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利亞·斯圖亞特傳 · 第四章 返回蘇格蘭

1561年8月 瑪利亞·斯圖亞特於1561年8月19日在利斯下船，這時北部海岸夏季罕見的濃霧籠罩著沙灘。她抵達蘇格蘭時和告別可親的法蘭西時的情景大不相同。在那裡，法國貴族的精英組成浩浩蕩蕩的隊列護送她。公爵與伯爵們，詩人與樂師們對她執禮甚恭，向她致敬問候。在這裡，沒有人迎候。帆船靠岸時，才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驚訝而好奇地聚集攏來：幾個身著質地粗劣、幹活時穿的衣服的漁夫；幾個閒蕩的士兵；幾個小販和趕羊到城裡來賣的農人。他們畏怯地，而不是興奮地看著這些衣著闊氣、打扮考究的命婦和貴族從駁船上岸。雙方對視彼此都是陌路人。這樣迎接她實在太冷漠、無情而嚴峻，一如這片北國土地上常見的習性。就在最初的時刻里，瑪利亞·斯圖亞特痛苦地看到故鄉極度貧困。她在海上航行五天，等於倒退了一個世紀，從一個擁有廣闊的天地和豐足的財富、耽於享樂、慣於鋪張、善於品味的文化背景轉入一個空間狹窄、死氣沉沉和滿目淒涼的環境。這個城市曾經幾十次遭到英國人和內訌者的劫掠和燒毀，已經沒有一座宮殿，沒有一處豪宅可以勉強地用來接待她。作為本國的女王她只好在一個普通的商人家裡借宿，聊以棲止。 乍見留下的印象具有巨大的威力，能夠刻骨銘心，影響此後的人生道路。也許這個年輕的女子還不清楚，在她去國十三年後歸來踏上自己的土地時像陌生人一樣的深刻感受究竟是什麼。這是思念家園的痛苦？還是並不自覺的渴望，祈求在法蘭西土地上已經習慣喜愛的溫暖而甜蜜的生活？還是這片灰暗、異樣的天空投下的陰影？還是災禍臨頭的預感？不管怎樣，正如布朗托默所述，瑪利亞·斯圖亞特一見身邊無人，便忍不住流淚。不是像威廉（征服者） 那樣堅強而自信地懷著「理當為君，捨我其誰」的豪情登上不列顛島——惶惑是她最初的感覺，這是對來日遭遇的預感與恐懼。 第二天，她的同父異母兄詹姆士·斯圖亞特攝政（大家都管他叫莫雷伯爵）聞訊帶了幾個貴族騎馬趕來，護送她去近處的愛丁堡，做出給她面子的姿態，但這不是一個氣派不凡的接駕隊列。英國人則找了一個有破綻的藉口，說是為緝捕海盜扣了其中一艘船，上面載著御廄的駿馬。而在這座小城利斯只能勉強給女王找來一匹湊合著能騎、湊合著戴上籠頭的馬。但伴送她的婦女和貴族們非常惱火，他們只能將就著騎上從附近的草料棚和馬廄里牽來的粗野的駑馬。此情此景令瑪利亞·斯圖亞特淚水盈眶。她不由得再一次體會到，丈夫去世使她失去的何其多，而僅僅當一個蘇格蘭女王，比起過去做法蘭西王后，又算得了什麼。她生性高傲，不願讓臣民見到她這副有失身份的寒酸相，因而她無意招搖過市進入愛丁堡，而是帶著隨從立即騎馬去城牆外面的霍利羅德宮。這座她父親營造的建築修有幾個圓形塔樓，黑黝黝地坐落在原野深處，碉堡的雉堞在平疇的襯托下顯得那樣倔強。從外面乍看，這座宮殿輪廓清晰，像方石那樣厚實，氣勢宏偉。 可是到了裡面，每一間宮室都給這個被法蘭西嬌慣了的女王留下冷冰冰、空蕩蕩、四壁蕭然的印象！沒有織花壁毯，沒有四面牆上在義大利鏡子裡互相映照的燈光，沒有昂貴的帷幕，沒有閃亮的金銀。多年來這裡已沒有作為王宮使用過，在那些不見人影的居室里已聽不到笑聲。