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殊室隨筆 · 雜論

梁啟勛 《曼殊室隨筆》
一 元微之《悼亡詩》曰「誠知此恨人人有」,白香山哭子詩曰「天下何人不哭兒」,真可謂極天下之武斷。把死老婆、死兒子等事,認作人類之共同業務。大概這兩位先生因為傷心過度,強作達語以自解,竟忘卻其修辭之不合論理矣。 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舉行東封大典,禪泰山。途次訪得隱士楊璞,載以俱歸。上問璞曰:「卿行時,可有人作詩相送否?」對曰:「有臣妻一小詩曰:『更休落魄耽杯酒,莫再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知璞之無意仕進也,因厚賜之而送歸田裡。辛稼軒五十三歲時,起用福州按撫使,作《山花子》一首,其上半闋曰:「記得瓢泉快活時。長年耽酒更吟詩。驀地捉將來斷送,老頭皮。」即用此事。時紹熙三年,上距楊璞一百八十四年,可見璞妻詩之傳誦一時也。 晉元帝生子,大賜群臣湯餅宴。殷羨前致謝辭曰:「慶陛下嗣統之有人,愧微臣無功而受賜。」上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令卿有功耶?」可謂語妙天下,真堪絕倒。熙寧七年,蘇東坡過吳興,時李公擇適生子三日,會客求歌辭。東坡作《減字木蘭花》一闋曰:「惟熊佳夢。釋氏老君親抱送。壯氣橫秋,未滿三朝已食牛。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謝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舉座哄然大笑,有翻酒噴飯者。時東坡三十九歲。 東坡《瓊州山行輿中遇雨》之長古,氣象萬千,而尤以「千山動鱗甲,萬壑酣笙鍾」一聯意境獨絕。但此聯乃脫胎於杜工部之「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然而坡公可謂能青出於藍矣。摹擬古人,必要如此乃為最上乘。 二 「武斷」二字,最為科學家所不許。武斷者何?非科學是矣。科學者何?不武斷是矣。此實兩絕對之反比名詞也。 世界上各種學問,無論哲理方面或物質方面,實無一不須用科學方法以窮究其本源。「武斷」既為科學之蟊賊,然則人類社會之字典,永遠革除此兩字可乎?曰:是不能。「武斷」二字,實開闢科學世界之要素,增進人類文化之先鋒也。此說似新奇可喜或駭人聽聞乎?請言科學家與探險家之別。 科學家之態度,謂一切學問,須先從搜集證據入手。證據既集,然後以純客觀的態度,用歸納法以求其斷案。若證據不足,即須擱置。不得參與絲毫主觀於其間,不得武斷,不得行使自信力。此之謂有科學頭腦之學者態度。 探險家之態度則反是。乃專對於無證據之事物,用堅強的自信力以武斷之。歷史上之英雄事業,不乏其例。試舉哥侖布以作代表。 大西洋彼岸之有大陸,果何所據而云然?理想而已。理想非科學也。在科學家態度,於航行之先則何如?必須知彼岸與歐洲距離之確實里數。我所乘之船,排水量何如,推進之能力何如,幾日可達?船之容積及貯藏量是否與速率相應,燃料、食料、飲料所能供給之航程,是否已超過航路之距離?又印度洋西瀉之熱潮受非洲大陸之障礙,繞好望角直衝南美東岸而北上,再受墨西哥灣一蓄,遂橫渡大西洋,斜射西班牙海岸而入北冰洋,溶解層冰之一部分,迫令寒潮掠北美洲之東岸而下。冷熱潮交流處,常生海霧。海霧之來,若何應付?冷潮之經行路常帶冰山,冰山之來,若何應付?大西洋之貿易風,在何季節?風之來,若何應付?船之排水量與載重量之調和,若何計算?所載之物,過重之病何在,過輕之病又何在?海水所含之礦物質較多於河流,是以水之比重,洋海較大,而浮物力亦較大。船在內河載貨時,宜達船身之某度,出海則船身上浮,乃可適合標準度。凡此種種,哥侖布未必盡知。不知而貿貿然排眾議以獨斷獨行,是曰武斷,是曰冒險。險者何?即科學家領土外之世界是已。試思當日同舟之水手,欲縛哥侖布而投諸海,轉帆以歸西班牙海岸時,而哥侖布猶毅然不為所屈。其主觀之強,與自信力之大,實屬可驚。總而言之,舉凡科學家所認為蟊賊、認為惡德者,彼實無一不備矣。然而結果乃乍令此世界放大數倍,俾各種科學因需要與助長而作長足之進步。誰實為之,則哥倫布自信力之「武斷」致之而已。以此論之,則「武斷」又非科學之賊而為科學之母矣。 三 凡評判是非或追求真理者,若因果倒置,則結論必入於迷途,固也。然而因果固最易於倒置者也。譬諸一人,見鬼輒跑,問何為而跑?曰因為怕所以跑,此之謂倒果為因,實則因為跑所以怕。是以論事必先明因果,乃得真相。但執因果相乘、因果相生之說,則問題又不能如是之簡單矣。譬如問:人何以必須求食?曰為餓之故。是則餓乃食之因,而食乃餓之果矣。若問:人何故而有餓?曰:因為吸入空氣中之酸素而食料消化故。是則餓又為果,而呼吸為因矣。若問:何故而有呼吸?曰:此乃機體活動之本能。是則呼吸又變為果,而機體活動乃其因矣。以此追求,直須尋至原始所種之因子,乃為真因。自此因子既種之後,所生之果即是因,因亦即是果。循至今日,究竟孰為因而孰為果,已成不了之問題矣。又如戰爭之因,可以上追數級而至人口膨脹。人口膨脹之因,又可以上追數級而至於有男女兩性。但造物何故必用複式而造兩性。若採用單純式而只造一性,豈不省事?則又必有其因。其因何在,雖未可知,但知其必有。蓋人類之有兩性,乃是事實,事實即是果,天下必無無因之果,是以知之。以此論之,無有窮期。釋迦勸人勿造因,自是絕世聰明人語。然而晚矣。自原始之因子既種之後,雖欲勿造而不可得矣。 四 中國文字之語助辭,如「焉」「哉」「乎」「也」等字,若善於運用,最能作表情之助。歐洲文字之於此類,只有兩種符號。發問則畫一隻耳朵(?)以準備接受回答,感嘆則畫一滴眼淚(!)以表示傷心,如斯而已。中國之語助辭,其韻味實遠在歐文之上。更有雙疊及三疊者,尤能描出情態之神。閒嘗翻閱《論語》,計其中雙疊及三疊之語助辭共有四十餘處。雙疊如:「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三疊如「鄙夫可以事君也歟哉」,「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之類是也。三疊語助辭,用得最神完氣足者,莫如《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兩用「也乎哉」三字,把一種肅穆而崛強之態度,表現得十足。但是話雖如此。倘若有人問我,三疊語助辭之運用,其規則若何,表情之神態若何?則吾真無辭以對。因為「也哉乎」不可,「哉乎也」亦不可,「也乎耶」更不可。問何為而不可?則吾進一步之答覆,亦只能曰「實在不可」而已。然而吾雖不能答覆,但吾可以舉出一極好之例以資比較。《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同在一章之中,兩句「亦各言其志也」,但下句多「已矣」兩字而成三疊。試比較而細玩之,自可見單用一「也」字,乃肯定之詞,「也已矣」三字疊用,則肯定後而帶有評判之意。 語助辭用得最多而文章最美者,莫如《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一節。 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凡八句,而用八個語助辭,可稱最多。然而文章真美,極抑揚頓挫之致。子貢真善於辭令者。 無語助辭之美文,莫美於項羽斬宋義之先,對軍士演說之一段話。凡二十句,一百十三字,每句禿頭禿尾,無一語助辭。宋義者,即項羽初起時,諸侯聯軍之統帥也。錄其文如下。但每讀一次,煞是費力。非用丹田的中氣不能讀。且必要按照我的斷句法,無圈處切勿停頓。否則恐有閉氣成噎之患。文曰: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併力擊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乘?且國軍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之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真可謂怒髮衝冠者矣。活畫一個拔山扛鼎之莽男兒。文章技術之神奇,有如是者。可見得一個人當動氣的時候,便不管「之乎者也」了。 非用丹田中氣不能讀之美文,尚有《左傳·襄十年》「晉人圍偪陽」一段。當時老將荀鄑不主戰。謂偪陽「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荀鄑的兒子與一群少年軍官,則主戰甚力。隨後果然師出不利。且時屆雨水季節,若流潦一至,則晉軍之歸路即斷,於是荀偃、士匄請老頭子下令班師。荀鄑氣極,拿起一把茶几扔在他們倆所站的當中,謂限你們七天之內破城,否則以軍法從事,越四日而偪陽破。其文曰:「汝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汝違。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餘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憤懣與項羽等。但一是莽男兒氣概,一是老將軍態度,毫不含糊。文章技術至此,庶為最上品。 五 地與月運行之軌道皆有畸零,故事實上無從造得一種十分精確之曆法。自有史以來,古今中外,曆法之改造不下百數十次。即以中國而論,自漢初以迄明末,曾改造六十餘次。但無論若何改造,亦不過「彼善於此」而已,絕對的善實為不可能之事。陽曆以一太陽為標準,舍月亮於不顧,尚易對付。中國舊日之曆法,並太陽與月亮而兼顧之,而太陽與月亮又各鬧撇扭,不肯隨人意。然而我先民仍能左右逢迎,造出一種盛水不漏之曆法,其慘澹經營之苦心,較於西方之歷學家艱難多矣。 中國舊曆法之所長,在於潮汐有信,沿海居民,最稱便利。其次則朔望二弦,均有定準,無須強記。其短處則在於節氣無准,致農民只能以節令作計算,歲月幾等於無用。譬如夏至日乃晝長之極點,冬至日乃晝短之極點。此兩日一定,其餘之節令即可類推。但問明年夏至在於舊曆之某月某日,冬至在於舊曆之某月某日?除卻翻閱曆書之外,一般人恐難答覆。若以陽曆計,則我可以毫不遲疑的應之曰:夏至在六月二十二日,冬至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有差亦不出一二日。此則陽曆之所長矣。 又中國舊俗,頗重視立春,所謂歲之首時之始者是也。昔日帝王每逢此日,尚舉行一種典禮。試以此節作統計,視其名實果何如。計自乙卯至本年癸酉,即民國四年至二十二年,此十九年間: 無立春者凡七年,四、七、十、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等年是也。 一歲而有兩立春者凡七年,六、八、十一、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二等年是也。 只有一立春而在臘月者凡二年,九、二十兩年是也。 只有一立春而在正月者凡三年,民國五年舊曆正月初三立春,民國十三年舊曆正月初一立春,民國十六年舊曆正月初四立春也。 由此觀之,則所謂歲之首時之始者,於十九年間只得三年,略能名符其實,等於百分之十五。即一百年中,只有十五年名實略相符。吾之所以用十九年作統計者,因為十九年間經過七次閏月之後,一切又周而復始,是為「一章」。譬如民國二十三年,新舊曆之對照。又與民國四年相等矣。 今年之舊曆,正月初十立春,十二月二十一又立春,明年則無立春,問後年立春在某日,尚須待查。陽曆則不然。譬如問明年之舊曆立春當在陽曆之某月某日?則我可以毫不遲疑的應之曰:在二月四日。又問,後年舊曆之立春當在陽曆之某年某日?則我亦可以毫不遲疑的應之曰:在二月四日。陽曆之所長,即在於是。 又一年之中分為二十四節氣,平均每月應有兩節氣。但舊曆則殊無定據。即如民國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夏至。芒種在四月二十九,小暑在六月初一,故五月只有夏至一節。破壞每月平均兩節氣之規則。又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穀雨,清明在二月三十,立夏在四月初一,故三月只有穀雨一節。又破壞每月平均兩節氣之規則。若陽曆則絕對的無此等怪現象,每月例有兩節氣,上半年則在於月之五日與二十日前後,下半年則在於月之七日與二十二日前後,萬世不易,此又陽曆之所長矣。其所以上半年與下半年略有參差者,則亦科學上之參差,非人力之所能相強。因為地繞日之軌道微有偏跛,夏至前後地距日最遠,遠則其行緩。故春分至秋分,需時一百八十六日強。冬至前後地距日最近,近則其行速。故秋分至春分,需時僅一百七十八日強,相差七日有奇。若必欲以人力整齊之,反有悖乎科學矣。此陽曆之所以上半年少三日,下半年多三日,且立春常在二月四日,而立冬則在十一月八日而不在四日,其故即在此。 (附註:吾愛用太陽曆,但對於太陰曆猶是依依不捨。蓋讀歷代之律曆志,實心折先民之締造艱難也。郭守敬、徐光啟之天才且勿論,即如漢之洛下閎,晉之虞喜,南北朝之何承天、祖沖之,隋之劉孝孫,唐之李淳風、僧一行、徐昂,五代之王朴,其天算學之所造詣,不亦令人可敬耶?自漢之《太初曆》、《三統曆》,即已發明「章歲至、朔同日」一語。後此之律歷家,咸奉此語為造歷之金科玉律。若為之作註疏,則曰每十九年為一章,是歲之冬至日應在十一月初一是也。太陰曆以月亮為主體,千變萬化,但每隔十九年即復與現行之太陽曆相吻合。譬如各個人之生日在陰曆之某月某日即陽曆之某月某日。至二十歲生日時,陰曆陽曆又相合矣。奉行陰曆者,若活至一百歲,可得五次準確之生日,即二十歲、三十九歲、五十八歲、七十七歲、九十六歲是矣。) 六 相命之說,若以之言休咎,自是迷信可笑。然而此種學說,可以迷數千年之人而起其信心,此中亦必有道理。余信相法而不信算命。所持之理由至簡單。譬諸一小孩與一小狗並坐,餘一望而可以辨別孰為人而孰為狗。若將小狗之生辰八字寫與推算者,吾不信有人敢判之曰狗也。 相術發達甚早,人所共知者則有《孟子》「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一章,二千有餘年矣。周秦諸子之言及相術者甚多。《左傳》《國語》尤所數見,如「蜂目而豺聲,忍人也」,「長項而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之類,不勝枚舉。大抵相人之術,不外從生理學及心理學之兩方面所積得之經驗而成。見羔羊而知為馴良,見虎豹則知為凶暴,此乃骨相學之所由起,生理學之範圍也。羞憤則容赤,恐懼則容白,此乃氣色學之所由起,心理學之範圍也。但有時事尚未來,本人且未及知,無心理之可言,而乃表現於氣色,則又何說?此即所謂「潛意識」之作用。人類原有此種本能。即其他之動物亦多有之。此種意識,潛伏於身體內,不時發動。但潛伏於何處,至今猶未能得其真象。譬如父母兄弟姊妹有大故,遠道之同氣者每有所感覺。此則似乎血統之相通,由生理而及於心理。但有時本身之大危難,事前即有坐臥不寧之異狀,則又似乎此種意識乃潛伏於靈明,由心理而及於生理。究竟此種意識潛伏於何處,他年必有能證之者。 中國醫術,曰「望」「聞」「問」「切」,此中具有至理。望其神色,聞其聲息,問其感覺,切其血脈。望乃首要,聞、問次之,切不過作望、聞、問之補助而已。病人是否有死相,多經驗之冷眼旁觀者,每一望而知之,此亦相術之一種矣。是故吾信相術。吾用之以助趨避,非用之以卜休咎。昵兕虎而狎蛟龍,吾弗為也。何則?因吾以骨相學察之,知此物之不能狎昵故也。 七 人生之意義,若從報施方面言之,可以說我們負著三種應該償還之債務。 (一)曰對於大社會之債務。所謂大社會即人類社會。一部世界史千頭萬緒,但以一語概括之,即人類活動之記載是已。活動之目的亦千頭萬緒,但以一語概括之,即曰為生存而活動是已。圖生存之工作亦千頭萬緒,但以一語概括之,即曰自原始以至於今日,抵抗自然界威力之襲擊,未嘗間斷是已。雨雪風霜、雷電水旱、寒暑晦暝無時無日而不壓迫於吾人之頭上,若一事抵抗不了,則生命隨之。吾人今日有房屋可以蔽風雨,衣服可以禦寒,說來似甚簡單。但此種成績,吾先民不知歷盡幾許艱難辛苦得來,吾人乃得而享用之。一面享受先民之所施予,一面亦當思略有所增益,有所貢獻,以貽後人,歷史乃可得而賡續也。古人著書,其動機何嘗在版權,毋亦償還大社會之債務而已。 (二)曰對於國家之債務。原始社會之活動,可以說十分之八九為抵抗自然威力之襲擊以圖存,其後生息漸蕃,社會之情事亦漸複雜,於抵抗自然威力襲擊外,又須抵抗強有力者——敵人——之襲擊,而國家遂以形成。譬如一人入余家,紾臂而奪餘食,剝余衣,占據余之家屋,若餘力不足以勝之,只好退避以任其所欲。孔武有力之人足以制吾死命者奚止千萬,似此等事,實無時無日而不可以發生。無奈此種舉動為國家所不許,故強有力者亦莫取侮余,余之所以得安其居而樂其業者,國家之力也。既享受利益,當思所以維護之。此債宜償。 (三)曰對於家庭之債務。動物之愈高等者其肢體之本能愈薄弱。豕之生也,墜地即能行走。牛則數小時。貓則十數日,人則歲余。甫生而棄諸野,吾敢斷其不足以自存。且社會愈複雜,求知之程度亦將愈高。少小之呵護,長而就學,其勞力與費用出自何方?家庭之給養也。吾人今日得以批評家庭組織之良否,此種知識,何自而來?家庭之所賜予也。苟無提攜將護者,此皮囊早果野獸之腹,不入學且為文盲,遑論評判制度。故提攜將護之德,使我不能忘情,此債須償。 凡此三事,有名之曰「義務」者,但「義務」二字太輕鬆。因為義務雲者,可以做可以不做。梅蘭芳唱義務戲,不唱亦何妨?至於債務,則非還不可。綜計社會、國家、家庭,之所以惠我者太大,享受而不圖報,自覺不安,因名之曰「債務」。 八 童謠乃社會心理之結晶表現。以今義釋之,殆即所謂「輿論」矣。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又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又如「千里草,何青青」之類,皆所謂童謠也。大抵三百篇之《風》與《南》,其不得作人之主名者,類多童謠。所謂「十五國風」雲者,即十五國民眾之局部心理表現而已。即如近代各府州縣之里巷歌謠,關於女兒之苦、媳婦之難、翁姑之頑、苛政之猛,各種心理莫不充分表現。蓋以人之心靈受一種猛烈激刺之後,或大哭一場,或大笑一陣。迨痛定思痛或得意忘形之時,每發為韻語以詠嘆之,以自舒其胸臆。就生理及心理之兩方面言之,大哭一場固辛苦,但大笑一陣亦何嘗不辛苦?長言永嘆,為己非為人也。迨歌曲既成,他人有受同等之激刺者,自覺此歌實先得我心,遂假藉以舒其胸臆。展轉相借,而「謠」之地位乃成。故余尊之曰社會心理之結晶表現,非虛言也。是以古之聖君賢相,凡關心民瘼者亦知重視里巷歌謠,蓋認識其為社會心理之結晶表現故也。 九 動物之生存競爭,唯恃力與智。力屬於生理,而智則屬於心理。就弱肉強食方面言之,力為尚,似乎生存之要素,端賴軀體雄偉。但世界上之小動物猶在滋長蕃衍中,而太古時代龐然大物之飛龍飛鼉,則早已絕種矣。以此論之,智為尚,似乎生存之要素,端賴趨避靈巧。但吾以為優勝之根本條件,尚有超乎力與智之外者。 人類之所以能宰制萬物,首在生理上之有彈力性,故最適於生存,能生存而智慧乃可得而施也。凡群居動物必不能獨處,索居動物必不能集群,唯人類則群居、獨處兩無不可。凡肉食動物必不能芻食,芻食動物必不能肉食,唯人類則葷食、素食二者咸宜。是以雖野花滿山,而失群之蜜蜂,不崇朝而即斃;然高人隱士棄城市而遁跡荒山,非唯不即斃,或更可以延年。不得狐兔之虎豹,雖日游於芳草連天之郊原,行將餓死;反之,無水草之牛羊,雖日與雞犬同群,無濟饑荒。唯人則肉糜也可,菜根也可,清水豆腐亦無不可。無論飲食與居處,俱能伸縮自如,此之謂生理上之彈力性。 吾因是而發生兩種感想:其一,所謂「社會制度順乎人情」一語,似不甚圓滿。何謂人情?人類生理及心理之彈力性既如上述,則社會若易一新組織,定一新制度,行之既久,又安知習慣之不能改乎常度也?然則謂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本位,與蘇俄制度絕對不能相容之說,未可恃矣。其二,可見人生事業,生理上之關係最大,而心理次之,亦即心理上之變化可隨生理而轉移是也。歷史上之英雄事業,其動機實甚平凡,出人不遠。但何以他人見及而不為,而彼獨為之,卒成豎子之名,其故安在?於斯可見,凡成大業者首在精力彌滿,精力彌滿則精神強固,精神強固則遇事不畏難,不苟安,不反顧,不能有暇。是故英雄事業之動機,在精神懈惰者雖或有同一之見地,然不能即知即行,稍縱即逝矣。 自信力之強弱,每與身體之強弱為緣。勇氣者何?即自信力之實施而已。故凡神經衰弱者無不怯。雖則曰兒童不識虎故不畏虎,迨知識愈多,則徘徊審顧之程度亦將愈深。斯言也,就「知」的方面言之,不無幾分理由,若就「行」的方面言之,則仍系乎年齡之少壯與老弱。因為一般人之平均統計,不見得知識定與年俱增,而勇氣則定與年遞減。可見人生仍以生理為主要,因生理能支配心理故也。 一〇 清高宗作太平天子六十年,閒暇無事,因常得肆情于山水間,且到處留題。其作品有「夕陽芳草見游豬」之句,真可謂妙想天開。夕陽芳草下而可以著一「豬」字,此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也。然而亦不必大驚小怪。須知帝王自是生於深宮之中,豈同田家子。彼與老豬相見之機會原甚少,乍見此物之態度雍容,舉趾閒雅,自覺新奇可喜,可以入詩,亦固其所。 民國十四五年間,一日敘於友人家,偶舉此事作談助。僉曰妙,不可不略為煊染以廣其傳。於是屐紙作畫,姚茫父畫夕陽芳草,王夢白畫豬,各盡其妙,佳作也。畫既成,茫父更題試帖詩一首於其端,妙緒橫生。詩曰: 賦得夕陽芳草見游豬 得「游」字五言六韻 不覺悠然見,群豬正爾游。夕陽隨地沒,芳章接天柔。隴外牛羊下,望中山水秋。尾搖紅暗淡,蹄認綠夷猶。有幸陪龍仗,無端助鳳樓。不因書寫誤,句向御題求。 此一首可稱試帖詩之正格。「游」字謂之官韻。官韻必須押在第一聯或第二聯。前四句謂之破題,須把題目字全數嵌入。如首句嵌「見」字,次句嵌「豬」字、「游」字,三句嵌「夕陽」二字,四句嵌「芳草」二字是也。若能把「夕」字與「陽」字分開,「芳」字與「草」字分開,勿聯嵌,則更佳。故此詩若在科場裡,中則必中,但不能得元矣。又第三聯謂之領起,故第五句以「牛羊」襯「豬」字,第六句以「山水」襯「草」字。且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可以照應「夕陽」。第四聯謂之拍題,寫豬之正面,而第七句以「紅」字貼「夕陽」,第八句以「綠」字貼「芳草」,此一定之格局也。鬥技巧於文字之外,束縛性靈,科舉之可惡即在此。然而此乃文章技術之一種,韻文之一格,故無論如何,在中國文學史上亦占一位置。 詩之起句「悠然見」三字,亦須附帶說明。當日席上有述某公之近事者曰「某公自解甲而至於掛冠以還,邇來過其林下歲月,頗好為詩,尤以擬陶之作為特多,蓋心儀靖節之為人,且每以陶淵明自況」雲。聞者曰:「陶與某之品格及其生平,相去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人曰:「不然。兩人之品雖不同,而形則有極相似之一點,某斜眼,陶亦斜眼也。」問某之斜是矣,陶何以知其然?曰:「有詩為證。陶之《飲酒》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諸君思之,面東而得見南方景物,非斜眼其能若是乎?且可斷其必向右斜也。」此姚作「悠然見」三字之所由來也。 一一 花草之名,每因俗人亂呼而漸迷其本真。如榆葉梅之為「唐棣」,扒山虎之為「薜荔」,黃刺梅之為「薔薇」等,不勝枚舉。物之名乃唯人所命,原非生而有之,古人呼之曰唐棣,後人亦何嘗不可以呼之為榆葉梅?斯固然也。但吾人讀《詩經》而知有唐棣,讀《楚辭》而知有薜荔,不知何年何代而此物失蹤。實則何嘗失蹤,即在目前,豈不令人迷惑耶?每見小學校之庭院,其木牌所以標示兒童者,亦曰扒山虎也,榆葉梅也。花匠不足道,負師保之責者又何必迷惑兒童?豈得謂今之兒童永不會讀《詩經》《楚辭》,將不患其發生疑問也? 中國人最好更易固有之名,而以地名為尤甚。致令後之讀史者多費幾許精神,非細事也。即如南京,凡十有一名,曰南京、金陵、秣陵、建業、建鄴、建康、江寧、潤州、昇州、白下、應天是也。此不過據記憶之所及,或尚不止此。然而羅馬、耶路撒冷等,吾未聞有二名也。此則中外人最相異之點矣。但此等無意識之舉動,不能盡歸罪於文人。試思自民國政府成立以來,尤其是黨國政府成立以來,地名之更易,實較於任何時代為尤甚。此皆出自嶄新人物之手,不得謂文士之矜奇矣。最堪捧腹者莫如辛亥革命後,易廣州之永清門為「永漢門」。此輩傖父,絕不思索「永清」二字之作何意義及此門之始自何年,徒知漢人已革滿清政府之命,則凡是「清」字或「滿」字悉應以「漢」字易之而已。今廣州之城牆已毀,無此門矣,但原有之永清門大街,則猶曰「永漢馬路」也。「永漢」二字,最足以暴露當事者之不學無術,真可謂傖態可掬者矣。不特此也。假令清華學校設在廣州,當早已易名為「漢華學校」。民國三四年間,曾親聆一志士正其色而道之,深以此名之不易為大奇,事實俱在,殊非理想之談。充其量可以「漢風徐來,水波不興」及「春水漢四澤,夏雲多奇峰」也。 一二 中國人喜多名,最為無理。有父母之所命,是曰小名。既冠而易之,謂之字。有朋友之所稱呼,謂之號。死後易名謂之諡。諡之意義原甚好,蓋以其人之道德學問及其生平,咸認為對於社會或國家有相當之勞績,或可作人群之模範,至此已告一結束,且更無晚節踰閑,為盛德累之虞,於是以群眾心理之公斷,用一字或兩字優美之名詞以稱之,用表景仰而志不忘,此所謂蓋棺論定,用意至公道,而精神且極莊嚴。如陶潛既歿,學者咸稱之曰「靖節先生」,此其例也。宋元明諸大儒,既歿而由後學擬諡者甚多。考死後易名之事,其法甚古。如《論語》之「孔文子」,又《孟子》所謂「名之曰幽厲」之類,可見此等事實出自群眾之公斷,而非一二人之私意也。下逮唐宋以至於今日,法雖猶存,而精神則已變遷矣。如何而後可以諡曰「文」,如何而後可以諡曰「忠」,完全以呆定之「資格」論,並非以客觀之「人格」論,且更反其道而行之。如「靖節先生」等類,原出自眾人客觀之尊稱,或褒或貶,各自有其精神之所在。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等嚴重,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循至後世,則但憑帝者一人之主觀以為衡,「諡」之意義,至此遂變為賞賜之具矣。然此猶得曰凡定諡必經閣議公決,然後進呈取旨,非帝者一己之意。但一方面須因依出身之資格,一方面又須迎合帝者之心理,已無復客觀景仰之精神。至於以「蓋棺論定」而變為「生前上尊號」,則更屬無聊可鄙。漢魏之世,帝者諡號尚不過二字。至唐高宗改諡太宗為「文武聖」皇帝,始用三字。天寶末,又加至七字。迨元宗、肅宗之歿,皆以九字易名,去古逾遠矣。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贈列祖之諡為十四字。五年,又增加二字為十六字。至於神宗之尊號,則生前累加至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神宗皇帝,並神宗兩字則為二十二字,舉天下優美之名詞而集於一身,實亘古所未聞。「背時文人多別號」,猶是新陳代謝,非同時而並存。至於上尊號,實臣僕之獻殷勤以為諂諛之具,於帝者無責焉。《春秋》之義譏二名,以二字成一名猶且譏之,以其妨礙記憶及書寫之費時也。是以漢魏之人名皆一字,無二名者,服膺《春秋》之義也。 一三 南宋張世南之《遊宦紀聞》,謂「欲知一歲中每月朔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用此法細按之,實毫釐不爽。若以之逆推,如民國九年庚申,舊曆正月朔乃戊申,則民國元年壬子,舊曆二月望必為戊申。又如一九二九年己巳,舊曆正月朔乃丙戌,則一九二一年辛酉,舊曆二月望必為丙戌。又如舊曆之本年本月,即甲戌年十二月朔乃辛巳,逆推至第九年十二月之次月,即丁卯年正月望亦必為辛巳是也。彼之所以八年既滿而朔望甲子恰相對於次月者,其理如下。 月繞地一周非三十日,乃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強,是以平均兩月之中必須有一月小盡而十五乃得月圓。地繞太陽一周乃三百六十五日六小時弱(欠十一分十四秒乃滿六小時),今先不計所差而但以六小時算,則一年十二個月即令每月各為三十日亦只得三百六十日,尚欠五日零六小時,今以將就月圓故,年中有六個月小盡,則一年少卻十一日零六小時矣。第一、二、三年共欠三十三日零十八小時,置閏一月,尚欠三日零十八小時。第四、五年又積欠二十二日零十二小時,加上舊欠之三日零十八小時,共得二十六日零六小時,置閏一月,又預支三日零十八小時。第六、七、八年又積欠三十三日零十八小時,置閏一月,尚餘三日零十八小時,以之補償第五年置閏之預支,其數恰盡。此所以相對在八年既滿也。至於本月朔而與八年前之次月望相對,則因甲子以六十而一周之故。 八年三閏,以日計似是無餘,而所差實尚大,必至十九年七閏之後,所差乃減至較微,此所以十九年為一章,「章歲至、朔同日」一語,遂為我國曆算家之金科玉律。《前漢書·律曆志》曰:「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書·律曆志》曰:「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宋度宗咸淳六年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為閏十一月。當時臧元震以為大誤,其說曰「理宗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為章歲,其十一月是為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前,不應在冬至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不應在十一月三十。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只有六閏矣」云云,其說可謂深切著明。於是乃命陳鼎等修改現行之《會天曆》(理宗寶祐元年所頒行者)。咸淳七年乃頒行《成天曆》。臧元震之說帖又稱「一章之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或六千九百三十九」云云。若以現行陽曆計算,十九乘三百六十五為六千九百三十五,每四年閏一日,二十年共閏五日,合為六千九百四十日,置閏例在二月,若計算在第五閏之先,則為六千九百三十九日,與古法恰相合,始知以十九歲為一單位,實舊曆之原則也。 現行陽曆,每四年置閏一日,亦作六小時計算,實則每年預支十一分十四秒,故每四百年間,須少閏三日。但仍有差,須至四萬三千二百年,其數乃盡。此乃按十一分十四秒之說計算也。然而此說近代似微有異同。要而論之,無論某種曆法,亦無時而不有差,只爭數目之大小而已。 一四 顏色之與生理學,關係甚大。以下等動物證之,如牛見紅色則暴怒,故西班牙之鬥牛者,以紅旗一揚,牛即怒眥欲裂而犇觸之,但猴獼見紅色則動性慾。同是一顏色,而生理上所受之衝動則異其感應矣。唯人亦然。各人之好尚不同,而愛憎之心即緣是而起。譬諸男女間,妻愛青色裳衣,而夫則以綠為美。客廳之牆壁宜用某種顏色,飯廳宜用某色,寢室宜用某色。床帳窗簾,桌布椅披,宜用某種顏色為之配。若夫婦間之觀感不同,則一人感覺愉悅,一人以為刺目不安。入此室處,隨時均受激刺。不察者以此等事為無足重輕,豈知愛情即可以由此而崩潰,非細事也。唯聲亦然。李自成得陳圓圓,令歌以侑觴,圓圓為歌《驚夢》,甫按拍而發「裊晴絲」三字,自成即皺眉曰:「卿貌甚佳,何聲音之靡靡難耐也。」令輟歌而易一人歌秦腔,乃色焉以喜。以是知人之好尚,雖萬有不齊,舉其大別,則在乎腦筋之粗細。即以聲色言之,聞見而感覺愉快者何也?必此聲與此色能衝動其腦筋故也。感覺之謂何?即神經受刺激而已。是以馬來之棕人、西印度之紅人、非洲之黑人,其婦女之裝飾率皆大紅大綠,蓋以其腦筋較粗,非銳利之顏色沖之不動,雅淡妝飾彼將熟視而無所睹矣。聲音亦復如是。蠻族之樂歌,類皆繁響嗷嘈,非如此不足以動其聽覺。此李自成所以聞「裊晴絲」而蹙額也。 一五 中國北方之建築,以房屋環繞花園;歐美建築,則以花園環繞房屋。以房屋環繞花園,遂生出迴廊曲檻之美;以花園環繞房屋,遂生出四面玲瓏之美。此東西人類美術思想之兩絕對也。凡事物之成兩極而對峙者必能並存,如陰陽、晝夜、寒暑、正反之類皆兩絕對也,不可偏廢,必能並存。是故中國建築術與歐西建築術,無論在美術史上或建築史上,各能占一位置。何以故,蓋以斯二者之地位,形成兩極而對峙故。 至於上海洋場之三樓三底、廣東鄉村之三間兩廊,在美術上既不成格式,在規模上又不成體制,故無論在美術史或建築史皆不能占位置。蓋以其界乎兩極對峙之間,兩不相屬,而又不能調和故也。 然則所謂「中庸之道」,其殆將不能存在矣乎?曰惡是何言?中庸之道,大道也,天下之正義也。赤膊之與重裘形成兩絕對,而中庸之道則袷衣也。赤日當空之與長夜漫漫形成兩絕對,而中庸之道則初陽與夕照也。即以建築而論,若有人能於東西二者之間,獨出心裁,創一新格式,能兼收二者之所長,又能調合而和諧之,庶幾可稱為東西兩建築術之中庸。若上海洋場、廣東鄉村之屋宇構造殊未足以登大雅之堂,無地位之可言,去中庸之道,更遼乎遠矣。平心而論,以貴族階級之府第或別墅言之,則中國之重樓幽邃、復道縵回之結構,可以毫不客氣的自居世界第一位,世界之人亦必無間言。唯中國之鄉村與外國鄉村較,殊覺汗顏耳。 一六 自歐戰以後,世界之經濟組織根本動搖,其影響竟以最大速率傳遍於人類社會。於是家庭觀念亦隨之而搖動,產兒限制論遂為應時而起之一大問題,然而不幸此問題之為消極的也。凡事之先知先覺者必屬於知識階級,若遇積極事件,則智者導於前,群眾隨其後,此乃進化之正軌,亦世界之所以向榮。 唯產兒限制論之起,吾知感覺此說之必要而率先實行者,必為思想敏銳之人。若下層社會,則依舊率其本能,孳孳而動,隨天機之生滅而已。循此以往,不及數百年,而優種或將有陵夷之患。據吾之日記,一九二七年美國優生學會之調查,謂上流家庭之生產率,與十年前比較為四點五與二點九之比雲。當日之所謂十年前者即歐戰以前,今距其調查後又八年矣,優種之退步又不知作何比例,是則可憂也。 近來世界各國多提倡廢止死刑。據一九二八年之調查,已廢除死刑之國家,歐洲則有荷蘭、那威、瑞典、葡萄牙、羅馬尼亞、呂菲亞、立陶宛,南美洲則有阿根廷、古巴、哥侖比亞、亨都拉、烏拉圭。此外尚有丹麥、芬蘭、比利時三國,多年未執行死刑,實等於廢止。一八七四年瑞士之憲法,首先明定廢止死刑,是為世界之最先國。其憲法之本條有一但書,謂各區仍有執行死刑之自由雲。然實際上,全國十五區中之五區,自憲法頒布後,從未處死一人。其餘十區,於過去四十年間,只刑七人而已。又美國四十八省中,有八省已除死刑。義大利原於一八八九年廢止,但近年屢次謀殺首相墨索里尼,故自一九二七年始恢復死刑,但只限於謀殺國王及首相者,其餘不在此例。 齊之以刑,原是不得已之所為,若民德日進,則小懲而大戒可矣。人生實難,豈必殺之而後快?然此乃死刑之應否廢止問題。能否廢止,又別為一問題矣。今日之中國,只配談能不能,尚不配談應不應。待他日國人動極思靜,回頭讀四書五經,把「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章,熟讀以至於心領神會時,庶幾可以談應不應矣。中國之《論語》出版,在瑞士頒布憲法之前二千四百年,惜乎非舶來學說,國人不之信也。 一七 西哲謂習慣為第二天性,中國普通用語曰習慣成自然,其意義正同。宋儒所謂變化氣質,其意蓋謂改良習慣。但「氣質」兩字,以字義繹之,則近於天性矣,意義實不甚明了。 改良習慣真不容易,因自覺其不良而思改造時,則已成為第二天性矣。非具大智慧者恐不易言,可畏也。故慎之於始,實為寡過之不二法門。 人類為世界最高等之動物。乃人類之自道,未可厚信。若以超人類之慧眼觀之,斯語未審果能成立否?兇狠如虎狼,賤如狗。有誰曾聞某處虎狼互斗,噬殺百數十頭,陳屍於野?又有誰曾聞某處之狗互斗,齧斃十餘只,血濺通衢?