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利亞·斯圖亞特傳 · 第二十二章 伊麗莎白首鼠兩端

1586年—1587年2月 終於達到目的了。瑪利亞·斯圖亞特已落入圈套：她表示了「同意」；她已罪責難逃。現在伊麗莎白可以高枕無憂了，司法部門會替她裁決與處置。四分之一世紀的爭鬥已經結束，伊麗莎白贏了。倫敦街頭平民歡呼雀躍，慶祝自己的君主獲救和新教事業取得勝利。伊麗莎白本可洋洋得意，然而在萬事如意的同時，不可思議地樁樁件件夾雜著苦澀。現在正是伊麗莎白可以出手的時候，她的手卻發抖了。將那個輕率行事的女人誘入圈套，比此時讓這個陷入羅網掙扎不得的女人命歸黃泉要容易一千倍。要是伊麗莎白想用暴力除掉這個礙手礙腳的女囚，她早就有上百種不留痕跡的辦法。十五年前國會就曾要求用斧頭最後警告瑪利亞·斯圖亞特。約翰·諾克斯臨終時還請求伊麗莎白：「如果不把樹根鏟掉，枝條又會發芽，而且比人們想像得到的還要快。」可是每回她都回答說，她「不能弄死躲避蒼鷹逃到她這裡求助的小鳥」。可是現在要麼赦免，要麼處決，別無其他選擇。現在迫使她面臨一再擱置，然而終於無法拖延的決定。伊麗莎白害怕這個決定。她知道，她的裁奪後果非同小可，簡直無法想像。我們站在今天的視角幾乎難以體會得到這一決定的重要性、革命性，因為這在當時還會撼動世界上正在運作的整個等級制度：將一個膏立的女王強按到利斧之下就意味著向歐洲各國一向順從的民眾揭示：一國君主也是一個可以判刑、可以處決的人，並非不可侵犯——因此，伊麗莎白的決定涉及的並非一死了之的一個人，而是一種觀念。如果伊麗莎白開了決定處死的先河，必將產生幾百年之久的影響，警示世上所有的國王：已有一顆戴著王冠的腦袋在斷頭台上掉下來。如果不是援引這一判例，斯圖亞特家族的後裔查理一世 就不至於人頭落地；如果不是查理一世成了刀下鬼，就不會有那樣下場的路易十六 和瑪麗·安托瓦內特 。伊麗莎白高瞻遠矚，具有強烈的人性責任感，意識到她做出的決定將帶來無可挽回的影響。她猶豫，她畏縮，她搖擺，她能拖則拖。再一次，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激烈地在她內心開始了理智與感情的衝突，伊麗莎白與伊麗莎白的鬥爭。目睹一個人與自己的良知在搏鬥，自是一番驚心動魄的景象。 伊麗莎白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只想最後一次繞過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她總是將決定擱在一邊，但是決定每次又都回到她的手上。她想再一次在最後關頭解脫干係，將責任推給瑪利亞·斯圖亞特，便給她寫了一封（未能保存下來的）信，在信里勸她寫一封私人函件以女王對女王的關係坦率承認參與密謀，表示願意由伊麗莎白髮落，不想接受公開審理的判決。 伊麗莎白的建議確實是這個時候還能找到的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只有這樣，才能使瑪利亞·斯圖亞特免遭公開審訊的屈辱，免遭判決與處死。對伊麗莎白來說，這意味著無可估量的安全保證。手握那個令人頭痛的王位覬覦者親筆書寫的出乖露醜的自白書，伊麗莎白就能萬無一失地等於將她拘押在道義的牢籠里。然後，瑪利亞·斯圖亞特可以安靜地隱居在某個地方繼續生活下去，由於寫了自供狀，也就毫無還手之力；而伊麗莎白則安然沐在光輝之中，高踞於君臨一切的寶座上。角色亦就永遠分派停當，在歷史上她們不再平起平坐，不再你爭我奪，而是犯罪者跪在寬恕者面前，獲赦者伏在救命者腳邊。 然而瑪利亞·斯圖亞特根本就不屑於別人饒她一命了。高傲始終是她最強大的潛力，她寧肯對著斷頭台俯首，也不願面向庇護者屈膝；她寧願徒然否認，也不願如實招認；她寧願一死百了，也不願低頭乞求。因此瑪利亞·斯圖亞特對這一既使她保全性命，又使她蒙受屈辱的建議傲然不予理睬。她知道，作為君主她已一敗塗地，在世上她力所能及的只是使她的對手伊麗莎白陷於不義。她活著再也無法損她的敵人一根毫毛，因而毅然拿起這最後的武器：以死得光榮來羞辱伊麗莎白，在世人面前讓她蒙受冷酷無情的惡名。 瑪利亞·斯圖亞特將向她伸過來的那隻手推了回去。在塞西爾和瓦爾辛亞姆的催促下，伊麗莎白現在只好走上本來使她反感的道路。為了給已經策劃好了的訴訟程序提供一個法律基礎，首先召集了王室法學家商議，這些人可以說總是順水推舟做出當時掌權者所要求的論斷。