她父親去世後，沒有一個國王親自主持翻修和裝飾過這座建築。在這裡，她舉目四顧，也是了無生氣的貧困，一如她這個王國自古以來多舛的命運。 愛丁堡的居民一聽到他們的女王已經到了霍利羅德，便連夜出城歡迎她。風雅、嬌氣的法國貴族用自己的趣味來衡量，覺得當地民眾表示敬意的方式略嫌粗率和土氣，這也並不奇怪。愛丁堡的市民沒有宮廷樂師演奏的柔和的牧歌和譜成美妙曲調的抒情詩，可供龍沙的女門徒欣賞。他們僅僅按照古老的傳統方式慶祝女王回國：這個貧瘠的地方只有大木塊取之不盡，他們就在一片片空地上把這些木頭堆積起來，於是冒出賞心悅目的火焰通宵達旦。然後他們聚集在女王的窗下，用風笛、橫笛和其他粗笨的樂器，奏出他們聽來是器樂、溫文爾雅的客人們覺得是喧囂的聲音，同時男人粗大的嗓門唱起讚美詩和宗教歌曲，因為加爾文派的牧師不許他們唱世俗歌曲。他們竭誠奉獻的只能是這樣。但是瑪利亞·斯圖亞特對這樣的善意迎接感到高興，至少表示出覺得親切和愉快。在這抵達的最初時刻，君主與臣民之間幾十年來總算第一回又有了融洽的氣氛。 一個政治上毫無經驗的君主將面臨無法估計的難題，對於這點女王與謀臣都沒有自己欺騙自己。蘇格蘭顯貴、智囊中的翹楚梅特蘭（勒廷頓）寫道：瑪利亞·斯圖亞特歸來，將不可阻擋地上演一部又一部非同尋常的悲劇。即使是一個充滿活力、堅決果敢的男人運用鐵腕，也難以在這裡爭得長治久安，更何況是一個對本國已不了解，對治國完全外行的十九歲女子！一個貧窮的國家；一夥腐敗的貴族——他們巴不得有機會興風作浪，挑起戰爭；無數家族——他們陷於無休無止的爭執與糾紛之中，等著有一個藉口把彼此的仇恨變成一場內戰；天主教的和新教的僧侶——他們咬牙切齒地爭奪霸權；一個虎視眈眈、居心叵測的鄰國——它使出高明的手段，利用每一個由頭製造混亂；還有，互相敵對的列強——它們都冷酷地想把蘇格蘭拖進他們之間的血腥搏鬥中去。這便是瑪利亞·斯圖亞特看到的局面。 在她踏上自己的國土時，正是這些紛爭處於劍拔弩張的關頭。她從母親那裡接過來的並不是充盈的國庫，而是要命的遺產——「祖傳的禍胎」。這就是宗教矛盾，這一爭鬥在這裡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激烈，教人無所適從。她無憂無慮地在法國度過的那幾年裡，宗教改革在蘇格蘭取得了節節勝利。一家人之間、鄉村和城市之間、宗族之間、家庭之間都出現了可怕的裂隙：貴族當中一部分人信新教，一部分人信天主教；城裡的人們轉而改宗新的教派，城外的人仍然信奉舊的教派；這個氏族同那個氏族作對；這個家族同那個家族為敵。狂熱的教士不斷煽動彼此之間的仇恨。異族列強則在政治上支持這一方或另一方。但對瑪利亞·斯圖亞特來說危險首先在於：正是最有勢力最有影響的貴族站在敵對的一方，站在加爾文宗的陣營里。這一伙人覬覦權位，一身反骨，他們窺伺機會，以攫取他們垂涎的大量教會財產。他們終於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打著衛道的旗號，說是作為「會眾 勳爵」要保護真正的教派，因而反對他們的女王。他們隨時都能為此得到英國的援助。為了通過叛亂與征討從信奉天主教的斯圖亞特家族手中奪取蘇格蘭，素來節儉的伊麗莎白已經花費了二十多萬英鎊。甚至到了現在，已經煞有介事地締結了和約，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大部分臣民依然在暗地裡為伊麗莎白效勞。