唯人類則何如矣。他勿具論,即以一九一四年之歐洲大戰言之,執干戈以赴疆場者計六千五百萬人,戰死者八百五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五人,負傷者三千七百四十九萬又三百八十六人,間接而死者則無可稽考矣。世界最高等之動物,固如是耶?實嗜殺之動物而已。 晚唐五代之亂垂百年,殺人如草芥,不但殺人者不動心,即被殺者亦不動心。人民咸以干戈為經常,承平為例外矣。宋太祖有見於擁兵者之不祥,極力裁抑軍閥。至仁宗初葉,西夏趙元昊叛變,消息傳來,文武百官發言盈廷,倉皇失措之情狀,活現於青史。斯時上溯五代,僅六十年間事耳,而士氣之弱,人心之柔,竟已若此。然則謂嗜殺乃人類之天性,又不能無疑,愈可證人類彈力性之大。蓋以人類本群居動物,亦感情動物,好群居而富於情感,結果最易於盲從,證於歷史上之群眾運動可知。每一運動之起,主義雖極偏跛,但潮流可趨,雖有智者亦不能自外。所謂以理智克制情感雲者,乃個人之修養問題,非所以喻於群眾耳。人類之天性乃如此,是以「人治」問題,根本上實較「法治」為優。得一聖君賢相而天下大治,彼歷史之告我者,固不乏其先例也。奈聖君賢相之不易得何?「草上之風必偃」一語,真能把人群社會形容盡致。 一八 中國風俗之祀神,與其謂之迷信,毋寧謂之娛樂。如清明則春服既成,且值嫩綠浮天,亂紅遍野,踏青郊外,誰曰不宜?端午節天氣炎熱,競渡為適。七夕乃氣候新涼,殘暑未盡,聚家人婦子,剝瓜果於中庭,輕羅小扇,笑語雍容,復有自然界之耿耿星河,金風玉露,致足樂也。中秋節則正是已涼天氣未寒時,舉杯邀月,對酒高歌,亦人生之樂事。重九則秋高氣爽,與二三知己,攜果餌以作山游,非唯風雅宜人,抑亦深合乎養生之道。歲時伏臘,則五穀既登,只雞斗酒,以自犒其終歲辛勤,正所謂歲晚務閒,相與宴飲為樂。凡此諸事,與印度、希臘、羅馬之祭節比較,正可見彼迷信而我豁達耳。 清明、七夕、中秋、重陽各節偏重於家庭娛樂,唯端午競渡則帶社會性。又各節背景多含半神話之故事,唯中秋則純屬欣賞自然。雖則有廣寒宮殿之說,然此乃月之神話,非中秋節之神話也。各節之娛樂方法不同,無一而非具優美性。此種良風俗,如之何其廢之,亦曰不學無術而已。變其政不易其俗,先哲所訓。英國人最能得此中三昧,可謂禮失而求諸野。若知所求,猶將勝於不求者。 又中國祀神之俗,與其謂之迷信,毋寧謂之崇拜英雄。如關公廟、岳王廟等遍於國中。其人則中國先民,其事則垂諸青史,並非三頭六臂飛行絕跡之怪物也。但相沿之習俗則曰「神道正直」,人如正直則歿後可以為神,其論斷法乃如此,視「人」「神」為一體,無有二端。然則其膜拜之客體為何物,亦曰「正直」而已,「英雄」而已。希臘、羅馬、埃及、印度之古代史,其神道主觀,何嘗有此?更有道家之神仙,其對象亦猶是人類。總之自印度思想未入中國之先,人民之所信仰、所崇敬、所膜拜之客體之對象,固未嘗出乎人道之範圍。即如社稷神(土地神)之類,其客體雖或為頑石等物,但膜拜者主觀之對象仍是正直之神,此神之前身即正直之人,其思想與理論固是一貫。要之總不出崇拜英雄、敬禮賢者之心理而已。 一九 凡物之可以充食料者,定質曰「食」,流質曰「飲」,夫人而知之矣,如飲酒、飲茶、飲水、飲湯之類是也。唯於藥則不曰「飲」而曰「食」,「飲藥」則為服毒自殺之意,此例外也。又中國文字之運用動詞,最為神妙。即以「飲」字言之,服毒謂之飲藥,剚刃於腹謂之飲刃,中槍謂之飲彈,中箭謂之飲羽,謂箭貫其胸而及於箭末之羽毛也,太厲害矣。刃、彈、箭等皆實物,硬硼硼,如何能飲?然而「飲」矣。 又如自殺一事,其所運用之動詞,真有妙到秋毫顛者,如伏劍、仰藥、蹈海、投繯等是也。試細細玩味其所用之動詞,便知其妙。持劍自殺,唯恐手軟無力,乃以劍擬胸,身體向前一仆,劍自貫胸,是謂「伏」劍。調鴆於盞,持向唇邊,閉目而把脖子一仰,是謂「仰」藥。唯平地乃可蹈,蹈於水面,如何能立,是謂「蹈」海。以繩或帶做成一圈套,納頭於其中,是謂「投」繯。凡此諸動詞,真能把自殺者最後一秒鐘之神態刻畫出來,是不容易。 中國文學上以形容詞移作動詞用,最為普通,如「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之類是也。說者謂中國字太少,不敷所用之故,殆未必然。如晉公主語王戎曰「我不卿卿,誰更卿卿」,「卿」字原是名詞,但此處之疊字,下一「卿」字借作代名詞,上一「卿」字借作動詞,豈亦不得已之所為乎?中國字縱貧乏,亦何至於並此等動詞而無之。 名詞借作動詞用,亦甚普通,如滅人之國曰「屋其社」之類是也。唯「母儀天下」之「母」字含義最豐,其意若曰「示為母之儀表於天下」,此一「母」字兼有動詞及形容詞之兩種作用,或可以訓作「以母德儀天下」,以「儀」字作動詞亦可,但此訓恐不免有強解之嫌。似此等類,究竟是文字之幼稚抑文章之極軌,吾不敢言。無論左右袒,吾均可以提出一篇有力之訴訟詞也。 二〇 年來學術界對於術語統一、譯名統一之工作已漸提起注意,此亦差強人意之一事。古人用字,豈但對於名詞須有一定之標準?即動詞亦復如是。 歸元恭先生曰:「地理志所用之動詞,均有定則。凡所穿行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達終點曰『抵』。」凡所云云,真能對此諸動詞下一科學的定義。舉凡諸史之地理志、各省、府、縣誌及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莫不遵守此例。可見古人為學,其科學的精神之嚴格,誠不可誣。至若清初考據學者,其科學規律之謹肅,更無論矣。 殺人之動詞如殺、戮、誅、殲、屠、宰之類不勝枚舉。《春秋·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鼓用」鄫子於社。擂起大鼓來,「用」了他。《又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以「用」字代「戮」字,最是新奇可喜,為群書所無。 二一 貢舉之制,始自漢朝,就孝廉、賢良方正有道等科目觀之,自是以人格為重。但欲知其人之品格,一面須聽諸輿論,一面須憑考察,賢不肖乃可得而別也。故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之謂矣。若只憑文章以為衡,是不啻據本人之自白以定去取。盜賊奸宄,亦何嘗不可以作忠孝節義之談。是故憑文取士,已屬笑話。至於謄錄關防,則更等於暗中摸索矣。欲為國家舉賢才,而以暗中摸索出之,寧非滑稽?關防之制,始於北宋。真宗景德四年,考試進士,始設關防所以杜請託也。又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所以杜偏私也。史稱「所取士只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當日已如此,後世更可知。所以科舉制度終至不能存在,勢使然也。 科舉制度,其取士之標準為何如,別為一問題,此乃屬於手段方面。至於此制度之精神,誠未可厚非。自由競爭,科舉之所長也。使全國之智識階級散而不聚,鄉村與都市得以保持發達之平衡,尤為科舉制度之特長。俾士麥之治德,其最大精神即在於此。當今才智之士,皆集中於都市以討生活,是以「出路」二字,幾成人生之最大問題。試問科舉時代,曾有「出路問題」之一語句否?誠未之或聞。方法或手段盡可隨時更改,唯此制度之精神則真可師耳。拔擢之與分配,宜兼籌並顧,庶可稱為政治家。 二二 世界之動物,人稱最靈。然靈巧實煩惱之媒,與他種動物較,誰苦誰樂,正未可知。除牛馬之被人驅使,雞豕之被人宰割,此乃人類之罪惡,別為一問題。試以燕雀而論,彼等之衣、食、住均無足慮。毛羽為衣,得自天賦。食則俯拾即是。住則夫婦共同工作以築新巢,巢成,則將其雛哺養之職,以群雛之羽毛豐滿為限度。此外則優悠自適,樂彼天和,舉凡人類之一切苦惱,彼無一焉。人類誠為最靈之動物,但是否為最樂之動物,未可知矣。唯問人生之意義為鬥巧耶,抑為安適耶?則此問題可以下判斷矣。 惠施謂莊周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蓋謂其主觀之難為據也。莊周答之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亦謂其主觀之難為據也。主觀誠不足據,但客觀亦何嘗可據?是以埃因斯坦之相對論,首重「坐標」。坐標者,客觀之標準也。無坐標則渾茫無跡,是謂無物,更何觀之可言?唯坐標隨時均可移易,位置變動輒觀察全非。善惡、是非、苦樂、成敗,字面上雖形成兩絕對,然實只是「相對的」,應先以「人生意義」為論斷。但人生意義根本於「人生觀」,人生觀則每隨環境、學問、年齡為轉移。由此言之,「客觀」雖為科學之根本大法,唯坐標之立,端賴主觀。是則苦樂善惡,果何所憑依?「相對」而已。 然而坐標亦非絕無定律者,以「國民」為群眾之坐標,「國家」為國民之坐標,「領土」為國家之坐標,似是無可移易矣。當敵兵壓境之時,國民之意義如何,斯時之人生意義自可因環境而定之。但是環境雖劃一,奈學問之不劃一何?或則以「黨」為國家之坐標,黨費由國庫支出;或則以「民族」為國民之坐標,證文化於史乘。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此「相對論」之所以顛撲而不能破也。 二三 東坡《洗兒詩》曰「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是疾世語;曾文正曰「唯懵懂可以祓除不祥」,是閱世語。人但如呂端之大事不糊塗斯可矣,小事何必太聰明。察察者只不過具有「聰明性」,能把聰明藏而不露乃真「聰明人」。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鬼亦豈無所事,何必不憚煩而瞰人之室?斯可知矣。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不察者以為是「隨遇而安」之意,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所不可,此大誤也。苟如是,則孔子之人生意義漫無著落,完全隨外界以流轉,豈得謂「不願乎其外」?於斯可見「位」也者,並非富貴貧賤之位。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即所謂「外」也,非「位」也。此一「位」字,實孔子自得之立腳點。欲明斯義,莫若比諸地球之軸。一年之中,地球雖飛行五萬萬八千四百萬英里,旋轉三百六十五次,但地軸則無時無地而不正對北極星,無所偏斜。晝夜四時之遞嬗,頃刻變遷,正如人間寵辱之過而不留,此即所謂「外」也。地軸之方向不變,乃其「位」也。必如此解釋,然後「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兩句,庶不衝突。故曰「無入而不自得」。 二四 《紅樓夢》之價值與地位,世有定評,無取詞費。但讀者多有怪大觀園之唱和詩詞未免太幼稚,嘆為美中不足者。吾竊以為此正是作者嘔心處。將謂作者不長於此道耶?試讀第五回之《紅樓夢曲》如「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只惜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顏春已闌」,是何等筆墨!本低而強攀欲高,固屬不可能;但本高而抑之使低,尤為不容易。作者為欲適合小兒女口吻之故,不惜強自貶抑,作了百數十首幼稚之詩,然又不甘委屈,復作《紅樓夢曲》十二折以自見。此中甘苦,固未可為外人道矣。 《金瓶梅》亦一部有名之巨帙,少日讀之,未盡兩卷而大失所望,覺其筆墨遠遜於《肉蒲團》。繼乃改變方針,認作一種社會小說讀之,始信盛名之下必無虛也。蓋此書的是描寫下流婦女之作品,乃《紅樓》之倒影。試觀書中之人物,一啟口則下等婦人之言論也,一舉足則下等婦人之行動也。雖妝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自奉擬於貴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目的如在於寫淫,又何必取此粗賤之材料哉!益之以纏綿悱惻,不更可以動人耶?三十年前,吾嘗有一篇不署名之短文論此事,載於橫濱之《新小說》雜誌,偶憶及之,附記於此。 房帷衣飾,飲食起居,一切皆貴族式,而仍不掩其下流。此種才能,與高文學而故為幼稚,其艱難正復相等。 二五 當有聲電影尚未發明之先,影片上之字幕,成為一種特殊文學。歐美諸國之業影業者,恆以重金聘此才。蓋以其須用極簡短之字句以說明複雜之劇情或描寫幕中人深刻之情感,誠不易也。 中國章回體小說之回目及傳奇體小說之下場詩,其作用亦大致與字幕相類。回目例用兩偶句,多為三五或四四之八言聯語。少於八字或多於八字者亦所常有,但八言較多。其佳者非僅文字優美,對仗工巧,且能以區區十數字提挈全回之綱領。萬數千言所鋪敘之事故,用兩語撮其精華,是不容易。吾謂回目之最佳者莫過於《金瓶梅》。 傳奇每出之下場詩,其作用則非在提挈事實,而在披露劇中人之情緒。於扮演既竟而將下場時,更留劇情之回味與觀眾,法至善也。換言之,乃用劇中人之情緒,於悠然而逝之時,重新把觀眾之情感蕩漾幾下而已。下場詩以七言四句為最多,或用五言。如《合縱記》則五六七言不等,或兩句或四句,且非每出必有。《踏雪》一出下場只用兩句,《遊說》一出則用六言四句。又元人劇本之下場詩,間有用襯字者。明人則最喜集唐。至若《長生殿》更全部集唐,且有天衣無縫之妙。 傳奇每出之標目,由兩字至六字不等。王實甫《西廂》則用六字,如「張君瑞鬧道場」「崔鶯鶯夜聽琴」等是也。《琵琶記》則用四字,如「琴訴荷池」「代嘗湯雞」等是也。更有《荷花盪》之用三字,《醉鄉記》之用五字,則不多見矣。自明以後幾盡用二字,吾以為二字標目最佳。 二六 此一短篇與普通之文學史不同。文學史之組織法,通常多以朝代為綱,人物為緯。茲篇則以文體為綱,作品為緯。 所謂文體雲者,其大別則為散文與韻文,茲篇則縮小範圍,專就韻文方面立論。因為散文無大變化,近代之散文與古代之散文,在文體組織上無甚差別。若謂今不如古,亦只是文章技術問題,非文體之不同也。唯韻文則不然,漢賦之與駢文,古樂府之與近體詩,詞之與曲等等,結構絕然不同。蓋以中國之文字,乃一字一音,最宜於韻文,故我國之韻文,變化特多,為世界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及。 又茲篇所謂韻文之「文」字,乃廣義的,包括樂府、詩、詞、曲等在內。 文學與純文學略有差別。文章原是一種工具,其作用大略可分為記載事故、發表意志、傳達思想、抒發情感等。但純文學則有時專為作文而作文,其所作之文並不打算與他人讀,乃至不希望有人讀。然則此類文章更有何用處,不既等於廢物矣乎?是不然,因為文章工具之說,乃知識作用,但人類於求知之外尚有所謂精神。為作文而作文之文章,即精神作用也。由此言之,則此類文章,其重要性殊不減於工具之文,或更過之。但此類文章,多屬於韻文方面。 凡物之變也,必有其原因,無因則不會起變化。又必有其途徑,不循途徑則變不成功。蓋此等轉變非一蹴而可幾,不同變戲法。變戲法乃假的,而此則甚真也。 譬諸下等動物之變為人,語其原因,則因為感覺走路之外尚有其他工作,乃漸改為以兩條腿專任走路,以兩條腿專任走路以外之工作。語其途徑,則不知幾經變遷乃變為猴,猴乃變為人是也。唯文體亦然。 語其變化之原因,約有二端:一曰欲勝古人,一曰避免困難。語其途徑亦約有二端:一則從文章結構方面,一則從修辭方面是也。出發點雖各異,而結果乃會於一途,亦初意所不及料也。試申論之。 試以文體為綱,表其種類及轉變之次序如左: 《詩》三百篇乃中原文學之祖,一切變化皆由此出。 在文的方面則有騷、賦、七、駢文、律賦等,在詩的方面則有古樂府、五七言詩、新樂府、詞、曲等。 請言騷。騷即《離騷》,乃《楚辭》之一篇。但何以不曰「楚辭」而曰「騷」,因《楚辭》乃書名。又何以不曰「離騷」而曰「騷」,因《離騷》乃篇名。而「騷」則為一種文體之名故也。《離騷》一篇不過二千餘字,竟成為一種獨立文體之名詞,因此可見《離騷》之偉大,同時亦可見屈原之偉大。 《離騷》實《楚辭》之主體,此外如《九章》《九歌》等篇不過附庸而已。解剖《楚辭》,其成分約有三種: (一)受三百篇之影響。三百篇之主旨曰溫柔敦厚,曰怨而不怒。《楚辭》適符斯旨。(二)荊楚民族之特性——即一種半神秘性是也。讀《九歌》可見,三百篇並無此等神話。(三)屈原個人之特性。屈子之為人,以一身而具備兩種矛盾性,即面目冰冷而情感則熱至沸點是也,故結果乃至自殺。試舉其作品之數語,便可見其自殺之途徑: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離騷》)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惜誦》)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哀郢》) 以上所舉,在《離騷》一段之語意曰「只要我問心無愧,你不原諒我也不要緊」,還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話。《涉江》之所謂「吾生無樂」「愁苦終窮」,則已入於悲觀了。《惜誦》之語意則是「欲退不能,欲進不得」,自覺無路可走了。《哀郢》之語意則是「舉目四望,覺得天地雖大,竟無一處可以容其身」。人生至此,舍自殺更有何法?然而至死還是「怨而不怒」,此「騷」之所以由「詩」變也。 荊楚民族得三百篇而成「騷」,中原民族復接受「騷」而成「賦」。宋玉之《高唐》《神女》乃賦之祖,其體為問答,實始自屈原之《卜居》《漁父》。宋乃屈之弟子,秉其師承,分所應爾。此戰國之賦也。西漢司馬相如之《子虛》《上林》,其規模實出自《高唐》《神女》。但《高唐》《神女》,猶是一篇之中設為問答,《子虛》《上林》雖亦各自為問答,而《上林》則又答《子虛》。此則相如有意斗奇,自炫其氣力之雄厚,所謂欲勝古人者是矣。至於揚雄之《甘泉》《羽獵》,則不用問答體而用遊歷體,別開生面,此即所謂避免之說矣。揚雄在相如之後約一世紀。 自《甘泉》《羽獵》開出遊歷體之法門後,而「七」之體遂以興。「七」之結構,乃分篇合作,合八篇而為一篇,其名曰「七」。如枚乘之《七發》、曹植之《七啟》、張衡之《七辯》等是也。移步換形,隨處新人耳目,避免賦之長冗而易倦。後世律賦之分段限韻法,其組織實與此相緣。此就結構上言之,漢賦之所以必變為駢律也。 東漢班固之《兩都賦》取格於相如之《上林》及揚雄之《羽獵》,而瑰瑋過之,實開東漢之風。其中所寫昭陽殿及建章宮兩段,莊嚴華麗,是為漢賦正格,此即所謂轉變在修辭方面者矣。張衡之《兩京賦》亦然。至於晉朝左思之《三都賦》、潘岳之《西征賦》等,則刻意富麗其詞藻,琢磨其字句,實下開駢文之風。要而論之,西漢之賦,朴茂可愛,東漢則專尚華麗,晉則著意雕琢,六朝以後則流於靡曼。賦體之變遷,大略如此。其所以由朴茂而至於靡曼之順序,亦為事理所當然。又試改變目標以觀察,亦復如是。如描寫女性美,乃文學之一種。試觀宋玉之《神女賦》,其寫體態處如「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一段,儀態萬方。曹子建之《洛神賦》,文章千錘百鍊,如「翩若驚鴻」一段乃遠觀,只寫其神光離合;「纖得衷」一段乃近覿,由眉目而身段而衣飾,用細工刻畫;「體迅飛鳧」一段,忽轉而為若近若遠,專寫姿態,但絕不帶病態。即下至於晉,如潘岳之《寡婦賦》,乃為任子咸之妻而作,任妻即潘之小姨也。子咸之歿才弱冠,則其妻之尚在髫齡可知。通篇作少婦口吻,其中最淒涼處如「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一段,亦只是宛轉哀愴,情文備至而已,仍不帶病態。至於六朝以後人之寫女性,則盡屬「林姑娘式」(凡寫女性而帶病態之文字,吾名之曰「林姑娘式」)。則其轉變之順序亦由朴茂而靡曼矣。又如南北朝鮑照之《蕪城賦》、顏延年之《赭白馬賦》,則更修辭精妙,用細工鍛煉,且多用偶句,為漢賦之所未有,則直接開駢文與律賦之途矣。蓋自知雍容華貴之難出古人右,遂轉而用雕琢工夫以制勝,殆亦不得已之所為乎?此就修辭上言之,漢賦之所以必變為駢律也。 如上所云,就文體結構方面出發,幾經變遷而至於分段組織。就修辭方面出發,幾經變遷而至於以偶句行文。二者相合,而駢文與律賦之格局以成。所以謂出發點雖不同,而中途會合者,此也。 唯詩亦循斯軌。語其轉變之原因亦有二:一曰西北民族樂歌之加入,一曰才智之士欲覓出路是也。語其途徑亦有二:一從新、舊樂府方面,一從古、近體詩方面會合而成是也。試分別言之。 古樂府原是中原詩歌與鮮卑民族之歌謠化合而成,中原民族性則溫柔婉約,而西北民族性則粗獷率直。觀於三百篇之《小戎》《駟4》等篇可知。如《詩·鄘風·氓》之篇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南北朝之《地驅樂歌》曰「月明光,光星墮。欲來不來早語我」,二者表示同一之情緒。試一比較,則所謂「婉約」與「率直」之分別可見。隨後南北朝之樂府集中於唐。觀於唐代之立部伎八調,如《破陣樂》等雜以龜茲樂,其聲震厲。坐部伎六調,如《長壽樂》《小破陣樂》等亦用龜茲樂。又立部之《慶善》、坐部之《龍池》,則用西涼樂,厥聲閒雅。由此觀之,則南北朝及隋唐間樂府之成分可以見矣。 唯詩亦然。漢魏間如《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人之作品,均極厚重朴茂之致。試錄曹子建贈其弟白馬王彪一首而加以說明,便知其概: 心悲動我神,棄置勿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疚,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曹子建作此詩之時,因為他有兩個弟弟,一個死別,一個生離。詩凡六首,此為第五首,是贈與那生離的弟弟。我們看他的表情技術何如。頭幾句說,遠別也不要緊,要見面亦非不可能。中間幾句說,就算不容易見面罷,但精神相通也是一樣。含著兩泡眼淚,咬著牙根,極力的自己安慰自己。「憂思」二句,還帶著自己責罵自己說:「不要那麼傻,愁出個病來更不好。」最後兩句,到底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把上文強作達觀的話一概取消,仿佛說,「弟弟,不要哭,不要哭」,但他自己卻先哭起來了。這種技術,能把情感寫得加幾倍的濃摯。這是曹子建的文藝天才。 到初唐的時候,覺得含蓄蘊藉之作,已被漢魏作家做盡,無論如何,亦不能跳出他的範圍。於是劉希夷、李嶠、張若虛等乃變含蓄蘊藉而為長言永嘆。《公子行》《汾陰行》《春江花月夜》等長古便是他們的代表作品。有南北朝之慷慨悲歌,遂有盛唐李杜等之縱橫馳驟。有漢魏之含蓄蘊藉,遂有初唐之長言永嘆,痕跡固自宛然。盛唐以後,又以古體難出初唐範圍,乃又從婉約方面入手,是為近體之律詩與絕句。以四句或八句為一首,於窄範圍內藏納多量意思。此種體裁,創自初唐之宋之問、沈佺期等,至盛唐而極盛。下逮晚唐,則又以婉約難邁前人,乃漸趨於「象徵派」。詩人之旨,原是借一事物以起興,結果仍歸到本題,以表示作者之情感。所謂象徵派者,乃多轉一灣,將所感之對象藏而不露,更用他種事物以作象徵。如寫離人思婦,則絕不提其心中所思之人,而專寫明月、秋風、砧杵、蟋蟀、鴻雁等物,使與情感相融和,務使所感之對象於若隱若見似有似無之間,流露出來,方是高手。結果乃至意義晦塞,只見詞藻,莫明其妙。如晚唐之溫庭筠、李商隱、杜牧之、李長吉諸人之作品是也。末流所屈,遂有北宋楊億、錢惟演等之西崑體。詩至於此,實有不能不變之勢矣。 中唐白居易、元稹等新樂府出,雜用長短句。而貞觀間之十部樂,又上承漢代清商曲之遺音,旁及西涼龜茲樂與吳歌、楚調。經五代之蘊釀,至宋而詞乃勃興。蓋以新舊樂府雖雜用長短句,但無一定之格律,浪漫而已。至於詞乃由樂府之浪漫而變為謹嚴,句之長短,字之四聲,若在同一調名之下均有一定之格律。金元之曲,則復由詞體之謹嚴而變為解放。以「拍」為主,句之長短,字之多少,可隨意伸縮,有彈力性,此則韻文變化之過程矣(參觀拙著《詞學》之《總論》)。 要而論之,循以上所舉之四種原因而變動之機以起。又遵所舉之四種途徑而變化以成。出發點雖不相同,而千迴百折,結果乃會於一途。春秋戰國之際,以荊楚文化加入而放一異彩。南北朝之際,以鮮卑民歌加入而又放一異彩。雖曰轉變之動機實緣聰明才智之士獨辟新途,而環境之變遷亦有以致之也。 二七 日前在枯紙堆中,拾得舊曆書之百歲表一篇,起道光四年甲申至民十二癸亥,其中標明某年閏某月,因而費了一日工夫,求得舊曆置閏之原則,頗自喜。實則關於此種科學,觀象台必有專書,但學問之道,由於苦思而得者愈覺可喜。譬諸果子,市場上何物不能致?但不若手植者之較為有味耳。又太陰曆已成廢歷,自茲以往,在曆法上將成僵石,今乃廢寢忘食以思之,未免可笑。然而天下事物,應用則有新舊之分,學問曾無古今之擇。我求學問耳,非欲以此問世也。 查此一百年之中,閏月凡三十七次,天干則每十一次而復始,地支則每二十二次而復始,如環無端。因思凡百事物之可以循環者,必有其一定之規律。幾經試驗,乃將天干逢閏之年如甲、丁、庚、壬等十一字橫列三行成一表,及直讀之,居然成為甲、乙、丙之順序,不禁大喜。復將地支逢閏之年如寅、巳、申、戌等二十二字,亦如天干表之法,列成二表,直讀之則成為倒裝之子、丑、寅順序,喜可知矣。 此表之妙用,即任取天干表與地支表中部位相同之各一字相綴合,即為逢閏之年,順序則自左而右。如今年丙子逢閏,即天干表第三列之第一字與地支第一表同部位之字相綴合,下次逢閏,應為己卯矣。地支第一表用盡,繼用第二表,如辛巳之後一閏則為甲申是矣,余仿此。蓋天干表用盡又應從甲起也,至如甲子、甲午等則永不逢閏,蓋以甲乃位於第一表之左上角,而子與午則不在第二表或第三表之左上角故也。 於此一百年之中,發見兩例外。(一)道光二十年庚子應閏而不閏,而閏乃在翌年辛丑;(二)民國九年庚申應閏而不閏,而閏乃在先一年己未。然而例外之例,亦既得之矣。 太陰曆以小盡展轉推移故,每四年間,必有三次將節氣擠在中旬之中,則此月只有一節氣。置閏必於單節氣月,是為定則。查民九庚申無單節月,而前後兩年皆有之。庚申之後一閏在壬戌,前一閏在丁巳,若退後而置閏於辛酉,則辛酉、壬戌兩閏相接矣。唯提前而置於己未,則丁巳與己未之間,中隔戊午一年,不相接也。道光庚子則反是。庚子之前一閏為戊戌,後一閏為癸卯,若提前置於己亥,則戊戌、己亥兩閏相接矣。唯退後而置於辛丑,則辛丑之與癸卯中隔壬寅,不相接也。此即若逢閏而無單節月時,應前置或應後退之公例矣。憑吾之理想判斷乃如此,他日訪得專書相對照,自信定當不謬。 二八 余之曼殊室,乃光緒丙申之冬達縣吳小村先生用隸體書額以名我書齋者。後有小跋,略言「曼殊」乃梵音,其義即「妙吉祥」之意雲。於今四十年矣。先生博學多能,隸法超逸,於佛學尤有心得。丁酉知錢塘縣,戊戌遷衢州府,庚子民變,為暴徒所戕,舉家殉難,可為深惜。其子鐵樵,丁酉歲以熱病不汗,客死於漢口,亦一時俊傑也。曼殊室之額,於戊戌八月倉皇挈眷南下時,留於滬宅,未及攜帶,每一念之,猶戀戀而不可忘。物雖小,但其人殊可念耳。 小村先生殉難後,黃公度先生挽以長古一首,記其中有二語曰:「當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蓋亦寫其佛學造詣之深。詩甚長,今留記憶者唯此兩語而已。 二九 生物學家推算動物年壽之方法,謂無論何種動物,其最後四齒生長之年齡,以五乘之,即是此種動物之壽命。證諸馬牛羊犬貓豕乃至虎豹獅象,莫不皆然,不中亦不遠矣。唯人則多以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而最後之四齒生,即以二十五而論,以五乘之,亦當活至一百二十五歲,而實際上乃平均不及此數之半,其故安在?大約不足此數者多因自戕。各種動物之交尾期,皆有天機為之限,唯人類則不然,漫無限制,焉得不速老。然而飲食男女只是生理上之戕賊,其害尚淺。思慮激刺,精神上之戕賊,其害乃大。即以驚恐而論,史載魏明帝築凌霄觀,高二十五丈,工師誤先釘榜,帝知韋誕善書法,乃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額。題畢而下,委頓不堪,不數日而鬢髮皓然,因詔示兒孫勿復學書。又載伍員亡命,偷度數關,險既脫而發驟白。可證恐懼之影響於生理其重大也如此。況七情之刺激,無時或無,學問之追求,每勞思慮,凡此均可以破壞推算之原則而使之勿驗。雖則曰七情為一切動物所公有,但神經敏銳者獨能傷生,於禽獸無害焉。 試更以兒童言之。舉凡現代之都市兒童(以中上家庭而論),五十歲以上之人見之莫不驚為早慧,鄉間野老見之咸讚嘆為神童。蓋現代科學之設施,實足以啟發兒童之智慧也。然而早慧則早熟,早熟則早衰,乃一定之符。吾見現代青年之發,亦每驚其早白,若稍留意,人人皆可以體驗出來。吾恐更歷千數百年之人類,十歲即學問成熟,服務於社會者盡屬十四五歲之人,但四十即為上壽矣。雖則曰醫學亦可追隨凡百科學並駕而齊驅,焉知千數百年後之醫術不足以增人壽也?竊以為醫學無論發達至若何程度,亦只能治生理上之病,必不能制止精神上之激刺。知識愈多,神經愈敏,則感受刺激亦將愈大,是亦必至之符。太古之人多上壽,鄉村之人多上壽,最大原因即在於生活簡單,蓋生活簡單則人事不紛繁,不紛繁則精神受刺激之機會少,飢則食而倦則眠,若更能屏絕思慮,必可以符百二十五歲之推論。若以空氣清新為鄉民多壽之主因,則大淺矣。富人別墅,空氣何嘗惡濁哉! 三〇 中國之對聯,亦自成為一種特殊文學,唯中國有之,非一字一音之文字莫能構也。輓聯之作法,在聯語中又自成一格,佳者約有三要素:一曰真,二曰自然,三曰能見性情。丙辰蔡松坡將軍之歿,歸櫬之日,設祭於滬上蜀商公所,輓聯不下千章,猶記孟蓴生一聯曰:「被髮左衽,當時微管定何如,豈期民到於今,翻道一匡虛受賜;棟折榱崩,舉國與僑將共壓,畢竟天之所廢,誰雲多難可興邦。」可稱佳作。 甲子羅癭公之喪,余挽以聯曰:「客歲八月臥病,今歲八月化去,一年間病骨支離,天胡此醉;壬子與君訂交,甲子與君永訣,十二載交期竟盡,魂兮歸來。」頗承伯兄許可。最妙是上聯之「病」字與下聯之「交」字,乃無意重出而適相對,可稱巧誤。又丁卯南海先生歸道山,余亦嘗作一聯曰:「束髮受教,於今三十五年,自愧忝列門牆,未聞大道;抱策匡時,維新百有二日,豈料轍環天下,猶痛倉黃。」又同學湯銘三,乃覺頓之侄,以遭家不造,縱酒自殺。余挽之曰:「側身天地,豈有他求,尊前常對松醪,早知今日;撒手長空,亦復自得,泉下倘逢季父,莫問當年。」對仗頗工。又己巳挽伯兄之聯曰:「遺稿積案頭,業多未完,誰為繼者;音容在心目,身如可贖,吾將往焉。」頗能見真性情。又同鄉吳柳隅,於其母太夫人屬纊後十九日,亦相繼以歿,生平著述頗多,人亦真誠,甚為可惜。母子二人同時開弔,為聯以挽之曰:「丸荻記殷勤,淒絕禮堂寫孝思;名山完素願,不須綿上見旌田。」尚頗渾成。 三一 陶靖節之《輓歌》及《自祭文》,顏延之、蘇東坡等咸信為靖節最後之作品。試細繹其文理,是誠切實真摯,必非如尋常名士平居遊戲故作達語以自遣者可比。《輓歌》中有「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語,《自祭文》之首句曰「歲維丁卯,律中無射」,「無射」即九月也。靖節卒於元嘉四年丁卯秋九月,有傳記可證,是則此三詩一文,其必為生機絕望時之所作,毫無疑義矣。唯是否成於屬纊之際則未敢武斷。計此種作品,非伏枕自書即口授與侍疾之人,詩中所寫之景象,似非身當其境者不能道。而尤以「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兩語的是彌留時之神氣。但既入此境界,則自書與口授皆不能矣。可見《輓歌》三首之所云云,仍是最後數日間之理想,非真最後之最後也,觀於第三首直寫送殯人之感想可知矣。延之與東坡之說究屬不能無疑。 辛稼軒平生最心儀靖節之為人,集中常道之,不下十數見。靖節卒於南北朝之元嘉四年丁卯九月,稼軒卒於南宋之開禧三年丁卯九月,為靖節卒後之第十三丁卯,相去七百八十年。同是丁卯,同是九月,可稱巧合。 三二 年來科學在交通方面及聲光方面之進步一日千里。此乃收機械互助之功,若草創那能臻此?猶記輪船發明之後五十年,僅乃得免鍋爐炸裂之患,其艱難可知矣。假令社會智力專從此方面發展,不較勝於改造殺人器具耶?然而科學之進步,其原動力實由生存競爭而來,是則相殺即進步矣。自從動物孳生於此世界,互相殘殺者已五六百萬年,乃欲以極短期間完成止戈戢武之事,未免太易。或則吾人理想之大同世界實反乎天道,永無實現之期,亦未可知。過去已爭奪相殺數百萬年,焉知往後亦不爭奪相殺數百萬年?至謂人類為世界最高等之動物,發達至此,已屬登峰造極,無以復加,支配往後之世界,即屬於此種動物,更歷萬萬年,亦無能取而代之者。斯言也,理論似欠圓滿。既以「事物無止境」為真理,而又信人類乃止境之動物,不亦太矛盾也耶? 「進步」之意義,若圖其形則成直線或波折線,不得作圓形,蓋以循環非進步故也。然而天道實循環,太陽系之所以能維繫,實循斯軌。若欲救濟「人類止境」之辭窮,只有服膺「循環說」。謂將來必有一日,太陽系發生大變故,世界動物,盡行消滅。然後再從爬蟲動物、脊椎動物重演一套,如此則可以解辭窮之困厄矣。「昆明劫灰」即此理想,勿謂中國人之不聰明也。 三三 燈下讀書,精神容易集中。蓋以人之耳與目雖為收入知識之器官,然亦每因此而役於外,外界之聲與色,無時不引誘吾人之靈明,耳濡目染,旦旦而薰之,鮮有不為形役者矣,此佛說之所以認五官為五賊也。唯在夜深,則萬籟俱寂,一切有聲,盡皆沉息,則耳之作用斷絕,所以役吾心者去其半矣。天地昏黑,如入睡眠,一切有形,俱皆隱滅,所余唯青燈一盞,照臨於書案上之紙與筆,於是精神悉集中於燈光所照之方尺地。天地間之聲與色既無以誘吾耳目,而眾人皆睡,則人事亦無以為勞,此正斷絕收納而整理固有之良機矣。余之讀書工作常在夜闌,用一黑背之燈罩撮燈光於桌上成一圓形,不獨窗外環境無所睹,即四壁圖書亦拒絕入目。如不然者,則座右一幅四王山水即可以吸引余之思路。石谷之藝術何如,其先輩若何,門弟子之派別若何?其模仿工夫如何深入,創造精神如何廣大?西洋藝術與中國較,何所短長?印度藝術之東來,起何變化?寢假而鄧完伯之隸書四屏又來襲矣。唯使燈光集中於一點可以無此患,一小時之工作可抵白晝三時(此乃余個人之習慣,不可為訓)。心放猶可收,至於人事紛煩,則此身已落形骸中,豈能獨免,古人「入山讀書」一語,蓋有由矣。至於學問成熟而有所著述,迨脫稿時,精力亦盡,只好「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未必謂身居之中,有所撰作,乃專差送入名山以藏之耳。 三四 人類之生於此世界,日與自然界之景物相接觸,覺其變動不居,隨處皆可懷疑,其中接觸最易、現象最顯、變遷最大者,厥為天象。人類對於此種可怖之現象,最初只有恐懼,隨後聰明之民族,漸覺其變動有恆,恐怖之心因而漸減,繼則因其恆軌而體察之,此歷學之所由起也。中國之歷數學發達最早,如史所稱之《黃帝歷》《顓頊曆》等且勿具論,即如《尚書·堯典》所載之《羲和歷》曰「期三百六旬又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則已毫不含糊的並歲余之積閏、中星之推測,均明白記載,其必非初期工作可知。但即此已是四千年以上之典籍,則此民族之智力不為弱矣。至於微細之差,則因古代工具尚粗之故,自未能十分正確,但原理原則,已是真知灼見,誰亦不能否認也。由雛形而漸臻精密,凡百科學,罔不如是。試列舉歷代曆法之名稱,可見我先民對於此學實已經過數千年繼續不斷之工作也。 續表 續表 統計自有史以來曆法凡六十一變,其造而未用之三歷不在此數。魏晉迄隋,據各家記載,有謂十三變者,有謂十五變者,唯茲篇所考,僅得十一,並《皇極》而計之,亦只十二,惜乎謂十三、十五者未嘗列舉其名也。孫承澤謂自漢之《三統曆》以迄北宋之《紀元歷》,千一百八十二年間,曆法凡七十變。苟如是,則並《三統曆》以前及《紀元歷》以後之所有而綜計之,則九十四變矣。自明代以降,客卿如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次第東來,與徐光啟共同研究,推測乃漸臻精妙,雖曰集眾人之智,而工具亦有以助之也。然而根本大法仍不出《授時曆》之範圍。若郭守敬者,真可謂豪傑之士也矣。 三五 《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經文與《公羊》同,唯庚子之上無「十有一月」四字。