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利亞·斯圖亞特傳 · 第十九章 幽閉度日

1569年—1584年 空白最難描述，單調最難展示。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囚禁生活便是這樣沉寂的虛無，這樣不見星光、無限淒清的暗夜。裁決之後，她生活中狂放而熾熱的節奏終於戛然而止。歲月不居，像海水那樣一浪接著一浪向前涌去，有時起伏較大，有時又較緩慢平靜，然而深藏不露處永遠也不會狂瀾翻滾了。美滿的幸福並非這個孤單的女人所能安享，也談不上受到折磨。太平無事過日子反而加倍難挨，她昔日那種熱情奔放的生活如今已悽然逝去。這個渴求迸發活力的年輕女子心如槁灰，無精打采地度過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個年頭。接著又一個十年開始了，同樣空虛而無聊：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個年頭——書寫一個挨著一個的數字就已使人感到膩煩。但是還得一個個列出來，一個數字接著一個數字，為的是讓人體會到靈魂瀕死延續多久，這是一段使人化為齏粉，敲骨吸髓的時間。這些年頭當中的每一個都有幾百天，每一天又有太多的時刻，但是沒有一個時刻充滿生機和樂趣。接著到了第四十個年頭。她已不是經歷這個轉折的年輕女子，而是萎靡不振，疾病纏身了。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個年頭緩慢地悄然來到。終於死神而不是活人給予同情，引導這個疲憊不堪的靈魂離開了囚籠。在這些年裡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但總是一些雞毛蒜皮無關緊要的小事。有時候瑪利亞·斯圖亞特身體健康，有時候害病。一度有了希望，接著便有百倍的失望。一會兒人們對她嚴厲一點，一會兒又客氣一點。有時候她給伊麗莎白寫信發火，有時候又表示親熱。但從根本來說，依然總是千篇一律，刻板得令人惱火。毫無生趣的時刻像一串用舊了的念珠白白地從指縫間流失。表面上，牢房不斷變化：有時候人們把女王關在博爾頓城堡，有時候又關在查茨沃思城堡、謝菲爾德城堡、塔特布萊城堡、溫菲爾德城堡或者福瑟琳海城堡，只是名稱、石塊、牆壁不同；但是實際上所有這些城堡沒有什麼兩樣，因為它們都阻斷了自由。星星、太陽、月亮，在這個窄小的圈子外面，沿著伸向遠處、越過山山水水的路線，惡意而頑固地周而復始繞行不已。黑夜來了，白天來了，歲月悠悠無盡期。一些王國消亡了，更新了；一些國王登位了，廢黜了。多少女子長成了，生育了，凋謝了。在海岸和山巒的後面，世界不停地變化著，只有這棵生命之樹永遠陷於幽閉的陰影之中，樹根和樹幹都已被砍斷，再也不能開花結果。慢慢地在徒喚奈何，渴念不已的毒素侵蝕下，瑪利亞·斯圖亞特的青春枯萎了，她的活力消失了。 在這遙遙無期的囚禁生活中最殘酷之處竟在於表面上從來一點也不殘酷。一個人如果生性高傲，會在面對粗魯的暴力時起來自衛，會在遭到屈辱時燃起怒火。一個心靈總會在拚命反抗中不斷成長。可是當它陷於空虛之中時，便會束手無策，變得軟弱無力。在橡皮囚室里，揮拳猛擊牆壁將無濟於事。這比四面銅牆鐵壁的地牢更加難以忍受。貌似卑躬屈節，阿諛奉承，實為蹂躪自由，比什麼樣的鞭笞，什麼樣的辱罵都更加深切地燒灼著一顆自尊的心。裝模作樣的虛禮比任何嘲諷都更加可怕地刺痛人。而正是這種偽善的照顧並非給予受到磨難的人本身，而是針對身外的地位，使瑪利亞·斯圖亞特遭到難以擺脫的傷害。總是只有這種畢恭畢敬的關注，這種不露痕跡的監視，這種禮儀警衛帽子拿在手裡，卑順地垂下目光，寸步不離的「體面的守護」——在這些年裡，從來都一分鐘也沒有忘記：瑪利亞·斯圖亞特是女王，人們可以給她一切無關宏旨的待遇，所有微不足道的方便，只是不給她人的一生當中這一特有的、極為神聖的、至關重要的東西：自由。