他們賣力地在歷史上搜尋以前國王正式受審的先例，以免指控出現過於明顯地背棄傳統的缺陷，以免標新立異。可是他們勉強湊集的例子又可憐得很：有卡耶泰努斯，一個愷撒時代的小君主；有同樣並不出名的里奇涅烏斯，君士坦丁 的一個小舅子；還有霍亨斯陶芬 的康拉定和那不勒斯 的約翰娜——這些是僅有的有史為證判決處死的君王。這些奴性十足的法學家巴結得很，竟然認為伊麗莎白建議成立的貴族法庭是多此一舉。按照他們的意見，由於瑪利亞·斯圖亞特在斯塔福德郡「犯罪」，將她交給這一地區的普通平民陪審團處置即可。但是這種百姓參與行使政權的司法程序根本不合伊麗莎白的心意。她很在乎表面形式。處決一個都鐸王室的外曾孫女和斯圖亞特王室的女兒，她要顯示出真正的王家氣派，顯示出莊嚴與尊貴，要有奢華而壯觀的排場，要有與一個君主相稱的顯赫氣勢，令人敬畏，而不能讓幾個農夫小販一錘定音。伊麗莎白惱怒地訓斥這些賣力過了頭的人：「像你們這樣審判一個女王真是妙不可言。為了避免這類荒唐怪事（譬如由十二名平民來判決），我看如此重大的案件應該交給多位顯貴的要人和法官來審理才是。我們倆都是君主，站在世界舞台上，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我們身上。」她要為瑪利亞·斯圖亞特安排符合國王地位的審判，符合國王地位的處決，符合國王地位的葬禮，因此在全國最優秀最高貴的精英中挑選，組成貴族法庭。 然而，瑪利亞·斯圖亞特卻不想聽任她的女王姐姐手下血統最純的臣僕來審訊或判決。她在自己屋子裡接見那些來使，卻並未朝他們邁出一步。她斥責他們：「你們的主子難道不知道我生來就是女王嗎？莫非她以為我會接受這樣的傳訊嗎？——這將貶低我的地位，我的國家，我的出身之本的家族，我的繼承王位的兒子，所有的國王和國外的君主，他們的權利都會因我受辱而遭到損害。不！決不！即使我看起來好像已被壓彎，但我這顆心卻傲然不屈，不會由於貶損而低三下四。」 然而，有一條永恆的規律：無論幸運還是厄運都不會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優點始終是原來的優點，失誤也始終是原來的失誤。在危急關頭她總能顯示出非凡的氣勢，但隨後又總是過於漫不經心，在壓力持續較久的情況下，未能始終保持最初的堅定態度。像約克郡案件中一樣，她最後又一次在別人的影響下背離了不可侵犯的一國之主的立場，放下了伊麗莎白害怕的唯一武器。經過長時間苦鬥之後，她表示願意向那些來使講清原委。 8月14日福瑟琳海城堡大廳里氣氛莊嚴。廳堂正面靠壁處張著華蓋，下設靡麗的寶座，在演出悲劇的整段時間裡始終空著，這把圈椅只是一種象徵，無聲地表示御駕親臨，表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用無形的方式在主持審理，以她的旨意與名譽做出終審判決。不同身份的法庭成員在丹墀左右兩側按照官階依次落座。大廳正中放著一張桌子，靠桌坐著原告、預審法官、法庭工作人員和筆錄文牘。 瑪利亞·斯圖亞特像這些年來那樣一身莊重的黑衣，由事務總管攙扶著進了大廳。在步入廳堂時，她朝全場掃了一眼，鄙夷地說道：「這裡法律行家多著哩，可沒有一個替我說話。」然後她向一把指定的椅子走去，她這個座位在華蓋的前面，但比那個空著的寶座低幾級台階。通過伊麗莎白的座椅高於瑪利亞·斯圖亞特那一把椅子這一細小而微妙的安排，形象地顯示出反覆爭奪的英國對蘇格蘭的宗主權。但是即使死到臨頭，瑪利亞·斯圖亞特也不承認這種居高臨下的架勢。為了讓人聽得見聽得懂，她大聲說道：「我是女王，我曾經同一位法國國王結婚，所以上邊那個座位應該屬於我。」 審判開始。就像在約克郡與威斯敏斯特那樣，審理這個案件也踐踏了最起碼的法律概念。人們又一次在訴訟開場之前就將那些主要證人——當時是波思威爾的僕人，這次是巴賓頓和他的同伴——處死，如此匆促，實屬可疑，審判席上只有他們在死亡威脅下硬逼出來的供詞。還有一個情況也違背了法律：用來給瑪利亞·斯圖亞特判罪的文字依據，即她寫給巴賓頓的和巴賓頓寫給她的信函在宣讀時也不是原件，而是抄件，這又如何解釋？！瑪利亞·斯圖亞特叱責瓦爾辛亞姆，問得在理：「我怎麼能肯定，人們為了讓人判我死刑而並未簒改我的密寫符號？」依法論事，在這一點上本可進行有力的辯護。如果允許瑪利亞·斯圖亞特有一名律師，他要是指出這類公然違背法律的做法，易如反掌。可是瑪利亞·斯圖亞特在那些法官面前孤掌難鳴，不懂英國法律，鬧不清楚定罪證據，而且要命的是，她又犯了當時在約克郡和威斯敏斯特時同樣的錯誤。