《穀梁》是也,《公羊》誤。 案日食必在合朔,是年有兩次日食,一在九月,一在十月。九月朔既為庚戌,若大盡則十月朔必為庚辰,可證該紀日之甲子傳刻無誤。蓋以「庚戌」「庚辰」四字,偶錯一字容或有之,必不能四個字同時並錯耳。誠如是,則十月初一為庚辰,十一必為庚寅,二十一必為庚子。假令十月亦大盡,則十一月初一為庚戌,十一為庚申,二十一為庚午。可證是年之十一月必無庚子日,故曰《公羊》誤也。 複次,《公羊傳》於「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條下,何休注曰:「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案何氏注「此亦十月也」一語,甚是。據經文「庚辰朔」云云,則孔子實生於周曆十月二十一日庚子,謂十一月者非也。《穀梁傳》則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蓋同在一月之內,則可以不必重記月矣。故曰《穀梁》是也。《公羊傳》「十有一月」四字,實為衍文。 然而何氏注「時歲在己卯」一語則大誤。己卯當是「己酉」之訛。查魯襄公二十一年,即周靈王二十年,歲在己酉,乃公元前五五二。若言「己卯」,則上下各差三十年。計周簡王四年,歲在己卯,乃公元前五八二。又周景王二十三年,歲在己卯,乃公元前五二二。而靈王二十年己酉,乃五五二。恰當二者之間。槧刻錯地支一字,致上下各差三十年,賴以甲子紀,故尚易於校正。 複次,孔子生年,一說謂襄公二十一年,一說謂襄公二十二年。查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若二十二年則歲在庚戌。《公羊》何氏注曰己卯,計「己卯」與「己酉」,只差一字。若執二十二年之說,則「庚戌」必不至於誤作「己卯」也。此亦可為孔子生於襄二十一年之有力證據。 余所據之《公》《穀》兩傳,乃涵芬樓影印常熟瞿氏所藏宋刊本。《公羊》乃傳《春秋》者最善之傳,何氏解詁乃注《公羊》者最善之注,宋刊乃書籍最善之本,而顛倒錯亂尚且如此,賴有甲子,庶幾有跡可尋。甲子之為用大矣哉。 三六 北京城市之規畫,悉出自郭守敬之手。原欲引渾河之水穿城而過,惜未果行。今城內所得涓涓之水,乃來自玉泉山,其細已甚,北京之美中不足,只少一河流而已。地面之水,行將盡入伏流,乃地球衰老之象徵,為千萬年後所不能避免之事實。北京居沙漠之下方,河床松疏,不能盛水,是以伏流遍地,而地面之水日以枯。讀明人筆記,謂積水潭帆檣如織,可見當日之船舶能自通州之運河以達積水潭,則上游來源之大可知矣。又宮牆東之御河,亦稱玉河,當日垂楊夾岸,風景天然,今日之胡同,有名騎河樓者,可想見盛時之景物。蓋當日傍宮牆而居者,盡貴人之邸第也。今則積水潭已成積水窪,只有浮萍,並無檣櫓,御河則成臭溝矣。谷陵池竭,地球之老態先表現於北方也。事僅三四百年,而變遷已若此。朝露之嘆,豈唯人類?恐天地亦不能無憾耳。 雲雨蒸發,原是地面之水相循環,來去遷移,總量似無所增減,而抑之不然。太陽之蒸發力,入地有一定之限度。雖則大樹之根能深入太陽力所不能達之處,吸取水分由枝葉發放於空氣中。然深度亦有限。過此以下,則有不能吸收者矣。故每日滲入地心之水為太陽所不能蒸發,樹根所不能吸收者,為量定當不少。所以讀古代史與近代比較,水之領域日見其少。而唐代文人所描寫名山大川之瀑泉如廬山等處,其氣勢亦遠過於今時,實可作地面上水量減少之憑證矣。人老則血枯,地老則水枯,抑何其相似也。 三七 西直門外之農事試驗場,原是前清御苑之一,名曰樂善園,歸內務府之奉宸院管轄。孝欽幸頤和園即以此為中站駐蹕之所,暢觀樓西式銅床上之黃緞幛幔,年前猶及見之。光緒三十二年四月,由商部奏准改作農事試驗場,三十四年四月告成。其西部原為某貝子之別墅,名曰極園,今之來遠樓、暢觀樓、鬯春堂等處即其故址。後歸文姓,以事入於官,併入樂善園。旋又於東南部買入民田百餘畝,於西南部兼併廣善、安慧兩寺。今全面積共計一千零六十二畝,所產花果頗有佳者。 午門樓上歷史博物館所陳列之銅人,上有小孔數百,用以表示針灸之部位,乃宋仁宗時醫官王維一所創製,明英宗時重鑄。向陳於內府,鼎革後移入該館,王維一所著之《腧穴圖經》即該銅人之說明書矣。聞此書已於數年前譯成德文。此種醫術,據平生之耳聞目睹,中則神效驚人,誤則斷送性命,若有能用科學方法忖發其奧妙,實可在醫學上辟一新領土。 北京城牆築於元至元四年,明洪武元年重修一次,永樂十八年重修一次,然猶是外皮為磚牆,內皮則為土牆也。正統十年,始用磚加築內牆皮,使表里如一。終有清一代無大變遷,唯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京津鐵路成,設站於永定門外。二十七年辛丑,移車站於內城之正陽門外,鐵道穿外城之永定門東及內城之崇文門瓮城而過,面目稍變矣。民國四年,袁世凱毀正陽門外之瓮城,十九年復毀宣武門之瓮城,於是內城前三門之本來面目乃大變。 今之新華門原是寶月樓,香妃之妝閣也。樓前長安街之南為回回營,建築之模樣頗與中土異。其結構乃仿準噶爾之堡壘式,殆清高宗所以慰香妃之鄉思也,昔年猶及見之。民國元年,袁世凱辟中海為總統府,以寶月樓為府之正門,門前之長安街展寬,而回回營遂以毀。 三八 「情緒」與「情感」之兩術語,最易混糅,而意義實迥然不同,試略舉其相異之點: (一)「情緒」乃發於內,而「情感」乃受於外; (二)「情緒」乃自動的,而「情感」乃被動的; (三)「情緒」屬於主觀,而「情感」屬於客觀; (四)「情緒」乃蘊蓄,而「情感」乃衝動; (五)「情緒」乃靜默的,而「情感」乃興奮的; (六)「情緒」因乎身世,而「情感」因乎環境。 此其大略也。蓋以身世之感,純屬主觀,或無端而起,於不知不覺中將其所蘊藏於胸臆者向外發舒,是為情緒。但天下必無無因之果,情緒之因,或發源甚遠,未必即在目前。所謂「哀樂無端」,不但旁觀者見其無端,即本人亦自覺其無端。然而「端」豈能無?殆因微細而複雜,且非一朝一夕之故,未易尋覓耳。此則情緒之狀態矣。 情感則不然。情感多因當時所處之環境有異狀,精神上為外界一客觀的事實所衝動而起變化。其變態之或為歆動,或為憎惡,或為愛慕,或為恐怖,或為敵愾同讎。本人完全立於被動的地位,一視當時此地之所感受於外者為轉移。此則情感之狀態矣。 情感之與情緒,舉凡一切動物莫不有之,不獨人類為然。唯情感多表現於動作上故顯而易見。情緒則不然,當其寂然不動,或正是其最濃時,故不易察覺。唯流露於文人之筆端者最為明顯,試舉杜甫之作品兩首以為方: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此情緒之表現也。最後兩句,更盡情流露矣。 垂老別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此則情感之表現也。一種熱烈之同情心儘量披露矣。 三九 猶憶少年時,嘗故作「但求適口,不言養生」之豪語,蓋以年少胃強,將不虞有滯而不化之患也。後與醫者語及此,竟蒙許為得養生之要道。謂適口即是養生,食物之消化與否,只憑胃酸,「垂涎」二字,即見適口之物而思食之謂。未入口而胃酸已奔迸來迎,則吞咽之後,寧復有停滯不化之理?複次,若此物如與本人之腸胃不宜,必將見而蹙額,則雖山珍海饈,無論滋養料若何豐富,食之必將為患。蓋以腸胃既不歡迎,強納之彼必怠於工作,而消化因以不良。唯適口之物則必無消化不良之患,故曰適口即是養生。 又一次,與一中國醫學者閒話,吾謂西醫只言「血」而不言「氣」,凡關於氣之病,彼將束手,蓋以彼之學生皆指點人身全體圖訓練出來。誠然,一幅人身全體圖,不知解剖幾許屍體然後畫成,可謂窮形盡相,獨惜氣乃屬於無形相,莫能繪畫。試思一活人與一屍體,對於全體圖中之各種機件,當兩無所缺,何以此為活人而彼為屍體?是故當知,屍體之缺於活人者,氣而已。是以參、耆等物,西醫嗤為草根木末,而中醫則視為神奇,職是故耳。於是此中國醫學者乃大歡喜。 吸養氣而易新血,呼殘血而為炭氣,西醫寧不知之?然彼只言治血而不言治氣,何也?此則科學之初步偏重於務實而否擊凌虛故也。此亦現代科學尚未能入靈魂哲學之門,其蔽亦原於此。迨他年由實而返於虛之時,則多少不可思議之問題皆可思議矣。 四〇 偶檢懷中日記之舊本,中有一篇詳記《十三經》不重之字數,不知出自誰氏手,作者固費一番工夫也。錄存於此。 計《四書》不重出者凡二千三百二十八字,《五經》之未見於《四書》者二千四百二十六字,《周禮》之未見於《四書》《五經》者三百十字,於《儀禮》復得七十七字,於《左傳》復得三百九十四字,於《公羊傳》復得五十五字,於《穀梁傳》復得二十四字,於《孝經》復得二字,於《爾雅》復得九百二十八字,統計《十三經》不重出者都凡六千五百四十四字。 自明代以後,字典所收之字,數逾四萬,而《十三經》所用只得六千五百有餘。據該篇所臚列,則讀通《四書》可以不識「品」字、「旁」「含」「沙」等字,讀通《四書》《五經》可以不識「昨」「想」「案」「湖」「賣」等字,讀通《四書》《五經》《三禮》可以不識「溪」「印」「銅」「部」「制」等字,讀通《四書》《五經》《三禮》《三傳》可以不識「謨」「升」「郡」「哺」「腳」等字,讀通《十三經》可以不識「紙」「真」「看」「但」「查」等字。彼篇之附錄尚有見於《四書注》而為《十三經》所無者百八十八字,均甚普通。閒嘗戲取其字綴成韻語,中有「潮湧鴨低昂」及「佯顰態韻芳」等句,若以之入詩,韻味尚不十分惡劣。然而雖極淵博之經師亦不能作此語,何則?蓋以《十三經》無此等字故也。可發一笑。 四一 成功端賴奮鬥,雖有不假奮鬥之過程而結果亦與成功家得同一之收穫者,然在此則曰成功,在彼只能言僥倖,試以「功」字為主體,「成」字為歷程,則此意義自能明顯。蓋必經過艱難辛苦得來庶可謂之「功」,必經過紆迴曲折或幾鄰於失敗卒獲得最後之勝利庶可謂之「成」。僥倖者惡足與語此?由此觀之,則成功必賴奮鬥,可無疑義。 然而奮鬥之先決問題曰能力,無此能力則無奮鬥之可言,即勉強奮鬥亦終無結果。成功雖賴奮鬥,但不得謂奮鬥之必獲成功,視能力何如耳。吾聞諸習水上救生者之言曰,凡不識水性之人之溺於水也,必有二次或三次湧現於水面,三次以後則永不復起矣。當其與死神拮抗時,能於十數尺或數十尺之水底往上直衝,不可謂之不奮鬥,奈無游泳之能力,奮鬥亦終無補耳。由此言之,則奮鬥之必須能力,亦無疑義。 欲成功必須奮鬥,但奮鬥未必即成功,已無甚問題。奮鬥須有能力,但有能力是否必奮鬥,則大有問題。生逢喪亂之世,餓死者不外兩停人:一曰最無能力者,一曰最有能力者。如斯而已,其於中停無與焉。欲明此矛盾之舉例,當於「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二語求之。先參透此理,再從歷史上覓證據,必能令你滿足。如不以為浼,請放目橫覽,更可令你點頭無語也。 然而人生之意義甚廣,舍富且貴而外,豈無他途?視各人之見地何如耳。安貧樂道而自有千秋,亦何嘗非人生意義之一種。但此只能謂之束身自好,謂之閉關自守,與奮鬥恰背道而馳。是則余所謂「奮鬥須有能力,但有能力未必定奮鬥」之理論仍甚完滿也。 四二 「主觀」之與「成見」,貌相似而實不同,性質更大相懸絕。「主觀甚強」及「太有成見」兩語,不但聞之者乍覺無甚差別,即言之者亦每易相蒙。然而兩者之間,殆不可同日而語。譬諸幼年時期之兒童,主觀最強,但絕無成見。少年時期則彼遞減而此遞增,壯年而客觀乃啟,老年則成見漸深。此不易之順序矣。蓋主觀乃源出於本能,而成見實經驗之殘滓。一在先天之先,一在後天之後,出發點既不相同,豈容相混? 主觀與客觀方法雖異,但同是立論之大前提,而成見則為不假思索之斷案。主觀乃追求之初步,而成見則為封鎖之鐵門。主觀之弊,充其量不過觀察錯誤,但錯誤即求知之教訓。而成見乃拒絕收受,永自塞其求知之途。結果異殊,不容並論。 成見之與年俱增,事實如此,在所不免,但增加率之大小,亦存乎其人,未能一概論。若作進一步之研究,則是接受與容納之問題矣。接受乃容納之前提,但不能謂接受之即為容納。譬如歐美之男女交際,當同光之世,中國之老先生們無論如何亦不能接受。又如十八世紀之民權論及十九世紀之代議政治,在光緒中葉,朝野上下凡在五十歲以上之知識階級,未嘗不作嘗試之接受,但不久依然在其腦海中排除出來,不能容納。凡此諸事,則皆余之所及見者矣。此無他,所謂先入為主,成見為之梗耳。 四三 「命運」二字,跡近迷信,或可為「奮鬥」二字之梗,余固主張「人定勝天論」者,尤不相容。但「際會」「氣運」「氣數」等名詞,與西方術語之所謂「機會」略相仿。有途徑可尋,其途徑或可用科學方法求得之,則與命運、迷信說自有差別。社會乃有機體,國家亦為有機體,與個人無以異,則上文所列舉之數名詞,自應適用。誠如是,則地運亦運也,國運亦運也。請先言地運。 長安、洛陽在中國歷史上曾經過長時期稱作黃金世界,但今日只有荒涼滿目,曾不如東南諸省之鄉村,其故安在?此種「地運說」自可以科學方法求得之。即古代之首都以防守為主要,近代之首都以交通便利為主要,則氣運自然向江河下游及海岸線推移,莫能制止。事理昭彰,豈同迷信? 唯國亦然。近代為科學世界,中國以物質上之各種科學不發達故,致二百年來,著著落在他人後,是國運之不亨也。然而所以致此之由,亦可以科學方法求得之。試略舉三事以明「氣運」「氣數」之說: (一)漢代學者生當印刷術尚未發明之世,又經秦火之後,是以他們的當務之急首在整理國故。計考據家之技術,曰搜集證據,曰適用歸納法,曰積極斷證,曰消極斷證,曰反證,諸如此類,其技術悉為嚴格的科學方法,宜乎物質科學可因此種頭腦及此種訓練而勃興矣。然而並時有所謂黃老之學為之梗,致方向中變,寧非氣數? (二)宋代學者朱晦翁,其為學方法甚與科學精神相接近,試讀其解釋「格物」二字便知其概。其言曰:「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試以科學方法詮繹其所言,則曰:譬如以石投水則沉,羽毛投水則浮,此即所謂已知之理。但石何以沉,蓋以其質量重於水故,此即所謂而益窮之。唯石亦有輕重之別,適所投之石其比量重於水幾倍,即所謂以求至乎其極。試思此種精神,非已接近嚴格的現代科學耶?宜乎其可以興矣。無奈當時又有所謂心性之學為之梗,摭拾《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語,而大打其筆墨官司。或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或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諸如此類,爭辯到不得開交,而方向又變。 (三)清代康熙帝以天賦之科學頭腦,對於天算及數理等學尤感興趣。而當時學術上之漢學家,亦善用嚴正之科學方法以研究學問。時適在哥侖布把世界放大以後,歐洲諸國盡在攫奪殖民地之狂熱中。朝廷雖知用客卿,獨惜「來而不往」,故只得見他人之船堅炮利,而於近代國家之組織、政治之趨勢,無所知識。凡此三事,寧非氣數?雖則曰學問乃多方面的,自應分途而進,亦何至於彼此相妨?然而中華民族性,乃天生成有思想統一癖,非此不歡,其奈之何哉! 又如文字一事,舉凡世界上任何種之文字,莫不起源於象形,觀於羅馬字母追源於希伯來文字先期,亦皆作鳥獸、人物之形,而埃及與中國更無論矣。其後彼演聲而我演形,途徑一分,致萬劫而不能復返,更運會之最不幸者矣。豈不傷哉! 四四 十一年壬戌,譯成倭拉士(G.Wallas)所著之《大社會》( Great Society ),以其內容專從心理學立論,因名之曰《社會心理之分析》,名著也。今譯本已被商務印書館收入於《萬有文庫》中。 當譯述時遇有所感觸,輒隨筆加以案語,凡數十條。中有一段曰:「兒童教育,宜任其自然發達,勿過於強制,天才乃可得而見也。若於受教之始,即驅之入人造範圍中,苟非天聰明,則所謂成就者亦千篇一律而已。語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斯二語可以代表人為教育之成績。大約不識教育意義之家庭教育,不出兩途:其一則如蜾蠃之負螟蛉,教其似我,結果等於續長自己之生命,不得謂之多一新國民;其二則完全放縱,於兒童本能之發達並未加以指示而導之於正,二者皆非。干涉太甚固不可,放任亦不當。只應靜觀兒童之動作,因其性而利導之,務使盡發其天才而無所拘束。今之所謂國民教育者,乃使全國之人一自束髮受師即同入於一定之圈套,以言整齊則誠整齊矣,其奈天機之窒梏何?」此十四年前之感想也。 今之世界各國,正在準備二次大屠宰之工作,愈不能不講求機械式之整齊畫一矣。國內大學地位等於工廠,由政府發給模型,指令每年須照式製造若干枚,不得有誤。不管你天才若何絕特,假令模型為六角,則身入其中者,經大力一壓,橢圓亦須成六角。此即現代式之教育方針矣,此中不知埋沒多少天才。機械式之人生意義,可悲亦復可憐。 四五 十九年庚午,沿廣九鐵路出現大幫女強盜,為數約百數十人,剽悍過於男子。盜賊原非天產品,總有十分之八九乃人工製造。但各省之出產盡屬男性,間有一二在特殊環境之下以女性而作群眾之領袖者容或有之,從未聞有巾幗閨秀、村姑、小家碧玉等類之人物集合一純粹之女性強盜團橫行於地方者。噫,異矣! 女子之心理乃極端的,其慈祥也迥非男子之所能及,其兇狠也亦迥非男子之所能及,此種測驗久已為心理學者所同認。誠如是,則女強盜之剽悍過於男子,亦無足怪。 強盜乃惡政府之製造品,固然,但余終疑廣東之女強盜團乃天產品。蓋此等粥粥群雌,可以決其百分之九九乃獨身少女。若既生既育之後,則無論生計之若何壓迫,終必不能移其「母愛性」,使之拋撇兒女於家中,持械出門以賭性命於須臾。此亦心理測驗所同認之結果矣。心理雖有變態,唯在個人之單獨行為則有之,謂整個群眾而盡同此種變態,似為事理之所必無。苟如是,則獨身少女既不當家庭經濟之沖,而廣東之女子生計,苟非殘疾,不患無工之可傭。「卿本佳人,何為作賊?」此余所以終疑此輩之為天產品也。 四六 模仿與創造,苦學與天才,似是四個對待術語,然實只是相互的。模仿乃創造的初期工作,天才為創造之要素,而苦幹以至於熟極生巧亦為創造之媒。然而模仿之結果,有能入而不能出者,試從寫字方面臨碑、臨帖等事取證據,隨在可得。又如孟子所謂「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熟極能否便生巧,亦有問題。由此言之,則創造之必賴天才,最為可信。 據心理學家言,所謂天才雲者,乃一種不健全之發達,與生理上之頭大而腿短,軀偉而頭小者同一異狀。要之只是智慧之發達不得平均,有所偏重、有所偏枯是已。牛頓之為其所豢之二貓設計,是其例矣。以此論之,則所謂「詩人多潦倒」之說,若必謂窮愁潦倒,而作品乃臻上乘,其或為倒果為因,未可知耳。或則是有文學天才之輩,其聰明偏重於此方,而對於規畫家人生產事太過不濟,以致窮愁潦倒,未必定因窮愁潦倒然後成就其藝術天才也。 然而謂文藝天才家因窮愁潦倒之後而作品乃愈佳於先時,則吾相對的承認。蓋因事不如意則情緒每不安常軌而起異動,情緒愈複雜則意境愈不可方物。所謂新意境者何?即不在常軌上之意境而已。若有軌轍可循,則為人所共遵,更何新之與有? 複次,如明代成化朝之三楊,以富貴壽考之人主持風雅,遂有所謂「台閣體」之作品出現。此輩皆腸肥腦滿,生活與思想均無甚變化,絕少波瀾。無波瀾之文章,寧有佳者?是亦一反證矣。 至於謂天才乃不健全之發達,恐論斷亦不能如是之簡單。吾以為此中亦必有因果關係,大約先天尚不如後天關係之為甚耳。譬如生性對於某種科學特別感興趣,此得自先天者也。隨後以興趣關係之故而精神愈集中於此方,集中復集中,循至於對於其他部分不大留意,乃至於無暇留意,結果遂成偏廢,遂呈病態,未必此病態竟是與生俱來。因果先後之間,測驗者不可不留意耳。 由此言之則興趣得自先天,而天才實成於後天。蓋從窄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所獲自優異於常人,是曰天才。勿以「天才」二字誤作「先天」讀也。 四七 勞山遊記 勞山與泰山同脈,居東海之濱,崑崙北支之最終點也。起阿爾金山,東走而為祁連山,北折為賀蘭山,復東而為陰山,又東北走為興安嶺,渡松花江,南折而為長白山,至旅須渡渤海,起千山群島,入芝罘半島,突起為勞山。海拔三千八百尺,至泰山而盡,是曰陰山脈,長八千餘里,乃崑崙東走之最長支矣。中國名山不少,但臨海之山,此為最雄,是不可以不游。 到青島已七閱月矣,屢欲出遊而未果。辛未三月二十九日,曾一度往游勞山之西部,經北九水,至大勞觀而止。往返僅一日,且以肩輿行,殊不足以窮此山之勝,亦未足以盡余之興。五月三日,乃與諸同事偷得四日閒,作深入勞山之約。晨七時,驅車向東北發,八時至柳樹台。下車後即卸長衣,曳短筇,繼續向東北進,至北九水。風景不殊,相別已一月有奇矣。前度之游,得詞一闋,錄入以志此地之景物: 鷓鴣天 北九水道中 春在平蕪水石間。斷崖新漲綠波痕。峰迴路轉溪山改,雪盛苗肥野老歡。 人靜寂,鳥綿蠻。茅檐東畔有牛欄。山中自是多天趣,薺菜蒲葵次第看。 至是折而南行,沿溪直上。岩石之奇,不可方物。江南山水,多以秀麗勝,似此雄奇者,浙東容或有之,實不多遘矣。野花遍山,迎人慾笑,其側出岩隙者,尤見清麗。細草如茵,外人庭院所養之草地,未見有如是佳種也。所經皆險仄崎嶇,但沿澗底之亂石躍行而進,並無溪徑可循。十時五十分抵玉鱗口,兩峻崖束瀑泉而出,其聲似雷。崖下清水一泓,未知深淺。崖邊一松,倒影入潭,鱗甲宛然,波紋搖曳,乍疑潛龍之蠕動也。得詞一闋: 八聲甘州 玉鱗口瀑泉 是銀河倒瀉下天來,珠玉散繽紛。聽泠泠激石,淙淙穿穴,濺沫飛塵。瀟灑千年風雨,岩壑自生雲。潭水沉松影,鱗甲驚人。 夾道懸崖天窄,度小溪清淺,時見青,。喜深山晝永,啼鳥倍相親。問何時春風來此,看石苔痕跡有新陳。徘徊久,為登臨意,緩步芳茵。 十一時二十分下山,十二時半回至北九水之太和觀。出所攜之餱糧,飽飱一頓。廟不大,廊間粉牆上,有易實甫甲寅題壁一首,寫作均不壞,中有「諸澗好花如靜女,數峰奇石似飛仙」之句。前度之來,得詞一闋,今錄存於此: 臨江山 太和觀 昨夜夢魂歸月殿,醒來環堵依然。飛鴻驚避十三弦。墨痕來細認,籠護倩雲煙。 藤葛縈迴穿石隙,披蘿山鬼當前。買春唯有綠苔錢。柳梅忙點染,松柏不知年。 午後二時,自太和觀出發,仍向東北行。三時十五分躋登一高嶺之巔,豁然見海,蓋已繞勞山西北部而出東部矣。途中見有張網捕黃鸝者,其法甚妙。四時五十分下至平地,經一鄉村,名曰王哥莊。遂沿海岸東進,漸轉東南。經行一日逼仄之山徑,驟落平原,乃健步如飛。六時十分到太平宮。廟在半山,東望大海,風景頗佳。院內紫牡丹二本,花正繁。殿宇不甚大,建於北宋,金明昌六年重修。此地以觀日出著名。院後山頂有大岩石一堆,名曰獅子峰,為觀日最勝處。惜夜為蚤所擾,黎明乃入睡,不獲睹矣。 四日,朝膳後,七時十五分離太平宮下山,向南進發,漸行登一峻岭,沿途松石極佳。此山之松,鱗甲既老輒自脫落,枝幹便作赭色,故名赤松,餘生長嶺南,久居冀北,皆未之見也。九時三十分抵白雲洞,海拔四百米達,長松萬本,風景佳絕。客室懸南海先生一直幅。詩曰:「峭緣群峰怪石橫,白雲洞口聞笙聲。兩株白果萬松樹,臥看蒼茫雲海清。」又有陸鳳石於此處望見海市之實記八幅。院內牡丹、紫荊正盛開。所謂「白雲洞」者,乃在一大岩石之底,並非水成岩洞或石膏岩洞之類。然而此一拳石之偉大,亦可驚矣,生平所未見也,得詞一首: 滿江紅 白雲洞 天外飛來,看墜地蒼崖崩裂。誰信道嶙峋風骨,幾經涼熱。料是補天無用處,獨留空谷欺霜雪。倩何人詳細問山靈,應悲切。 松如蓋,山如闕。花如錦,人如月。嘆飛磨千古,乍圓還缺。赤鳥不來山鬼嘯,黃鸝高坐花梢說。問人生何事苦相尋,鵑啼血。 十時三十分下山,不循故道,向山前直下,峻險陡絕。途中望田橫島,該島曾發生一大規模之自殺案,不可無一詞: 水調歌頭 望田橫島 橫覽海天闊,世態等浮雲。悠悠上下今古,後果接前因。昔日堂皇貴客,留得低昂荒冢,強弱屬誰人。萬事有前定,何必自紛紜。 塞天地,唯浩氣,是長存。從容拔劍相視,奇悍竟無倫。誰識齊煙一點,中有精魂五百,未肯入侯門。此意君知否,難作漢功臣。 十二時十五分到華嚴寺,此勞山唯一之僧院矣,殿宇宏敞,為一山之冠。登山石徑極整潔,頗似韜光,但夾道非竹而為松耳。寺前竹林亦頗茂,唯非西湖之參天修篁。院內牡丹不少,而以龍爪槐為最特色,生平所見之龍爪槐,此為最大矣。此處入山已深,僅一角見海。寺建於明崇禎十六年,有一藏經閣,經典四大櫥。僧雲全藏不缺,未知確否。得詞一首: 清平樂 華岩寺 山開半面。愈覺天涯遠。人影棹橈都不見,唯有煙波一片。 翠岩蒼壁玲瓏。深山宛在舟中。雲陣奔騰似海,松濤仿佛飄蓬。 方丈以魚相餉,味極甘美。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下山,向南進發,經行皆新修大道,東北海軍部之工程也。四時二十分,道出青山,入一人家少歇,約留一小時。五時五十分到太清宮,乃勞山最近海之一道觀。名勝也,松竹泉石皆幽絕。聞南海先生來游,多住此觀雲。廟貌甚古,建於北宋。院內一耐冬、一紫薇最老,數百年物也。入夜八時大雨。 五日,雨不斷,終日不能出門戶。所居之屋,又狹小卑濕,不得遠眺,辜負好山矣。蓋整齊之室,已悉被海軍人員借用故也。自朝至暮,淋漓不止,然因此獲睹一奇景。蓋坐於室內,對千仞翠嶂觀雨,上不睹天空,則得見雨點悉成長絲,風送而過,疏密成陣,並非滿空中之雨,疏密悉相等也。「雨絲風片」一語,今日乃得實地體驗,幸福不淺。 六日,此雨已繼續一晝兩夜,未有放晴意,困守斗室,了無所事。今朝實不能耐,乃於六時十五分冒雨至後山,讀南海先生之癸亥摩崖。有五言長古三首,起句曰:「天上碧芙蓉,誰擲東海濱。」勒於一大岩石上,刻工尚佳。飯後,同人咸謂再不能蟄居此室矣,遂於八時十五分,冒雨出門,將至青山時,雨大至,帽檐滴水,衣裾盡濕,然仍拖泥帶水,鼓勇前進不餒也。既而雨稍止,則見蒼翠欲滴,萬壑爭流,道旁峭壁,皆呈碧綠色。苟非雨後,那能獲此佳境,三十六小時之幽閉,得此庶足以相償。斯時鞋襪既已泥濘,無可顧慮,乃大踏步踐澗水而行,穿林度陌,泉聲雜出左右,幾不信此身之猶在塵寰矣。十時四十五分行抵明霞洞,海拔六百五十米達,金大安二年建。三面奇峰環抱,前臨大海,雨後濕雲時過,風景佳絕。院內牡丹、丁香、紫荊、紫木筆齊放。有大黃楊兩株,乃三百餘年之物雲。久幽山腳暗室之同人,驟登二千餘尺之高峰,眼界頓異,各各歡喜欲狂,遂解衣脫履,付從者以火烘之,赤足繞院走。院後赤松數百本,前面石欄干外,懸崖壁立,溪澗左右夾流,如奏笙簧,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壑酣笙鍾」,於此處見之矣。景物之美,堪與白雲洞相伯仲,得詞一首: 摸魚兒 明霞洞 倚長松高寒籠翠,懸崖千仞 陡。青山列隊來相媚,侍立只依前後。堪消受。驀忽地龍蛇起陸群峰走。思量盡有。是吹下天風,推移雲海,俯視見林藪。 煙嵐外,萬壑爭流似吼。雨痕猶禁新柳,松濤奏出鈞天樂,管甚白雲蒼狗。君知否,算只是青山與我周旋久。無言搔首。把奼紫嫣紅,落花飛絮,付與灌園叟。 午飧,道人以辣椒相餉,食量陡增,留連不忍去。無奈客室只有一榻,實不能容。午後一時二十分出院門,下山越一深谷,二時抵上清宮,則見殿宇陋劣,所謂古牡丹,亦無異於尋常,一望而行,無可留戀。此院地址居太清宮與明霞洞之間,建於北宋,元延祐十年重修。斯時既無住處,只得上歸途,詢諸輿夫,則雲越天門峰而至登窯,約三十餘里,為最捷之徑雲。於是毅然鼓勇行,山徑崎嶇萬狀,雨後尤不易行,計越峻險之嶺五,渡奔流之溪澗六,皆躍亂石而過,然而懸崖絕壁,急湍飛泉,隨處系人留戀,不自覺其苦也。四時半,攀達天門峰。兩峭壁東西對峙,氣象雄奇,近峰巔處。遍山杜鵑花開正繁,盡屬細葉佳種,花朵甚大,色粉紅而略帶紫,美麗無匹。想此花亦初不料竟有人來賞其芳姿耳。得詞一首: 天門謠 天門峰 疑是神仙窟。遍岩谷杜鵑花發。飛鳥絕。有雙峰如闕。 看雨濕輕雲黏石隙。乍見翠環旋復失。難仿佛。但脈脈,遙岑對碧。 徘徊片刻,即匆匆循澗下,左右蒼壁奇絕,應接不暇,途中略進小食。六時十五分,下至平地,即海岸矣。溪流入海處,河面寬闊,乃以三籃輿迭渡七人而過,水深沒膝。於是沿海岸踏沙而行,時遇小流,輒倩人背負。蓋時已入夜,更不願衣履之沾濡矣。既而昏黑,星斗無光,伸手不能見其掌。輿夫告以前面有一寬數十丈之洪河,但水不深,仍可徒涉,乃再用籃輿迭渡之法。河之中央,有一沙洲,分兩次渡,三人先過,周、孫、張三君及余,鵠立於沙洲上。面積橫直約數丈,出水不盈尺,左右巨流滾滾,假令山洪暴發,則吾儕四人其為魚矣。濟河,天愈昏黑,遙見燈光一點,知距登窯不遠矣。先是於躑躅海岸時,已遣二人急足前進,至登窯通長途電話於青島,飭車來迎。所見之一點燈光,蓋打電話之人返來相接也,幸賴有此,否則更狼狽矣。既達登窯,度一長石橋而過,即是市街。然無可駐足處,不得已,乃闖入一豆腐店。店主王姓,人甚和靄,不以為嫌,反殷勤相待。斯時人已疲勞,不飢而渴,入門倒臥土炕,同聲呼茶,壺水未熟,先以所攜之酒,潤茲枯喉。已而茶至,如得甘露,一盞既下,則又議論風生矣。抵登窯已八時半,默念汽車九時許當可來。既而警察局傳青島有電話至,謂局用兩車,以事不克來,囑在登窯越宿,明朝五時來接雲。後告以此地無可寄宿處,車乃允發。幸而諸人談興甚豪,殊不寂寞。有攜勞山晶石來售者,余以六角購得一片,以志此游。勞山產晶石,墨者尤佳。余之所獲,乃茶晶耳,雨後洗出,時有露見者。途間曾見婦孺數群入山覓取也。十一時而車乃至,抵寓則十二時一刻矣。此行甚樂,又得游一名山,由西而北而東而南,一周此山矣。且陰晴雲雨之山容亦既覽遍,實難得之機會也。 太清宮阻雨,未得探奇選勝,不無微憾,然而該地之幽境,令人不可忘,松竹石泉,無一不佳,全山寺觀,以此院為最近海,與白雲、明霞兩洞較,各有優長。勞山特色既在臨海,則太清宮乃瀕海名山之瀕海處,允為勝絕,此行雖未得暢覽,然亦不可無一詞: 金縷曲 太清宮 古寺林間矗。獨憑高凝眸睇遠,海天相續。曲徑紆迴沿澗出,上接雲煙岩麓。念當日水翻平陸。萬里陰山東入海,笑江河縈抱崑崙足。看展此,畫圖幅。 蒼松如蓋擎空谷。望層崖幽篁滴翠,小窗浮綠。收納群峰來眼底,萬壑千岩可讀。生不羨朱輪華轂。絕代佳人羅袂薄,倚天寒瘦,削腰如束。略勝似,便便腹。 四八 科學乃實事求是之學問,促社會之進化,其功最偉。無論何種學問,若用科學方法以追求或整理之,所得效果,定較圓滿,此就為學方法言之也。至於工具方面,譬如縮短時間與空間,及補助官肢能力之所不逮等,則更顯而易見者矣。總而言之,科學之發達,每與各種學問之進步成正比,此殆可以覆按而得之例證。唯有兩事,結果乃與科學成反比。換言之,即科學愈發達而彼將愈形退步,其退縮之程度,亦可以科學方法求得之。 一曰人類之本能。科學愈進步而人類之本能乃愈消失。請言眼。人類視覺,除得天獨薄之短視而外,年齡至四十五六時,即須求助於凸光鏡,此殆無可逃避之階段矣。但於玻璃未發明之先,又當若何?即以中國而論,五百年前之先民,恐未必知有眼鏡也(據趙甌北所考證,則眼鏡製法乃明正德間傳自西洋)。然則古人之在五十以上者尚工作否?男耕猶可,女織將何以堪?孔子讀《易》而韋編三絕時,已逾六十。觀於商周所遺留之竹簡及龜甲文,大小隻與三號鉛字略相仿,今之七十老翁,恐絕對不能誦讀。可證自玻璃既發明而製成凹凸鏡後,目力之本能乃愈消失矣。複次,黑夜遠矚之能力城市中人不逮鄉民遠甚,此則燦爛電光之為害矣。試詢諸六十以上之老者,當彼等翩翩年少時,孰不是於一燈如豆之下,作蠅頭小楷哉?今之人其尚能之乎?誠恐三十六燭之燈泡猶以為未足也。更有肢體之本能,因物質文明之嬌養而喪失者已不知幾許。此一事也。 二曰藝術。科學愈發達而藝術實有因而退步之可能。試以電影言之。在無聲電影時代,觀眾無異猜啞謎。那時之演員,舉凡一切意志及情感之表示,悉以動作出之。是以為藝員者,關於眉目傳情工作須加以十分注意。應思如何而後可以令觀眾知余心事。日日向此方努力,而藝術亦可以日進無已。迨有聲電影既發明之後,非復啞謎。藝員恃有聲音為之助,表情技術不必集中於動作。意志或情感之形於顏色者,不必十分努力,可用聲音以傳達於群眾,而眉目傳神工作,遂因而鬆懈,殆必然之勢矣。複次,女紅之精巧者稱曰針神,此亦藝術之一種而有賴於天才者也。迨刺繡機發明之後,化藝術而為技術,只要手足互動而得其中,即人皆可為,無復個性。縱出品或勝於手工,而女紅之藝術則退化矣。此又一事也。 計藝術之最足以表現個性者無過於作畫與寫字,萬千人為之而萬千不同。誠以斯二者,機械不能施其巧,亦非科學之所能入其堂奧,唯天才是賴,此則超乎科學之外者矣。由此言之,則科學萬能之說,殊令人不能無疑。 四九 以藝術作觀察點,最足以覘一民族之特殊性尚。即以圖畫而論,西洋重實證,盡耗其精力於客觀的模寫,欲使唯妙唯肖,不爽毫釐,結果遂缺乏個性而喪失自我。中國則反是,重理想而尊主觀,以氣韻為六法之首要,不拘拘於形似,結果可發揚個性而自我尊崇。且所謂毫釐不爽雲者,乃事實所不許,即令以一人之筆,於同一時期同一背景之下而作兩畫,謂為不爽毫釐,恐怕未必,且可斷其為不可能。此無他,動作乃根於心靈,而心靈則剎那剎那遷流不居而已。是以中國畫家,首重品格,且必於明窗淨几、身心俱泰之時,然後著筆,以己之心為天地之心,以己之精神為對象之精神,融會貫通,即物即我。故能落紙而氣韻盎然,不囿於物。蓋以自然界之景物既如此其繁複,欲窮形盡相,誠不可能,與其形似而乏生氣,曷若自我作主,竟以我之心情權寫萬物形態之為愈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種包羅萬象、來去無礙之獨立精神,近代西洋所謂意象派之美術家,已漸能領會,然亦既遲卻二千年矣。天上仙女既屬理想之對象,與其添肉翅,曷若駕雲?其為主觀虛構永難證實則一也。彼初只見能飛者必輔以翼,遂不得不加以肉翅,此即世俗所謂「死心眼」。天上之雲既可以橫絕太空,來去無跡,若稍活動其思想而利用之,斯得矣,更何執執焉?不見現代已有能憑馭他物不假肉翅亦可飛翔者耶?何所見之不廣也?寫實既不得實,而思想又為物所囿,不敢作靈活變化,抑何可憐。不敢即是不能,西方民族之審美觀念,實缺乏個性之主觀創造,不能擺脫物質束縛,無可諱言。身體之不能擺脫,猶可原也,若並精神而亦為所縛,則太酷矣。此西洋美術所以匠氣深而神韻少之原因也。 十九世紀之末葉,而西洋美術界乃有所謂反實現運動,名曰後期印象派,其領袖人物曰賽沙印( )。賽氏之言曰:「萬物因我之存在而存在。我是自我,同時又是萬物之本元。萬物之精神寄託於我躬,我不存在,則物之主宰亦不存在矣。」此真可稱為大膽的對於客觀畫派之革命論,其精神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之說正相同。此則受東洋美術「崇尚氣韻,不務形式」之影響後所發生之革命運動矣。 五〇 後悔是不智之事。就科學的理論言之,縱曰失機,但事實已成,追悔何及?只應認作教訓,不應謂為不幸。經過一度,則思想與經驗均將獲益不淺,悔之奚為?若就定命論言之,則尤不應有悔。蓋失望實緣於希望,無所希則無所失,既失之後,始證明當初之希望殆因知識不足之故,是過分的,是不正確的,是不可能的,或且是命不應得之妄念。若是則原無所失,更何悔之與有?心安理得,何怨何尤?是以後悔觀念,只是自尋苦惱而已。 五一 藝術之疆域有二:一曰唯物的,一曰唯心的。換言之,即一屬於物質方面,一屬於精神方面是已。然而同是藝術,其間亦有優秀與平凡之別,大約出自天才者為最上乘,而熟極生巧者乃其次也。若舉酬資以為衡,最足以定藝術之高下,同時亦可以覘社會心理之趨向。 何謂酬資?即勞力所得之報酬是已。勞作之對象,勿論其為個人,為群眾,要之出我之精神或體力,以饜足對方之需要,而獲得其金資。權利義務之間,不過如此。至於酬報之厚薄,則視需要之緩急與饜足之程度為何如。需要屬於事實方面,計日呈功,可以用科學方法精確核算。饜足屬於情感方面,酬傭等級,一以群眾心理為基礎,似不能用科學程式計算出來,然而亦有道焉。必如何而後可以饜人之欲,足人之求,反應全在感情上。只要我所出之勞力能刺激對方情感而使之起反應,目的不外乎此。勞作者刺激力愈大,則受感應者饜足之程度亦將愈高,是即計算之方法,亦即酬勞之標準。 世界上工資價額之最高者,無過於優伶、電影員、音樂家之一流人物,其最著者一小時可獲得數千金之報酬,為任何職業所不能及。若以此作酬傭之測驗,則「娛樂」似是人生之最大目的矣。然而戲劇與音樂,令人怡悅者固為眾所好。而令人愁慘或悲憤者亦一樣受人歡迎。以此論之,則只有「好惡」,無所謂娛樂。可樂者固好之,然因此而感受極度不歡者乃亦好之。若是者,只得謂之好「刺激」,無愛惡之可言。此直與煙、酒、茶、咖啡、性慾相等。但一為生理上之刺激,一為心理上之刺激,其以劇烈刺激為至樂則一也。但刺激以其所好而好之,誠是矣,而可惡之刺激乃亦好之,則又何說?喜劇之與悲劇,其所受群眾之歡迎,無以異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娛樂也,好惡也,刺激也,只是視覺與聽覺所受之果,而其因乃在於「同情」。無論圓滿也罷,缺憾也罷,悲慘也罷,歡娛也罷,只要能博取一般人之同情,斯為上選。