瑪利亞·斯圖亞特只要改宗新教，本可馬上恢復均勢，她的一部分謀臣也竭力這樣勸說她。然而她是吉斯家族的一員，出身於熱心的天主教先驅之家。她自己雖然不是虔誠到入迷的程度，但也堅定而熱烈地忠於祖祖輩輩的信仰。她永遠也不會背離自己信奉的宗教。即使身處極度危險的境地，由於天性果敢，她也寧願選擇永無休止的鬥爭，而不肯違背良知採取一時懦弱的做法。可是這樣一來，便在她與貴族之間形成了不可彌合的裂隙。一個君主與群臣分屬不同的宗教，必將釀成災禍。天平不可能永遠劇烈地擺盪，總有一天會見分曉。事實上，瑪利亞·斯圖亞特只能兩者擇一：控制住或者屈從於宗教改革。路德 、加爾文 與羅馬 之間無法避免的紛爭有如鬼使神差竟交織在瑪利亞·斯圖亞特應付各方的過程中，產生戲劇性的結局。而決定因素則是伊麗莎白與瑪利亞·斯圖亞特之間的個人矛盾，英國與蘇格蘭之間的鬥爭，這一矛盾與鬥爭影響甚大，因而英國與西班牙、改革與反改革之間的衝突亦有了結果。 形勢本已嚴重，而宗教的分歧在這裡又滲入到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家族中、宮室內、樞機里，這就雪上加霜。她不得不把國務重任交託給蘇格蘭最有權勢的人物，她的同父異母兄詹姆士·斯圖亞特，即莫雷伯爵。他是鐵桿新教徒，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瑪利亞斥之為異端的蘇格蘭教會的保護人。四年前，他帶頭在護教者即「會眾勳爵」的誓詞上簽字，承擔「摒棄撒旦教義及其迷信與偶像崇拜，公開聲明與之對抗」的義務。他們摒棄的撒旦教義就是天主教教義亦即瑪利亞·斯圖亞特信奉的宗教教義。這樣，女王與攝政之間從一開始便出現了在人生觀的終極與根本上的鴻溝，這樣一種情況也就預示了國無寧日。女王內心深處只有一個念頭：要在蘇格蘭鎮壓宗教改革。但她的攝政哥哥則一心要在蘇格蘭將新教奉為舍此無他的宗教。這樣一種嚴峻的信念對立不可避免地一有機會便會導致公開的衝突。 這個詹姆士·斯圖亞特註定要在「瑪利亞·斯圖亞特」這部劇本里擔當至關重要的角色之一，命運為他安排了一場重頭戲，而他也深諳此道，得以成為演好這個角色的能手。雖為同父之子，他卻是父王與出身蘇格蘭最高貴的家族之一的名門閨秀瑪格麗特·歐斯金多年同居所生。儘管他有王室的血統，同樣又有堅毅的活力，看來天生就是當之無愧的王位繼承人，然而當時詹姆士五世的政治地位處於劣勢，被迫放棄與他寵愛有加的歐斯金小姐締結合法婚姻的念頭，為了鞏固政權，確保財力不得不與後來成為瑪利亞·斯圖亞特母親的法國公主結婚。因此，這個雄心勃勃的王子便有了非婚生的致命傷，永遠無望登上國王的寶座。雖然經詹姆士五世的請求，教皇公開承認他與另外五個非婚生子女的王室血統，但莫雷依然只是一個無權問津父親王位的私生子。 歷史及其最偉大的描繪者莎士比亞無數次寫下了私生子的心靈悲劇。這類子而非子者被國家的、教會的、塵世的規章制度無情地奪走了大自然銘刻在他們血液里和外貌上的權利。受制於成見——所有意見中最冷酷最頑固的一種——這些非婚生兒子，這些不是在龍床上生出的兒子被置於大都庸庸碌碌的龍種之後。那些無能的兒子並非愛情的結晶，而是政治權術的產物，而私生子卻永遠被排擠被驅逐，他們本該發號施令，應有盡有，反要仰面求人。