她並不是限於駁斥個別確有疑點的情況，而是一股腦兒否認一切，連無可爭辯的事實也不認賬。她先是說從來就不認得巴賓頓其人，可是第二天又在種種證據的壓力之下承認先前推得一乾二淨的事實。這樣她在道義上越來越難站得住腳，因此在最後關頭，她又逃避到原來的立場上時，已經太晚；她堅持認為：「君無戲言，有權要求人們相信我。」她大聲說：「我來到這個國家，是信得過英國女王講情義，重承諾。請看，各位勳爵——」說到這裡，她從手上脫下一枚戒指，拿給法官們看，「這是我從您諸位的女王那裡收到的表示友好、提供保護的信物。」這些法官根本就不想維護永恆而不容置疑的正義，他們只求國家太平無事，判決早已準備就緒。10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的星廳舉行法官會議，當時只有蘇徹一個人鼓足勇氣表示他並不完全確信瑪利亞·斯圖亞特蓄意謀害英國女王。這樣一來，便不能用無比漂亮的「一致通過」來裝點判詞了。其他法官都很聽話，認定瑪利亞·斯圖亞特有罪。於是一名文牘坐下來，用美觀的字體將判詞寫在羊皮紙上：「該瑪利亞·斯圖亞特自稱有權取得本王國即英國的王位，曾贊同與制訂各種計劃，旨在傷害，毀滅或刺殺我們的君主，即本國女王陛下。」這樣的罪行應該怎樣懲處，國會事先已有決議，那便是：死刑。 組建起來的貴族法庭負有依法審理、做出判決的職責。法庭認定被告有罪，應處死刑。但是伊麗莎白女王身居萬人之上，擁有一種特權，即崇高、神聖、仁慈、寬容的赦免權，可對已定的罪行不予懲處。只有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取消已經宣判的死刑，饒人一條活命。這個讓她頭痛的決定又落到她的，落到她一個人的肩頭。如何對付呢？伊麗莎白再次首鼠兩端。如同在古希臘悲劇中，一個人在良知施加壓力時左右兩邊的歌詠隊針尖對麥芒似的輪著唱那樣，從外界和從內心都發出聲音，一種聲音要從嚴處置，另外一種聲音要寬大為懷。可是我們塵世行為的法官凌駕所有聲音之上，這就是歷史，它對在世的人們始終諱莫如深，只是在他們已經走完人生道路時，它才向後世衡量永逝者的所作所為。 右邊的聲音無情而清晰地一再說：執行死刑，執行死刑，執行死刑。首相、御前會議成員、密友、勳爵、市民、百姓，他們都認為，要想求得國家太平，女王安寧，只在一種情況下才有可能，即：瑪利亞·斯圖亞特人頭落地。國會鄭重地提交了請願書：「為了維護我們信奉的宗教，為了女王的安全和王國的福祉，我們懷著耿耿忠心懇請陛下降旨公布關於蘇格蘭女王的判決，儘快處死該女王，以伸張正義，舍此別無確保聖體平安的良策。」 對伊麗莎白來說，這一請求正中下懷。她求之不得的正是向世人表明：並非她要迫害瑪利亞·斯圖亞特，而是英國民眾堅持要求執行法庭的判決。這種喧囂聲音越響，傳得越遠，越是有目共睹，對她的好處也就越多。這樣她便有了機會在「世界舞台」上高歌善良與仁慈的獨唱曲。她是經驗豐富的優秀演員，這就借題發揮，表演得淋漓盡致。伊麗莎白聽著國會言之成理的規勸，深受感動，謙恭地感激上帝，他的意志使她在有生命危險時獲救。可是隨後，她提高聲音，仿佛越出大廳，對整個世界，對歷史說話，洗刷乾淨自己在瑪利亞·斯圖亞特遭遇上的種種罪過。「雖然我的生命受到嚴重的威脅，但在這裡我必須坦言：使我感到痛苦的莫過於有人與我同屬一個性別，地位，與我出身相同，與我親緣如此接近而竟犯下如此嚴重的罪行。但我毫無怨尤，而是在謀害我的犯罪行為揭露以後立即私下寫信對她說：如果她在信里以誠待人，坦白相告，那麼一切都不公開，就此了結。我寫信對她說這一番話，絕非想引誘她落入陷阱，因為我當時完全掌握她能對我坦言的一切。就是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要是她願意公開表示悔罪，沒有人再以她的名義對我提出自稱有理的要求，我還是願意寬恕她，如果僅僅是我的生命，而不是我這個國家的安全與幸福也取決於此事，因為我希望活下去，只是為了你們，為了我的子民。」她坦率地承認，由於畏懼歷史的評說，因而猶豫再三。「我們身為君主有如站在世界舞台上，成為整個世界的注意力與好奇心的焦點。我們服裝上很不顯眼的污漬也會被人看出，我們行為上任何一點欠缺很快就會被人發現。所以我們必須萬分小心，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要合理而高尚。」因此，她請求國會諒解，她不能馬上決斷。