所謂樂也者,樂同情於劇中人;好也者,好同情於劇中人。一以能喚起群眾之同情心而論價值,如斯而已。此固關乎藝術人員之技能,然亦社會心理之最真表現矣。 五二 《說文》對於「國」字之解釋曰:「或,邦也。從一、從囗、從戈。」文曰:「一」為地,「囗」為人,執戈以衛。近代學者釋國家之意義有三要素;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有土地而無人民,有人民而無土地,或有土地人民、而無主權,皆不成為國家。《說文》「國」字從「或」,外加以「囗」之輪廊,則土地、人民、主權、疆界之意義咸備,字義之精深,此為最矣。昔日之市儈販卒,偶寫「國」為「囯」,圖省筆耳,小民無知,曾何足責?辛亥以後,乃有改「國」為「囻」者,此則為有意義之更改,殊非偶然。有人民而無土地、無主權,豈獨不能成為現代式之國家,且不能為形成之國家,證以近事,殆成語讖。先民造字之意義如此其奧衍,如此其完備,後世子孫乃棄之如遺。此殆與家藏鼎彝、珍本,而不肖子孫賤價以斥賣者同一傷心,斯亦不學無術之一端矣。 五三 法治與禮治,原是維持社會秩序之兩種方法。法治乃以制裁權委諸政府,禮治則以制裁權委諸社會。在秩序未壞之先,亦未嘗不可以收維持之效,若不幸而挺生一英傑,則非可以常理論矣。禮治乃以互尊為根本觀念,人誰不樂受他人之尊重?是故英傑之對於禮節,雖厭惡其拘束之部分,然互尊之部分尚可保留,故崩壞尚不至於根本摧翻。法治乃以強制執行為唯一方法,殊非英傑之所能耐,至不樂任受時,大可以我行我法,不遂則訴諸武力。鐵彈即我之如意珠,孰敢不聽?是故「訴諸法律」一語,只是弱者之哀鳴。吾將下一轉語曰,唯秩序可以維持法律與禮儀,非法律、禮儀之所以能維持秩序。將以吾言為不信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法治之窮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禮治之窮也。吾豈好為偏激之論以駭聽聞哉,事實固如是耳。 五四 《中庸》:「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寥寥數語,已將一部《天演論》之精義包舉無遺。《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區區兩言,已提絜一部《原富》及多少社會學名著之神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數語已能包舉理財要旨,如網之有網矣。吾固惡乎曲解我先民之學說以附會歐西之新學說者,惡其無聊也。但茲之所舉,吾以為雖懸諸國門,亦斷不至於蒙曲解附會之誚博。大哉,吾之先民! 五五 (文章技術) 自唯物論為世所尚,相以物質文明競巧斗奇,而「技術人才」之一名詞遂應運而生。蓋以科學總不能離乎工具,從一方面言之,工具愈精巧而科學乃愈昌明。更從他方面言之,則以科學發達之故,而機械之構造乃日新而月異,二者相輔而行。時至今日,已不能區別其孰為因果矣。耒耜,工具也,而播種機亦工具也。帆檣,工具也,而推進機亦工具也。工具愈複雜,而運用工具之技術遂成專科,斯亦事理之所必然者矣。文章亦工具之一種,其作用大略可分為:(一)記載事故;(二)摹描景物;(三)陳述意志;(四)傳達思想;(五)抒發情感等。此五者雖殊未足以盡文章之效能,亦曰舉其大概而已。文章既是一種工具,則運用此種工具之技術,自應不容輕忽,請言文章技術。 再者此稿為篇幅所限,故每類只能略舉一二作例證,以示文章技術之價值。至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亦無取詞費矣。 (一)以記載事故而論,舉其大者,歷史是已。自古有「史才」之稱,而「良史」「蕪史」亦各自成為評價之名詞。是則作史之技術久為世所尚,於斯可見。才不才,則亦關乎文章運用之技術而已。試將《史》《漢》《三國志》及《南》《北史》,而與《宋史》或《遼》《金》《元》《明史》相比較,則良不良之別不難立見。更有一最好之例證,試將《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相比較,二者基於同一之背景,敘同一之事故,而優劣懸殊,豈有他哉?文章技術之不同而已。史家運用技術之方法約有三種:一曰編年,二曰斷代,三曰紀事本末。斯三者各自有其所長,然亦非無所憾。歷史本如江河之水,有絕對相續性,正如太白詩所謂「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欲以刀畫河水而斷之,是為不可能。以此論之,則歷史似以編年為便。但歷史乃人類活動之總成績,年代愈多則資料亦愈複雜,若欲使讀者集中精神以觀察某一時期之演變,則斷代為便。然而一事之發生,各自有其來蹤去跡,必非突然而起,戛然而止也。斷代史之最大缺點在不能使讀者總覽事故演變之前因後果。原欲為讀者節時間,結果則翻檢追求,所費之時間或將倍蓰,於是紀事本末體乃崛起而救其弊。紀事本末之技術,以事為綱,以年為緯,能使讀者對於某一事故之演變,因果分明,無勞翻檢,斯為最便。然而彼所勾取而認為價值可紀之大事,是否即大?所遺棄而不收錄之小事,是否即小?容或有一二瑣碎之事而於社會文化有莫大關係,未可知也。如某人買一婢,某家逸一奴,似乎瑣屑不足道,但奴婢制度之演變,實文化史之重要資料也。且事因之中,有近因,有遠因,有直接之因,有間接之因,苟非精核詳審,每多遺漏。事定之後,有當然之結果,有意外之收穫,或發現於當時,或滋萌於來世,苟非具玲瓏忒透之精神、明察秋毫之眼光,每多忽略。可見勾稽事實以紀本末,悉憑作者之主觀以為衡,未免有幾分危險。由此言之,則編年、斷代、紀事之三種方法,各有短長,未能一概論。作品之價值,則視作者之文章技術為何如耳。 (二)摹描景物之工作,其最顯而易見者厥為遊記。《漢書·西域傳》與柳子厚之《鈷 潭遊記》,層次分明,記載詳博,更輔之以寫生妙筆,移步換形,於今中小學校已採為教課,可勿具論。若夫潘岳之《西征賦》,實遊記體文字之別開生面者,是不可以不敘。晉惠帝二年,岳為長安令,自寫其西行之旅程而作此賦。其敘事也隨處興感,與尋常遊記體之作品不同。過鞏洛而感周室之興亡,過新安而感項羽之坑秦降卒,過澠池而感藺相如,過崤函而懷秦穆公,過陝州而感虞、虢,入潼關以後更百感交集,氣勢磅礴。茲篇實兼遊記與史評,此則潘岳之文藝天才矣。《西征賦》實摹仿班氏父女之《北征》《東征》,而辭藻之麗過之。言念及此,不期而起一連帶感想,覺得我中華民族之文藝天才,殊足自豪也。溯自荊楚民族受三百篇之薰陶而成騷,中原民族復接受楚騷而成賦,格律均互相因襲,斯固然矣。然而楚騷之行文,純屬象徵派,表面是美人香草,而寄託遙深,真意竟在文字之外,非僅字裡行間矣。漢賦乃法其體而反其道。他勿具論,即以班固之《兩都》、張衡之《兩京》言之,則均屬寫實之大文,盡洗楚騷超現實之色彩,得不謂豪傑之士也夫!《兩都》所言山川形勢之雄奇、宮室建築之富麗,與乎《兩京》所寫之未央、長樂、桂宮、建章、甘泉等宮殿,其中夾敘城郭人民,更旁及上林苑之田獵、水嬉、舟游、樂技等事,步步踏實,有如畫圖,而文體則猶是象徵派之楚辭也,斯亦奇矣。《兩都》《二京》乃以一都市為對象,面積較廣,景物較多,尚易著筆。而王延壽之《魯靈光殿賦》,則更故意縮小範圍,專寫一座宮殿,堂奧楹桷,分段描寫,極盡崇傑低昂、幽深窈窕之姿。自非有特殊技術,豈能出此?何晏之《景福殿賦》則亦效法《靈光》者也。此外,專寫一種天然景物者,有木華之《海賦》、郭璞之《江賦》,專寫一種人工之微細物品者,有馬融之《長笛賦》、嵇康之《琴賦》等,莫不刻畫入微,曲盡其妙。要而論之,漢賦之修辭結構,均脫胎於楚騷,無可諱言,而乃獨能一反其虛無縹緲之半神秘性,專務寫實,此則我民族文藝天才之卓絕及創造能力之偉大,乃得有此技術,漪歟懋哉! 摹描工作,於描寫景物而外,更有描寫人物之個性,亦文章技術之重而大者。此類文藝之主要作品,傳記是已。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心之不同,即個性之各別也。此種技術,以能於敘述各個人之言論行事時,而使本人之特殊性質自活現於紙上,斯為上品。此種技術於取材之詳略、鋪敘之輕重、安排之後先,均有關係,試舉《廉頗藺相如傳》以為方。合傳體裁,乃司馬遷所創造,斯亦技術之一種。《史記》以廉頗藺相如二人合傳,就表面觀之,兩人皆趙之名臣,勢位豪華,事功赫奕,分量略相等,以之合傳,誰曰不宜?假令以凡筆記載,當必平均鋪敘,以無失兩人之事功為主旨,蓋勢位與功業既略相等,自不容有所偏重有所偏輕也。乃讀《史記》本傳,寫藺相如完璧歸趙及澠池之會兩事,占全篇幅十之九,而於廉頗七八次之赫赫戰功僅用寥寥數語淡寫輕描。於水到渠成之後,乃忽以重筆敘藺相如告其舍人數語,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得此數語,而兩人之個性,遂活躍於紙上。此真傳記之神品而描寫個性之絕技者矣。本來事業與個性完全兩件事,若以鋪敘事功為作傳記之唯一要務,實未解個性之價值及作傳之精神而已。又《史記》之《竇嬰田蚡傳》,通篇敘景、武間之外戚專橫,炙手可熱。最後一句,「上曰:『使武安侯而在者,族矣。』」得此一語,不獨寓貶抑權奸之深意,而明主之氣概,亦同時活現,真有萬牛回首丘山重之勢,是曰技術。 《水滸》《紅樓》兩書之所以膾炙人口,其價值即在於善寫個性。《水滸》寫百數十個性別相同而年齡、事業、背景環境悉相仿之莽男兒,而個性各異。《紅樓》寫百數十個性別相同而年齡、事業、背景環境悉相仿之小兒女,而個性各異。此其所以為難能也。寫個性須布局與摹描二者兼施。布局乃腹稿,關鍵在下筆之先;摹描乃細工刻畫,關鍵在行文之時。有時雖背景相同,事實相同,而修辭之巧拙於個性之神采表現,關係甚大。試舉一事以明之。《水滸傳》魯智深救林沖一節,中有兩語曰「只見一條鐵禪杖飛出來,跳出一個胖大和尚」,筆墨飛動,有如生龍活虎,的是花和尚神采。若易以凡筆,或將曰「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走出來,手持一枝鐵禪杖」,則如死蛇矣。然而事實與背景,固未嘗有絲毫之或失也,果何所據而竟雲彼善於此也,是在會心人矣。 (三)意志之陳述,與作者之立場有密切關係,而於對象之素質亦不容或忽。即以李斯《諫秦逐客書》而論,其驀頭第一句即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開門見山,一針見血,剪盡枝葉,不事繁文。蓋以對方乃一個好大喜功之雄主,且精力彌滿,絕對好動而不思靜,有事固忙,無事亦大忙。與此等人說話,只應直截了當,不宜用三眼一板或旁敲側擊態度以使之生厭,斯翁其知之矣。至於武侯《出師表》則有異於是。此篇作者之與對方,分屬君臣,實同晚輩,是以說至吃緊處即把先帝抬出來,使之警惕以動其天性,冀可打入對方之心坎,庶不至如風吹馬耳。試讀「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桓、靈也」數語,帶血帶淚,掬誠以進,此數句實篇中之主眼,亦文章最美之一段。更有丘希范《與陳伯之書》,所用之技術抑又不同。因對方並非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英雄,亦非不顧一切以求達其最大目的之豪傑,故只能以鶯飛草長、愛妾高台之下等嗜欲動之。此之謂因人而施,亦愈可見文章技術之不容不講矣。 陳述意志,對方非只限於一人,更有對於天下後世而陳述者,或則自陳而自述,不為任何人而作,只自寫其自由意志者。賈生《過秦論》通篇鋪敘秦國歷代君主文德武功之隆,與乎六國朝野人才之盛。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應有盡有,無所不備。全篇讀將盡,幾疑其文不對題。最後一句乃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讀至此,乃知全篇不對題之文章,正所以暴露秦之過失,而不容其狡展也。《諫逐客》乃開門見山,《過秦論》則畫龍點睛矣。更有李密《陳情表》,乃為個人私事,故通篇瑣瑣敘家常,至「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乃以重筆出之,若是而謂對方尚不批准者,未之有矣。文章有神,當其運用技術進入化工時,真能攝取人類之靈魂也。 (四)思想之傳達,厥有兩途:一曰語言,一曰文字。帶刺激性之語言傳達,效力有時極大,但範圍則不能甚廣。文字之傳達,時間及空間均可以至於無窮,此其所以為重也。吾人開卷即與古人親,千載之下,有如促膝,此非文字之靈耶?大抵用文字作工具以傳達思想而欲於空間及時間兩方面均收穫效果者,工作之技術約有三端:一曰繁,二曰簡,三曰美,請言其略。 古人著述,有說理務求其詳,敘事務求其盡,引證務求其博,描寫務求其真,不厭其繁,且因繁以見其豐富,內容由一卷二卷以至百數十卷。或以一帙之著作為終身事業,既成之後,即可與人類而並存,此一端也。更有以簡制勝者,愈簡而收效愈大,其簡之程度可以至於片言單調。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食麵包,須做工」等,當日只是由一人之思想發放出來,而乃震動一時,迴蕩不已,直至數百年後數萬里外之吾儕,猶得而稱道之,此又一端也。大約以留傳為目的者不厭其繁博,而以宣傳為目的者則愈簡而愈佳。蓋對於少數之知識分子或極少數之專門學者說話,與對於群眾說話,技術自應不同。於斯二者而外,復有一種文章,其行文也逍遙自在,繁簡不拘,興之所至,隨手拈來。其價值不在內容之豐富與不豐富,亦不在刺激性之大與不大,作用不在知識方面而在精神,是曰「唯美」文學。《離騷》只二千餘字,而地位則列在古今書籍之甲等,無敢有起而議之者。「雲想衣裳」只二十八字,但可與李白而俱傳,與文字而並壽。要而論之,自《詩》三百篇以至於元曲,中間一切詩詞歌賦,均屬文學家一時之感想,發為文章,其有技術精巧足以維縶人類精神者,則傳達可以至於無窮。此類文章,此種技術,真可謂帶得幾分神秘性矣。 (五)以文章作工具,若從知識方面言之,則說理及敘事為重;若就精神方面言之,則表情為重。蓋人類乃感情動物,於求知之外,尚有所謂精神作用故也。漁唱樵歌,發達遠在文字之先,而牧童蠶女,出口皆可成妙文,或間有一二語為績學之士所不能道。蓋精神之為用,異乎尋常,若偶然捉得一剎那之實感,由靈明而發為聲音,播於文字,遂成千古絕藝,初不必定以博學多能然後可致也。 情感表現之神秘若此,是以有文藝天才之文學家,每於捉得一剎那實感之時,輒運用其文章技術之才思以寫之。其方式則或以亢進,或以蘊藉,或以比興,或以鋪敘,而一以真性情出之。此種作品由作者本人之情性與讀者之情性相感照,遂以傳誦,是曰佳作。試觀古今來之美文,實無一而非性情之作,斯可知矣。 杜工部《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於干戈滿目顛沛流離之際,而與摯友分攜,且明知死別,以如此環境,如此情緒,感懷身世,乃得有此等至性至情之作。又東坡《御史獄中遺子由》詩曰:「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當日東坡下御史獄,頗受虐待,而天威尚不可測,自分必死,而子由亦以東坡為必死,此詩竟等於遺囑矣。更有吳梅村之《賀新郎》:「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此三者均屬帶血帶淚文章。杜、蘇兩公,本是性情中人,乃多血男子,平時目睹悠悠行路之痛苦,且感同身受,況對於親友及弟兄哉?梅村此首乃絕筆詞,正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以落筆即血淚交迸,莫能自已,且能令百世後之讀者與之同感。此無他,亦曰凡具有真性情之作品,每易得他人之同情而已。文章神奇,有如是者。 表情技術,有專取含蓄蘊藉者,怨苦在心,但仍極力節制,而以中聲和平出之,《詩》三百篇大都如此。其後歷代詩人,莫不秉承三百篇之遺訓,運用怨而不怒之技術,純熟自然,而尤以詞人為最。此種技術,可稱我中華民族之特長,或竟可稱為民族性矣。即以《詩·鄘風·載馳》一章而論,人生在世,不幸而至於家破國亡,可謂極矣。於瑣尾流離之際,欲歸寧父母而不可得,可謂虐矣。試觀其發泄胸中怨苦,取何方式,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稚且狂。」溫柔敦厚一至於此,只能名之曰美術的怒罵。又女子而為丈夫所捐棄,且目睹此薄倖郎君移愛他人,可謂不幸之甚者矣。乃讀《谷風》之詩,一則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再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曰「既生既育,比予於毒」,雖蒙極大怨苦,仍自能克制情感,只用含蓄蘊藉之方式以泄其悲憤。此種技術,苟非根本於特殊純厚之民族性,恐不容易運用。若以意志自由、權利保障之說繩之,則許穆夫人為志行薄弱,而《谷風》少婦為怯懦無能矣。《谷風》之「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只寥寥數語,而高尚之人格及濃厚之同情心,已儘量表現。余謂《詩經》三百篇,不僅為後世一切文學之所從出,且為我中華民族性之最真表現也。 詞及近體詩,大都以婉約為正宗,蓋一則上承三百篇之遺風,而格律之拘束亦有以致之也。漢魏樂府,無篇幅之制限,長言永嘆,了無拘管。唯近體詩則以二十字至五十六字為限,若不採含蓄蘊藉之技術,取弦外之音,納深意於短幅,則作品將薄而寡味矣。唯詞亦然,且以其格律愈謹嚴,故婉約之技術亦愈巧。蘇、辛以前,幾無以詞作工具而表示亢進之情感者。蘇、辛以後,詞風雖略有轉變,然猶是以高亢為別派,婉約為正宗。或則此種工具特宜於婉約,未可知耳。詞之表情技術,於拙著《詞學》固嘗分析言之,可供參照,更不便以複雜之舉例奪此短篇之幅。茲唯錄宋徽宗《燕山亭》數語,用作婉約之代表:「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題曰「北行見杏花」,當是被虜北遷時作矣,如聞哽咽之聲。 婉約之抒情品多屬比興體,每因一物以起興,而於狀物之中抒發其情感。此方法最為普通,《詩》之《國風》十有七八多屬此類,而後世宗之。如《青青河畔草》,意旨何嘗在草;《迢迢牽牛星》,精神殊不在星。比興而已。 比興體之作品,其長處在於隨意寄興,愈增嫵媚。此法非只我國有之,世界各國,莫不皆然。蓋以因物見志,實思想出發之捷徑故也。《古詩十九首》運用此種技術最為純熟,讀之可以養成溫厚之情感,啟發優美之趣味,比興體之價值,全在於此。 五六 「生活」二字,從一方面著想,自然是「衣食住」問題。然而同是衣食住,但文繡膏粱、崇樓傑閣與蓬門瓮牖、荊布菜根,則大有分別。此非苦樂之分別,苦樂固不在乎是也。高堂華屋之中,不少以眼淚洗面之人;而篝燈課讀之餘,每多和樂歡娛之事。可見「生活」二字,一方面是物質上之衣食住,一方面則在精神上之「人生觀」。 若僅以衣食住釋「生活」,則人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機械式,無「意義」之可言。但人生必不能無意義,無意義之生活是曰虛生,人亦何必虛生一世也? 至於人生觀則殊無定式,每隨環境而變遷。素抱樂天主義之人,若一旦遭遇顛沛之激刺,或可以一變而為厭世觀。然此特「操持不定」之人為然,非所以論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操持不定,即修養功夫未足之明證矣。蓋所謂人生意義雲者,亦即人生之立腳點,立腳點固非可以輕易移易者也。孔子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素其位而行」「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即孔子之人生立腳點,亦即孔子之人生觀。可見衣食住只是「生活之條件」,而非「生活之意義」。意義者何?即應思「吾何為而有生,既生矣,將何以了此一生」是矣。就新倫理學言之,此即所謂對於「自我」之倫理。更進而論之,則凡對於家族,對於國家,對於人類社會,莫不有其無可逃避、不容狡卸之倫理在。一言以蔽之,即「報施」是已。 試再以衣食住作論斷。吾人今日關於衣食住之所享用,較於太古時代之人類為何如?良心詔我曰「較為安適」。此種安適之享用,果何人所施予?非先民積累而得之所謂「文化」也耶?文化乃人類社會之公產,不容享受而不圖報。且更須思所以補充其累積,使繼長增高,以貽後人。苟人人只知享受而不思補充,則文化將永無發揚光大之期,即乾坤亦幾乎息矣。此即所謂自我對於社會之倫理。明乎此,庶幾可進行有意義之生活。 五七 年來生理學者及醫學者分頭研究起死回生之術,或用注射方法,或用接續生命線方法,各有相當成效。一九三四年,有一蘇俄學者試以人造心臟易動物屍體之心臟,能使屍體復活,嘗試驗一已死之狗,該狗至今猶活雲。 道家研究長生不老術,長生不老與起死回生,異曲同工,而方法、手段、途徑,則成兩絕對。一則認軀體有不壞之可能性,謂機件之壞由於飲食,「老」即機件漸壞之證。此說與醫學者所謂人自少壯以至於衰老,皆由於食料中所含之土性鹽質堵塞微絲血管所致,同一結論。故欲求不死,當以辟穀不食、運氣為方法。一則認不食為不可能,機件之漸壞為不可免,但既壞之後,未嘗不可以修理,以新機件易舊機件斯可矣。後說屬於新學說,發生在前說後二千餘年,但是治標之道,反不若前說之探本溯源也。至於可能性之成分,孰多孰少,則尚在不可知之數耳。 五八 「愛國心」與「民族意識」不同,執鄉人與之言愛國,彼將瞠目而不知所云。必先為之解釋「國家」兩字曰如何如何謂之國家,如何如何謂之國家主義,然後再為之說明國家之可愛及不能不愛之理由。若是者,非曾受相當教育恐不易了解。至於民族意識則不然。此意識實經過數千年先天之所遺傳,後天之所培養,幾等於良知良能,在心靈內成為一種潛伏意識。雖愚夫愚婦,莫不有之,不必有待於臨時教育之灌輸,每至適當期間自然發動。是故以武力滅人家國尚易,唯欲於短期間內摧滅他人之民族則甚難。苟文化不相敵,恐更有被同化患耳。 五九 章歲至、朔同日,古之訓也。然而至、朔同日未必都是章歲,因每十九年之中,至與朔庸或有一二次相逢,但以學理而論,則章歲例應至、朔同日而已。查過去百年間,章歲而至、朔相差一日者凡數見,如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至後於朔一日,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至後於朔一日,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至後於朔一日,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至朔同日,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至後於朔一日,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至朔同日。計此一百年中,前後六次章歲,至、朔即不同日而相差亦只在上下一日間,無二日者。此一日之差,其原因當在時辰上。如亥時交節則曰初一,子時交節則曰初二,名雖一日,實際上或只數小時或半小時之差而已。 復有一公例,章歲必逢閏年。每十九年之中凡七閏,非章而閏者有之,但章歲必閏是矣。如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同治元年閏八月,光緒七年閏七月,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民國八年閏六月,民國二十七年閏七月。 六〇 韓昌黎詩曰:「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宋玉《招魂》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言博者輒曰呼雉喝盧,可見梟也盧也雉也牟也皆博之專門名詞。程大昌《演繁露》曰:「骰子古名博齒,初唯斫木為之,一具凡五子,故亦名五木。其法每子分兩面,一面塗黑,畫犢;一面塗白,畫雉。若一擲而五子皆黑,其名曰盧,在樗蒲為最高采;四黑一白,其名曰雉,比盧降一等;三黑二白曰犍,是為惡齒。故曰六博得梟者勝,又曰倍勝為牟。梟與盧皆貴采也,雉則次之,犍又其次矣。」 「博」「弈」齊名,「博」之種類似甚複雜,而「弈」之今義則為下棋。《孟子》一書,「弈」之名凡兩見,曰「博弈好飲酒」,曰「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大抵弈乃鬥智而博則斗采,是以古人薄樗蒲為「牧豬奴戲」,鄙之也。至於弈之工具是否即近代之棋,其種類有幾,未及細考。但周秦諸子之言弈者不少,可見春秋戰國時已有之。且如《孟子》所云「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可證其術乃鬥智而非博採矣。 六一 杜詩《彭衙行》共二十三韻,而真、文、元、寒、刪、先六韻兼用,計刪韻八,文韻二,真韻一,寒韻五,先韻三,元韻四。又《石壕吏》一首,第四句有作「老婦出門迎」者,有作「老婦出門看」者。若作「迎」,則擘頭四句乃元、真、庚三韻並用;若作「看」,則元、真、寒三韻並用。於斯可見,音韻乃隨時轉變,古今不同。而近代之試帖詩更用鬥巧以見長,分析愈窄,若文、元互協,好煞也要落第。古人並不如是也。 杜甫以疏救房琯而得罪,流離失所;李白以被永王璘迫致而得罪,系潯陽獄。生逢喪亂之世,雖詩人亦不能自存。若杜甫猶曰以冷漕而在輦轂下,得咎之機會較多。若李白固高臥廬山者也,而亦不免。傷哉! 諸葛亮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過之。」先主詣亮,起之於南陽。嵇康少有奇氣,鍾會言於文王曰:「叔夜,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可矣。」後康卒以呂安事伏誅。同是臥龍,然亦有幸有不幸。 六二 吾嘗爬剔蘇、辛詞,分地而比較之,覺得環境之與情緒,影響至大。葛常之論杜詩曰:「《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是時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以得見妻兒為幸。至《秦州》則雲『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已非《北征》時矣。及成都卜居後,《江村》詩云『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遊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際,則又異於客秦州時矣。」吾嘗謂環境之與情緒,互相影響。同是一太陽,朝暾則令人發皇,夕照易令人沉悶,此環境之影響於情緒者也。同是一明月,心境怡悅者見其可愛,若離人思婦則見其淒涼矣,此情緒之影響於環境者也。試以杜詩證之,愈可見此說之不謬。松濤與泉聲,無異大自然之音樂,在心境怡悅者聽之,正不知若何愉快,而杜工部北征時,只覺其撩動淒涼,徒亂人意。且妻兒猶是妻兒,而州、秦州、成都三地,主觀與客觀雙方,觀感均各異其趣,豈有他哉?情緒之不同而已。 六三 樂府《江南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少陵《杜鵑》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格律模擬《江南曲》,以樸拙見其真。樸拙原是文章技術之一種,然亦存乎其人,未可漫然學步耳。 少陵之「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識字者十九能誦,可稱名句。高絕之文章原可以不受文法拘束,費解處或正其佳妙處。蓋意之所至,不妨拗文義以就我。舉虛實而活用之,正不必如學語小兒,斤斤於矩范耳,是在能手。即如「異代不同時」一語,實何異於「久矣乎千百年來非一日矣」之一段笑話哉,何以在彼則成詬病,在此則曰名句?然而亦不必漫然學步者矣。秦少游之「杜鵑聲里斜陽暮」,東坡極賞此詞,但頗嫌「斜陽」與「暮」未免重疊,況「異代」與「不同時」乎。 李後主之「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 ,寫靜中景物,可稱深入腠理。杜少陵之「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庶幾近之。 五言句之動詞,用在第三字者最為普通。如「野船明細火,宿鷺起圓沙」「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等是也。用在第五字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用在第一字如「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則亦不少。唯用在第二字如「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用在第四字如「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等句法,難得佳構,因一句之中以「碧」「紅」「蜀」「秦」等一字為主,余則俱賓。此與「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等大不相同,因「水流」「雲在」「落石」「侵門」尚自成句讀也。 六四 日光七色之層次曰紫、藍、青、綠、黃、橙、赤,此就肉眼所能見者言之也。紫外光乃動植物維持生命之要素,久為世人所認識,即海洋最深處,日光雖不能照達,但其中生物亦不能離紫外光而生存。蓋紫外光乃真所謂無微不至、靡遠弗屆者矣。年來更發覺有所謂赤內光者,舉凡音波之傳達,電波之傳達,光波之傳達,均賴其力,且更有種種作用雲。人類視覺範圍,實至有限,自望遠鏡及顯微鏡發明以後,眼之信用已大不如前,然猶得謂雖借凹凸鏡之補助,但視覺仍在乎目也。至於紫外光與赤內光發覺後,目之力其技窮矣。 複次如地、水、火、風,即印度哲學所稱為「四大」,謂一切色相皆從此出,然也。但除卻堅、濕、熱、動外,便理會不出地、水、火、風來。譬如曰某物軟,某物硬,不過主觀之評判,若離卻主觀的狀態外,更何有軟與硬之存在?於斯可見,視覺還須賴觸覺之援助,而觸覺之所評判,端賴主觀,則耳目之能力尚可信任耶? 至於主觀,則更難憑矣。豈獨各個體剛柔、燥濕、動靜等之無定據,即如集合體如家庭、師旅、森林等,皆主觀所命之名矣。但除樹木之外,豈有森林?兵卒而外,更無師旅。不有親子,那得家庭?斷不能認房屋之為家庭也。可見一切有,若求至乎其極,仍返於空,此又未可非難耳目已也。 氧、碳、氫、氮、鈣、磷、鉀、硫、鈉、氯、鎂、鐵、碘、氟、矽,乃人體之構成原質。人不能缺乏此十五原質之一而生存。但指此十五原質為人,則又無異於認房屋之為家庭矣。 六五 先兄嘗謂作近體詩不宜多用疊字,蓋以五言或七言之絕與律,其容積乃自二十字至五十六字而止,故作法只應含蓄蘊藉,取弦外之音,能於窄範圍內容納多量之意境庶為上品。若疊一字即少一字之容積,殊非所宜。此說自是至理,然亦視作者之技術何如耳。若能將一聯之精神全灌注於此疊字上,使其餘之三字或五字反專為烘托此兩疊字而設,則疊亦無妨。如杜詩之「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及遺山之「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之類是也。 癸酉七夕,嘗倚聲作《夜飛鵲》詞一首,中有句曰:「流螢時被眾星亂,掠檐低墮還飛。」時正在郊外消夏,小兒女陳瓜果於中庭,流螢亂點,蓋寫實也。後讀杜詩有《見螢火》一首,中有句曰:「忽驚屋裡琴書冷,復亂檐前星宿稀。」杜詩雖嘗數讀,但此首卻並不在記憶中。可見意境若純任自然,亦未嘗不可與古人合。 六六 帝者之稱謂,除皇帝、陛下、天子、至尊等而外,亦稱天家,又稱官家。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宋太祖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為官家,其義未喻。」鎬曰:「臣聞三王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案「官」字有「公」之意。如官田,《周禮》曰:「官田者,公家所有之田也。」《孟子》之言井田曰:「其中為公田。」公田者,國有之田也。是則「官」亦即「國」之意。凡官價、官鹽等「官」字皆含有「公」之意,對於「私」而言。劉向《說苑》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繼。」此「官」字訓「公」之最明了者。「官」又可以訓「主」,《管子·宙合篇》曰:「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房註:「官,主也。」謂不主於一物而旁通乎大道也,是則官家又可作主子之意,君民即主從之分也。 人雖以胡天胡帝尊崇君主,而君主則謙讓未遑。其自稱曰朕,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朕即我也。《書經·堯典》:「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此見於載籍之最古者。其次則《孟子》之「干戈朕,琴朕, 朕。」又次則為《離騷》之「朕皇考曰伯庸」。可見當初之「朕」字原是平民與君主通用,自秦以後乃變為帝者所專有。《爾雅·解詁》曰:「谷,善也」。「不穀」謂不能如五穀之善養人也。至於「孤」「寡」等字,則更近於咒詛,而君主不厭也。雖然,「寡」之與「獨」,「人」之與「夫」,字義正相同。如曰「獨夫」,則帝者不樂受矣。 六七 吳梅村《清涼山贊佛詩》第二首之「孔雀蒲桃錦,親自紅女織。殊方初雲獻,知破萬家室」,全脫胎於杜子美《奉先詠懷》之「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但意境相差未可以道里計。梅村可謂點金成鐵者矣,如「親自紅女織」之「親」字、「紅」字,「殊方初雲獻」之「雲」字,「知破萬家室」之「室」字等,直是湊合平仄而已,殊欠妥貼,且嫌費解,此之謂強押韻。又如第一首起八句甚佳,下即漸軟弱。「立在文石階」一句,用以強對「護置琉璃屏」,殊乏意味。「舍我歸蓬萊」句,幼稚類小兒女口吻。「言過樂游苑,進及長楊街」等句,堆典而已,且只有長楊宮,而未聞有所謂長楊街,又是強押韻。第三首至佳,尤以「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峰,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一段為最。第四首最壞,「寵奪長門陳,恩盛傾城李」等句,直是惡道。實則入宮、玉殞、脫屣、朝山諸事,前三首已敘述無遺,意既盡矣,第四首本可以無作。勉強湊上,而氣力又不足以御之,遂成狗尾。若餘勇可賈而必欲作第四首,則只應以重筆寫愛情之偉大。 六八 古樂府《孔雀東南飛》別小姑一段:「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伯兄評之曰:「蘭芝的眼淚不向丈夫落,卻向小姑落。和小姑說話不說現時的悽慘,只敘過去的情愛。沒有怨恨話,只有寬慰和勸勉的話。只這一段,便能把蘭芝極高尚的人格、極濃厚的愛情全盤湧現出來。」 說者謂《太白集》真偽參半不為無因。如集中之《去婦詞》曰:「憶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生吞活剝,且意境粗率而淺薄,淡而無味。最後兩句,更有類潑婦口吻,真可稱點金成鐵,太白那得有此? 