然而，一個人要是被蓋上有目共睹的劣質印記，那麼這種恆久的自卑感或者會使人一蹶不振，或者會使人自強不息。這種壓力既可能摧毀一個人的意志，也可能奇蹟一樣鍛煉一個人的意志。如果一個人生性懦弱而溫順，將由於這種屈辱而變得比原來還要卑微，作為乞求者或諂媚者接受被承認的合法者的施捨或一官半職。可是如果一個人生性剛強，這種厚彼薄己的處境就會使各種各樣原來模糊不清、受到壓抑的內在力量變本加厲。如果不知趣不讓他順順噹噹地取得政權，他就會自辟蹊徑奪取權力。 莫雷就是一個生性剛強的人。那些身為國王的斯圖亞特家族祖先睥睨一切的果敢稟性、他們的傲氣、他們的統治意志在他的血液里劇烈地激盪，孕育著陰鷙可怕的衝動。他堪稱偉岸丈夫，相貌堂堂，憑他的機巧、心無旁騖的決斷，在貪婪成性的勳爵和伯爵那伙宵小之徒當中無異於鶴立雞群。他目標遠大，諸般算計都用政治眼光通盤考慮。他聰敏一如妹妹，但這個年屆三十的哥哥遇事冷靜，具有男性的閱歷，在這方面他的妹妹就難以望其項背。他居高臨下，看她就像看一個正在玩耍的小孩，只要她並不妨礙他的運作，便讓她盡情玩耍。他是一個成熟的男子，不像他的妹妹一樣會一時興起，神經質地想入非非。作為執政者，他並非大勇過人；但他深諳等待時機、韜光養晦的訣竅，這比在激情驅使下匆忙行事更能確保成功。 真正的政治才幹總是首先表現在：一個男子從一開始便放棄無法強求的利益。對於這個非婚生兒子來說，這種不可企求的利益就是那頂王冠。莫雷深知，他永遠不能自稱為詹姆士六世。既然任何時候他都不可能取得君王的稱號，因此這個思慮周密的政治家始終把有朝一日登上蘇格蘭王位的非分之想擱置一邊，以便更加實實在在地保住蘇格蘭執政者——攝政的地位。他放棄了權位的種種標誌，放棄了表面的風光，都是為了把真正的權力更加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裡。他年紀輕輕便攫取最具感性形態的權力：財富。他繼承父王的大宗遺產，他獲得旁人豐厚的饋贈，他利用廢除寺院土地私有，他利用戰爭從中得益，每次收網都以滿載而歸為當務之急。他毫無顧忌地接受伊麗莎白的津貼。等到他妹妹瑪利亞·斯圖亞特作為女王歸來，就不得不承認，他已是國內最有財勢的人物，尾大不掉，誰也動不了他。她想同他好好相處，與其說是真有感情，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為了確保自己的統治，她聽任他予取予求，以填塞他永不饜足的追求財富與權力的貪心。這樣一來，莫雷這一雙手——瑪利亞·斯圖亞特總算碰得好——還真管用：能收能放。他是一個天生的國務活動家，擅長屢試不爽的中庸之道：既是新教徒，又非聖像搗毀者；既是蘇格蘭的愛國者，又得到伊麗莎白的青睞。他同勳爵們的交情還過得去，但到時候也會讓他們知道他的厲害。——總的來說，這個人冷酷、剛強而工於心計，不會為權力的表象所迷醉，只有權力本身才能使他得到滿足。 這樣一個非凡的人物，如果輔佐瑪利亞·斯圖亞特，會使她受益無窮；一旦反目，便是她的災星。作為同父的哥哥，由於相同的血統而聯結在一起，就算事事為私，保住妹妹的權位，對自己也有百利而無一弊，因為要是漢密爾頓或戈登家族有人取代她，就絕不可能給他這麼多毫無節制的執政權力與自由，他也樂得讓她出頭露面。