼不能做出來？有的在強盜自首免罪之後，故意命令強盜多多牽連平民來充數；有的囊括人家家產說是強盜的贓物，裹挾市井豪強作為人證；有的暗地裡偽造圖書，攜帶在身上假造妖書批語，用妖言假印的律條誣陷別人；有的根據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來；父親訴說兒子孝順，反而判其兒子忤逆之罪。 所以誰家被緝訪，俗言叫剗，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請求從今以後定下制度，機密和重要的事情，關係到憲令大典，廠衛依慣例上奏請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審議的，一定要等法司詳擬出判狀以後，方給記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問明白，再請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賞。 緝拿了人來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賞。 至於其它訴訟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門的事務。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錦衣衛官校和鎮撫司將人拷打成重傷，乃至死亡，允許司法機關查治。 法司若縱容隱瞞附和，則聽憑科道官參與查驗。 像這樣則功勞一定會核實，緝訪的材料一定會合乎事實，而冤枉無辜和濫施刑法就可以杜絕了。」當時皇帝不能採用他的建議。 宦官同法司一起審錄罪囚，始於正統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淵、王文審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們與宦官興安一同進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審案，皇帝敕命也這樣做。 當時雖然還沒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審的制度，而南北兩京的宦官得以參與三法司的審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監王誠會同三法司複審北京的罪案，未審南京罪案的原因，是發生了天災而創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到兩京參加會審，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務，也在這年定下來。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監懷恩同法司一起審錄罪囚。 此後審錄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進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參與審案。 十三年，因為給事中丘俊進言，又命令太監參加會審。 凡是會審之時，太監帶著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張開黃蓋，搭一個三尺高的台子，自己坐在中間，三法司的官員們坐在左右兩邊，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員捧著案牘站在那裡，唯唯諾諾，小心謹慎地奔走效勞。 三法司檢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輕重不當，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違抗。 成化時，會審有一案，弟弟幫助其兄鬥毆，殺死了人，太監黃賜想減刑處理。 尚書陸瑜等人堅持不同意見，黃賜說：「同室的人相鬥，尚且披著頭髮戴上帽子去解救，何況兄弟呢？」陸瑜等人不敢駁難，終於枉法判決。 萬曆三十四年大審，御史曹學程因為向皇帝進言而久久拘押在獄中，群臣請求寬赦他，皇帝統統不允許。 刑部侍郎沈應文代理尚書之職，聯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長官，寫書面意見送到太監陳矩手上，請求他饒恕曹學程的罪過。 然後會審，案子判定後，署名同奏。 陳矩又私下啟稟皇上，說曹學程的母親年老值得關懷。 皇上終於鬆動，釋放了曹學程。 這件事情很好，而可見太監的權力達到如此地步。 錦衣衛的衛使也能參加法司在午門外進行的審訊，以及秋後承天門外的會審，但是不參加大審。 每年處決犯人後，用圖文將每個囚犯的罪狀張布在錦衣衛的外牆上，叫人們觀看反省。 奉詔命複審過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後其墓殿上要畫上壁畫，圖中太監坐北朝南，旁邊是司法機關的堂上官員，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領著囚犯鞠躺聽命的情況，以為榮耀昭示後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監斬強盜宋全。 嘉靖年間，宦官犯法，詔令免於逮捕審訊，只下交給司禮監處理。 刑部尚書林俊說：「宮府是一體的，宮中宦官犯法，應下交司法機關審判，驗明其罪並公正處理，不應當廢棄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聽。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識字、干預政務，祇不過充任宮中掃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燒了錦衣衛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違反了這個規定，終於給子孫留下大禍患，君子為此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