太白佳處,有非杜老所能及者,如「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及「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游」,此等意境,求諸杜集,實不易得。縱或類似,亦總不能如是之清空靈妙。愈可見環境之與意境,如影之與形,分毫不容假借。子美身世,中年以後,長值亂離,故工於寫實,且眼光常顧及於社會之下層階級,其寫民間疾苦,筆鋒入木三分,有非身受者之所能道。太白雖與同時,然身心閒暇,恣情山水,故感想凌虛,下筆飄逸,此其所以異也。 六九 天文家窺測火星,初則見其地軸欹斜、四季遞嬗等悉與地球相仿佛,遂謂其中亦必有人類。繼則疑其空氣稀薄,雨量太少,溫度甚低,誠恐生物不能生存。此種學說未免太過幼稚可笑。試問所謂厚薄、多少、高低等之比較字義,果以何者為標準,非地球也耶?吾地球之各種自然現象,果以何等理由而取得作宇宙標準之資格?細思難免發笑。吾人所知者,地球上之一切動植物,莫不具有其適應環境之本能,伸縮自豫,其所以能生存之方法在此。若以為達爾文之學說未可推翻,則此理放諸宇宙而准,所謂稀薄、太少、甚低等等根本不能成立。火星上之動物,亦必以地球上之空氣為太濃厚,氣壓太重,雨水太多,氣候太熱,絕不適於生存,可斷言也。即以地球而論,南美洲亞瑪遜河流域與北非洲薩哈拉大沙漠乾濕相懸絕,南北極與赤道下之寒熱相懸絕,然各自有其動植物一例蕃滋,但不能互易而已。故謂火星上之動植物與地球上之動植物不能易地而處則可,若貿貿然以地球上之氣候為標準,以吾人之身體為權衡,而謂火星上之動植物久已不復能存在,則未免太武斷矣。試思冰蟲與沸泉中之青苔、水藻、魚介,豈吾人之身體所能作權衡哉?據《達爾文遊記》,則火山口、沸泉、鹽湖,無處而不有生物。即大工廠所流出之蒸汽水,熱度在沸點之上,而管口竟苔蘚碧綠,斯可知矣。 七〇 黃河之源,出自青海。蓋崑崙山及喜馬拉雅山之泉脈,入伏流而至朵甘思,突涌而出,高下奔迸,數可百餘。登高下瞰,燦若列星,匯為沮洳,方可七八十里。吐蕃語曰「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腦兒」譯言海。是以中國典籍曰「河源出自星宿海」,此之謂也。 上世未明伏流之理,溯河而上,至沙漠而絕。平地湧現,詫為無根。又以星宿之名,發生幻想。於是有浮槎犯河鼓之神話,而太白詩更直書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子美曰「赤岸水與銀河通」。神話原是詩人之糧,以星宿海之名詞而生幻想,更以詩人武斷之技能奮筆以證實之,而黃河遂與天河通。天孫磯石,靈鵲填橋,浮槎經年,人間天上,不知幻出多少優美之詩料,幾不分孰為天上而孰為地下矣。以伏流之故而及於天河,真可謂碧落黃泉,天開妙想。此非長於凌虛之東方哲學頭腦,恐不能有此。因讀《元史·地理志》「河源」一節,濡筆及之。 七一 民族性與民族意識不同。民族性者,只是一民族之特性,其風尚與特殊技能均各自有其不同之點,優劣非所計也。如漠北之民長於畜牧,濱海之民習於漁樵,各因其地理與氣候之不同,由生活而影響於性格,久而久之,習與性成,此之謂性。無論何人,只要能滿足其性之所好,不易其俗,即可相安。至於民族意識則不同。民族性乃基於環境,民族意識則根於歷史。民族性乃原於習俗,民族意識則本於信仰。所謂信仰者非宗教信仰之謂,乃對於其先民活動總成績之所遺留(即歷史)而發生一種自覺心,深信若繼繩統緒,更發揚而光大之,必可獲得其理想上之幸福。換言之,即所謂文化是已。是故民族意識之根蒂,實基本於文化之有無;民族意識之強弱,實基本於文化之高下。是故有文化之民族,其人民自有一種信仰。其先民之潛意識藏伏於靈明,與有生俱來,牢不可破。近代學者有謂民族之團結力乃根於語言、文字、宗教三要素,猶是形而下之觀察而已。 七二 東晉顧愷之《畫法要訣》:「一曰神氣,二曰骨法,三曰用筆,四曰傳神,五曰置陳,六曰模寫。」南齊謝赫作畫「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謝並顧之二、三兩項而為一,而增加著色一項。至於以神韻為第一義,則顧、謝無異焉。綜核六法要旨,二至六不過烘托神韻之過程工作,主要全在第一項。鳥獸草木、山林原隰、泉石煙雲,其動的姿態或靜的姿態,於環境及時序殊有因緣,如「乳燕飛華屋」「落日塞塵起」「庭草無人隨意綠」「殘荷枯葦戰西風」。若以此為題而作畫四幅,則旖旎、悲壯、生意、肅殺自應不同。但萬物又豈能作態向人,所謂旖旎、悲壯、生意、肅殺亦只是以我之精神為精神而已。忽而倚闌閒眺,憐伊乳燕,忽而斜陽立馬,目斷蒼茫,實則此身何嘗離畫室。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意而已。苟精神之集中,則意動而心手自隨。能解此意,庶幾可以語神韻。 七三 「矛盾」二字,於習用語殊非嘉名。如語言矛盾,則自消損其立論之價值;動作矛盾,則自減少其行為之成績;思想矛盾,或自破壞其成功之機會,乃當然之結果。然而一切動物莫不具有其生來之矛盾性,愈高等則矛盾性愈大,而以人類為最。竊思矛盾性之所由起,不外因圖生存而奮鬥,努力以謀出路,不惜紆迴曲折以求達其最大目的之所致。嘗聞諸作鼠戲者之言曰:「用一迷樓式之籠,中作複雜之間隔,使路途繁多而屈曲,納數種小鼠於其中,在出口之背向處放微光射入。初則群鼠爭趨有光之假出口,極力鑽營,疲則靜伏,息而復作,至死方休。其有肯背道而馳不惜千迴百折者,出路斯得,此乃聰明之小鼠,可教也。」由此言之,則吾所謂矛盾性乃起於圖生存而奮鬥之大前提,可成立矣。不特此也,即宇宙亦何嘗不矛盾?春生而秋殺之,真可謂矛盾之甚者矣。 七四 吾人生存於宇宙間,日浮游於大氣之中,不克須臾離。而地球又屬太陽系之一分子,故所謂大氣雲者,實無時而不受太陽熱力所支配,更不克須臾離。魚不能離水而生活,但鹹水魚與淡水魚之生理構造顯然不同。以此論之,假令大氣起變化,則人體之生理上必不能脫離關係也明矣。生理上既受支配,影響必及於精神,此又必然之勢矣。十九世紀末,一英國學者倡言世界上之經濟恐慌每與太陽黑點有密切關係。其言曰:「在人類生活資料中,食料品實居其泰半,而農產歲收之豐歉實為經濟盛衰之本源。但年之豐稔與否恆與太陽熱度之強弱成正比例,蓋以植物之必不能離太陽光而滋長故也。」論斷乃從植物方面間接以及於人類,言之成理。迨歐洲大戰後,有蘇俄學者曰齊伯斯基,更從直接方面研究,謂太陽之電與熱,實予人類身體及神經系以絕大刺激,結果能令血脈興奮而起暴動。彼之持論乃就二千四百年間八十個國家之歷史作統計,證明戰禍之發生有百分之六十起於太陽電熱最高時,百分之三十五起於熱度上騰或下降之變動時,其於溫度最低期中而發生戰事者只百分之五而已。即以近世史而論,一六四八之英國革命、一七八九之法國革命、一八七一普法戰後之巴黎暴動、一九〇五之第一次俄國革命、一九一七之第二次俄國革命,皆在太陽熱電波達於最高點之年度雲,此更持之有故而不容置議者矣。不幸而一九三七也適值太陽放電最多時,傷哉!天人相與之際,若由此方面作研究之出發點,似較勝於陰陽五行之學說多多矣。 七五 月之軌道有畸零,繞地一周需時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四十四分三秒,故舊曆必須以小盡作伸縮而逢望乃得常圓。計一章之中(即十九年)每年六個月小盡者凡十一年,五個月小盡者凡八年。又章歲必閏,其後則第三、六、九、十一、十四、十七、十九等年亦必逢閏,七閏之中例有四個閏月乃小盡,此定律也。故欲計算每章之日數,其式如下(六個月小盡故每年實得三百五十四日): (354×19+8)+(30×7-4)=6940 至於陽曆則更簡便矣。常年例得三百六十五日,每章加閏五日,例置於第二月中,計日之式當如下: (365×19+5)=6940 是故宋咸淳中臧元震所謂「一章之內加七閏,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之說,陰陽曆無以異也。 光之速率每一秒鐘行十八萬六千英里,可環繞地球七周。太陽之光五百秒可達到地球,等於八分鐘又二十秒。月之光只需一秒半弱(一點二九秒)可達地面。北極星與地球之距離約四十四光年,即北極星所發射之光經過四十四年乃得達地面是也。牽牛星與地之距離為十五光年,織女星則為三十二光年,牽牛與織女之距離則為二十四光年。如神話所云,牽牛若欲會織女一次,即令以一秒鐘行十八萬六千英里之速率,亦須二十四年乃能達到。參宿左下角之赤光星,距地球四百六十光年。宇宙之大,真不可思議。 地為球形,故以自身之立腳點為坐標,距離愈遠則陂度亦愈大。試就洋面而論,距一英里則下斜八寸,二英里則下斜二尺八寸,五英里則下斜十六尺,十英里則下斜六十四尺,雖大船亦不得而見之矣。但地面以外之對象則不在此例,蓋有蒙氣折光作用故也,即術語之所謂蒙氣差。 七六 (變態生活) 一國中之大市鎮,若入境而見其肩摩轂擊,酒綠燈紅,未必竟是家給人足、庶民康樂之表證,或則是一種病態,而為殷富蕃實之反面,未可知也。蓋每當社會不安,人民生活不循正軌之時,大市鎮例是一種異樣之繁榮,而以娛樂場所為尤甚。且繁榮之程度每與不安之程度成正比例。揆厥所原,約有四端:一則因社會之秩序既亂,人人不知命在何時,由是而「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心理自然瀰漫。一則因幣制凌亂,動產與不動產之估計變動靡常,由是而人民之儲蓄性隨而低減。一則因社會既失其常軌,易使人生幸進之心,於是好投機而不安本分之人乘時活躍,此輩原是浪漫性成,儻來之物,隨手揮霍,不甚愛惜,市面遊資,因而大增。一則因治安既壞,群盜如毛,致鄉村之石民,不得安居,被驅迫而集中於城市以圖苟安,由是而城市之人口驟增,供以應求,頓成輻輳。凡此四者,實亂世之所必至,而變態之所當然者矣。溯自初期史跡以迄於今日,每逢喪亂,此種象徵必循例表現,莫之能外。試觀王莽更始之世,五銖既壞之時,社會變態最為明顯。即世界之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罔不皆然。讀法國革命史,當恐怖時代之巴黎,環斷頭台之茶樓酒肆,歌舞特盛,斯可知矣。複次,此種變態生活,每次發生以至於終止,為時且不甚短。蓋當禍患蘊而未發之先,憂生念亂之心理,不期而浮動於智識分子之腦海中,此輩既屬社會之先覺,自然為群眾之先導,所謂上行下效,風吹草偃,理所當然。厭世之人生觀既發動,最足為儲蓄心之克星,因果相生,而病態遂以形成。迨夫大亂既平,昔日繁華之都市必頓呈衰落之象。斯亦因果律之定則,覆而按之,痕跡可尋。此殆因狂熱之後,精神萎痹,一也。痛定思痛,每多愁寂,二也。久離鄉井之羈人,亟思歸去,而留滯者亦思拾遺補闕,緊縮生活,三也。斯時也,都市之人且銳減,市面遊資匱竭,商業之捷足者已滿載而去,後時者則以求供失宜,本虧業歇,衰落之象於茲立呈。是以此等事實,每發現一次,結果必百業衰蔽,民生凋殘,「國家元氣」說斯時最能充分表現。此殆與久病新愈之人元氣虧損、身體衰弱同一象徵。吁,吾為此懼! 二十八年五月二日寫記 七七 西郊澄懷園與今之燕京大學相鄰比,過虹橋而見有高柳繞牆位於路北者是矣。錢泳《履園叢話》曰:「澄懷園在圓明園之東南隅,每年夏月,車駕幸圓明,澄懷則為尚書房暨南書房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鏡,紅藕如船,傑閣參差,綠槐夾道,真仙境也。」全盛時之景物,於斯可見。歲壬申,即民國二十一年,余租得澄懷園後之官地數十畝,植蔬果稻麥,且以自給,且以消夏,出入穿澄懷園而過者凡五年。計自庚申浩劫,該園亦隨圓明而荒廢,宮室台榭,奇樹珍叢,蕩然無跡。唯土山池沼,起伏低昂,尚存舊觀。道旁界石,猶見「澄懷園」之刻字焉。二十五年丙子,該園乃入於東北軍人之手,庀工動土,移山塞池,夷為平地,用作軍人之亂葬墳。仙山樓閣之名園,七十六年後遂變為至穢極賤之鬼窟。滄桑遞嬗,乃宇宙循環之慣例,原無足異。但不幸而至於斯,亦可傷矣。 七八 小說乃心理構造,最足以表現作者之人生觀。每一時期之小說,若聚而觀之,且可以覘當代之群眾心理,同時亦可以覘當代社會之為變為常、為治為亂。非元季必不能產生《水滸》,非康乾之世必不能產生《紅樓》。試持此意以為衡,覆按群籍,鮮有不中者矣。人生觀原無定則,自非聖哲,大都隨環境而遷移。「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唯孔子能之。其在常人,若憂生念亂,則頓呈厭世;安富尊榮,則追求仙佛。覆按既往,亦鮮有不中者矣。蓋既曰人生觀,自應隨各個人之觀察以為別。而觀察雲者,對象即是環境,而環境乃移步換形,最為變動不居。此余所以謂人生觀之無定則也。然而才智之士,觀察力比較敏銳,其感觸往往先得人心之所同。每於憤時疾俗之餘,雖則無權無勇,力不足以誅鋤奸宄,唯以一枝禿筆,縱橫馳驟,任意殺戮,為所欲為,作過門之大嚼,《水滸》是也。觀於忠義堂上之旗章曰「替天行道」,則作者之心情可知矣。其或時代休明,干戈不動,而朱門、白骨之間,已伏亂萌。憂時之士,則用藏鋒之筆,寓褒貶於禍福,取法《春秋》《紅樓》是也。此余所以謂集合一時之小說而可以觀世變者此也。即以最近四十年而論,光、宣之間,偵探小說風行一時。洪憲以還,言情小說為世所尚。邇來數載,則武俠小說披靡全國。其機安在?若覆而按之,明眼人當有會心矣。 七九 古人用字,凡音之相似者即可通用,是以荀子之姓,「孫」「荀」不定,此一例也。又「無」「亡」「無」「微」,隨意互寫,此又一例也。猶記清代掌故有一解頤故事,謂乾隆中葉,胡希呂為江蘇督學,防諸生有冒替情弊,因特嚴於年貌與註冊之稽查,點名進場時,凡填「微須」而有小鬍子者輒被擯斥。試常熟,一生被擯不服,與之爭。文宗厲色曰:「汝是學子,竟不解朱注『微』訓『無』耶?『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之謂何?『微斯人吾誰與歸』,之謂何?」該生亦厲聲答曰:「如大宗師所言,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滿街亂跑,成何體統?」文宗默然。從此遂無復被擯者。此可為泥古不化者戒。 凡泥古者動輒曰吾師孔子、孔子固如是云云,此讕言也。實則時中之孔子,最能變動不羈,《易經》稱流動哲學,然孔子固嘗韋編三絕窮老而不釋手者也。《春秋》張三世、通三統之大義,因時代之轉移,因社會背景之變遷,而一切賞罰、褒貶、禮樂、政刑,隨而各異,固無論矣。即門弟子問仁、問政、問孝、問禮,則亦因人而施,所答每多不同,亦無論矣。即以《顏淵問為邦》一章而論,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老先生主張用夏朝的月份牌,坐殷朝的車,戴周朝的帽子,還要聽唐虞之世的戲。何等活潑,何等不羈,師古者亟宜宗之。 八〇 人生觀原無定式,不但各個人之觀察點各異,且每因年齡、學問、環境之變遷,而本人觀察亦隨之而先後不同。本來抱樂觀主義之人,若時值亂離,或一變而為厭世觀,未可知也。然而人生觀雖若是之無定,但欲測驗其最大多數之所趨向,亦非不可能之事。 人生觀乃個人之情緒,或心廣體胖,或憂傷憔瘁,似只是個人之苦樂,無預他人。而抑知不然,各個人之觀念,其影響實可及於全民族也。 欲知一民族文化之高下,測驗之方法不一,但總須觀察多方面,用歸納法以求結論,庶可得其真象。試懸同情心以為鵠,亦方法之一種也。凡是人類乃至於各種動物,莫不具有同情心,但厚薄之間,即文野之所攸分。文化愈高,則同情心將愈濃厚。舉凡一切政治、法律之根本觀念,均可以謂之緣引於同情。但同情之條件,一以道德標準為依據,合乎此則同之,否則非之。但何者為道德,其標準資格果何因而取得?則一言以蔽之曰: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取得。故無論任何宗教、任何社會,其道德標準定是人心之所同然。以此測驗,則所謂最大多數之所趨向,亦曰道德而已。是故抱樂天主義者,只因其所持之觀念合乎人心之所同然,因而樂之。抱厭世觀念者,只因大多數人心之所同然有怫乎其個人之所懷抱,是用厭之。如斯而已。 道德既為人生觀之根本觀念,但道德之標準果何如,是亦一問題。孔子以「齊家」為治國之根本原則,釋迦以「出家」為成佛之根本原則。墨翟以國為單位,身與家只用作愛國之犧牲品。楊朱以身為單位,以自私自利為治國平天下之本源。試讀「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一語,則楊子之政治思想可知。若以楊子為只知有我而不顧一切,則大惑矣。彼殆深知人類乃自私動物,家與國亦即此種自私天性所構造而成,乃因勢而利導之,即以自私為治平之根本原則。彼之提倡自私,只是一種手段,而治平則其目的也。此四君者,皆人生哲學之大師,而所定之道德出發點乃若是其不齊,然則道德標準究何所依據,能無惑歟?吾於群籍中求得一語可以解決此問題,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已。是即孔子之所謂「仁」。人心之所同然即在乎此,則道德標準自應在乎此,而最大多數之人生觀所趨向亦即在乎此矣。己所欲而施諸人則好之,反是則惡之。以此而生刺激,以此而博同情,如斯而已。 八一 自達爾文種源論出世以來,世界學者乃至於一般人之對於進化學說有由懷疑而轉入深信者,有由深信而復歸於懷疑者。前者之變遷,或可以說是識見隨學問而進步,但後者亦決非退步,殆因始也覺其必然,繼則因學問之深入乃反似覺有可疑之點,此亦學問推進之常軌也。要而論之,人類與其他之各種動物,是否有血統關係,且勿具論,但人類之在母胎中,必須經過三種形態之變化乃得為人,則已成為不容置議之鐵證。第一期之精蟲生活,乃純粹水族游泳之蝌蚪形,第二期則變為水陸兩棲之蛙形,第三期乃成陸棲動物之人形。此則事實俱在,無可疑議者矣。人類之遠祖,是否由水族而進為兩棲,乃再進而為人,雖未可深考,但以胎兒必須經過此三種階段而論,則亦事出有因矣。 八二 張爾岐《蒿庵閒話》云:「曆法以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為曆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則非甲子。二十蔀為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案此即令真可能,亦只是經過七十六個六十年而得巧合,於地球公轉畸零分秒之積聚消長無與焉。梅定九《歷學疑問》曰: 造歷者必各自有其起算之端,是為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上古,為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曆》至金重修《大明曆》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為截算之元,如元之《授時曆》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十八年辛巳為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為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為起算之端則一也。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世,嘗有一次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故取以為造歷之根數。誠如是,雖萬世遵用可矣。今考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曆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遠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自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律可以齊同。此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畸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為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為定法乎?《授時曆》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為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毅然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為律元,其見卓矣。 案梅氏乃歷算大家,生於清初,既集二千年中國曆算學之大成,又及見西來法之技術。此一段議論,直把數千年中國曆算學者之嘔血苦心及其不得已之衷曲盡情披露,從知郭守敬之卓識為不可及也。 至於梅氏謂「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為元」一語,似是傳抄有誤。案一五八二年教皇格勒哥里十三改正曆法,減去十五日以符實際,是為現行陽曆之始。崇禎戊辰乃崇禎元年,即一六二八年,查是年之於現行陽曆絕無關係。一五八二乃萬曆十年壬午,非崇禎戊辰也。 焦里堂《孟子正義》「千歲之日至」條下曰「熒惑之周天凡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雲。小時讀經史,見熒惑、太白等星,記載最頻,初不知其為何等星宿。太白又名金星,則既知之矣。讀此乃灼見熒惑之為火星,歲星之為木星。蓋有二年及十二年之躔度為憑,可無疑義。 宇宙間之物體,就吾人所已知者言之,以巴圖格斯(Betelguese)為最大,逾太陽三十萬倍,是即參宿左下角之星,其色赤,距程為四百六十光年。計太陽之光達地球,只需八分鐘,北極星亦只四十四光年,其遠可知。以光度之強弱而言,北極是二等星。巴圖格斯遠在北極十倍之外,而為一等星,其大可想。以距程四十四光年之北極,且能操縱地球,雖太陽亦無如之何。假令巴圖格斯略移近幾許,則太陽亦將降為輿台矣。 八三 「鳥不知名聲自呼。」詩人每以禽言起調作比興體樂府,韻味殊佳。如「不如歸去」「脫卻布袴」「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泥滑滑」「姑惡」「蘄州鬼」「麥飯熟」「蠶絲一百箔」「阿婆餅焦」等是也。但鳥亦何嘗自呼其名,皆由人因其聲而命之名。且命名之義,多附會民間故事。詩人遂藉此以起興,或用以寫世間不平事而寄託同情,與詞調本意一類相似。分明由人錫以嘉名而必謂為自呼,意義更深入一層。詩人之心,實在空靈。 「花不知名分外嬌。」花不解語,必不能向人自道其姓名,於是乎誣涅之技已窮,故只能作讚嘆之辭曰「分外嬌」。詞人之心,實在空靈。 八四 少婦施劍翹於公共場所,刺殺曾經統制五省之孫傳芳,原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復於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國民政府明令特赦,蓋謂其為父報仇,孝思不匱雲。 儒家道術統治中國社會垂二千年,舉凡風俗政令莫不受其支配,入人甚深而威力甚大。即以施案而論,在歐美國家,可決其必無。情與法原可成為對待名詞,以情而變更法律,歐美亦非或必無。如殺人者死,法也,但有時經醫生檢驗,認其人有神經錯亂病,因而免死,則亦不乏此先例。然而此種變更法律方式仍為科學的,此之所謂「情」乃科學的「情理」之「情」而已。若夫以孝道為論斷之根據,除卻儒家哲學,恐世界任何民族必無此種思想。孝也者,實中國民族團結之基礎,乃東方道德之本源,然在歐美,則認為無足重輕,字典上且無此名詞。誠以西方哲學只注重人與神之關係,或人與物之關係,即所謂宇宙論、本體論等是也。儒家哲學則不然,其組織乃專注重於人與人之關係,故最重報施,一切學問皆以此為出發點。而人與人關係之最親切而最顯著者厥為親子,此孝之所以為道德之首要也。判斷是非,固非可以一概論,徒憑主觀固不可,但客觀究何所憑依,是亦問題。即以施案而論,中國人之客觀以「孝」字為坐標,則施劍翹之免死自可認為天經地義。若根本無「孝」之一字,坐標既易,則莫名其妙矣。 八五 辛稼軒在少年時期即南遷,其文章志節均成就於南遷後,是以人但知上饒、鉛山之稼軒宅,至於歷城故居,鮮有聞者。頃見一段關於濟南掌故之記載,謂稼軒故里在歷城東北二十里之四風閘地方。任宏遠《鵑華山人詩集》有《四風閘訪辛稼軒故宅》一首,詩曰:「南宋詞人宅,當年詎隱淪。可知持節地,不異拜鵑人。古木飛黃葉,秋風動白!。誰將遺恨遠,一水碧鄰鄰。」詩只是平平。 歷城才女李易安故宅則在柳絮泉,其地當趵突泉之西,臨金線泉。廖炳奎《柳絮泉詩》曰:「龍潭西去趵泉東,錦繡才人住此中。過眼煙雲《金石錄》,年年惱恨是春風。」又曰:「不將牙慧拾前人,譜出新詞字字新。一盞寒泉分柳絮,瓣香合供藕花神。」其地有藕花神廟雲。詩亦平平。 稼軒與易安雖生長濟南,但鄉居之歲月殊尠。稼軒七八歲時即隨其大父宦遊開封。年弱冠,足跡遍大河南北。二十三歲奉表南歸,至老未嘗返里門。易安年十八歸諸城趙明誠,即離鄉井。四風閘與柳絮泉,亦只是兩君之閭里而已。 八六 地軸欹斜二十三度半,是以夏至日則北緯二十三度半正對太陽,冬至日則南緯二十三度半正對太陽,春分秋分則日行赤道上。是故欲知兩至之日影斜度,宜先知所在地之緯度。譬諸北京在北緯四十度,其算式當如左: 冬至日正午北京之日影斜度  90-(40+23.5)=26.5 夏至日正午北京之日影斜度  90-(40-23.5)=73.5 九十乃子午線一周之四分一,四十乃北京之緯度,二十三度半即所謂南北回歸線是也。於斯可見,在冬至日北京立杆之影,成二十六度半之斜角,在夏至日北京立杆之影,成七十三度半之斜角。如廣州適位於北緯二十三度半,是以夏至日立杆無影,可用上文之算式以明之: 90-(23.5-23.5)=90 二十三度半減二十三度半,等於零。九十減零等於九十,九十度乃直角,此立杆之所以無影也。 八七 杜詩之「太常樓船聲嗷嘈」,七字之中,六平一去,六平之中有五字乃陽平。漢武帝之「泛樓船兮濟汾河」,七字之中五平二去,而五平皆屬陽平,故聲調沉雄。此古體也。更有少陵之近體七律《晝夢》一首曰「不獨夜短晝分眠」,乃六仄聲。《簡吳郎》一首曰「古堂本買藉疏豁」,亦六仄聲。「中原君臣豺虎邊」,則六平聲,此則未許他人學。 王靜安先生最賞識杜工部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大約杜老固亦自賞,因複述一次曰「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實本於何遜之「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然杜老可謂能青出於藍,「翻」字妙。 杜詩之「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隨」字猶在意想中,「逐」字則在意想外。 晏元獻舉「枯桑知天風」為古人之五平句。實則此類甚多,如古詩之「青青園中葵」、「迢迢牽牛星」、杜詩之「鍾殘仍殷床」等皆是也。杜詩之五仄句亦不少,如「一飯跡便掃」「撥棄不擬道」「地冷骨未朽」「四極我得制」「白日照執袂」「侷促老一世」「塞上得國寶」「白日亦寂寞」「發軔在遠壑」「竟夜伏石閣」等皆是也。 八八 明、清朝制,前殿曰殿,後殿曰宮,如文華、武英、太和、中和、保和等皆曰殿,乾清門以內則為乾清宮、坤寧宮等是也。唐制前殿亦稱衙,後殿亦稱閣,又稱內殿、外殿,如含元殿之北為宣政殿,再北為紫宸殿。《唐六典》曰,紫宸即內朝正殿,朔望上御紫宸時則臣庶之朝覲者曰入閣。至於清朝之閣則異是,如體仁閣、弘義閣等,只是內廷臣庶之衙署,在外殿之兩旁。 唐之大內有三:太極宮曰西內,大明宮曰東內,興慶宮曰南內。玄宗還京之初居南內,後以張良娣、李輔國之媒孽,劫遷西內。 八九 先兄嘗論河流之遷徙曰「推原河徙之故,其一由天災之驟發,其二由工事之失修,其三由列國之曲防」,斯三者乃專就天時、人事而論。吾以為地理上亦似有極大關係。山東海岸之地勢似較高於腹地,觀於河面之寬窄足以證之。即以鐵路兩幹線之黃河鐵橋而論,平漢路之鐵橋長三千零十米達,約九千餘尺;而津浦路之鐵橋則為一二五五米達,不滿四千尺,尚不及平漢鐵橋之半,實大背乎常理。凡屬河道,下游之河面必較廣於上游,而入海處則尤廣,勢使然也,唯黃河則反是,可為海岸高於腹地之證。若是則下游之水勢必漸緩而沉澱必多,因而易於淤塞,亦勢使然也。地勢既不順則隨時遷徙,乃自然之結果。若此推測不謬,則水含多量之沙,致易冗塞,將成河患之第二原因矣。包頭之河面,泱泱大風,愈東則愈窄。津浦橋底,除兩岸之沙灘外,中間只是一小溝而已。縱或津浦路覓得一最窄之地築橋,未可據為定律,然與中部相差一千七百五十米達,計五千二百餘尺,且當下游入海不遠處,謂海岸較高,恐非偶然,或不為武斷也。 九〇 中國畫學,在世界上自有其特殊地位,乃世界美術學者之所認同,無事謙辭。嘗聞諸美國哥侖比亞大學教授赫斯博士之言曰: 中國畫乃一筆落紙,優劣斯定,不容更改,最足以表現個性。且中國古代之名畫家,其作品大都非為營業,乃於身心閒暇、窗明几淨時,用以陶寫性情,故能清氣洋溢滿紙,對之令人神往。至於西洋之油畫則何如?當屬稿之初,心中或自忖曰:下一月之房錢在此幅矣。迨頭層工作既成之後,左立而睨之曰:如此一修改,可多賣一鎊;右立而睨之曰:如此一填補,可多賣二鎊。動機如此,故滿紙都是混濁氣,更何美之可言。 赫斯博士乃一有名之東方學者,德國產而久居於美,所言如此。雖或不無阿好,然實有獨到處。要之中國畫之在世界固自有其地位,可斷言也。唯雕刻術則視古之希臘、羅馬,今之義大利,殊覺不如,且相去遠甚。但塑像術則又為吾國所獨擅,略可與西洋雕刻相拮抗,且發達甚早。唐開元中,有楊惠之者,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楊不逮吳,乃憤而自焚其筆,轉而習塑,遂以成名。作品稱鬼斧神工,較諸希臘羅馬之石刻,曾無愧色。時當第八世紀初期,正東羅馬帝國全盛時,距今一千二百有餘歲矣。迨元代初葉,而有劉鑾者,亦以塑術名於時。 九一 丁丑春夏之交,駐西苑之兵,日日入圓明園挖取磚石以修營房。圓明園經過此次之破壞,算是根本結束。余與此園關係匪淺,今且為主人之一,是不可以不記其歷次破壞之涯略。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文宗狩熱河,英法聯軍入圓明園,竊其重器,至退出時,縱火焚燒宮室以自掩其作賊之痕跡。但該園之面積既廣且大,每座均有湖沼隔離,焚毀亦至有限。所損失者玉石珠寶而已。此為第一次破壞。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德宗與孝欽西後狩西安,八國聯軍入據京師,該園又為外兵駐守。玉石珍寶既空,劫掠遂及於家具,而守園阿監復串同地痞趁火打劫。監守自盜,愈不得不縱火以圖滅跡。此為第二次破壞。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滿清政府顛覆,時王懷慶為步軍統領,該園在其管轄之下。此時園中珍寶既無,家具亦盡,乃拆卸宮室而竊取貴重之材木,精美之白石,及磚瓦等而變賣之。復於福緣門外自建一別墅,名曰達園。去年乃易主,轉賣與東北軍人。其中之材料花木,皆圓明故物也。此為第三次破壞。經此次之後,地面建築物已破壞無餘,唯於壞殿頹垣間,經清華學生於瓦礫叢中剔出地址,尚能繪出一幅頗為詳細之圖。蓋殿基猶在,尚有遺蹟可尋也。二十年來,民國政府原有禁令,雖一瓦一石,不許攜出園外。迨二十四年,清華學校校長梅貽琦氏誤聽該校二三習農科學生之言,欲領取該園作農場,南京政府亦未諮詢主管機關北平市政府即行批准,致前後法令相牴觸而不可行,遂以擱淺。三載以來,竟成一無人管理之局面。至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宋哲元取得華北政權,調其所部之第二十九軍移駐西苑。西苑原有晚清禁衛軍之營房,規模宏偉,以年久失修,不無破壞。自二十九軍移駐之後,實行兵工之制,補舊添新,大興土木,縱兵入園,挖取殿基之大磚以作材料。一年以來,地皮翻轉,至今未已,而土人復在牆基之下起拔木樁。此為第四次破壞。綜計此七十五年間: 第一次破壞乃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英法聯軍竊取珍寶。 第二次破壞乃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八國聯軍竊取家具。 第三次破壞乃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步軍統領竊取木石。 第四次破壞乃民國二十六年丙子(一九三六)第二十九軍翻倒地皮。 至是而此名聞宇內之圓明園,只留得岡陵起伏流水瀠洄而已。余所領甸之範圍內,幾經苦心,僅乃保全一高台之址,原是一文昌閣之遺址雲。除園之東北角有義大利石刻之故址外,人工建築物之得以保全者唯此台基。斯亦算一段因緣,余亦無負斯園矣。 九二 頃見一種新著,曰《中國十進分類法》,蓋圖書編目法之專著也。中有一則如左: 910  中國史  7  邊記 外記 一、朝之外記,則入該朝 例《明夷待訪錄》 聞此君乃圖書館學專科生,留美畢業。彼所舉之例乃以「明」為明朝,「夷」為夷狄,意義蓋甚明顯。一定是梨洲老先生緬懷故國,雖未始不欲巡訪四夷,但以種種關係而不果行,只好留為有待了。或則黃梨翁憫明室之既亡,逝將去汝,而作欲居九夷之思也。 無獨有偶,《日俄條約》亦稱《朴斯茅資條約》,乃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停頓時,美國出而斡旋,執牛耳,開和平會議於美國東部之朴斯茅資(Portsmouth)城,因以得名。聞有一教歷史之大學教員,竟不知朴斯茅資為地名而強解之曰,「朴斯」「茅資」乃日俄議和之兩全權代表也。吾因是而聯想一雜劇,中有丑角之上場詩曰:「遠望堯舜孤單一個人,又見諸葛孔明兩位老先生。一朝爭得天和下,你坐朝來我坐廷。」朴翁與茅翁,孰為俄人而孰為日人,未審當日堂上諸生,亦曾有舉手而動問者否也。 九三 (丙子冬月為諸侄祭吳君魯強文) 窮通壽夭,豈亦天乎!百年能幾?千載須臾。猶憶昔年同客美洲之日,君嘗幾度來造吾廬。殷勤渥洽,談笑歡娛。今吾不遠千里而來拜君之宅,抑何其苦樂之差殊。抑瞻遺容,宛如昔日,君胡不語,還識吾無?嗚呼痛哉!嗟余弱妹,嬪於高門。方期永保,金石固存。悲悽其之夜雨,凋松柏於歲寒。對病榻之匝月,終長別而無言。撫幼女以增念,愈棖觸而辛酸。嗟魂魄之冥,睹遺翰而瀾 。天胡此醉,福善靡常。萬方多難,人之雲亡。縱橫老淚,淒絕高堂。魂兮歸來,鑒茲一觴。 九四 又是雙十節矣。創業已垂三十年,猶是羹沸蜩螗,飄搖風雨。孑遺野老,迄未得遂其熙朝偃息之私。試回溯國史,於世所稱為黃金時代之四朝,視其開國三十年間之氣象果何如矣?其在漢,則當文帝在位之第七年,定南越,卻匈奴。其在東漢,則為建武三十年,通西域,平交趾。其在唐,則為貞觀二十一年,滅高昌,威震突厥,置燕然都護。其在清,則為康熙十二年,平準噶爾,收台灣,暹羅來朝。凡此皆在天下既定,偃武修文,政治已入常軌,國內大治,乃宣揚國威於四裔者也。於今則何如矣?即當日之弱冠少年,嘗隨父母流離顛沛於鼎革兵燹中者,今亦既華發盈顛,百年過半矣。問太平百姓之風味果何如,未之知也,真所謂「到死不聞羅綺香」者矣。不亦太可哀也耶?口占一曲以自遣。 減字木蘭花 辛巳十月十日感懷 兒時曾記,小別解憐珍重意。隨分低昂。茅店燈昏水驛長。 天心未卜,漫說蝸牛行戴屋。欲待何如。喜怒還同朝暮狙。 九五 中國建築物,每見有故將長方形之廳事而兩面開窗者輒刻意摹仿舟式,名曰畫舫,曰船廳。而「屋小於舟」一語,亦為結構小巧之形容詞。是屋也而偏以舟名。至若頤和園之石舫,則更具體的以屋為舟矣。然而瓊華園(即北海公園)所殘留之御用船則以舟為屋。其船頂構造,貌為兩翼四檐,獸脊鱗瓦,固具體而微之宮殿式也。使不動如動,動如不動,顛倒物態,斯亦審美之一觀念。 東坡為汝陰守,嘗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讀其銘可以 其構造。