「我一向如此，就是處理遠遠沒有這麼重要的事情，也要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方才定奪。」 此話當真，還是說得好聽？兩者兼而有之。在伊麗莎白心裡存在著雙重的意願：她要除掉自己的敵手，又要在世人面前扮演一個仁厚寬容的角色。十二天以後她又詢問首相，是否再無其他辦法，既能饒瑪利亞·斯圖亞特一命，又能確保她自己的安全。但是首相再一次、國會再一次請求說：別無出路。於是伊麗莎白又開口了。這一回從中可以聽出說真心話的口氣，顯得切實，可以說顯得真誠——她還從來沒有說得這般入耳。她說出了內心深處的感受：「今天我陷入比這輩子任何時候都更加棘手的兩難境地：我該當說話還是沉默？要是我說話，即我指摘，這將表達不出我的真實想法；要是我沉默，那麼你們的一番苦心又將化為烏有。你們可能覺得奇怪：我一面指摘，一面又承認在我心底的願望是：為了確保你們和我太平無事，在已經提出的建議以外能夠找到任何其他解決途徑……可是既已肯定，除非將她處決，我的安全無法得到保證，我感到非常難受，因為我，正是我赦免了這麼多叛亂分子，一聲不吭放過了這麼多叛賣行為，現在卻要毫不容情地對待這樣一個高高在上的君主。」可以體會得到，她已有這樣的意向，只要繼續堅持要求，她就會讓人說服。但她素來頭腦清楚，態度模糊，現在也不明言「可」「否」，免得作繭自縛，而是用這樣一段話作結：「我請你們暫時滿足於未作回答的回答。我並不否定你們的看法，我知道你們言之成理，但是我請你們接受我的謝意，原諒我內心的疑慮。我以未作回答來回答你們，望能藹然置之。」 右邊的聲音說過了，響亮而清晰地說要執行死刑。但是左邊的聲音，心這一邊的聲音越來越有力量。法國國王隔海派來專使，告誡她應以所有國王的共同利益為重。他提醒伊麗莎白，維護瑪利亞·斯圖亞特不可侵犯的人身亦即自保不受侵犯。他勸誡說治國有方的最高準則是不流一滴鮮血。他提起所有民族都視為神聖的做客權利，請伊麗莎白不要冒犯天主讓一位膏立的女王引頸受戮。伊麗莎白一向行事狡詐，只是作了可進可退的承諾，滿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陳詞濫調，於是那些使者的口氣越來越凶：起初只是請求，逐漸變成咄咄逼人的警告，變成露骨的威脅。可是伊麗莎白老於世故，積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熟諳種種政治把戲，善於分辨是否話裡有話。別人慷慨陳詞，她只細聽一件事：聽聽那些使者的弦外之音中是否透出受有斷交宣戰的使命。很快她便聽出：在這些嗓門高口氣重的話語後面並無兵器碰撞的聲響；聽出：就是劊子手的利斧砍進瑪利亞·斯圖亞特後頸，無論亨利三世或者是菲力普二世也都不會當真打定主意動刀動槍。 因此，最後她對法國和西班牙在外交舞台上虛張聲勢的雷聲至多漠然聳聳肩膀。當然，敷衍另外一方，即來自蘇格蘭的指責須得巧妙一些。如果世上誰有神聖的義務阻止在異邦處決瑪利亞·斯圖亞特，那就是詹姆士六世，因為將要灑在刑場上的鮮血與他自己的完全一樣，將被奪去生命的女人便是給他生命的同一個女人，即他的母親，只是在詹姆士六世身上，親子愛母之情淡於水。自從他成了伊麗莎白的年金受惠者和同盟者，這個拒不給予國王尊號，同他恩斷義絕，曾經打算將他的繼位權利讓給外國君主的母親只是他的絆腳石。他一聽到巴賓頓陰謀被揭露，便迫不及待地向伊麗莎白道賀，而且在他興致勃勃打獵的時候，法國使節請他利用他的影響力幫助自己的母親，他氣呼呼地回答道：「她這是自作孽不可逭！」他還毫無顧忌地說：關她的牢房多麼窄小，她那些卑鄙的奴僕是不是全被絞死，這些對他都無所謂。但最好是：「她除了向天主祈禱以外什麼也別干」。他又說：這整個事情同他無關，而且這個寡情的兒子起初連派一個使團去倫敦也不干。到瑪利亞·斯圖亞特已被判決，一個外國女王加害於膏立的蘇格蘭女王在整個蘇格蘭激起了民族的仇恨，這時他終於覺察到，要是他再不說話，再不做做樣子，他將扮演的角色就可悲了。蘇格蘭國會的要求是：如果執行死刑，就馬上結束同盟關係，甚至宣戰。當然詹姆士六世沒有走得這麼遠，但他總算在書桌旁邊坐下來，用堅決、激憤、威脅的口氣給瓦爾辛亞姆寫信，並派出一個使團到倫敦去。 伊麗莎白自然注意到這一指摘舉動。在這方面她也只是聽話聽音。詹姆士六世的使者分成兩組。一組是正式的，大聲而清楚地提出要求：無論如何不能執行死刑。這一組以解散同盟為要挾，劍拔弩張。這些言詞激烈的蘇格蘭貴族情緒高昂，因為這是他們真誠的想法。