他看著在舉行各種隆重的儀式時人們以節杖與王冠為她開道，只要他確知真正的權力握在自己的手裡，便一點也不嫉妒。可是在她打算自己執政、有損他的權威時，此一高傲的斯圖亞特與彼一高傲的斯圖亞特便產生針鋒相對的衝突。出於同樣的動機，具有同樣的力量而同類相爭，這種敵對情緒比任何仇恨都更強烈。 還有，梅特蘭（勒廷頓），宮廷里第二號要人，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國務大臣也是新教徒。但他起初也擁護她。梅特蘭其人能幹、靈活而儒雅——伊麗莎白稱之為「智多星」。他不像莫雷那樣專橫跋扈。作為一個善於權變者，他愛玩弄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的權術、陰謀，醉心於縱橫捭闔的技巧。他關心的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原則，並不是宗教或祖國，並不是女王或王國，而是到處插手，隨心所欲地把千絲萬縷的關係編起來或者拆開來的雜耍一樣的本領。他個人對瑪利亞·斯圖亞特出奇地抱有好感——四個瑪利之一，瑪利·弗來明成為他的妻子——但他對女王既非很忠誠，又非很不忠誠。女王諸事順心，他為她效勞；女王處境危險，他就離開她。在他身上，在這面色彩斑斕的風信旗上，他可以看出風向對他有利還是不利。作為地道的政客，他不是為她，為這位女王，為這個朋友出力，而是僅僅為她交上好運而錦上添花。 這樣，瑪利亞·斯圖亞特在踏上自己的國土時，左顧右盼，無論在這座城市裡，還是在自己的宮廷里都找不到一個可靠的朋友——這可是凶兆哇。但總算有一個莫雷，有一個梅特蘭，可以靠他們執政，同他們通氣——可是從最初一刻開始就有一個平民出身、炙手可熱的人物與她作對，同她勢不兩立，對她寸步不讓，懷著冷酷無情、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敵意。這就是約翰·諾克斯，他是愛丁堡的民眾傳道士，蘇格蘭教會的組織者與帶頭人，宗教煽動的老行家。在她與他之間展開了一場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鬥爭。 個中緣由在於：諾克斯的加爾文派絕不是僅僅要革新教會，而且還要實行一成不變的國教制度，這可以說已是新教的頂峰。他盛氣凌人，擺出一副主宰的架勢，甚至狂熱到這樣的程度，竟強求國王屈從於神權戒律的奴役。瑪利亞·斯圖亞特生性溫順隨和，要是遇上高教會派、路德宗或者僅是一種較為溫和的改革形式也許都有諒解的餘地。可是唯我獨尊的加爾文派從一開始就排除了與一個真正的君主取得協調的任何可能。甚至在政治上利用諾克斯給她的對手製造麻煩的伊麗莎白也討厭他的為人，因為他目空一切叫人受不了。這種可怕的狂熱必然更使瑪利亞·斯圖亞特感到惱火。她樂觀開朗，講究享受，愛好文藝，最使她難以理解的莫過於日內瓦教義 的枯燥、嚴厲的規範，對生活樂趣的敵視，對藝術的極端仇恨；最使她難以忍受的莫過於目中無人、古板僵化的戒律，竟然要禁止笑，要譴責美，把美視為罪惡，把她所珍愛的一切毀掉：習俗的歡快形式、音樂、詩歌、舞蹈，而且使這個本來已夠死氣沉沉的環境充滿了陰森氣氛。 約翰·諾克斯正是使愛丁堡的蘇格蘭教會呈現出這種僵化、古板的面貌的人，他是所有教會創始人當中最死硬、最狂熱、最冷酷的一個。