銘曰:「乃作斯亭,檐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作,其費易償。」此更具體的故將不動者而役之使動矣。然而搬運此亭,已煩十人。此外茶灶行廚、杯盤酒 之供應略稱是,亦幾等於張蓋游山矣。 九六 陶靖節「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只此二語已把天壤間一個違世獨立之桃花源刻畫出來。晉簡文帝「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寥寥幾字,已能將一座幽深曠遠之華林園描寫盡致。又如「風吹草低見牛羊」,何嘗有一字言及地理,但大平原之氣象如在目前。「眼前羅列盡兒孫」,何嘗有一字道及山川,但泰山之雄偉即在眼底。讀「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見洞庭之浩淼。讀「巫峽雨雲卷朝暮,漢陽煙樹帶青紅」,如見長江之氣勢。讀「東窮碧海群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便覺長城之偉大。是曰精警。 時流作詩,莫不有題。其間有不署題意者則綴以「無題」二字,方諸玉溪。案玉溪之《無題》詩多屬側艷之作。每見「無題」二字,題意卻已自明。唯填詞家則多謂調名已寓題意,競以「無題」為當行,是惑也。揆諸古人度曲伊始,調名誠寓題意,無事重疊。但時至後世,調名既成符號,已無寓意之可言。東坡之《大江東去》乃懷赤壁,《明月幾時有》是詠中秋。試問「念奴嬌」三字與赤壁何涉?「水調歌頭」更無關於中秋。既屬心有所感而形諸筆墨,縱略標出吟詠之本旨,庸何傷,更何執執焉?白石、遺山之詞題動逾百字,蔡松年且有長及數百字者,未必因此而損其價值也。 九七 荊公詩最善於運用虛字,且著意運用虛字。如「一水護田將綠繞」「獨尋芳草得歸遲」「鬢亂釵橫特地寒」。「將」「得」「特」地等字,均非輕易下筆所能到。 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或一句只得一平聲,或一句只得一仄聲,或一句儘是平聲。若以近體聲律繩之,無一而可。然而真美。此古樂府之所以為雄厚。 玄宗幸蜀,途次登駱谷,遙望秦川,叩辭陵廟,悔不聽張九齡之言而任用李林甫。因自製一曲而自以長笛吹之,但有聲無詞。劉長卿、竇宏餘二人乃譜其聲,名曰「謫仙怨」。 劉長卿詞曰: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 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竇宏余詞曰: 胡塵犯闕沖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悵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劉詞只寫旅途風物,後兩句有懷張曲江。竇詞則略敘兵亂意,隨後亦只寫攜妃子跋涉風塵,綿綿長恨。對於「遙望秦川,叩辭陵廟」之主要精神,竟皆無一語道及,不能不謂詞臣之失。 觀於「里」「溪」與「恨」「山」等字之復,「萋」字與「彎」字之疊,二首如一,殊非偶然。循聲作譜,按譜填詞,無相當之音律修養者恐不能勝任。 何遜之「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人多以為「滴」字與「暗」字乃作者著意研煉處,殊不知其精神全集中於一「離」字。中宵話別,平旦出門,行者送者皆已去,室內唯余孤燈搖壁,實景況之最淒涼者矣。「離室」二字,未經人道。 九八 太白《俠客行》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頗能畫出神龍夭矯之態。余最愛吾鄉張南山先生之《俠客行》。詞曰: 貴人 赫門如山,門前鷹犬日日不得閒(一解)。高堂華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綠,哀絲豪竹,貴人不足(二解)。貴人不足,鷹犬僕僕,天陰鬼哭(三解)。鬼哭聲啾啾,枯樹啼鵂-,客從何方來,下馬直上酒家樓(四解)。寒風如刀月如水,酒家樓頭劍光起,明朝傳道貴人死(五解)。 此真可謂神龍夭矯者矣。先生名維屏,嘉道間人。 以八股文取士,至清季而流弊百出,為世詬病,以致不能自存。然亦視衡文者去取之方針為何如耳,非謂此種文體之不能說理,不能敘事,不能言情也。猶記萬木草堂學侶曹著偉,嘗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為題,作八股文一篇,極言生老病死乃人生不能避免之苦痛,雖以儒家之血統衍變、佛之靈魂輪迴、道家之蛻化沖舉與夫醫術之祛苦滌煩、解剖術之去殘補缺,皆不能使眾生之無憾。且天地亦自有憾,彼且將自顧不暇,而世界亦終有末日之來臨,怨之尤之,無濟於事。說理詳盡,文筆雄奇。其中後兩對尚留記憶中,亟錄之以志當年意氣,亦青梅竹馬之痕跡也。文曰: 謂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天地本難自固,而不止此也。隕夜而不見恆星,乃大力者負之而走;滔天而橫流洪水,即四游有觸物而傷。天地既不能用力,則人之不能荷力可知矣。然而人之荷力亦至也。「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說,則形骸所衍,似可獨立乎千秋。然猶以為痛心者,醫傳黃帝,而瘧祟實繫於軒轅;壽禱上台,而司命每簾於中 。當病死留連之際,往往吁父母而搶幽靈而預為補救者。則或剖脂剝髓,去塵垢於傾缺而外,而別有完形。然灰性劫而谷性生,谷性劫而人性生,雖萬劫不能窮眾生之相。而試問崑崙既造以還,誰能以精氣神相殖也?所以郊牛角繭,示無首之牢歆; 祭樂懸,向春王而赴愬。 謂天開於子,地辟於丑,天地本自有權,而不知非也。乾元為萬物之祖,知大造必受命於嚴慈。太一為五德之尊,則彼蒼實承宣於君上。天地既不能立功,則人之不能歸功可知矣。然而人之歸功亦深也。執「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之言,則性命所移,或可再生於來世。然猶以為苦業者,蟲臂鼠肝,而××或×其軀殼;血拇觺角,而土伯或肆其刑威。當化生靡定之時,往往嘆殘餘而勞知識而故為解脫者,則或充坎擴離,存牝牡於開闢而遙,而別神媾養。然金運絕而木運起,木運絕而水運起,雖九宮不能防五德之衰。而試問滄海倒流而後,誰能以戒、定、慧相持也?所以陰雨虺雷,代蒼生而痛哭;谷陵池竭,告家室之艱難。 吁!同人以號為始,則憂患已決於生時。可知泣血漣洏,即膏腋已受天囚之慘。未濟以火為歸,恐乾坤必毀於灰燼。可知亢龍有悔,即上帝難為乞命之身。 所用之資料多出自緯書、佛經、道藏及鄒衍學說、莊列學說等。「蟲臂鼠肝」以下,忘卻數字,其意若曰:死後如能轉生,似可無憾。然而靈魂輪迴,亦是一件危險事,若不幸而入於畜生昆蟲道中,豈不更加苦惱?思想縱橫,不可方物。苟八股文盡如此作法,亦何嘗不可以掄拔績學之士?此光緒十九年事也。斯時著偉才二十二歲,翌年而以急病死。 九九 中國醫術固自有其獨到處,未可厚非,蓋以繼承數千年之經驗,未嘗間斷,經驗即學問矣。唯對於人體之構造,每多影響之談,不實不盡,此亦無可為諱者。非曰學問之空疏,實緣習俗特殊,致學者每為所苦。習俗維何?即「屍體神聖」之觀念是已。譬諸街頭行乞者,其或有因強乞而糾纏不已時,你盡可報之以惡聲,使之難堪,不以為虐。反之,你若對於一路倒屍體而加以侮辱,則行路之人,將不汝直矣。然而此種習俗,絕非緣於迷信,實緣惻隱心所發生之一種敬禮。與孔子見齊衰者與瞽者「雖少必作」同一觀念。是以古代之醫學者,欲得一屍體而解剖之,作學問之研究,其事萬難。吾於歷史上獲一特殊記載,亟應表而出之: 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乃成帝永始二年丞相翟方進之子也。知王莽必移漢祚,舉兵謀誅莽,事敗。初始元年,磔殺翟義,發方進及其先祖冢,夷三族。 天鳳三年,捕得翟義餘黨王孫慶,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 天鳳三年即公元十六年。在一千九百餘歲之先,以學問為目的而解剖一屍體,應是國史中之最先者。 明朝有一醫學者,對於舊說之人體構造論有所懷疑,但無從證實。於是每聞國家執行凌遲刑罰時,雖遠道亦必往觀。但所得只是血管與筋絡之組織部分,臟腑仍不得而見也。一次中州大疫,棺槨已盡,後死者只藁葬而已,野獸爭食,屍骸狼藉。該學者得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不辭勞瘁,即往實地考察。困學若此,較於西洋學者艱難多矣。此一段事故乃聞諸先兄。載於何書,學者為誰,當時未援筆記錄,今已不復記憶。願博學君子有以教之。 一〇〇 韓非子曰,東海有任、華士昆弟二人,其立身行己之標榜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齊人稱曰賢。太公曰:「若而人者,非賞罰之所能勸也。」遂殺之。荀子曰:孔子誅少正卯,蓋以其「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心逆而險」,「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吾以為此亦二子之寓言而已,非事實也。夫不臣天子只隱居則不仕耳,不友諸侯謂不肯奔走權門耳,耕食鑿飲則安分守己而已,潔身自好,宜若無罪。國人皆曰賢,誅之無乃過歟?言辯、行堅、心達、學博,則其人之才能可知,魯人稱之曰聞人,良有以也。自以為真則異己者謂之偽,自以為正則異己者謂之僻,自以為平則異己者謂之險,自以為是則異己者謂之非。若欲持此種純主觀之對待形容辭以入人罪,其機實危。一旦賓主易位,則堂上客與階下囚亦互相對調矣。孰謂太公、孔子而肯作此褊狹事哉?其必為寓言無疑。 一〇一 《詩經·秦風·黃鳥》篇:「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善也。良人即是善人。但《孟子·離婁》章「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乃妻妾之謂其夫。後世因之,於是良人遂成為女子對於丈夫之專稱。 佳,良也,善也,美也。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曹子建之「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杜少陵之「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佳人」二字,應無人不知為女子之專稱,然而亦有例外。 陸閎為尚書令,閎美姿容,光武見而嘆曰:「江南固多佳人。」陶侃與王貢對陣,侃遙謂貢曰:「卿本佳人,何為作賊。」蘇蕙作《回文璇璣圖》,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蓋指其夫竇滔言之也。是則男子亦可以稱為佳人矣。 《詩經·唐風·綢繆》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見此粲者。」陳奐傳疏曰:「良人猶美人也。」是則女子亦可以稱為良人矣。 一〇二 「彈棋」二字,世人有以為即圍棋者,誤也。《藝經》曰:「彈棋,兩人對局,黑白子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次以彈。局以石為之,四\而中高。」觀於「黑白各六枚」一語,則非今之圍棋可知。《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蹴鞠,言事者以為過勞,非至尊所宜。帝命擇相似而不勞者為之代,乃作彈棋以進,帝大悅。劉貢父詩曰「漢皇初厭蹴鞠勞,侍臣始作彈棋戲」,即詠此事。若是則彈棋有類乎蹴鞠,其必非今之圍棋可知。又魏文帝善彈棋,能用手巾相角。又雲當時一書生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棋。遊戲方法能以巾拂,其必非今之圍棋愈可知。「黑白太分明」「中心最不平」,似此等類之語氣,文人借棋局以寫厭世觀,古今不少。所寫者為彈棋抑圍棋,不得而知,要亦影響之談而已。最可笑者莫如日本人木製之圍棋局,故作無理由之中心微凸,以符「四\而中高」之義,真可謂強作解事者矣。 以遊戲品作觀察點,最足以覘一民族文化之高下。蓋博大精深之學問固然是文化之骨幹,但只限於聰明才智之士,非盡人而知之也。唯遊戲品則為通俗的,婦孺皆知,通行鄉曲。此之謂水平標準,為全民族之最真表現。猶記十五年前,一紐約大學教授發表論文一篇,盛稱中國之象棋,謂含義奧衍,為歐美各遊戲品之所不逮,而為劣等民族所必不能有。想此君或尚未識中國之圍棋耳。 棋之起源甚古,即《孟子》一書,「弈」字已數見。其法不外以縱橫界線為局,而千萬變化。象棋之局較簡,而子則有七種不同之功能。圍棋之局較繁,而子之功能無別。邯鄲淳曰圍棋局縱橫各十七線。柳子厚曰圍棋局縱橫十八線,今則十九線。可見代有變化,而旨則大略相同。 遊戲品之決勝負,不外鬥智與博採二種。如弈棋則屬於鬥智,擲骰則屬於博採。唯鬥牌則半由天工,半在人事。入手時,佳否在采,而勝負仍決於智,此則世界萬國之所同有,但無如中國之複雜者。 酒令亦文藝之一種,為中國所獨有。種類繁富,而以骰子作工具者居其泰半。計骰之構造乃一立方體之六面,各以點為符號,由一至六。兩面拼合即成二十一式不同之平面,其名曰牌。由是而變化無窮。其最複雜者則以牌三張相拼合而成為五子、合巧等數十種之名色,而一一錫以嘉名。如一枝花、折腳雁、落紅滿地、梅稍月上等是也。以骰六枚,一擲而得牌三張,成一名色,即以之發端而為令,雅俗共賞,變化由人。 酒乃人類之嗜好品,無論何種民族,大抵各能自制。但飲之方法,宜以中國為最別致。他人只是狂飲,唯中國之飲每帶一種優美性。觀於酒令之有無及酒令之種類可以為證,非強辭也。若謂此為費時失事乃閒人階級之腐氣耶,此說未免太高,不敢苟同。恐狂飲之費時,狂飲之失事,視此或將倍屣。白晝通衢之醉漢,中國不及外國百之一,非無因也。此無他,飲之方法不同耳。 酒令起於晚唐。胡三省曰:「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五代時有所謂手勢令者,其術語如下:腕曰三洛,掌曰虎膺,指節曰松根,大指曰蹲鴟,食指曰鉤戟,中指曰玉柱,無名指曰潛虬,小指曰奇兵,五指總謂之五峰。《類說》曰:「亞其虎膺,曲其松根,以蹲鴟間虎膺之下,以鉤戟差玉柱之旁,潛虬闊玉柱三分,奇兵闊潛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峰,是曰招手令。」試釋其文,則是屈大指以壓掌心,食指與中指相併,無名指距離中指三分,小指距無名一寸,腕不動而五指則變化隨時。至於若何變化,其說未詳。計以手法行酒令,其端甚多,如猜枚、豁拳等猶是古法之遺意也。 至於酒籌,則更變化無盡矣。花名、人名、《西廂》曲文、《水滸》回目,人皆可制,人皆可行。或簡或繁,不拘一格,概所以抑狂飲而尊酒德也。 一〇三 「循環」二字,最為科學家所不喜,蓋以其非進步也,進步不能有循環。「矛盾」二字,更為科學家所不容,蓋以其非正理也,正理不能有矛盾。然而天下事有時不循環必須矛盾,欲不矛盾仍須循環。請申論之。 科學家曰:江河之水,有時入湖澤而迴旋,沿湖邊逆行而作循環狀,但結果終流入下游而去也。日月東升而西下,明日又復如是,似是循環,但今日已非昨日矣。由螺旋梯登九級浮圖,第一層之窗戶向東,至第九層而窗戶仍向東,似是循環,然而去地平則已漸遠矣。戰爭乃進步之原動力,但有時因避空襲而入防空穴,因疏散人口而遷居於森林。若就短期間之現象言之,似是由一百層之高樓大廈,倒退四千年,回復穴居野處之生活,然而戰事終了,又將再從第一百零一層起,而繼長增高矣。故所謂循環也者,或為螺旋式之進步,非平面循環也,或為一時之現狀,非周而復始也。斯言也,余亦云然。 然而江河上游之水,何自而來?假令洋海之水不蒸發而為雨雪,恐不及一年,而高原之泉源竭矣。今日誠非昨日,但經過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之後,地球在太陽系之位置,有以異乎?可見雨水乃立體式之周而復始,地軌乃平面式之周而復始,仍是循環。不循環則陵谷枯竭,而大地亦將往而不返矣。更有電力乃科學家所自詡為非常創穫,且將利用之以征服自然者矣。試問電流不循環,則電之效力將若何?元素不循環變化,則地球之命運又將若何? 進化論之不圓滿已如是,而宗教學說之矛盾更有甚焉。佛之大乘法言不生不滅,常住極樂世界,不入輪迴。但是極樂世界也,淨土也,皆不免有對象。極樂世界即器世間之對象,淨土即凡塵之對象。有對象即是有物,顯然與「虛無」矛盾,與「寂滅」矛盾,與「空」字更矛盾。 一〇四 心理學者與生理學者之言曰,老年人之思路多向後,少年人之思路多向前。向後故懷舊,懷舊則鄰於保守。向前故追求,追求則鄰於進取。斯固然矣。但何因而發生此種差別,則亦有故。自生理方面言之,大抵是血氣既衰與血氣方剛之關係,亦即有餘與不足之關係。有餘則不得不覓發泄之途徑,非曰強求,殆有所不得已也,物理學可以證明此意。是以古來之英雄豪傑,每好無事而生事,用以發泄其過剩之精力,非得已也。此其一。更就事理方面言之,則老年人腦海中儲藏數十年之歷史,其間不乏可歌可泣之事,不能忘於懷。若少年人則入世尚淺,縈懷之事無多。此其二。更就心理方面言之則更事既多,成功與失敗之兩種教訓,皆已備嘗,遇事輒徘徊審顧,慮而後動。思慮之結果,遺棄而不動者或居多數。或則在審顧期間,時機已失,雖欲動則已無及矣。若血氣方剛之少年,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遇事輒橫衝直撞,無所顧忌。或則經老年人深思熟慮之結果,認為阻力重重,不敢輕舉之事,只以彼之一衝,難關即已度過而入坦途,未可知也。此其三。 然而人生觀有共同與特異之兩方面。前之所言乃老少主觀之異點,但對於前途懷希望,則老少曾無異殊。「希望」實人生觀之共用心境矣。 一〇五 六書規則,不但每一個字之形成悉循斯軌,即有時兩個字連合而成一特別名詞,其組合之意義亦依此法。試將詩詞上所常見之別名錄列幾個以為方: 似此等類,不勝枚舉。跡其成立之義,大率可用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之六法求之。是則六法非只適用於造字,且適用於命名矣。非只適用於單字之成立,且適用於復字之辭句矣。此等特別名詞,與茶杯、酒杯、蠟淚、眼淚等復名迥然不同。在此乃將上一字之名詞借作形容詞而成立,而彼則依六法之意義以成立者也。 一〇六 發篋得兩扇面,蟲蛀鼠齧,已不復能保存。一為團扇,上有趙堯生熙寫與任兄五言律一首,詩曰: 開闢夜不盡,蒼蒼華藏秋。中天一明月,萬古此高樓。呼吸通星宿,華夷判地球。雪山五萬里,空外望神州。 詩之後復媵以一跋,曰:「壬子仲夏,渡海訪任公先生,孝懷屬以詩為贄,因錄峨嵋絕頂小詩,並畫如後,稍見微誠。」畫乃古松一株。堯生先生乃四川榮縣之名詩人,壬子即民國元年,當是避亂東渡也。 其一為摺扇,有番禺韓樹園文舉贈餘五言律一首,詩曰: 相見我白首,君已半華顛。出入三千界,減增十二年。悅心唯有酒,識趣可無弦。勿爾遽雲別,離群各自賢。 樹園乃萬木草堂同學,長於餘十二歲,沉默寡言,無書不讀,著述甚富,迄未印行。長值亂離,窮愁潦倒,詩殊蒼勁。此一首乃民國十六年,北來京國,臨別贈余者。 一〇七 依賴性是不美之名詞,然亦視年齡以為別,未可一概論。譬諸小兒女,每有急難輒狂呼阿母,完全是依賴性,但未成年之兒童,原賴父母之將護以生存,依賴宜也。 有危難輒呼觀音菩薩或祈禱上帝,其窘狀與呼阿母同。但有時可以因此而發生一種副作用,其力乃甚大。所謂副作用者何?即藉此以集中精神是已。 精神之為物,必須有一目標供其附托乃容易集中,否則冥冥之行,非非之想,將漫無著落矣。事急而欲憑帝力以為助,即此一剎那頃,精神即已收聚,集中精神以作最後之奮鬥,其力量之大誠不可思議。遭逢急難,最忌是精神緩散,一散則無可救藥矣。明乎此則神道之設教,未可厚非。祈禱乃形式,依賴是願望,而收效則全在乎副作用。 是故以不美之依賴性,結果亦可以發生一種神秘之副作用以助其努力於最後之奮鬥而勝艱巨,則是非善惡,真不能只憑直接方面之觀察作論斷,更須注意其副作用。 一〇八 人之情緒,最易感受天然景物之影響,余固屢言之矣。豈獨天然,即人工建築亦罔不如是。印度之佛殿、歐美之教堂,不惜費巨萬之資,務使輪奐莊嚴,入其境者,自然起一種崇敬之心,莫敢或喧。此固大有作用,必不能以虛縻奢侈誚之也。即如北京之宮殿,試自太和門遙望太和殿,中間隔九級崇階,其莊嚴肅穆之氣象,實可以攝人神智。試思當黎明昧爽之時,冠帶入朝者,自太和門遠矚庭燎之光、御爐之煙,幾疑天上,非復人境,孰敢不敬?又新疆青海既平之後,縶其酋長,奏凱言旋,清高宗受降於午門樓上。試思午門之規模,雄壯嚴肅,兩翼伸張,劍戟森列,降王到此,那得不屈膝?大國規模,固自有其分量,非此不足以鎮壓,豈得以勞民傷財責之?蕭何作未央宮,高帝惡其莊麗。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莊不麗,無以重威。」誠哉是言!真樹立開國規模之大宰相矣。建築如是,儀式亦有然。中國婚禮,最為繁縟,能使新夫婦目睹此莊嚴之禮節,知今日結合,非同兒戲,關係殊非淺鮮,慎勿忽諸。 一〇九( 歲首問題 ) 地繞太陽之軌道,延長九萬萬四千萬公里,成一大圓圈。周而復還,無有終始。語曰「如環無端」,環固無端者也,欲以何處為起點,悉隨人意,無是非之可言。是以曆法之歲首,中外古今,鮮有同者,蓋以標準之難定也。欲以氣候為規則耶?草木萌動,曰歲之始,自是合理。然此乃節序之定則,殊未足以解決歲首問題。蓋草木之萌櫱也以漸,並非限於某一日而同時發動也。即以我國之疆域而論,南北先後,相差百數十日不等,赤道南北,更背道而馳。在我則春草方生,而他人則木葉盡脫矣,何所適從?曆法乃世界性,固不得獨憑主觀,而以自己為本位也。善乎,現行陽曆之以近日點為歲首也。 地球繞日軌道為橢圓圈,且已微現拋物線形,太陽並非位於圈之中心也。一年之中,一月一日地距太陽最近,七月二日則距太陽最遠(閏年則七月一日)。最遠與最近之差,凡四百八十萬公里之多。距日近則行速,遠則其行緩。是以春分至秋分,所經行乃遠日點之半圈,需時一百八十六日強。秋分至春分,所經行乃近日點之半圈,需時只一百七十九日弱。相差凡七日有奇。雖則此七日之差,於太陽引力有關係,迴環之順逆有關係,而拋物線之離心力亦有關係。此則別為一問題,今之所欲討論者歲首而已。 古今中外各曆法所定之歲首,無論其以氣候為準,或以中星為準,如周建子,殷建丑,夏建寅之類,要之均屬主觀的,我欲如何便如何耳。幸而世界文化皆發源於北半球,假令南半球亦有一個古代文明國,而亦為世界文化權威者之一,吾知四季之順序,將必成爭論矣。唯現行陽曆之歲首,則拋棄一切主觀而徑取一種客觀之特異點為標準,是以值得稱許。雖則近日點與遠日點隨人採用,要之其為客觀標準則一也。欲於無端之環而執其端,應以此法為最合理。 有譏陽曆於一年十二個月中,每月之日數,或多或少,未免太不規則者,誠然。但此不規則乃科學的不規則,非人力之所能相強。假令二月不二十八日,八月不三十一日,則近日點將不在上半年之第一日,而遠日點將不在下半年之第一日矣。又夏至且不在六月之二十二,而冬至亦不在十二月之二十二矣。雖則「二十二」無甚意義,但每年最長之一日及最短之一日恰在六月與十二月之同日,甚便於記憶耳。此則不規則中之規則矣。 試將春秋兩分、夏冬兩至作繞日軌道之四對點,平分此環為四段,其每段所需之經行時日如下: 春分——夏至 九十二日十九小時四十三分 夏至——秋分 九十三日十四小時四十三分 秋分——冬至 八十九日十八小時四十七分 冬至——春分 八十九日零三十五分 合計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可見自春分至秋分實需一百八十六日十小時二十六分,而自秋分至春分只需一百七十八日十九小時二十二分,相差八日弱。 一一〇 《漢皋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圖畫』『毛羽』『黑白』等是也。但『麒麟』『鳳凰』『草木』『山川』則不能矣。」此言誠是。唯「黑白」二字未免太空泛,兩形容詞而可顛倒者實多,如「遠近」「深淺」「纖」「長短」「古今」「西東」等皆可。至於兩字均屬名詞如彼所舉之「圖畫」等,則「鬥牛」「朋友」「衣裳」「雲煙」「牛馬」「語言」「命運」等皆可用。更有「黃昏」「歸依」「痴肥」「醉心」等字若顛倒之,有時可得一種特殊韻味。更有「羅網」「生產」等顛倒即成動詞,「紅女」「人情」「子弟」「薄帷」等顛倒則意義全改。似此等類,較於《漢皋詩話》所舉更有趣味。 詩鐘亦文藝之一種,格律孔多,然總不外詠物與嵌字。古今佳作,集之可成巨帙。朋輩嬉遊,時亦效之。記故人作品之可傳者各一聯,用志懷感。 項羽與煤炭分詠,曾剛甫一聯曰:「一代英雄騅馬逝,萬家煙火駱駝來。」在光緒中葉,鐵路未開,此聯尤覺雋永。嵌字以碎流格最難。法取四字,平仄各二,每句用二字,分嵌不得相對,如出句二字嵌於一、三、五、七,對句二字則必須嵌在二、四、六。要之每句嵌二字,無相連者,無相併者是已。一次,以詞調「小重山令」為題,潘若海一聯曰:「芳草重尋江令宅,孤山來吊小青墳。」此二語無疑是從吳梅村《楚兩生歌》「草滿獨尋江令宅,花開閒吊杜秋墳」出來,但把「小重山令」四字嵌得如此渾成,是不容易。 一一一 世界上一切學問,率皆由經驗得來。集經驗而記載之,是曰歷史。集合各種歷史之累積而類別之,是曰文化。然而記載雲者必先有文字而後可,是則文字之創造,實文化產生之根本條件。試讀世界史,見所謂世界文化發源地如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豈非各自有其獨立之文字哉?衍形衍聲,雖發展之途徑異殊,而效用則一也。是故能製作文字而有悠久歷史之民族,終久為孕育世界文化之一員。歷史俱在,雖欲抹煞而不可得也。苟欲滅人家國,並民族而摧毀之,竊其文化以為己有,是為不可能,恐世界亦無此笨賊。試觀上列世界文化諸母國,雖或民族化分,而彼固有之文化反因此而傳布愈廣,其子孫更發揚而光大之,散猶不散也,埃及、巴比倫是也。或則民族偶臻一時之否運,國家陵夷,而文化則依然存在,顛撲而不可破,印度是也。何則?歷史俱在,摧毀固不能,竊取尤屬笑話也。 一一二 誇大狂、譽兒癖、領袖慾、優越感,此等術語,就心理學之分類言之,乃編入變態心理之範圍內。變態雲者,言此人之神經系已發生異狀之謂也。異狀雲者,不正常之謂也。質而言之,是曰神經病。他勿俱論,余所欲提出研究者乃領袖慾之一種。 領袖慾與領袖不同,領袖乃人類社會所必需,不可一日無。自有史以來,勿論其為族長制度、酋長制度、君主制度、共和制度,皆不得不以一人領其群。人類之天性乃如此,莫之能改也。雖其取得領袖之方法各有不同,或以輩分,或以智勇,或以傳統,或以推戴。然總須有一人高高在上而鎮壓之,乃得舒服,是曰天性。 領袖慾則不然,其人之資格或智勇,百不如人。只因為欲望所驅遣,神智失常,必欲取得領袖之地位以為快,豈不殆哉?凡事之順理成章者,雖更易亦不至於騷動,若倒行逆施,鮮有不擾攘者矣。蓋以神經系統已發生異狀之人,若不加以禁制而任其跳擲於通衢,結果何堪設想?是故一民族或人類社會中,若產生有領袖慾之妄人,實國家之不幸,抑亦世界之不幸也。 一一三 孤忠苦節,只是為一己之人格問題,無恩怨之可言。雖或以受恩深重,背之不祥,或以情意正濃,不宜有貳,固亦有之,此則似是為報恩而然也。又如宋末、明季之遺民,或絕吭斷脰,或遁跡荒陬,甘與世違,不求聞達,此則似是含怨於種族之間,悲憤難已也。然而所謂酬恩報怨雲者,或則撫孤恤嫠,或則刃仇雪恥,利害必及於對方,而心事乃了,即所謂恩怨分明者是已,此之謂恩怨。若如前之所云,不背不貳,或死或隱,何嘗有分毫之利害到達對方?孤忠苦節,不過圖自己作一完人,為一己之人格效忠持節而已。夷齊果與商湯何恩而與周何仇,淵明果何厚於司馬氏而薄於劉宋?若雲深仇大恨,只應不共戴天。然而首陽猶是周室之土地,柴桑栗里猶是劉宋之疆域也。若以恩怨論,直可以謂之無意義,此非人格論之明證乎?故以恩怨言忠節,持論每多窒礙。若雲義俠斯可矣,非恩怨之謂也。要而論之,以利害到達對方為究竟者謂之義俠,以完成自己之人格為究竟者謂之孤忠苦節,無恩怨之可言。 然則只自圖作一完人者竟是自了漢,於世無與乎?曰:惡,是何言?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彼之遁世無悶,是知恥也。孟子曰:「浩然之氣可以充塞乎天地。」彼之違世獨立,是發揮浩然之正氣也。一民族有斯人,則民族可以不滅;世界有斯人,則文化可以日臻於光榮。人之所以愈於禽獸者何哉?以理智勝於情感,精神勝於物慾也。彼寧不知富貴利達之愈於澹泊寒微哉?苟求精神之克安而於身體享用難免相妨時,則君子知所以自處矣。不屈不撓,不歆不移,是曰浩然之正氣,正氣長則邪氣消。彼其利害之所及,實達於全人類,豈只個人而已哉! 聞者猶有疑於吾言乎。黃梨洲先生《明夷待訪錄》之自序曰:「吾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噫嘻,此豈自了漢之言乎? 一一四 陶靖節作《歸去來辭》之動機,只是不願「心為形役」,乃亟自求精神解放,不再作形骸之奴隸。歐陽永叔《秋聲賦》所謂「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乃嘆惜於「形為心役」,致體力疲敝,老境侵尋,更不願作心思之奴隸。兩公持論,乃兩極端,而各有極強之理由。心與形,若以新學說術語譯之,則曰心理與生理。 余以為「心為形役」是無可逃避,最少亦可以說在未來之一二千年間恐亦不能避免。如饑寒交迫,只是形體之苦痛,但思慮遂不得不供其驅使以圖補救。性慾本生理上之須要,而惶惶求偶者竟至於神思不寧。既曰求,且曰惶惶以求,其為役之情況可想。 至於「形為心役」則異是,非唯可以避免,且多半由於自召。如野心家之僕僕風塵,只是為虛榮心所驅使,果有何不得已之足雲。彭寵之以漁陽叛,不過以太守為小而必欲作天下一人,結果苦戰多時而身首異處。求金砂於絕域,不過偶作富豪之夢,以致客死荒陬,魂歸未得。誰實使之,以勞爾形?此非委身甘作虛榮心之奴隸乎?吁,可傷也。 至如孟子之「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則不然,目的固在使之動心忍性也。佛之苦行,目的固在使之避免逸樂,毋使靈魂脆弱也。此種勞形法與形為心役者大不相同。欲明斯旨,宜先了解「役」字之意義。役也者,乃驅使之意,自耽逸樂而驅使他人以代勞是也。此與孟子之借勞形以磨鍊心性,豈可同年而語?佛之苦行亦然。要而論之,一則以逸樂為目的,冀圖一勞永逸;一則以椎煉為目的,毋使懷安以敗名。質而言之,凡為虛榮心而奴使其形骸者是曰形為心役,二者不容相混。 至若心為形役,則更落下乘矣。以欲滿足形骸之下等嗜欲故而役使其心。心之主宰,倒持以授諸形骸,則與下等動物何以異?此靖節先生之所以痛心疾首而賦歸歟也。 人慾橫流,昔賢所悲,自古如斯矣。況近代爭以物質文明相尚,日盡力以引誘人類之墮落,幾何其不淪於下等動物哉?雖曰非所得已,但心君亦須維持幾分主宰,毋使倒持,若是其庶幾乎。 一一五 李易安「蕭條庭院」之《念奴嬌》中有句曰:「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世傳名作。此乃六朝人語。劉宋臨川王所撰之《世說新語》曰,晉安帝時,王恭與王忱少相善,後雖暌離,然每至興會,未嘗不相思。恭嘗行散至京口,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見《世說新語》卷中之下)易安居士偶襲而用之耳。 辭句重見,似以《孟子》一書為最多,試略舉數語以見證。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離婁下》)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離婁下》) 沈猶行曰:「是非爾所知也。」(《離婁下》) 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萬章上》)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萬章上》,或謂《孔子章》)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萬章上》,或曰《百里奚章》) 似此或尚多。又如: 五畝之宅……可以無飢矣。(《梁惠王上》) 五畝之宅……足以無飢矣。(《盡心上》) 此一大段,不重者只數字而已。 詩詞句之偶爾從同者亦所常有。如「百年雙白鬢」,少陵有此句,後山亦有此句,此非警句也。若警句則固在各人之記憶中,誰肯冒剽竊之名哉?蓋以寫實之作,若事實相同,下筆每易相若耳。此則新意境之所由重也。 一一六 書法乃個性之最真表見,千萬人落筆而千萬不同。說者謂以書法觀人,可以斷其性情、壽夭、貴賤、邪正,良有以也。三十年前,吾嘗見一懷相人術者,於初見面時,凝神以攝取來者之第一印象後,即以紙筆使來人橫書一畫,然後開口評論。且雲遠道者寫一個「一」字寄去,亦可將其人性格之剛柔及事業之通蹇斷出一半雲。若認書法可以表現個性,則此說雖屬神秘,實含至理。然而蔡京、嚴嵩皆以善書名,豈邪正為一事,而美醜又別為一事耶?觀於名畫家未必儘是聖賢,則信乎藝術之別為一事矣。蓋書法亦藝術之一種也。 盧君毅安語余曰:墨跡可以窺人禍福,知人情性。吾國古代相人書,亦嘗論及,但不多耳。東籍關於此種著述已有三數部,今尚視為秘本,未刊行於世。持此以衡量人之命運,無不奇中,與字體之優劣無關,雖鋼筆、鉛筆亦不能掩其隱雲。 書法可以表現個性,已如上述,然而亦有時代性。古籀、篆、隸,字體本不同於異代,且勿具論。即以真楷、行草既行之後言之,六朝、唐、宋、明、清人之字,識者可以一望而別之。吾嘗見一人,以乾嘉、道咸、同光人之字示之,不中者鮮。若以論理學言之,既有個性之別,則不應復有時代性。蓋同一時代之人,其性格未必相同也。如曰相同,則是將個性之說打破矣。此殆佛說之所謂自業與共業歟? 一人之行為足以養成其個人之特殊性格,是曰自業,而國民性則共業也。英國之國民性與法國之國民性,顯然不同,於建築、製造、飲食、行動,無處而不可以辨別。即世界各國,莫不皆然。俄國式之建築、德國式之建築、法國式之建築,好觀電影之兒童,皆能於畫片上識別之,而中國與日本更無論矣。凡一國之國民性,殆與氣候、環境有關係,而教育及摹仿,其效更著。若挺生一不世出之人物,其事業足為天下式,則可以移風易俗。此種雜薰染,代代相續,而國民性以成,既成而共食其果,是曰共業。 唯書法亦然。或承篆、隸之餘風,或借草書之既出,或因科舉之誘導,皆足以影響時代之書法。蓋才智之士趨之而群眾效之,實勢所必至而亦理所當然,此殆書法之所以有時代性歟! 於今鋼筆、鉛筆既流行於學校,書法必將劃一時新代,殆可斷然。以直覺論之,必將多挺直而少波折,多剛勁而少姿態。然而執筆之方法既變動,則他日之為龍為蛇,未可知矣。 一一七 「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衣食」與「禮義」對舉,乍見豈能無惑?衣食乃一己之所私,而禮義乃人群之交互。衣食乃實用,而禮義只是虛文。衣食果以何因緣而關乎禮義之興廢?欲明斯旨,宜先對於「禮義」兩字加以解釋。 「禮」字有互尊之意,所謂「敬人者,人恆敬之」也。「義」字有互助之意,所謂「愛人者,人恆愛之」也。約而言之,則禮義只是生髮於同情,故曰交互。同情心之有無,非只限於人類,即世界上一切動物,凡有血氣,對於同類莫不有之,或則厚薄之間,微有差異而已。然而厚薄曾不以物類別,唯以時勢別。欲明斯義,當先究同情心之所由起。 同情心實緣刺激性而起,對方所發出之刺激力愈大,則愈易引起他人之同情。然而刺激之感應,以次而遞減,次數愈多,則感應亦將愈弱,循至於麻木而不靈。此雖曰精神作用乎,然即飲食以為方,亦未嘗不可以明斯旨。如飲咖啡與食辣椒是已。長用之與乍嘗,其所受之感應,固自有別也。是故刺激太頻,可以將濃厚之同情變為澹薄,此時勢影響於同情者一也。 同情心之積極的表現端在行為,消極的嗟嘆無濟也。然而濟與不濟,須視各人之力量為何如,嗟嘆亦同情之表示矣。