伊麗莎白生怕有損自己的君王仁慈的美譽，城府極深，對待這個敵手並不採取睚眥必報的方式。啊！她可關心自己的好妹妹呀！每當瑪利亞·斯圖亞特有病，倫敦方面馬上憂心忡忡地探詢；伊麗莎白向她提供御醫，明確希望由瑪利亞·斯圖亞特自己的僕人來料理飲食——不能讓人居心叵測地嘀咕，說她企圖毒死這個不好對付的敵手；免得別人抱怨，說她將一位膏立的女王關在監牢里：她只是迫切地（迫切得令人難以推卻）請求蘇格蘭妹妹長期住在美麗的英國莊園裡！當然，將這個倔強的女人關進倫敦塔，而不是花這麼多錢讓她住城堡，對伊麗莎白來說本來是方便一些，保險一些。那些大臣就一再催促伊麗莎白採取這種粗暴的安全措施。但是伊麗莎白比他們世故，她要避開敵視行動帶來的惡名。她堅持要將瑪利亞·斯圖亞特像國王一樣養起來，但是必須用令人肅然起敬的拖裙縛住她，用黃金鎖鏈拴住她。這個一毛不拔的女人在這一件事情上竟然硬著頭皮一反錙銖必較的吝嗇習慣，一邊詛咒，一邊嘆息為這自作多情的好客之舉每個星期花費五十二鎊，達三十年之久。此外，瑪利亞·斯圖亞特每年還可從法國領取一筆可觀的退休金：一千鎊。所以她確實不必節衣縮食。她像一位君主駐蹕在這些城堡里。她還可以在接見大廳中張起王冠華蓋，讓每一個來訪者都清楚地看到：這裡住著一位女王，雖然被囚。她進餐都用銀質食具，插在銀燭台里的昂貴的蠟燭照亮每一個房間，地板上鋪著當時特別貴重的土耳其地毯。家用器具極多，每次從一個城堡遷往另一城堡時都需動用幾十輛四駕馬車。瑪利亞·斯圖亞特身邊有一大群貴婦、侍女、婢子。全盛時期，陪伴她的不少於五十人，儼然是一個各司其事的小朝廷，有管事、神父、醫生、文牘、主計、內侍、尚衣吏、裁縫、裱糊匠、廚師。慳吝的英國女當家要想裁減也無可奈何，都讓瑪利亞·斯圖亞特硬頂軟磨給保住。 確定長期看守瑪利亞·斯圖亞特的人選一事，從一開始便說明本來就不準備將這個廢黜的女君主關在暗無天日、難以想像的牢房裡。施魯斯伯里伯爵喬治·塔爾波特是真正的貴族君子，而且直到1569年6月伊麗莎白看中他時為止，人們還可以說他有福氣。在北部和中部各省他擁有大片領地、九座城堡。他像一個小國之君生活在自己的莊園裡，平安無事，與世無爭，也與實權、尊號無緣。這個人安於富裕，從未受到政治野心的逼迫，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正派而滿足。鬍子已略顯灰白，自以為可以安度晚年了，誰知伊麗莎白卻把這個令人厭惡的差使壓在他的肩頭，要他看守這個雄心未泯，由於蒙受冤屈而滿腔怨憤的敵手。他的前任諾利斯一得知施魯斯伯里接替他，自己卸去了這個要命的任務，便大大地舒了一口氣，一身輕鬆。他說：「說真的，我寧願受到任何懲罰也不想再幹下去了。」這是吃力不討好的苦差，這「體面的守護」應該管的和不該管的都是些什麼極不明確。這種職責模稜兩可，凡事都講究得體。一方面瑪利亞·斯圖亞特既是女王又不是女王；她說起來是客人，實際上是囚犯。因此，施魯斯伯里作為正人君子，身為東道主，對她應該殷勤款待；而作為伊麗莎白的代理人又得恰到好處地事事限制她的自由。他是她的頂頭上司，但是只能膝行到女王的面前。他必須嚴加看管，但要戴上卑躬屈節的面具。他應該招待客人，但要時時加以防範。他的妻子使這本已令人頭昏腦漲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這個女人已經埋葬了三個丈夫，老是搬弄是非，現在將這第四個弄得焦頭爛額。她詭計多端，一會兒站在伊麗莎白一邊，一會兒站在伊麗莎白對面，一會兒幫瑪利亞·斯圖亞特，一會兒害瑪利亞·斯圖亞特。這個老實人夾在三個動不動就發火的女人中間過日子真不容易。