可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在接見大廳里又是叫喊又是恫嚇的時候，另外一個特使，詹姆士六世的個人代表從後面悄然進入伊麗莎白的私人居室，在那裡輕聲地談判另一要求，這對蘇格蘭遠比他母親的生命重要得多，即要求確認他是英國王位的繼承人。詹姆士六世這個密使奉命——據消息靈通的法國使節記述——轉告伊麗莎白：詹姆士的人這樣扯著嗓門咄咄逼人地恫嚇她，只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做做表面文章。這樣氣勢洶洶，請她別計較舉動不得體，別以為態度不友好。這樣，伊麗莎白有力地證實她可能早就知道的情況，即：只要向詹姆士六世伸出誘餌，含含糊糊地或者明明白白地答應讓他繼位，那麼關於處決他母親一事他便會心中有數，不吭一聲。於是很快就關起門來開始一宗卑鄙已極的買賣。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敵人和兒子彼此靠得更近，同樣見不得人的意圖驅使他們第一次站在一起。他們兩個人都暗地裡盼著同一件事，兩個人都想在世人面前遮掩此事。瑪利亞·斯圖亞特成了兩個人的障礙，但是兩個人都得裝出一副樣子，仿佛庇護她，拯救她是他們最神聖的、最重要的、最關心的事情。其實伊麗莎白並沒有為命懸一線的妹妹，詹姆士六世並沒有為生母保住一條性命而做過努力，兩個人都只是為了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漂亮的造型而下工夫。事實上，詹姆士六世早已流露出：即使伊麗莎白採取極端的做法，他也不會找她麻煩，這就等於向她簽發了處決他母親的許可證。還在這個外國女人，這個敵人對她下毒手之前，她自己的兒子已經將她獻祭了。 現在伊麗莎白明白了：如果她要了結此事，法國、西班牙和蘇格蘭，誰都不會真正從中作梗。現在或許只有一個人還能拯救瑪利亞·斯圖亞特，就是瑪利亞·斯圖亞特自己。她只請求赦免就行，如果這樣，伊麗莎白可能打心眼裡得意洋洋，因而感到滿足。甚至在內心深處她正暗地裡盼著向她求饒，這將使她解脫良心的折磨。在這幾個星期里做了種種努力，以期摧毀瑪利亞·斯圖亞特的自傲習性。法庭一宣布死刑，伊麗莎白便給她送去判決書。而阿米亞斯·鮑勒特，這個冷麵、寡情，顯出教人看著難受的正人君子模樣因而更加令人噁心的獄吏則馬上趁機想羞辱她，在他眼裡一個判了死刑的女人毫無尊嚴可言。在她面前他第一次將帽子留在頭上——這是芝麻綠豆官厚顏無恥的舉動，卑微而愚蠢——別人的不幸並未使他紆尊，反而使他倨傲。他要她的僕人馬上把飾有蘇格蘭國徽的華蓋撤去，這些侍役並未聽從這個牢頭的吩咐。鮑勒特叫自己手下人拆掉華蓋，瑪利亞·斯圖亞特便在一直綴有蘇格蘭國徽的位置掛起耶穌受難像，表示比蘇格蘭更加強大的力量支持著她。從此，她那些對頭稍有侮弄的小動作，她必有力地報之以顏色。她寫信給她的朋友們說：「如果我不祈求赦免，他們就逼迫我。不過我說：既然她將我置於必死的境地，那就讓她自行不義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吧。」她說：就讓伊麗莎白謀害她吧，這樣對伊麗莎白更糟糕。她說，寧可一死教敵人面對歷史無法抬頭，也不讓對手以虛情假意的寬容騙取慈悲為懷的光環。瑪利亞·斯圖亞特既未對送達的死刑判決書提出責難，亦未乞求赦免，她以信徒恭順的誠心感謝天主做出決定。而對伊麗莎白她則以女王的身份傲然回答道：「夫人，我衷心感謝天主願意借您的舉措結束我漫長的人生歷程。我無意請求延長這一苦旅，我已有過太多的時間身受人世的艱辛。由於我並不指望居於英國首要地位的大臣們施恩，我只請求您（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給予下列各項優待： 「第一，我請求：在我那些敵人喝足了我無辜的鮮血之後，由我的僕人將我的軀體運往任何一片淨土埋葬，最好是法國，我尊敬的母后的遺骸在那裡安息，以期我這個與靈魂合在一起時永難平靜的可悲的軀殼，在脫離靈魂以後獲得這種安寧。第二，您聽憑人們對我施展殘暴的手段，我對這些人的專橫做法心存疑慮，因此請您安排不要在偏僻的地方，而是在我的僕人和其他人面前處決我，他們事後能夠證明我忠於真正的宗教，駁斥我那些敵人可能散播的謠言，為我生命的終結與最後的嘆息申辯。第三，我請求讓這些僕人順利地去他們愛去的地方，我在遺囑中將非常有限的財物分送給他們，各人所得微乎其微，他們在這麼多的艱難竭蹶中這麼忠心耿耿地服侍過我。 