是故行為與嗟嘆之分別,在厚薄而不在有無也。余茲篇之論同情,乃以各個人為單位。至於清除道旁之餓殍,俾勿妨礙行人,此乃政府之責任,而非所論於同情也。《詩·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是就個人之行動而言,意義甚為明顯。至若遭逢大饑饉,或兵燹及時疫流行時,屍骸遍地,則後死者除對彼嗟嘆而外,更無力以墐之矣。此則同情之厚薄系乎時勢者二也。 社會上疲聾殘疾顛連無告之人,政府設專院以收容之。在平時則醫生及其助員,小心將護,唯恐不周。若一旦突遭大自然威力之襲擊,如大地震、大洪水、大火災等,看護者已無暇顧及,或無力以再延其生命時,則可以一一擊斃之,俾勿宛轉呼號,增其痛苦。以至不仁之手段行不忍人之心,更非所以論於形跡上之同情矣。此則時勢影響於同情者三也。 處於大都市之中,每日生產及死亡律自較大於陬隅,行有死人,見亦非鮮。在平時偶發現道旁屍體,則必兒童走避,行路垂憐,亟盼警察之來,為之掩護。此則同情心流露於自然者矣。數月以來,雜糧價值逾百倍於平時。據三十二年三月份之統計,北京城裡每日斃於飢餓者已達五百人。道旁屍體,行人若熟視而無所睹矣。此非刺激頻繁則同情麻木之明效歟?已躬且不知命在何時,後先遑恤。「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此非衣食關於禮義之隆替乎,傷哉! 一一八 實踐之與幻想,乃成兩絕對。就今之科學世界言之,幻想自是虛費精神而不切於事實,允宜屏絕。然而天下事大率利害參半,有百利而無一害之事固難多覯,但百害而雜以一利者亦未或必無。即以幻想而論,其徒費心思與時間,結果於人於己兩無所得,固也。然而純文學十九由幻想構造而成。意境之謂何?幻想而已。有無意境,即文藝高下之所攸分,而亦評價之主要標準矣。屈原固世所稱為中國第一位純文學家者也,但《離騷》之美人香草,及出入蒼冥,何一而非幻想?《九歌》之「若有人兮山之阿」,若有而已,非真有也。《九章》之「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戰國去虞舜幾何年,那得同游?宋玉《高唐賦》開章第一句曰「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之可儀」 ,無物可儀,其為虛構也明矣。又《神女賦》通篇說得天花亂墜,一似精神肉體,俱受溫],至結句則曰「暗然而暝,忽不知處」,更幻而入於玄矣。曹子建《洛神賦》通篇描寫服飾、神韻、眉目、體態,遠觀近覿,刻畫入微,一似實測實驗,絲毫不容假借,而結句亦曰「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醒木一拍,告讀者以勿痴。屈原、宋玉、曹植,固世所公認為大文學家,且為純文學家者矣,略勘定其作品乃如此。 純文藝之分門別類,曰賦,曰比,曰興。綜合諸家釋此三字之定義,大約寫實之作謂之賦,因物以喻己志謂之比,借事以舒所懷謂之興。即僧皎然所云「取象曰比,取義曰興」,其言克允。可見賦體屬於敘事,而比興屬於幻想。幻想居文藝總分類三之二,尤其是中國人,其頭腦乃孕育於東洋哲學,幻想乃其特長。是以古今來之文藝名作,敘事少而比興多,非無因也。即以詩詞作品所最崇尚之「意境」二字而論,境則境矣,更何意之雲?可見意境殆與實景殊。如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壑酣笙鍾」,論者許為意境超絕,但山那得有鱗甲,更如何能動?彼只是描寫雷雨之聲勢,因山脈之綿亘以喻蛟龍,更因雷雨之駭人而作非非想,遂成佳構。此非純文學之逸品乃建築在幻想上之明效歟? 一一九 吾人對於萬事萬物之觀察,有直覺評判及綜核評判兩途。觀人者亦復如是,謂言其道。 直覺性特強之人,每覺得第一個印象最可靠,若多方觀察,翻覆體驗,反為第二三觀察所誤,漸引入於迷途。蓋直覺實含有幾許神秘性,於初見面之一剎那頃,由靈明之照射,可使對方無遁形。若存心觀察,則對方之做作,每能亂真,此亦不為無理。如王守澄之於鄭注,第一個印象甚正確,後卒為其便佞所亂而入於迷途。唐玄宗之於楊玉環,既已遣去,終被其一綹秀髮之柔情所亂,覆水與禍水齊收。此種事例,歷史上殊不乏。 綜核評判則異是。必須先知那人之家庭,繼察其本人之個性,從責任與遊戲雙方分別觀察。蓋每當賽球、鬥牌、下棋、鬧酒等遊戲之舉,實個性流露最真時。勿論其平時心計若何之工,至遊戲爭競漸入於劇烈或得意忘形之際,則平日深沉之氣度,總要喪失過半,本性或完全暴露。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即用觀人於微之綜核法。此種事例,歷史上亦未見其乏。 直覺乃演繹,而綜核則為歸納。歸納法自較穩當,但事機之來,每有稍縱即逝,無長時間以容你從容觀察者,則演繹之直覺,誠不可無。然而歸納綜核之技術可用學問培養,而直覺則唯賴天才。直覺性特別發達之人,其第一印象,可得真相百分之八十以上。雖則百分而失其二十,貽誤亦誠非淺鮮。但天下事只是相對的,那有絕對圓滿之理。拔十得八,則亦可以無憾矣。 複次,直覺所得之第一印象,勿論其正確與否,結果亦常與之符。即以配耦而論,對方未必性惡,改配或成嘉耦。只以第一印象不佳,先入為主,此後則無論如何,亦終無有是處。若雲錯誤,則前所舉王守澄之例乃誤於第二印象,而此則誤於第一印象矣。至於誤與不誤,第三者實無從置喙,正所謂寒暖各自知,孰能武斷他人之感覺?且物理每多不可思議,猴見紅而喜,牛見紅而怒,莫知其所以然。植物之同植而蕃,同植而萎,亦莫能索解。即以瓶插而論,丁香不宜與異卉同瓶,是其例矣。是故物情各有公例,有特殊,雖則特殊亦必自有其例外之例,但在例外之例尚未求得之先,勿得強特殊以循公例。此乃直覺之支流余裔,因隨筆及之。 一二〇 語曰「過猶不及」,此言措置須恰如其分也。譬諸赴一距離十里之目的地,二人分頭乘舟前往,其一行八里即登岸,其一行十二里乃登岸,結果兩人均須步行二里。此乃最顯淺之譬喻。又如毀一人或譽一人,毀譽須恰如其分,毋過甚亦毋隱匿。自從子貢有「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語,使人對於紂王之淫刑極欲,便生懷疑。反之,若譽過其分,則真相亦須打折扣。凡讀碑文壽序者孰敢盡信?又如對外有一既定之國策,則國民教育宜施以一種強心劑,俾勿怯敵。此亦題中應有之義,或是一種不得已之所為。此種措施,必須擇對方一二弱點,儘量醜詆,告國民以敵之不足畏。若處心積慮,則此種政策須自家庭教育及小學教育做起。但此策危險性最大,較於碑文壽序為尤甚,必要十分小心。勿謂與小孩子說話,只以能引起興趣為主,言過其實,在所不恤。苟如是,則結果必養成國民輕敵之心,輕敵非佳事也。若一旦與敵相接,漸覺父母師長之話靠不住,對於先時所受之教育發生懷疑,此則尤非佳事也。 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一二一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立身行己問題。至於兵不厭詐,又當別論。蓋於性命呼吸之間,若猶是周身齊莊中正,滿嘴之乎者也,則成呆子矣。然而欺人猶可,自欺終不可為訓。但有時吾儕對於自欺者,只宜加以憐憫,責備或非其罪。正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改作則「哀矜而勿怒」,於「恕」道庶幾無乖。試以少數人對於群眾之報道喻之。 若國民教育達於相當高度,則無所用其欺,欺亦不得售。只有實報實銷,聽國民之自決,策之上者也。若國民教育,多數猶在水準以下,對於國家大事,不甚關懷,則亦無所用其欺。唯有責成小數智識分子努力做去,為群眾造福,對於國民只告以少安毋躁,靜候佳音,其亦可矣。最苦是半桶水,高既不成,低又不就,告之既無自決之才能,慰之又不肯安靜,則只有用欺騙之法。譬諸家庭間有急難,已成年之兒女,當然可以使之聞之,俾得有自決之機;幼童則安慰之,勿使慌張;至於五六歲以下之稚子,則只有權采蒙蔽手段,使之依舊戲嬉,庶不至於亂人心曲。唯國亦然。 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一二二 學問之道無盡,有時無用之用,其用乃宏。即如因帝者諱而闕筆之字,最為無理,每開卷觸目,只是惹厭,無有是處。然而鑑別版本者,據此竟可成鐵證。如某字闕末筆,則可決其為南宋本,謂為北宋者偽也。諸如此類,何異犀燭?又如摹刻舊籍,苟欲依託元明版本以欺人,而不注意於「玄」「胤」「弘」「寧」等字,則不免有狐尾之誚。可見天地間竟無無用之物,亦無無益之事,苟能善於運用,借作學問之工具,其效力或將有出人意表者。譬如以干支紀年日,不嘗為新人物所吐棄已夫,而「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等,泰西學者且藉此以解決懸案,斯可知矣。 一二三 《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經文乃如此。十月初一既為庚辰日,則十一必為庚寅,二十一必為庚子,孔子既生於十月庚子,當即是十月之二十一日,此乃鐵板註腳,無可移易之定律。以周正推夏正,換算亦只在月份上,於日無與焉。建子、建寅,相差兩月,則周曆之十月二十一,即夏曆之八月二十一也明矣。從前法令,定孔子生日在八月之二十七日,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但無論如何,庚辰既是本月之初一日,而謂庚子乃同月之二十七日,於理不通,試屈指計算,鮮有不失笑者矣。且日食必逢合朔,九月既合朔於庚戌,若大盡則十月初一必為庚辰,此是鐵案,不容置議。是歲日食兩次,在庚戌與庚辰之兩合朔,愈可證簡策所記載之干支紀日無有錯文。庚辰既為是月之初一,則庚子乃同月之二十一,亦是鐵案,無可置議。孔子生日,朝廷既著為功令,上自天子以至於各府州縣最高級之地方長官行香致祭,何等隆重,而推算者乃粗疏若此,斯亦可笑也已。 余於數年前,嘗擬以現行陽曆推算孔子生日,當時亦未察二十七日之謬誤而盲從之,此殆因過信朝廷功令,以為如此大典,必經過多數專門學者之審定,無所用其疑,然亦不得不謂讀書之空疏矣。但此亦只是據經文以推算,結論乃如此,若「庚子孔子生」一語別有問題,則非所知矣。吾固尊《公》《穀》兩傳者。 一二四 凡屬對待名詞,總是主觀的相對的居多,而客觀的絕對的乃甚少。如善惡、涼熱、妍媸、貧富等是也。善惡與妍媸,純屬主觀性,且為相對的,其理易明。即涼熱與貧富,對待之構成,乃根於事實,然亦只是似是而非之客觀,更無絕對之可言。何為涼熱,甲乙二人之感覺,恐不一致,且時間與空間之異同,亦可以破壞其論據。至於「貧富」一名詞,成立乃根於容積之大小,似是純客觀。然而果以何者為標準?相對而已。 古今來討論「貧富」之學說多矣,計持論穩健、根於絕對的客觀性、無可猶夷者,吾唯見《論語》「均無貧」三字最為完滿。其上文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語作領起,大前提已自不弱,下文以「均無貧」三字結束,遂成顛撲不破之斷案。此所謂擒賊擒王,先把「貧富」兩字之立腳點根本推翻,使無存在之餘地而以純客觀之「均」字為壁壘,所以能立於不敗之地。 「貧富」二字,乃以比較為立場,原不易破。但均之則無可比較矣。無富那得有貧,故曰均無貧。 以此類推,非入同溫層則無涼熱之可言。持楊朱學說,以「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為論據,則無善惡之可言。唯「妍媸」問題最難,因為此二字乃絕對的主觀評判,各人自作裁判官,且不必搜求證據,調查事實。任意判決,被告絕無上訴之權利。此則與「均無貧」三字判詞成兩絕對,而顛撲不破乃相等。 一二五 多名乃中華民族特有之習俗,自古已然。名之外有字,字之外有號。名則以一字或二字為常,號則二字至四五字不等,唯字則多用二字,自唐以後,幾無有出二字之例者。 古人多好以一字為字,如屈平字原,項籍字羽,陳勝字涉,袁盎字絲,鄭當時字莊,彭越字仲,楚元王交字游,張釋之字季,吳廣、枚乘、范雎皆字叔,房玄齡字喬,凡此之類,不勝枚舉。 更有以三字為字者,如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張資《涼州記》),高歡字賀六渾(見《北史》),近代傅山字公之它,此類亦不乏其例。 此外復有國諡及私諡,或時人以其所生地或以其所居職稱之,以示尊崇,此則文之過甚者矣。 多名自是一種不良習慣,破壞符號作用,使後之讀書者記憶維艱,疲精神於無用之地,所失甚大。此《春秋》之所以譏二名也。 「文」與「質」乃對待名詞,所謂「文」也者,並不見得是「質」之進化。以哲理言之,則有所謂「歸真反樸」。朴者,質也。以事理言之,文化愈高,則須記憶之事物亦愈多,宜儘量汰除不急之繁文,留精神於有用之地,化虛文以為質實,以簡易繁,庶幾可以追隨學問之潮流,不至落伍。蓋以人之精力,各有其一最高限度,勉強不來,而世界之事物則日增而無已。應付之法,只有去其不急而急其所急。譬如陶潛,見「陶潛」二字,已可追憶其人之時代、里居、事業、學問、人格之輪廓,毋使陶淵明、陶靖節、陶元亮、陶彭澤、五柳先生等疲我精神。又如韓愈,只此二字已足,勿使韓退之、韓文公、韓昌黎、韓吏部等亂我心曲。 《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史也者,乃祝史之謂。《郊特牲》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野固不可,但毋使文勝。若韓昌黎、韓吏部等,無乃太文。 一二六 「直斥其名」,乃鄙屑不足道之意。不曰呼而曰斥,乃加強發語之氣勢,鄙之甚者也。夫名也者,乃各個體之符號,無之則不足以資記載,且歷史亦將不可讀矣。余實不解名果有何可諱之道?泰華,名也,不見得名之曰「泰華」而損其尊,於人何獨不然? 諱帝者之名,近代則用缺寫末筆之法,如「玄」作「 」,或以同音之字易之而作「元」。至於古代,則更有強改他人固有之名以避其諱者。如常山本名「恆山」,張晏曰以避文帝諱而改曰「常」,「恆」「常」義通。蒯通本名「徹」,因避武帝諱而改曰「通」,「通」「徹」義通。嚴光本姓「莊」,因避明帝諱而改曰「嚴」,「莊」「嚴」義通。此則較於缺筆之例為無道矣。又《元和郡縣誌》曰,浙江之富春、湖南之宜春、安徽之壽春,皆秦漢郡縣,晉孝武太元中以避鄭太后諱而改稱富陽、宜陽、壽陽,此又一例也。似此等類,不勝枚舉。某說部謂五代時有讀老子《道德經》之「道可道,非常道」而諱馮道之名者,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或非虛言。蓋習俗既以此為尊重,為敬禮,其極必至於是。 《戰國策》謂,有一人遊學數年,歸乃直呼其母之名。母不懌,其子曰,母雖賢,莫賢於堯舜。堯舜,名也。母雖大,莫大於天地。天地,亦名也。此吾之所以名吾母也。此雖屬以重筆作加倍寫法之寓言,而厭惡虛文之心理,則若揭矣。 尚虛文似是人類天性,而女子尤甚。由羽毛貝殼之飾、金銀珠玉之佩,至細腰纖足而極。今則逐漸解放矣。然而「解放」二字,恐未易言。或則是改變式樣之過程,非解放也。又女子以深藏其名為可貴,愈貴則其名愈隱。村姑及小家碧玉,名字猶可得聞,若閨秀則秘而不宣矣。五十年前,此種心理尚普遍於國中。此殆與諱之心理微有異同,彼則尊敬而此則尊重也。總而言之,亦曰尚虛文而已。然而因為崇尚虛文之故而變更符號,此種心理實帶幾分神秘性。 一二七 東坡《常州除夕》詩:「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查初白引《容隨齋筆》曰:「今人元日飲屠酥,自小者起,固有來處。東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系獄,元日飲酒,曰:『正旦從小起。』」又《時鏡新書》董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顧況詩曰「手把屠酥讓少年」是也。計東坡作此詩時,乃熙寧六年之除夕,才三十八歲。但讀「不辭最後飲屠酥」之句,則似已甚老成矣。 屠酥先飲少年人,以黨錮之說為在理。蓋一年之計,乃自一以至三百六十五,故曰正旦從小起。至於《時鏡》之說謂「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時,故後之」,此乃情感之言,不中於事理。計人自呱呱墜地,輒刻刻向墳墓進行,老少曾無差別。老者向墓地挪近一步,少者亦同時向墓地挪近一步,更無孰得孰失之可言。其同為失卻一歲,老少無以異也。《時鏡》之說,殆以為小者向有為之年進一步,而老者則不免有去者日以多之感而已。 甲申開歲第五日 一二八 《楚辭·九歌》,名曰「九」,其實乃十一,即《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是也。或曰:九,虛數也,如九天、九幽之類,言無盡也。或曰:合《湘君》《湘夫人》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為一篇也。或曰:《山鬼》《國殤》《禮魂》合為一篇也。余以為自《東皇太一》至《河伯》,此八篇皆用神之名以名篇,其為祀神曲,絕無疑問。《山鬼》一篇乃祀雜靈曜,非神之名,當無對於莊重之神而以「鬼」呼之者,其為雜靈之總括無疑。合前八篇,厥數為九,是曰「九歌」。《國殤》一篇,通首皆敘戰爭之英烈,應是附祀陣亡將士。《禮魂》一篇只五句,則禮畢之餘韻而已,原不足以獨立為一篇。《九歌》既以侑神,則自《東皇太一》至《山鬼》是已。至若附祀所敬仰之人,則如吾鄉北帝廟之附祀林則徐是其例矣。此類之事,各地或當不少,非僅吾鄉。中國祀神,實含有崇拜英雄之成分,殊非純粹的迷信。如關帝廟、張王廟、岳王廟、項王廟及張巡、許遠廟等,不勝枚舉。則荊楚民俗之以陣亡將士從祀,其又奚疑? 一二九 東坡《贈孫莘老寄墨》詩曰:「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新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又《次韻答劉景文》詩曰:「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真可謂語妙天下。金聖歎與王斫山之夜談快語,只是竊取坡公之意而已。 清高宗御製詩曰「夕陽芳草見游豬」,傳為笑柄,咸謂若只發表前六字,當無有能猜得第七字者,因「豬」字之與「夕陽芳草」,未免雅俗不倫也。但東坡有句曰「綠荷深處有游龜」,句法之組織、體物之微妙、思想之神秘,與清高宗之佳句究有何分別,何以竟無指而摘之者?此非有幸有不幸歟? 東坡頗好以「龜」字入詩,試略舉其大著如下:「縮頸夜眠如凍龜」(《江上值雪》),「若為化作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菡萏亭》),「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陳季常見過》),「病骨磊嵬如枯龜」(《維摩像》),「布衫漆黑手如龜」(《贈潘谷》),「床下龜寒且耐支」(《次韻錢舍人病起》),「壽與龜鶴永」(《送程建用》),「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寄傲軒》)。「龜藏六」見內典,謂頭尾及四足皆可收藏也。 東坡不能飲,屢見自道。「酒」字之於東坡,只是用作詩料而已。「醉」字尤為文士所樂道,然十常八九借「醉」字以寫情緒,發牢騷。間有寫醉態如「斗大眼花看不定,撐下床來行走」之類,已不多見。至於自寫醉時之實感,當無有逾東坡「酒作逢逢入腦聲」一語之神妙者矣。其聲維何,旁人不可得而聞。且言「酒入愁腸」「酒入歡腸」者有之矣,未有言「入腦」者。一杯入口,頭腦遂作逢逢聲,活畫一不勝酒力之人。此詩作於錢塘太守時,題為《病後醉中》。詩曰:「病為兀兀安身物,酒作逢逢入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一三〇 某說部記載清初康熙甲戌、乙亥間,山東地方官吏強迫人民捐粟,美其名曰「樂輸」。一日,有行經郊外鄉村者,見被縶者累累如豕羊,怪問果何因而同罪者若是其眾且多也。眾中答曰:「官府系余等進城,比追樂輸耳。」「比追樂輸」四字,可謂奇文,蓋鄉民不解「樂輸」二字之意義,以為是一種稅則之名稱故也。 畢竟科學進步。一切學問莫不凌越往古,超邁前人。即以修辭而論,只一「獻」字已足,何必「樂輸」。蓋「獻」也者,有往前之意,則「輸」字之含義不失。有心悅誠服之意,則「樂」字之精神亦全。何等簡潔。至於粟之為物,雖可包含黍、稷、稻、麥、菽之所謂「五穀」,或則稻、粱、菰、麥、黍、稷之所謂「六穀」,然總不外食糧問題。語曰「硬如鐵,軟似綿」,己之所欲,由至硬以至於至軟,亦皆可致,是在能手。且「樂輸」雲者,必甲方之意志既動,而乙方乃順承意旨之謂也。至於「獻」,則完全出於自動,無須示意。如某人獻一扁額或一經旛於神座之前,神亦何嘗指名胥索哉?故曰心悅誠服。若是乎,古之自以為巧者,猶恐後人笑爾拙也。 三十三年三月七日寫 (殆因當日有獻銅獻棉之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補註。) 一三一 沈德潛《說詩 語》二卷,語多獨到處。其中評杜一條曰「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為辭說,或周遮徵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雲,真可謂眼光如炬。 凡屬偉大人物,每多砂石,粗枝大葉,不檢細行。其成功在於氣魄宏大,橫衝直撞,無施不可。試考其日常生活,每多笑話。甚而至於寒暖不知,饑飽失時,缺乏常識,出人意表,如牛頓惡熱而不解遠烘爐之類,所在多有。夷考偉人生平,勿論其為文學家、政治家或藝術家,愈偉大則笑話愈多,乃知察察者實天之所以供偉人之助手也。《 語》謂「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非目有全牛者不能作此言。若為之曲解以斡旋,縱未為浣花翁所笑,已先為沈歸愚所笑矣。世有所謂賣力不討好者,其斯評釋家之謂乎?然而微瑕而不害其美,唯嬙、施為能,非所以論於東鄰也。 一三二 「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此等事容或有之。蓋群居動物,其意志之動向,每隨嚮導者為轉移,是以有領導一特殊階級之資格者,其言論每易為群眾所注目。在修名未立之先,藉以為重,亦固其所。乃不謂已成名之海棠,猶復有人為之借重品題,此可謂未能免俗者矣。 海棠標格在群卉中宜列甲等,應無疑議。乃偶因杜甫無海棠詩,於是惋惜者、不平者、疑議者、臆斷者紛至沓來。鄭谷曰:「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王荊公曰:「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東坡曰:「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周必大曰:「只緣未識江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此等論調,若搜索猶可得多人。 杜集無海棠詩,是已。是無是佚,殊乏確據。《王禹稱詩話》曰:「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說著海棠,蓋以其生母名海棠故也。」所言如是,惜未舉出充分之證據以釋群疑。然曰其生母雲,當有所本,蓋王元之亦博雅君子也。 然而亦未可盡信。維揚芍藥甲天下,種佳而類繁,聲譽殊不在西川海棠之下。王觀《芍藥譜·後論》曰,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孝標、李嶸、王播諸人,皆一時名士,稱為詩人,或久官於斯,或漫遊幾度,而略無一語及芍藥,斯亦奇矣雲。由此言之,則少陵偶不及海棠,政不必大驚小怪耳。況生逢喪亂之世,人事遷移,著述之散佚者亦多矣,更何必刻舟求劍也? 難者曰:或則芍藥乃晚出之花,張祜諸人未之見也。曰:是不然。《通志》雲「牡丹初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又名木芍藥。此為先有芍藥後有牡丹之明證。謝康樂言永嘉水際多牡丹,北齊杜子華嘗畫牡丹,則牡丹之出,最晚亦當在南北朝,而芍藥先之,豈有唐代詩人猶有未見芍藥者?且白居易、張九齡、韓愈、孟郊等乃中唐人,均有芍藥詩。張祜、盧仝與之同時,而杜牧尤晚,豈有未見芍藥之理?若是乎,少陵偶未賦海棠,以張祜諸人不賦芍藥例之,真不必大驚小怪矣。 一三三 知足之「足」字,乃比較名詞。但「比較」雲者,必自有其標準度數,或以容量,或以界限,達此度數謂之「足」,否則謂之「不足」。 「不足」與「不知足」有別。既曰度量,當必有一最低限度,同時亦有一最高限度。所需要未及最低限度,謂之「不足」。所追求已溢出最高限度,謂之「不知足」。「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足」字,指最低限度言之也。「知足不辱」之「足」字,指最高限度言之也。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父母,是不足也。聚斂而附益之,不知足也。不足謂之貧乏,不知足謂之貪得。 水之成分乃輕二養,多一分即等於無用,此乃最高限度說。金錢可以易取物品,此金錢之可貴也。但一人之物質享受總有一最高限度,過此限度,金錢即等於廢物。譬諸我消耗金錢之能力已達日不暇給之程度,更無計役使金錢以增益我之欲望時,則金錢效能立即消失,回復其礦石本性。窖藏之與礦山,有何分別? 或曰:子之所言,寒士之言也。役使金錢,寧有限量?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役使數千百萬之金錢,其豪情勝概,視役萬數千者為快意矣。且經濟原理,不外供求相應,每飯必熊蹯、魚翅,則獵戶與漁人之生計有著矣。供給漁獵之工具,則植麻與冶鐵者之生計有著矣。廣營宮室園囿,則土木工人不患無業矣。妻妾曳綺羅,則蠶女、桑農皆蒙其惠矣。金錢不厭其多,在運用者之技術何如耳,豈必窖藏? 應之曰:子言誠是,但恐驅斥金錢之精神,終有疲倦時,疲倦即最高限度矣,所余驅斥未盡者仍須窖藏。且架上玩好與匣中珠翠,已是窖藏。子之所言,浪費也。浪費為經濟社會所不許,尚敢侈言經濟原理耶?地力與人力均有一最高限度,豈容浪費?語曰:一男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若觀其背面,則一人浪費,他人必有因而睏乏者矣。萬事萬物均屬相對的,消長盈虛,執偏可以例其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非佳事也。 一三四 此疆彼界,爭端之所由起也。荀子欲以「度量分界」息亂萌,立論至為完善,其精神則全在「度量」二字。家之界,有血統關係,有族制關係,組織乃合於自然科學,不容否認。唯國之界限則殊非自然,只憑人工在地上畫圈,故隨時可以發生變化。是以家之界因科學關係,早呈穩定狀態。唯此「非科學」之國界,則紛亂擾攘數千年,至今未已,或可以說於今為烈。蓋以國之為界全在人為,有力者可以儘量擴充,至於無限制。「生命線」三字,可以生出無窮妙解。 欲救斯弊,誠非易易。唯於無辦法之中想辦法,則第一步或從變更單位入手。不以巧立名目之「國」為單位,而以民族為單位,則地圖之圈,可以減少。試以今日中華民族之成分而論,據陶宗儀《輟耕錄》所載,則為漢族八種、色目三十一種、蒙古七十二種集合而成。此一百十一種即當日之百十一國矣。雖則錢大昕曾譏其重複,但惜乏其他書籍足以是正。此宋元以後之成分也。遠古且勿論,即魏晉間所謂五胡之匈奴、羯、鮮卑、氐、羌及五代時之契丹、女真,固亦嘗 赫一時,曾使中原政治起大波瀾者矣。於今則何如矣?痕跡且無,遑論疆界。故第二步可以借同化力再減少地面之圈。不以武力劃疆界,唯借化分之力順其自然,從逐漸減少單位入手,則較於武力所畫之圈,於科學為差近矣。百數十種既可以化成一中華民族,若假以歲月,又安見其不能融冶世界人類而成一族也? 一三五 「愛」,乃道德上之優美名詞。如墨子之言「兼愛」,基督之言「博愛」,孔子之所謂「仁者愛人」「仁民而愛物」,不勝枚舉。大率儒家哲學之所謂「仁」,即是一「愛」字。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即是仁。可見愛之反面是殘忍,亦曰不仁。 有正必有反,有陰必有陽,有一極必有二極,是曰對待。對待者,物理學及幾何學之名詞也。 愛與不愛,對待也。若以愛為善,則不愛即為惡,善惡亦對待也。但有時對待不必如物理學之求於反面,亦不必如幾何學之求於兩端。即事物本身同時而具備兩種作用,謂曰「片面」,仍不能表其真意,此則最有興趣者矣。「愛」字即其一也。 愛是美德,然同時亦為萬惡之源。世界上之兇殺案,為愛情者幾及半,圖財只是少數。為愛情而自殺者過半,因生計壓迫只是少數(近年之華北不在此例)。殺人之與自殺,用道德觀念判斷,其罪一也。此則就人與人之方面言之也。 至於人與物之方面,其機尤險。羅致玩好而蘊藏之,不厭其多,愛極之表示也。然而巧取豪奪之罪惡由此而生矣。巧取之謂竊,豪奪之謂盜。小竊之與強盜,是曰罪人。求則得之,罪惡既已如此。假令求而不得,可畏更有甚焉。古今來為一玩好之物喪其身而覆其家者何代蔑有,而以吾中國為尤甚。此則關於予奪間之直接磨擦,積極之罪惡也。更有一種消極的罪惡,尤屬可鄙。譬諸一人,既擲相當之金錢與歲月而博得「收藏家」之頭銜時,則其犯罪之機會亦開始矣。受他人之賄賂而曲解鑑定者有之,得評價之付託權而從中取利者有之。人慾橫流,於斯為甚。 夷考所謂消極的罪惡者,其作用有二:一則可以在該古董店攫取一件心愛之物而用飛賬法將價值轉嫁於他人。一則借介紹買賣而市惠於該古董商,易取酬報,不外如是。 佛法十二因緣觀之愛、取、有互相連鎖。奪取之與占有皆由愛而起。試作三段論法以證之: 巧取豪奪,明詐暗騙,不得不止,是曰占有,乃罪惡。占有欲緣於愛,所以愛即是罪惡。 一三六 矛盾乃萬物之通病,而人類尤顯。譬如「過則改之」,當其知過而改之過程中,在旁人視之,即現矛盾相。又如「好刺激而喜麻醉,以苦為樂」,在嗜好不同者視之,亦現矛盾相。凡此皆可以推理而得,無足怪焉。奇莫奇於特赦令,莫名其妙,只能名之曰無理由之矛盾。 在司法未獨立之先,賞罰只憑一人之喜怒。怒而縶之,不具理由。迨偶逢特別慶典之衝動而天顏有喜時,輒復赦之。帝者之喜怒有何定據?無足怪也。若司法既獨立之後,猶復頻見特赦令,則於理為不通矣。刑罰既根據法律而後執行,赦之是無異自承前日法令之謬誤。若是,則亟宜修改法律,方是正理。試問總統就職,國都遷移,何與於囚犯,豈非以法律為兒戲耶?善乎,北魏獻文帝之言曰「赦令足以長奸」,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是真明主。又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群臣上尊號,時議欲大赦。參知政事張雄飛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帝嘉納之,遂止。是故以特赦為慶典者,豈但不如北魏之獻文,乃至不如蒙古大帝。 吾因是而連想及科舉時代之老太爺。原是鄉曲碌碌無所長之老者,若一旦兒子中了秀才,則這位老太爺之學識便立即長進。明日即可以為他人排難解紛止爭息訟,言而足為鄉黨法。試問你兒子之學問進步,於你何干?乃亦高坐堂皇,論列是非,是何理由? 吾因是而連想及我國之教育制度。凡持得未經教育部立案之證書而欲升學或轉學時,須經過入學試驗,宜也。乃同是國立學校,轉學亦須試驗。甚至同一學校,由初級而遞升高級,亦須試驗,誠不可解。豈高級教員對於初級教員之學問有所未信耶?誠如是,何以不易人,此則校長之失矣。無端而對於同儔之學問表示不信任,無乃太不客氣耶?如曰此非高級教員之所願,亦非校長之意旨,實政府之法令也。試問准予立案,是何意義?既許之而同時又表示不信任,是何理由? 吾因是而連想及田賦之徵實。幣制,政府施政之大法也,勿論其本質之為帛、貝、金、銀、銅、鎳、紙及大小輕重,一旦經政府以明令頒布其法值,便立即發生一種與造物主同等之權威。田賦而強行征米,是政府率先自不信任其所頒之法幣矣,是何理由? 兒童心理,矛盾性最大,蓋為求知慾所驅使,而識力未足以判斷,不惜紆迴曲折以進行,故每覺其矛盾。此之謂幼稚。 一三七 「歌哭」二字,乃情感之切直表現。有辭有韻之謂歌,唯哭則多屬有聲而無辭。吾粵鄉曲女子出閣時,其告別父母弟兄姊妹也,嚶嚶啜泣,而口中則念念有辭,悉成韻語。然此猶在情理之中。至於父母之喪,乃亦以韻語哭之。此陋俗也,不可為訓。 歡樂之歌,感慨之歌,必以韻語出之,庶可以迴腸盪氣。蓋以精神既受衝動,則不禁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唯哭則不然,其衝動之疾,不可思議。一觸即發,是短波的,實令人無暇置辭,此哭之所以有聲無辭也。然而古之文士,除父母之喪例應語無倫次外,哭友有詩,哭子有詩,悼亡有詩。此則有聲有辭而三眼一板之哭聲矣。更有劉令嫻之哭其夫曰:「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姜橘。素俎空干,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此又情文備至之哭聲矣。女子雖為丈夫服喪三年,與父母等,但可以不必語無倫次,蓋分屬平等故也。更有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一哭可以聲聞全國,使習俗為之轉移,其必為有聲有辭可知矣。哭以善稱,應是藝術的哭。 一三八 人當心緒不佳時,則天地異色。如杜子美《蜀中》詩曰:「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詩題只得一個字曰「悶」。如句中所云在他人視之,所居得山川圖畫之形勝,攬自然景物之優美,寧非賞心樂事耶?而乃曰悶。此亦情緒之影響於環境者矣。 「筆補造化天無功」,此李賀詩也。「神縱慾福難為功」,此杜甫詩也。一為積極而一為消極,其漠視自然勢力則一也。 「文章憎命達」,此亦杜詩也,即窮而愈工之意。但窮而愈工,自己仍立於主體地位。「文章憎命達」,則以文章立於主體地位,多轉一個灣,意義更深一層。此亦猶粵語謂不知自量者曰「不信鏡」。在他人則亦曰「你也不照照鏡子」而已,而粵語之意若曰,他已照過,但說鏡子靠不住。亦多轉一灣而意亦愈深。 寫野營之悲壯嚴肅,應以子美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為最勝。若東坡之「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灶煙」非不佳,但總覺費力。「萬灶煙」何如「落日照大旗」,同是寫黃昏蕭瑟,然氣象便不如矣。且「萬灶煙」三字,寫城郊亦可用,而「落日照大旗」則活現野營之黃昏。只言中天懸明月,則深夜自見,不必三更也。此所以為不可及。 天下方言,奚啻千萬種,識之者或以為悅耳,不識者謂為格磔。唯啼笑則自赤子以至於成人,橫絕宇內,莫不相同,聞之而識為是笑也,是啼也,不能有誤。是則啼笑乃天籟,乃人類之元音,意志之最真表現矣。然而有所謂強為歡笑及羊志之一副急淚,則啼笑亦未必盡真矣。語言既不足信,啼笑亦不能無疑,然則唯有「盡在不言中」是真的。 一三九 戰爭,威武事也,從字義觀察,一似凡屬身軀雄偉而好勇鬥狠之動物,戰爭之事必繁數而劇烈。但事實則殊不爾。虎豹獅子,最稱威猛雄健,號為百獸之王,然未聞有集團鬥毆事。若是乎,戰爭雖屬威猛之動作,而戰爭之發生,殊不在生理上之威猛與不威猛。欲尋此直覺觀察所以失敗之原因,宜略識戰爭之動機。 乾餱可以起釁,戰鬥之動機實不勝枚舉。語其大者,則有: 一、人口膨脹,須闢地以殖之; 二、生產過剩,須覓尾閭以宣洩之; 三、原料不足,須掠奪以補充之,即所謂世界資源再造論; 四、少數人為領袖慾所驅使,好大喜功,既自領其土,更欲領他人之土,以廣土眾民為無上光榮,樂此不倦。 