他是其中一個的臣子，是另外一個的配偶，又身不由己地被無形的繩索拴在第三個身上。實際上，在所有這十五年里，這個可憐的施魯斯伯里並不是瑪利亞·斯圖亞特的看守，而是同她待在一起的囚犯。在多災多難的人生的道路上，她碰到誰，誰就遭殃，這一天機不可泄的厄運在他身上也得到了應驗。 瑪利亞·斯圖亞特是怎樣度過所有這些一片空白、毫無意義的年月的呢？看起來十分平靜而閒適。表面上，她每天的活動與年復一年生活在封建領地上的高貴命婦並無區別。如果她覺得身體可以，常愛騎馬出去打獵，當然身邊圍著那些不是東西的「禮儀近衛」，或者她借打球或其他活動為已經有點疲累的身體保持活力。社交活動也不是沒有，從鄰近的城堡常有客人來訪，向這位用得上便是寶的女囚表示敬意，因為——人們絕不能忽視這個事實——這個女子眼下儘管無權無勢，但畢竟是名正言順的直接繼位者，要是伊麗莎白有三長兩短，明天她可能就取代女王成了君主。因此，那些有頭腦、有眼光的人，首先是這位長期看守施魯斯伯里非常重視同她保持極好的關係。甚至於伊麗莎白的寵臣、摯友，如哈頓、勒斯特都背著他們的女靠山向她最死硬的對手與敵手寫信、致意，只是為了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說不定明天就會向她下跪乞求恩賜。因此，瑪利亞·斯圖亞特雖然困居鄉村，卻對宮內和偌大的世界各種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施魯斯伯里夫人還對她談了有點頭腦的人都不會說出來的伊麗莎白這樣那樣的隱私。這個女囚通過多種隱蔽的渠道不斷得到鼓勵。所以人們不能把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幽閉想像為陰暗的牢房，不能想像為與世隔絕。冬天的夜晚鼓瑟吹笙。當然，再也沒有年輕的詩人像在夏斯特拉爾時期那樣作卿卿我我的情歌，高雅的霍利羅德假面舞會也一去不復返，這顆浮躁不安的心亦與迷戀和激情無緣了。風流韻事層見疊出的歲月已隨韶華永逝。對她痴迷的朋友只剩下幫她逃離羅奇勒文的救星，少年侍從威廉·道格拉斯。男性隨從人員當中——唉，再也沒有波思威爾和里齊奧那樣的人了——她接觸最多的是醫生。瑪利亞·斯圖亞特時常害病，她得了風濕，還莫名其妙地腰疼，有時兩腿浮腫，使她動彈不得。她不得不泡在溫泉里，希望得到緩解。由於不大活動，活力衰減，以前纖細、苗條的身軀逐漸鬆弛、發胖。只是偶爾來了興致，她還想像過去那樣勁頭十足地活動一下。整天不離馬鞍在蘇格蘭大地上揚鞭疾馳，已成為過去。從這一個城堡到另一個城堡，一路盡興漫遊，也已成為過去。幽閉時間越久，這個女囚也就越來越多地在家務中尋求樂趣。她一身黑衣，宛如修女，在繡花架前一坐便是幾個鐘頭，纖細的、依然靈秀白皙的雙手製成精美絕倫的金線刺繡，我們今天還能欣賞她的傑作。有時她恬靜地坐擁書城。在這近二十年里，再無任何關於艷事的記述。她天生的如潮春情也無法傾注到一個像波思威爾那樣的男人，一個自己為之痴迷的男人身上，這樣她便較溫和，較有節制地轉向萬物之中從不使人失望的群體——動物。瑪利亞·斯圖亞特讓人從法國運來犬類之中最馴順、最聰明的狗：西班牙犬和獵犬；常年餵養鳴禽；還修了一個鴿棚；自己在院子裡種花；關心僕役當中的侍女。如果人們只是看她表面，只是做客，而未往深處觀察，就會以為曾因情令智昏，恣意妄為，使世人感到震驚的衝動，在她身上已蕩然無存，就會以為她已看破紅塵。這個垂垂老矣的女人不時——而且越來越頻繁地去望彌撒。她常常跪在小教堂里的祈禱座前面，只是有時還會在祈禱書里或者空白紙上寫些詩句，這是非常少見，而且也不再是熱情奔放的十四行詩，字裡行間透出虔誠地順應天命，淒楚地了卻凡心的思緒。譬如： 還有什麼？我將何以為生？ 此身除了心在跳動， 只是不幸投下的影子， 等著一了百了，此外無他。 