「在懷念我們共同的祖先亨利七世和我至死依然擁有女王尊號的情況下，我懇請您，夫人，別讓我這些正當的願望成為泡影，親筆寫一句話為我保證此事。然後我將死去，與生無異。您的懷有善意的妹妹和女囚，女王瑪利亞。」 瞧！爭鬥幾十年，到了最後幾天裡，不可思議地，出乎意外地對調了角色：自從瑪利亞·斯圖亞特收到死刑判決書以來，她感到踏實而自信。她的心在她接過死亡文書時不像伊麗莎白的手在她簽署這一文件時抖動得那麼厲害。瑪利亞·斯圖亞特赴死不像伊麗莎白殺她那樣害怕。 或許她在內心深處並不相信伊麗莎白有膽量讓劊子手朝著這位膏立的女王舉起刀來。或許她只是表面上裝出鎮定自若的樣子來掩飾，但是無論如何像阿米亞斯·鮑勒特這樣一個多疑的監視者也沒有覺察到她有絲毫慌亂的跡象。她沒有打聽，她沒有抱怨，她沒有向任何看守請求照顧。她不再試圖同國外的朋友暗中通氣。所有掙扎、抵制、自衛都已結束。她清醒地將自己的意志交還給命運，交還給天主：請他決定一切。 在認真的準備中，她度過一個又一個時刻。她寫遺囑，她將身外之物預先分給自己的僕人，她給全世界的君主與國王寫信，不過現在不再是為了催促他們發兵和備戰，而是讓他們確信，她已做好準備，真誠地懷著天主教信仰和為了天主教信仰而死去。這顆擾攘不已的心終於獲得卓然超絕的安寧。歌德說過：畏懼與希望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現在它們對她這個已經變得堅定不移的靈魂已奈何不得了。正如日後與她遭遇相同的瑪利·安托內特那樣，面對死亡時，她方才領悟真正的使命何在。歷史責任的內涵使她一貫漫不經心的習性得到非凡的升華。她在進行準備，不是為了獲致赦免而準備，而是為了能夠產生效果，表明心跡的死亡而準備，為藉助最後一刻取得勝利而準備。她知道，只有英勇地死去，引起轟動，才能在世人面前為可悲的失誤贖罪，此生她只能再有一次勝利，這就是：慷慨赴死。 與福瑟琳海城堡的死囚這種鎮定而崇高的平靜心態形成了強烈對比的是：倫敦的伊麗莎白那種搖擺不定，極度的緊張不安，因無計可施而暴躁慍怒的情緒。瑪利亞·斯圖亞特已經打定主意，伊麗莎白還在為下決心而苦苦思索。對手已經完全由她擺布，可是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煩惱。這幾個星期里伊麗莎白夜不成眠。一連幾天她一聲不吭，愀然不樂。人們感覺得到，她不停地盤算那唯一的難以忍受的念頭：她是不是應該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她是不是應該傳旨執行死刑。她像西西弗斯翻滾那塊岩石一樣，顛來倒去地考慮這個想法，但是它一再滾回來重重地落在她的心頭，壓住她的靈魂。大臣們對她勸說只是白費唇舌，良知的聲音依然比他們的更加有力。她拒絕了每一個建議，又不斷要求別人提出新的想法。塞西爾覺得她「像天氣一樣多變」，她一會兒要處決，一會兒要赦免，她反覆催問她那些朋友是否真的沒有「其他途徑」，其實她心裡明白，再無第二條路可走。但願還是能夠辦妥此事就好，能夠不讓她知道，不用她下旨說得一清二楚就好，能夠替她而不是由她去進行此事就好！對承擔責任的恐懼使她感到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她不斷權衡這樣一種惹人注意的做法有何得失。而那些大臣則非常失望，她總是說些兩可的、惱火的、惶惑的、含混的話，將最後決定推開，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拖向猴年馬月。塞西爾抱怨說：「已經舌敝唇焦，女王陛下將此事拖下去，未知要到何年何月。」他手段冷酷，頭腦靈活，擅長於打算盤，無法理解這個不得安寧的靈魂為何非要吃這個苦不可，因為伊麗莎白雖然派了一個無情的牢頭監管瑪利亞·斯圖亞特，可是現在她自己卻有一個更加無情得多的、世上最為殘酷的獄吏夜以繼日地囚禁她，這就是：她的良知。她應該聽從理智的還是人性的聲音，這一伊麗莎白對伊麗莎白的內心鬥爭已持續了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幾乎半年。在神經處於這樣難以忍受的過度緊張的狀態下，突然某一天像發生爆炸一樣下定了決心，那也是極為自然的事情。 1587年2月1日，星期三，國務秘書戴維遜——瓦爾辛亞姆運氣好或者腦瓜靈，這幾天病了——在格林威治御苑忽然被海軍上將霍華德叫住，說是請他馬上去見女王，將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死刑判決書送給她簽署。