他的無情與剛愎甚至超過自己的老師加爾文。他本是一個職位低下的小小天主教神父，憑著一股自以為是的狂熱投身於宗教改革，成為喬治·威沙特 的弟子。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母親曾將威沙特活活燒死。吞噬他老師的火焰繼續在諾克斯的心底冒出。他曾是反抗女攝政的首領之一，被法國援軍俘虜押送到法國在櫓艦上划槳服苦役。他戴著鐐銬待在那裡很長時間，但是很快他的意志就變得像那副鐐銬的鐵一樣。釋放以後，他去投靠加爾文，體會到布道的力量，出於極端拘謹的心理對一切具有明快特點的文化現象產生冷酷無情的憎恨。他返回蘇格蘭不到幾年，便以其強加於人的高超本領使得勳爵們和老百姓加入了宗教改革。 約翰·諾克斯或許是歷史上宗教狂熱者中最極端的典型人物。他比路德要冷酷，路德偶爾還會有動於衷。他比薩伏那洛拉 要刻板，薩伏那洛拉還有能言善辯的、又無形之中會令人得到啟迪的才華。諾克斯生性固執，毫無變通，這種要命的閉目塞聽的思維方式使他成了思想狹隘、僵化的那種人之一。這種人只認定自己的真理才是真理，自己的道德才是道德，自己的基督教才是基督教。如果誰另有想法，就被視為罪人；如果誰偏離他的要求一丁點兒，就被視為撒旦的奴僕。諾克斯身上有自我陶醉者那種蠻勇，有目光短淺的狂熱者那種亢奮，有自以為是者那種令人掩鼻的傲氣。它的無情中同時潛藏著一種包孕危險的樂趣，領略自己冷酷的樂趣。他的剛愎中隱含著一種陰險的興致，欣賞自己永遠正確的興致。每逢星期天，他便站在聖賈爾斯大教堂的布道壇上，長須飄拂，儼然是蘇格蘭的耶和華，聲嘶力竭地發泄仇恨，詛咒所有不來聽他講道的人。他，這個除滅歡樂者，咬牙切齒地辱罵那些「撒旦種」，他們漠不關心，無所用心，不按他的教條，不按他的觀點敬奉上帝。這個狂熱的老人除了固執己見而洋洋得意以外，別無任何樂趣，除了自己的事業取得成功以外，別無任何公道。只要隨便哪個天主教徒或者其他方面一個對頭被除掉、或者被侮辱，他便幼稚可笑地歡欣雀躍。要是一個蘇格蘭教會的敵人被謀殺，這一可喜可賀的舉動當然出於上帝的旨意，得到上帝的支持。當可憐、瘦小的男孩弗朗西斯二世，瑪利亞·斯圖亞特的丈夫由於他那隻「不肯聽上帝的聲音」的耳朵流膿而死去時，諾克斯在傳道壇上奏起了得勝的歌曲。當瑪利·德·吉斯，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母親去世時，他興高采烈地宣講：「但願上帝大發善心使我們擺脫瓦羅亞血統的其他人。阿門！阿門！」他布道無異於咄咄逼人地揮舞著懲戒的鞭子，人們從未感受到福音的寬容與善良。只有復仇之神，只有仇恨、無情的復仇之神才是他的上帝；只有《舊約》，只有《舊約》之中關於兇殺、殘忍的記述才是他的《聖經》。他在布道時氣勢洶洶，反反覆覆地講到摩押 、亞瑪力 ，講到所有長相像以色列人那樣的敵人，說應該用火與劍來滅絕所有這些人。事實上，他是指真正的——亦即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敵人。要是他言詞激烈，痛罵耶洗別王后 ，聽眾心裡雪亮，明白它實際上指的是誰。像雷暴驟起，黑雲壓頂，來勢兇猛，遮沒了無垠的天空，閃電焦雷令人膽戰心驚，加爾文宗教思想覆蓋了蘇格蘭大地，敵對的緊張氣氛隨時都會爆發，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這個毫不動搖、自有主見的人只是自己發號施令，只要別人俯首帖耳，同這樣的人根本無法妥協。