越來越多的表面現象使人覺得仿佛這個歷經重重磨難的女人已經完全拋卻對塵世權勢的慾念，只是虔誠而平靜地等候著安息的使者——死神的來臨。 可是人們切莫信以為真：這一切全是表象，面具遊戲而已。實際上，這個自視甚高的女人，這個內心熾熱的君主只靠和只為一個念頭而活著：重獲自由，重掌王權。瑪利亞·斯圖亞特沒有一個瞬間當真準備怯懦地聽憑命運來擺布。繡花呀，讀書呀，閒聊呀，神遊天國呀，所有這些全是為了遮掩她每日的真正活動：密謀策劃。從她被囚禁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瑪利亞·斯圖亞特不停地進行八方串聯和外交聯繫。無論住在哪裡，她的居室都變成政治機密辦公廳。在那裡，她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工作著。瑪利亞·斯圖亞特關起門來同兩個文書一起親手草擬機密指示，發給法國的、西班牙的、教廷的使節，發給她在蘇格蘭的追隨者，發往荷蘭。當然，為了謹慎起見，她也同時寫信給伊麗莎白，或提出請求，或讓她放心，或卑順，或發火，雖然這些信伊麗莎白早就不回復了。化裝成各種各樣面目的使者被派往巴黎和馬德里來來去去。約定接頭暗語，編製成套密碼，每月更換。天天都有正規的國際郵遞，以便與伊麗莎白所有的敵人保持聯繫。全部隨從人員——塞西爾了解這一情況，因此總想裁減她的隨從人數——就像一個參謀總部策劃解救行動。這五十名服務人員不斷接待或訪問鄰近各個鄉村的居民，探聽或傳播消息。那些村民都借領取賞賜為名經常得到好處。藉助這種周密的組織，開通了直達馬德里和羅馬的外交驛站業務。那些函件一會兒放在內衣里，一會兒夾在書本里，塞在掏空了的棍子裡或者藏在首飾箱的蓋子裡，有時甚至放在鏡子的水銀塗層後面。不斷變著法子糊弄施魯斯伯里，有時割開鞋底，嵌進用顯隱墨水書寫的信函，有時又製作特殊的假髮，將紙卷捻在髮捲里。瑪利亞·斯圖亞特讓人從巴黎或倫敦送來的書籍里，按照某種代號在有關的字母下面畫線，連在一起便可表示某種意義。但是極為重要的文件則由她的懺悔師縫在聖衣里攜帶。瑪利亞·斯圖亞特年輕時學會書寫與解讀密碼，親自指導所有這些事關國務的主要行動。這一具有誘惑力的遊戲擾亂了伊麗莎白的部署，也大大地激活了瑪利亞·斯圖亞特的精神力量，可以代替體育鍛煉和任何其他活動。她以冒失行事的十足衝勁投身於外交活動和八方串聯。有時候，從巴黎，從羅馬，從馬德里通過不斷更新的途徑把消息和承諾傳到她房門緊閉的居室里，這個遭到屈辱的女人又感受到真正的權勢，甚至覺得成了歐洲眾所矚目的中心。伊麗莎白對她潛在的威脅深有了解，但又無法使她屈服。雖然有這些看守與警衛，瑪利亞·斯圖亞特還是能從自己的居室指揮一場又一場戰鬥，參與塑造世界的命運。這些也許正是她唯一的樂趣，使得她的心靈在那些漫長而空虛的歲月里依然透出如此充盈的生機。 這種堅持不懈的幹勁，這種身陷囹圄發揮出來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卻因徒勞無功而令人扼腕。無論瑪利亞·斯圖亞特想些什麼做些什麼，結果都成泡影。她不斷策劃的密謀與串聯從一開始便註定失敗。雙方力量太不相稱。面對一個整體，孤身一人必然處於弱勢。瑪利亞·斯圖亞特孑然一身，但在伊麗莎白背後卻是整個國家，有大臣、謀士、警官、士兵和密探。而且在國務議事廳里指揮作戰要比在牢房裡方便。提供給塞西爾的經費與防範手段並無限制。他可以完全自己做主採取行動。他可以用上千雙密探眼睛監視這個形單影隻、並不世故的女人。警方掌握當時三百萬英國居民當中幾乎每一個人的任何情況。在英國海岸入境的每一個外國人都被調查和觀察。偵探被派到旅館、監獄、海船里。任何一個可疑分子都遭到暗探的跟蹤。如果這種抵擋手段不能奏效，立即動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嚴刑拷打。