戴維遜拿著這個塞西爾親自擬定的文件，連同其他一批公文一起交給女王。可奇怪的是：伊麗莎白這個高明的演員又突然好像並不急於簽字。她裝作若無其事，同戴維遜閒聊毫不相干的話題。她朝窗外眺望，欣賞冬日清晨鮮亮的景色。隨後她才隨便地——她真是忘了叫他拿死刑判決書來嗎？——問他：他拿了什麼來。戴維遜回答說：待簽署的公文，其中也有霍華德勳爵特別吩咐他呈交給她的那一件。伊麗莎白拿起文件，卻未通讀，便飛快地簽署了一份又一份，當然也包括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死刑判決書。看來她本來打算假裝好像漫不經心地完全沒有意識到她簽了這份奪命的文件。但是這個多變的女人往往出人意外地轉換風向。接著她便顯示出她對自己的行為非常清楚，因為她明白地告訴戴維遜，她之所以猶豫這麼久，是向大家表明，她很不願意同意這件事。她說：現在請他把這份已經簽署的死刑判決書拿給首相蓋國璽，但不要讓別人知道，然後將文件交給指定的執行人員。任務明確，戴維遜認為，伊麗莎白無疑已經下定決心。隨後伊麗莎白非常冷靜而清楚地同戴維遜談了所有的細節，這一情況更加無可置辯地說明她早有此意到了何種程度。她說：處決應在城堡的大廳里進行，她覺得天井或後院都不怎麼合適。此外，她還諄諄囑咐他，簽署死刑判決書這件事要對所有人保密。長期苦惱之後做出了決定，總能使人感到輕鬆。她終於有了自信，看來心情也因此好轉。伊麗莎白簡直高興了起來，她對戴維遜開玩笑說：這個消息一定會教瓦爾辛亞姆痛苦得要命。 戴維遜這時以為——可以理解——事情已經辦妥。他鞠躬行禮，朝房門走去。可是實際上伊麗莎白遇事從未明確地下過決心，任何一件事情到她手裡從未真正地有過了結。戴維遜到了門邊，她又把他叫回。這個女人反覆無常，此刻那種愉快的心情，那種真的或假的決心又已完全消失。伊麗莎白不停地踱步。是不是還有一條路可走？不管怎樣，「同盟」的成員們曾經發誓，凡參與行刺女王者均須處死。而阿米亞斯·鮑勒特和他在福瑟琳海城堡的同伴兩個都是「同盟」的成員哪。完成此事，免得她這個女王為公開執行落下惡名，這難道不是他們怎麼都要盡的義務嗎？因此，她囑咐戴維遜轉告瓦爾辛亞姆，要他無論如何按照這個意思給那兩個人寫信。 善良的戴維遜逐漸不安起來。他清楚地意識到：女王做了這件事，卻又想推得一乾二淨。可能他已感到無可奈何：在進行這次重要的對話時，沒有人在場可以作證。他還有什麼辦法呢？他的任務是明確的。因此，他先去國務議事廳，由那裡的人在死刑判決書上蓋上大印，然後去找瓦爾辛亞姆。瓦爾辛亞姆馬上按照伊麗莎白的意思給阿米亞斯·鮑勒特寫了要求他寫的那一封信。他這樣寫：女王遺憾地發現鮑勒特在忠君之事方面稍欠勤謹，因為他目睹瑪利亞·斯圖亞特對女王構成的危險並未「主動而無須另候旨意」尋獲除滅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手段。他可以此方式自行除滅而問心無愧，因為他曾在「同盟」的大會發過誓。這樣他就能消除女王的心理負擔，誰都知道，她不願造成流血的局面。 這封信可能還未送到阿米亞斯·鮑勒特的手上。福瑟琳海那邊更不會有回音，而格林威治的風向又已改變。第二天的，即星期日的早上，一個使者拿著女王一張便箋來戴維遜處叩門，說：如果死刑判決書還未交給首相加蓋大印，在女王同他再談一次之前暫時擱置此事。戴維遜連忙去見女王，向她奏明：他當時即刻就遵照旨意辦了此事，死刑判決書已經蓋印。伊麗莎白露出不滿的神色。她不吱聲，但她並未責備戴維遜，特別是這個不可琢磨的女人一字不提要他取回這份已經蓋印的文件。她只是又在抱怨，說：那副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在她的肩頭。她心神不定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戴維遜在等待，等待一個決定，等待一道命令，等待一種明確而清楚的表示。可是突然伊麗莎白離開了屋子，並未吩咐他做什麼。 這是伊麗莎白在這位唯一的看客面前上演的莎士比亞氣派的一個場面。人們又想起理查三世在白金漢面前嘟嘟囔囔，說他的對頭還活著，可是又不明確下令謀害他。白金漢聽出他的弦外之音，卻又假裝沒有聽懂，理查三世露出慍怒的目光。同當時一樣的目光現在射向不幸的戴維遜。