任何招撫、爭取的努力只會使他更加無情、更加傲慢、更加苛求。這種自負而頑固的習性宛如石塊，任何互諒的意圖都將撞得粉碎，這種自稱為上帝而奮鬥的人是世上最不安分的人。他們自以為聽到神諭，所以充耳不聞任何反映人情的言詞。 瑪利亞歸國還不到一個星期，就自然而然地覺得眼前這個狂熱者確實會令人不寒而慄。在她執掌政權以前，她不僅確認了全體臣民都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她本性寬容，這幾乎並不意味著一種犧牲——甚至還對在蘇格蘭有禁止公開做彌撒的法律聽之任之——這是對約翰·諾克斯的追隨者一種痛苦的容忍，用諾克斯自己的說法，他「寧可目睹一萬個敵人在蘇格蘭登陸，也不願意耳聞僅僅做了一次彌撒」。當然，這個虔誠的女天主教徒，這個吉斯家族的外甥女保留了這樣的權利，即：在家庭小教堂里不受干擾地進行自己的宗教禮儀活動。國會也並無異議，同意了這一正當要求。可是第一個星期日，在她自己家中，即在霍利羅德小教堂里剛準備好要舉行天主教禮拜儀式，就有被煽動起來的人群氣沖沖地擁到門前。教堂司事正要拿往祭壇的祝聖蠟燭硬給奪走毀掉。嘰里呱啦聲越來越響，說要把「崇拜偶像」的神父趕走，甚至幹掉。反對做「撒旦禮拜」的叫喊聲越來越激烈。眼看在女王自己家裡隨時都會掀起一場宗教風暴。幸虧莫雷勳爵——儘管他自己就是「蘇格蘭教會」的開路先鋒——趕來擋住狂熱的群眾，守住入口。禮拜儀式在惶恐不安中結束後，莫雷把嚇壞了的神父送回房間，使他並未受到傷害。公然挑釁可能引起的不幸事件終於被制止了，女王的威信也勉強保住。但是歡慶女王返國的活動——諾克斯怒火中燒譏之為「笑料」——便草草中止，讓他看著打心眼裡高興：慣於幻想的女王第一次嘗到在本國的現實中碰壁的滋味。 約翰·諾克斯 瑪利亞·斯圖亞特勃然大怒，以此回答這次侮辱。她淚如泉湧，言詞激烈，發泄著壓在心頭的怨恨。這就又一次較為清晰地反映出她迄今表現得並不明顯的性格特點。這個從小得天獨厚的年輕女子心地善良，性情溫柔，待人寬厚隨和。從宮廷里最上層的貴族，到侍女、奴婢眾口一詞盛讚她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誠懇真摯。她之所以得到每一個人的好感，因為她對誰都從不疾言厲色、盛氣凌人、自詡尊貴。由於她純樸自然，寬以待人，也就使人忘掉她所處的優越地位。但是這種大方而誠摯的基礎卻是堅定的自信，在沒有人觸動它的時候，始終看不出來。一旦有誰膽敢對此加以抵制或反抗，它馬上就會劇烈地迸發出來。這個引人注目的女子有時可以忘掉對她個人的冒犯，然而絲毫不能容忍對她王權的侵犯。 因此，這破天荒的侮辱她一刻也不能置之不理。這種肆無忌憚的行為必須從一開始就立即徹底制止。她心裡明白這要依靠誰才行。她知道就是那個異端教會裡的大鬍子煽動民眾反對她所信仰的宗教，驅使這幫傢伙上門鬧事。她馬上決定要好好地教訓他。瑪利亞·斯圖亞特從小習慣於法國的王權統御一切、子民俯首帖耳的制度，在受到上帝恩賜的感覺中長大成人，無法想像竟然有一個臣民，一個百姓與她作對。她對什麼都有思想準備，就是沒有料到居然有人膽敢公然甚至無理地同她對著幹。