集合的暴力很快便顯示出它的優勢。瑪利亞·斯圖亞特那些具有獻身精神的朋友這些年裡一個又一個被關進倫敦塔幽暗的牢房裡。施刑的繩索迫使囚犯招供，說出其他參與者的姓名。一個又一個密謀在刑具的鐵鉗中被夾得粉碎。即使瑪利亞·斯圖亞特偶爾通過使節成功地將函件與建議偷帶出境，要過多少個星期，這樣的一封信才能到達羅馬或馬德里，要過多少個星期，才會在那裡的國務議事廳里做出覆信的決定，又要過多少個星期，才能接到覆信。就算這樣，對於這顆熱切、焦躁的心，對於期待著派來陸軍和無敵艦隊解救自己的這顆心來說，這種援助又是多麼不當一回事，多麼不像個樣子，令她感到難以忍受。被囚者、孤獨者日日夜夜只想到自己的遭遇，總覺得別人在自由的有所作為的世界也一心一意想著自己。瑪利亞·斯圖亞特一再把解救自己視為反宗教改革力量的當務之急，視為天主教教會的頭一件和最重要的營救行動，無怪乎不能成事。事實上，別人自有小算盤，捨不得掏錢，彼此意見也並不一致。無敵艦隊並未做好戰鬥準備。她的援助主力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善於禱告，卻未能敢作敢為。他無意為這個女囚發動一場沒有把握的戰爭。他或者教皇有時送些錢去，收買一些冒險分子進行叛亂或謀刺。可是這些密謀總是不成氣候，漏洞百出，很快就被泄露給嗅覺靈敏的瓦爾辛亞姆手下的暗探。於是在倫敦塔山刑場上留下幾具四肢不全、曾遭嚴刑拷打的屍體，一再提醒民眾：在某個城堡還活著一個被囚的女人，她硬要說自己本來是英國合法的女王，總有一些傻瓜兼英雄為她爭取這一權利而賣命。 這種串通和密謀最終必定會將瑪利亞·斯圖亞特拽進毀滅的深淵。這個一輩子都改不了冒失脾性的女人單槍匹馬從一座監牢里向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王挑戰，等於開始了一場已經輸定的賭博。這些情況每一個她的同時代人都早已看得清清楚楚。1572年利道爾費陰謀敗露之後，她的小叔查理九世氣惱地說：「這個可憐的傻瓜不到人頭落地總要使人不得安寧。他們一定會動真格要她的腦袋。明擺著她這是咎由自取，誰教她這麼蠢。我知道，她已無可救藥。」這話說得粗魯，出於這樣一個男人之口，他在聖巴托羅繆之夜只敢毫無危險地從窗子後面朝手無寸鐵的正在奔逃的人們開槍，而對真正的英雄氣概可以說一無所知。但從冷靜權衡利害的角度來看，瑪利亞·斯圖亞特並未選擇容易一些，但也怯懦一些的投降道路，而是寧可明知無望，依然堅決硬幹，無疑是愚蠢的做法。或許及時放棄王位繼承權真的會使她從囚禁中解脫出來。很可能這些年裡牢房的門閂一直留在她的手中。她只消低下頭來，只消鄭重而自願地放棄所有涉及蘇格蘭和英國的王位權利，英國就會鬆一口氣把她放走。伊麗莎白多次——絕非出於寬厚，而是出於畏懼（因為只要這個危險的女囚在她面前便等於對她控訴，這像夢魘一樣壓在她的心頭）——試圖讓她有台階可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談判，向她提出公平的條件。可是瑪利亞·斯圖亞特寧願做一個戴著王冠的女囚，也不肯做一個沒有王冠的女王。諾利斯看透了她的內心，在她被禁的最初幾天裡，他就說起過她：只要有一線希望，她便有足夠的勇氣堅持下去。她心高氣傲，已經看清：作為遜位的君主，在某個令人齒冷的角落等待她的是一種多麼卑微、可憐的自由；只有屈辱才能使她在歷史上再度成為偉大的人物。她曾說過，她永遠也不會退位，而且她最後的話語也必定是一個蘇格蘭女王的臨終之言。她覺得自己的誓言比囚禁的監獄要牢固一千倍。 在這裡，一味蠻幹與一往無前之間的界線很難劃定，因為英勇與憨直總是兩者同在。事關常識，桑喬·潘薩 總比堂吉訶德聰明；談到理智，特西特斯 就比阿喀琉斯 冷靜。哈姆萊特所言，在名譽攸關時刻，就是為了一根稻草也要戰鬥，這是千古不朽的英雄本色的試金石。