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若循此四者以進行,則與他人利害衝突之機會,定應不少。衝突則戰爭開始,蓋圖存之第一步,固不計強弱也。然而斯四者,唯群居動物乃能有之。於是戰爭遂為群居動物之特產品,威武雄壯之虎豹,竟不聞有聚眾惡鬥屍骸遍野之事。 凡此乃專就生理方面言之也,更有群眾心理,測驗結果亦異乎尋常,有非直覺之所能索解者。法國名學者李般之言曰「雖平日意志堅強、卓立而不可動之人,一旦捲入群眾運動之漩渦中,則平時之智慧,立即消失。進退動作悉操縱於領導者之手,如瞽如痴,意志且蔑有,遑論堅強」雲,是誠可異。然而群眾運動,亦唯群居動物乃能有之,此虎豹獅子之所以未嘗聚眾滋事也。 人類既為群居動物之一種,則戰爭實屬不能避免之事。古之聖哲,有采積極態度而標榜非攻寢兵者,有消極而作事前之防範、事後之補救者。治本治標,各行其是。凡百皆以治本為徹底,治標為因循。唯此事則不能治本,治本則違天。除非將人類之天性,根本改造,毋使群居,庶幾有濟。 一四〇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少陵《古柏行》也。因此而惹起種種議論。有謂此柏未免太瘦長者,有對於「圍」字下種種定義者,無乃辭費。又如昌黎之「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若為之作箋注,則妙語應更多。又如斗大金印,言印之大也;斗大皇城,言城之小也。若以科學頭腦評定之,無一而可。文人所用之形容詞,那能認真?若認真則糾纏不清矣。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此亦少陵詩也。或曰:「千回」未免太多,疑是「十」字之誤。為此說者,亦痴也。此詩前四句全在寫昔日之健,用襯今日之衰,故下文即曰「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文人之形容詞,豈能與之認真? 豈但形容詞不能認真,即如太白之「黃河之水天上來」少陵之「赤岸水與銀河通」,彼寧不知天河之為神話?但如此寫法,則江河之氣勢便即加大,蓋亦文章技術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於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孝」字乃兒女對於父母之專門名詞。《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又曰:「楊氏為我,是無父也。」 與《孝經》之說相映成趣,最有意思。究竟此一根毫毛是拔好還是不拔好。拔之則是毀傷父母之遺體,是曰不孝;不拔便是無父,亦曰不孝。 余非敢侮聖人之言,奈孟子此一段話未免太過武斷,誠有令人不能已於言者。試問「為我」之與「無父」,「兼愛」之與「無君」,有何連屬關係?真如風馬牛。而孟子竟把他扭作一團,更下一極勇敢之判斷曰「是禽獸也」。以惡聲加人,似非賢者之所宜。 善乎,莊生之言曰:「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又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又曰:「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莊生此段大議論,心平氣和,針針見血,絕不悖於論理。以視孟子之強辭武斷,高明多矣。以此而拒楊墨,庶不愧為聖人之徒。 一四一 日本人最迷信「八」字,謂八字倒置,正如行軍之兩翼,作蝦須式以前進也。軍國民之理想,無往而不含有軍事韻味,可哂也。邇來則更由理想而變為事實矣。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而有瀋陽之役,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而有香月之入城司令,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而有珍珠港之役,三十一年二月八日陷新加坡,同年三月八日陷仰光。自茲以往,「八」字更帶得幾許神秘性。每月八日,禁屠宰,遏密八音。在東京時間之正午,此間之警笛一響,雖行人亦須駐足,靜默一分鐘。十字通衢之警察崗位,咸披以黃傘,有文在上。 考說文「八」字之釋文曰:「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試更於同部中略舉數字以作參證:「小,物之微者也,從八。」象分解而小之之意,「_」在其中,象界識。「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從二八而以十界之。「半,物中分也,從八從 。」示大物而可分之意。由此觀之,「八」字乃分別、分裂而相背之意。倒視雖成蝦須式之前進形,唯正視則成左右兩股會攻核心。義既不祥,形亦匪妙。 新加坡既陷,易名「昭南」,年來每於報頭見此兩字,中心未嘗不為之怦然,誠以昭王南征乃不復之兆,殊非佳讖。 「八」與「昭南」之不妥,有如是者。甚矣,甲國雜用乙國文字之不相宜也。不能創造,寧付闕如,猶勝竊取。粗人掉文,充其量不過留一笑柄而已,無關大體。民國二十五年在北京交通大學,有某甲攜得其小孫來,某乙諛之曰:令文孫真好,人也聰明,相貌又好,將來「不堪設想」。甲瞠目不知所對。乙之意蓋謂「未可限量」也,不審何故而誤作「不堪設想」。然此不過留一小笑話而已。甲乙之交情如舊,或更相親,殆喜其天真而無偽也。既好雜用乙國之文字以為快,則乙國之《說文》與歷史宜加注意。不迷信則亦已矣,既以迷信而崇尚「八」字,則語讖豈容忽諸。 三十三年八月八日寫記 一四二 「嫌疑犯」,謂形跡上有犯罪之嫌疑也。形跡乃見諸行為,憑事實以為根據,是否確鑿。執根據以資考察,若慎重從事,亦未嘗不可以罪人斯得。至於「思想罪犯」之構成,則不必如是之煩碎。其法只是屏除一切客觀之事實,純任主觀以為準繩。他人之一顰一笑,無不可以加之罪。即終日穆然不動以學形塑,亦未嘗不可加以「負氣」之罪名。若是者,則真可稱為盛水不漏矣。偶語者棄市,乃秦皇處分嫌疑犯之手段也。拒楊、墨,是孟子處分思想犯之手段也。秦皇之刑人於市,千古指為虐政,而孟子之拒楊、墨,則曰聖人之徒。斯亦有幸有不幸歟?夫以秦皇之威,然猶拘泥形跡,不肯離事實以放手做去,雖暴而不徹底,是以不濟。殺人者謂之賊,殺千萬人則曰英雄。項羽之必欲學萬人敵,夫豈徒然哉?是故根據客觀之形跡以入人罪者,猶是謹小慎微,若大刀闊斧之英雄,不如是也。數理之以兩負號等於加,英雄殆深知其意矣。(三十三年曾有逮捕思想罪犯之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補註。) 一四三 李清照《九日醉花陰》詞,世傳名作,而尤以「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三句,曾壓倒趙明誠。人比黃花瘦,與秋高馬肥,相映成趣。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教孝之格言也。《水滸傳》宋江聞太公已死,a踴而號。旁有一人勸之曰「天下無不死之父母」,宜以後事為重。「是」「死」雙聲,輕描即成妙品。 「何哉,爾所謂達者?」「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何哉,君所謂逾者?」「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而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六個「何哉」,前三個用倒裝法,與「者」字相呼應,較為神完氣足。 革命,易命也。革職,免職也。但何以不曰「易」,不曰「免」,而曰「革」?且羽、毛、齒、革,製造弓箭之原料也,匏、土、革、木,製造樂器之原料也,可見「革」之為固有名詞。何以移作動詞用而意義乃杳不相屬?《說文》:「革,獸皮。」段注曰:「治去其毛曰革。」又曰:「革,更也。」「革」乃象形字,篆書則宛如獸皮之平鋪,四足頭尾畢具。又「皮」字條下:「皮,剝取獸革者也。」注曰:「有毛為皮,去毛為革。」然後知此字之所以用作動詞,實由「治去其毛」一語得來。故曰:「革,更也。」《說文》之所以稱為小學,有以夫。因「治去其毛」一語,連想及摩頂放踵,不幾成製革廠矣乎? 《說文》:「有,不宜有也。」段注曰:「本是不當有而有之稱。」引《春秋》書「日有食之」,謂日乃常圓而無虧,本不當食。其食也,是不宜有也。又桓三年,「有年」。賈逵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異之者,意謂不應有而有也。然後知「舜、禹之有天下也」,「有」字之意義於斯乃得。舜之天下理應屬於丹朱,禹之天下理應屬於商均。舜禹以禪讓得之,不應有而有,故曰「有天下」。古人用字之不苟也如此。故凡屬以極為「頗」、以強行為「遂行」、以完成為「完遂」、以貴婦人為「御婦人」、以慎勿顛倒為「天地無用」者,最好請其從速廢止漢字。 柳耆卿「寒蟬淒切」之《雨霖鈴》,其上半闋結韻曰「暮靄沉沉楚天闊」;又「凍雲黯淡」之《夜半樂》,其下半闋結韻曰「斷鴻聲遠長天暮」。一以天為闊,一以天為長。實則凡屬茫無際涯者只能謂之闊,不得謂之長。「斷鴻」句之「長」字乃從上文之「遠」字得來,如「雁過長空」,亦是此類。若雲「雁過闊空」,則不妥矣。蓋雁程含有「遠」字之意,故曰「長」。一物之形容詞,每有因他物而變其容貌者,此類是也。 古者鄉舉里選,鄉與里,乃平民之所居。如「放歸田裡」,可以為證。然而柳耆卿之「帝里風光好」「杳杳神京路」,同是指京都而言。莊嚴鄭重,則曰神京皇都;親切有味,則曰帝鄉帝里。「鄉」「里」固不必專隸於平民。此乃本國人運用本國之文化,無施不可,借用則不逮矣。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者,乃暫時閣置之意,待搜集證據,然後用歸納法以求斷案,非謂屏棄而不復措意也。故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自己知道尚有不及知之事,故曰「是知也」,謂知其所不知也。此語若以算式演之,則是兩負號等於加。不知為不知,兩個不知,是兩負號;是知也,是加號。若強不知以為知,是自以為此問題已經解決,無事縈懷。若是,則真成永遠不知矣。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貢誠不好作極端語,應是持平之論,則紂之抱屈可知矣。行文者有時欲加強發語之氣勢,不惜以重筆出之,所謂加倍寫法是也。然而去事實則愈遠矣,如「象日以殺舜為事」,細玩此語,殊覺有趣。殺人乃非常之舉,終身而不動此念者是為經常。即偶爾衝動而起殺機,亦不過剎那頃之事,氣平則境遷矣。除卻苦心孤詣以圖報不共戴天之仇外,豈有終身以殺人為事之理,況兄弟乎?充其量亦不過曰屢欲置舜於死地,其亦可矣。乃曰「日以殺舜為事」,一似除卻殺舜之外,更無所事,寧非大奇? 「經驗」二字,語意似是就身之所經以為驗,此直覺之誤也。經驗不必盡從身體力行得來。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簣也」,是以深信他人之經驗為自己之經驗。 一四四 習用語每有沿古人之誤,以訛傳訛,一往而不復返者。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此宋太祖進攻南唐之口實也,今小學生作文,亦常引用之。實則此語文義欠通。「臥榻」二字,不能連綴成文。 《說文》:「臥,休也。從人從臣,取其伏象也。」段註:「臥,伏也。」臥與寢異。寢於床,《論語》「寢不屍」是也。臥於幾,《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幾,其狀伏,故曰伏也。案:幾,所以憑而息也。《左傳》:「投之以幾,出於其間。」以竹木為之曰「幾」,以軟物為之曰「隱囊」。「隱囊」之「隱」字,即從「隱几而臥」得來。 《說文》:「榻,床也。」《玉篇》:「床狹而長謂之榻。」《漢書》:「陳蕃為徐 特設一榻, 去則懸之。」可見榻也者,略如現代輕便之獨睡床。故曰狹而長,便於懸也。 案:《詩經》之「或偃息在床」,及《論語》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均可與段氏之說相發明。《說文》:「偃,仆也。」段註:「偃,僵也。伏而覆曰仆,仰而倒曰偃。」《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易衣而寢,其為偃息也明矣。故偃息必宜在床或在榻,但非所以用之於臥。總而言之,榻非所以臥,而臥必不在榻也。 「臥」字從人臣,明俯伏丹墀之義,乃會意字,故曰伏也。豈有人臣而偃息於天子之前者哉?故曰「臥榻」二字,不能連綴成文。檢點小吏,不甚讀書,迨作天子,則更無暇讀書矣。 一四五 年來日本人總不肯承認重慶政府為我國之中央政府,不曰「蔣政權」,即曰「渝政權」。盜憎主人,亦固其所。最妙是此次華盛頓四國會議,彼乃大書特書曰「英美蘇渝」四國會議。既曰國矣,世間那得有渝國?吾因是而製得一佳謎。謎面曰「華盛頓四國會議」,打《左傳》一句,顛倒裳衣格。謎底曰「有渝此盟」,蓋謂此盟有渝也。 「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乃僖二十八年踐土之會誓辭。文章天成,附記於此。 《說文》:「亞,丑也。象兩人相對而局背之形。」桂馥注曰:「亞字古文通作惡。經典文字,惡字皆作亞。」又曰:「亞字象曲脊醜惡之形。」 字義既如此,則「亞細亞」之名詞,釋其義應作「醜惡,小小的醜惡」。若大東亞,便是「大大的醜惡」。案「小小的」「大大的」,乃日本人之中國語。彼之「大東亞省」,成立於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那時打中國已打了五年零四個月,弄得焦頭爛額,咽不下去。乃變更口號而曰「大東亞戰爭」,此之謂大大的醜惡。 三十三年八月廿五日寫記 一四六 不以現在生活為滿足,此世界之所以進步,而亦世界之所以不安也。滿足與不滿足,亦即消極與積極之所攸分。人生觀之或悲苦或歡樂,其分野乃在於前途之有無希望。有希望則自覺天地萬物,取無禁而用不竭,無一而非為人生而特設。人生之意義是主體的、享受的。萬物之存在只是備供主體之享用而已。反之,若前途之希望斷絕,則唯覺上天生我之無謂。一身之外,皆非我有。萬物於我無益,而我亦無益於萬物。我之一身虱乎天地之間,只是畸零,人生是無意義的。 名垂宇宙,與天地而長存;著作等身,與文字而並壽。此乃形而上之人生觀,且勿具論。試專就主體的、享受的之一方面,以討論其積極或消極二者之趨向。 「希望」雲者,積極之原動力也,無希望則無積極。然而希望無止境,享受則有最高度之限制。力與物既不平衡,而變化又起。譬如富有四海之帝王,宇內既統一,更開邊以臣服四夷,至此已無復用武之地矣。子女玉帛,選精擇尤以媚茲一人,則耳目聲色之欲,更不能作進一步之增加矣。然而希望之原物力依舊推進無已,不會停止。此則帝王之苦悶矣。不得已只有向仙佛一途邁進,以求長生不老,用以消納原動之推進。求仙學佛原是消極的人生觀,而帝王則用以作更進一步之積極活動,斯乃最奇。抱消極之人生觀,遁世而逃禪者有之矣,唯帝王之逃禪入道,其動機乃在於積極。蓋亦不以現在之生活為滿足,而作更進一步之追求者也。是故積極、消極,只應以手段驗之,不得以所向之目的為論斷耳。 一四七 說部中之《品花寶鑑》,若以純文學眼光,專就詩詞歌曲、書札酒令方面觀之,其佳妙實遠在《紅樓夢》《花月痕》之上,而以酒令為尤佳,可以稱在一切說部之上。此則背景不同之故,而非謂著者之能不能也。《品花寶鑑》之背景,乃畢秋帆、袁子才、蔣心餘、張船山、江慎修等,皆乾隆朝知名之士,與《紅樓夢》之描寫小兒女口吻,筆墨自應不同。唯不得作者主名,其自序一篇,只署「石函」之別號而已。但中有「嘗作《梅花夢》傳奇」一語,查《梅花夢》乃以馮小青為背景,其自序署曰「劫海逸叟」,亦無主名,唯曰「嘗擬就正於黃韻珊而未果」。查韻珊名燮清,海鹽人,道咸間之名曲家,著有《倚晴樓七種》行於世。據《梅花夢》之題辭及後跋,得知作者姓張名道字少南,錢塘人,歿於同治元年壬戌。因此而得知《品花寶鑑》作者之為張道也。《梅花夢》共凡三十四出,填詞只是平平,無甚精采。 《兒女英雄傳》亦清代之長篇小說,作者自署為「燕北閒人」。有雍正閼逢攝提格觀鑒我齋一序,蓋即雍正十二年甲寅也。又有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東海吾了翁一序,及光緒四年戊寅馬從善一序,得知作者名文康,旗滿人。是書之特色,在於從一人身上而寫出兩種個性,前後若兩人。此一點允為他人所未有,餘外只是平平。但在第三十二回中,忽有詆毀《品花寶鑑》之語,無乃太奇。以康乾間人所著書而評論道咸間人作品,其為後人羼入無疑。但該改竄者亦未免太不留心矣。況復以讀語錄之頭腦讀小說,尤屬可笑。偶因考訂《品花寶鑑》作者而類及之。 一四八 偶披閱黃哲維之《花隨人聖 摭憶》,見有記經蓮珊遁跡澳門事,詳其始而未悉其卒,為補敘如次。蓋此事實余之所親見也。先是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清廷冊立大阿哥,用作廢立之預備。時經蓮珊任上海電報局總辦,單銜電總理衙門王大臣,謂此舉有違祖制,請收回成命。以此獲罪,亡命澳門。計當日維新志士之入內地活動及往南洋諸島辦報館、籌餉械者,咸移家港澳間,以備縱有蹉跌,庶不至禍貽父母、罪及妻孥也。於時有粵人劉學詢者,以賭起家,寢成巨富,累捐至候補道,自告奮勇,欲逮捕志士以邀功。澳門原是彼賭圍姓時之大本營,以是因緣,曾作澳門紳士。澳門之葡萄牙總督,其故交也。時劉家居廣州,重賂葡督,誣蓮珊虧空電報局公款而潛逃,用以撇去政治犯之名,計亦狡矣。交涉引渡,既有成議。蓋葡人之政治道德自不如英美。計此案在澳門法庭對質時,余嘗為蓮翁作證人。繇是港澳志士大起衝動。時有一俠士杜標者,廣東南海人,本綠林豪客,而亦有道之盜也。憤劉之所為,必欲除之,然未識劉面。乃機會之來,誠有出人意表者,澳督忽為一葡兵所戕。先是澳政廳有職出缺,一兵目宜遞補,其第二資格者則澳督之子也。澳督乃於事前摭一小事罪兵目,監禁一星期,罪滿釋放,而該缺則已補督子矣。兵目出獄後,即入酒肆狂飲,旋用其所荷之長槍實彈而至總督辦公室,一擊斃之。出殯之日,劉學詢自廣州來,為之執紼。杜標得雜於道左群眾中,偵識劉貌。事畢,劉乘省澳每日定期航輪返廣州,杜亦購一三等票與之同舟。既抵岸,劉自有肩輿來迎。當其俯身升輿,轉面就坐之際,杜遙以手槍擊之,應聲而倒。杜之技術,能以手槍擊飛鳥,鮮不中者,此亦余所親見。當日劉之所以不即死,殆因子彈擊中其所服半臂衣袋中之象牙鼻煙碟,彈橫撇斜穿其乳房之皮肉,以此獲免。然自此一擊之後,劉即匿跡消聲,再不敢以志士頭顱作進身之具矣。蓋千金之子,不能不有垂堂之戒也。杜標短小精悍,時年約二十七八,入民國其人尚在,今則莫知其所至矣。 一四九 戊戌後,先兄旅居日本。庚子之冬,章太炎往視之。一日,兩人同在橫濱新民叢報館之斗室中,章曰:「余渡海時,於舟中偶得一聯,未能成對。曰:『今古三更生,中壘北江南海。』」蓋戊戌八月,康南海先生以九死一生,幸而免,故亦自號為更生也。「中」「北」「南」乃方位,「壘」「江」「海」皆地理,三者平列,而首句則已將「三」字用上,自是絕對。當日同人,亦只有讚嘆而已,無敢著想者。 事隔二十年,於民國九年秋,余往宣武門外香爐營頭條唯一報館訪一人,有符九銘在坐,偶舉章之聯語以資譚助。不十五分鐘而九銘曰:「得之矣。曰:『世間一長物,孔兄墨哥佛郎。』」「孔」「墨」「佛」乃宗教,「兄」「哥」「郎」則人倫,三位一體,而以「一身之外無長物」之成語運用之,可稱巧思。 自清中葉以迄民初,華中、華南盡流通墨西哥銀元,至熊希齡內閣頒布幣制條例後,墨銀乃絕跡。是故三十上下歲之人讀此聯已減少興趣矣,因墨西哥銀元為目所未睹故也。文章固有時代性,此類是已。 對聯文藝,唯中國為能有之。歐西文字,雖亦字有虛實,音有高低,但陰陽四聲之間,不能如中國之嚴格規定。且非一字一音,尤乖所宜。是以對聯、律詩、律賦、駢文等類之文藝,根本不能產生。模仿乃動物天性,尤為人類之所長。然而萬事萬物可以模仿,唯欲以歐西文字作駢語,可決其為不可能。長林、豐草,終久是兩件事,根不同也。 一五〇 「庸人多厚福」一語,似是精明強幹者偶遭蹉跌之牢騷話,其實不然。庸人固自有其多福之道,請伸論之,先釋庸。 何謂庸,即庸碌是已,碌碌無所長,無咎亦無譽,換言之即曰平凡。無咎則無風波,無譽則不招忌,平安是福,何必不凡?身心皆平均發達,是曰健全。健而全,那得非福? 庸之對面曰天才,天才雲者,即謂此人之才智特別發達於某一部分是已。譬諸全體概為百分比,此一部分占百分之八十,自是過人七倍。然而其他各部,共只得百分之二十,顯然偏枯,是曰不健全。不健全便是有病,此病即是神經病。然則所謂天才家,亦即神經病者而已。牛頓為所豢之愛貓籌算,其智乃不逮木匠。遠火爐可以避熱,常識曾不如執役之傭。 此種神經病者,非只限於科學家,政治、文學,隨在皆有。若此輩肯用其所長,將必有驚人成績。無如好用其所短乃人類通病。因為彼之所長即是彼聰明會萃之點。彼若出其兼人之偏重力以作一擅長之事,自覺輕而易舉,以為人亦如我,不足為奇。必擇一較難之事,庶幾足以盡吾才。而豈知彼所認為較難者即是偏枯處,是即人類之所以好用其所短之原因矣。 用其所短,易致失敗,反不若埋頭苦幹之庸人可計日呈功也,故曰「庸人多厚福」。 紅顏多薄命,其理亦然。紅顏即美之謂,舊中國社會,以帶病態之女子為至美。「輕盈」「婀娜」「纖麗」「荏弱」,乃美之形容詞,皆病態也。帶病態必非健康,不健康每多短命,此其一。宋督之殺孔父,只為其妻之美而艷,此其二。蛾眉伐性,此其三。莊姜美而無子,此其四。短命,作小寡婦,無子,皆曰薄命,此世俗之見也。強健而有宜男相,則不合美人條件矣,那得不薄? 五官端正,實美之基本條件,眉目尤占最重要之部位。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女子善懷,明眸善睞之人,感受激刺每較呆滯者敏而且多。憂能傷人,那得不薄?紅顏之與薄命,因果乘除,約略如此。 一五一 《離騷》乃即物以寓諷諫,《九歌》乃因改作祀神曲以寄意,唯《九章》乃屈原個性之最真表現。《九章》之中,尤以《橘頌》一篇,實屈子之自狀。如曰「深固難徙,廓其無求」,曰「蘇世獨立,橫而不流」,曰「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凡此皆借頌橘以自寫其寧折不屈之特性。 《惜誦》曰:「言與行其可跡兮,情與貌其不變。」又曰:「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涉江》曰:「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懷沙》曰:「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又曰:「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悲迴風》曰:「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常愁。」諸如此類,莫不充分表現其倔強之個性。至於《懷沙》所云,雖明知前轍之既覆,亦不肯有所更改,固執真無以復加。以如此個性,自殺亦固其所。 屈子繼述三百篇之比興體,辭多象徵。唯《抽思》之「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則為說理之文,幾於語錄。 一五二 光緒十一年,梁鼎芬以法越事件,彈劾北洋大臣李鴻章,因而去官。當日南海先生嘗有《蝶戀花》一闋慰問之。詞曰: 記得珠簾初卷處。人倚闌干,被酒剛微醉。翠葉飄零秋自語。曉風吹墮橫塘路。 詞客看花心意苦。墜粉零香,果是誰相誤。三十六陂飛細雨,明朝顏色難如故。 梁和韻答之,其下半闋曰:「多謝詞人心太苦,儂自摧殘,豈被西風誤?昨夜月明今夜雨,人生那得長如故。」十七年辛卯,南海先生講學於廣州之萬本草堂,梁贈以近體七言律詩三首,其第一首曰: 牛女星辰夜放光。樵山雲氣鬱青蒼。九流混混誰真派,萬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倫尊北海,更無三顧起南陽。芰衣蘭佩夫君意,憔悴行吟太自傷。 其時南海先生亦以中法之《北京條約》喪權失地,乃伏闕上書,有所論列。所志不行,歸而講學,故二三兩聯云云。西樵,乃先生故里。 一五三 干支古名,並非一字一音,如甲曰閼逢,乙曰旃蒙,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之類,由今觀之,無疑已成古董,但好奇之文士,猶或用之,不識每為所窘。如汪容甫《吊馬守真文》發端曰:「歲在單閼,客居江寧城南」,蓋謂卯年在南京也。又如《通鑑》每卷之首,例以干支古名紀時間,如曰「漢紀五十八,起屠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蓋謂起己丑迄癸巳也,不識惡乎可?但此二十二個殞石式之古代名詞,一時頗難記其順序。 有干支古名歌,頗便於記憶,錄之。 《天干歌》曰: 閼逢之下是旃蒙,柔兆連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次,玄黓昭陽干乃終。 《地支歌》曰: 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兼協洽,涒灘與作噩。閹茂大淵獻,困敦赤奮若。 此歌即熟讀之後,迨應用時仍有窒礙。如欲知今年丙戌之古名為何若,仍須費一番翻譯工夫以對照其順序,頗不方便。曷若加入干支今名而減少虛字,則今古連帶而不假思索,較為便捷。《天干歌》改作長短句,甲乙丙丁戊,押東鍾韻。己庚辛壬癸,押江陽韻。《地支歌》則改五言為七言。試將所擬錄於左。 《天干歌》曰: 甲閼逢。乙旃蒙。丙曰柔兆丁強圉,戊著雍。己屠維,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兮癸昭陽。 《地支歌》曰: 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落。午敦牂兮未協洽,申涒灘兮酉作噩。戌閹茂亥大淵獻,子困敦丑赤奮若。 如此則隨手拈來,即可應用,不假思索。如問今年丙戌之古名,即可應之曰柔兆閹茂。 六十四卦名,共計七十九字,亦頗難記其順序。余嘗仿曲律格調,平仄互協,截為歌,錄之。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無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咸恆遁,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韻語最能助記憶,嘗執小學生數人作試驗,只三十分鐘工夫,皆能將六十四卦名背誦如流矣。 古亦有六十四卦歌,加虛字編成七言韻語,略如《干支歌》。唯余之所編,則未嘗加一虛字。 一五四 戴安道不樂當世,隱居剡山,而其兄安丘則為功名之士。謝太傅謂安丘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安丘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此一事也。又陳仲弓之子元方嘗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此又一事也。凡此二事,稱謂有異於時流,可見不必定要「家兄」「舍弟」「尊翁」乃為當行。 林道人詣謝公,謝朗時始總角,新病初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一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又王平子少時,見王夷甫妻郭氏貪得無厭,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急捉衣裾,將予杖。平子力爭得脫,逾窗而走。是則「新婦」之稱,不必定限於初來,雖半老佳人,一例可用。自稱「新婦」,較於「奴家」或「賤妾」,大方多矣。 一五五 查初白《東坡詩注》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東坡《和許朝奉》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即是此格。趙彥村謂此格始於《白氏金針》。胡仔雲「杜少陵《哭鄭少監》詩:『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谷貴歿潛夫。』則前此已有之,不始於白氏矣」雲。 余以為趙說固非,胡說亦非。此格由來甚早,遠在唐之前。曹子建《鰕䱇篇》:「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即是此格。又陶淵明《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亦即此格。顏延年《贈王太常》詩:「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謝康樂《夜宿石門》詩:「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皆是此格。謝詩尤巧,既以「朝搴」對「暝還」,「畏彼」對「弄此」,而「苑中蘭」復與「石上月」對,「霜下歇」復與「雲際宿」對。則扇對而兼蝶翅對矣。 一五六 作像贊須用一種特殊技術,要超逸又要著實,要簡潔又要包羅,誠不易也。李龍眠嘗為東坡寫照,留存於金山寺。東坡歸自儋耳,重過金山,自題其畫像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斯時東坡真可謂閱盡滄桑,自不免有牢騷氣,然甚切實。且當其逾嶺北還,由彭蠡出江,行過金陵時,乃五月一日,距屬纊只兩月有奇,壯志銷沉殆盡矣。 陳同甫《題辛稼軒畫像》曰:「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稼軒作官四十五年,三仕三已,未嘗一度求去,亦未嘗一度召不起。同甫此贊,是誠寫真妙筆。 羅癭公語餘一像贊,其名則忘之矣,姑以張三代之。贊曰:「張三之面,寬才四指,鬍鬚不仁,蠶食其旁而不已。於是張三之面,所余無幾。」滑稽可喜。 一五七 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是曰「八柄」,王者之所以馭臣下也。《周禮·天官》篇曰:「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計為恩者五,為威者三,此之謂恩威並濟。然而七與八兩項有所未愜。 《說文》:「罪,犯法也。從網從非。」有為非而觸法網之意。《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疏曰:「罪,謂故犯。」此其一。《說文》:「過,失也。」誤犯也。《周禮》:「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鄭註:「宥,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論死。」此其二。以此論之,則無心之失曰過,有心之惡曰罪。故曰:罪,故犯也。此就被告方面言之也。至於執行方面,則成問題矣。廢,棄置也。所謂廢棄終身,廢為庶人,只是斷絕其政治生命而已,其人固無恙也。至於誅,則是極刑矣。以極刑處誤犯而輕罰故犯,是所未解。 一五八 北京大廟古柏林中之灰鶴白鷺,優遊自在,不解畏人。秋去春來,年年不誤。蓋所謂候鳥也。丙戌長夏,忽有自南來之悍卒,縱獵園中。遂使雛墜巢傾,群起高翔。哀鳴竟日,始相率而去。從此寂寂空林,數百年之城市逸趣不復得矣。倚白石自製之《淒涼犯》以寄意(代荷花說幾句話)。此調所用之去聲最嚴而最多,夢窗亦不敢有異,自應依照,亦曰形似而已。 淒涼犯 又名《瑞鶴仙影》 態慵意遠,長林外荷蕖亂點菸渚。曉珠露冷,風裳墜粉,翠雲障暑。芳心最苦。自懷想年時舊侶。記臨流、並肩照影,去去向何許。 惆悵年華誤。伴我晨昏,慰情唯汝。為伊淚落,盡淒涼那更延佇。鎩翮飄零,萬千恨憑誰寄語。鎮無聊拔劍起舞,夜正午。 一五九 壽陸達權六十 大江流日夜,終古常如斯。崑崙孕冰雪,皚皚連須彌。萬壑自爭流,峽束成奔馳。下游匯眾水,靈麓郁殊姿。豈獨山川秀,人物亦瑰奇。君是此中傑,商管同襟期。負笈走萬里,歸來多設施。治術亦有道,明法誠綱維。 無界限華夷,天心何厚薄。嗟我神明胄,酷似犬羊縛。會當展所懷,一趾寧肯削。笑談折樽俎,侃侃示不弱。朝市知姓名,千金重然諾。棄置憐雞肋,遂我青山約。 青山自明媚,滄海安可量。悠悠萬古事,轆轆回中腸。天地無棄材,誘掖在有方。小子雜狂簡,誰可與津梁。栽培試十載,桃李已成行。抱瓮亦辛勤,所獲能相償。有時還自笑,攜影出迴廊。仰首望飛鴻,此意毋相忘。 秋色入霜林,秋氣橫八極。塔鈴動飢雀,棲棲不得食。志士多苦辛,誰敢怨勞逸。功成尚一簣,去天咫有尺。相看未嫌老,加餐在努力。更盡此一卮,且勿感今昔。 一六〇 苦悶生涯,於茲六載。門庭多暇,時或學秋蟲唧唧,用以自娛。自春徂秋,凡得二十四首。亦姑存之,以助記憶。統名之曰「癸未竹枝詞」。 一 鏤月裁雲費巧思,避人心事卜佳期。閒情憑寫深深願,遙向黃陵拜古祠。 二 湘簾未動卻聞聲,半面窺人最有情。左右逢源君莫笑,此生曾不負虛名。 三 短衣濟楚小兒郎,愛好偏宜武士裝。明月一庭花影動,卻教前後捉迷藏。 四 橋邊紅藥可憐生,潮送鷗還浪未平。天外行雲山影動,歸鴉猶帶夕陽明。 五 黑風吹下水雲間,垂翅d鵬去不還。灰劫昆池勞索解,天南留得月彎彎。 六 上蔡東門躑躅行,重環鬈首美如英。顰眉王段悲蒼頡,肯與斯文訴不平。 七 憔悴行吟恨有餘,天涯飄泊泣鰥魚。乞憐豈是男兒志,繾綣心情淡欲無。 八 千載騷魂意未平,洞庭風起月生明。似聞角黍新來大,湘水湘波無限情。 九 太息垂垂頷下牌,黑章黃綬巧編排。亂離堪羨昇平犬,應識圓顱未必佳。 一〇 朱門佳話滿金台,艷跡流傳暖玉杯。誰信東樓家裡物,只今還得舶中來。 一一 泰否乾坤共六爻,是誰顛亂錯相交。不仁已自憐芻狗,無用更成倒系匏。 一二 晴絲垂柳綠雲鬟,誰遣鴉巢壓翠鈿。昔日柔條今斷梗,背人懸淚晚風前。 一三 浪轉江流石亦輕,荊門南望楚山橫。咎將誰執渾如夢,閒倚高樓看月明。 一四 浮海居夷迄未曾,卦爻垂象卻分明。謂他人父思綿葛,追遠情懷亦可矜。 一五 漆城老死不聞歌,行路艱難可若何。掩卷兩眸清炯炯,虛堂閒坐看秋河。 一六 物換星移亦夙因,當年遺恨楚江 。苞茅不入知餘罪,浮楫君其問水濱。 一七 必也正名可忽諸,春秋懸義孰能誣。馨香乍覺盈懷袖,肯道今吾是故吾。 一八 烈澤寧勞運斧斤,吁嗟世事何紛紜。卻教禮鼠拱而立,四境雞狗時相聞。 一九 啼飢靈鵲怯高翔,未得橋成意自傷。憑寄銀雲訴離恨,瓣香遙拜小牛郎。 二〇 醉來時復響空弦,青粉牆高欲上天。徙倚追涼就槐影,不堪回首話當年。 二一 驚疑滋味足歡娛,一夜東風燕引雛。玉果犀錢沾四座,論功曾到使君無。 二二 絲雨暗前村,來去江潮亦有痕。畦畛縱橫芳草綠,自成蹊徑入衡門。 二三 巨鰲蓄怒幾多時,展轉思量總不宜。見獵玉皇亦心喜,照臨猶覷弄潮兒。 二四 霜林愁對可憐紅,南雁依微度碧空。己拚年年行役苦,肯隨嬌鳥入樊籠。 【釋文舉例】 第一首乃南京儲備銀行鈔票之暗花紋。第六首乃「 」「 」二字。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是李斯故事。盧重環,其人美且鬈,是《詩經·齊風》。鄭箋:「盧,田犬也。」王念孫、段玉裁諸人對此二字,咸瞠目而不能識,氣死蒼頡。第十九首乃洋七夕,即蘆溝事變之日。第廿一首乃緬甸國八月一日成立政府,同日照會軸心國及中立國,同日日本政府宣告承認,同日緬甸國對英美宣戰。合卺杯、扶頭酒、湯餅筵同時並舉,妙不可言。此事豈可令卿有功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