可是諾克斯就等著她，還巴不得她採取行動。他說：「我曾經面對眾多發怒的男子毫無懼色，並未失態，怎麼會讓這個尊貴的女子那張漂亮的臉蛋給嚇唬住呢？！」他興沖沖地趕往王宮，因為爭論——用他的話來說，為上帝的爭論——是每一個宗教狂熱者的極大興趣。上帝把王冠賜給國王，也把熱情的言詞賜給自己的牧師和使者。在約翰·諾克斯看來，蘇格蘭教會的牧師作為神權的衛士居於國王之上，他的任務是在塵世維護上帝的統治，必須毫不猶豫地揮舞凝聚著憤恨的大棒教訓那些離經叛道者，像古代撒母耳 和《聖經》裡面的士師 那樣。這就出現了如同《舊約》里所記載的場面：國王的高傲和牧師的自負發生了針尖對麥芒的衝突。這裡並不是僅僅一個女子和僅僅一個男子誰占上風的問題。這是兩種古老的思想成千上萬次後的又一次殊死搏鬥。瑪利亞·斯圖加特儘量採取溫和的態度，以求達成諒解。她隱忍了惱怒希望國家太平無事，於是彬彬有禮地開始談話。可是約翰·諾克斯打定主意對她不客氣，要讓這個「崇拜偶像的女人」看看，在世上任何有權有勢者面前稍稍低一下頭他都不干。他緘默而陰沉，不像一個被告，倒像一個原告。他傾聽著女王指摘他寫的《反對牝雞司晨咄咄怪事的第一聲號角》，因為他在這本書里認為婦女不應該擁有王權。可是同一個諾克斯，由於同一本書卻卑躬屈膝地向信仰新教的伊麗莎白祈求原諒，現在又在他的「教皇派」女國君面前，使用各種含混不清的言詞，以此固執地堅持己見。談話漸趨激烈。瑪利亞·斯圖亞特直截了當地問諾克斯，臣民是否應該絕對服從君主。瑪利亞·斯圖亞特期待的回答是「當然」。可是這個機靈的變色龍藉助譬喻硬說服從的本分也有一定的限度。他說：如果一個父親失去了理智，要想殺害自己的孩子們，那麼這些孩子就有權利把他的手縛住，把他的劍奪下。如果國君迫害上帝的孩子們，那麼他們就有反抗的權利。女王一聽到這種通過假設來表述的限制，立刻就感受到：這個神權政客對她的統治權抱著逆反的心理。「這麼說，」她問道，「我的臣民要服從您，而不是服從我嗎？這麼說是我臣屬於您，而不是您臣屬於我嗎？」 這雖然正是諾克斯的想法，但他很謹慎，在莫雷面前並沒有十分明確地把它說出來。「不是這樣，」他支吾地答道，「君主和臣民兩者都應該服從上帝。男國王應當是教會的衣食之父，女國王應當是教會的乳母。」 「可是，我並不想給你們的 教會餵奶，」女王為他措辭模稜兩可所激怒，反唇相譏道，「我要照料羅馬天主教會，我認為這才是上帝的教會。」 現在終於短兵相接了，對話已經集中到一個虔誠的女天主教徒和一個狂熱的新教徒彼此無法妥協的焦點上。諾克斯變得非常粗魯，竟說羅馬天主教是不能嫁給上帝的婊子。女王不許他使用這種污辱她良知的字眼。於是諾克斯用挑釁的口氣回答說：「良知需要真知。」他還說，他擔心女王缺乏真知。這第一次談話不僅沒有取得和解，反而加深了敵對情緒。他心裡明白：「這個撒旦不好對付」，不能指望這個年輕的女王會知難而退。「在同她爭論時，我看到至今從未在這般年齡的人身上見過這樣堅定的意志。從此，宮廷與我，我與宮廷都已一刀兩斷。」他憤恨地寫道。另一方面，這個年輕的女子也第一次意識到她的王權有多大的限度。諾克斯昂首離開宮室。他得意洋洋，因頂撞了女王而躊躇滿志。瑪利亞·斯圖亞特留在原處，悶氣鬱結，痛苦地看到自己無能為力，不禁熱淚滾滾。但這是最後一次流淚。很快她就會認識到：人們不能僅僅依靠血統關係繼承權力，還得不停地通過鬥爭和蒙受屈辱重新奪取才行。