當然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反抗面對如此強大的優勢幾乎毫無希望，但還不能由於它並未奏效便說它毫無意義。這個貌似無能為力，形影相弔的女人正由於她的不屈不撓在這麼多年裡，一年比一年更加強烈地象徵著一種巨大的力量，而且正因為她抖動身上的鎖鏈，有時也震撼了整個英國，使得伊麗莎白心驚膽戰。後人如以自己習慣的觀點考察歷史事件，便會從錯誤的角度出發指指點點，同時也把成者為王敗者寇的看法包括進去，然後就很容易說失敗者愚蠢，因為他冒冒失失地進行了一場危險的鬥爭。可是實際上，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這兩個女人始終斗得難解難分。策划起來旨在使瑪利亞·斯圖亞特東山再起的密謀當中有一些如果稍微幸運、巧妙一點取得成功，對伊麗莎白來說確實是危及生命，有兩三回她已遭到突然襲擊，間不容髮，真是死裡逃生。先是諾塞姆伯蘭糾合天主教貴族開始動手，整個北方陷於混亂之中，伊麗莎白好不容易控制了局勢。接著諾福克施展陰謀，那更要危險得多。英國貴族的頭面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伊麗莎白最親近的朋友們如勒斯特都支持他同蘇格蘭女王結婚的計劃，她為了鼓動他，已經給他寫肉麻得要命的情書——只要能取勝，她什麼干不出來？通過佛羅倫薩人利道爾費居間聯繫，西班牙與法國的軍隊已經做好登陸的準備，如果這個諾福克不是孬種——在此以前他曾怯懦地否認此事，已證明這一點，如果不是偶然因素：風向、天氣、大海和泄密，這些也都從中作梗，破壞了這個計劃，局面就會徹底改變，角色就會互相調換，瑪利亞·斯圖亞特就會駐蹕威斯敏斯特，伊麗莎白就會關在倫敦塔或者躺在棺材裡。另一方面，諾福克的鮮血，諾塞姆伯蘭和這些年裡為了瑪利亞·斯圖亞特在斷頭台上送命的所有其他人的下場都未能嚇退最後一個求婚者。又有一個人來向她求婚了：這就是奧地利唐璜，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菲力普二世的同父異母弟，勒潘托之役 的勝利者，自由騎士的榜樣，基督教界武士之首：由於私生，與西班牙王冠無緣，他先想在突尼西亞建立自己的王國，這時女囚伸出手來，另外一頂王冠從蘇格蘭向他示意。他已在荷蘭組建一支軍隊，所有解救她的計劃都已準備就緒，誰知——瑪利亞·斯圖亞特同所有她的援助者總是倒霉——他身染惡疾倒了下來，過早去世。幸運之星從來不給任何向瑪利亞·斯圖亞特求婚或者為她效勞的人照亮前進的道路。 細細想來，我們只能說：歸根結底，伊麗莎白與瑪利亞·斯圖亞特之爭實際上取決於運氣：所有這些年來，伊麗莎白總是走運，瑪利亞·斯圖亞特總是倒運。從潛力、從外表來看，這兩個人幾乎不相上下。但是她們的運氣完全不同。瑪利亞·斯圖亞特遭到了廢黜，遭到了幸運的棄絕，她在牢房裡策劃的行動都成了泡影。派來攻打英國的艦隊在風暴中撞得粉碎，使者迷了路，求婚者死去，朋友們在緊要關頭喪失了精神力量，誰有意幫助她，誰其實是自掘墳墓。 所以諾福克在斷頭台上說的那一句話千真萬確：「由她或為她著手去做的事情從來不見一件有好結果。」自從她遇上波思威爾那一天起，災星便緊盯著她，寸步不離。誰愛她，誰就完蛋。誰愛她，誰就遭殃。誰對她懷有好意，誰就使她受到損害。誰為她效勞，誰就自己找死。像童話中黑色的磁石山吸住過往船隻那樣。她也將別人的命運納入自己的命運，毀了別人。漸漸地圍繞著她的名字形成了可怖的傳說，說她有一種死亡的魔力。但是她的事業愈無望，她的鬥志卻愈強烈。長期悲慘的囚禁未能使她屈服，反而增強了對抗心理。她明知必敗，卻主動挑起最後的決戰，以了結這段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