這個可憐的國務秘書意識到：上當不得翻身了，便拚命掙扎，想拿別人當救命稻草，心想：千萬不能一個人承擔這事關世界史的天大的責任，他先去找女王的朋友哈頓，向他談了自己可怕的處境，說：伊麗莎白命他將死刑判決書送去執行，但是從她整個做法他現在就已看出：事後她不會承認這個說得模稜兩可的命令。哈頓太了解伊麗莎白了，但他同樣不想明明白白地對戴維遜說：「會」或者「不會」。現在像踢球一樣，大家都把責任推給別人。伊麗莎白把它推給戴維遜。戴維遜又想把它推給別人。哈頓則連忙轉告塞西爾首相。首相也不想自己兜攬，便通知次日開會，算是商討國家機密，只約請了伊麗莎白的密友與心腹，有：勒斯特、哈頓和另外七位貴族，這些人對伊麗莎白說話不算數都有親身的體會，深有了解。在會上大家第一次把事情攤到桌面上來。他們一致認定：伊麗莎白為了維護自己的道義信譽，力求避免產生這樣的印象，即：處決瑪利亞·斯圖亞特是她一手造成的結果。她要營造一個與己無關的局面，要在眾人面前顯得「事出意外」，木已成舟她才獲悉。因此，她這些忠臣理所當然地應該合演這齣滑稽戲：表面上違背女王的意志去做實際上她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言而喻，這種看似越俎代庖，實則夢寐以求的做法責任重大，所以如果女王當真或假裝發火不能由某一個人來負責，塞西爾建議：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共同承擔責任。肯特勳爵和施魯斯伯里伯爵被選定監察執行，文牘比爾事先被派往福瑟琳海城堡，帶去有關的各項指示。現在所謂罪責共同由十名國務會議的出庭者分擔，他們通過——伊麗莎白暗暗要求的——逾越權限的辦法終於將「擔子」從女王肩上卸下來。 伊麗莎白最根本的習性之一本來是好奇。王宮和王國里無論發生什麼她總是都想知道，而且就想馬上知道。可是奇怪得很：這回她既未向戴維遜，也未向塞西爾或其他什麼人詢問她所簽署的瑪利亞·斯圖亞特死刑判決書的情況。在這三天裡她似乎完全忘掉了幾個月來無時無刻不在考慮的這件獨一無二的事情。仿佛她喝了忘河 水，這件大事似乎已從她的腦子裡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第二天的，即星期日的早上，阿米亞斯·鮑勒特對那個建議的回信送到伊麗莎白手裡時，她對已經簽署的死刑判決書的下文如何，依然不吭一聲。 阿米亞斯·鮑勒特的回覆使女王大為不快。他一眼就看出：硬派給他的是沒有好果子吃的角色。他馬上悟出：要是他真的除掉瑪利亞·斯圖亞特，便躲不過悲慘的下場。到那時女王就會公開責罵他是兇手，將他交給法庭處置。不，阿米亞斯·鮑勒特並不指望都鐸家族感恩，他不想讓人挑出來當替罪羊。可是為了躲避留下對女王不恭順的印象，這個滑頭的清教徒躲到她的上司背後，躲到上帝背後。他連忙用道義的外衣，遮掩抗旨行為。他激動地回復道：「我心裡充滿了痛苦，因為我很不幸，經歷了這樣的一天，有人遵照我慈愛的君主的旨意，要我去做上帝與天理不容的事情。我的財產、我的職位和我的生命都由陛下支配。只要陛下願意，明天我就全部奉獻，因為我只是由於您的恩賜才得到這一切。但是如果不是法律允許，如果不是公開受命而製造流血事件，那麼我的良知必將遭到可悲的貶損，我的後代必將蒙受極大的恥辱，我決不這樣去做。我希望：陛下會以一貫的仁慈欣然接受我忠實的回覆。」 然而伊麗莎白根本就不會慈愛為懷，接受鮑勒特這封回信，雖然她不久前由於「毫無差錯的做法，明智的安排與紮實的舉措」而興奮地讚揚了他。她怒火中燒，在屋子裡來回踱步，責罵那些「神經過敏的和過於拘泥的傢伙」，他們承諾一切，卻不兌現。她暴跳如雷，說鮑勒特違背誓言，說他曾在那份「盟約」上籤過字，曾表示就是有生命危險也要替女王出力。她說：甘願為她效勞者還大有人在，譬如其中有一個叫溫菲爾德。不知道是真發火還是假髮火，她又叱呵倒霉的戴維遜——頭腦靈活的瓦爾辛亞姆運氣好，裝了病——這個人天真得可憐，他還向她建議不如採取公開合法的途徑。她訓斥他，說別人比他聰明，誰都不會這麼想，現在已到最終了結這件事的時候了，可還沒有把事情辦好，這是大家的恥辱。 戴維遜不吱聲。他本來可以賣弄一下對她說：這件事進行得很順利。但他覺得：老老實實奏報她大概早就獲悉，只是不肯如實說出的事情可能最使她惱火——這就是：專使帶著蓋了國璽的死刑判決書已在前往福瑟琳海的路上。與他同行的還有一個矮胖、健壯的漢子，他將把文字化為鮮血，將命令付諸實施：這是倫敦派出的劊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